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jié)作息起居習俗 中原地區(qū)筑室而居的定居生活的確立,作息習俗即大致同時形成。史傳堯時有壤父五十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⑥。舜時有善卷,“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養(yǎng),日出而作,日入而息”⑦。農耕生產(chǎn)方式與定居息息相關的關系,使人們在按照大自然安排的“作息時間表”進行生存斗爭的同時,自覺將“日作、夜息”作為約定俗成的社會行為準則。人們“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息”①,作息時間的社會化,和人們最初對日常生活事象的先后次序所作的分段記時,無不反映著當時作息起居習俗的基本內涵。人們最先的記時,大概只是把白天和黑夜作為一天中計量時間的基本單位,后來出于對日夜交替現(xiàn)象的觀察,又有更小時間單位的測定,《管子·廟合》云:“日有旦暮,夜有昏晨”,旦暮昏晨恰恰代表了日夜交替界限的小時間段。這種原始時間概念的產(chǎn)生是相當早的,旦字很早就見于大汶口文化時期的陶文,字象山上的云氣承托著初出山的太陽②,似寓記時和序方位的意義。到殷商時代記時已十分系統(tǒng)化和制度化,甲骨文所見的記時制是一種尚在完善之中的不均勻分段記時制,其記時情況如下頁表③。武丁時大致是把一天分為十二個時間段,祖庚祖甲時材料缺如,不很清楚,虞辛以后記時趨于細密,一天分為16個時間段,白天自旦至■分10段,夜間自昏至夙分6段。各段時間稱名,除一批出自日月運行觀察知識者外,像辳、郭兮、寤、■、住、大食、小食、大采、小采、夙、■等,均來之日常生活用語,涉及到當時的生產(chǎn)實踐、居住生活習俗和宗教活動等方面。辳即農的初形,本意指用蜃器披除雜草,《淮南子·汜論訓》云:“摩蜃而耨”,它反映了當時的農耕生產(chǎn)狀況。用農字作時稱來記某一固定時間,一方面說明“民之大事在農”④,同時又揭示了“日出而作”的作息習俗。郭兮又單稱郭,它辭云:“昃至郭不雨”(《掇》1·394)。《說文》云:“郭,度也,民所度居也,”它本是反映筑室而居生活狀況的用語。從建筑學看,郭是多室組合的形體概念。早在仰韶文化晚期,住宅已出現(xiàn)了明暗套間,甘肅東鄉(xiāng)林家聚落遺址發(fā)現(xiàn)一座半地穴或呂字形住宅(F16),雙室相連,各設一灶,主室又隔出小套間,用來貯藏物品50000023_84_1①。龍山文化時期,連間和套間的組合式建筑普遍出現(xiàn),鄭州大河村遺址發(fā)現(xiàn)四室并連的地面式建筑(F6—9),其中一間又隔成內外套間,四室最小的一間面積僅1.04平方米,是個儲藏室②?;橐黾彝ズ图易迦丝诘脑鎏?,使人們不斷為改善居住條件而作出努力,倉房、壁龕,窖穴、畜閑等輔助性生活設施,構成了居室格局的有機組成部分。偃師二里頭夏末都邑遺址發(fā)現(xiàn)的多室排屋和大型廊龐式宮室建筑群,商代組合復雜的宮室和一般貴族的宅落,以及甲骨文名目繁多的室名、公館和西倉之類,反映著一時代不同階級和等級的“度居”情況。用表示房屋組合形體概念的郭字來表示日落前某一特定時間,正是對“日入而息”作息習俗的廣泛社會事象一次有意識的再確認。寤字是表示下半夜至天明前的時間專詞,本意指室內一人在床上呵呼虛吸的睡眠狀。原始時期無所謂床第家具設備,只在住屋中央設一灶炕,人們夜間則圍爐而臥。為避免潮濕或寒氣,人們很早就相當注意地坪的鋪筑,所謂白灰面、燒土面等等,相繼發(fā)明。安徽肥西古埂遺址一座5000多年前的地面式房址,屋內有長4米,寬1.5米,高0.42米的紅燒土臺睡坑③。陜西臨潼姜寨一期房屋遺跡,每每有高出居住面的土臺,具有土床的實效。河南安陽后岡龍山時期房屋,有的地坪用排列緊密的木條鋪成④。河南郾城郝家臺龍山期古城還發(fā)現(xiàn)用木板鋪地的房址⑤。遼寧旅順于家村遺址發(fā)現(xiàn)的4000年前后的房址,地坪鋪有排列整齊的木棍①。陜西綏德小官道龍山遺址房屋,有用當?shù)禺a(chǎn)頁巖石板鋪設地坪和屋頂②。這些房屋裝修設施的發(fā)明,不僅起了一定的防潮作用,也提高了居住空間實體的衛(wèi)生整潔和生活舒適程度。與此同時,美的追求已使原始先民對居室的裝飾發(fā)生了興趣。姜寨仰韶遺址的地面或房址,每每有用手指或其它尖細工具按壓及剔刺的各種幾何裝飾圖案,如以圓窩、方窩、線條等為母題組成三角、平行線或長方形圖案③。華縣泉護村龍山時期房址,白灰面地坪,又配以涂朱紅色的墻壁,十分顯目④。綏德小官道以及山西石樓岔溝龍山時期房址⑤,有的白灰面墻體壁根繪有一圈紅色線條。陶寺遺址出有幾何形圖案的白灰墻皮⑥。遼寧牛河梁紅山文化建筑遺跡,出有彩繪壁飾,有繪赭紅間黃白色交錯三角紋幾何圖案,有繪赭紅色勾連紋圖案⑦。到了商代,貴族階層的居室,內部裝飾更趨華美,文獻稱商代宮室“宮墻文畫,琱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⑧。甲骨文有“文室”、“麗室”之稱?!吨駮o年》謂“紂作瓊室,立玉門”。殷墟甲十一基址用銅礎立柱架梁;西北岡王陵區(qū)1001號大墓出有白色大理石立體雕像的柱旁裝飾建筑構件⑨,可見設想當時宮室內部的裝潢藝術也一定很富麗堂皇的。甚至連殷墟的王室手工業(yè)作坊,白灰面墻壁也繪有紅色花紋和黑色圓點組成的圖案⑩。盤龍城商代方國貴族墓葬,棺槨雕花,陰線涂朱,陽面涂黑,色彩斑爛;洛陽東郊商代地方貴族的墓內,曾發(fā)現(xiàn)紅、黃、黑、白四色布質畫幔①;可能即是居室裝飾藝術的再現(xiàn)。居室的美觀與舒適,已成為商代貴族階級消費生活奢侈的縮影。床第茵席的坐臥之具,大概是在進入階級社會之后才有。《天問》敘夏代商族王亥事跡云:有扈(易)牧豎,云何而逢?擊床先出,其何所從?聞一多云:“蓋謂方亥與有易女行淫,有易之人入而擊其床,亥被殺,女則先自逸出也?!雹凇冻鯇W記》卷25云:“夏禹為茵蔣席?!薄盾髯印ざY論》云:“越席床第幾筵,所以養(yǎng)體也?!薄墩f文》謂:“第,床簀也”,亦即所謂床板;又謂“筵,竹席也?!薄妒酚洝ざY書》“越席”,《集解》云:“越席,結括草以為席也?!薄夺屆酚栂翱删砜舍尅!睆氖穫饔涊d看,似夏代已發(fā)明了床榻之類的木制家具,以及可以卷起放開的草席竹席之類的坐臥用品。甲骨文有宿字作■(粹1199),■為編席之形,意為一人臥于室內席上。又有■字(《乙》3472),像一人跪坐席上之形,大概為宿字異體??梢娚檀汛_實以席為坐臥用品。而從記時專詞寤字的構形可知,當時床榻的睡臥家具也已逐漸推廣開來。居室的防潮、室內裝飾到床席的發(fā)明,人們的居息條件之改善由此可見一斑。時稱機是黃昏后的上燈時分,其本義即是人持燃木照明。最初時期居室的照明可能受啟于火的使用,史前房址中的地灶、壁灶和灶臺,既為熟食或取暖,又起有照明的作用,故備受重視,為保存火種,人們或于大灶之旁另設小灶,或置陶罐,以專存火種。人們還相應發(fā)明了排煙設施,用來潔凈室內空氣。一般是將灶設在近門道處,以利于空氣對流,但如陜西綏德小官道龍山時期的先民,已在灶坑邊用草泥加石壘成煙道,直通室外,故房屋內見不到任何煙熏痕跡①。灶在古代生活中意義重大,也就受到人們的敬重,如湯陰白營②、安陽后岡③等地龍山時期的先民,每于灶臺的外圍繪藍色圈。陜西武功滸西莊廟底溝二期的先民,有在灶址周圍涂紅彩圈,外側涂黑彩圈④。綏德小官道遺址一座亞鈴形半地穴式住宅(AF4),后室中央繪了一個橢圓形圖飾,底涂棗紅色,再涂黑色,黑中泛紅,邊沿有手抹凸棱一周,做成一個象征性而非實用的地灶,顯然出于人們對灶神的崇拜。居室白天的光照尚容易解決。陜西武功游風仰韶文化遺址出土陶屋,屋蓋開有天窗⑤;半坡遺址亦出有窗緣殘塊⑥。藁城臺西商代遺址的房址,已發(fā)現(xiàn)有三角形風窗和木欞窗牖之設,有的窗檻寬達1.9米,高1米⑦。如此則采光通風均利,但夜間照明還得有賴于火。大概在4000年前人們想出了專門的火光照明設備,寧夏海原菜園遺址的窯洞式房址,有的窯壁密布許多壁燈遺跡,據(jù)測試是當時先民用含樹脂高且耐燃的木條插入壁孔,以火照明的殘存,這與《莊子·逍遙游》所云:“堯讓天下于許由,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不亦難乎,”可相對照⑧。爝火即小火燭光。人們在生活實踐中,先后想出了各種適用于不同場所的照明法,有固定式的,有可移式的,有光度亮而大的,也有照明度偏小的?!吨芏Y·天官·宮人》云:“凡寢中之事埽除執(zhí)燭;”《儀禮·燕禮》云:“宵則庶子執(zhí)燭于阼階上,司宮執(zhí)燭于東階上;”《禮記·檀弓》云:“童子隅坐而執(zhí)燭;”凡此大抵是指居室內外照明的可移式小燭。《燕禮》又云:“甸人執(zhí)大燭于庭,閽人為大燭于門外;”《周禮秋官·司烜氏》云:“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鄭注:“墳,大也,樹干門外曰大燭,于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眾為明。”這是指公共場所或庭院照明的大燭,火大光亮,不比小燭可人執(zhí)移動,故往往固定一處。甲骨文■象人跪坐持燭,當系小燭爝火,用此照明意義的用語記時,反映了當時的記時制與人們的社會生活有著密切的關系。時稱住是指夜間人定息止之時,寫作■(《合集》27522),象一人側身而立,另一人跪而伺之,中間一點即《說文》“■而識之”的■,意在定上下等級之分,與主為古今字。這是個象意兼聲字,從■亦聲,為住字初形,后世住從一人,此從二人形,乃繁簡之省。《呂氏春秋·審分》云:“凡人主必審分,”《韓非子·揚權》云:“審名以定位,”■字人形一立一跪,主人與侍者的身,分儼然可見。殷墟大墓墓底人牲和建筑儀式瘞埋武士,每呈跪姿,最常見的是豎跪姿,上身直挺,雙腿跪曲,股部下坐,雙腳置股兩側或一側,足面著地,手臂下垂足旁,或一手搭在另一臂上,或按膝部。石璋如先生稱此為跪坐,是日常生活事象的再現(xiàn)①。此外,殷墟出土玉石人物雕像不下幾十余個,大都出自貴族墓葬。這些人像,除個別的衣飾華麗、穿戴講究,可能為貴族形象者外,大部分赤條條無所衣飾,或僅僅在赤體上刻些模擬文身的線條,顯得呆滯沉悶,缺乏生氣,似全神貫注等候主人差遣狀②,很可能是一般侍者下人的形象。人像基本都作坐式,雙手或撫膝、抱膝和按地,或曲臂手支頷下,腿部跪曲,坐姿各異。李濟先生曾將殷墟玉石人坐像歸為跪坐、蹲居和箕踞三類。關于跪坐,他引朱子語為釋:“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為坐?!薄夺屆芬嘣疲骸肮?,危也,兩膝隱地,體危倪也。”跪而不坐,即《史記索隱·范睢傳》所謂“長跪”。蹲居是虛坐,股不著地,屈膝下蹲?;崾乔プ?,《禮記·曲禮》云:“坐毋箕”,孔穎達疏云:“箕謂舒展兩足,狀如箕舌也”;《漢書·陸賈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顏師古注:“箕踞謂伸其兩腳而坐,亦曰箕踞其形似箕?!崩顫壬J為,蹲居和箕踞出于東方夷人的習慣,可能也是夏人的習慣,而跪坐則是殷人固有的起居法,并演成一種供奉祖先、祭祀神祗,以及待人接客的禮節(jié)①。殷代的跪葬和玉石人坐像雕刻表明,跪坐確是當時最常見的起居儀節(jié),特別是下人伺候主子時,尤得保持這種畢恭畢敬姿態(tài)。記時專稱住字的約定俗成,說明這種跪坐式不僅流行于殷代上層社會階層,而且當下層階級服伺主子時也必須遵循的。時稱大食和小食,一在上午,一在下午,反映了殷人一日兩餐的生活方式,上午一餐稱大食,似人們較注重上午的進食,可能是為適應食后的力作,而下午一餐后時近日暮,“日入而息”,小食即可。在生產(chǎn)所獲物質生活資料不太豐富的古代,人們已能相應合理調節(jié)飲食方式。云夢秦簡《日書》和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記時有“蚤(早)食”、“莫食”、“下鋪”之稱,則流行至今的三餐制當是秦漢以來事。上古時期人們的進食每每是圍爐而食,但史前中原地區(qū)人們就食時未必就是采用蹲居、箕踞或跪坐式。西安半坡仰韶遺址一號房址的灶炕周圍發(fā)現(xiàn)八塊圓形扁平體卵石,表面有光滑的使用痕跡,背面卻無,當系座石②。銅川李家溝遺址一座住宅,灶坑邊也有三塊鵝卵石座①。綏德小官道龍山遺址一座住宅,灶坑邊發(fā)現(xiàn)座石一塊②。甘肅永靖馬家灣遺址發(fā)現(xiàn)的五座住宅,都是灶居室中央,旁邊有座石,長寬在20~30厘米左右,作長方形③。這表明當時可能有圍爐坐于石塊而就食,這類石塊久用不棄,具有小凳的性質,置之居宅,大概可視為最原始的一種家具吧。當然人們也會同時采用其他坐式,順乎姿勢自然而不致吃力體累而已。遼寧東山嘴遺址出土的4000年前陶塑人像,皆作盤膝正坐式,右腿搭在左腿上,腳心方向均順其自然,有的下身底部滿飾席紋④,可能人們就食時也是采用這種流行的坐式,盤坐席上而食。前引文獻“夏禹為茵蔣席”,似夏人坐食以踞、盤、蹲為常。殷人就餐時大都是跪坐,甲骨文饗字作■,象兩人圍食器跪坐對食。陜西綏德■頭村出土商代銅鉞,有銘?zhàn)嬜肿鳌觫荩瑑扇斯蜃鴮κ?,其中一人伸手取皿中食物,形象十分生動。大、小食的時間專詞實乃出自習以為常的生活用語,至于商未王紂“大聚樂戲于沙丘,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保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⑥,這已越出兩餐制的常規(guī),自當別論。大采、小采、夙幾個時稱,來之敬祈日月的禮俗?!秶Z·魯語下》有“大采朝日”、“少(?。┎上υ隆薄Y碜謩t象一人跪而祈月之形,《說文》“夙,早敬也?!辈贿^敬祈日月未必天天進行,可能恒行于一歲或某月某個比較固定的日子,有人們所認識的天象標準為之依據(jù),久之而成為常禮俗信。時稱■字象埋骨于坎,殷人事鬼,■可能屬于一種“二次葬”的宗教葬儀。這個時稱只見于武丁時,后來即廢除,乃一代習俗損益所使然。甲骨文提供的殷商記時制,向我們展示了當時的作息習俗,如果結合其他資料進行歷吏的綜合考察,那么這份遺產(chǎn)在社會生活史上的價值也就益顯可貴,一幅3000多年前作息起居的生活畫卷,形象而生動地再現(xiàn)人們眼前。 ⑥ 《逸士傳》。 ⑦ 《莊子·讓王》。呂81@ ① 《國語·魯語下》。 ② 于省吾:《關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文物》1973年2期。 ③ 別詳拙作:《試論殷代的記時制度》,《全國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85年。 ④ 《國語·周語上》。 ① 《考古學集刊》1984年第4集。 ② 《考古學報》1979年3期。 ③ 《考古》1985年7期。 ④ 《考古學報》1985年1期。 ⑤ 《河南新發(fā)掘一處龍山文化遺址》,《人民日報》1986年12月18日。 ① 《考古學集刊》1981年第1集。 ② 《考古與文物》1983年5期。 ③ 《姜寨——新石器時代遺址發(fā)掘報告》上冊,文物出版社,1988年,40頁。 ④ 《新中國的考古收獲》,1961年。 ⑤ 《考古學報》1985年2期。 ⑥ 《考古》1986年9期。 ⑦ 《文物》1986年8期。 ⑧ 《說苑·反質》。 ⑨ 《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70、121頁。 ⑩ 《考古》1976年4期?!段奈铩?976年2期。 ① 《考古學報》1955年第9冊。 ② 《天問疏證》,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0年,86頁。 ① 《考古與文物》1983年5期。 ② 《考古學集刊》1983年第3集。 ③ 《考古學報》1985年第1期。 ④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武功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18頁。 ⑤ 《考古》1975年2期。 ⑥ 楊鴻勛:《仰韶文化居住建筑發(fā)展問題的探討》,《考古學報》1975年1期。 ⑦ 《藁城臺西商代遺址》,21、24、26頁。 ⑧ 陳斌:《燈具的鼻祖——四千年前窯洞的壁燈》,《文物天地》1989年2期。 ① 石璋如:《小屯殷代的跪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6本上冊,1965年。 ② 陳志達:《殷代王室玉器與玉石人物雕像》,《文物》1982年12期;楊泓:《中國古文物中所見人體造型藝術》,《文物》1987年1期。 ① 李濟:《跪坐、蹲居和箕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4本,1953年。 ②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陜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館:《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147頁。 ① 《考古》1962年6期。 ② 《考古與文物》1983年5期。 ③ 《考古》1975年2期。 ④ 《文物》1984年11期。 ⑤ 《文物》1975年2期,85頁圖九。 ⑥ 《史記·殷本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