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康熙的滿人統(tǒng)治建立后一直保持著相對的社會成分同一性的統(tǒng)治階級，在十九世紀最后二十五年，由于新成分的增加而開始變得多樣化了。
在十九世紀中期大動亂的前夕，社會名流主要是由那些在職或退休的官吏和有功名或學銜的文人及其家族組成的。在省城還包括大錢莊和大商號的老板，在地方上則包括有錢的地主和商人。一個家庭只要有人得了或文或武的功名，這一家就完全可以算作特權階級了。不過要知道，其中也有等級的不同。中舉或者至少拔貢才能當官。如果既有功名又有財當然就更好了，因為財能使他發(fā)揮重要的社會作用。在地方上有功名的人主要是生員，其地位與平民相差無幾，因為生員的頭銜只能帶來很少的法定特權。［1］ 最后，從地方到省，一個人只要相當有錢和受過一點教育，功名對其成為統(tǒng)治階級的一員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條件。但是，在公眾輿論中，尤其是在上層階級的心目中，功名也還是社會上有身分的標志。商人和地主家庭只有通過捐納或科舉得到這種有地位的憑證，才能真正進入上層階級。當時通用的“紳士”一詞，反映了這種普遍的看法?！凹澥俊敝傅氖侵率嘶驎簳r丟官的官員，以及地方上的文人。但是在十九世紀中期地方志也常用這個詞來稱呼當?shù)氐暮篱T大族，盡管其中一些人并沒有功名可言。
巨紳：太平天國以后的官吏和科第之士
由于取得士人地位的傳統(tǒng)門徑有所擴大，最先經受變化的是特權階級。為了回報地方各界鎮(zhèn)壓人民起義、特別是鎮(zhèn)壓太平軍的貢獻，科第名額大為增加，雖然自清初以來已經增加的名額很少。到1871年，儒學生員的名額從太平軍起義以前的25，089人增至30，113人；武學生員的名額相應地從21，200人增至26，800人。［2］ 固定的增長在1871年后即已停止，此后名額臨時有所增加是由于清廷的軍事需要造成的。雖然這種暫時的增長為數(shù)不少，但是總的影響卻甚微，因為只涉及一次會試，而且只相當于上述固定增加數(shù)的百分之五，或者說僅有大約484個名額。以這個數(shù)字為基礎，假設每個生員能夠再活33年，那么，十九世紀最后二十五年就會有將近910，000人，比太平軍起義前的740，000人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在全部人口中，生員的百分比從萬分之十八增加到萬分之二十四。［3］
盡管生員名額的增加確實不多，然而賣官鬻爵卻很盛行。這種辦法始于明朝，曾為清朝早期的統(tǒng)治者廣泛采用，到十九世紀初一度有所收縮，但是在十九世紀后半期又大肆推行。起初采取這種做法是為了使官員來源多樣化和保持平衡，可是后來政府的動機就完全是出于財政目的。為了便于賣官，官價往往打九折。在十九世紀的最后三十年，捐官總數(shù)達534，000名，而在太平軍起義之前還只是355，000名。_617_3［4］ 1860年以后，通過捐官途徑的四品到七品地方官多于通過科舉的正常途徑得官的人數(shù)。［5］
如果把那些享有同樣合法特權的有官銜者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子女都包括在內，則受益的家庭人口總數(shù)從太平軍起義前的5，500，000人增加到太平軍起義后的7，200，000人，然而全國人口總數(shù)卻略有下降，可能要到1890年以后才恢復到1850年的水平。如果我們考慮到他們的兄弟、成年兒子和遠房親族也沾光，享有特權者的總數(shù)就會更大，盡管這些人享有的特權不同于有官銜者本人，但是他們卻可以依仗其聲威使自己高人一等。
官紳的膨脹由于分布不均，加劇了地區(qū)之間的差異。在太平軍起義前，文人、官吏及其直系親屬對總人口之比在安徽是百分之零點七，在四川則是百分之三點五。太平軍起義后，這個比例在四川是百分之零點六，在浙江則是百分之五。［6］ 云南和貴州由于地區(qū)貧窮，無力捐獻軍費，比例就下降了。四川所占的比例甚至進一步下降，廣東的比例保持著穩(wěn)定，但這只是由于這些富饒省份人口猛增之故。由于它們提供了大量錢財，正常仕進和捐官者的絕對數(shù)量還是大量增加的。這個比例幾乎在各省都有所增加：在浙江增長了二倍，在陜西和甘肅增長了三倍。但是具體情況則大不相同。西北各省所占比例的提高是由于其總人口的減少，而沿海和沿江各省則是由于地方富庶，故而能彌補人口和文化水平同官爵獲得者的數(shù)量之間的不平衡。由此可見，維持一個較大的特權階級加重了貧窮省份的困難，而沿海沿江各省官僚和文人的不成比例的增長，則使其在絕對數(shù)量方面占有壓倒優(yōu)勢。
在文人階層內部，各等級文人的增加也不平衡。在太平軍起義之前，1，100，000名有功名和官銜的人當中有125，000名，即百分之十一，至少是貢生或貢生以上，因此這些人屬于真正的上層。有功名和官銜的總人數(shù)的百分之三十二，即350，000人，是捐納者；在更有影響的官員和有官銜的人當中，這個比例高達百分之五十。太平軍起義以后，1，450，000有功名和官銜的人當中有204，000人，即百分之十四，至少是貢生，他們屬于上層紳士。其中530，000人的地位，即總數(shù)的百分之三十六，是新近捐納的。在官吏和有官銜的人當中，捐納的比例高達百分之六十六。［7］
由此可見，這個文人階層不僅人數(shù)增多，組成成分也在變化。與此同時，“非正途”出身者大有人在。
直到十九世紀末以前，傳統(tǒng)統(tǒng)治階級的這種膨脹乃是一種主要現(xiàn)象。實際上，科第名額的長期增加在1871年前已達到其累積效果的最高峰。在十九世紀最后幾年，暫時性的增長則無變化。1901年取消武試，1905年又取消文試，這種擴大統(tǒng)治階級的古老方法至此才壽終正寢了。雖然賣官鬻爵的做法依然存在，但是隨著人們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新學堂中通過考試謀得職銜，那種買賣便沒有什么吸引力，或者說沒有什么意義了（參見第七章）。
文人階層人數(shù)的增加導致這個階層內關系緊張，并且加劇了有職者與無實職者之間的差異甚至對立，加劇了通過正途出身與非正途出身這兩種人之間的差異甚至對立。這便影響到社會上層領導能力的質量。它迫使功名較低的人在社會上只能得到甚至更低的地位，這也是造成其日益貧困的一個因素。它還降低了這個最初以文人階層的特權為基礎的社會等級制的合法性和作用，并且危及由文人同朝廷的結盟所支撐的政治秩序。
在十九世紀后半期，隨著專門化技術作用的發(fā)展，新的集團正在統(tǒng)治階級內部形成。到十九世紀終結時，這種新集團的形成已經比以傳統(tǒng)方式起家的紳士名流的發(fā)展更為重要了。
新軍勢力
現(xiàn)代戰(zhàn)爭和國防的需要，促成了一個擁有特權的軍人階層的興起。軍人從一種地位較低的單純職業(yè)性集團，變成了一支有影響的社會力量。戰(zhàn)爭有兩種完全不同的類型，在軍人地位的轉變中也可看到兩個前后銜接的階段。
在1850到1874年間，民眾運動使中國受到前所未有的震動，就在鎮(zhèn)壓民眾運動的過程中產生了第一批新型軍官。他們組織民團，同太平軍、捻軍和回民打仗。早期的軍官大部分在入伍之前已有正式功名。［8］ 湘軍的情況尤其說明了這種文人階層的普遍軍人化。［9］ 此后不久，由于形勢的需要，以及象李鴻章這樣的年青領導人物開始注重個人才能更甚于注重官爵和儒家的正統(tǒng)性，平民就在新軍的指揮人員中占了優(yōu)勢。［10］ 這些人僅憑戰(zhàn)功就在當?shù)?、甚至有些人還在全國獲得名望，而不論他們原來是否有功名。例如劉于潯最初只是江西的一名監(jiān)生，后來他統(tǒng)率親自組織的省軍，控制南昌及其相鄰地區(qū)達十五年之久。劉銘傳也是如此。他以販私鹽起家，后來變成一支淮軍的首領，最終當上了臺灣的巡撫（見本卷第四章）。然而似乎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將領后來大都擔任了文職。投軍只是進身于官僚階層的階石。朝廷授予有軍功者以文職，委以低級文職以制約過于強大的地方軍事領袖，但仍未能減少這種機會主義。勇營諸軍同清朝兩支經制軍——即旗軍和綠營軍——相反，沒有永久的法定地位，它們的軍官也沒有官階，這就更能說明問題了。某些將領如劉于潯等便辭官還鄉(xiāng)，寧愿接受地方當局給予他們及其家族的好處。但是，所有那些更有勢力的將領及其大多數(shù)下屬都謀求并接受了各級文職；其中有些人還當上了督撫。這便清楚地表明，甚至遲至十九世紀之末，文職比軍階更足珍視。但是，行伍出身可以開辟爬上政府最高文職的道路或加速其擢升。這個事實使軍隊具有吸引力，最終為軍人在社會上發(fā)揮新作用打開了道路。
事實上，由于這批軍官和軍事領袖沒有傳統(tǒng)文人教育造成的偏見，而且一般都深知必須維護秩序和政府，他們往往成為引進西方技術的強有力的鼓吹者。其結果，在曾國藩、李鴻章、劉銘傳、郭嵩燾、左宗棠、劉長佑、沈葆楨及其同僚的倡導下，創(chuàng)辦了第一批近代的大企業(yè)。1861年曾國藩興辦的安慶內軍械所和此后建立的軍火工業(yè)，可能都是在實際推行經世派的理想，即利用各種可能的技術幫助維護國家的秩序和權威。經世派的基本思想在于主張保護公共利益不受私利侵犯，保證國家資源不為私人謀利，但是，隨著開礦、通訊和交通工具以及紡織業(yè)的發(fā)展，這些基本概念顯然已經被拋到九霄云外。因此，在從能夠帶兵的多才多藝的傳統(tǒng)文官向靠自己的特殊才能取得政治勢力的技術專家這方面轉變的過程中，那些鎮(zhèn)壓民眾運動的老手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創(chuàng)建新軍和使傳統(tǒng)的軍隊現(xiàn)代化，也促成另外一個有影響的軍人集團的興起。1853年曾國藩就對他新建的、非建制的湘軍的軍官進行加強毅力和紀律的專門訓練。后來淮軍也仿效這種作法。1862年在上海和寧波開始對軍官團進行西式技術訓練，其中幾個管帶及其士兵還在英國和法國軍事顧問的指導下接受使用西式武器和戰(zhàn)術的訓練（見第四章）。同年11月，一道上諭規(guī)定高級將領應受同樣的訓練，以保證中國人對軍隊的控制。但是進展很慢。首先受到重視的是海軍；除了設立各種技術學校以外，1867年在福州船政局還附設了士官學校。有些士官生曾經于1875、1877、1882和1886年分別留學英國和法國以求深造。南京、威海衛(wèi)和旅順也開辦了幾所水師學堂。1881年李鴻章在天津設立了一所水師學堂。早在1872年，他就派了一批軍官前往德國深造。直隸、江蘇和廣東還雇用了一些外國顧問訓練少量軍隊，其軍官后來還能在其他省份進行指導。1885年，李鴻章又在天津建立了第一所武備學堂。張之洞1887年也在廣州附近的黃埔創(chuàng)辦了一所水陸師學堂。中日甲午開戰(zhàn)之前，在這些學堂學習的軍官不過幾百人?？墒请S著號召廣泛使用西式武器的技術革命的來臨，軍人的地位也開始提高，他們變成了發(fā)展技術的代表。［11］
只是在1895年以后，這種新式軍官才開始大批增加。他們逐漸取代了擔任高級指揮職務的舊式軍官，領導著充分規(guī)代化的軍隊。重點又從建立現(xiàn)代海防轉向改造陸軍，這便帶來了深遠而又深刻的社會影響。
在中日戰(zhàn)爭之前，那些經過“西式訓練”的少量軍隊只是簡單地采用西式武器和西式操法。1895年12月，清帝同意建立兩支仿效德國軍事組織、訓練和戰(zhàn)術的部隊。這就是張之洞的自強軍和袁世凱的新建陸軍。許多自強軍的新兵都經過仔細挑選和專門訓練，能讀會寫，這在中國軍隊中是史無前例的；由于教育帶來的聲望，也使行伍生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會上前所未有的尊重。袁世凱的部下就出過五位民國總統(tǒng)或代理最高行政首腦、一位總理和許多在1916年以后割據(jù)華北的軍閥，象出身低賤的曹錕和馮國璋就是在軍隊中受到教育的。只有孟恩遠是個例外，他始終是個文盲。新軍將領的特點是普遍受過較高的教育，這是舊式軍隊的軍官不能望其項背的；他們又掌握著西方的防御和戰(zhàn)略方面的技術知識，這也是上一代組織民團的文人和文職顯要們所不具備的。
在1901年以后，新軍將領隨著軍事改革的實施而加速被提拔重用。義和團起義時期遭受嚴重損失的綠營軍則被解散。各省都成立了有預備隊支持的西式新軍：它們使用西式裝備，按照西法進行訓練和指揮，是現(xiàn)代陸軍的基礎。1901年9月12日所頒上諭的實質內容便是這樣。袁世凱便利用了這道上諭來加強新建陸軍，它在1901年之后被稱為北洋陸軍，成了中國最強大的軍事力量，1911年時擁有中國軍隊總數(shù)的三分之一以上。從1901到1904年，在湖北、江蘇、山西、陜西、江西、廣西、貴州和云南等地也紛紛組織了所謂新軍或常備軍。
1901年8月29日的上諭下令廢除傳統(tǒng)的武舉制，緩和了爭取新式軍官的競爭；同年9月11日清帝又下令在各省創(chuàng)辦武備學堂，并制定全國的軍事教育章程。到1903年底，幾乎各省都有武備學堂。袁世凱在保定辦了六所武備學堂，從參謀軍官到新兵都在此經受各種技術訓練。他的天津武備學堂的畢業(yè)生被派往其他許多武備學堂，同德國的和越來越多的日本教官一起擔任教職。1904年1月3日批準的總章程要求學生接受軍事操練和穿制服；［12］ 高級課程還包括軍事史、兵法和后勤學。同年9月12日，各武備學堂還接到練兵處仿效日本體制制定的二十條特別章程。它要求緊密仿效日本教育體制，對參謀軍官進行從高小到大學的教育。這些章程并未被嚴格執(zhí)行。北京擬辦兩所高等軍官學校的設想也未能實現(xiàn)。只有到國外或者在袁世凱扶植下的保定武備學堂才能受到高級軍事教育。各武備學堂的教育質量也參差不齊。可是，維新運動畢竟成功地使各省創(chuàng)辦了武備學堂，增加了派赴國外深造的軍官。1906年有武備學堂三十五所，學員共6，307人，威海衛(wèi)、南京、福州和黃埔四所水師學堂還有學員350人；此外，有691名士官和軍官派往日本受訓，約有15名派往歐洲受訓。［13］ 到1911年，軍事教育機構便有近七十所。學員除了學習軍事技術以外，還學習一定的文化，多少能掌握一門外語和基礎科學知識。軍事教育迅速得到社會歡迎。張之洞在1902年帶頭要求部下送其子弟進武昌武備學堂，他自己就送了三個孫子到日本學軍事。1906年北京開辦了陸軍貴胄學堂，學員不僅來自皇室，而且還有象劉銘傳等著名將領的兒子，以及一些大臣、督撫和文人學者的子弟。在辛亥革命前夕，武備學堂的學員來自各省上流社會，甚至一些舊式科第出身的人也入伍當兵。［14］ 這一發(fā)展又得力于新建的軍階體制，它使軍人得到了同文職官僚一樣的官銜和薪俸。［15］ 鎮(zhèn)壓太平軍的最后兩位杰出統(tǒng)帥李鴻章和劉坤一分別于1901和1902年去世，為各省新一代統(tǒng)治者開辟了道路，這些人的權威幾乎完全憑借軍事力量。袁世凱無疑是一個典型，但卓越的士大夫張之洞也在晚年致力于組織新軍。無論是清帝還是各省胸懷大志之士，都看出必須利用武裝來挽救清帝日益衰退的道義的、社會的與政治的權威。這種提高軍隊地位的普遍趨勢，促使受過教育的軍人隊伍——他們受到社會的尊敬和發(fā)揮著政治影響——的擴大。
1911年中國軍隊號稱一百萬，但大概實際只有六十萬戰(zhàn)斗人員，其中十七萬五千人是現(xiàn)代化的正規(guī)軍，另外十七萬五千人是半現(xiàn)代化的巡防隊。后者是由各省資助建立的地方部隊，成立于1907年，兵員來自原綠營軍、勇營軍和其他雜牌軍。尚未遣散的五萬綠營兵與八旗兵一起組成的軍隊中，只有七萬五千人受過西式技術訓練。［16］ 軍官總數(shù)近七萬人，百分之十是高級將領，其中八百人曾到日本學習。這批軍官——即便是最低級軍官——的素質和教育水平及其對科學技術的了解，都遠遠超過舊式軍隊的同僚，與文職官員的平庸無能形成鮮明的對比。1695年以后，受過現(xiàn)代化訓練的高級軍官更可能留在軍隊，而不去謀求高級文職。軍事改革有助于保證他們前程似錦。實際上軍隊已經超過了文職官吏：西化的軍官比從事外交的文官升遷更快。然而行伍生涯之所以能不斷提高聲望，不僅由于擁有飛黃騰達的希望，而且還由于軍官普遍有文化，軍隊素質也較高，這在歷來重教育的中國人心目中頗具好感。
但是更確切地說，軍人之所以成為一個有社會影響的集團，是與中日甲午戰(zhàn)爭以后惡性發(fā)展的民族主義潮流有關的。最明顯的是中國戰(zhàn)敗以后，大家舍得花錢使軍隊現(xiàn)代化。不過，在日本和德國的榜樣及其依據(jù)的學說的鼓舞下，人們也幻想建立一支既能夠用來保衛(wèi)國家又能復興民族的軍隊。曾國藩在世時就認為應建立一支紀律嚴明的軍隊來作國民的表率，這正是1904和1906年練兵處發(fā)布的文件提出的想法。但是，曾國藩卻把國家的政治和精神領導權拱手讓給了文人，因為根據(jù)“用儒生領農”的信條，文人應該按照儒家價值標準負責建立非常文明的社會秩序。然而在中日戰(zhàn)爭以后，軍隊越來越被奉為國家的楷模，甚至被視為先導。為了順應輿情，［17］ 1906年4月的一道上諭列舉了關于公共教育的各項指令，其中包括尚武。1905年以后主要由紳士文人組成的大多數(shù)教育團體，也都提倡尚武精神。1911年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教育聯(lián)合會，第一項建議便是要在所有公私學校推行組織嚴密而恰當?shù)膰褴娛陆逃?。?8］ 這些措施所取得的實際效果，仍然非常有限；直至1911年，整個社會還沒有大規(guī)模推行軍事教育，只有極少數(shù)學校真正組織了學生軍。盡管如此，公眾認為軍隊能夠成為真正振興民族的力量：這種普遍的思潮使軍人的權威和聲望得以鞏固起來。
即便軍隊是民族復興的象征，能不能認為新式軍官團就是民族團結的代表呢？軍隊并沒有真正的團結。來源不同，訓練各異，使軍隊分裂的力量不可勝數(shù)。其中有些人出身寒微，或如張勛和曹錕，或如劉伯承。1917年企圖恢復帝制的張勛，是在中法戰(zhàn)爭、中日戰(zhàn)爭和義和團起義時期從行伍中上升起來的。1923年至1924年擔任總統(tǒng)的曹錕，則是袁世凱栽培的、天津武備學堂的首屆畢業(yè)生。劉伯承原在四川成都武備學堂學習，后來變成了共產黨軍隊的元帥。還有一些人則是富戶大族出身。許崇智的祖父做過閩浙總督；他本人畢業(yè)于日本士官學校，辛亥年在福州擔任第二十旅旅長，是福建省革命軍的領袖，1925年曾任孫中山的陸軍部長。另外有一些富有或中產地主和文人的子弟以及落魄的生員甚至舉人，他們沒有其他出路，廢止科舉以后只好投軍。這樣的人在辛亥革命前幾年數(shù)量增加了，尤其是在華中和華南的軍隊中是這樣。這里有后來的紅軍組織者朱德，他是1909年進入云南武備學堂的。應舉未中的蔡鍔后來是梁啟超的弟子，曾畢業(yè)于日本最好的軍校；他在1911年擔任昆明第三十七旅旅長，曾領導云南的國民革命，1915到1916年又組織過討袁之役。后來成為國民政府領袖的蔣介石則是保定軍校的學生，并在日本深造過。
袁世凱用小恩小惠扶植黨羽，使他得以維持對北洋軍的控制；南方的將領卻不是這樣，他們在各省擁兵自立，而且經常易人。張之洞創(chuàng)辦的軍隊在技術教育方面遠比袁世凱的軍隊為好；軍官都是武備學堂的畢業(yè)生，士兵多半有文化。他們在南方各武備學堂受過內容廣泛的教育，還通過留學建立了多方面的聯(lián)系，而且出身書香門第，所受的控制也很松，所以南方軍官比北方軍官思想更開通，因此更容易同情革命。［19］ 1908年以后的大多數(shù)兵變，包括使清朝倒臺的那次兵變，都是發(fā)生在南方的軍隊中。他們也是革命者宣傳鼓動取得重大成效的主要對象。北洋軍的軍官并非不接受新思想，只是這種情況不如在南方廣泛；北洋軍中也有許多政治研究小組，后來成了軍閥的馮玉祥在1909年以后就曾經常參加其中的一個小組。［20］
在帶領中國不同軍隊的各派軍官之間，是絕無團結可言的。只有北洋軍、八旗兵和巡防隊的一些舊軍官還繼續(xù)保持對清朝的忠誠。反滿的情緒雖然普遍存在，但并沒有使軍隊形成團結的局面。清廷統(tǒng)一軍隊和集中領導權的努力也沒有取得成功；［21］ 巡防隊的軍官嫉妒正規(guī)軍的物質享受；各派系互相對立，有時是出于對個人效忠（袁世凱集團就是最好的例子），有時是出于鄉(xiāng)土觀念，有時又是出于同窗之誼。［22］ 在新式軍官中，唯一共同的信念就是相信武人比文人更吃得開：這個信念來源于他們在政治日益動蕩之際所接受的日本和德國的教育。此一特點肯定使新式軍官迥然不同于舊式紳士階層。
接觸西方后的結果
為了適應同外國進行政治和經濟交往的迫切需要，在特權階級內部還形成了另外一些新的集團。他們的共同事業(yè)就是洋務，這不僅包括直接辦外交，而且包括同西方進行的一切交往。盡管組織新軍的部分原因出于辦洋務，但是辦洋務的主要后果是促成了其他一些社會階層的產生。
首先是參加官方談判的專家。最早辦洋務的職業(yè)人員是譯員。不過這些人既無功名又無官銜，只擔任很低的職務，例如聘用的幾個基督教徒譯員就是如此。但是隨著1858至1860年的戰(zhàn)爭，出現(xiàn)了一批辦外交的年青專家，例如馬建忠就是。他出身于上海一個知名的天主教家庭，接受過徐家匯耶穌會士的教育，約在1875年成為李鴻章的入幕之賓。其中大多數(shù)人最初都是由于懂得外語而被招募的，但是因為他們既了解外事，又熟悉中國官場，所以被視為有用的談判者。
在重要的條約商埠和北京，每一位主管外事的權威都極力網羅一批專家。最大的一批隸屬于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曾于1870至1895年擔任此職。另外一批則是以總理衙門為中心。張之洞任兩廣總督時也曾在廣州延攬一批專家；1889年他調任湖廣總督時，他們隨之也轉到武昌。兼任駐節(jié)南京的總督的南洋大臣在南京和上海各有一批專家。某些專家有時也轉移陣地，例如陳欽就曾在1870年脫離總理衙門改投李鴻章幕下。容閎是從美國大學畢業(yè)的第一個中國人，為李鴻章和張之洞都效過力。
這些專家各有不同的教育背景。辜鴻銘是一位檳榔嶼出生的中國人，他完全是在國外受的教育，先在新加坡后在愛丁堡和德國就學，1880年他擔任張之洞的秘書和顧問。伍廷芳出生于公行時期廣州著名的伍浩官家庭。他的一部分童年是在新加坡度過的，后來到倫敦學法律，是倫敦許可開業(yè)出庭的第一個中國人；1882年李鴻章請他到天津時，他已經是香港鼎鼎大名的律師了。羅豐祿出身于福州船政學堂，曾在歐洲留學幾年，李鴻章因賞識他的才能，曾保薦他任駐英公使。蔡錫勇是張之洞的忠實助手，自北京同文館畢業(yè)后，先后在駐美國、日本和秘魯?shù)耐饨皇箞F任職。還有些人是在1895年前已實施西式教育的名牌學堂就讀，因此不一定非到外國留學不可。象李鴻章的經濟會辦沈葆清、盛宣懷和鄭觀應，就是因負責同外國人打交道和做買賣而獲得專長的。
事實上，這些洋務專家不僅很快承擔起談判的職責，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負責搞經濟事務。他們往往擔任監(jiān)督對外通商的工作，例如當天津海關的道臺、通商口岸的海關督辦兼道臺。他們更經常地從事管理近代的官辦企業(yè)。這些人可能接連負責建立兵工廠，管理航運公司，創(chuàng)辦紗廠和主持軍事學校。盛宣懷也許是其中最出名的一個。［23］ 張之洞和李鴻章的許多幕僚也做過這類工作，但是都沒有取得這樣的赫赫聲名和成績。以楊宗濂為例，李鴻章1870年派他當漢口道臺，1882年又派他到臺灣負責興筑鐵路；1885年他主持天津武備學堂，1886年他興建了一家火柴廠，后轉任直隸道臺，然后受命在山西建立兵工廠。蔡錫勇1886年在廣州創(chuàng)辦魚雷學校，1887年創(chuàng)辦水師學堂，1888年建立造幣廠；以后在1890年在湖北建立鐵廠和湖北槍炮廠；在武昌，1892年建立織布局，1893年建立造幣廠，1894年建立繅絲局，1895年建立西式授課的自強學堂，1896年創(chuàng)辦一所武備學堂。［24］
當時還產生了一批同官方洋務專家相似的諳熟洋貨經營的商人。買辦便是其中最早最重要的成員。1842年廢除公行制度之后，他們是中外商號之間必不可少的中間人，因為外商與華商之間存在著語言障礙，加之貨幣制度、商業(yè)機構和經商習慣又很復雜，使得雙方不能直接交易。他們一般是同外商訂立合同，這不同于有執(zhí)照的經紀人（牙行）；牙行是中國國內貿易的傳統(tǒng)中介和獨立的代理商。買辦則是洋行在中國的代理人：他雇用和管理華員，自己身兼司庫、審計員、財務主管、推銷員和行情研究員，協(xié)助外國人同中國人進行一切交易。
大多數(shù)買辦原籍是在廣州附近。廣州商人具有與外國貿易的長期經驗，敢于向要當買辦的同鄉(xiāng)提供外國老板所要求的全部財政保證。他們還能提供精于茶葉貿易的代理人，因為茶葉是開埠初期的主要出口貨。而且，廣州的買辦還有助于開展其他通商口岸——甚至日本——的對外貿易。隨著茶葉出口減少而絲綢出口增加，以及越來越多的人們重視先前只有外國人插手的部門（特別是銀行業(yè)務），浙江和江蘇的買辦也迅速出現(xiàn)。他們大多數(shù)最初是寧波人和蘇州人，先是作絲綢商人或上海錢莊的雇員。在二十世紀之初，大多數(shù)買辦仍是粵籍，但是在最重要的商業(yè)中心上海，買辦則以江浙人居多。［25］
買辦一般都是事業(yè)上有一定成就的商人，所以在被洋行雇用時能夠請人做擔保，不過在進入二十世紀之初，也有些買辦是因為在同一洋行效力多年而逐級提拔起來的。同時，大多數(shù)買辦都是發(fā)家不久，受雇于洋行則又為他們提供了提高才干和個人增殖財富的機會。事實上他們賺錢多而且快，這就大大不同于其他商人。除了年薪約一千兩之外，他們還能得到傭金、回扣和私人自做買賣的利潤；同外國人的合作為他們提供了財富、關系、建議和保護，這使他們的上述收入又大大增加。充當西方大商號的買辦而積財數(shù)百萬兩者有二例。一是1861到1868年在上海為寶順洋行當買辦的徐潤，一是二十世紀之初在上海為怡和洋行當買辦的祝大椿。［26］ 買辦的人數(shù)在1854年有二百五十人，到1870年增至七百人，到1900年則增至二萬人。［27］ 從1842年到1894年，買辦的全部收入大約是五億三千萬兩。［28］ 同十九世紀之末全部上層士子的年收入六億四千五百萬兩相比，這個數(shù)字相當?shù)汀＃?9］ 但是，考慮到分潤這筆錢的人數(shù)和1902年外人在華全部投資只有五億八千四百萬兩，這筆錢就相當可觀了。［30］ 不過，破產者亦屢見不鮮，買辦的財富也是很不穩(wěn)定的。
買辦不但有錢，而且愿向新部門投資。他們最先花大錢辦近代企業(yè)，對興辦近代企業(yè)起過決定性作用。估計在1862至1873年他們?yōu)樯虾Ａ液竭\公司提供了百分之三十的資金；1863到1886年為開辦煤礦提供了所需資金的百分之六十二點七；1890至1910年為中國二十七家大棉紡廠提供了百分之二十三點二三的資金；同一時期還為中國機器制造業(yè)提供了所需資本的百分之三十。［31］ 這些買辦不僅提供重要的財政支持，還負責這些新企業(yè)的經營和發(fā)展。他們有革新精神，善于冒險和采納西洋經營方法，以求取事業(yè)的成功。由于他們能使洋行興隆，政府也常請他們對官辦企業(yè)進行技術性的管理。不過到十九世紀之末，買辦開始自辦行號了。［32］ 他們就這樣對經濟現(xiàn)代化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在生活方式和思想的某些方面，買辦也與眾不同。因為他們同外國人聯(lián)系密切，所以他們樂于接受西式服裝、陳設、娛樂和宗教信仰，并且使之同中國習俗摻合在一起而形成一種混合文化，洋涇浜英語就是一個典型事例。他們也能放棄傳統(tǒng)的價值觀念，以便使其子女接受完全的西式教育，以便捍衛(wèi)他們的利潤觀念和發(fā)展經濟的觀念，并且在某些情況下，以便象鄭觀應那樣成為制度改革的鼓吹者。
除了買辦以外，還可列舉出一類人，但其界限不甚明確。他們雖然沒有直接服務于洋行，卻熱衷于從對外貿易或引進西方技術方面謀取贏利。最明顯的是那些通過制造出口商品和分銷洋貨而發(fā)財?shù)纳倘?。例如安徽祁門的茶商胡元龍，他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擁有茶園五千畝；以后由于綠茶市場收縮，他就在1876年全部改種紅茶，并且自辦加工廠，從而既保證了自己的財源，又維護了此地茶葉生產的聲譽。［33］ 葉成忠（澄衷）是浙江一家小農的孤兒，靠販運煤油起家；1899年死后留下遺產達八百萬兩。［34］ 顧馨一出身于窮學究家庭，后在上海大做糧食生意，靠汽輪運貨而發(fā)財。［35］ 錢莊在上海也非常興盛，它們是中國人與外國銀行之間的中介，向掮客提供購買洋貨的信貸，同時又把貨物轉賣給國內的銷售商。上海在1883年有錢莊五十八家，1903年為八十二家，1908年則達一百一十五家。［36］ 有幾個家族在銀行界占支配地位，他們在沿江通商口岸都設有分號，例如寧波的方、李、葉三家，蘇州的程家和洞庭山的嚴家與萬家。［37］
有些商人和金融家也插手于工業(yè)。例如在1872年，陳啟沅用本國資本在廣州效區(qū)開辦了第一家用蒸汽為動力的民營絲織廠。［38］ 在1895年前，躋身于工業(yè)的金融家和商人不斷增加。他們許多人是以外商名義登記的企業(yè)的主要股東和經理。在沿江各省和直隸，他們也積極參與官辦企業(yè)。例如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之初，上海機器織布局的創(chuàng)業(yè)資金絕大部分來自茶商（見第八章）。但是，在1885年以后，他們也象南方各省的同業(yè)那樣集中力量于政府所忽視的私營工業(yè)部門，如絲織、糧食加工、火柴、紙張、玻璃制造以及機械的制造和維修。它們多數(shù)是小企業(yè)，機械化程度低，同在商人倡辦下較能使用新技術的大工場中的、或若干家庭合資聯(lián)營的工場中的新型手工業(yè)工場相比，往往幾乎沒有什么區(qū)別。［39］ 新舊活動方式的結合帶來了高額利潤?；浬倘~亮卿1888年在營口以一萬八千兩資本創(chuàng)辦銀號，到1906年就積累了二百多萬兩，幾乎壟斷了向廣州輸出的大豆制品；他還經營了幾家當?shù)氐腻X莊、豆餅制造廠、煙草廠、木材場和不動產公司，并大量投資于銀行和鐵路。［40］
這批從事新行業(yè)的商人和金融家，當然不象買辦那樣偏離正統(tǒng)。他們遠不象買辦那樣愿意追隨西方生活方式。他們不僅還繼續(xù)捐納官爵，而且鼓勵子孫攻讀儒家經典以應科舉。例如寧波和蘇州有些家族在其成員中就有所分工：有些人仕進，有些人則經商。但是到十九世紀最后二十年，也開始出現(xiàn)了一種新思想的跡象。在歷來由富商資助的慈善事業(yè)中，也有人開辦傳授西洋課程的學堂和采用西藥的醫(yī)院。［41］ 1891年湖南和湖北的茶商曾力促張之洞在兩湖書院開設外語和商業(yè)課。［42］
在1870到1895年又出現(xiàn)了一批人，他們的社會風格與傳統(tǒng)的準則相去尚不甚遠。這些人就是現(xiàn)代公司的股東。徐州的鹽商可能認為他們在1882年對利國驛煤礦的貢獻是官方派捐；［43］ 但是十九世紀外商所辦的企業(yè)的資本往往有百分之四十到八十是出自中國人，這里除了買辦和富商以外，還包括相當多的小股東，他們多半是住在通商口岸的官吏、文人和職員。［44］ 官辦企業(yè)也吸收官僚和文人的投資。
直到中日甲午戰(zhàn)爭之前，與洋務有關的各種人物的區(qū)別還是相當明顯的，他們分成：技術人員與專家、買辦、獨立的工商業(yè)家。這也反映在當時使用的稱謂中。第一種人叫“紳”或“官”，第二種人叫“買辦”，第三種人叫“商”。但是這幾種人確能通力合作搞官辦企業(yè)，尤其在私人企業(yè)中，買辦同商人更能在一起合伙經營。這幾類人之間也常有人員的流動。買辦由商人產生，他們脫離外國雇主以后，又可能成為獨立的工商業(yè)家。象唐廷樞和鄭觀應那樣的買辦，象朱其昂那樣的商人，后來都當了官方專家，而象楊宗濂那樣的官方專家，后來則當了工商業(yè)家。
這些新的社會集團加在一起也僅僅構成特權階級的一部分；這個特權階級能夠容納那些新集團作為新成員，同時也給那些古老的紳士家族一個機會，使其在自己獨占的都市天地內重振昔日的榮華。這些新集團的力量還弱，不足以單槍匹馬地左右上層，為了要施加政治和思想影響，他們還不得不依附于一名與洋務有關的省級實力派官員（如左宗棠、李鴻章和張之洞）門下。他們可能提出建議，但是領導權依舊掌握在那些出身和教養(yǎng)都更正統(tǒng)、更符合傳統(tǒng)的人們的手中。不過，當時發(fā)生的最引人注目的社會變動是這樣一件事實：他們常常讓自己的子弟學商，而不是強迫其入仕以求光大門媚。［45］
新的知識界和實業(yè)界
在十九到二十世紀之交，由于文人的活動和作用都有所改變，上層社會所包括的范圍自然也發(fā)生了明顯的變化。
一個西化的知識界正在產生。它麇集在幾個通商口岸，比起舊式文人來他們與農民的接觸更少。最初的代表人物之一王韜（1828—1897年），他的個人命運深受國家動蕩、文人日益貧困、太平軍失敗、洋人和傳教士廣泛地出入于中國的影響，也同樣深受他自己的學術經歷的影響，他因而成了一個完全以寫作為生的報人。［46］ 另外一些人名氣雖然不如他，但都在亦步亦趨地效法他，例如赴美留學生團中的鄺其照，他于1886年創(chuàng)辦了廣州的第一家報紙。
有些受過更正統(tǒng)教育的文人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例如梁啟超和他的友人麥孟華、汪康年即是。他們在中日戰(zhàn)爭之后放棄了傳統(tǒng)的職業(yè)而致力于宣傳新思想。一些較早受過教育的工程技術人員也加入了這一行列。例如嚴復，他是福州船政學掌的第一期畢業(yè)生，后來發(fā)現(xiàn)自己的真正才能是譯注西方哲學。國內新式學堂的教師和畢業(yè)生到國外留學者日漸增多，尤其是在1905年廢除科舉使仕途阻塞之后更是如此。許多傳統(tǒng)的文人都進師范學校再學習，而且不少人出國留學。［47］ 大城市也開始有象律師和醫(yī)生這樣的自由職業(yè)者。然而，許多新知識分子還不得不靠為數(shù)不多的薪金過活，既無名望又無權勢。
新知識界包括的社會類型，是舊中國以前所沒有的，最突出的是職業(yè)政治活動家和革命家。孫中山就是著名的例子。不過，他年青時的國外經歷使他對中國社會不甚了了；他對中國社會的了解只是通過另一代文人，而這些人所受的教育促使他們去反對傳統(tǒng)。除了唐才常、鄒容和黃興這些英雄人物以外，還有許多也曾留學國外的人，他們從事鼓動工作和散發(fā)秘密傳單，過著危險的生活，并且同自己的家庭決裂。［48］ 與舊式文人學士不同，他們決心摒棄傳統(tǒng)，而不是去維護它。
1895年之后，許多中上層文人雖未完全放棄追求學問，但也開始參與現(xiàn)代經濟活動。他們不僅進行投資，而且也開辦和經營各種企業(yè)。借助于這一新的社會階層，工商業(yè)變成了令人尊敬的、受到重視的行業(yè)。陳璧、沈云沛、陸潤庠和張謇等人都是進士出身，又都辦工廠。［49］ 曾任皇帝師傅的孫家鼐和翁同龢，分別安排一子［50］ 和一侄孫［51］ 經商。大多數(shù)早期經辦官督商辦企業(yè)的洋務專家，都憑仗自己的才能（如盛宣懷和嚴信厚），利用政府的購貨、官僚的庇護以及國家的資金來自辦企業(yè)。［52］ 正在服官的人也愿意攜帶子弟和親友走這條道路。袁世凱的幕僚周學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種情況后來發(fā)展到不再局限于通商口岸。在內地最富饒的省份也是如此，甚至某些縣城的某個體致官吏也許就會開辦一家磚瓦廠。1912年江蘇省擁有工人二十五名以上的工廠共三百八十六家，其中二百六十三家就是在上海以外；九十五家有限公司中的五十一家也把總公司設在上海以外。［53］
商人、文人巨子和官僚開始聯(lián)合起來開辦新式資本主義企業(yè)。在商人中，買辦的唯我獨尊的地位開始動搖。這時洋員也進一步熟悉了中國的習慣，洋行亦越來越想繞過買辦直接同對方打交道，從而排除了對買辦的需要。隨著中西貿易的倍蓰增加，中國雇員在洋行的作用和地位逐漸降低。他們喪失了權力的基礎，變成了單純的執(zhí)行代理人。1899年日本三井株式會社首先取消買辦職位；1907年橫濱正金銀行繼起效法。越來越多的買辦都在利用從洋行所得的利潤開辦獨立的中國企業(yè)。相反，那些獨立的商人或“民族資本家”，卻經常向外國人借貸，或把工廠賣給外國人。私人企業(yè)或資本同官辦企業(yè)的界線，變得模糊不清了。許多官辦企業(yè)經營的資本中較大的一部分是私商投資的。而且一位官員投資于官辦企業(yè)，能說這與投資于私人企業(yè)不同而認為他不是資本家嗎（見第八章）？官僚是從來不把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分得一清二楚的，他們的態(tài)度多半取決于這項事業(yè)經營的結果。如果經營失敗，他們就把自己的失敗轉嫁于其他股東，而不是自己去償還政府貸款；如果有紅利可分（在1900至1911年期間經常分紅），官僚們總是認為他們投了資，利潤都應歸己。最后，甚至在經營方面，由于官僚們越來越多地親自插手而不是托付給商人管理，官方企業(yè)就更象私人企業(yè)了，因為私人企業(yè)也能得到一部分官僚資產和官方扶助。利用官方勢力的企業(yè)的特點是規(guī)模大，而不是經營的性質。毫無疑問，官僚們與新的經濟活動更有力的結合，促成了資本主義的大規(guī)模發(fā)展。
在二十世紀之初，從傳統(tǒng)的上流社會還產生了一個新的社會階層。這個社會階層無以名之，但是當時文獻提到的“紳商”幾乎都是指它。紳商既可指官員和文士，也可指商人，這是兩個不同的并列范疇，同時又不同于“民”和“官”。不過這種稱呼越來越罕見了。一般說來，若將這個名稱用于一個集團，那就是泛指參與商業(yè)的官吏和文士、擁有功名和官銜的商人，以及同他們有聯(lián)系的純粹文人和商人。如果這個名稱用之于個人，那僅指前面兩類。我們可以將它譯作“商業(yè)紳士”。誠然，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參與商業(yè)，但是，必須從最廣泛的意義上來理解“商業(yè)家”，他們包括從事貿易、銀行、工業(yè)和各種企業(yè)的人，不過他們都具有資本主義的特征。還必須記住，這個術語用于許多不同的場合。其中有象中過進士并在政府中任過不同官職的沈曾植之類的人。他掛名領薪、寫書、大收其地租，弄到大量錢財；他還投資于銀行和鐵路。另一方面，也有象黃佐卿這樣的人，他通過各種工商業(yè)經營而取得勢力，并且一心一意想取得官銜。
經營商業(yè)的紳士是新紳士階層當中的多數(shù)人，是它最活躍、最有影響的部分；新紳士階層用在義和團時期促成組織“東南互?！币约霸?901年以后鼓動和支持朝廷進行維新運動的行動來顯示它這個集體的存在。但是，很難認為這兩類人是完全一樣的。當時的人們把山西錢莊老板這類商人視為紳商，他們盡管大做買賣，卻保持著舊傳統(tǒng)，甚至他們的經濟觀點也是這樣。另一方面，雖然其中有些人與工商界沒有直接的聯(lián)系，我們卻應當把那些支持維新的人算作這個現(xiàn)代社會名流集團，而不論他們依然是利用其地位從而獲得特權的傳統(tǒng)士大夫，［54］ 或者是身居城市靠賣文賣字為生的知識分子，甚至或者是軍官，總之，都屬于這一類人。
這個現(xiàn)代社會精華階層是否組成了資產階級呢？毫無疑問，他們具有許多資產階級的特點，但是他們仍過多地被傳統(tǒng)的經濟和社會的形式所束縛，所以還不能被稱為資產階級。事實上，在1905至1906年以前，資產階級分子是同其他階級的分子混在一起的，我們很難分辨出來。每個人都被家族、個人和職業(yè)關系所纏縛，傳統(tǒng)原則與現(xiàn)代原則就在這些關系中發(fā)生沖突，但其程度則隨著個人的情況和性情而有所不同。只是在清朝的最后五年，真正的資產階級才開始出現(xiàn)，那是一批現(xiàn)代的或半現(xiàn)代的實業(yè)家、商人、金融家和大工業(yè)家：他們被物質利益、共同的政治要求、集體命運感、共同的思想和與眾不同的日常習慣等等聯(lián)系在一起。［55］ 中國資產階級的特點終于形成了，這是與帝國主義列強和洋人的來臨相對抗的結果。從1905至1911年中國企業(yè)的全部資本增加了兩倍，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資產階級就開始反對政府的無能，抨擊政府不提供保護。在地方事件、立憲運動和恢復國權的斗爭中，他們都采取反政府的立場。他們非常熱烈地支持民族主義，要求參與管理租界、海關和制訂關稅；他們還組織抵制洋貨、建立商團以反對外國的控制。
然而，作為一個階級，資產階級僅在上海和廣州才有，天津、漢口和其他大商埠只有一些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存在，以自豪的口吻自稱為“企業(yè)家”。［56］ 但是，當時的人們是很少這樣看待他們的。他們很少獨自行動而往往成為附屬品，依附于他們從中脫穎而出的現(xiàn)代上流社會的巨大主體。
新的社會制度
某些制度是同特權階級內部的變化有聯(lián)系的。明清兩代的官員一般都聘請本階級的同僚為私人顧問（幕友），尤其在刑名和錢糧方面。到了清末這個舊規(guī)又滿足了新的要求。各省高級官員為個人設立了文武兼顧的幕府，以承擔鎮(zhèn)壓太平軍、同外國人打交道的一些新出現(xiàn)的任務。如馬建忠、薛福成等第一批洋務專家就在幕府中一起共事，一部分新興的工商業(yè)家如盛宣懷、政治活動家如唐紹儀也在這種地方初露頭角。不過，曾國藩、李鴻章［57］ 或張之洞在提拔這類人或羅致其他公認的專家方面所采取的下一個步驟，則是任命他們?yōu)槲瘑T來負責一項特殊的新工作。另外一個辦法則是按照清代行政的傳統(tǒng)，設置非法定的署或局。象管理兵工生產、厘金和工廠企業(yè)等的許多新機構都稱為局，總是以非法定的官員即委員負責主持。唐廷樞和容閎就曾擔任過這種職務。十九世紀后半期發(fā)展起來的幕府，以及后來擴大應用的局和委員體制，多少為行政干才提供了活動天地，也成了溝通舊文人學者和新專家的主要渠道。幕府這種非正規(guī)的組織是由通曉各省情況的人以及由對組織和供養(yǎng)他們的“恩主”一心效忠的人所組成，它起了醞釀社會改革的作用；但到了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后，這種組織卻被另一些更多地擺脫了儒家傳統(tǒng)的機構所取代了。
越來越多的現(xiàn)代社會精英人物都曾就讀于按西方課程教學的新式學校。重點進行宗教教育的教會學校，無論是用中文授課的天主教教會學校，還是大多數(shù)采用外語及其他外國方式授課的新教教會學校，起初都根本沒有引起社會精英的注意。新式學堂最初由政府興辦，接著由新教傳教士興辦，它們把半中半西式教育推廣到了中學和大學，宗教課程也讓位給普通知識課，只有到了這個時候，這種新式學堂的效果才變得明顯起來。盡管在1890年新教教會辦的學堂有17，000學生，另外還有幾所小規(guī)模書院，但它們也同幾所官辦學堂如北京同文館和福州船政學堂一樣，培養(yǎng)出來的學生都得設法進入幕府以獲取有影響的職位。只有隨著1895年以后的維新運動和1902年建立全國性的現(xiàn)代教育制度（這項工作在1904年頒布了這方面的章程才完成），胸懷大志的青年學子才不得不進現(xiàn)代學校深造，以便進入新的世界?？墒?，盡管學校的文憑中也授予傳統(tǒng)的功名，但因科舉制度根深蒂固，要謀一席地位，還是得走傳統(tǒng)的道路才更有把握，更加方便。為了結束這一雙重體制的局面，1905年9月2日廢除了舊科舉制度，這才使得現(xiàn)代學校樹立了對社會精英施教的獨占地位。
1902年共有現(xiàn)代學校35，787所，1912年為87，272所；學生則從1，006，743人增至2，933，387人。［58］ 與辦學者的意愿大相徑庭的是，由于教學大綱零亂，內容脫離中國實際，教師質量差，這些學校不僅無助于鞏固清王朝，反而促使學生提出抗議和請愿。各地雖然也曾做過努力以改善教育質量和擴大教育范圍，甚至在傳授有利于國家發(fā)展的技藝時產生了極好的效果，但是這一切反而使新的社會精英分子疏遠舊政權和脫離民眾；他們各行其是，只有一種十分混雜而往往是模糊不清的民族主義思想才能使他們聚集在一起。但是，由于新式學校強調集體努力和紀律而截然不同于傳統(tǒng)的書院只注重個人造詣的傾向，它們倒是能使得青年認識到自己的力量。學生發(fā)現(xiàn)了集體行動的威力，便用它來發(fā)動多次罷課和抗議運動。［59］ 在辛亥革命中，青年學生的這種沖勁在社會上發(fā)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1905年以后，各種學會蓬勃興起，教育、制憲和農業(yè)等領域的許多專門聯(lián)合會在清王朝的最后十年中也紛紛成立：它們都足以證明社會精英的社會思想正在起變化，而且無疑也是傳播新思想的最有效的手段。它們吸引了那些已負起社會責任而且還能承擔更重大責任、因而最能直接推進變革的人士。
緊接著中日甲午戰(zhàn)爭以后，康有為創(chuàng)辦了強學會。此后各種學會風行一時，創(chuàng)會的目的在政治而不在學術，這與傳統(tǒng)的文人結社不同，是犯法的，特別是違反了康熙禁止文人干政的圣諭。它們制訂了自己正規(guī)的規(guī)章條例，其嚴格性與任何地區(qū)的、家族的、官僚的、甚至非正統(tǒng)的傳統(tǒng)集團的習慣方式大不相同。這些強制性的和組織上的特點尤其明顯地反映在二十世紀頭十年的各種協(xié)會內部，不過這往往是得到政府支持的；例如1906年頒布的教育會章程，要求從縣到省層層建立組織，對組織機構和會務的規(guī)定極其詳盡，以便討論。1895至1898年建立的各種學會共有近萬名成員，其主導思想由康有為提出，內容是動員和教育文人，使之立即實現(xiàn)全國團結和要求一定的民權。它們鼓吹的政歸全國全民的思想，同與之對立的君權至高無上的思想原則肯定是格格不入的；但是，這些學會仍恪守儒家事君的學說，只希望變成同皇權合作的工具。
可是在百日維新失敗以后，社會精英人物的各種聯(lián)合會逐漸變得好斗了，甚至在政治上成了激進的反對派。在1904至1905年，主要由學生組織的團體把這種發(fā)展推向高潮。在其他團體中，這種發(fā)展過程更長，更復雜。那些聯(lián)合會用合法的方式反對官僚暴政。它們求得了官方承認，但并未象政府所期待的那樣仍舊忠于傳統(tǒng)制度，倒是使他們成了名副其實的政黨，成了各自所代表的某一階層的利益的代言人。實際上，往往同一個人既是教育會的領袖，又是憲政促進會或保經利聯(lián)合會的首腦，例如江蘇的張謇、湯壽潛、許鼎霖，浙江的張元濟，湖南的楊度、龍璋和廣東的陳惠普。［60］ 這些聯(lián)合會的會員日益增多，使他們更有代表性，因而成了不依賴官方支持的政治力量。1909年，723個教育會共有會員48，432人，會員遠不限于教育界（教師只占少數(shù)），從士大夫到工業(yè)界領袖無所不有，這反映了現(xiàn)代社會精英階層的總的面貌。他們受過教育，有錢，有行政才干，并且集體負責，因而大大地引人注目。他們是有財又有能力的上等人，決心迫使官僚實行改革。
在這些聯(lián)合會內部，擬議是在省或地方一級統(tǒng)一和提出的。機構一旦建立，就被內部的推動力量推得更遠，蔑視皇權，大背創(chuàng)建者的初衷。［61］ 1909年選出的各省諮議局，就是現(xiàn)代社會上層所要求取得的地方自治權的組織上的體現(xiàn)。在清王朝最后兩年，這些諮議局用行動顯現(xiàn)出它們是一支團結的力量。［62］ 由于選舉法的規(guī)定，百分之九十的代表都是科第之士，但是他們比較年青，大多數(shù)居于大都市，往往同現(xiàn)代企業(yè)有聯(lián)系。［63］ 盡管諮議局中工商業(yè)者所占的比重不大，它們實際上積極地代表著現(xiàn)代上層社會的利益，尤其是竭力維護私人企業(yè)的經濟利益。［64］
在新式學校、各種聯(lián)合會和各省諮議局普遍發(fā)生作用的同時，還有形形色色的專業(yè)機構也有助于分清新舊兩種上層分子。例如，商會就是這樣的機構。第一個商會是1902年在上海建立的。1904年1月降旨認可并規(guī)定了在全國建立商會。到1909年，便有商務總會44個和分會135個。商會作為地方工商業(yè)家的聯(lián)系機構，并沒有取代傳統(tǒng)的行業(yè)公會；相反，行會往往隸屬于商會。因此，商會有助于加強工商各界日益發(fā)展的合作和聯(lián)合。商會的作用最初被認為是行政當局的齒輪，是地方商界同政府和外國人打交道的正式代表。因此，商會都愿推舉那些有功名或者有官職的人當會長，這意味著商會往往先滿足大實業(yè)家的需要，其次才是滿足普通店主的需要。［65］ 但是，商會很快擺脫了清朝官員的影響，成為整個商界的代言人；隨著它吸收傳統(tǒng)的優(yōu)秀文士，以及現(xiàn)代公司的發(fā)展，其性質也隨之在起變化。
還有與傳統(tǒng)的錢莊銀號相對立的現(xiàn)代銀行這種機構，也開始更緩慢地和范圍較小地改變著社會習慣，這與1904年上諭中規(guī)定的類似的有限公司的情況相同。這些企業(yè)的結構也許加大了經理人員同下屬的距離，并且同顧客的關系也無疑會受到損害，但是，它們鼓勵大膽的進取活動，因為它們保證提供財政支持，而無須擔心要依賴個人或家庭財產去彌補可能遭受的損失。
這些促成并象征著上流社會變化的各種機構，其共同特點是超然于傳統(tǒng)的官僚體制之外，并且同后者脫離關系。這也許是幕賓和局署員司專業(yè)化，以及新式學校對學生進行西式教育的結果；也可能是各種聯(lián)合會和商會具有斗爭性的結果。這些機構推動和鼓勵其成員去認清他們與傳統(tǒng)秩序的分歧所在。
分裂的開始
隨著統(tǒng)治階級成分的多樣化，其內聚力和團結也明顯下降。除了個人意氣之爭以外，新舊上流社會人士之間的對立加劇了。1867年洋務運動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就同文館增添數(shù)學和科學課程所發(fā)生的思想和政治爭執(zhí)，便是一個明證。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這種沖突更加劇烈。李鴻章及其門下每次提出的現(xiàn)代化倡議和計劃，都遭致大量的攻擊。這種攻擊是由所謂清流黨發(fā)動的。而官方的反對又得到了反對引進機器和現(xiàn)代經濟的地方勢力的支持和鼓勵。地方長官們經常同社會上層人物一起發(fā)動群眾示威，1878年反對在開平開礦的活動即是一例。中法戰(zhàn)爭使清流派的攻擊戛然而止，許多清流派成員開始擁護改革。此后政府上層的分歧不是在經濟現(xiàn)代化這一原則，而是在其條件方面。1888年的進士考試題目就有關于國際貿易的一題。在1889年慈禧太后引起的修建鐵路的爭論中，軍機大臣、大學士、各部尚書、各省督撫和御史等高級官員幾乎無不承認有必要修建鐵路。［66］ 但是直到中日戰(zhàn)爭之前，許多經濟方面的創(chuàng)議又因具體的考慮而滯礙難行。大部分有影響的文士和官僚都堅決反對使中國進一步陷入外國的控制，而堅持只利用本國資源；但是后來他們又指出，本國資源太少，無力維持大工程，而且這些資源有被各省考慮不周的鐵路投資所耗盡的可能。實際上，考慮不周和管理不善的現(xiàn)代化可能帶來的社會后果，似乎使許多官員感到不安。尤其使人擔心的是大眾的失業(yè)和貧困，以及少數(shù)人謀取巨額利潤的不道德現(xiàn)象。不少奏疏都是一再強調“緩行”、“逐步實行”和“三思而后行”。這種瞻前顧后的態(tài)度基本上是想要控制社會進步對人產生的后果，結果使得全部努力都陷于癱瘓。傾向于優(yōu)先發(fā)展新經濟的人，以及象劉銘傳那樣贊同商人階級占支配地位的人，那是很少的。［67］ 還要看到的是，除了省會、幾個繁華的州府和通商口岸以外，多數(shù)地方的文人對這些問題是漠不關心的。
甲午戰(zhàn)爭的失敗加深了這些裂痕。為了挽救國家，一批上層文士和官僚支持維新。他們消除了儒家的禁忌，力爭創(chuàng)建現(xiàn)代企業(yè)，宣稱發(fā)展經濟是國家的當務之急。在力主維新的上層分子和其他被當時小說家無情地譏斥其自私、卑鄙和無知的人們之間，［68］ 敵對的情緒加劇了。傳統(tǒng)的上流社會進行反擊，其手段不僅是請愿、散發(fā)傳單和搞官場上的小動作，而且使用暴力、襲擊和搗毀工廠與新式學校。［69］ 他們鼓動并支持鎮(zhèn)壓百日維新。［70］ 在北方各省，他們有些人跟義和團志同道合，認為義和團是反對現(xiàn)代化的。［71］ 然而，現(xiàn)代的上流社會人士同傳統(tǒng)的上流社會人士之間的誓不兩立后來又開始緩和，或者不如說采取了新的表現(xiàn)形式。在1898年春，甚至在百日維新前，面臨著康有為的行動會帶來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即文人稱霸政壇的局面和社會統(tǒng)治集團的將被壓制）時，許多曾經熱情追隨和支持他的文人和官吏都畏縮不前了（見第五章）。［72］ 他們?yōu)榱酥匦卤戆鬃约盒攀厮麄兯囈匀〉煤戏ǖ匚坏娜寮艺y(tǒng)，便自然而然地尋求仍舊忠于傳統(tǒng)的同胞的支持；同時他們又打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向同胞們指出順應時勢的前景，以及發(fā)展他們的物質和政治力量以彌補其精神權威所受損失的方法。鑒于廢除科舉迅即被人們所接受，看來這對上流社會的特權必定毫無威脅，而只是換了一套用以衡量他們地位的新標準。上流社會的地位從此取決于是否上過新式學校，這就是為什么那些最保守的上層分子也熱心于創(chuàng)辦新式學校的原因。
在清朝的最后幾年，新特權階級內部也發(fā)生了分化，但它實際上更多的是思想分歧而不是社會分化。溫和派與革命派的區(qū)別，并不真正反映較富的與較貧的資產階級分子的區(qū)別，也不真正反映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資產階級的區(qū)別。而且這種區(qū)別也不宜用來區(qū)分以發(fā)展工商業(yè)為職志的資產階級與依然植根于傳統(tǒng)結構的上層分子。更不能認為是幾代人之間有裂痕。選擇不同的道路只能從個人經歷和品格的不同來求得其解，例如1873年出生的梁啟超和1868年出生的章炳麟二人都是受過經學教育的學者，但一為維新派，一為革命派。出身湖南紳士之家的革命家黃興，同身為上海維新派商人的李厚佑，情況也是這樣。
我們不要過分估計特權階級內部對立的尖銳性，因為在同一家族內部也是常常發(fā)生意見分歧的：有些家族成員可能走著新路，另一些家族成員則繼續(xù)在走老路。但是，家族關系總的說依然是牢固的。徐錫麟是浙江光復會領袖之一，多年來便一直受到他的身任巡撫之職的表兄弟的保護。［73］ 鎮(zhèn)海李姓家族有些人做了官，有些人靠祖?zhèn)魍恋厥兆猓€有些人跑到上海開辦錢莊和經營不動產交易，而李姓家族的其他人都向這些莊號投資。［74］ 在西歐，“勝利的資產階級”的若干家族是根據(jù)已經明顯分化后的根本利益結合起來的；而中國的家族則不同，一個家族如果思想開放，基本上同情新思想，便常常從事各種各樣的職業(yè)，雖然職業(yè)的差異仍是很不容易分清的。
顯然，導致現(xiàn)代上流社會興起的逐步變革，對傳統(tǒng)書香門第的影響也不是一般齊的。在清朝最后四十年，許多書香門第都走向衰敗而湮沒無聞，窮困潦倒。我們能夠說這是人們經常所講的、［75］ 在嚴格的社會等級制度下保證上流社會不斷更新的那種傳統(tǒng)流動性的正常表現(xiàn)形式嗎？或者說這種現(xiàn)象已經加劇了嗎？根據(jù)我們現(xiàn)在的認識還不可能這么說。某些書香門第的衰敗肯定引起過同時代人的注意，但是，由于太平天國以后有功名的人普遍增多，這種情況可能就絕對數(shù)量而言是明顯的，但是就相對數(shù)量而言卻不是事實。我們不能肯定1900年以后特權階級的人數(shù)是否繼續(xù)增加，也不能肯定是否象從前那樣，有一家亡，就有一家興。然而，對大多數(shù)上層分子就讀于現(xiàn)代學校的情況的統(tǒng)計似乎表明，情況并不是這樣。而實際上，新式學校費用較高，同以前只要具備一定文化程度就可以進去深造的書院的學生的人數(shù)相比，中學的學生數(shù)就凈減了。［76］
這種變化過程的多樣化和不平衡，主要造成了民族的和地區(qū)的差異，甚至引起了敵對，但并沒有導致上流社會的各社會階層在全國范圍內發(fā)生對立。那種使?jié)h族上層驚慌失措的變革，對滿族和其他少數(shù)民族幾乎沒有什么影響。一些民族——特別是滿族和蒙古族——反對的是那些只會損害它們在傳統(tǒng)社會占統(tǒng)治地位的變化。另一些民族則由于遠離新型經濟和文化中心，對變化的影響感覺并不太強烈。因此，把非漢族貴族同漢族紳士聯(lián)系在一起的利益紐帶（如果不是文化紐帶的話）正在松弛。在向現(xiàn)代轉變的潮流比較高漲的沿海各省同這種轉變不太明顯的內地各省之間，這類情況也是很顯著的。但是，即使在各個最先進的地區(qū)之間，新的社會上層的情況也明顯地不一樣。直隸的上層人物同官府聯(lián)系密切，是靠官府的扶植而存在的，起初以李鴻章為中心，后來則以袁世凱為中心。長江下游的新統(tǒng)治階級，在政治、思想和經濟觀點上都同傳統(tǒng)制度更加針鋒相對，盡管他們當中很多人原來就是紳士。在廣東，現(xiàn)代的上流社會中的商人比文人占優(yōu)勢：這個上層社會受到的限制較多，但同時也更傾向于激進，而且海外華僑在它里面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以同鄉(xiāng)關系維系的官僚集團（例如李鴻章支持的安徽幫，翁同龢庇護的江蘇文人學者），還有以地區(qū)為基礎建立的幫和會館，逐漸被蒙上了一種新的地方主義色彩；這種新的地方主義更關心的是特別維護本地及其居民的利益，而不是關心一個文化共同體的利益。它比較不大注意個人之間的關系，而寧愿為一個廣大地區(qū)及其全體居民獻出熱情，這大概是民族主義興起的先聲。［77］ 但是，在其最早的表現(xiàn)形式中，尤其在1900年使南方各省從北方及義和團在那里的控制中擺脫出來的“東南互?！敝?，新的地方主義造成了對立。后來，現(xiàn)代上層社會搞的地方自治那一套，也使各縣之間和各省之間互相激烈地爭奪，這是因為各方只關心獨占公共的資源，損人而利己。地方自治有時又傾向于后退，似乎只要把一座模范城市搞得又安定，又現(xiàn)代化，又同心同德，就可以置整個國家當前的混亂和貧困于不顧。
然而，具有最嚴重后果的對立還是城鄉(xiāng)雙方的上層分子分道揚鑣：城市的上層人物受到西方的感染，他們尋求變革，而鄉(xiāng)村的上層社會則原來是其文化、政治和社會的溫床。社會上層人物的都市化是一個古來就有的現(xiàn)象。早在宋代，城市就以其高雅的文化和商業(yè)吸引著文人學士和農村地主。他們經常進城游覽，有錢人還在城里另買宅第，甚至移居城市。這種向城市流動的趨勢在十九世紀有增無已。商業(yè)的發(fā)展擴大了城市的規(guī)模，提高了吸引力。［78］ 但是，農村的上層分子這時也被迫進城另辟財源，例如放高利貸，以彌補由于財產的分散、幣值的不穩(wěn)和佃農反抗的日益增多所造成的地租減少。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后，農村經常不太平的局勢甚至迫使大財主也卜居城市。太平軍叛亂時期，許許多多的社會上層人物都逃往上海，上海便成了他們的主要居住地方。［79］
在二十世紀初，社會上層人物的都市化具有特殊的意義。他們遷居城市意味著不僅住在城里，而且關心城市，這樣甚至使他們對農村的問題更加漠然視之。［80］ 在科舉廢除之后，要取得上層人物的身分就得進新式學校。這些學校首光辦在城里，而且費用高昂，這就使得富戶豪門不能再資助鄉(xiāng)村學堂了。［81］ 城鎮(zhèn)面臨帝國主義的威脅更直接，所以這里的社會上層人士就更關心軍隊的現(xiàn)代化和工商業(yè)的發(fā)展，很少去留心組織民團和發(fā)展農業(yè)。那些仍然擁有土地的人則通過租棧、總管和收租人同佃農打交道。官員中因朝廷命令奪情而使丁憂守制的慣例逐漸形同虛文，也使長期流連家業(yè)成為不可能，因為長期守制在過去往往加強了官員與其祖業(yè)的聯(lián)系。城市的上層人士便這樣逐漸地與鄉(xiāng)村隔膜起來，因此就整個動向來說，城市的上層社會與鄉(xiāng)村的上層社會是志趣各異的。
盡管這是總的趨勢，但是在1910年，長沙的王先謙和葉德輝兩位紳士雖身居城市并大量投資于現(xiàn)代企業(yè)，卻又操縱過一次大概是由他們自己的投機活動（他們也是傳統(tǒng)的米商）所引起的米騷亂，他們想方設法把矛頭對著城市改革的象征，即官辦學校、銀行和警察所。［82］ 然而，進步還在繼續(xù)，這從人們的觀點和生活方式的改變中可以看得出來。在富裕市民中，比較明顯的表現(xiàn)是開始關心婦女解放的問題。1894年在廣州建立了第一個反對纏足的團體。隨后各省省會都有同樣的組織，婦女可用本人姓名與其丈夫一起入會。經過幾次請愿，1902年頒布的上諭便禁止纏足了。于是，這種舊習就在城市迅趨消失，因為有些認真的地方官要處以罰款；但在農村就不是這樣了。傳教士在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不久便舉辦婦女教育，不過長期以來只辦小學，課程主要是在宗教方面，并為富裕之家所不齒。第一所非教會女校是1897年2月由徐謨（后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的母親江蘭陵在蘇州創(chuàng)辦的。不久，上海、北京和廣州也接著開辦了女校。官方在1907年頒布了關于婦女教育的法令。次年，江蘇省便擁有女子學校105所，學生4，455人。各省諮議局都贊助婦女教育事業(yè)。民國初年，教育部的官方統(tǒng)計的女生為141，430人。婦女也出國留學，最初都是自費。1906年便有十三位婦女前往美國。1907年婦女也可以申請考政府的獎學金：這一年有600人申請留學美國，批準了31人，其中有3名婦女。1910年有150名婦女留學日本。［83］ 只要是特別積極參加革命運動的年青一代，他們都愿意喚起婦女覺醒，并通過文學作品和報刊引起公眾注意。［84］ 他們的呼吁并非徒勞無益。大城市的富有人家開始同意婚姻自主和婦女可以出外工作。私立小學實行男女同校；在中學，女生的學習課程也同男生一樣。一些男子還支持婦女提出的參政要求。
由于最活躍的分子進城去求學或發(fā)財，傳統(tǒng)的鄉(xiāng)村上等紳士便覺得群龍無首了。他們對西學既難適應，又不可能真正掌握，西學的優(yōu)越性使他們的學識聲望受到損害。他們的政治影響被局限在鄉(xiāng)、鎮(zhèn)和縣里。這種影響因具有地方諮議局提供的法律基礎，鄉(xiāng)村的社會名流無疑還是相當強大的，他們敢于濫用權勢而不懼怕政府干預；可是，現(xiàn)在他們同上層當權派的聯(lián)系減少了，不能再象過去那樣憑他們所有的關系為所欲為了。他們幾乎不可能對當?shù)厣鐣峁┯行У谋Ｗo。這樣，他們先前在大眾面前擁有的道德和社會權威，以及他們作為表率和人望的作用，就被他們曾經支持過的帝國損害了。
目前的研究狀況還不能使我們對統(tǒng)治階級內部新舊兩個集團的力量對比提出確切的數(shù)字。但是，設想一個大概，著重指出變化的重要意義，還是可以做到的。例如十九世紀之末有功名或有爵秩的人的總數(shù)為1，443，000，而在1910年6月散發(fā)的、由各省諮議局起草的要求立即召開國會的請愿書上簽名的人數(shù)為300，000。這兩個數(shù)字我們是可以進行比較的。
隨著傳統(tǒng)文人階層的分化，它不再把自己與帝國視同一體了。雖然其成員仍然構成特權階級的多數(shù)，但是另一些人已經通過工商業(yè)、軍旅生涯和技術工作而使自己躍居平民之上，擠進了上層階級之中。更重要的是，紳士已不再象過去那樣作為傳統(tǒng)的特殊社會集團而把持著社會。他們也不再因為是支持同一政治制度，或一致信仰儒家思想，或維護共同的合法特權，而團結在一起了。在新興的資產階級同近代上層分子和農村上層分子中間，雖然利益各異，但確實存在著一種結合。這就是為了捍衛(wèi)既得利益的一種結合。但是，這根本談不到具有建立在基本原則之上的團結一致的感情，而正是這種感情在過去千百年來保證了文人階層的團結和帝制的穩(wěn)定，盡管其中每個成員的經濟狀況并不相同。
［1］ 何炳棣：《中華帝國的晉升的階梯，1368—1911年》，第34—40頁。
?。?］ 張仲禮：《中國的紳士》，第88、94頁。
?。?］ 張仲禮：《中國的紳士》，第98—102頁。
?。?］ 張仲禮：《中國的紳士》，第103—111頁。
［5］ 何炳棣：《中華帝國的晉升的階梯》，第47—50頁。關于整個清朝地方官的詳細情況參見李國祁和周天生著：《清代基層地方官人事嬗遞現(xiàn)象之量化分析》，第206—347頁。
?。?］ 張仲禮：《中國的紳士》，第113—115頁。
?。?］ 這些數(shù)字和百分比出自張仲禮：《中國的紳士》，第116—137頁。
［8］ 1856年之前湘軍的多數(shù)將領是文人，后來的新任命大大降低了這個比例。參見羅爾綱：《湘軍新志》，第55—64頁。
?。?］ 庫恩：《中華帝國后期的叛亂及其敵人》，第146—151頁。
［10］ 淮軍將領有官階和功名者只占百分之十二，在淮軍核心，即在十一營軍隊的最高指揮當中，最多也只占三分之一，見王爾敏：《淮軍志》，第184—185頁。
［11］ 據(jù)外國專家估計，1885年中國擁有的西式武器有來復槍和連發(fā)槍二十多萬支、擊發(fā)槍數(shù)十萬支、機槍約五十挺、各種口徑的大炮一千二百門。參見法國外交部檔案：《中國。領事的政治報道。上?！?2，第211—215頁。1885年8月26日關于中國裝備的報告。
?。?2］ 張百熙、張之洞、榮慶：《奏定學堂章程》，卷1第14、17頁。
［13］ 鮑威爾：《1895—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第235—236頁。
?。?4］ 參見陳孝芬等人的回憶，載于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湖北省委員會編：《辛亥首義回憶錄》，第一輯第68頁。
［15］ 有關此事的總章程可參見《大清德宗實錄》卷537第14頁所載1904年12月20日的上諭。其詳細說明見《大清實錄宣統(tǒng)政紀》，卷20第20—24頁，1909年11月11日的上諭。
?。?6］ 關于這些數(shù)字各種不同來源的討論，參見鮑威爾：《1895—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第288—298頁。
?。?7］ 維新派的報紙在這個運動中發(fā)揮了先鋒作用，尤其以《新民叢報》為突出，特別是奮翮生和蔣百里在1902年發(fā)表的文章更是如此。
［18］ 《教育雜志》，卷3第6，附錄2。
?。?9］ 但有許多人并沒有青史留名，他們的記述可參見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2輯第211—213、281—301頁；第4輯第247—255頁。又見陳旭麓和勞紹華：《清末的新軍與辛亥革命》，載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lián)合會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論文集》，第147—165頁。
［20］ 謝里登：《中國軍閥馮玉祥的生平》，第43—44頁。
?。?1］ 1907年以后作過努力，但勞而無功。其時張之洞已死，袁世凱失寵，推行這項工作本應較為容易。見鮑威爾：《1895—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第254—281頁。
?。?2］ 日本士官學校校友即形成一個十分團結的小團體。見陶菊隱：《北洋軍閥統(tǒng)治時期史話》，第1冊第22—25頁。
［23］ 他的傳記參見費維愷：《盛宣懷與中國的官辦企業(yè)》。
?。?4］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47第22—23頁。
［25］ 郝延平：《十九世紀中國的買辦》，第48—54頁。
?。?6］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第959—960、966—967頁。
?。?7］ 這些數(shù)字出自郝延平：《十九世紀中國的買辦》第102頁，只包括“大”買辦。1870到1900年的數(shù)字則包括現(xiàn)任買辦和仍舊從事某些商業(yè)活動的前任買辦。
?。?8］ 郝延平：《十九世紀中國的買辦》，第102—105頁。
［29］ 張仲禮：《中國紳士的收入》，第197頁。
?。?0］ 雷默：《外國在華投資》，第69頁。
?。?1］ 郝延平：《十九世紀中國的買辦》，第120—136頁。
?。?2］ 汪敬虞的《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第1091—1095頁上列舉了一百零五家同十三位最有名的買辦有聯(lián)系的行號，這些人在1878至1910年是這些行號的發(fā)起人或大投資者。
?。?3］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yè)史資料，1840—1948》，第2輯第104頁。
?。?4］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第954—956頁。
?。?5］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第958頁。
?。?6］ 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編：《上海錢莊史料》，第32、94頁。
?。?7］ 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編：《上海錢莊史料》，第730—751頁。
?。?8］ 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第957—965頁。
?。?9］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yè)史資料》，第2輯第331—449頁。
［40］ 佐佐木正哉：《營口商人之研究》，載《近代中國研究》，I（1958年）第213—267頁。
?。?1］ 例如葉成忠曾向上海某校捐款二十萬兩，1893年粵商創(chuàng)辦了廣濟醫(yī)院。
?。?2］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97第23—24頁。
［43］ 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第1115—1118頁。
?。?4］ 汪敬虞：《十九世紀外國侵華企業(yè)中的華商附股活動》，載《歷史研究》，1965年第4期第39—74頁。作者估計以這種方式投資的中國資本總數(shù)超過四千萬兩。
?。?5］ 這對買辦來說尤其如此，參見郝延平：《十九世紀中國的買辦》，第172—173、221頁。不過，在普通商人和官方的幫辦人員中也有這種情形，參見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第929—930頁。
［46］ 關于王韜的傳記，參見保羅·科恩：《王韜與清末的改革》；關于嚴復的傳記，見施瓦茨：《嚴復與西方》。
［47］ 參見楊懋春：《中國社會結構的歷史研究》，第296—315頁。
［48］ 參見蘭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此書敘述了長江下游的革命派。關于湖南的革命派，見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46—65頁。
?。?9］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第926、928、934—943頁。
?。?0］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第927頁。
?。?1］ 江蘇省行政公署實業(yè)司：《江蘇省實業(yè)行政報告書》，第5篇第52、55、58頁。
?。?2］ 邵循正：《洋務運動和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關系問題》，載《北京市歷史學會第一第二屆年會論文選輯》，第258—280頁。
?。?3］ 數(shù)字是根據(jù)《江蘇省實業(yè)行政報告書》第3篇第2—51頁和第5篇第39、69頁上所開列的名字計算的。
?。?4］ 劉鶚的自傳體小說《老殘游記》充分表現(xiàn)了這一特點。此書有英譯本。
［55］ 關于狹義地分析資產階級，見貝爾熱：《中國的資產階級與辛亥革命》，第2—54頁。
?。?6］ 張謇：《張季子九錄·教育錄》，卷3第20頁。
?。?7］ 弗爾索姆的《晚清時期的幕府制》主要介紹了曾、李兩人的幕府。
?。?8］ 巴斯蒂：《二十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26頁。
?。?9］ 巴斯蒂：《二十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84—94、154頁。
?。?0］ 關于各種各樣的憲政公會，參見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第365—378頁。關于各種聯(lián)合會的組成和重疊情況，參見巴斯蒂：《二十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70—72、163—165頁。
?。?1］ 關于教育會在這方面的情況，同上，第73—75、172—173頁。
?。?2］ 其行動的政治特點參見張朋園：《立憲派》，載芮瑪麗編：《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1913年》，第144—173頁。
［63］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第28—40、248—312頁。
［64］ 關于湖南和湖北的詳情，見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99—105頁。關于廣東的情況，見羅茲：《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東》，第155—171頁。
?。?5］ 廣州各商會的詳情尤其引人注意。1899年廣州商人另外建立了一個工作機構，以保護七十二行的共同利益。參見羅茲：《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州》，第35—36、80—81、148—149頁。
?。?6］ 有關文獻收集在中國科學院等編：《洋務運動》，第6輯第198—270頁。
［67］ 有關文獻收集在中國科學院等編：《洋務運動》，第6輯第209頁。
?。?8］ 比較著名的小說之一是李寶嘉的《官場現(xiàn)形記》，1901—1905年連載于上海的一家雜志上。
?。?9］ 例如，1896—1898年間張謇就曾遇到過種種麻煩，他建議開辦紡織廠，竟遭到南通三百名士紳的堅決反對。參見巴斯蒂：《二十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33頁。關于廣東的反應，見羅茲：《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州》，第35—36頁。
?。?0］ 齊赫文斯基：《十九世紀末中國的維新運動與康有為》，第257—280頁。
?。?1］ 1958年對天津地區(qū)的高齡老人所作的調查很有意義，見中國科學院山東分院歷史研究所編：《義和團運動六十周年紀念論文集》，第259、263—264頁。
?。?2］ 參見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7—18頁。
?。?3］ 蘭金：《浙江的革命運動》，載芮瑪麗編：《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1913年》，第347—348頁。
?。?4］ 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編：《上海錢莊史料》，第734—737頁。
?。?5］ 特別參見何炳棣：《中華帝國的晉升的階梯》。
?。?6］ 十九世紀之末有書院兩千多處，學生近十五萬人。1909年有中學七○二所，學生七萬二千人；在當時書院已不復存在了。關于受過教育的社會精英的相對減少問題，見巴斯蒂的《二十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83—85、222—224頁）和羅茲的《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東》（第76頁）。
［77］ 參見芬徹：《政治地方主義和民族革命》，載芮瑪麗：《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1913年》，第185—226頁。
?。?8］ 關于幾個開放商埠的人口統(tǒng)計，見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第1173—1174頁。
［79］ 村松佑次：《近代江南的租棧；中國地主制度之研究》。
?。?0］ 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66—69頁。
?。?1］ 小學的費用漲了一倍，中學的費用則增加了三、四倍。見巴斯蒂：《二十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84、124、150、218、222、224頁。
?。?2］ 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25—137頁。
?。?3］ H.E.金：《中國新訂的教育制度》，第92—96頁。
?。?4］ 在宣傳婦女解放方面，中國婦女常居于世界前列，例如她們創(chuàng)辦了世界上唯一完全由婦女編輯發(fā)行的日報。參見吉波倫：《秋瑾》，第233—244頁。
在十九世紀中期大動亂的前夕，社會名流主要是由那些在職或退休的官吏和有功名或學銜的文人及其家族組成的。在省城還包括大錢莊和大商號的老板，在地方上則包括有錢的地主和商人。一個家庭只要有人得了或文或武的功名，這一家就完全可以算作特權階級了。不過要知道，其中也有等級的不同。中舉或者至少拔貢才能當官。如果既有功名又有財當然就更好了，因為財能使他發(fā)揮重要的社會作用。在地方上有功名的人主要是生員，其地位與平民相差無幾，因為生員的頭銜只能帶來很少的法定特權。［1］ 最后，從地方到省，一個人只要相當有錢和受過一點教育，功名對其成為統(tǒng)治階級的一員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條件。但是，在公眾輿論中，尤其是在上層階級的心目中，功名也還是社會上有身分的標志。商人和地主家庭只有通過捐納或科舉得到這種有地位的憑證，才能真正進入上層階級。當時通用的“紳士”一詞，反映了這種普遍的看法?！凹澥俊敝傅氖侵率嘶驎簳r丟官的官員，以及地方上的文人。但是在十九世紀中期地方志也常用這個詞來稱呼當?shù)氐暮篱T大族，盡管其中一些人并沒有功名可言。
巨紳：太平天國以后的官吏和科第之士
由于取得士人地位的傳統(tǒng)門徑有所擴大，最先經受變化的是特權階級。為了回報地方各界鎮(zhèn)壓人民起義、特別是鎮(zhèn)壓太平軍的貢獻，科第名額大為增加，雖然自清初以來已經增加的名額很少。到1871年，儒學生員的名額從太平軍起義以前的25，089人增至30，113人；武學生員的名額相應地從21，200人增至26，800人。［2］ 固定的增長在1871年后即已停止，此后名額臨時有所增加是由于清廷的軍事需要造成的。雖然這種暫時的增長為數(shù)不少，但是總的影響卻甚微，因為只涉及一次會試，而且只相當于上述固定增加數(shù)的百分之五，或者說僅有大約484個名額。以這個數(shù)字為基礎，假設每個生員能夠再活33年，那么，十九世紀最后二十五年就會有將近910，000人，比太平軍起義前的740，000人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在全部人口中，生員的百分比從萬分之十八增加到萬分之二十四。［3］
盡管生員名額的增加確實不多，然而賣官鬻爵卻很盛行。這種辦法始于明朝，曾為清朝早期的統(tǒng)治者廣泛采用，到十九世紀初一度有所收縮，但是在十九世紀后半期又大肆推行。起初采取這種做法是為了使官員來源多樣化和保持平衡，可是后來政府的動機就完全是出于財政目的。為了便于賣官，官價往往打九折。在十九世紀的最后三十年，捐官總數(shù)達534，000名，而在太平軍起義之前還只是355，000名。_617_3［4］ 1860年以后，通過捐官途徑的四品到七品地方官多于通過科舉的正常途徑得官的人數(shù)。［5］
如果把那些享有同樣合法特權的有官銜者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子女都包括在內，則受益的家庭人口總數(shù)從太平軍起義前的5，500，000人增加到太平軍起義后的7，200，000人，然而全國人口總數(shù)卻略有下降，可能要到1890年以后才恢復到1850年的水平。如果我們考慮到他們的兄弟、成年兒子和遠房親族也沾光，享有特權者的總數(shù)就會更大，盡管這些人享有的特權不同于有官銜者本人，但是他們卻可以依仗其聲威使自己高人一等。
官紳的膨脹由于分布不均，加劇了地區(qū)之間的差異。在太平軍起義前，文人、官吏及其直系親屬對總人口之比在安徽是百分之零點七，在四川則是百分之三點五。太平軍起義后，這個比例在四川是百分之零點六，在浙江則是百分之五。［6］ 云南和貴州由于地區(qū)貧窮，無力捐獻軍費，比例就下降了。四川所占的比例甚至進一步下降，廣東的比例保持著穩(wěn)定，但這只是由于這些富饒省份人口猛增之故。由于它們提供了大量錢財，正常仕進和捐官者的絕對數(shù)量還是大量增加的。這個比例幾乎在各省都有所增加：在浙江增長了二倍，在陜西和甘肅增長了三倍。但是具體情況則大不相同。西北各省所占比例的提高是由于其總人口的減少，而沿海和沿江各省則是由于地方富庶，故而能彌補人口和文化水平同官爵獲得者的數(shù)量之間的不平衡。由此可見，維持一個較大的特權階級加重了貧窮省份的困難，而沿海沿江各省官僚和文人的不成比例的增長，則使其在絕對數(shù)量方面占有壓倒優(yōu)勢。
在文人階層內部，各等級文人的增加也不平衡。在太平軍起義之前，1，100，000名有功名和官銜的人當中有125，000名，即百分之十一，至少是貢生或貢生以上，因此這些人屬于真正的上層。有功名和官銜的總人數(shù)的百分之三十二，即350，000人，是捐納者；在更有影響的官員和有官銜的人當中，這個比例高達百分之五十。太平軍起義以后，1，450，000有功名和官銜的人當中有204，000人，即百分之十四，至少是貢生，他們屬于上層紳士。其中530，000人的地位，即總數(shù)的百分之三十六，是新近捐納的。在官吏和有官銜的人當中，捐納的比例高達百分之六十六。［7］
由此可見，這個文人階層不僅人數(shù)增多，組成成分也在變化。與此同時，“非正途”出身者大有人在。
直到十九世紀末以前，傳統(tǒng)統(tǒng)治階級的這種膨脹乃是一種主要現(xiàn)象。實際上，科第名額的長期增加在1871年前已達到其累積效果的最高峰。在十九世紀最后幾年，暫時性的增長則無變化。1901年取消武試，1905年又取消文試，這種擴大統(tǒng)治階級的古老方法至此才壽終正寢了。雖然賣官鬻爵的做法依然存在，但是隨著人們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新學堂中通過考試謀得職銜，那種買賣便沒有什么吸引力，或者說沒有什么意義了（參見第七章）。
文人階層人數(shù)的增加導致這個階層內關系緊張，并且加劇了有職者與無實職者之間的差異甚至對立，加劇了通過正途出身與非正途出身這兩種人之間的差異甚至對立。這便影響到社會上層領導能力的質量。它迫使功名較低的人在社會上只能得到甚至更低的地位，這也是造成其日益貧困的一個因素。它還降低了這個最初以文人階層的特權為基礎的社會等級制的合法性和作用，并且危及由文人同朝廷的結盟所支撐的政治秩序。
在十九世紀后半期，隨著專門化技術作用的發(fā)展，新的集團正在統(tǒng)治階級內部形成。到十九世紀終結時，這種新集團的形成已經比以傳統(tǒng)方式起家的紳士名流的發(fā)展更為重要了。
新軍勢力
現(xiàn)代戰(zhàn)爭和國防的需要，促成了一個擁有特權的軍人階層的興起。軍人從一種地位較低的單純職業(yè)性集團，變成了一支有影響的社會力量。戰(zhàn)爭有兩種完全不同的類型，在軍人地位的轉變中也可看到兩個前后銜接的階段。
在1850到1874年間，民眾運動使中國受到前所未有的震動，就在鎮(zhèn)壓民眾運動的過程中產生了第一批新型軍官。他們組織民團，同太平軍、捻軍和回民打仗。早期的軍官大部分在入伍之前已有正式功名。［8］ 湘軍的情況尤其說明了這種文人階層的普遍軍人化。［9］ 此后不久，由于形勢的需要，以及象李鴻章這樣的年青領導人物開始注重個人才能更甚于注重官爵和儒家的正統(tǒng)性，平民就在新軍的指揮人員中占了優(yōu)勢。［10］ 這些人僅憑戰(zhàn)功就在當?shù)?、甚至有些人還在全國獲得名望，而不論他們原來是否有功名。例如劉于潯最初只是江西的一名監(jiān)生，后來他統(tǒng)率親自組織的省軍，控制南昌及其相鄰地區(qū)達十五年之久。劉銘傳也是如此。他以販私鹽起家，后來變成一支淮軍的首領，最終當上了臺灣的巡撫（見本卷第四章）。然而似乎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將領后來大都擔任了文職。投軍只是進身于官僚階層的階石。朝廷授予有軍功者以文職，委以低級文職以制約過于強大的地方軍事領袖，但仍未能減少這種機會主義。勇營諸軍同清朝兩支經制軍——即旗軍和綠營軍——相反，沒有永久的法定地位，它們的軍官也沒有官階，這就更能說明問題了。某些將領如劉于潯等便辭官還鄉(xiāng)，寧愿接受地方當局給予他們及其家族的好處。但是，所有那些更有勢力的將領及其大多數(shù)下屬都謀求并接受了各級文職；其中有些人還當上了督撫。這便清楚地表明，甚至遲至十九世紀之末，文職比軍階更足珍視。但是，行伍出身可以開辟爬上政府最高文職的道路或加速其擢升。這個事實使軍隊具有吸引力，最終為軍人在社會上發(fā)揮新作用打開了道路。
事實上，由于這批軍官和軍事領袖沒有傳統(tǒng)文人教育造成的偏見，而且一般都深知必須維護秩序和政府，他們往往成為引進西方技術的強有力的鼓吹者。其結果，在曾國藩、李鴻章、劉銘傳、郭嵩燾、左宗棠、劉長佑、沈葆楨及其同僚的倡導下，創(chuàng)辦了第一批近代的大企業(yè)。1861年曾國藩興辦的安慶內軍械所和此后建立的軍火工業(yè)，可能都是在實際推行經世派的理想，即利用各種可能的技術幫助維護國家的秩序和權威。經世派的基本思想在于主張保護公共利益不受私利侵犯，保證國家資源不為私人謀利，但是，隨著開礦、通訊和交通工具以及紡織業(yè)的發(fā)展，這些基本概念顯然已經被拋到九霄云外。因此，在從能夠帶兵的多才多藝的傳統(tǒng)文官向靠自己的特殊才能取得政治勢力的技術專家這方面轉變的過程中，那些鎮(zhèn)壓民眾運動的老手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創(chuàng)建新軍和使傳統(tǒng)的軍隊現(xiàn)代化，也促成另外一個有影響的軍人集團的興起。1853年曾國藩就對他新建的、非建制的湘軍的軍官進行加強毅力和紀律的專門訓練。后來淮軍也仿效這種作法。1862年在上海和寧波開始對軍官團進行西式技術訓練，其中幾個管帶及其士兵還在英國和法國軍事顧問的指導下接受使用西式武器和戰(zhàn)術的訓練（見第四章）。同年11月，一道上諭規(guī)定高級將領應受同樣的訓練，以保證中國人對軍隊的控制。但是進展很慢。首先受到重視的是海軍；除了設立各種技術學校以外，1867年在福州船政局還附設了士官學校。有些士官生曾經于1875、1877、1882和1886年分別留學英國和法國以求深造。南京、威海衛(wèi)和旅順也開辦了幾所水師學堂。1881年李鴻章在天津設立了一所水師學堂。早在1872年，他就派了一批軍官前往德國深造。直隸、江蘇和廣東還雇用了一些外國顧問訓練少量軍隊，其軍官后來還能在其他省份進行指導。1885年，李鴻章又在天津建立了第一所武備學堂。張之洞1887年也在廣州附近的黃埔創(chuàng)辦了一所水陸師學堂。中日甲午開戰(zhàn)之前，在這些學堂學習的軍官不過幾百人?？墒请S著號召廣泛使用西式武器的技術革命的來臨，軍人的地位也開始提高，他們變成了發(fā)展技術的代表。［11］
只是在1895年以后，這種新式軍官才開始大批增加。他們逐漸取代了擔任高級指揮職務的舊式軍官，領導著充分規(guī)代化的軍隊。重點又從建立現(xiàn)代海防轉向改造陸軍，這便帶來了深遠而又深刻的社會影響。
在中日戰(zhàn)爭之前，那些經過“西式訓練”的少量軍隊只是簡單地采用西式武器和西式操法。1895年12月，清帝同意建立兩支仿效德國軍事組織、訓練和戰(zhàn)術的部隊。這就是張之洞的自強軍和袁世凱的新建陸軍。許多自強軍的新兵都經過仔細挑選和專門訓練，能讀會寫，這在中國軍隊中是史無前例的；由于教育帶來的聲望，也使行伍生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會上前所未有的尊重。袁世凱的部下就出過五位民國總統(tǒng)或代理最高行政首腦、一位總理和許多在1916年以后割據(jù)華北的軍閥，象出身低賤的曹錕和馮國璋就是在軍隊中受到教育的。只有孟恩遠是個例外，他始終是個文盲。新軍將領的特點是普遍受過較高的教育，這是舊式軍隊的軍官不能望其項背的；他們又掌握著西方的防御和戰(zhàn)略方面的技術知識，這也是上一代組織民團的文人和文職顯要們所不具備的。
在1901年以后，新軍將領隨著軍事改革的實施而加速被提拔重用。義和團起義時期遭受嚴重損失的綠營軍則被解散。各省都成立了有預備隊支持的西式新軍：它們使用西式裝備，按照西法進行訓練和指揮，是現(xiàn)代陸軍的基礎。1901年9月12日所頒上諭的實質內容便是這樣。袁世凱便利用了這道上諭來加強新建陸軍，它在1901年之后被稱為北洋陸軍，成了中國最強大的軍事力量，1911年時擁有中國軍隊總數(shù)的三分之一以上。從1901到1904年，在湖北、江蘇、山西、陜西、江西、廣西、貴州和云南等地也紛紛組織了所謂新軍或常備軍。
1901年8月29日的上諭下令廢除傳統(tǒng)的武舉制，緩和了爭取新式軍官的競爭；同年9月11日清帝又下令在各省創(chuàng)辦武備學堂，并制定全國的軍事教育章程。到1903年底，幾乎各省都有武備學堂。袁世凱在保定辦了六所武備學堂，從參謀軍官到新兵都在此經受各種技術訓練。他的天津武備學堂的畢業(yè)生被派往其他許多武備學堂，同德國的和越來越多的日本教官一起擔任教職。1904年1月3日批準的總章程要求學生接受軍事操練和穿制服；［12］ 高級課程還包括軍事史、兵法和后勤學。同年9月12日，各武備學堂還接到練兵處仿效日本體制制定的二十條特別章程。它要求緊密仿效日本教育體制，對參謀軍官進行從高小到大學的教育。這些章程并未被嚴格執(zhí)行。北京擬辦兩所高等軍官學校的設想也未能實現(xiàn)。只有到國外或者在袁世凱扶植下的保定武備學堂才能受到高級軍事教育。各武備學堂的教育質量也參差不齊。可是，維新運動畢竟成功地使各省創(chuàng)辦了武備學堂，增加了派赴國外深造的軍官。1906年有武備學堂三十五所，學員共6，307人，威海衛(wèi)、南京、福州和黃埔四所水師學堂還有學員350人；此外，有691名士官和軍官派往日本受訓，約有15名派往歐洲受訓。［13］ 到1911年，軍事教育機構便有近七十所。學員除了學習軍事技術以外，還學習一定的文化，多少能掌握一門外語和基礎科學知識。軍事教育迅速得到社會歡迎。張之洞在1902年帶頭要求部下送其子弟進武昌武備學堂，他自己就送了三個孫子到日本學軍事。1906年北京開辦了陸軍貴胄學堂，學員不僅來自皇室，而且還有象劉銘傳等著名將領的兒子，以及一些大臣、督撫和文人學者的子弟。在辛亥革命前夕，武備學堂的學員來自各省上流社會，甚至一些舊式科第出身的人也入伍當兵。［14］ 這一發(fā)展又得力于新建的軍階體制，它使軍人得到了同文職官僚一樣的官銜和薪俸。［15］ 鎮(zhèn)壓太平軍的最后兩位杰出統(tǒng)帥李鴻章和劉坤一分別于1901和1902年去世，為各省新一代統(tǒng)治者開辟了道路，這些人的權威幾乎完全憑借軍事力量。袁世凱無疑是一個典型，但卓越的士大夫張之洞也在晚年致力于組織新軍。無論是清帝還是各省胸懷大志之士，都看出必須利用武裝來挽救清帝日益衰退的道義的、社會的與政治的權威。這種提高軍隊地位的普遍趨勢，促使受過教育的軍人隊伍——他們受到社會的尊敬和發(fā)揮著政治影響——的擴大。
1911年中國軍隊號稱一百萬，但大概實際只有六十萬戰(zhàn)斗人員，其中十七萬五千人是現(xiàn)代化的正規(guī)軍，另外十七萬五千人是半現(xiàn)代化的巡防隊。后者是由各省資助建立的地方部隊，成立于1907年，兵員來自原綠營軍、勇營軍和其他雜牌軍。尚未遣散的五萬綠營兵與八旗兵一起組成的軍隊中，只有七萬五千人受過西式技術訓練。［16］ 軍官總數(shù)近七萬人，百分之十是高級將領，其中八百人曾到日本學習。這批軍官——即便是最低級軍官——的素質和教育水平及其對科學技術的了解，都遠遠超過舊式軍隊的同僚，與文職官員的平庸無能形成鮮明的對比。1695年以后，受過現(xiàn)代化訓練的高級軍官更可能留在軍隊，而不去謀求高級文職。軍事改革有助于保證他們前程似錦。實際上軍隊已經超過了文職官吏：西化的軍官比從事外交的文官升遷更快。然而行伍生涯之所以能不斷提高聲望，不僅由于擁有飛黃騰達的希望，而且還由于軍官普遍有文化，軍隊素質也較高，這在歷來重教育的中國人心目中頗具好感。
但是更確切地說，軍人之所以成為一個有社會影響的集團，是與中日甲午戰(zhàn)爭以后惡性發(fā)展的民族主義潮流有關的。最明顯的是中國戰(zhàn)敗以后，大家舍得花錢使軍隊現(xiàn)代化。不過，在日本和德國的榜樣及其依據(jù)的學說的鼓舞下，人們也幻想建立一支既能夠用來保衛(wèi)國家又能復興民族的軍隊。曾國藩在世時就認為應建立一支紀律嚴明的軍隊來作國民的表率，這正是1904和1906年練兵處發(fā)布的文件提出的想法。但是，曾國藩卻把國家的政治和精神領導權拱手讓給了文人，因為根據(jù)“用儒生領農”的信條，文人應該按照儒家價值標準負責建立非常文明的社會秩序。然而在中日戰(zhàn)爭以后，軍隊越來越被奉為國家的楷模，甚至被視為先導。為了順應輿情，［17］ 1906年4月的一道上諭列舉了關于公共教育的各項指令，其中包括尚武。1905年以后主要由紳士文人組成的大多數(shù)教育團體，也都提倡尚武精神。1911年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教育聯(lián)合會，第一項建議便是要在所有公私學校推行組織嚴密而恰當?shù)膰褴娛陆逃?。?8］ 這些措施所取得的實際效果，仍然非常有限；直至1911年，整個社會還沒有大規(guī)模推行軍事教育，只有極少數(shù)學校真正組織了學生軍。盡管如此，公眾認為軍隊能夠成為真正振興民族的力量：這種普遍的思潮使軍人的權威和聲望得以鞏固起來。
即便軍隊是民族復興的象征，能不能認為新式軍官團就是民族團結的代表呢？軍隊并沒有真正的團結。來源不同，訓練各異，使軍隊分裂的力量不可勝數(shù)。其中有些人出身寒微，或如張勛和曹錕，或如劉伯承。1917年企圖恢復帝制的張勛，是在中法戰(zhàn)爭、中日戰(zhàn)爭和義和團起義時期從行伍中上升起來的。1923年至1924年擔任總統(tǒng)的曹錕，則是袁世凱栽培的、天津武備學堂的首屆畢業(yè)生。劉伯承原在四川成都武備學堂學習，后來變成了共產黨軍隊的元帥。還有一些人則是富戶大族出身。許崇智的祖父做過閩浙總督；他本人畢業(yè)于日本士官學校，辛亥年在福州擔任第二十旅旅長，是福建省革命軍的領袖，1925年曾任孫中山的陸軍部長。另外有一些富有或中產地主和文人的子弟以及落魄的生員甚至舉人，他們沒有其他出路，廢止科舉以后只好投軍。這樣的人在辛亥革命前幾年數(shù)量增加了，尤其是在華中和華南的軍隊中是這樣。這里有后來的紅軍組織者朱德，他是1909年進入云南武備學堂的。應舉未中的蔡鍔后來是梁啟超的弟子，曾畢業(yè)于日本最好的軍校；他在1911年擔任昆明第三十七旅旅長，曾領導云南的國民革命，1915到1916年又組織過討袁之役。后來成為國民政府領袖的蔣介石則是保定軍校的學生，并在日本深造過。
袁世凱用小恩小惠扶植黨羽，使他得以維持對北洋軍的控制；南方的將領卻不是這樣，他們在各省擁兵自立，而且經常易人。張之洞創(chuàng)辦的軍隊在技術教育方面遠比袁世凱的軍隊為好；軍官都是武備學堂的畢業(yè)生，士兵多半有文化。他們在南方各武備學堂受過內容廣泛的教育，還通過留學建立了多方面的聯(lián)系，而且出身書香門第，所受的控制也很松，所以南方軍官比北方軍官思想更開通，因此更容易同情革命。［19］ 1908年以后的大多數(shù)兵變，包括使清朝倒臺的那次兵變，都是發(fā)生在南方的軍隊中。他們也是革命者宣傳鼓動取得重大成效的主要對象。北洋軍的軍官并非不接受新思想，只是這種情況不如在南方廣泛；北洋軍中也有許多政治研究小組，后來成了軍閥的馮玉祥在1909年以后就曾經常參加其中的一個小組。［20］
在帶領中國不同軍隊的各派軍官之間，是絕無團結可言的。只有北洋軍、八旗兵和巡防隊的一些舊軍官還繼續(xù)保持對清朝的忠誠。反滿的情緒雖然普遍存在，但并沒有使軍隊形成團結的局面。清廷統(tǒng)一軍隊和集中領導權的努力也沒有取得成功；［21］ 巡防隊的軍官嫉妒正規(guī)軍的物質享受；各派系互相對立，有時是出于對個人效忠（袁世凱集團就是最好的例子），有時是出于鄉(xiāng)土觀念，有時又是出于同窗之誼。［22］ 在新式軍官中，唯一共同的信念就是相信武人比文人更吃得開：這個信念來源于他們在政治日益動蕩之際所接受的日本和德國的教育。此一特點肯定使新式軍官迥然不同于舊式紳士階層。
接觸西方后的結果
為了適應同外國進行政治和經濟交往的迫切需要，在特權階級內部還形成了另外一些新的集團。他們的共同事業(yè)就是洋務，這不僅包括直接辦外交，而且包括同西方進行的一切交往。盡管組織新軍的部分原因出于辦洋務，但是辦洋務的主要后果是促成了其他一些社會階層的產生。
首先是參加官方談判的專家。最早辦洋務的職業(yè)人員是譯員。不過這些人既無功名又無官銜，只擔任很低的職務，例如聘用的幾個基督教徒譯員就是如此。但是隨著1858至1860年的戰(zhàn)爭，出現(xiàn)了一批辦外交的年青專家，例如馬建忠就是。他出身于上海一個知名的天主教家庭，接受過徐家匯耶穌會士的教育，約在1875年成為李鴻章的入幕之賓。其中大多數(shù)人最初都是由于懂得外語而被招募的，但是因為他們既了解外事，又熟悉中國官場，所以被視為有用的談判者。
在重要的條約商埠和北京，每一位主管外事的權威都極力網羅一批專家。最大的一批隸屬于北洋通商大臣，李鴻章曾于1870至1895年擔任此職。另外一批則是以總理衙門為中心。張之洞任兩廣總督時也曾在廣州延攬一批專家；1889年他調任湖廣總督時，他們隨之也轉到武昌。兼任駐節(jié)南京的總督的南洋大臣在南京和上海各有一批專家。某些專家有時也轉移陣地，例如陳欽就曾在1870年脫離總理衙門改投李鴻章幕下。容閎是從美國大學畢業(yè)的第一個中國人，為李鴻章和張之洞都效過力。
這些專家各有不同的教育背景。辜鴻銘是一位檳榔嶼出生的中國人，他完全是在國外受的教育，先在新加坡后在愛丁堡和德國就學，1880年他擔任張之洞的秘書和顧問。伍廷芳出生于公行時期廣州著名的伍浩官家庭。他的一部分童年是在新加坡度過的，后來到倫敦學法律，是倫敦許可開業(yè)出庭的第一個中國人；1882年李鴻章請他到天津時，他已經是香港鼎鼎大名的律師了。羅豐祿出身于福州船政學堂，曾在歐洲留學幾年，李鴻章因賞識他的才能，曾保薦他任駐英公使。蔡錫勇是張之洞的忠實助手，自北京同文館畢業(yè)后，先后在駐美國、日本和秘魯?shù)耐饨皇箞F任職。還有些人是在1895年前已實施西式教育的名牌學堂就讀，因此不一定非到外國留學不可。象李鴻章的經濟會辦沈葆清、盛宣懷和鄭觀應，就是因負責同外國人打交道和做買賣而獲得專長的。
事實上，這些洋務專家不僅很快承擔起談判的職責，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負責搞經濟事務。他們往往擔任監(jiān)督對外通商的工作，例如當天津海關的道臺、通商口岸的海關督辦兼道臺。他們更經常地從事管理近代的官辦企業(yè)。這些人可能接連負責建立兵工廠，管理航運公司，創(chuàng)辦紗廠和主持軍事學校。盛宣懷也許是其中最出名的一個。［23］ 張之洞和李鴻章的許多幕僚也做過這類工作，但是都沒有取得這樣的赫赫聲名和成績。以楊宗濂為例，李鴻章1870年派他當漢口道臺，1882年又派他到臺灣負責興筑鐵路；1885年他主持天津武備學堂，1886年他興建了一家火柴廠，后轉任直隸道臺，然后受命在山西建立兵工廠。蔡錫勇1886年在廣州創(chuàng)辦魚雷學校，1887年創(chuàng)辦水師學堂，1888年建立造幣廠；以后在1890年在湖北建立鐵廠和湖北槍炮廠；在武昌，1892年建立織布局，1893年建立造幣廠，1894年建立繅絲局，1895年建立西式授課的自強學堂，1896年創(chuàng)辦一所武備學堂。［24］
當時還產生了一批同官方洋務專家相似的諳熟洋貨經營的商人。買辦便是其中最早最重要的成員。1842年廢除公行制度之后，他們是中外商號之間必不可少的中間人，因為外商與華商之間存在著語言障礙，加之貨幣制度、商業(yè)機構和經商習慣又很復雜，使得雙方不能直接交易。他們一般是同外商訂立合同，這不同于有執(zhí)照的經紀人（牙行）；牙行是中國國內貿易的傳統(tǒng)中介和獨立的代理商。買辦則是洋行在中國的代理人：他雇用和管理華員，自己身兼司庫、審計員、財務主管、推銷員和行情研究員，協(xié)助外國人同中國人進行一切交易。
大多數(shù)買辦原籍是在廣州附近。廣州商人具有與外國貿易的長期經驗，敢于向要當買辦的同鄉(xiāng)提供外國老板所要求的全部財政保證。他們還能提供精于茶葉貿易的代理人，因為茶葉是開埠初期的主要出口貨。而且，廣州的買辦還有助于開展其他通商口岸——甚至日本——的對外貿易。隨著茶葉出口減少而絲綢出口增加，以及越來越多的人們重視先前只有外國人插手的部門（特別是銀行業(yè)務），浙江和江蘇的買辦也迅速出現(xiàn)。他們大多數(shù)最初是寧波人和蘇州人，先是作絲綢商人或上海錢莊的雇員。在二十世紀之初，大多數(shù)買辦仍是粵籍，但是在最重要的商業(yè)中心上海，買辦則以江浙人居多。［25］
買辦一般都是事業(yè)上有一定成就的商人，所以在被洋行雇用時能夠請人做擔保，不過在進入二十世紀之初，也有些買辦是因為在同一洋行效力多年而逐級提拔起來的。同時，大多數(shù)買辦都是發(fā)家不久，受雇于洋行則又為他們提供了提高才干和個人增殖財富的機會。事實上他們賺錢多而且快，這就大大不同于其他商人。除了年薪約一千兩之外，他們還能得到傭金、回扣和私人自做買賣的利潤；同外國人的合作為他們提供了財富、關系、建議和保護，這使他們的上述收入又大大增加。充當西方大商號的買辦而積財數(shù)百萬兩者有二例。一是1861到1868年在上海為寶順洋行當買辦的徐潤，一是二十世紀之初在上海為怡和洋行當買辦的祝大椿。［26］ 買辦的人數(shù)在1854年有二百五十人，到1870年增至七百人，到1900年則增至二萬人。［27］ 從1842年到1894年，買辦的全部收入大約是五億三千萬兩。［28］ 同十九世紀之末全部上層士子的年收入六億四千五百萬兩相比，這個數(shù)字相當?shù)汀＃?9］ 但是，考慮到分潤這筆錢的人數(shù)和1902年外人在華全部投資只有五億八千四百萬兩，這筆錢就相當可觀了。［30］ 不過，破產者亦屢見不鮮，買辦的財富也是很不穩(wěn)定的。
買辦不但有錢，而且愿向新部門投資。他們最先花大錢辦近代企業(yè)，對興辦近代企業(yè)起過決定性作用。估計在1862至1873年他們?yōu)樯虾Ａ液竭\公司提供了百分之三十的資金；1863到1886年為開辦煤礦提供了所需資金的百分之六十二點七；1890至1910年為中國二十七家大棉紡廠提供了百分之二十三點二三的資金；同一時期還為中國機器制造業(yè)提供了所需資本的百分之三十。［31］ 這些買辦不僅提供重要的財政支持，還負責這些新企業(yè)的經營和發(fā)展。他們有革新精神，善于冒險和采納西洋經營方法，以求取事業(yè)的成功。由于他們能使洋行興隆，政府也常請他們對官辦企業(yè)進行技術性的管理。不過到十九世紀之末，買辦開始自辦行號了。［32］ 他們就這樣對經濟現(xiàn)代化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在生活方式和思想的某些方面，買辦也與眾不同。因為他們同外國人聯(lián)系密切，所以他們樂于接受西式服裝、陳設、娛樂和宗教信仰，并且使之同中國習俗摻合在一起而形成一種混合文化，洋涇浜英語就是一個典型事例。他們也能放棄傳統(tǒng)的價值觀念，以便使其子女接受完全的西式教育，以便捍衛(wèi)他們的利潤觀念和發(fā)展經濟的觀念，并且在某些情況下，以便象鄭觀應那樣成為制度改革的鼓吹者。
除了買辦以外，還可列舉出一類人，但其界限不甚明確。他們雖然沒有直接服務于洋行，卻熱衷于從對外貿易或引進西方技術方面謀取贏利。最明顯的是那些通過制造出口商品和分銷洋貨而發(fā)財?shù)纳倘?。例如安徽祁門的茶商胡元龍，他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擁有茶園五千畝；以后由于綠茶市場收縮，他就在1876年全部改種紅茶，并且自辦加工廠，從而既保證了自己的財源，又維護了此地茶葉生產的聲譽。［33］ 葉成忠（澄衷）是浙江一家小農的孤兒，靠販運煤油起家；1899年死后留下遺產達八百萬兩。［34］ 顧馨一出身于窮學究家庭，后在上海大做糧食生意，靠汽輪運貨而發(fā)財。［35］ 錢莊在上海也非常興盛，它們是中國人與外國銀行之間的中介，向掮客提供購買洋貨的信貸，同時又把貨物轉賣給國內的銷售商。上海在1883年有錢莊五十八家，1903年為八十二家，1908年則達一百一十五家。［36］ 有幾個家族在銀行界占支配地位，他們在沿江通商口岸都設有分號，例如寧波的方、李、葉三家，蘇州的程家和洞庭山的嚴家與萬家。［37］
有些商人和金融家也插手于工業(yè)。例如在1872年，陳啟沅用本國資本在廣州效區(qū)開辦了第一家用蒸汽為動力的民營絲織廠。［38］ 在1895年前，躋身于工業(yè)的金融家和商人不斷增加。他們許多人是以外商名義登記的企業(yè)的主要股東和經理。在沿江各省和直隸，他們也積極參與官辦企業(yè)。例如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之初，上海機器織布局的創(chuàng)業(yè)資金絕大部分來自茶商（見第八章）。但是，在1885年以后，他們也象南方各省的同業(yè)那樣集中力量于政府所忽視的私營工業(yè)部門，如絲織、糧食加工、火柴、紙張、玻璃制造以及機械的制造和維修。它們多數(shù)是小企業(yè)，機械化程度低，同在商人倡辦下較能使用新技術的大工場中的、或若干家庭合資聯(lián)營的工場中的新型手工業(yè)工場相比，往往幾乎沒有什么區(qū)別。［39］ 新舊活動方式的結合帶來了高額利潤?；浬倘~亮卿1888年在營口以一萬八千兩資本創(chuàng)辦銀號，到1906年就積累了二百多萬兩，幾乎壟斷了向廣州輸出的大豆制品；他還經營了幾家當?shù)氐腻X莊、豆餅制造廠、煙草廠、木材場和不動產公司，并大量投資于銀行和鐵路。［40］
這批從事新行業(yè)的商人和金融家，當然不象買辦那樣偏離正統(tǒng)。他們遠不象買辦那樣愿意追隨西方生活方式。他們不僅還繼續(xù)捐納官爵，而且鼓勵子孫攻讀儒家經典以應科舉。例如寧波和蘇州有些家族在其成員中就有所分工：有些人仕進，有些人則經商。但是到十九世紀最后二十年，也開始出現(xiàn)了一種新思想的跡象。在歷來由富商資助的慈善事業(yè)中，也有人開辦傳授西洋課程的學堂和采用西藥的醫(yī)院。［41］ 1891年湖南和湖北的茶商曾力促張之洞在兩湖書院開設外語和商業(yè)課。［42］
在1870到1895年又出現(xiàn)了一批人，他們的社會風格與傳統(tǒng)的準則相去尚不甚遠。這些人就是現(xiàn)代公司的股東。徐州的鹽商可能認為他們在1882年對利國驛煤礦的貢獻是官方派捐；［43］ 但是十九世紀外商所辦的企業(yè)的資本往往有百分之四十到八十是出自中國人，這里除了買辦和富商以外，還包括相當多的小股東，他們多半是住在通商口岸的官吏、文人和職員。［44］ 官辦企業(yè)也吸收官僚和文人的投資。
直到中日甲午戰(zhàn)爭之前，與洋務有關的各種人物的區(qū)別還是相當明顯的，他們分成：技術人員與專家、買辦、獨立的工商業(yè)家。這也反映在當時使用的稱謂中。第一種人叫“紳”或“官”，第二種人叫“買辦”，第三種人叫“商”。但是這幾種人確能通力合作搞官辦企業(yè)，尤其在私人企業(yè)中，買辦同商人更能在一起合伙經營。這幾類人之間也常有人員的流動。買辦由商人產生，他們脫離外國雇主以后，又可能成為獨立的工商業(yè)家。象唐廷樞和鄭觀應那樣的買辦，象朱其昂那樣的商人，后來都當了官方專家，而象楊宗濂那樣的官方專家，后來則當了工商業(yè)家。
這些新的社會集團加在一起也僅僅構成特權階級的一部分；這個特權階級能夠容納那些新集團作為新成員，同時也給那些古老的紳士家族一個機會，使其在自己獨占的都市天地內重振昔日的榮華。這些新集團的力量還弱，不足以單槍匹馬地左右上層，為了要施加政治和思想影響，他們還不得不依附于一名與洋務有關的省級實力派官員（如左宗棠、李鴻章和張之洞）門下。他們可能提出建議，但是領導權依舊掌握在那些出身和教養(yǎng)都更正統(tǒng)、更符合傳統(tǒng)的人們的手中。不過，當時發(fā)生的最引人注目的社會變動是這樣一件事實：他們常常讓自己的子弟學商，而不是強迫其入仕以求光大門媚。［45］
新的知識界和實業(yè)界
在十九到二十世紀之交，由于文人的活動和作用都有所改變，上層社會所包括的范圍自然也發(fā)生了明顯的變化。
一個西化的知識界正在產生。它麇集在幾個通商口岸，比起舊式文人來他們與農民的接觸更少。最初的代表人物之一王韜（1828—1897年），他的個人命運深受國家動蕩、文人日益貧困、太平軍失敗、洋人和傳教士廣泛地出入于中國的影響，也同樣深受他自己的學術經歷的影響，他因而成了一個完全以寫作為生的報人。［46］ 另外一些人名氣雖然不如他，但都在亦步亦趨地效法他，例如赴美留學生團中的鄺其照，他于1886年創(chuàng)辦了廣州的第一家報紙。
有些受過更正統(tǒng)教育的文人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例如梁啟超和他的友人麥孟華、汪康年即是。他們在中日戰(zhàn)爭之后放棄了傳統(tǒng)的職業(yè)而致力于宣傳新思想。一些較早受過教育的工程技術人員也加入了這一行列。例如嚴復，他是福州船政學掌的第一期畢業(yè)生，后來發(fā)現(xiàn)自己的真正才能是譯注西方哲學。國內新式學堂的教師和畢業(yè)生到國外留學者日漸增多，尤其是在1905年廢除科舉使仕途阻塞之后更是如此。許多傳統(tǒng)的文人都進師范學校再學習，而且不少人出國留學。［47］ 大城市也開始有象律師和醫(yī)生這樣的自由職業(yè)者。然而，許多新知識分子還不得不靠為數(shù)不多的薪金過活，既無名望又無權勢。
新知識界包括的社會類型，是舊中國以前所沒有的，最突出的是職業(yè)政治活動家和革命家。孫中山就是著名的例子。不過，他年青時的國外經歷使他對中國社會不甚了了；他對中國社會的了解只是通過另一代文人，而這些人所受的教育促使他們去反對傳統(tǒng)。除了唐才常、鄒容和黃興這些英雄人物以外，還有許多也曾留學國外的人，他們從事鼓動工作和散發(fā)秘密傳單，過著危險的生活，并且同自己的家庭決裂。［48］ 與舊式文人學士不同，他們決心摒棄傳統(tǒng)，而不是去維護它。
1895年之后，許多中上層文人雖未完全放棄追求學問，但也開始參與現(xiàn)代經濟活動。他們不僅進行投資，而且也開辦和經營各種企業(yè)。借助于這一新的社會階層，工商業(yè)變成了令人尊敬的、受到重視的行業(yè)。陳璧、沈云沛、陸潤庠和張謇等人都是進士出身，又都辦工廠。［49］ 曾任皇帝師傅的孫家鼐和翁同龢，分別安排一子［50］ 和一侄孫［51］ 經商。大多數(shù)早期經辦官督商辦企業(yè)的洋務專家，都憑仗自己的才能（如盛宣懷和嚴信厚），利用政府的購貨、官僚的庇護以及國家的資金來自辦企業(yè)。［52］ 正在服官的人也愿意攜帶子弟和親友走這條道路。袁世凱的幕僚周學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種情況后來發(fā)展到不再局限于通商口岸。在內地最富饒的省份也是如此，甚至某些縣城的某個體致官吏也許就會開辦一家磚瓦廠。1912年江蘇省擁有工人二十五名以上的工廠共三百八十六家，其中二百六十三家就是在上海以外；九十五家有限公司中的五十一家也把總公司設在上海以外。［53］
商人、文人巨子和官僚開始聯(lián)合起來開辦新式資本主義企業(yè)。在商人中，買辦的唯我獨尊的地位開始動搖。這時洋員也進一步熟悉了中國的習慣，洋行亦越來越想繞過買辦直接同對方打交道，從而排除了對買辦的需要。隨著中西貿易的倍蓰增加，中國雇員在洋行的作用和地位逐漸降低。他們喪失了權力的基礎，變成了單純的執(zhí)行代理人。1899年日本三井株式會社首先取消買辦職位；1907年橫濱正金銀行繼起效法。越來越多的買辦都在利用從洋行所得的利潤開辦獨立的中國企業(yè)。相反，那些獨立的商人或“民族資本家”，卻經常向外國人借貸，或把工廠賣給外國人。私人企業(yè)或資本同官辦企業(yè)的界線，變得模糊不清了。許多官辦企業(yè)經營的資本中較大的一部分是私商投資的。而且一位官員投資于官辦企業(yè)，能說這與投資于私人企業(yè)不同而認為他不是資本家嗎（見第八章）？官僚是從來不把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分得一清二楚的，他們的態(tài)度多半取決于這項事業(yè)經營的結果。如果經營失敗，他們就把自己的失敗轉嫁于其他股東，而不是自己去償還政府貸款；如果有紅利可分（在1900至1911年期間經常分紅），官僚們總是認為他們投了資，利潤都應歸己。最后，甚至在經營方面，由于官僚們越來越多地親自插手而不是托付給商人管理，官方企業(yè)就更象私人企業(yè)了，因為私人企業(yè)也能得到一部分官僚資產和官方扶助。利用官方勢力的企業(yè)的特點是規(guī)模大，而不是經營的性質。毫無疑問，官僚們與新的經濟活動更有力的結合，促成了資本主義的大規(guī)模發(fā)展。
在二十世紀之初，從傳統(tǒng)的上流社會還產生了一個新的社會階層。這個社會階層無以名之，但是當時文獻提到的“紳商”幾乎都是指它。紳商既可指官員和文士，也可指商人，這是兩個不同的并列范疇，同時又不同于“民”和“官”。不過這種稱呼越來越罕見了。一般說來，若將這個名稱用于一個集團，那就是泛指參與商業(yè)的官吏和文士、擁有功名和官銜的商人，以及同他們有聯(lián)系的純粹文人和商人。如果這個名稱用之于個人，那僅指前面兩類。我們可以將它譯作“商業(yè)紳士”。誠然，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參與商業(yè)，但是，必須從最廣泛的意義上來理解“商業(yè)家”，他們包括從事貿易、銀行、工業(yè)和各種企業(yè)的人，不過他們都具有資本主義的特征。還必須記住，這個術語用于許多不同的場合。其中有象中過進士并在政府中任過不同官職的沈曾植之類的人。他掛名領薪、寫書、大收其地租，弄到大量錢財；他還投資于銀行和鐵路。另一方面，也有象黃佐卿這樣的人，他通過各種工商業(yè)經營而取得勢力，并且一心一意想取得官銜。
經營商業(yè)的紳士是新紳士階層當中的多數(shù)人，是它最活躍、最有影響的部分；新紳士階層用在義和團時期促成組織“東南互?！币约霸?901年以后鼓動和支持朝廷進行維新運動的行動來顯示它這個集體的存在。但是，很難認為這兩類人是完全一樣的。當時的人們把山西錢莊老板這類商人視為紳商，他們盡管大做買賣，卻保持著舊傳統(tǒng)，甚至他們的經濟觀點也是這樣。另一方面，雖然其中有些人與工商界沒有直接的聯(lián)系，我們卻應當把那些支持維新的人算作這個現(xiàn)代社會名流集團，而不論他們依然是利用其地位從而獲得特權的傳統(tǒng)士大夫，［54］ 或者是身居城市靠賣文賣字為生的知識分子，甚至或者是軍官，總之，都屬于這一類人。
這個現(xiàn)代社會精華階層是否組成了資產階級呢？毫無疑問，他們具有許多資產階級的特點，但是他們仍過多地被傳統(tǒng)的經濟和社會的形式所束縛，所以還不能被稱為資產階級。事實上，在1905至1906年以前，資產階級分子是同其他階級的分子混在一起的，我們很難分辨出來。每個人都被家族、個人和職業(yè)關系所纏縛，傳統(tǒng)原則與現(xiàn)代原則就在這些關系中發(fā)生沖突，但其程度則隨著個人的情況和性情而有所不同。只是在清朝的最后五年，真正的資產階級才開始出現(xiàn)，那是一批現(xiàn)代的或半現(xiàn)代的實業(yè)家、商人、金融家和大工業(yè)家：他們被物質利益、共同的政治要求、集體命運感、共同的思想和與眾不同的日常習慣等等聯(lián)系在一起。［55］ 中國資產階級的特點終于形成了，這是與帝國主義列強和洋人的來臨相對抗的結果。從1905至1911年中國企業(yè)的全部資本增加了兩倍，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資產階級就開始反對政府的無能，抨擊政府不提供保護。在地方事件、立憲運動和恢復國權的斗爭中，他們都采取反政府的立場。他們非常熱烈地支持民族主義，要求參與管理租界、海關和制訂關稅；他們還組織抵制洋貨、建立商團以反對外國的控制。
然而，作為一個階級，資產階級僅在上海和廣州才有，天津、漢口和其他大商埠只有一些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存在，以自豪的口吻自稱為“企業(yè)家”。［56］ 但是，當時的人們是很少這樣看待他們的。他們很少獨自行動而往往成為附屬品，依附于他們從中脫穎而出的現(xiàn)代上流社會的巨大主體。
新的社會制度
某些制度是同特權階級內部的變化有聯(lián)系的。明清兩代的官員一般都聘請本階級的同僚為私人顧問（幕友），尤其在刑名和錢糧方面。到了清末這個舊規(guī)又滿足了新的要求。各省高級官員為個人設立了文武兼顧的幕府，以承擔鎮(zhèn)壓太平軍、同外國人打交道的一些新出現(xiàn)的任務。如馬建忠、薛福成等第一批洋務專家就在幕府中一起共事，一部分新興的工商業(yè)家如盛宣懷、政治活動家如唐紹儀也在這種地方初露頭角。不過，曾國藩、李鴻章［57］ 或張之洞在提拔這類人或羅致其他公認的專家方面所采取的下一個步驟，則是任命他們?yōu)槲瘑T來負責一項特殊的新工作。另外一個辦法則是按照清代行政的傳統(tǒng)，設置非法定的署或局。象管理兵工生產、厘金和工廠企業(yè)等的許多新機構都稱為局，總是以非法定的官員即委員負責主持。唐廷樞和容閎就曾擔任過這種職務。十九世紀后半期發(fā)展起來的幕府，以及后來擴大應用的局和委員體制，多少為行政干才提供了活動天地，也成了溝通舊文人學者和新專家的主要渠道。幕府這種非正規(guī)的組織是由通曉各省情況的人以及由對組織和供養(yǎng)他們的“恩主”一心效忠的人所組成，它起了醞釀社會改革的作用；但到了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后，這種組織卻被另一些更多地擺脫了儒家傳統(tǒng)的機構所取代了。
越來越多的現(xiàn)代社會精英人物都曾就讀于按西方課程教學的新式學校。重點進行宗教教育的教會學校，無論是用中文授課的天主教教會學校，還是大多數(shù)采用外語及其他外國方式授課的新教教會學校，起初都根本沒有引起社會精英的注意。新式學堂最初由政府興辦，接著由新教傳教士興辦，它們把半中半西式教育推廣到了中學和大學，宗教課程也讓位給普通知識課，只有到了這個時候，這種新式學堂的效果才變得明顯起來。盡管在1890年新教教會辦的學堂有17，000學生，另外還有幾所小規(guī)模書院，但它們也同幾所官辦學堂如北京同文館和福州船政學堂一樣，培養(yǎng)出來的學生都得設法進入幕府以獲取有影響的職位。只有隨著1895年以后的維新運動和1902年建立全國性的現(xiàn)代教育制度（這項工作在1904年頒布了這方面的章程才完成），胸懷大志的青年學子才不得不進現(xiàn)代學校深造，以便進入新的世界?？墒?，盡管學校的文憑中也授予傳統(tǒng)的功名，但因科舉制度根深蒂固，要謀一席地位，還是得走傳統(tǒng)的道路才更有把握，更加方便。為了結束這一雙重體制的局面，1905年9月2日廢除了舊科舉制度，這才使得現(xiàn)代學校樹立了對社會精英施教的獨占地位。
1902年共有現(xiàn)代學校35，787所，1912年為87，272所；學生則從1，006，743人增至2，933，387人。［58］ 與辦學者的意愿大相徑庭的是，由于教學大綱零亂，內容脫離中國實際，教師質量差，這些學校不僅無助于鞏固清王朝，反而促使學生提出抗議和請愿。各地雖然也曾做過努力以改善教育質量和擴大教育范圍，甚至在傳授有利于國家發(fā)展的技藝時產生了極好的效果，但是這一切反而使新的社會精英分子疏遠舊政權和脫離民眾；他們各行其是，只有一種十分混雜而往往是模糊不清的民族主義思想才能使他們聚集在一起。但是，由于新式學校強調集體努力和紀律而截然不同于傳統(tǒng)的書院只注重個人造詣的傾向，它們倒是能使得青年認識到自己的力量。學生發(fā)現(xiàn)了集體行動的威力，便用它來發(fā)動多次罷課和抗議運動。［59］ 在辛亥革命中，青年學生的這種沖勁在社會上發(fā)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1905年以后，各種學會蓬勃興起，教育、制憲和農業(yè)等領域的許多專門聯(lián)合會在清王朝的最后十年中也紛紛成立：它們都足以證明社會精英的社會思想正在起變化，而且無疑也是傳播新思想的最有效的手段。它們吸引了那些已負起社會責任而且還能承擔更重大責任、因而最能直接推進變革的人士。
緊接著中日甲午戰(zhàn)爭以后，康有為創(chuàng)辦了強學會。此后各種學會風行一時，創(chuàng)會的目的在政治而不在學術，這與傳統(tǒng)的文人結社不同，是犯法的，特別是違反了康熙禁止文人干政的圣諭。它們制訂了自己正規(guī)的規(guī)章條例，其嚴格性與任何地區(qū)的、家族的、官僚的、甚至非正統(tǒng)的傳統(tǒng)集團的習慣方式大不相同。這些強制性的和組織上的特點尤其明顯地反映在二十世紀頭十年的各種協(xié)會內部，不過這往往是得到政府支持的；例如1906年頒布的教育會章程，要求從縣到省層層建立組織，對組織機構和會務的規(guī)定極其詳盡，以便討論。1895至1898年建立的各種學會共有近萬名成員，其主導思想由康有為提出，內容是動員和教育文人，使之立即實現(xiàn)全國團結和要求一定的民權。它們鼓吹的政歸全國全民的思想，同與之對立的君權至高無上的思想原則肯定是格格不入的；但是，這些學會仍恪守儒家事君的學說，只希望變成同皇權合作的工具。
可是在百日維新失敗以后，社會精英人物的各種聯(lián)合會逐漸變得好斗了，甚至在政治上成了激進的反對派。在1904至1905年，主要由學生組織的團體把這種發(fā)展推向高潮。在其他團體中，這種發(fā)展過程更長，更復雜。那些聯(lián)合會用合法的方式反對官僚暴政。它們求得了官方承認，但并未象政府所期待的那樣仍舊忠于傳統(tǒng)制度，倒是使他們成了名副其實的政黨，成了各自所代表的某一階層的利益的代言人。實際上，往往同一個人既是教育會的領袖，又是憲政促進會或保經利聯(lián)合會的首腦，例如江蘇的張謇、湯壽潛、許鼎霖，浙江的張元濟，湖南的楊度、龍璋和廣東的陳惠普。［60］ 這些聯(lián)合會的會員日益增多，使他們更有代表性，因而成了不依賴官方支持的政治力量。1909年，723個教育會共有會員48，432人，會員遠不限于教育界（教師只占少數(shù)），從士大夫到工業(yè)界領袖無所不有，這反映了現(xiàn)代社會精英階層的總的面貌。他們受過教育，有錢，有行政才干，并且集體負責，因而大大地引人注目。他們是有財又有能力的上等人，決心迫使官僚實行改革。
在這些聯(lián)合會內部，擬議是在省或地方一級統(tǒng)一和提出的。機構一旦建立，就被內部的推動力量推得更遠，蔑視皇權，大背創(chuàng)建者的初衷。［61］ 1909年選出的各省諮議局，就是現(xiàn)代社會上層所要求取得的地方自治權的組織上的體現(xiàn)。在清王朝最后兩年，這些諮議局用行動顯現(xiàn)出它們是一支團結的力量。［62］ 由于選舉法的規(guī)定，百分之九十的代表都是科第之士，但是他們比較年青，大多數(shù)居于大都市，往往同現(xiàn)代企業(yè)有聯(lián)系。［63］ 盡管諮議局中工商業(yè)者所占的比重不大，它們實際上積極地代表著現(xiàn)代上層社會的利益，尤其是竭力維護私人企業(yè)的經濟利益。［64］
在新式學校、各種聯(lián)合會和各省諮議局普遍發(fā)生作用的同時，還有形形色色的專業(yè)機構也有助于分清新舊兩種上層分子。例如，商會就是這樣的機構。第一個商會是1902年在上海建立的。1904年1月降旨認可并規(guī)定了在全國建立商會。到1909年，便有商務總會44個和分會135個。商會作為地方工商業(yè)家的聯(lián)系機構，并沒有取代傳統(tǒng)的行業(yè)公會；相反，行會往往隸屬于商會。因此，商會有助于加強工商各界日益發(fā)展的合作和聯(lián)合。商會的作用最初被認為是行政當局的齒輪，是地方商界同政府和外國人打交道的正式代表。因此，商會都愿推舉那些有功名或者有官職的人當會長，這意味著商會往往先滿足大實業(yè)家的需要，其次才是滿足普通店主的需要。［65］ 但是，商會很快擺脫了清朝官員的影響，成為整個商界的代言人；隨著它吸收傳統(tǒng)的優(yōu)秀文士，以及現(xiàn)代公司的發(fā)展，其性質也隨之在起變化。
還有與傳統(tǒng)的錢莊銀號相對立的現(xiàn)代銀行這種機構，也開始更緩慢地和范圍較小地改變著社會習慣，這與1904年上諭中規(guī)定的類似的有限公司的情況相同。這些企業(yè)的結構也許加大了經理人員同下屬的距離，并且同顧客的關系也無疑會受到損害，但是，它們鼓勵大膽的進取活動，因為它們保證提供財政支持，而無須擔心要依賴個人或家庭財產去彌補可能遭受的損失。
這些促成并象征著上流社會變化的各種機構，其共同特點是超然于傳統(tǒng)的官僚體制之外，并且同后者脫離關系。這也許是幕賓和局署員司專業(yè)化，以及新式學校對學生進行西式教育的結果；也可能是各種聯(lián)合會和商會具有斗爭性的結果。這些機構推動和鼓勵其成員去認清他們與傳統(tǒng)秩序的分歧所在。
分裂的開始
隨著統(tǒng)治階級成分的多樣化，其內聚力和團結也明顯下降。除了個人意氣之爭以外，新舊上流社會人士之間的對立加劇了。1867年洋務運動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就同文館增添數(shù)學和科學課程所發(fā)生的思想和政治爭執(zhí)，便是一個明證。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這種沖突更加劇烈。李鴻章及其門下每次提出的現(xiàn)代化倡議和計劃，都遭致大量的攻擊。這種攻擊是由所謂清流黨發(fā)動的。而官方的反對又得到了反對引進機器和現(xiàn)代經濟的地方勢力的支持和鼓勵。地方長官們經常同社會上層人物一起發(fā)動群眾示威，1878年反對在開平開礦的活動即是一例。中法戰(zhàn)爭使清流派的攻擊戛然而止，許多清流派成員開始擁護改革。此后政府上層的分歧不是在經濟現(xiàn)代化這一原則，而是在其條件方面。1888年的進士考試題目就有關于國際貿易的一題。在1889年慈禧太后引起的修建鐵路的爭論中，軍機大臣、大學士、各部尚書、各省督撫和御史等高級官員幾乎無不承認有必要修建鐵路。［66］ 但是直到中日戰(zhàn)爭之前，許多經濟方面的創(chuàng)議又因具體的考慮而滯礙難行。大部分有影響的文士和官僚都堅決反對使中國進一步陷入外國的控制，而堅持只利用本國資源；但是后來他們又指出，本國資源太少，無力維持大工程，而且這些資源有被各省考慮不周的鐵路投資所耗盡的可能。實際上，考慮不周和管理不善的現(xiàn)代化可能帶來的社會后果，似乎使許多官員感到不安。尤其使人擔心的是大眾的失業(yè)和貧困，以及少數(shù)人謀取巨額利潤的不道德現(xiàn)象。不少奏疏都是一再強調“緩行”、“逐步實行”和“三思而后行”。這種瞻前顧后的態(tài)度基本上是想要控制社會進步對人產生的后果，結果使得全部努力都陷于癱瘓。傾向于優(yōu)先發(fā)展新經濟的人，以及象劉銘傳那樣贊同商人階級占支配地位的人，那是很少的。［67］ 還要看到的是，除了省會、幾個繁華的州府和通商口岸以外，多數(shù)地方的文人對這些問題是漠不關心的。
甲午戰(zhàn)爭的失敗加深了這些裂痕。為了挽救國家，一批上層文士和官僚支持維新。他們消除了儒家的禁忌，力爭創(chuàng)建現(xiàn)代企業(yè)，宣稱發(fā)展經濟是國家的當務之急。在力主維新的上層分子和其他被當時小說家無情地譏斥其自私、卑鄙和無知的人們之間，［68］ 敵對的情緒加劇了。傳統(tǒng)的上流社會進行反擊，其手段不僅是請愿、散發(fā)傳單和搞官場上的小動作，而且使用暴力、襲擊和搗毀工廠與新式學校。［69］ 他們鼓動并支持鎮(zhèn)壓百日維新。［70］ 在北方各省，他們有些人跟義和團志同道合，認為義和團是反對現(xiàn)代化的。［71］ 然而，現(xiàn)代的上流社會人士同傳統(tǒng)的上流社會人士之間的誓不兩立后來又開始緩和，或者不如說采取了新的表現(xiàn)形式。在1898年春，甚至在百日維新前，面臨著康有為的行動會帶來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即文人稱霸政壇的局面和社會統(tǒng)治集團的將被壓制）時，許多曾經熱情追隨和支持他的文人和官吏都畏縮不前了（見第五章）。［72］ 他們?yōu)榱酥匦卤戆鬃约盒攀厮麄兯囈匀〉煤戏ǖ匚坏娜寮艺y(tǒng)，便自然而然地尋求仍舊忠于傳統(tǒng)的同胞的支持；同時他們又打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向同胞們指出順應時勢的前景，以及發(fā)展他們的物質和政治力量以彌補其精神權威所受損失的方法。鑒于廢除科舉迅即被人們所接受，看來這對上流社會的特權必定毫無威脅，而只是換了一套用以衡量他們地位的新標準。上流社會的地位從此取決于是否上過新式學校，這就是為什么那些最保守的上層分子也熱心于創(chuàng)辦新式學校的原因。
在清朝的最后幾年，新特權階級內部也發(fā)生了分化，但它實際上更多的是思想分歧而不是社會分化。溫和派與革命派的區(qū)別，并不真正反映較富的與較貧的資產階級分子的區(qū)別，也不真正反映民族資產階級與買辦資產階級的區(qū)別。而且這種區(qū)別也不宜用來區(qū)分以發(fā)展工商業(yè)為職志的資產階級與依然植根于傳統(tǒng)結構的上層分子。更不能認為是幾代人之間有裂痕。選擇不同的道路只能從個人經歷和品格的不同來求得其解，例如1873年出生的梁啟超和1868年出生的章炳麟二人都是受過經學教育的學者，但一為維新派，一為革命派。出身湖南紳士之家的革命家黃興，同身為上海維新派商人的李厚佑，情況也是這樣。
我們不要過分估計特權階級內部對立的尖銳性，因為在同一家族內部也是常常發(fā)生意見分歧的：有些家族成員可能走著新路，另一些家族成員則繼續(xù)在走老路。但是，家族關系總的說依然是牢固的。徐錫麟是浙江光復會領袖之一，多年來便一直受到他的身任巡撫之職的表兄弟的保護。［73］ 鎮(zhèn)海李姓家族有些人做了官，有些人靠祖?zhèn)魍恋厥兆猓€有些人跑到上海開辦錢莊和經營不動產交易，而李姓家族的其他人都向這些莊號投資。［74］ 在西歐，“勝利的資產階級”的若干家族是根據(jù)已經明顯分化后的根本利益結合起來的；而中國的家族則不同，一個家族如果思想開放，基本上同情新思想，便常常從事各種各樣的職業(yè)，雖然職業(yè)的差異仍是很不容易分清的。
顯然，導致現(xiàn)代上流社會興起的逐步變革，對傳統(tǒng)書香門第的影響也不是一般齊的。在清朝最后四十年，許多書香門第都走向衰敗而湮沒無聞，窮困潦倒。我們能夠說這是人們經常所講的、［75］ 在嚴格的社會等級制度下保證上流社會不斷更新的那種傳統(tǒng)流動性的正常表現(xiàn)形式嗎？或者說這種現(xiàn)象已經加劇了嗎？根據(jù)我們現(xiàn)在的認識還不可能這么說。某些書香門第的衰敗肯定引起過同時代人的注意，但是，由于太平天國以后有功名的人普遍增多，這種情況可能就絕對數(shù)量而言是明顯的，但是就相對數(shù)量而言卻不是事實。我們不能肯定1900年以后特權階級的人數(shù)是否繼續(xù)增加，也不能肯定是否象從前那樣，有一家亡，就有一家興。然而，對大多數(shù)上層分子就讀于現(xiàn)代學校的情況的統(tǒng)計似乎表明，情況并不是這樣。而實際上，新式學校費用較高，同以前只要具備一定文化程度就可以進去深造的書院的學生的人數(shù)相比，中學的學生數(shù)就凈減了。［76］
這種變化過程的多樣化和不平衡，主要造成了民族的和地區(qū)的差異，甚至引起了敵對，但并沒有導致上流社會的各社會階層在全國范圍內發(fā)生對立。那種使?jié)h族上層驚慌失措的變革，對滿族和其他少數(shù)民族幾乎沒有什么影響。一些民族——特別是滿族和蒙古族——反對的是那些只會損害它們在傳統(tǒng)社會占統(tǒng)治地位的變化。另一些民族則由于遠離新型經濟和文化中心，對變化的影響感覺并不太強烈。因此，把非漢族貴族同漢族紳士聯(lián)系在一起的利益紐帶（如果不是文化紐帶的話）正在松弛。在向現(xiàn)代轉變的潮流比較高漲的沿海各省同這種轉變不太明顯的內地各省之間，這類情況也是很顯著的。但是，即使在各個最先進的地區(qū)之間，新的社會上層的情況也明顯地不一樣。直隸的上層人物同官府聯(lián)系密切，是靠官府的扶植而存在的，起初以李鴻章為中心，后來則以袁世凱為中心。長江下游的新統(tǒng)治階級，在政治、思想和經濟觀點上都同傳統(tǒng)制度更加針鋒相對，盡管他們當中很多人原來就是紳士。在廣東，現(xiàn)代的上流社會中的商人比文人占優(yōu)勢：這個上層社會受到的限制較多，但同時也更傾向于激進，而且海外華僑在它里面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以同鄉(xiāng)關系維系的官僚集團（例如李鴻章支持的安徽幫，翁同龢庇護的江蘇文人學者），還有以地區(qū)為基礎建立的幫和會館，逐漸被蒙上了一種新的地方主義色彩；這種新的地方主義更關心的是特別維護本地及其居民的利益，而不是關心一個文化共同體的利益。它比較不大注意個人之間的關系，而寧愿為一個廣大地區(qū)及其全體居民獻出熱情，這大概是民族主義興起的先聲。［77］ 但是，在其最早的表現(xiàn)形式中，尤其在1900年使南方各省從北方及義和團在那里的控制中擺脫出來的“東南互?！敝?，新的地方主義造成了對立。后來，現(xiàn)代上層社會搞的地方自治那一套，也使各縣之間和各省之間互相激烈地爭奪，這是因為各方只關心獨占公共的資源，損人而利己。地方自治有時又傾向于后退，似乎只要把一座模范城市搞得又安定，又現(xiàn)代化，又同心同德，就可以置整個國家當前的混亂和貧困于不顧。
然而，具有最嚴重后果的對立還是城鄉(xiāng)雙方的上層分子分道揚鑣：城市的上層人物受到西方的感染，他們尋求變革，而鄉(xiāng)村的上層社會則原來是其文化、政治和社會的溫床。社會上層人物的都市化是一個古來就有的現(xiàn)象。早在宋代，城市就以其高雅的文化和商業(yè)吸引著文人學士和農村地主。他們經常進城游覽，有錢人還在城里另買宅第，甚至移居城市。這種向城市流動的趨勢在十九世紀有增無已。商業(yè)的發(fā)展擴大了城市的規(guī)模，提高了吸引力。［78］ 但是，農村的上層分子這時也被迫進城另辟財源，例如放高利貸，以彌補由于財產的分散、幣值的不穩(wěn)和佃農反抗的日益增多所造成的地租減少。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后，農村經常不太平的局勢甚至迫使大財主也卜居城市。太平軍叛亂時期，許許多多的社會上層人物都逃往上海，上海便成了他們的主要居住地方。［79］
在二十世紀初，社會上層人物的都市化具有特殊的意義。他們遷居城市意味著不僅住在城里，而且關心城市，這樣甚至使他們對農村的問題更加漠然視之。［80］ 在科舉廢除之后，要取得上層人物的身分就得進新式學校。這些學校首光辦在城里，而且費用高昂，這就使得富戶豪門不能再資助鄉(xiāng)村學堂了。［81］ 城鎮(zhèn)面臨帝國主義的威脅更直接，所以這里的社會上層人士就更關心軍隊的現(xiàn)代化和工商業(yè)的發(fā)展，很少去留心組織民團和發(fā)展農業(yè)。那些仍然擁有土地的人則通過租棧、總管和收租人同佃農打交道。官員中因朝廷命令奪情而使丁憂守制的慣例逐漸形同虛文，也使長期流連家業(yè)成為不可能，因為長期守制在過去往往加強了官員與其祖業(yè)的聯(lián)系。城市的上層人士便這樣逐漸地與鄉(xiāng)村隔膜起來，因此就整個動向來說，城市的上層社會與鄉(xiāng)村的上層社會是志趣各異的。
盡管這是總的趨勢，但是在1910年，長沙的王先謙和葉德輝兩位紳士雖身居城市并大量投資于現(xiàn)代企業(yè)，卻又操縱過一次大概是由他們自己的投機活動（他們也是傳統(tǒng)的米商）所引起的米騷亂，他們想方設法把矛頭對著城市改革的象征，即官辦學校、銀行和警察所。［82］ 然而，進步還在繼續(xù)，這從人們的觀點和生活方式的改變中可以看得出來。在富裕市民中，比較明顯的表現(xiàn)是開始關心婦女解放的問題。1894年在廣州建立了第一個反對纏足的團體。隨后各省省會都有同樣的組織，婦女可用本人姓名與其丈夫一起入會。經過幾次請愿，1902年頒布的上諭便禁止纏足了。于是，這種舊習就在城市迅趨消失，因為有些認真的地方官要處以罰款；但在農村就不是這樣了。傳教士在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不久便舉辦婦女教育，不過長期以來只辦小學，課程主要是在宗教方面，并為富裕之家所不齒。第一所非教會女校是1897年2月由徐謨（后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的母親江蘭陵在蘇州創(chuàng)辦的。不久，上海、北京和廣州也接著開辦了女校。官方在1907年頒布了關于婦女教育的法令。次年，江蘇省便擁有女子學校105所，學生4，455人。各省諮議局都贊助婦女教育事業(yè)。民國初年，教育部的官方統(tǒng)計的女生為141，430人。婦女也出國留學，最初都是自費。1906年便有十三位婦女前往美國。1907年婦女也可以申請考政府的獎學金：這一年有600人申請留學美國，批準了31人，其中有3名婦女。1910年有150名婦女留學日本。［83］ 只要是特別積極參加革命運動的年青一代，他們都愿意喚起婦女覺醒，并通過文學作品和報刊引起公眾注意。［84］ 他們的呼吁并非徒勞無益。大城市的富有人家開始同意婚姻自主和婦女可以出外工作。私立小學實行男女同校；在中學，女生的學習課程也同男生一樣。一些男子還支持婦女提出的參政要求。
由于最活躍的分子進城去求學或發(fā)財，傳統(tǒng)的鄉(xiāng)村上等紳士便覺得群龍無首了。他們對西學既難適應，又不可能真正掌握，西學的優(yōu)越性使他們的學識聲望受到損害。他們的政治影響被局限在鄉(xiāng)、鎮(zhèn)和縣里。這種影響因具有地方諮議局提供的法律基礎，鄉(xiāng)村的社會名流無疑還是相當強大的，他們敢于濫用權勢而不懼怕政府干預；可是，現(xiàn)在他們同上層當權派的聯(lián)系減少了，不能再象過去那樣憑他們所有的關系為所欲為了。他們幾乎不可能對當?shù)厣鐣峁┯行У谋Ｗo。這樣，他們先前在大眾面前擁有的道德和社會權威，以及他們作為表率和人望的作用，就被他們曾經支持過的帝國損害了。
目前的研究狀況還不能使我們對統(tǒng)治階級內部新舊兩個集團的力量對比提出確切的數(shù)字。但是，設想一個大概，著重指出變化的重要意義，還是可以做到的。例如十九世紀之末有功名或有爵秩的人的總數(shù)為1，443，000，而在1910年6月散發(fā)的、由各省諮議局起草的要求立即召開國會的請愿書上簽名的人數(shù)為300，000。這兩個數(shù)字我們是可以進行比較的。
隨著傳統(tǒng)文人階層的分化，它不再把自己與帝國視同一體了。雖然其成員仍然構成特權階級的多數(shù)，但是另一些人已經通過工商業(yè)、軍旅生涯和技術工作而使自己躍居平民之上，擠進了上層階級之中。更重要的是，紳士已不再象過去那樣作為傳統(tǒng)的特殊社會集團而把持著社會。他們也不再因為是支持同一政治制度，或一致信仰儒家思想，或維護共同的合法特權，而團結在一起了。在新興的資產階級同近代上層分子和農村上層分子中間，雖然利益各異，但確實存在著一種結合。這就是為了捍衛(wèi)既得利益的一種結合。但是，這根本談不到具有建立在基本原則之上的團結一致的感情，而正是這種感情在過去千百年來保證了文人階層的團結和帝制的穩(wěn)定，盡管其中每個成員的經濟狀況并不相同。
［1］ 何炳棣：《中華帝國的晉升的階梯，1368—1911年》，第34—40頁。
?。?］ 張仲禮：《中國的紳士》，第88、94頁。
?。?］ 張仲禮：《中國的紳士》，第98—102頁。
?。?］ 張仲禮：《中國的紳士》，第103—111頁。
［5］ 何炳棣：《中華帝國的晉升的階梯》，第47—50頁。關于整個清朝地方官的詳細情況參見李國祁和周天生著：《清代基層地方官人事嬗遞現(xiàn)象之量化分析》，第206—347頁。
?。?］ 張仲禮：《中國的紳士》，第113—115頁。
?。?］ 這些數(shù)字和百分比出自張仲禮：《中國的紳士》，第116—137頁。
［8］ 1856年之前湘軍的多數(shù)將領是文人，后來的新任命大大降低了這個比例。參見羅爾綱：《湘軍新志》，第55—64頁。
?。?］ 庫恩：《中華帝國后期的叛亂及其敵人》，第146—151頁。
［10］ 淮軍將領有官階和功名者只占百分之十二，在淮軍核心，即在十一營軍隊的最高指揮當中，最多也只占三分之一，見王爾敏：《淮軍志》，第184—185頁。
［11］ 據(jù)外國專家估計，1885年中國擁有的西式武器有來復槍和連發(fā)槍二十多萬支、擊發(fā)槍數(shù)十萬支、機槍約五十挺、各種口徑的大炮一千二百門。參見法國外交部檔案：《中國。領事的政治報道。上?！?2，第211—215頁。1885年8月26日關于中國裝備的報告。
?。?2］ 張百熙、張之洞、榮慶：《奏定學堂章程》，卷1第14、17頁。
［13］ 鮑威爾：《1895—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第235—236頁。
?。?4］ 參見陳孝芬等人的回憶，載于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湖北省委員會編：《辛亥首義回憶錄》，第一輯第68頁。
［15］ 有關此事的總章程可參見《大清德宗實錄》卷537第14頁所載1904年12月20日的上諭。其詳細說明見《大清實錄宣統(tǒng)政紀》，卷20第20—24頁，1909年11月11日的上諭。
?。?6］ 關于這些數(shù)字各種不同來源的討論，參見鮑威爾：《1895—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第288—298頁。
?。?7］ 維新派的報紙在這個運動中發(fā)揮了先鋒作用，尤其以《新民叢報》為突出，特別是奮翮生和蔣百里在1902年發(fā)表的文章更是如此。
［18］ 《教育雜志》，卷3第6，附錄2。
?。?9］ 但有許多人并沒有青史留名，他們的記述可參見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2輯第211—213、281—301頁；第4輯第247—255頁。又見陳旭麓和勞紹華：《清末的新軍與辛亥革命》，載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lián)合會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論文集》，第147—165頁。
［20］ 謝里登：《中國軍閥馮玉祥的生平》，第43—44頁。
?。?1］ 1907年以后作過努力，但勞而無功。其時張之洞已死，袁世凱失寵，推行這項工作本應較為容易。見鮑威爾：《1895—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第254—281頁。
?。?2］ 日本士官學校校友即形成一個十分團結的小團體。見陶菊隱：《北洋軍閥統(tǒng)治時期史話》，第1冊第22—25頁。
［23］ 他的傳記參見費維愷：《盛宣懷與中國的官辦企業(yè)》。
?。?4］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47第22—23頁。
［25］ 郝延平：《十九世紀中國的買辦》，第48—54頁。
?。?6］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第959—960、966—967頁。
?。?7］ 這些數(shù)字出自郝延平：《十九世紀中國的買辦》第102頁，只包括“大”買辦。1870到1900年的數(shù)字則包括現(xiàn)任買辦和仍舊從事某些商業(yè)活動的前任買辦。
?。?8］ 郝延平：《十九世紀中國的買辦》，第102—105頁。
［29］ 張仲禮：《中國紳士的收入》，第197頁。
?。?0］ 雷默：《外國在華投資》，第69頁。
?。?1］ 郝延平：《十九世紀中國的買辦》，第120—136頁。
?。?2］ 汪敬虞的《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第1091—1095頁上列舉了一百零五家同十三位最有名的買辦有聯(lián)系的行號，這些人在1878至1910年是這些行號的發(fā)起人或大投資者。
?。?3］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yè)史資料，1840—1948》，第2輯第104頁。
?。?4］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第954—956頁。
?。?5］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第958頁。
?。?6］ 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編：《上海錢莊史料》，第32、94頁。
?。?7］ 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編：《上海錢莊史料》，第730—751頁。
?。?8］ 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第957—965頁。
?。?9］ 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yè)史資料》，第2輯第331—449頁。
［40］ 佐佐木正哉：《營口商人之研究》，載《近代中國研究》，I（1958年）第213—267頁。
?。?1］ 例如葉成忠曾向上海某校捐款二十萬兩，1893年粵商創(chuàng)辦了廣濟醫(yī)院。
?。?2］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97第23—24頁。
［43］ 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第1115—1118頁。
?。?4］ 汪敬虞：《十九世紀外國侵華企業(yè)中的華商附股活動》，載《歷史研究》，1965年第4期第39—74頁。作者估計以這種方式投資的中國資本總數(shù)超過四千萬兩。
?。?5］ 這對買辦來說尤其如此，參見郝延平：《十九世紀中國的買辦》，第172—173、221頁。不過，在普通商人和官方的幫辦人員中也有這種情形，參見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第929—930頁。
［46］ 關于王韜的傳記，參見保羅·科恩：《王韜與清末的改革》；關于嚴復的傳記，見施瓦茨：《嚴復與西方》。
［47］ 參見楊懋春：《中國社會結構的歷史研究》，第296—315頁。
［48］ 參見蘭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此書敘述了長江下游的革命派。關于湖南的革命派，見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46—65頁。
?。?9］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第926、928、934—943頁。
?。?0］ 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第927頁。
?。?1］ 江蘇省行政公署實業(yè)司：《江蘇省實業(yè)行政報告書》，第5篇第52、55、58頁。
?。?2］ 邵循正：《洋務運動和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關系問題》，載《北京市歷史學會第一第二屆年會論文選輯》，第258—280頁。
?。?3］ 數(shù)字是根據(jù)《江蘇省實業(yè)行政報告書》第3篇第2—51頁和第5篇第39、69頁上所開列的名字計算的。
?。?4］ 劉鶚的自傳體小說《老殘游記》充分表現(xiàn)了這一特點。此書有英譯本。
［55］ 關于狹義地分析資產階級，見貝爾熱：《中國的資產階級與辛亥革命》，第2—54頁。
?。?6］ 張謇：《張季子九錄·教育錄》，卷3第20頁。
?。?7］ 弗爾索姆的《晚清時期的幕府制》主要介紹了曾、李兩人的幕府。
?。?8］ 巴斯蒂：《二十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26頁。
?。?9］ 巴斯蒂：《二十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84—94、154頁。
?。?0］ 關于各種各樣的憲政公會，參見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第365—378頁。關于各種聯(lián)合會的組成和重疊情況，參見巴斯蒂：《二十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70—72、163—165頁。
?。?1］ 關于教育會在這方面的情況，同上，第73—75、172—173頁。
?。?2］ 其行動的政治特點參見張朋園：《立憲派》，載芮瑪麗編：《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1913年》，第144—173頁。
［63］ 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第28—40、248—312頁。
［64］ 關于湖南和湖北的詳情，見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99—105頁。關于廣東的情況，見羅茲：《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東》，第155—171頁。
?。?5］ 廣州各商會的詳情尤其引人注意。1899年廣州商人另外建立了一個工作機構，以保護七十二行的共同利益。參見羅茲：《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州》，第35—36、80—81、148—149頁。
?。?6］ 有關文獻收集在中國科學院等編：《洋務運動》，第6輯第198—270頁。
［67］ 有關文獻收集在中國科學院等編：《洋務運動》，第6輯第209頁。
?。?8］ 比較著名的小說之一是李寶嘉的《官場現(xiàn)形記》，1901—1905年連載于上海的一家雜志上。
?。?9］ 例如，1896—1898年間張謇就曾遇到過種種麻煩，他建議開辦紡織廠，竟遭到南通三百名士紳的堅決反對。參見巴斯蒂：《二十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33頁。關于廣東的反應，見羅茲：《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州》，第35—36頁。
?。?0］ 齊赫文斯基：《十九世紀末中國的維新運動與康有為》，第257—280頁。
?。?1］ 1958年對天津地區(qū)的高齡老人所作的調查很有意義，見中國科學院山東分院歷史研究所編：《義和團運動六十周年紀念論文集》，第259、263—264頁。
?。?2］ 參見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7—18頁。
?。?3］ 蘭金：《浙江的革命運動》，載芮瑪麗編：《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1913年》，第347—348頁。
?。?4］ 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編：《上海錢莊史料》，第734—737頁。
?。?5］ 特別參見何炳棣：《中華帝國的晉升的階梯》。
?。?6］ 十九世紀之末有書院兩千多處，學生近十五萬人。1909年有中學七○二所，學生七萬二千人；在當時書院已不復存在了。關于受過教育的社會精英的相對減少問題，見巴斯蒂的《二十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83—85、222—224頁）和羅茲的《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東》（第76頁）。
［77］ 參見芬徹：《政治地方主義和民族革命》，載芮瑪麗：《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1913年》，第185—226頁。
?。?8］ 關于幾個開放商埠的人口統(tǒng)計，見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yè)史資料》，第1173—1174頁。
［79］ 村松佑次：《近代江南的租棧；中國地主制度之研究》。
?。?0］ 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66—69頁。
?。?1］ 小學的費用漲了一倍，中學的費用則增加了三、四倍。見巴斯蒂：《二十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84、124、150、218、222、224頁。
?。?2］ 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25—137頁。
?。?3］ H.E.金：《中國新訂的教育制度》，第92—96頁。
?。?4］ 在宣傳婦女解放方面，中國婦女常居于世界前列，例如她們創(chuàng)辦了世界上唯一完全由婦女編輯發(fā)行的日報。參見吉波倫：《秋瑾》，第233—2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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