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chǎn)黨于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在延安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補代表208人，代表著全黨121萬黨員。這次代表大會與上屆大會相隔17年時間，是中共歷史上空前盛大的一次代表大會。
毛澤東主持大會，作了《兩個中國之命運》的開幕詞和《論聯(lián)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朱德作了《論解放區(qū)戰(zhàn)場》的軍事報告，劉少奇作了《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周恩來作了《論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報告，任弼時、陳云等在會上發(fā)了言。大會通過了政治決議案、軍事決議案和新的黨章，制定了黨的路線，選出了中央委員44人，候補中央委員33人，組成了新的中央委員會。6月19日，七屆一中全會選出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云、康生、高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張聞天、彭德懷等13人；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5人為書記處書記，這就是后來人們常說的“五大書記”。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政治局主席。
中共七大的任務是：用全力去爭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運，反對另外一種黑暗的命運。七大的政治路線是：放手發(fā)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黨的領導下，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
中共七大通過一個重要的決定：把毛澤東思想確定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指導思想。
“毛澤東思想”這一提法，早在1942年3月，張如心（黨的理論工作者）發(fā)表在《共產(chǎn)黨人》雜志上的文章《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中提出；劉少奇在1943年7月寫的《清算黨內(nèi)的孟什維主義思想》文章中，再一次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一詞，幾天之后，王稼祥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毛澤東思想”的概念，1943年12月4日鄧小平在中共北方局黨校整風運動會上的講話中，也使用了毛澤東思想的概念。此后，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就成為中央領導人講話和中央及地方組織的文件廣泛運用的詞句。
劉少奇在七大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對毛澤東思想作了概括和論述：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tǒng)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chǎn)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在目前時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繼續(xù)發(fā)展，就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優(yōu)秀典型。它是中國無產(chǎn)階級與全體勞動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確的理論與政策。毛澤東思想——中國共產(chǎn)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不只是在國內(nèi)外各種敵人進行革命斗爭中，同時又是在和黨內(nèi)各種錯誤的機會主義思想進行原則的斗爭中，生長和發(fā)展起來的。
劉少奇稱毛澤東：不只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理論家和科學家，他不但敢于率領全黨和全體人民進行翻天覆地的戰(zhàn)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論上的修養(yǎng)和最大的理論上的勇氣，他在理論上敢于大膽的創(chuàng)造，拋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某些已經(jīng)過時的、不適合于中國具體環(huán)境的個別原理和個別結論，而代之以適合中國歷史環(huán)境的新原理和新結論，所以他能成功地進行馬克思中國化這樣艱巨的事業(yè)。毛澤東思想指導了與正在指導著中國人民去獲得徹底的解放。
毛澤東開始并不同意用他的名字的某些提法，他說：“決議案上把好事都掛在我的帳上，所以我對此要發(fā)表點意見。寫成代表，那還可以，如果只有我一個人，那就不成其為黨了?！?br/>
經(jīng)過醞釀討論，大會仍堅持把毛澤東思想確定為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這時才說：“你們一要用毛澤東思想，我也可以同意，因為黨總要找一個代表。毛澤東思想不是我一個人的，都是從你們大家來的，我把它綜合起來，把它概括起來，你們叫毛澤東思想也可以?！?br/>
中共七大閉幕之后，中共中央及各解放區(qū)的負責人立即奔赴抗日前線。為加強東北地區(qū)的全面領導，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以彭真為書記的東北局，并組織指揮各解放區(qū)開赴東北的部隊和干部，海陸并進，日夜兼程，向東北進發(fā)。
在蘇聯(lián)紅軍未進入東北之前，斯大林就有了把東北主權交給蔣介石的考慮。1945年6月30日以后，宋子文和蔣經(jīng)國在莫斯科同蘇聯(lián)外長莫洛托夫會談。蘇聯(lián)要求中國正式承認外蒙獨立，以及以大連和旅順口的租借界限為準，將大連劃入軍事區(qū)，作為交換條件，蘇聯(lián)明確保證承認國民黨政府為唯一合法政府，不援助中國共產(chǎn)黨。8月10日，斯大林約見宋子文，警告說：
“中國政府最好盡快地同蘇聯(lián)達成協(xié)議，否則，中國共產(chǎn)黨的軍隊，就要進入滿洲了?！?br/>
于是，宋子文作出讓步，8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在莫斯科簽字。其主要內(nèi)容是：
?。?）中蘇兩軍協(xié)同其他聯(lián)合國對日本作戰(zhàn)，直至獲得最后勝利為止。在戰(zhàn)后彼此給予一切可能之援助。
?。?）中國長春鐵路，為中蘇共同所有，并共同經(jīng)營。
?。?）大連為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蘇籍人員擔任，中國應將所有港口工事及設備之一半，無償租于蘇方，蘇聯(lián)經(jīng)該口之出入口貨物，均免除關稅。
?。?）中蘇兩國共同使用旅順口為海軍根據(jù)地。該海軍根據(jù)地由蘇聯(lián)擔任防護，蘇聯(lián)有權駐扎陸、海、空軍；該區(qū)域內(nèi)之民事行政屬于中國，但旅順市主要民政人員之任免，應征得蘇聯(lián)軍事指揮當局之同意。
?。?）蘇聯(lián)根據(jù)友好同盟條約所給予中國的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他物資之援助，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
斯大林為取悅于蔣介石，于1945年9月將蘇聯(lián)駐延安的3名代表召回，并撤走了無線電臺。此后斯大林多次聲明，他支持蔣介石政權，并將依照《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精神，打算將東北行政主權交給蔣介石。
斯大林在12月20日邀請蔣介石大公子蔣經(jīng)國訪問蘇聯(lián)，并親自接見他。但是，蔣介石同斯大林之間又有微妙的矛盾。1946年1月13日，國民黨政府宣布：凡東北境內(nèi)的一切敵產(chǎn)均歸中國政府所有。蘇聯(lián)駐華大使彼得羅夫即對蔣介石說：
“斯大林對中國政府這一聲明很生氣，中國政府的聲明，既無根據(jù)，且無效力?！?br/>
駐東北蘇軍司令官馬利諾夫斯基向蔣介石提出：“如果蘇聯(lián)能得到東北日本企業(yè)股份的一半，則設備可以留下，否則，蘇聯(lián)將拆運回國?！?br/>
蔣介石拒絕了這個要求，結果，蘇聯(lián)將東北的日本企業(yè)設備大批拆卸，裝運回國，價值達8．58億美元，若加上拆裝損壞，約達20億美元。
斯大林的行動，引起蔣介石反感。1946年6月6日，斯大林邀請蔣介石訪問莫斯科，或在邊境等地會晤時，蔣介石道：
“斯大林邀余訪俄，此乃離間中美關系之最大陰謀，斯慣玩弄他人，而余則不受其欺詐也。”
蔣介石為了奪取勝利果實，在日本正式投降前，就同美、日反動派暗中勾結，三方達成默契，決定利用日軍、偽軍打擊八路軍、新四軍，絕不讓中共部隊受降。
8年來，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軍隊浴血奮戰(zhàn)，抗擊了64％以上的日軍和95％以上偽軍，斃傷日偽軍136萬人，解放了廣大的土地和上億的人民，日軍占領的大城市和重要地區(qū)，幾乎都已在八路軍、新四軍的包圍之中；將近全部的偽軍和絕大多數(shù)日軍，都在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縱隊的包圍之中，只有包圍日偽軍的部隊，才有受降的條件，也就是說，只有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縱隊具備受降的資格。蔣介石的軍隊，80多萬人包圍著陜甘寧邊區(qū)和其它解放區(qū)，又有一大批裝備整齊的軍隊留在后方，準備大打內(nèi)戰(zhàn)。山西閻錫山的部隊，早在1939年就開始投敵。那時，閻錫山對他的部下說：
“抗戰(zhàn)只是手段，存在就是一切。要學狡兔那樣有三窟。我們必須具備以下三個窟，才能存在：第一窟窿是日本人，第二個是國民黨，第三個是共產(chǎn)黨?！?br/>
是年11月，閻錫山密令19軍軍長王靖國、61軍軍長陳長捷派人同日軍密談，提出晉綏軍一部改編，實行“剿共”，日軍撤退一些據(jù)點，供晉綏軍駐扎，日軍接濟晉綏軍武器彈藥，并幫助“剿共”等條件。12月，閻錫山在山西制造“12月事變”，殺害和綁架共產(chǎn)黨員和進步分子千人以上，使共產(chǎn)黨領導的抗日隊伍損失3500余人。從此之后，閻錫山的部隊，已暗中通敵。
華北已沒有國民黨的軍隊。蔣介石的軍隊距離日軍所占的大城市很遠很遠，無法迅速受降。
當日本正式投降的消息傳到國民黨總部后，蔣介石一連發(fā)出4道命令：
第一道命令給國民黨部隊，要他們加緊進軍，勿稍松懈！千萬不要等中共部隊已經(jīng)把包圍圈中的日偽軍解決了才到，并保證交通工具由美國負責，要火速進軍！
第二道命令給淪陷區(qū)部隊，通電所有日偽軍將領，各原有陣地，向蔣介石的部隊投降，要他們切實負責維持地方治安。
第三道命令給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要他的部隊留守原地，聽候待命，不準受降！
第四道命令，電請日軍侵華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要他在蔣介石的軍隊接受之前，當負責作好有效的防御，如有共軍所占領，日軍應負責任，并由日軍將其收復，再交還中央接收部隊。
蔣介石立即召開軍政首腦會議，對受降問題作了一番布置。到會的有陸軍總司令何應欽，陸軍上將顧祝同，海軍上將陳紹寬等人。那何應欽已由軍政部長改任陸軍總司令，蔣介石鑒于何應欽主持軍政部克扣軍餉，遲發(fā)補給，造成官喝兵血，兵困擾民，中外輿論紛紛譴責，決計改組軍政部，用明升暗降的方法，調(diào)何應欽任陸軍總司令，以陳誠接任軍政部長。蔣介石宣布了指定日軍投降地區(qū)及受降長官。并委任漢奸、投降將領龐炳勛為第一路軍總司令，孫良誠為第二路軍總司令，吳化文為第五路軍總司令兼濟南市市長，周佛海、羅君強為上海行動總隊正副司令，任援道為南京先遣軍總司令，門致中為北平綏靖司令。
蔣介石這一倒行逆施的決定，不僅引起共產(chǎn)黨的抗議、民主黨派和全國人民的反對，而且也引起一些正直的國民黨人士的不滿。國民黨老將馮玉祥大怒，當面質(zhì)問蔣介石：“為什么偏偏不準勞苦功高的八路軍、新四軍受降？這究竟是為什么？”
岡村寧次在8月15日聽到日本正式投降的消息，感到無限憂煩，特別是聽到日本陸相阿南在8月14日夜剖腹自殺，更使他驚魂不定。但他還是率侵華日軍總司令部全體人員，按平時遙拜隊形，在廣場集合，收聽天皇投降詔書，并對全軍下達了“訓示”：
蒙親賜敕語，憂及圣慮誠惶誠恐不知所措。
值茲圣戰(zhàn)中途，而逢建國以來從未曾有的最大惡事態(tài)，實無限悲痛，然事已至此，本職惟謹遵圣諭，以慰圣懷。
派遣軍將士切勿削弱斗志，應愈益嚴肅軍紀，堅持團結，根據(jù)既定方針，分別為完成新任務而邁進。
8月16日，驚魂不定的岡村寧次收到蔣介石要他“忠于職守”的電報后，心里的一塊石頭才算落了地，為“效忠”蔣介石，復電表示：“遵令執(zhí)行，對不法擾亂治安者，不視為蔣委員長統(tǒng)制下的部隊，將斷然采取自衛(wèi)行動?！睂鍖幋蚊钏鶎俨筷牐吹媒y(tǒng)帥系統(tǒng)命令，對共產(chǎn)黨軍隊的任何要求，堅持予以拒絕，必要時斷然實行武力自衛(wèi)，毋庸躊躇。
蔣介石派嫡系胡宗南、湯恩伯等到北平、上海等地接收。日本戰(zhàn)犯成了蔣介石集團的貴賓，受到國民黨政府無微不至的關懷和優(yōu)待。漢口的中國國民黨軍司令部在重陽節(jié)時，竟特地向日軍司令部贈送了滿滿一卡車月餅。在國民黨政府內(nèi)部廣泛地掀起了中日“親善合作”的熱潮。按照蔣介石的指示：不刺激對方，對投降的日軍不稱俘虜，而稱“徒手官兵”，到遣返為止，不解散日軍的組織，保持部隊的指揮體制。稱侵華總司令岡村寧次為“日本官兵善后總聯(lián)絡部長官”，稱各方面軍司令官為“某某地區(qū)善后聯(lián)絡部長”。
岡村寧次為了配合蔣介石反共，起草了《和平后對華處理綱要》，寫道：“關于移交武器、彈藥、軍需品等問題，要根據(jù)統(tǒng)帥命令按指定時間、地點，完全徹底交付中國方面，為充實中央政權的武力作出貢獻。在華一切軍用及國有各種設施、器材等嚴禁破壞損毀，如數(shù)向中央政府移交，以利其復興。”
日軍一投降，那南京偽政權也就到了停鑼收場的時候。8月14日，日本駐南京大使谷正之通知陳公博，說日本已決定投降。陳公博即打電話通知在上海的周佛海，催他快來南京商量后事，16日，周佛海抵寧，偽中央政治委員會臨時會議在一片恐慌、內(nèi)哄和混亂之中，由陳公博主持召開。會議決定解散“國民政府”，將中央政治委員會改為南京臨時政務委員會，軍事委員會改為治安委員會，由陳公博任臨時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治安委員會委員長，周佛海副之。當晚廣播了《國民政府解散宣言》，至此，偽政權曲終人散，徹底完蛋。
就在偽政府宣布解散的當天，潛伏在南京的軍統(tǒng)局南京站少將站長周鎬便采取了一個大膽的行動，宣布自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南京行動總隊總隊長。那周鎬原是戴笠于1943年應周佛海之邀派往南京負責策反偽軍的特工人員，任軍統(tǒng)局南京潛伏站少將站長，他又是密碼員。他同軍統(tǒng)局報務員陳士達一起架起電臺同戴笠保持聯(lián)系。
周鎬自任南京區(qū)行動總隊總隊長后，即在南京新街口偽中央儲備銀行大樓掛出司令部牌子，在市內(nèi)張貼布告，并在當天晚上，指揮周佛海的偽財政部警衛(wèi)隊800人的武裝，在南京市內(nèi)采取行動，接收各偽黨政機關，強迫各報館改變名稱，并分頭捕人。將偽司法行政部長吳頌皋、偽宣傳部長趙尊岳、偽南京市長周學昌及偽市政府各委員，一一捕獲，并送至中央儲備銀行關押，打傷了拒捕的軍政部長肖叔宣，肖因傷重，兩天不治而死。17日下午，周鎬派人往偽中央軍校進行接收，并要對陳公博采取行動。
周鎬的行動，使南京城內(nèi)的大小漢奸膽戰(zhàn)心驚，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漢奸頭目陳公博嚇得六神無主，手足無措，偽考試院長陳群驚嚇之余，自感罪孽深重，難逃法網(wǎng)，自殺身死。許多漢奸渾身哆嗦，抱頭痛哭，如末日之將至。有的準備送金銀財寶，有的準備送花園洋房，以圖茍全性命。而廣大人民則奔走相告，拍手稱快。
周鎬派人捉拿偽軍?？傟犻L鮑文霈，將其關押。不料第二天偽軍校的千余名被煽動的學員，包圍了周鎬的指揮部，要求放還鮑文霈，否則就動武。周鎬只有800人的武裝，面對千余名荷槍實彈的學員怕不相抵，不得不暫時將鮑文霈釋放。
周鎬對于身份已經(jīng)暴露的或隱蔽在偽政府內(nèi)從事地下工作的共產(chǎn)黨員和革命人士，沒動一根毫毛，相反，他通過各種關系，將其中一些人秘密送往解放區(qū)。
周鎬的這些行動，被壞人偷偷向軍統(tǒng)局告密。蔣介石、戴笠得知后，對周鎬竟敢“先斬后奏”，甚至“斬而不奏”的“膽大妄為之舉”，大為震怒，懷疑周鎬有“個人野心”。周鎬率先搜捕漢奸，引起了剛剛被蔣介石委任為南京先遣軍司令官的任援道等偽軍頭目的不滿，任援道急電蔣介石，報告了周鎬發(fā)動的“南京之變”的情況。任援道等人又要求日軍出面“維持地方治安”，他們宣稱：“決不能容忍周鎬這種無法無天的舉動?！蹦窃獾綐寭羯硗龅膫诬娬块L肖叔宣和重慶也早有聯(lián)系，周鎬并不知情。肖之死也成為重慶怪罪周鎬的緣由之一。
各種因素湊在一起，周鎬的厄運終于來到了。經(jīng)陳公博、任援道等人策劃，駐南京日軍于18日派兵包圍了周鎬的指揮部，迫令周鎬釋放被捕漢奸，立即停止接收南京的一切活動。
周鎬費盡心機發(fā)動的“南京之變”，便宣告結束。
周鎬被大漢奸任援道逮捕，送進南京先遣軍司令部，爾后被押送到上海，關押到軍統(tǒng)局上海監(jiān)獄里，后來又被送回南京拘押。關關放放，完全喪失了自由，聽候發(fā)落。但周鎬受此次重大挫折后，竟申請加入共產(chǎn)黨。1946年10月，經(jīng)中共華中分局書記鄧子恢、副書記譚震林批準，周鎬成為中共特別黨員。
周佛海于8月19日乘車離南京到達上海。是日，周佛海發(fā)表談話，宣布自己奉命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總司令，業(yè)已成立行動總司令部，負責維持治安。周佛海為阻止共產(chǎn)黨領導的軍隊對上海等地的接收，調(diào)集由其指揮的全部偽軍，加強上海周圍及上海到杭州地區(qū)的布置，調(diào)偽中央稅警團及警察編成6個縱隊，駐守上海各軍事要地，并設杭州區(qū)與寧波、紹興區(qū)兩個指揮部，周佛海又勾結上海日軍司令官松井太久郎及陸軍部長川本芳太郎，要日軍必定要聽候中央命令。
被蔣介石任命為上海行動總隊副司令的偽上海市警察局長羅君強，發(fā)布緊急命令，宣稱：今后上海治安，在過渡時期由上海行動總隊司令部負全部責任，所有官警及保甲人員，自應歸順中央，服從蔣委員長命令。各官警未得許可，不得任意參加任何團體，更不許有自由行動。
周佛海還在經(jīng)濟上為國民黨文武官員及軍隊提供大量資金及物資保障。
蔣介石在利用日偽漢奸勢力，維持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島、杭州、廣州、武漢、香港8大都市“治安”的同時，還在美國的援助下，大量地向上海、北平、南京等地運兵。9月5日，國民黨新編第六軍空運至南京，次日，王耀武的第四方面軍一部空運到上海。
毛澤東主持大會，作了《兩個中國之命運》的開幕詞和《論聯(lián)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朱德作了《論解放區(qū)戰(zhàn)場》的軍事報告，劉少奇作了《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周恩來作了《論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報告，任弼時、陳云等在會上發(fā)了言。大會通過了政治決議案、軍事決議案和新的黨章，制定了黨的路線，選出了中央委員44人，候補中央委員33人，組成了新的中央委員會。6月19日，七屆一中全會選出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云、康生、高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張聞天、彭德懷等13人；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5人為書記處書記，這就是后來人們常說的“五大書記”。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政治局主席。
中共七大的任務是：用全力去爭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運，反對另外一種黑暗的命運。七大的政治路線是：放手發(fā)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黨的領導下，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
中共七大通過一個重要的決定：把毛澤東思想確定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指導思想。
“毛澤東思想”這一提法，早在1942年3月，張如心（黨的理論工作者）發(fā)表在《共產(chǎn)黨人》雜志上的文章《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中提出；劉少奇在1943年7月寫的《清算黨內(nèi)的孟什維主義思想》文章中，再一次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一詞，幾天之后，王稼祥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毛澤東思想”的概念，1943年12月4日鄧小平在中共北方局黨校整風運動會上的講話中，也使用了毛澤東思想的概念。此后，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就成為中央領導人講話和中央及地方組織的文件廣泛運用的詞句。
劉少奇在七大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對毛澤東思想作了概括和論述：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tǒng)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chǎn)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在目前時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繼續(xù)發(fā)展，就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優(yōu)秀典型。它是中國無產(chǎn)階級與全體勞動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確的理論與政策。毛澤東思想——中國共產(chǎn)主義的理論與實踐，不只是在國內(nèi)外各種敵人進行革命斗爭中，同時又是在和黨內(nèi)各種錯誤的機會主義思想進行原則的斗爭中，生長和發(fā)展起來的。
劉少奇稱毛澤東：不只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理論家和科學家，他不但敢于率領全黨和全體人民進行翻天覆地的戰(zhàn)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論上的修養(yǎng)和最大的理論上的勇氣，他在理論上敢于大膽的創(chuàng)造，拋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某些已經(jīng)過時的、不適合于中國具體環(huán)境的個別原理和個別結論，而代之以適合中國歷史環(huán)境的新原理和新結論，所以他能成功地進行馬克思中國化這樣艱巨的事業(yè)。毛澤東思想指導了與正在指導著中國人民去獲得徹底的解放。
毛澤東開始并不同意用他的名字的某些提法，他說：“決議案上把好事都掛在我的帳上，所以我對此要發(fā)表點意見。寫成代表，那還可以，如果只有我一個人，那就不成其為黨了?！?br/>
經(jīng)過醞釀討論，大會仍堅持把毛澤東思想確定為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這時才說：“你們一要用毛澤東思想，我也可以同意，因為黨總要找一個代表。毛澤東思想不是我一個人的，都是從你們大家來的，我把它綜合起來，把它概括起來，你們叫毛澤東思想也可以?！?br/>
中共七大閉幕之后，中共中央及各解放區(qū)的負責人立即奔赴抗日前線。為加強東北地區(qū)的全面領導，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以彭真為書記的東北局，并組織指揮各解放區(qū)開赴東北的部隊和干部，海陸并進，日夜兼程，向東北進發(fā)。
在蘇聯(lián)紅軍未進入東北之前，斯大林就有了把東北主權交給蔣介石的考慮。1945年6月30日以后，宋子文和蔣經(jīng)國在莫斯科同蘇聯(lián)外長莫洛托夫會談。蘇聯(lián)要求中國正式承認外蒙獨立，以及以大連和旅順口的租借界限為準，將大連劃入軍事區(qū)，作為交換條件，蘇聯(lián)明確保證承認國民黨政府為唯一合法政府，不援助中國共產(chǎn)黨。8月10日，斯大林約見宋子文，警告說：
“中國政府最好盡快地同蘇聯(lián)達成協(xié)議，否則，中國共產(chǎn)黨的軍隊，就要進入滿洲了?！?br/>
于是，宋子文作出讓步，8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在莫斯科簽字。其主要內(nèi)容是：
?。?）中蘇兩軍協(xié)同其他聯(lián)合國對日本作戰(zhàn)，直至獲得最后勝利為止。在戰(zhàn)后彼此給予一切可能之援助。
?。?）中國長春鐵路，為中蘇共同所有，并共同經(jīng)營。
?。?）大連為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蘇籍人員擔任，中國應將所有港口工事及設備之一半，無償租于蘇方，蘇聯(lián)經(jīng)該口之出入口貨物，均免除關稅。
?。?）中蘇兩國共同使用旅順口為海軍根據(jù)地。該海軍根據(jù)地由蘇聯(lián)擔任防護，蘇聯(lián)有權駐扎陸、海、空軍；該區(qū)域內(nèi)之民事行政屬于中國，但旅順市主要民政人員之任免，應征得蘇聯(lián)軍事指揮當局之同意。
?。?）蘇聯(lián)根據(jù)友好同盟條約所給予中國的道義上與軍需品及其他物資之援助，完全供給中國中央政府。
斯大林為取悅于蔣介石，于1945年9月將蘇聯(lián)駐延安的3名代表召回，并撤走了無線電臺。此后斯大林多次聲明，他支持蔣介石政權，并將依照《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精神，打算將東北行政主權交給蔣介石。
斯大林在12月20日邀請蔣介石大公子蔣經(jīng)國訪問蘇聯(lián)，并親自接見他。但是，蔣介石同斯大林之間又有微妙的矛盾。1946年1月13日，國民黨政府宣布：凡東北境內(nèi)的一切敵產(chǎn)均歸中國政府所有。蘇聯(lián)駐華大使彼得羅夫即對蔣介石說：
“斯大林對中國政府這一聲明很生氣，中國政府的聲明，既無根據(jù)，且無效力?！?br/>
駐東北蘇軍司令官馬利諾夫斯基向蔣介石提出：“如果蘇聯(lián)能得到東北日本企業(yè)股份的一半，則設備可以留下，否則，蘇聯(lián)將拆運回國?！?br/>
蔣介石拒絕了這個要求，結果，蘇聯(lián)將東北的日本企業(yè)設備大批拆卸，裝運回國，價值達8．58億美元，若加上拆裝損壞，約達20億美元。
斯大林的行動，引起蔣介石反感。1946年6月6日，斯大林邀請蔣介石訪問莫斯科，或在邊境等地會晤時，蔣介石道：
“斯大林邀余訪俄，此乃離間中美關系之最大陰謀，斯慣玩弄他人，而余則不受其欺詐也。”
蔣介石為了奪取勝利果實，在日本正式投降前，就同美、日反動派暗中勾結，三方達成默契，決定利用日軍、偽軍打擊八路軍、新四軍，絕不讓中共部隊受降。
8年來，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軍隊浴血奮戰(zhàn)，抗擊了64％以上的日軍和95％以上偽軍，斃傷日偽軍136萬人，解放了廣大的土地和上億的人民，日軍占領的大城市和重要地區(qū)，幾乎都已在八路軍、新四軍的包圍之中；將近全部的偽軍和絕大多數(shù)日軍，都在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縱隊的包圍之中，只有包圍日偽軍的部隊，才有受降的條件，也就是說，只有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縱隊具備受降的資格。蔣介石的軍隊，80多萬人包圍著陜甘寧邊區(qū)和其它解放區(qū)，又有一大批裝備整齊的軍隊留在后方，準備大打內(nèi)戰(zhàn)。山西閻錫山的部隊，早在1939年就開始投敵。那時，閻錫山對他的部下說：
“抗戰(zhàn)只是手段，存在就是一切。要學狡兔那樣有三窟。我們必須具備以下三個窟，才能存在：第一窟窿是日本人，第二個是國民黨，第三個是共產(chǎn)黨?！?br/>
是年11月，閻錫山密令19軍軍長王靖國、61軍軍長陳長捷派人同日軍密談，提出晉綏軍一部改編，實行“剿共”，日軍撤退一些據(jù)點，供晉綏軍駐扎，日軍接濟晉綏軍武器彈藥，并幫助“剿共”等條件。12月，閻錫山在山西制造“12月事變”，殺害和綁架共產(chǎn)黨員和進步分子千人以上，使共產(chǎn)黨領導的抗日隊伍損失3500余人。從此之后，閻錫山的部隊，已暗中通敵。
華北已沒有國民黨的軍隊。蔣介石的軍隊距離日軍所占的大城市很遠很遠，無法迅速受降。
當日本正式投降的消息傳到國民黨總部后，蔣介石一連發(fā)出4道命令：
第一道命令給國民黨部隊，要他們加緊進軍，勿稍松懈！千萬不要等中共部隊已經(jīng)把包圍圈中的日偽軍解決了才到，并保證交通工具由美國負責，要火速進軍！
第二道命令給淪陷區(qū)部隊，通電所有日偽軍將領，各原有陣地，向蔣介石的部隊投降，要他們切實負責維持地方治安。
第三道命令給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要他的部隊留守原地，聽候待命，不準受降！
第四道命令，電請日軍侵華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要他在蔣介石的軍隊接受之前，當負責作好有效的防御，如有共軍所占領，日軍應負責任，并由日軍將其收復，再交還中央接收部隊。
蔣介石立即召開軍政首腦會議，對受降問題作了一番布置。到會的有陸軍總司令何應欽，陸軍上將顧祝同，海軍上將陳紹寬等人。那何應欽已由軍政部長改任陸軍總司令，蔣介石鑒于何應欽主持軍政部克扣軍餉，遲發(fā)補給，造成官喝兵血，兵困擾民，中外輿論紛紛譴責，決計改組軍政部，用明升暗降的方法，調(diào)何應欽任陸軍總司令，以陳誠接任軍政部長。蔣介石宣布了指定日軍投降地區(qū)及受降長官。并委任漢奸、投降將領龐炳勛為第一路軍總司令，孫良誠為第二路軍總司令，吳化文為第五路軍總司令兼濟南市市長，周佛海、羅君強為上海行動總隊正副司令，任援道為南京先遣軍總司令，門致中為北平綏靖司令。
蔣介石這一倒行逆施的決定，不僅引起共產(chǎn)黨的抗議、民主黨派和全國人民的反對，而且也引起一些正直的國民黨人士的不滿。國民黨老將馮玉祥大怒，當面質(zhì)問蔣介石：“為什么偏偏不準勞苦功高的八路軍、新四軍受降？這究竟是為什么？”
岡村寧次在8月15日聽到日本正式投降的消息，感到無限憂煩，特別是聽到日本陸相阿南在8月14日夜剖腹自殺，更使他驚魂不定。但他還是率侵華日軍總司令部全體人員，按平時遙拜隊形，在廣場集合，收聽天皇投降詔書，并對全軍下達了“訓示”：
蒙親賜敕語，憂及圣慮誠惶誠恐不知所措。
值茲圣戰(zhàn)中途，而逢建國以來從未曾有的最大惡事態(tài)，實無限悲痛，然事已至此，本職惟謹遵圣諭，以慰圣懷。
派遣軍將士切勿削弱斗志，應愈益嚴肅軍紀，堅持團結，根據(jù)既定方針，分別為完成新任務而邁進。
8月16日，驚魂不定的岡村寧次收到蔣介石要他“忠于職守”的電報后，心里的一塊石頭才算落了地，為“效忠”蔣介石，復電表示：“遵令執(zhí)行，對不法擾亂治安者，不視為蔣委員長統(tǒng)制下的部隊，將斷然采取自衛(wèi)行動?！睂鍖幋蚊钏鶎俨筷牐吹媒y(tǒng)帥系統(tǒng)命令，對共產(chǎn)黨軍隊的任何要求，堅持予以拒絕，必要時斷然實行武力自衛(wèi)，毋庸躊躇。
蔣介石派嫡系胡宗南、湯恩伯等到北平、上海等地接收。日本戰(zhàn)犯成了蔣介石集團的貴賓，受到國民黨政府無微不至的關懷和優(yōu)待。漢口的中國國民黨軍司令部在重陽節(jié)時，竟特地向日軍司令部贈送了滿滿一卡車月餅。在國民黨政府內(nèi)部廣泛地掀起了中日“親善合作”的熱潮。按照蔣介石的指示：不刺激對方，對投降的日軍不稱俘虜，而稱“徒手官兵”，到遣返為止，不解散日軍的組織，保持部隊的指揮體制。稱侵華總司令岡村寧次為“日本官兵善后總聯(lián)絡部長官”，稱各方面軍司令官為“某某地區(qū)善后聯(lián)絡部長”。
岡村寧次為了配合蔣介石反共，起草了《和平后對華處理綱要》，寫道：“關于移交武器、彈藥、軍需品等問題，要根據(jù)統(tǒng)帥命令按指定時間、地點，完全徹底交付中國方面，為充實中央政權的武力作出貢獻。在華一切軍用及國有各種設施、器材等嚴禁破壞損毀，如數(shù)向中央政府移交，以利其復興。”
日軍一投降，那南京偽政權也就到了停鑼收場的時候。8月14日，日本駐南京大使谷正之通知陳公博，說日本已決定投降。陳公博即打電話通知在上海的周佛海，催他快來南京商量后事，16日，周佛海抵寧，偽中央政治委員會臨時會議在一片恐慌、內(nèi)哄和混亂之中，由陳公博主持召開。會議決定解散“國民政府”，將中央政治委員會改為南京臨時政務委員會，軍事委員會改為治安委員會，由陳公博任臨時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治安委員會委員長，周佛海副之。當晚廣播了《國民政府解散宣言》，至此，偽政權曲終人散，徹底完蛋。
就在偽政府宣布解散的當天，潛伏在南京的軍統(tǒng)局南京站少將站長周鎬便采取了一個大膽的行動，宣布自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南京行動總隊總隊長。那周鎬原是戴笠于1943年應周佛海之邀派往南京負責策反偽軍的特工人員，任軍統(tǒng)局南京潛伏站少將站長，他又是密碼員。他同軍統(tǒng)局報務員陳士達一起架起電臺同戴笠保持聯(lián)系。
周鎬自任南京區(qū)行動總隊總隊長后，即在南京新街口偽中央儲備銀行大樓掛出司令部牌子，在市內(nèi)張貼布告，并在當天晚上，指揮周佛海的偽財政部警衛(wèi)隊800人的武裝，在南京市內(nèi)采取行動，接收各偽黨政機關，強迫各報館改變名稱，并分頭捕人。將偽司法行政部長吳頌皋、偽宣傳部長趙尊岳、偽南京市長周學昌及偽市政府各委員，一一捕獲，并送至中央儲備銀行關押，打傷了拒捕的軍政部長肖叔宣，肖因傷重，兩天不治而死。17日下午，周鎬派人往偽中央軍校進行接收，并要對陳公博采取行動。
周鎬的行動，使南京城內(nèi)的大小漢奸膽戰(zhàn)心驚，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漢奸頭目陳公博嚇得六神無主，手足無措，偽考試院長陳群驚嚇之余，自感罪孽深重，難逃法網(wǎng)，自殺身死。許多漢奸渾身哆嗦，抱頭痛哭，如末日之將至。有的準備送金銀財寶，有的準備送花園洋房，以圖茍全性命。而廣大人民則奔走相告，拍手稱快。
周鎬派人捉拿偽軍?？傟犻L鮑文霈，將其關押。不料第二天偽軍校的千余名被煽動的學員，包圍了周鎬的指揮部，要求放還鮑文霈，否則就動武。周鎬只有800人的武裝，面對千余名荷槍實彈的學員怕不相抵，不得不暫時將鮑文霈釋放。
周鎬對于身份已經(jīng)暴露的或隱蔽在偽政府內(nèi)從事地下工作的共產(chǎn)黨員和革命人士，沒動一根毫毛，相反，他通過各種關系，將其中一些人秘密送往解放區(qū)。
周鎬的這些行動，被壞人偷偷向軍統(tǒng)局告密。蔣介石、戴笠得知后，對周鎬竟敢“先斬后奏”，甚至“斬而不奏”的“膽大妄為之舉”，大為震怒，懷疑周鎬有“個人野心”。周鎬率先搜捕漢奸，引起了剛剛被蔣介石委任為南京先遣軍司令官的任援道等偽軍頭目的不滿，任援道急電蔣介石，報告了周鎬發(fā)動的“南京之變”的情況。任援道等人又要求日軍出面“維持地方治安”，他們宣稱：“決不能容忍周鎬這種無法無天的舉動?！蹦窃獾綐寭羯硗龅膫诬娬块L肖叔宣和重慶也早有聯(lián)系，周鎬并不知情。肖之死也成為重慶怪罪周鎬的緣由之一。
各種因素湊在一起，周鎬的厄運終于來到了。經(jīng)陳公博、任援道等人策劃，駐南京日軍于18日派兵包圍了周鎬的指揮部，迫令周鎬釋放被捕漢奸，立即停止接收南京的一切活動。
周鎬費盡心機發(fā)動的“南京之變”，便宣告結束。
周鎬被大漢奸任援道逮捕，送進南京先遣軍司令部，爾后被押送到上海，關押到軍統(tǒng)局上海監(jiān)獄里，后來又被送回南京拘押。關關放放，完全喪失了自由，聽候發(fā)落。但周鎬受此次重大挫折后，竟申請加入共產(chǎn)黨。1946年10月，經(jīng)中共華中分局書記鄧子恢、副書記譚震林批準，周鎬成為中共特別黨員。
周佛海于8月19日乘車離南京到達上海。是日，周佛海發(fā)表談話，宣布自己奉命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總司令，業(yè)已成立行動總司令部，負責維持治安。周佛海為阻止共產(chǎn)黨領導的軍隊對上海等地的接收，調(diào)集由其指揮的全部偽軍，加強上海周圍及上海到杭州地區(qū)的布置，調(diào)偽中央稅警團及警察編成6個縱隊，駐守上海各軍事要地，并設杭州區(qū)與寧波、紹興區(qū)兩個指揮部，周佛海又勾結上海日軍司令官松井太久郎及陸軍部長川本芳太郎，要日軍必定要聽候中央命令。
被蔣介石任命為上海行動總隊副司令的偽上海市警察局長羅君強，發(fā)布緊急命令，宣稱：今后上海治安，在過渡時期由上海行動總隊司令部負全部責任，所有官警及保甲人員，自應歸順中央，服從蔣委員長命令。各官警未得許可，不得任意參加任何團體，更不許有自由行動。
周佛海還在經(jīng)濟上為國民黨文武官員及軍隊提供大量資金及物資保障。
蔣介石在利用日偽漢奸勢力，維持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島、杭州、廣州、武漢、香港8大都市“治安”的同時，還在美國的援助下，大量地向上海、北平、南京等地運兵。9月5日，國民黨新編第六軍空運至南京，次日，王耀武的第四方面軍一部空運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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