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時，商人們來中國謀求利益。外交官和軍人來到中國則謀求特權和讓步。外國人中間唯有基督教傳教士到中國來不是為了獲得利益，而是要給予利益；不是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為中國人的利益效勞。那末，在十九世紀所有那些來中國冒險的人們當中，為什么傳教士反而引起了最大的恐懼和仇恨呢？如果對這個問題有任何一個答案的話，那就是傳教士深深地、不可避免地堅信這一主張：只有從根本上改組中國文化，才能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全都有這種信念。他們的區(qū)別不在最終目標，而在用以達到此目標的策略。他們的共同目標是使中國皈依基督教，而且他們是不達目的不肯罷休的。不論是新教和天主教，絕大多數(shù)傳教士都不能容忍中國文化，但又不愿意或者不能夠?qū)λM行有意義的改造。他們樂此不倦地傳布宗教信仰，有把改變世俗事務置于次要地位之勢。雖然他們的人生觀和宗教觀十分保守，但是他們在中國舞臺上的影響卻與保守南轅而北轍。因為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的要求特別苛刻，在中國人看來，他們是公然反對祖先崇祀的人。只有人數(shù)非常少的傳教士，主要是新教徒，能夠容忍、甚至欣賞中國文化的某些方面，認為自己的任務與其說是破壞中國文化，不如說是來“完善”它。然而說來也奇怪，在這方面走得最遠的傳教士，正是那些極力主張必須對中國生活方式進行大整大改的人。

　　所以，雖然有些傳教士集中力量抨擊中國的古老制度，而另一些傳教士則比較強調(diào)建立新制度，但是按照其使用的性質(zhì)來說，所有傳教士都向傳統(tǒng)文化提出了革命的挑戰(zhàn)。使許多中國人感到受威脅的正是這個原因，而不是任何其他原因。

　　感到受威脅的中國人有這么多，但不是全體中國人都這樣。而且也不是無限期地感到受這種威脅。隨著時間的流逝和西方的入侵問題開始在中國知識分子心目中越來越占有中心位置，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必須從根本上進行改革。對于舊制度的信念變得淡薄了，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如果不是更早的話），許多人開始熱望出現(xiàn)一個新的中國。這些新近具有改革思想的中國人對于仍在力圖拯救中國人靈魂的“福音派傳教士”依然懷有敵意，不過不如以前那樣富有戰(zhàn)斗性。但是，他們對于為拯救中國而工作了一個世代以上的“世俗派傳教士”則表現(xiàn)了新的志同道合者的態(tài)度。甚至在一個短暫的、然而是熱情的時期內(nèi)，他們還變成了這種傳教士的門徒。

　　因此，傳教事業(yè)的影響極為復雜，如果只用一種觀點來理解它，就只能模糊它的真正性質(zhì)。實際上，傳教事業(yè)有許多不同的影響，每一種影響都引起了中國人一些不同的反應。而且，這些影響和反應之間的相互關系因時因地而異，這部分地反映了中國條件的變化，部分地反映了傳教事業(yè)本身性質(zhì)的演變。以下我們首先討論傳教事業(yè)性質(zhì)的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