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紀事本末體史書

　　開創(chuàng)以"事"為綱的本末體史書——《通鑒紀事本末》的作者是南宋的袁樞。袁樞（1131-1205年），字機仲，南宋建安（今福建建甌）人。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中進士，歷任溫州判官、嚴州教授、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國學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職。他晚年喜易，著有《易學索引》、《周易辯異》等書。

　　《通鑒紀事本末》是袁樞在嚴州任教授時所撰，這時由于職掌清閑，可以從容論著。袁樞與朱熹、呂祖謙和楊萬里是同時代人，這時的社會經(jīng)濟和學術(shù)文化都有一定的發(fā)展，但是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卻處于比較緊張的狀態(tài)，這一現(xiàn)實，對于抱有"愛君憂國之心，憤世疾邪之志"的袁樞來說，只有像司馬光那樣，拿起史筆，來抒發(fā)自己的報國憂民之情。

　　袁樞為人正直，對政治腐敗，朋黨互爭，壓制人才等丑惡社會現(xiàn)象是很不滿的。當他為國史院編修官，分配負責撰修《宋史》列傳時，北宋哲宗時"奸相"章惇的子孫，以同鄉(xiāng)關(guān)系請袁樞對章惇傳加以"文飾"時，袁勃然大怒說："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xiāng)人，不可負后世天下公議！"（《宋史。袁樞傳》）當時宰相趙雄"總史事"，聽到后即稱贊他"無愧古良史"（同上）。

　　當時現(xiàn)實政治的直接刺激，是袁樞編纂《通鑒紀事本末》的原因之一，給內(nèi)外交困的趙宋封建政權(quán)提供安邦治國的藥方。另一個原因，是為了解決讀《資治通鑒》的困難。由于《通鑒》記述了1300多年的史實，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記述，對于一件事情連續(xù)好幾年的，它未能連貫記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閱好幾卷，讀者很不方便。據(jù)說，《資治通鑒》修成后，司馬光希望寫作班子以外的有關(guān)人員再看一遍，但使他很失望，只有一個名叫王勝之的借去看了一遍，別的人面對這部巨著，有的只翻了幾卷，有的只看了幾頁就不想再看了。由此可見，《通鑒》由于篇幅太大使人閱讀困難。司馬光本人也感覺到這一難處，他晚年時曾經(jīng)想另寫一部《資治通鑒舉要歷》，把《資治通鑒》簡化一番，但他老了，已力不從心，結(jié)果沒有完成。

　　袁樞根據(jù)《資治通鑒》記載的重要史實，以事件為中心，按照《通鑒》原來的年次，分類編輯，抄上原文，把司馬光的史論也抄上，每事標以醒目的題目，而袁氏本人沒有發(fā)表意見，也沒有加上一句話。這樣，共編集了239個事目，始于《三家分晉》，終于《世宗征淮南》，記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雖然只用了大約兩年的時間編寫《通鑒紀事本末》，但他熟讀《通鑒》卻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時間。他不但要熟讀《通鑒》，了解其全部內(nèi)容，還要吃透司馬光的史學見解。

　　袁樞跟司馬光一樣，始終恪守"專取關(guān)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的原則。因此他在編立標題，抄錄史料時，對于災異、符瑞、圖讖、占卜、鬼怪等絕少加以采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這種反對天命論神學，而重視社會現(xiàn)實的史觀，在當時無疑是進步的。對于統(tǒng)治者袁樞是提出警告的，如袁樞在《通鑒紀事本末》卷三《武帝惑神怪》中抄錄了"臣光曰"，批評了漢武帝"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nèi)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由此可見，袁樞是有自己的政治見解的，這正如朱熹所說的，袁樞"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朱子大全》卷81）所謂"微意"，就是指袁樞的政治觀點。袁樞把有關(guān)封建政治的主要問題，如楊萬里（與袁樞同為太學官）所舉的內(nèi)容，"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quán)臣，曰夷狄，曰藩鎮(zhèn)"（《通鑒紀事本末敘》）之類，都作為全書的基本內(nèi)容，使它成為當時及后世君臣的鑒戒。袁樞還十分重視漢族政權(quán)的恢復事業(yè)，對于"祖逖北伐"、"宋明帝北伐"等，大書特書，而對于進據(jù)中原及舉兵南犯的少數(shù)民族上層統(tǒng)治分子，則視為"石勒寇河朔"，"趙魏亂中原"。當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到《通鑒紀事本末》一書時，立即推薦給宋孝宗。宋孝宗閱讀時，贊嘆地說："治道盡在是矣。"（《宋史。袁樞傳》）

　　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賜太子和江上諸帥，命熟讀之；還提升袁樞為大宗正簿。

　　袁樞最大的貢獻，是開創(chuàng)了以紀事為主的本末體，實現(xiàn)了史書編纂體的突破，從而出現(xiàn)了編年、紀傳、紀事本末三足鼎立的體例。以"時"為中心的編年體和以"人"為中心的紀傳體各有千秋，而檢索不便則是它們的共同缺點。而袁樞創(chuàng)立的以"事"為中心的紀事本末體裁，卻彌補了編年與紀傳體的不足，因而豐富了史學內(nèi)容，正如清代著名歷史學家章學誠所評論的那樣："因事命篇，不為常格，……文省于紀傳，事豁于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為神奇’。"（《文史通義。書教下》）章氏的評論是正確的，袁氏創(chuàng)立的紀事本末新體裁，的確是對中國歷史編纂學的一大貢獻。

　　雖然《通鑒紀事本末》原抄《資治通鑒》，但對《通鑒》的?？眳s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通鑒》流傳已久，傳抄刻印，難免會有錯誤。所以我們讀書時，可以把兩書互相?？?。

　　清代的張敦仁曾經(jīng)用《通鑒紀事本末》大字本（即湖州版本；

　　嚴州版本字小，又叫小字本），和明代萬歷年間杭州所刻《資治通鑒》元注本互校，校出異文3000多條，寫成《資治通鑒刊本識誤》3卷，后來章鈺撰寫《胡刻通鑒正文校宋記》時，把張敦仁?？薄顿Y治通鑒》的異文而無別本資印證處，列為附錄。1957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標點本《資治通鑒》，除了章鈺書中重要?？倍际杖氡緯鲎⑽耐?，還選錄了張敦仁書中的一些?？弊鰹樽⑽?。這就使標點本《資治通鑒》成為現(xiàn)有較好的一種版本。

　　《通鑒紀事本末》也有它的缺點。首先表現(xiàn)在取材上，因《資治通鑒》本來就是一部政治史，關(guān)于經(jīng)濟、文化方面的記載比較少。袁樞所取資料，不過是有關(guān)諸侯、"大盜"、女主、外戚、宦官、權(quán)臣、"夷狄"、藩鎮(zhèn)之類，其他史事，多略而不書。這不能不是一個欠缺。另外，它囿于《資治通鑒》范圍，多屬照抄，沒有自取的第一手材料?？傊?，《通鑒》有的，它不一定都有，《通鑒》沒有的，它也沒有。其次，《通鑒紀事本末》記述的事與事之間沒有聯(lián)系，對于整個歷史不能勾劃出一個發(fā)展的線索，因此，它只能記述了"治亂興衰"的現(xiàn)象。

　　還有，《通鑒紀事本末》具有明顯的敵視農(nóng)民起義和大漢族主義的思想。例如，對于農(nóng)民起義，多稱為某某之亂（如"黃巾之亂"）；漢族統(tǒng)治者和少數(shù)民族之間的戰(zhàn)爭，往往用"討"、"平"一類的字樣。

　　《通鑒紀事本末》，宋本共42卷，明末張溥（字天如，江蘇太倉人，復社領袖）曾就《通鑒紀事本末》各篇，寫成史論若干篇，附在各篇之后。這兩種版本，一種有論，一種無論，還是容易區(qū)分的。

　　在袁樞的影響下，明、清兩代許多學者仿照他的體例編纂了不少紀事本末體史書。例如：《繹史》、《左傳紀事本末》、《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明史紀事本末》，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