第四節(jié)占卜 一占卜源流 占卜源起原始宗教中的前兆迷信，屬于巫術占驗范疇。人們在與自然世界的交往中，往往把一些沒有因果聯(lián)系的事象的偶合，視為神所示征兆，久之乃有利用占具為中介，進行人神間的溝通，人為制造兆象，以測未來的吉兇禍若。生存環(huán)境和生活方式習俗不同，占卜種類常異樣化?！兑住は缔o傳》有言古者庖犧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于省吾先生認為，八卦原初實為八索之占，是卜者手持牛毛繩八條擲地的索占法①。此殆出于原始游牧民族的數(shù)卜法?！妒酚洝敳吡袀鳌酚钟性疲骸白匀d，各有禎祥：涂山之兆從，而夏啟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谷之筮吉，故周王?！蓖可街?、飛燕之卜，百谷之筮，分別為傳說中夏商周三代不同的占卜類別，恐怕乃因自不同的生存環(huán)境，與生活習慣也是相關的。當然生活條件近似，占卜法有互取兼容現(xiàn)象。如《禮記·表記》有言：“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薄短接[》卷八二引《史記》云：“昔夏后啟筮：乘龍以登于天。占于皋陶，皋陶曰：吉而必同，與神交通，以身為帝，以王四海?！薄洱敳吡袀鳌酚性疲骸跋囊笥氛撸巳≥辇?。”凡卜與筮、占與筮、龜與蓍，均是一為視龜甲或獸骨兆象斷吉兇，一指據(jù)揲蓍數(shù)列定休咎，構成中國古代廣泛流行的兩種主要占卜法。卜用甲骨在河南、山東、江蘇、安徽、湖北、四川、陜西、河北、遼寧、吉林、內蒙、山西、甘肅等地區(qū)一系列考古遺址中時有出土，早到新石器時代早期偏晚階段，夏商時最為鼎盛，春秋戰(zhàn)國以降是其末聲。早先卜用骨料很雜，有龜甲及豬、羊、牛、鹿肩胛骨等，龜卜主要流行于江淮和東部濱海地區(qū)，骨卜則為中原和北方地區(qū)所通見，應與來源或產(chǎn)地有關。甲骨占卜，一般是在骨版的一面施以灼爑，使另一面因受熱作用而裂變出現(xiàn)坼紋，依其坼紋多寡、長短、縱橫等所謂兆象變化，進行占斷，以決定事情的可行性。目前所知最早的卜骨，是豫西南地區(qū)淅川下王崗遺址出土的仰韶三期羊肩胛骨，上有燒灼痕，距今約6000年左右①。最早的卜龜，出諸南京北陰陽營遺址，為一塊大龜?shù)母辜?，背面有火燒過的斑疤，正面有坼紋②，距今約五六千年前。安徽蕭縣花家寺新石器時代遺址也出有碎卜龜4片③。不過，據(jù)考古發(fā)現(xiàn)材料看，最原始的龜甲占卜似不用燒灼法。豫中淮河支流的舞陽賈湖一處距今約七八千年前的裴李崗文化遺址，發(fā)現(xiàn)有用龜殼隨葬的習俗，墓主大多為老年男女性，也有壯年男性。龜殼一般放在頭頂或脛骨部位，3～8個不等，龜背和腹緣或穿孔，可系綴流蘇類飾物，有的龜甲上還契刻有符號，龜殼內裝有數(shù)量、大小、形狀、顏色不一的小石子①。安徽含山凌家灘一座距今約4600年前墓葬，出有可綴繩玉龜，內夾八角星紋玉片。這些很可能是墓主生前從事巫術占驗的冷占卜法器，具體卜法雖不詳，然與后來的的龜視兆是不同的，但在視龜持有能溝通人神間聯(lián)系中介的靈性方面卻是一致的?！恫┪镏尽酚性疲骸褒斎q，游于卷耳之上，故知吉兇?！雹凇痘茨献印ふf林訓》云：“必問吉兇于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贝蟾琵?shù)拈L生和易畜養(yǎng)等生理特牲，是龜靈觀念產(chǎn)生的由來。賈湖遺址又發(fā)現(xiàn)一座半地穴式居宅，室內有九個灰土洞，內一個底部也埋有一個完整龜甲，可見龜靈觀念對當時社會生活的影響。距今約五六千年前后，以龜隨葬的習俗在不少地區(qū)某種特殊社會階層中得以流行。如在漢水上游，屬于仰韶文化時期的墓葬，在陜西西鄉(xiāng)何家灣遺址有1墓出龜1個，陜西南鄭龍崗寺遺址有3墓出龜3個③，河南淅川下王崗遺址6座仰韶一期墓共葬龜9個④。四川巫山大溪遺址有4墓隨葬龜。長江下游江南地區(qū)武進圩墩馬家浜文化遺址有1墓隨葬龜1個。東部濱海地區(qū)大汶口時期墓葬共發(fā)現(xiàn)39墓出龜53個，其中大汶口遺址有11墓出龜20個，山東兗州王因遺址有3墓出龜3個，茌平尚莊遺址有1墓出1龜，江蘇邳縣大墩子遺址有15墓出16龜，劉林遺址有9墓出13龜⑤。東部地區(qū)的葬龜，有的涂朱彩，有的龜殼上穿孔，內裝許多砂粒、小石子或骨針、骨錐之類，與豫中舞陽賈湖遺址的葬龜形態(tài)有明顯的承繼關系。各遺址葬龜墓數(shù)與總墓數(shù)的百分比大體在1.16～8.27之間，平均百分比為4.04，似表明各居民共同體中有少數(shù)人生前從事于龜?shù)睦湔疾芳袄谬旍`觀念進行巫術占驗行醫(yī)。大概龜?shù)睦湔疾贩ê笥峙c各地較為流行的灼■骨卜法相結合，遂開啟出甲骨占卜并行不悖的上古占卜之俗。如山東茌平尚莊遺址出有三期的經(jīng)燒灼卜骨①，河南淅川下王崗遺址出有經(jīng)燒灼的羊胛骨，屬仰韶三期，似均表明同地早先固有的龜靈觀念是具備向龜卜習俗轉化的內在條件的。南京北陰陽營遺址骨卜與龜卜并見，卜骨經(jīng)整治，有鉆有灼，昆得比較成熟，龜卜則僅施火灼，較為原始，這多少反映了龜卜與骨卜合流的早期狀態(tài)。距今4000年前的龍山文化時期，甲骨占卜廣為流行，但中原地區(qū)主要盛行骨卜，大多利用豬、羊、牛、鹿的肩胛骨作占卜材料，卜骨一般都不加刮削整治，僅施火灼，受限于骨料厚度，骨上通常不見卜兆裂紋，也不見后世卜者為控制骨上兆坼變化而施行的所謂鉆、鑿等技術性處理內容。夏代基本承之，下表舉有關考古遺址出土卜骨以觀其概：不難看出，夏代占卜用的骨料，大多是牲畜的肩胛骨，乃取其面大骨薄利于施的之故，但在黃河流域豫北、冀南和晉中南地區(qū)，主要用豬、羊、牛胛骨，在漢水和淮水流域上游地區(qū)及夏代的東方地區(qū)，則又多出鹿胛骨，這應與各地的物質自然經(jīng)濟來源有關，大體是選用當?shù)刈钜椎没蛐箴B(yǎng)之獸畜，取其骨為占具，當如《淮南子·汜論訓》所云：“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一般說來，夏代的卜骨整治情況是相當差的，較之龍山時期卜骨無多大差異，火灼是其主要占卜法，與后來商代甲骨上常見的刮、削、鋸、切、磨等精粗技術性整治處理和鉆、鑿、灼并施相比，顯得原始得多。不過，也應看到，夏代東方地區(qū)的占卜文化，又顯然比中原地區(qū)要高出一籌，其卜骨的整治和占卜形態(tài)已居當時的領先地位。另外承本地區(qū)大汶口時期龜靈觀念的前緒，至龍山時期已先于中原地區(qū)而出現(xiàn)了灼龜視兆的新的占卜之俗，這方面的演進，以山東泗水尹家城遺址的考古發(fā)現(xiàn)較具代表性，述之于下：在龍山文化層，出有完整的卜用龜腹甲，火灼透過龜版，正面猶可見到灼焦痕。在岳石文化層（相當夏代），出有卜用牛、鹿肩胛骨，經(jīng)加工整治，邊緣刮削過，有鉆有的。在商代文化層，出牛、鹿胛骨和龜腹甲，牛、鹿骨經(jīng)刮削粗磨，有的加工較精，骨脊削平，周邊修平，關節(jié)鋸除，有鉆有灼，鉆有單鉆、雙聯(lián)鉆、三聯(lián)鉆之分。龜腹甲背部經(jīng)刮削粗磨，有大小鉆孔和的，正面有焦痕，還有短直卜兆裂紋①。顯而易見，夏代東方的占卜文化是大大領先于中原地區(qū)的，其龜卜與骨卜并舉，實自龍山時已開啟，人們?yōu)榭朔坠钦疾飞系碾S意性和盲目性，很早就通過對甲骨的整治加工和施用鉆灼等占卜手續(xù)，以使易于見兆，進行力能所及的人為控制，反映了人們正有意識地把生活經(jīng)驗和自身的積極追求貫施到甲骨占卜的兆象解釋方面。這種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認識飛躍，在中原地區(qū)則遲至商代才普遍出現(xiàn)。如河北磁縣下七垣遺址，夏代文化層僅出有未經(jīng)整治的有的羊胛骨之類，而至商代早中期文化層，驟然出現(xiàn)了龜卜和骨卜，甲骨的整治技術和鉆鑿的并施占卜法一下與東方地區(qū)拉平②。說明隨著商代的對外交往交流，東方文化因素始大量溶入中原地區(qū)。河北邢臺曹演莊商代遺址，占卜骨料有牛、羊、鹿、豬的肩胛骨和龜骨，其中牛胛骨多經(jīng)削除骨脊和切去半臼，有鉆有灼，又有用牛頭蓋骨占卜者，龜則腹甲、背甲兼用，鉆鑿灼并施，而羊、鹿、豬胛骨均不加整治，另外早期出骨多，豬骨也只見于早期，晚期出龜多③。表明商代卜用骨料的主流，已逐漸限為龜甲和牛胛骨。從商代前期王邑鄭州商城的考古發(fā)現(xiàn)看，卜用骨料占大宗者為牛胛骨，其次是龜甲，還有少數(shù)鹿、羊、豬、狗胛骨。占卜形態(tài)可分三種情況，一是僅施火的，以牛、豬骨為多；二是先鉆后灼，以牛骨為多，龜甲次之；三是鉆鑿后的，以龜甲為多。其鉆有單鉆和雙聯(lián)鉆，既深且密①。至晚商殷墟王邑，甲骨占卜盛極一時，骨料主要采用牛胛骨和龜甲，又有用牛肋骨、象骨、鱉甲者。近年還發(fā)現(xiàn)有用人髖骨占卜的②。凡刮、削、鋸、切、磨、修、穿孔以系等，已成為例行的整治公事，各類形制的鉆鑿灼又顯示出相應的世代特色，且排列有序，組合規(guī)范。當時還常以一定的公文形式在甲骨上契刻下占卜的內容，可稱之為卜辭，重要者還涂朱涂墨，另又有署甲骨來源及整治者等關及占卜的記事文字。此外還有一些純出銘功或敘事的甲骨朱書、墨書及契刻文字，包括人頭骨刻辭、虎骨刻辭、兕骨刻辭、鹿頭骨刻辭、牛頭骨刻辭等等。殷墟甲骨上的兆象顯現(xiàn)，因鉆鑿灼手段的諳熟而極為規(guī)整，兆坼大多呈卜字形，縱橫有致，已擺脫了原始雜亂無章或無兆象的兩分極端形態(tài)?！渡袝ず榉丁酚浻袀髡f為夏代的五種卜骨兆象：“曰雨、曰霧、曰蒙、曰驛、曰克”，孔傳云：“卜兆有五：曰雨，兆如雨下也；曰霽，兆如雨止也；曰■，兆氣蒙也；曰圜，兆氣落驛不連屬也；曰克，兆相交也?！比粢砸曇笮娌芳坠巧险综宓纳镄螒B(tài)，恐怕是難以對上號的，倒是與龍山時期或夏代的甲骨兆坼裂紋之混雜多變有接近之處，這類兆象分類的原始意味很濃，似不會出自殷人，但也恐非向壁虛構，很可能即本之夏人的卜兆分類。殷墟甲骨兆象的人為控制因素極其明顯，兆坼變化的盲目程度已有較妥善的克服，顯然當時的卜人集團，在利用甲骨占卜為中介，進行人神間的溝通交流時，每賦以人的主觀能動因素，力圖以積極態(tài)度面對客觀事物的因果聯(lián)系?！蹲髠鳌ぐЧ四辍芬断臅吩疲骸肮僬嘉鼙沃?，昆命于元龜”，杜注：“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后也。言當先斷意，后用龜也。”確切他說，用龜不是夏人卜俗，實盛行于商代，言官占先斷意，后用龜，倒較切合晚商官方的甲骨占卜場合，人的意志和認識所及，在對規(guī)整的甲骨兆象占斷過程中，是有可能賴此特殊思維模式，對客觀事物的因果表象貫以比較理性的判斷解釋的。 二殷商王朝的占卜制度 （一）占卜制的要質與內核 甲骨占卜形態(tài)的演變，大致與先秦社會的歷史進程相同步，構成推移當時精神生活的重要內容，實踐經(jīng)驗的富積，認識思維的提高，社會觀念的嬗遞，政治制度的漸進，催激著甲骨占卜由濫而專、由盛而衰的轉化?！安芬詻Q疑”①，“不違卜筮”②，以甲骨占卜為日常生活的行事準則，自夏代而歷商代是其鼎盛時期，但個中醞釀的變革要素，在商代已產(chǎn)生，從殷商王朝的甲骨占卜制度，可看到這一衰落趨勢之必然。據(jù)殷墟出土甲骨文材料，知晚商人們面臨生老病死、出入征伐、立邑任官、田獵農(nóng)作、天象氣候變幻、婚姻嫁娶、祀神祭祖等等，事無巨細，每以甲骨占卜進行預測，定其事情的可行性，由此確立了一套甲骨占卜制度，舉凡大要者有四：曰一事數(shù)貞，正反對卜，同事異問；曰習卜之制；曰三卜之制；曰卜與筮之參照聯(lián)系。殷商王朝統(tǒng)治者有在甲骨上反復貞問某一事情，如：甲午卜，賓，貞■丁無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貞■丁其有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武丁時龜腹甲；《丙》61）乙丑卜，……。弜又。又妣辛妣。祼又。其用茲卜。惟茲卜用。乙丑卜，惟（此省略“茲卜用”三字），（廩辛康丁時牛肋骨；《合集》31678）“無貝”與“有貝”，一事數(shù)貞，正反對卜，其下一至十之類的數(shù)字為序數(shù)，是指灼龜時的占卜次序。下一例是同日同事同骨多貞，為侑祭妣辛一事，從不同角度反復卜問至七次以上。這類一事數(shù)貞，正反對卜，同事異問，大都占卜于同日同時，目的在于利用甲骨為中介，充分進行人神間的溝通聯(lián)系，以使人的意愿為神所細察，求得神的容納和保祐，這無疑比單純的“不違卜筮”觀念進了一大步。除同日同時的反復卜問外，又有異日異時的因襲占卜，如：一、庚申卜，王，貞獲擊。一庚申卜，王，貞雀弗其獲擊。一癸亥卜，■，貞翌乙丑多臣■缶。一二翌乙丑多臣弗其■缶。一二（一期龜腹甲；《丙》1）二、辛亥貞，王正召方，受祐。癸丑貞，王正召方，受祐。其正。乙卯貞，王正召方，受祐。丙辰貞，王正召方，受祐。（三四期牛胛骨；《屯南》4103）三、壬申卜，貞王賓歲，亡尤。癸酉卜，貞王賓歲，亡尤。（五期龜腹甲；《合集》38493）上舉三例，均是在同版甲骨上連日或相隔數(shù)日占卜同事。第一例的庚申和癸亥兩個卜日，前后隔了4天，而每個卜日的占卜，又正面問與反面問，一至數(shù)回不等，但大都是以龜腹甲的中縫為界，左右對的，井然有序，這也是武丁時龜卜的一個特色。在不同時間再度因襲前事而進行的占卜，殷人專名之為“習卜”①，如：習茲卜，王其■，戊申。（《合集》31667）癸未卜，習一卜。習二卜（同上31672）習二卜，冊至。（《蘇聯(lián)》50）乙□□，■□卜。習二卜。習三卜。習四卜。（《合集》31674）……習龜卜，又來執(zhí)其用，[王受又]。（同上26979）□□卜，習■一卜，五……（同上31669）惟習……。茲用。（同上39441）習者，襲也，重也，因也，習卜是后因前的占卜。文獻亦見，《尚書·金■》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大禹謨》云：“卜不習吉”，孔疏云：“習是后因前。”《左傳·襄公十三年》云：“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杜預注：“五年五卜，皆同吉，乃巡守，不習，謂卜不吉?！庇袑W者主張，習卜是得吉兆之后又得吉兆。未免太絕對化，上引文獻即有“習吉”與“卜不習吉”之說。習卜無非是因襲前事的重卜，總有其特殊原因，有可能前卜得吉，但臨時又發(fā)生一些變故，于行事不利，如天候惡劣、人事周折、準備不足等等之類，乃不得不再度占卜。但也可能前卜不太理想，與人王意愿有違，唯其事又勢在必行，故再三占卜，以求保持人神之間的深入溝通，從而達到人的意愿與神的意志的統(tǒng)一性?！洞呵铩贩踩龝笫辰寂＝腔蚱淠w肉，有“改卜?！敝e②?！洞呵铩ば辍酚钟性疲骸敖寂Ｖ趥?，故卜牛，牛死，乃不郊”，《公羊傳》謂“養(yǎng)牲養(yǎng)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楊伯峻先生指出：“改卜之牛又死，于是不行郊祭，傳于此云‘非禮’，似當再卜牛，不能廢郊?！雹劭梢姽糯牧暡坊蚋牟罚杂衅渥儺愒?，前卜得吉或不吉，均可再行重卜，然所卜事情則以“后因前”的因襲關系為特征。言“習一卜”是續(xù)前一卜的重卜，至“習四卜”是第五輪占卜，“習茲卜”是專就先前一事數(shù)貞中的某一卜再行占卜，其占卜時間應有前后間斷。習卜有在原先卜用的甲骨上施行，也有重新起用新的甲骨，如先前用龜卜，后又用骨卜，牛胛骨上所見“習龜卜”、“習■一卜”者，大抵類此。習卜之制，無非為了使甲骨占卜兆象獲得更理想的結果，更適應事情的可變性，也是人們出于應變復雜事態(tài)而力圖在占卜場合發(fā)揮其主觀能動因素的努力所致，這意味著“不違卜筮”的社會傳統(tǒng)觀念正處于削弱和衰落之中。殷商王朝的甲骨占卜，除了反復貞問一事于一龜或一骨外，通常同時利用數(shù)塊甲骨反復占卜同事，甲骨上每署以相同的數(shù)目字，名為卜數(shù)，即同次卜用甲骨的基數(shù)，與上述同塊甲骨上序占卜次序的一至十之類的所謂“序數(shù)”，性質不一樣①。武丁時有同時卜用五龜②或卜用九塊牛胛骨者③，但在一般場合已降為三卜，以后漸成常制④。如：A. 己亥卜，爭，貞王勿立中。一（《歐美亞》200）已亥卜，爭，貞王勿立中。二（《合集》7367）己亥卜，爭，貞王勿立中。三（同上7368）B. 壬戌卜，用侯屯自上甲十示。一壬戌卜，乙丑用侯屯。一癸亥卜，乙丑用侯屯。一癸亥卜，乙丑易日。一（《合集》32187）壬戌卜，于五示用屯。二壬戌卜，用屯乙丑。二癸亥卜，用屯乙丑。二甲子卜，乙丑易日。允。二（《屯南》2534）壬戌卜，用侯屯自上甲十示。三壬戌卜，于五示用侯屯。三癸亥卜，乙丑易日。三（《合集》32189）A、B兩例，一屬一期，一屬四期，均為卜用三骨，骨上的卜數(shù)一、二、三，分別表示第一、二、三塊卜骨。B例的異日“習卜’，又顧及祭日天氣的變化因素，但均在原骨上施卜，卜數(shù)因襲。三卜制的確立，是與殷商王朝卜官建制相應的。甲骨文云：庚申卜，旅，貞惟元卜用。（《合集》23390）習元卜。（《合集》31675）己酉卜，大，貞惟右卜用。（同上25019）丁卯，右卜，兄不歲用。（同上41496）右卜。（《合集》28974；《京津》2539）……王祼……非，左卜有祟……（《合集》15836）……入商。左卜占曰：弜入商。（《屯南》930）元卜、右卜、左卜，乃分指三卜的三塊甲骨，或因三人同時占之，故亦指人，設職以稱。元者，首也，有首位第一之義，甲骨文中每以“王占”居首要位置，則元卜非王者莫屬。又殷人言左右，大多是先右后左，則右卜應為第二卜，左卜為第三卜?！抖Y記·禮運》云：“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币笊掏醭恼疾沸螒B(tài)，大概也是王者的元卜居中，右卜和左卜分居兩側為配角。所謂“習元卜”，是后續(xù)王者元卜的再貞，為三卜制和習卜結合形態(tài)。三卜制在具體實施時，比較規(guī)范的形式是每一卜由一人貫徹終始，但大多數(shù)場合往往由商王和右、左卜分別主持每一卜的某個主要占卜環(huán)節(jié)，尚有一些神職人員為輔助，群稱為“多卜”①。《周禮·春官》有卜師，“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垂氏掌共爑契”，“占人掌占龜，以■吉兇?！贝蟾派檀拿?、鉆鑿、燋灼、占坼、辨兆象、記效驗乃至卜辭的契刻等，各有專人分司其事?！抖Y記·玉藻》云：“卜人定龜，史定墨（兆廣），君定體（兆象）?！薄吨芏Y·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兆氣），史占墨，卜人占坼（兆舋）?！边@種君、史、卜三位一體的占卜程式，當源出晚商三卜制。據(jù)張秉權先生研究，晚商已產(chǎn)生了以三的數(shù)目代表全體和整體的觀念②。三卜制也具備這層意義。《國語·周語上》云：“人三為眾。”三卜制通過以元卜、右卜、左卜三者為主的占卜，寓意于取得人神間的全面溝通交流?！豆騻鳌べ夜荒辍罚骸叭?，禮也”，何休注：“三卜，吉兇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大概殷商王朝三卜制的形成，也意在構建代表整個統(tǒng)治集團政治利益的占卜禮制。不過，殷商王朝的三卜制，是將王卜、“王占”放在舉足輕重的位置，卜人的占斷一般與王卜、王占相呼應，如：丁酉卜，王，貞勿死。扶曰：不其死。（《外》240）乙亥卜，自貞。王曰：有孕，嘉。扶曰：嘉。（《合集》21072）丙寅卜，葉，王告取兒。葉占曰：若，往。（同上20534）王其■，不遘雨。右曰：帝。（同上30111）丙寅卜，■貞。卜竹曰：其侑于丁■。王曰：弜疇，翌丁卯率，若。己已卜，■貞。咼曰：入。王曰：入。允入。（同上23805）顯而易見，卜人的占斷有效地維護著神的旨意和人王尊嚴之間的統(tǒng)一性，商王在占卜過程中握有決定性的權威。說明這種三卜制是建立在信奉神靈和服從人王的社會政治制度基礎上的，是借宗教崇拜信仰以樹立對人王的絕對服隊。三卜制有可能把人王擺到與神靈同等重要的位置，但其占卜后效如何，卻又取決于人王實際生活經(jīng)驗和治理國家的政治才能，取決于人王如何巧妙運用甲骨占卜的特殊思維模式，對客觀事物的因果表象作出比較合理的判斷推測，當然這也必然伴隨著某種風險，因為錯誤的預測，有可能影響到王權的穩(wěn)固，損傷人王的威信。事實上晚商的卜官集團也已采取種種彌補措施，設法掩飾或沖淡商王在占斷中的錯誤預測。美國吉德煒教授即已注意到武丁時不少卜辭不記占辭和驗辭，有些雖有驗辭，卻既不證實也不否定王的占辭，有些驗辭只是對王占作出補充修正或進行閃爍其詞的答復，以期維護商王在占卜上的魅力，及至后來幾王的占卜，更遠不如武丁時代真實，操縱玩弄的痕跡極為明顯①。說明隨著晚商占卜禮制的確立和王權政治制度的深化，傳統(tǒng)的“卜以問疑”、“不違卜筮”的神圣觀念已遭到?jīng)_擊和動搖，甲骨占卜也日趨公式化而呈衰落之勢。但也必須指出，隨著殷商王朝三卜制的確立，右卜和左卜兩大卜官系統(tǒng)，有可能形成朝中各自握有相當權勢的兩大支系，在王權政治中扮演其各自的政治角色，并以其卜法知識的專屬和神職的世替，尾大不掉而累續(xù)為占卜上的兩系，這在殷墟甲骨形態(tài)有揭示。《洪范》言“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兇”，是知占卜的兩系對王權體制和貴族社會生活影響不小。 （二）卜筮并用 晚商王朝的占卜制度，除以同事數(shù)貞、異時習卜，及以王占為核心、右左卜官建置為兩系的三卜制，構成其重要特征外，官方的甲骨占卜，又有與中下層社會久已流行的手續(xù)簡單的筮占法相補綴，卜筮并用，兩相參照聯(lián)系。筮占是數(shù)占，《左傳·僖公十五年》云：“龜，象也；筮，數(shù)也?！薄妒酚洝敳吡袀鳌吩疲骸啊霾叨〝?shù)，灼龜觀兆?！斌哒寂c甲骨占卜以兆象變化斷吉兇不同，是據(jù)揲蓍草所得數(shù)字變化定休咎禍福，似源起原始社會簡單的數(shù)學運算法，后變?yōu)檎疾肥侄微??！吨芏Y》有言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薄兜弁跏兰o》有謂“庖犧氏作八卦，神農(nóng)之為六十四卦，黃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薄哆B山》、《歸藏》、《周易》即是三部古老的筮占匯集，唯《周易》流傳至今?！渡胶＝?jīng)·海外西經(jīng)》郭璞注有引《歸藏》佚文：“夏后啟筮：御龍以登于天，吉?！贝蟾拧哆B山》、《歸藏》主要本之夏商人的筮占材料。《尚書·洪范》記有傳為夏禹時兩種筮占兆象分類：“曰貞、曰悔?！薄妒辣尽酚猩檀笪鞎r“巫咸作筮”之說，恐怕不是向壁虛造。考古出土的古代筮占數(shù)列符號，自張政烺先生真正釋讀出后，發(fā)現(xiàn)已不少，早起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晚期，下至戰(zhàn)國時期，屬之商代者，在殷墟王邑及山東平陰朱家橋遺址均有出土，年代為晚商時期②。晚商的筮占數(shù)列符號主要見諸陶器、陶范、磨石、甲骨之上，學者多有董理闡發(fā)③。商代筮占中出現(xiàn)的數(shù)字，今已知有一、五、六、七、八、九，筮數(shù)形式有六個爻的重卦，三個爻的單卦及四個爻者。其易卦的爻變均是在上卦相同的條件下，下卦各爻皆可變，變卦既可將奇數(shù)變偶數(shù)（陽變陰），偶數(shù)變奇數(shù)（陰變陽），也可奇數(shù)變奇數(shù)（陽變陽），偶數(shù)變偶數(shù)（陰變陰），均比《周易》顯得原始而靈活①。殷墟甲骨上所見筮數(shù)見下表： 如上示，三爻的單卦只見于一期武丁時，以后又推演出四爻及六爻的重卦，晚期形式主要為六爻，顯示了筮占由簡而繁復的發(fā)展過程。另外，這些筮占似已萌發(fā)類于《周易》的奇陽（一）偶陰（一）的陰陽數(shù)術觀念，特別是三爻和六爻的卦畫形，頗可與《周易》相應卦畫、卦名參照，表明《周易》的形成過程中似吸收了商人筮占法而有其新釋及淘汰。再者，卜龜上的“九六”爻數(shù)，或可對文獻說的“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作出修正，證明商人筮占與《周易》實一脈相承。卜龜上的一組五列平行短線符號似屬當時存在的另一種數(shù)占法，有學者疑與《太玄》有淵源關系，不失為較具啟發(fā)意義之說。應指出者，這些記有筮數(shù)的骨料均是卜用的甲骨，有的還兼記卜辭，反映了卜與筮的結合。李學勤先生曾分析西周甲骨上有在卜兆邊記筮數(shù)，認為這些筮數(shù)都是卜前所行關于同一事項揲筮的結果，與卜兆有參照的聯(lián)系，卻不是由兆象得出來的①。這同樣適合于上表材料?！抖Y記·曲禮上》云：“卜筮不相襲”，鄭玄注：“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策。”似古代卜筮并用時是有若干忌諱的。《周禮·春官·筮人》：“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后卜”，鄭玄注：“當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有漸也，于筮之兇，則止不卜。”可能在卜筮并用時，若先筮后卜，筮占必須逢吉，才能繼之以卜，若筮占不吉，再卜就是褻瀆龜策。但若先卜后筮，似無此忌，如《左傳·僖公四年》記晉獻公欲娶驪姬，“卜之，不吉；筮之，吉”，卜人說：“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笨梢姴凡患钥衫^以筮，但一般要服從于甲骨占卜的結果。這種忌諱應出自重龜輕筮觀念?！秲x禮·士喪禮》賈疏即說：“龜重，威儀多；筮輕，威儀少?！鄙媳碛械牟饭巧嫌小凹钡牟敷哒紫?，知晚商已產(chǎn)生了“卜吉則筮”或“筮吉則卜”的占卜禮制。商代晚期的筮占每以成組出現(xiàn)，表中有兩例甲骨上均為三個重卦成一組，與《曲禮上》說的“卜筮不過三”契合。特別是其中一例，出土時同坑共出三塊牛胛骨，另一例卜龜上的三個重卦，據(jù)肖楠說，字體和契刻風格不同，可能出自三人之手。表明隨著晚商卜筮并用的出現(xiàn)，甲骨三卜之制也相應在向卜筮三人占形式過渡。晚商漸趨僵化的甲骨占卜制度，當其吸收進流行于中下層社會的筮占法，無疑增添了一定的活力?！逗榉丁肥鲆蠖Y有“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可見這種卜筮制度的出現(xiàn)，在當時有可能造就政治制度的松動，促進早期民主意識，唯惜周滅商而使這一發(fā)展遽然中斷。但從晚商思想成熟程度言，早先的甲骨占卜是擺在客觀事物主體和人的主觀認識客體之間，人的直接觀察對象不是客觀事物本身，而是甲骨兆象變化，人只是憑其主觀臆想對知覺表象進行感性猜測，還談不上具有合乎邏輯的判斷和抽象的思維；然筮占卻已初具數(shù)學邏輯推演，盡管仍束縛于傳統(tǒng)鬼神崇拜意識，但其中畢竟蘊育著原始哲學思想上辯證法的運動與變的認識因素。這也是卜筮制度為后來長期沿襲的頑性和魅力所在。 ① 于省吾：《伏羲氏與八卦的關系》，《紀念顧頡剛學術論文集》，上冊，巴蜀書 社，1990年。 ① 《浙川下王崗》，文物出版社，1989年，200頁，又圖版五三·8。 ② 《南京市北陰陽營第一、二次發(fā)掘》，《考古學報》1958年1期。 ③ 《1959年冬徐州地區(qū)考古調查》，《考古》1960年3期。 ① 《舞陽賈湖遺址的試掘》，《華夏考古》1983年2期，《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二至六次發(fā)掘簡報》，《文物》1989年1期。張居中：《舞陽賈湖遺址出土的龜 甲和骨笛》，《華夏考古》1991年2期。 ② 《太平御覽》卷七二八引。 ③ 《龍崗寺——新石器時代遺址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90年，176頁。 ④ 《淅川下王崗》，342～348頁。 ⑤ 高廣仁、邵望平：《中國史前時代的龜靈與犬牲》，《中國考古學研究》，文物 出版社，1986年。 ① 《山東茌平尚莊遺址第一次發(fā)掘簡報》，《文物》1978年4期。 ① 《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圖版六九：1；197頁，圖版七八：3；252頁，圖版九九：2、3，圖一六六。 ② 《磁縣下七垣遺址發(fā)掘報告》，《考古學報》1979年2期。 ③ 《邢臺曹演莊遺址發(fā)掘報告》，《考古學報》1958年4期。 ① 《鄭州二里崗》，科學出版社，1959年，37～38頁?！多嵵菪覃释醮暹z址發(fā)掘報告》，《考古學報》1958年3期?！多嵵菽详P外商代遺址的發(fā)掘》，《考古學報》1973年1期。 ② 《19821984年安陽苗圃北地殷代遺址的發(fā)掘》，《考古學報》1991年 1期。 ① 《左傳·桓公十一年》。 ② 《禮記·表記》。 ① 別詳拙作：《殷人“習卜”和有關占卜制度的研究》，《中國史研究》1987年4期。 ② 分別見《成公七年》、《哀公元年》、《定公十五年》。 ③ 《春秋左傳注》，667頁。 ① 參見劉淵臨：《殷虛“骨簡”及其有關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9本上冊，1969年。 ② 參見張秉權：《卜龜腹甲的序數(shù)》，《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上冊，1956年。又同：《論成套卜辭》，《同集刊外編第四種》，1960年。 ③ 如《合集》6860～6863、6883～6886，是卜用九骨的兩例，分別都有一塊骨上的卜數(shù)是“九”，知為第九塊卜骨。 ④ 別詳拙作：《論古代甲骨占卜的“三卜”制》，《殷墟博物苑苑刊》創(chuàng)刊號，1989年。 ① 《合集》24144。 ② 參見張秉權：《甲骨文中聽見的數(shù)》，《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6本3分，1975年。 ① 吉德煒：《中國正史之淵源：商王占卜是否一貫正確？》，《古文字研究》第13輯，中華書局，1986年。 ① 參見彭邦炯：《商史探微》，重慶出版社，1988年，300頁。 ② 張政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1980年4期。 ③ 參見張亞初、劉雨：《從商周八卦數(shù)字符號談筮法的幾個問題》，《考古》1981年2期；鄭若葵：《安陽苗圃北地新發(fā)現(xiàn)的殷代刻數(shù)石器及相關問題》，《文物》1986年2期；肖楠：《安陽殷墟發(fā)現(xiàn)“易卦”卜甲》，《考古》1989年 1期；曹定云：《殷墟四盤磨“易卦”卜骨研究》，《考古》1989年7期。 ① 見上引鄭若葵文。 ① 李學勤：《西周甲骨的幾點研究》，《文物》1981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