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戰(zhàn)國策·楚策四》載，在郢都淪陷前五個月，楚莊王之后莊辛曾尖銳指出，由于楚頃襄王奢侈腐朽，郢都必危。五月后，“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掩于城陽”。楚頃襄王在向東北境逃亡中，曾先在城陽（今河南信陽市北，淮水北岸）這個地方停留暫避過（吳師道補(bǔ)曰：《史》，“東北保于陳城”，當(dāng)是指此城爾。）楚頃襄王心神稍定后，想起了莊辛的話，又把他請來求教。莊辛說：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bǔ)牢，未為遲也?！背悸勎魷?、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xù)短，猶以數(shù)千里，豈特百里哉？

　　接著，以蜻[蟲今]、黃雀、黃鵠為例，它們“自以為無患”，卻無一不喪身于“射者”之手，作為國君，如“專淫侈靡”、“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也不免會國破家亡。莊辛這番要見安思危、亡羊補(bǔ)牢未為遲的富有哲理性的談話，“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zhàn)[忄栗]”，決心振作起來，“以執(zhí)[王圭]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重用正直善謀之人。在此同時，楚頃襄王又與秦昭王在襄陵（今河南睢縣）會見，避免秦的繼續(xù)進(jìn)攻，解除了“當(dāng)是之時，隨荊以兵，則荊可舉”（《戰(zhàn)國策·秦策一》。）的威脅。楚國君臣考慮到陳傳為“太昊之墟”（《左傳·昭公十七年》），歷史悠久，地處中原，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楚自楚莊王以來，三次攻陳滅陳，苦心經(jīng)營，楚化已深，又北近中原諸國，互為依靠，故隨后不久就正式東徙于陳，稱“陳郢”。楚頃襄王定都陳后，接受莊辛等的勸告，決心收復(fù)失地，恢復(fù)楚國，在西線與秦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據(jù)《史記·楚世家》載，失郢次年（公元前277年，楚頃襄王二十二年），“秦復(fù)拔我巫、黔中郡”。說明在此前，楚舉行反攻，曾收回了此兩地。這一年，秦只得又派蜀守張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史記·秦本紀(jì)》），當(dāng)又攻取。公元前276年（楚頃襄王二十三年，秦昭王三十一年），“（秦）白起伐魏，取兩城，楚人反我江南”（同上），說明楚頃襄王又再次組織了反攻。此江南，從秦國地理位置看，當(dāng)指原巫、黔中郡一帶。其時，秦攻楚的主力已北移攻打三晉，給楚國以可乘之機(jī)，故能反自江南。據(jù)《史記·楚世家》載，楚頃襄王這次反攻，聲勢是很大的，做了充分的準(zhǔn)備，所以才能“收東地兵，得十余萬，復(fù)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此“江旁”，即秦人所稱之“江南”。楚、秦對江南地如此激烈的爭奪，應(yīng)與莊西入滇策應(yīng)有關(guān)。由于秦大力爭奪和固守這一地帶，這一年，莊因無路得返，無法與本土呼應(yīng)共擊秦，只得“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史記·西南夷列傳》。），號為“莊王”。都今云南晉寧。從此，荊楚文化、中原文化與滇文化的交流日益密切。從晉寧石寨山西漢6號墓出土的“滇王之印”和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安寧太極山等地出土的大量青銅器看，歷史上的莊滇王和荊楚文化、中原文化對滇地區(qū)文化的影響，從考古發(fā)掘上得到了證實(shí)。

　　楚頃襄王在徙都陳之初與秦在江南地的爭奪，盡管取得了一些勝利，但楚頃襄王畢竟是一個奢侈腐朽、卑弱無能之君，在與秦一度交手受挫后，旋即放棄了對西線的爭奪，遠(yuǎn)離本土，“東伏于陳”（《戰(zhàn)國策·秦策一》），被動挨打，楚國也就進(jìn)一步衰弱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