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20年，主張經(jīng)世致用的學者龔自珍發(fā)表了兩篇文章，一篇主張將新疆改設行省，另一篇則要求結束廣州的貿(mào)易。［1］ 新疆和廣東是清朝臣民經(jīng)常和外國人進行貿(mào)易的地方，這兩個地區(qū)的相似之處在二十年后變得更顯而易見了，因為那時政府把六城地區(qū)的教訓應用到了它與英國在中國沿海的爭端上。
張格爾的圣戰(zhàn)（1820—1828年）和浩罕的侵略（1830年）
1817年，浩罕汗反復提出在喀什噶爾享受貿(mào)易特權的要求，并以要放出和卓們相威脅。清朝的答復是停止對他的茶、錢賞賜，并撤銷他派遣使節(jié)到北京的有利可圖的特權。浩罕于是派遣兩名使節(jié)提出一個折衷方案：浩罕派遣兩名沒有司法權限的代表駐在喀什噶爾，簡稱為“阿克沙哈勒”（直譯為“灰白胡子”，即長者）。清朝再次拒絕，打發(fā)使節(jié)們回去，并對他們的貨物足額征稅；因此，浩罕汗就利用在浩罕的薩木薩克之子張格爾和巴布頂，放出了宣稱要發(fā)起一場圣戰(zhàn)的張格爾。張格爾召集了一支主要由柯勒克孜人組成的數(shù)百人的軍隊，打回他祖先的“六城”地區(qū)。
清朝的軍隊很快擊潰了入侵者，張格爾逃回浩罕時只剩下二、三十人，但是他的入寇表明阿法其·瑪赫杜姆的事業(yè)仍然活在人們心里。當浩罕在1821年再次和喀什噶爾交涉，試圖再次取得1809年的免稅常規(guī)時，清政府恢復了汗國的貿(mào)易和進貢權利，但不許免稅，并且仍然拒絕一名浩罕使節(jié)留駐在清領土內(nèi)的要求。然而，就在這一年，浩罕的統(tǒng)治者死了，張格爾逃進了他的柯勒克孜盟友的領土上。于是，清朝和浩罕政府便失去了達成互利協(xié)定的機會。1824年，和卓開始以一支有數(shù)百名柯勒克孜人的隊伍騷擾清朝邊境。這時否認了對張格爾的一切責任的浩罕，在1825年又一次試圖為他的商人取得免交關稅的特權，但沒有成功。但收獲是可觀的，因為根據(jù)一份俄國的報道，每天有一百到三百頭駱駝從中國本部馱來貨物。［2］
如果不是一個清朝官員的愚蠢，張格爾的圣戰(zhàn)也許已成泡影：這官員帶著二百名騎兵在1825年攻打這個和卓時，沒有捉到他，反而屠殺了一處未設防營地的柯勒克孜婦孺。當這位柯勒克孜首領發(fā)現(xiàn)這一暴行后，他召集了兩千名騎兵把清軍圍困在一處峪谷中，最后把他們?nèi)細⑺?。張格爾的同盟者已?jīng)擊潰一支清軍的消息迅速傳遍塔里木盆地各城鎮(zhèn)。和卓自己“看到中國人已經(jīng)多么不得人心”，就通知浩罕汗、烏臘提尤別的統(tǒng)治者、昆都士的首領、各支哈薩克的頭人以及柯勒克孜的首領們說，這是奪取六城地區(qū)的機會。張格爾逐漸召集起一支由喀什噶爾人、浩罕人、柯勒克孜人和哈薩克人組成的超過五百人的軍隊；軍隊中還有哈爾查斯人（山區(qū)塔吉克人），他們的黑色服裝在西伯利亞引起了有歐洲人在和卓軍隊中戰(zhàn)斗的流言。［3］
1826年張格爾入侵，在進攻喀什噶爾之前先去牙忽都的阿法其陵墓祭掃，并在交戰(zhàn)中損失了四百名士兵。當退入牙忽都時，侵略者被清帝國軍隊所包圍，但是用火繩槍武裝起來的張格爾軍隊突破了包圍，人民隨著這一勝利而紛紛起義，使和卓的隊伍擴大到大約一萬人。［4］ 參贊大臣慶祥在此期間組織了相應的抗御，但是圣戰(zhàn)的力量太強大了，清軍不得不在喀什噶爾城堡中設置防御，在那里慶祥處死了阿奇木伯克玉努思以及許多被認為同情侵略者的城市居民。［5］ 市場位于滿城外邊，這使張格爾能夠搶劫有助于他取得成功的貴重貨物，同時起事者發(fā)泄了他們對漢族商人的憤恨。
在此以前張格爾曾派遣一名使者去浩罕要求增援，將來以分享擄掠物為酬報（當時有“百回兵不如一安集延”之語）；［6］ 但把張格爾的軍隊看作“兵痞”的浩罕政府，寧愿自己主動參加這場沖突?？傊?，浩罕汗穆罕默德（舊譯“馬哈木”）阿里親自帶領一支八千至一萬人的騎兵到來，張格爾騎在馬上和他相會，以表示和卓拒絕承認浩罕統(tǒng)治者是他的汗。根據(jù)一個史料記載，汗的軍隊“對在據(jù)點中的中國將軍發(fā)動突然襲擊”，并“殲滅了中國軍隊”。其他史料記載卻指出，當汗到達時張格爾自己已經(jīng)控制了局勢；或者說，汗被告知，張格爾已安排了一個在宴會上殺死他的陰謀計劃。汗無法使張格爾“信賴”；而和卓又妒忌阿里并且“懷疑他不可靠”，就撤軍北去。汗對喀什噶爾城堡進行了幾次不成功的攻擊，試圖用火藥炸開城墻。但是守衛(wèi)者用箭、滑鏜槍、擲石器、大炮（？）和火油來回擊。這場屠殺的規(guī)模是如此之大，以致“地脈中沸騰著一條血的河流”。［7］ 經(jīng)過十二天的戰(zhàn)斗并失去他的一千士兵之后，阿里汗灰心喪氣地撤走了。張格爾說服了一部分浩罕騎兵留下來參加他的隊伍。
十個星期以后，清朝駐軍耗盡了水和糧食；它的指揮者自殺，士兵們乘著夜色逃走，［8］ 但被追上和遭到屠殺，只有四百名東干人或信伊斯蘭教的清兵除外。張格爾進入了喀什噶爾城。英吉沙爾、葉爾羌與和闐的居民也叛亂了?，敽斩拍芳易宓能婈犚钠搅诉@些城市中的滿城，并且派遣使節(jié)將俘虜送到布哈拉、昆都士、巴爾赫、基發(fā)等地，在哈薩克人中間示眾，以炫耀勝利。
張格爾沒有再從浩罕那里取得援助，而東突厥斯坦人卻因和卓的事業(yè)而仍然深深地陷于分裂。黑山派出于反對他們的白山派敵手的目的依舊依附清朝。在某些地方白山派試圖促使黑山派轉變，［9］ 但是在別處，特別是在和闐，他們用他們的轉為優(yōu)越的地位來算老帳。因而，親清的阿克蘇的阿奇木伯克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亦即在十八世紀曾幫助清朝征服六城地區(qū)的庫車鄂對的玄孫），就派遣密使到和闐去散播不和。伊薩克本人是哈迪里亞派的信徒，沒有發(fā)現(xiàn)他與納赫什班迪教團的黑山派有什么聯(lián)系，［10］ 但黑山派的伯克們響應伊薩克煽動，奪取了和闐的控制權并宣稱他們效忠于清帝國。由于大雪阻礙了滿洲人派兵來援，白山派的軍隊重新恢復了張格爾的權威，只有黑山派的和闐伯克中一個名叫阿明的人帶著兩千名屬民逃到阿克蘇。張格爾在此期間編造了喀什噶爾的財產(chǎn)清冊，把沒收來的巨額公私財產(chǎn)的大部分當薪餉付給了他軍隊中的浩罕人。他搶掠了伯克們的家，“向富商大量敲榨勒索”，并“對人民實行暴虐統(tǒng)治”。他縱人大肆屠殺，甚至使得白山派的支持者都感到了失望。
1827年初，總數(shù)為二萬二千人的卷土重來的清軍，從阿克蘇出發(fā)攻打張格爾。荒涼的土地迫使他們差不多要攜帶人和牲畜所需的全部糧秣，才能勉強滿足軍隊的巨大的給養(yǎng)需要。張格爾逃往山區(qū)，他的士兵帶走了“巨大價值的資產(chǎn)”，這些都是清軍快到來時他們從六城地區(qū)居民那里搶來的東西。［11］ 最富有和最重要的白山派同情者同他們一起遷居到浩罕領土內(nèi)。當清軍八千人在帕米爾搜捕和卓未能得逞之后，政府轉而對那些和侵略者合作的人進行報復，并在喀什噶爾安排了一支八千人的駐軍，而把九千名軍隊撤回中國本土。一支穆斯林民兵也編成了。
清朝接著向所有鄰近的統(tǒng)治者發(fā)出牒文，要求引渡張格爾。穆罕默德阿里厚著臉皮接連派了兩個使者到喀什噶爾去，否認他曾援助過張格爾，并提出愿意派遣一支萬人的軍隊去捕捉他，假如北京愿意付出費用的話。清政府被激怒了，一度想要切斷六城地區(qū)的全部對外貿(mào)易。
當?shù)蹏婈犌斑M時，清帝要求他的最高級官員考慮在西部六城地區(qū)廢除伯克官制，用一種象青海和東部康區(qū)那樣的土司制度來取代。伊犁將軍長齡提出這樣的建議：任命一個羈養(yǎng)在北京的瑪赫杜姆家族成員做喀什噶爾統(tǒng)治者，用以贏得人民的同情，并保護六城地區(qū)不受張格爾和浩罕的侵犯。武隆阿則主張一并放棄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與和闐，而在它們的東面設置一道堅固的防線。由于這些建議被認為是失敗主義的和不能接受的，清帝委派直隸總督那彥成去管理六城地區(qū)，并頒布賞格，對凡能俘獲張格爾的人給予官爵和酬金?？刂屏堑貐^(qū)是很重要的。在發(fā)生麻煩的那一年，清當局曾發(fā)現(xiàn)一個名叫亞歷山大·加德納的英國人，他喬裝打扮，穿著土著服裝，從巴達赫尚通過葉爾羌進入拉達克。［12］
1828年，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派了一名間諜到山中散布清軍撤退的假消息，并收買了張格爾的柯勒克孜族岳父他依拉克，使和卓帶著五百人回到了新疆。當和卓發(fā)覺到自己是受騙上當時他逃跑了，但這時害怕清朝報復的柯勒克孜人出賣了他，一個后來在鴉片戰(zhàn)爭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國官員楊芳將他捕獲。張格爾的一部分追隨者逃掉了，其中有一大批刀朗人（即和卓的家奴——譯者）逃到了浩罕。另一些人逃到了拉達克，拉薩的駐藏大臣派遣特使到列城去要求引渡他們，拉達克王即予照辦。［13］ 白山派認為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應對張格爾的被俘直接負責。作為獎賞，清朝指定他當喀什噶爾的阿奇木伯克。民間將他依拉克出賣張格爾的故事編成了一首流行的突厥語歌謠。
北京極力把捕獲和卓看作一項光輝成就，同時卻掩飾只有少數(shù)兵力的張格爾卻能困擾帝國的軍隊逾七年之久的事實。討伐張格爾之役曾經(jīng)需要調動三萬六千人的軍隊，花費了政府一千多萬兩銀子。［14］ 事實上許多人相信，張格爾“失敗的真正原因”完全不是清朝的軍事力量，而是在于東突厥斯坦白山派和黑山派的分裂。［15］ 清朝的將軍們向北京的清帝獻俘，政府將張格爾寸磔處死。長齡傳檄諭知柯勒克孜人和浩罕，要求引渡張格爾家族的全部成員。但是勒柯克孜人沒有照辦，浩罕則以伊斯蘭法律為由公開拒絕引渡（張格爾家族是伊斯蘭教祖的后裔）。
那彥成到達喀什噶爾以后提出大量行政改革措施，建議將犯叛亂罪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安集延人）的土地和財物加以沒收。這些土地每年可收糧五萬六千擔，他主張以三萬八千擔作駐軍餉項，其余一萬八千擔用來提高官員們的俸祿。
從國內(nèi)觀點看，這些主張不管有多大價值，卻從未付諸實施，因為那彥成的對外事務的建議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簡言之，那彥成的建議是要完全停止對浩罕的貿(mào)易，直到汗國交出阿法其·瑪赫杜姆家族為止。所有在六城地區(qū)居住不滿十年的浩罕人應予放逐，他們貯藏的大黃、茶葉和其他財物應予沒收。在六城地區(qū)居住十年以上的全部浩罕人應使之歸化；應與柯勒克孜人和解，以便使他們與瑪赫杜姆家族及浩罕人疏遠。“叛民”的妻子兒女應發(fā)配為奴和流放到烏魯木齊和伊犁等地。
清政府不但想用這些措施平息山區(qū)來的騷亂，還想使浩罕統(tǒng)治者安分守己。北京已經(jīng)注意到，浩罕君主在十八世紀之采用汗的稱號是一種僭越，特別因為在突厥語和滿洲語中，“汗”是清帝本人的稱號。因此，北京拒絕承認浩罕統(tǒng)治者為“汗”，繼續(xù)用早些時候的頭銜“伯克”來稱呼他。然而，浩罕的戰(zhàn)略位置促使清帝在藩國謁見時稱呼浩罕統(tǒng)治者為“吾兒”（在亞洲腹地的詞語中僅次于皇帝），而不是用“吾臣”，而在浩罕的信件中，統(tǒng)治者繼續(xù)稱自己為汗。此外，在喀什噶爾的每次朝見中，穆罕默德阿里的使節(jié)并未能履行規(guī)定的禮儀，也許更為過分的是，在正式文書中他的名字是有泥金書寫的。［16］
清朝政府立即贊同實施那彥成的建議。那彥成回到了北京。他的繼任人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札隆阿和葉爾羌辦事大臣壁昌在1828年著手行動：沒收安集延商人的大黃和茶葉，把他們從六城地區(qū)趕走。在準噶爾地區(qū)，官府也驅逐那些居住在伊犁的安集延商人。清朝重新建起各地的滿城，與回城離得較遠，但在英吉沙爾、葉爾羌及和闐，商業(yè)區(qū)仍舊留在城外。只有在喀什噶爾，清政府方將商業(yè)區(qū)安置在滿城之中。
非浩罕人為了商業(yè)事務可以照常入境，政府允許布哈拉人經(jīng)由巴達赫尚和喀爾提錦來喀什噶爾，但是，當局對外國人課以重稅，以維護一種新的官鋪制度的利益。旨在開辟財源以供養(yǎng)新疆駐軍的官鋪是仿效政府壟斷對準噶爾地區(qū)的哈薩克人貿(mào)易的辦法建立起來的，它享有和所有外國人——包括柯勒克孜人在內(nèi)——優(yōu)先進行貿(mào)易的權利。但是，清朝給予柯勒克孜人一份從安集延人那里沒收的大黃和茶葉，用以保持他們的好感。一所官辦茶局（創(chuàng)始于1826年）于1828年在古城開始順利地向陜西私商運入準噶爾地區(qū)的各類茶葉征稅。然而到1829年末，官鋪在六城地區(qū)引起的不滿和困難多于收入，因此當局廢除了這些官鋪。
其他為駐軍而開辟財源的一些努力是采取了擴大和改良六城地區(qū)耕地的方式。張格爾的圣戰(zhàn)中斷了前此為東突厥斯坦日益增長的人口而開墾未經(jīng)灌溉的土地（“死地”）的努力，1828年六城地區(qū)的嚴重糧荒使得大量建議涌向清帝面前。松筠主張在東突厥斯坦開展軍屯。長齡建議把所有從叛逆者那里沒收來的土地上的佃戶轉為國家農(nóng)戶，使之為駐軍生產(chǎn)糧食。武隆阿和署理陜甘總督鄂山極力主張從中國內(nèi)地招徠移民。雖則這一意見預示著將來的趨勢，但卻是同清朝將漢人和亞洲腹地居民加以分隔的長期實行的政策背道而馳的；因此，新疆當局不得不滿足于灌溉計劃、已增加的戶口登記數(shù)和稅收。但是，六城地區(qū)的人口因圣戰(zhàn)而減少了，這些措施是不夠的。
那彥成提出的停止和浩罕貿(mào)易的措施，從根本上打擊了汗國的財富和力量。浩罕已經(jīng)獲得了對喀什噶爾的東西方商隊貿(mào)易的控制權，并以損害塔什干和突厥斯坦的城市而擴大了這種控制，它又一直在尋求柯勒克孜和哈薩克同準噶爾地區(qū)的商業(yè)貿(mào)易，還想控制印-俄貿(mào)易的東方路線。
“披巾和其他印度商品”、狐皮和羊羔皮有東、西兩種商路：一是經(jīng)由西邊的一條迂回路線，通過喀布爾和巴爾赫到布哈拉，然后運到浩罕；［17］ 一是由夏季線和冬季線這兩條東邊路線通過拉達克到葉爾羌的市場，浩罕商人就在葉爾羌購買這些貨物。清政府是否曾經(jīng)允許商隊享有通過帝國領土的特權，這還不清楚，但是政府完全了解汗國力圖壟斷新疆的對外貿(mào)易，所以為了防范這種企圖，它正式拒絕批準浩罕商隊經(jīng)拉達克去印度。因此，浩罕商人只好在色勒庫爾和葉爾羌購買印度貨物，把它們經(jīng)過浩罕運到俄國市場去出售。葉爾羌于是成了印俄貿(mào)易的一個中心。浩罕商人享受了能夠將他們購買的貨物經(jīng)由自己的國土運到俄國的好處，但是汗國不能阻止非浩罕人在葉爾羌或色勒庫爾購買印度貨物，也不能阻攔這些貨物運往伊犁或塔爾巴哈臺再往前運到俄國領土去。
清朝的禁商政策甚至不許浩罕商品通過伊犁和塔爾巴哈臺，因而在浩罕引起物價飛漲，隨之而來的是兩年經(jīng)濟困難。清政府對于浩罕高級官員的懇求書信無動于衷。但在此期間，浩罕把禁商看成是侵略六城地區(qū)和汗國加緊控制新疆貿(mào)易的一個機會。白山派在喀什噶爾的勢力仍是如此強大，浩罕的貿(mào)易又是如此重要，因而浩罕實際上在六城地區(qū)處于支配的地位。只要有瑪赫杜姆家族的侵略，人民中至少有些人必定會鬧事?！昂坪比缋牵瑬|突厥斯坦人如羊”。況且，在被驅逐和沒收財產(chǎn)的浩罕商人中間情緒激昂，特別是當柯勒克孜人帶著他們被沒收的大黃和茶葉出現(xiàn)在浩罕市場上時更是如此，而柯勒克孜人卻夸耀說，這些東西是“大清皇帝”送給他們的禮物。［18］
1830年秋天，浩罕汗帶著一支主要由柯勒克孜人，也有一些安集延人、流浪的刀朗人和其他喀什噶爾亡命者組成的軍隊，侵入六城地區(qū)。然而，在跨過清朝邊境以前，在烏什地方，決定讓汗留在浩罕，［19］ 張格爾的大哥穆罕默德玉素普被指定為名義上的統(tǒng)帥。真正的指揮官是浩罕汗國的高級官員哈克·庫里明巴希，他是最高司令，第二把手是穆罕默德沙里夫阿塔利克?？邕^邊境后侵略者分兵三支，幾乎同時包圍和攻打喀什噶爾、英吉沙爾和葉爾羌三地。清朝駐喀什噶爾的戍軍本已縮減，現(xiàn)在又被攻其無備。玉素普進入了自己的原籍城市，指定了他自己的地方長官（阿奇木）?？κ哺翣柕貐^(qū)的黑山派人民大批逃往阿克蘇（雖然他們中約一千人在喀什噶爾的滿城中避難），甚至白山派中的許多人也不愿響應侵略者要他們拿起武器的號召。但是，這次侵略并非搞復辟，其性質馬上變得很明顯，因為玉素普本人沒有行使什么領導權，而且一千多名浩罕商人跪在滿城外面向清當局申述說：侵略是由清政府不公正地處理無罪的商人引起的；他們要求恢復貿(mào)易和發(fā)還被沒收的財產(chǎn)。
在葉爾羌，壁昌在城內(nèi)只帶有清兵五、六百人，還有大約四千五百名本地民軍，但是他有較多的時間做防御準備。他很快把商人和小商販都搬入滿城，把市場的攤子和建筑物燒個干凈，什么也沒有給侵略者留下。在和葉爾羌地區(qū)伯克們慎重計議之后，壁昌派遣他的軍隊出外封鎖通向葉爾羌的主要戰(zhàn)略據(jù)點。他配置一千名本地民軍防守回城和滿城；他從所轄地區(qū)各個據(jù)點集結軍隊，同時又派出四百名清軍在葉爾羌東門外把守。逼近葉爾羌的侵略軍大約有步、騎兵七千到一萬人。［20］ 清守軍用大炮轟擊他們，殺死了三百多人，侵略者終于撤走。在作第二次嘗試時他們 再次被擊退，這時他們已經(jīng)聽到清援兵正從阿克蘇開來的消息。柯勒克孜人和安集延人都撤退了，只留下刀朗人，他們試圖以玉素普的名義召集一支葉爾羌土著的軍隊。然而，葉爾羌主要是黑山派的地方，大多數(shù)居民寧可逃走也不愿參與白山派的事業(yè)。因此，刀朗人搶掠城鎮(zhèn)和鄉(xiāng)村，在糾集起一支千人的隊伍之后，對葉爾羌進行了第三次和第四次攻擊，但都被壁昌的軍隊擊退。
與此同對，在喀什噶爾的札隆阿卻無法迫使和卓停止圍攻。在喀什噶爾和英吉沙爾，如同在葉爾羌一樣，侵略者從未能攻克滿城，但是他們控制著這個地區(qū)的全部鄉(xiāng)村和城鎮(zhèn)。
突然傳來消息說浩罕和布哈拉之間出現(xiàn)了風波，還說浩罕國內(nèi)需要軍隊。安集延人因此拋棄了玉素普而轉回浩罕，帶走了許多俘虜和戰(zhàn)利品。浩罕人將他們俘虜?shù)摹爸袊恕崩毡茷榕`，浩罕汗還將其中一些人作為禮物送給彼得堡的俄國沙皇。甚至在白山派勢力最大的喀什噶爾地區(qū)，浩罕的柯勒克孜人和安集延人所組成的軍隊貪婪成性，所以使得許多歷來和白山派聯(lián)合的人感到恐懼和痛苦，轉而和清朝當局合作。白山派的事業(yè)在六城地區(qū)已經(jīng)大失民心，玉素普及其追隨者除了跟著撤退的安集延人翻越山嶺逃回浩罕之外是別無長策了。在清朝援兵從阿克蘇到達以前，大約有二萬名東突厥斯坦人逃往安集延和塔什干。［21］ 玉素普繼續(xù)住在浩罕，直到1835年死去為止。［22］
浩罕已經(jīng)達到了它的目的。六城地區(qū)是偏僻的，難于保衛(wèi)的，而且依賴國外貿(mào)易。獨立的、靠近高大綿亙的山脈而又以它為屏障的浩罕，已在六城地區(qū)取得一種特殊地位，除非清朝讓步，它要無休止地進行騷擾。在1830年的侵略中清帝國失去了它討價還價的地位，同時阿法其·瑪赫杜姆家族失去了六城地區(qū)人民的忠誠。只有浩罕得到了好處。
1831年，滿洲人揚言要組織一次懲罰性的遠征。據(jù)說這消息嚇得浩罕沿著邊境建造堡壘，還派使節(jié)去俄國請求軍事援助，俄國人聞訊甚至拒絕浩罕使節(jié)入境。［23］ 事實上，浩罕人建立了一些據(jù)點，但它這樣做的目的是擴張主義的，是為了控制哈薩克人和柯勒克孜人并向他們征稅。浩罕和俄羅斯帝國之間可能進行的任何商討看來不會是由于害怕中國而激起的。浩罕已在六城地區(qū)暴露了清朝的虛弱，因此，熟悉新疆情況的兵部尚書松筠建議，取消對浩罕停止貿(mào)易的禁令，允許東突厥斯坦當?shù)厝讼笠郧澳菢雍桶布尤送ɑ?。他認為，只有當?shù)厝藢λ麄兊拿\感到滿足，六城地區(qū)才能夠安寧。
當被任命為六城地區(qū)欽差大臣的長齡在1831年到達喀什噶爾時，署理阿奇木伯克作霍爾敦臺吉［24］ 領著“二萬大小不等的”喀什噶爾人對他郊迎十里，感謝皇恩浩蕩，誓不追隨叛亂者。長齡然后從清朝駐軍那里獲悉，浩罕接連派來三名使者說，“五年”的中斷貿(mào)易引起了困難，他們抱怨清政府的沒收和驅逐出境政策，并要求恢復貿(mào)易。長齡將此事向清帝報告，也許北京這才第一次充分感到那彥成的政策惹起了戰(zhàn)爭。
長齡留下浩罕使節(jié)一人，派遣作霍爾敦臺吉和其他二人回浩罕。作霍爾敦原是喀什噶爾征稅人，土魯番首任扎薩克額敏和卓的后裔。當張格爾發(fā)動圣戰(zhàn)時他離開六城地區(qū)曾前往浩罕、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和喀山旅行，經(jīng)由塞米巴拉金斯克回到新疆。在固勒扎他曾晉見伊犁將軍，聲稱曾被拐騙為俘虜，清朝于是指定他為喀什噶爾的土著幫辦大臣，然后任命他為阿奇木伯克。作霍爾敦的旅行使他通曉中亞的貿(mào)易活動。在和浩罕的談判上，長齡不可能派出比他更合適的人選了。［25］
長齡在開始時曾直接堅持要浩罕交出1830年侵略的魁首，將全部戰(zhàn)俘放回本國，但是北京對于艱苦的談判沒有思想準備。甚至不等到汗國回答，皇帝已允許重開新疆與浩罕的貿(mào)易，豁免關稅，并且指示長齡放棄引渡要求和不再強要二萬東突厥斯坦流亡者回來，“以示大方”。［26］ 在1831年底，兩國之間的貿(mào)易恢復了。
確切地說，作霍爾敦在浩罕的談判看來未曾公開發(fā)表過。浩罕和六城地區(qū)當局交換了幾次書信，在1832年達成協(xié)議，清朝允許“旨在經(jīng)商”的浩罕臣民“自由來往”于六城地區(qū)，并且允許“托缽僧”入境，但是與以前一樣，沒有北京明確的批準，不允許任何人進入中國本部，甚至對使節(jié)也是如此。政府用銀子賠償了浩罕商人被沒收的財產(chǎn)，對浩罕商人豁免關稅。作為報答，浩罕愿意將清朝的戰(zhàn)俘遣送回國，但不包括流亡者，同時汗國將阻止瑪赫杜姆家族入侵清朝的領土。長齡報告說，浩罕的統(tǒng)治者自愿抱經(jīng)盟誓，“永遠翊戴”。清朝當局作為戒備，還派了一名使者去向布哈拉艾米爾“請求幫助”，使之在浩罕汗國“侵犯時能幫忙維持中國西部邊境的和平”。但是布哈拉艾米爾“婉言謝絕了要進行任何干預”。［27］
根據(jù)長齡的建議，清朝在1832年對所有各國在喀什噶爾和葉爾羌貿(mào)易的商人一律豁免關稅，甚至包括柯勒克孜人在內(nèi)。［28］ 這是為了避免造成這樣的印象：曾經(jīng)威嚇滿洲人的浩罕商人，現(xiàn)在是這個地方的主人；也為了禁止浩罕人利用一種關稅特權去壟斷貿(mào)易。
浩罕派來一名商人頭目，他將八十余名喀什噶爾戰(zhàn)俘釋放回國，并帶來一百余名安集延商人。新疆當局不許地方官員干涉浩罕與喀什噶爾的商業(yè)事務，并且命令喀什噶爾商人對“夷商頭目”公平定價。1832年末，清朝用銀兩賠償浩罕商人全部被沒收的茶葉，并且葉爾羌的參贊大臣花了一萬余兩銀子解決了浩罕人的土地要求，盡管外國人購買土地始終是不合法的。清朝根據(jù)那彥成的建議驅逐了居住在新疆不到十年的安集延人，付給賠償?shù)耐恋鼐褪菍儆谒麄兊?。?9］
六城地區(qū)的騷亂已表明，清朝在塔里木盆地西端的駐軍遠遠不夠用。因此政府把參贊大臣衙門和塔里木盆地的統(tǒng)帥部從喀什噶爾遷到葉爾羌，這是六城地區(qū)的主要城市：它很漂亮，多舞女和樂師，一個訪問過葉爾羌和孟買兩處地方的浩罕人認為，葉爾羌可以和孟買媲美。它的中心位置有利于在喀什噶爾、英吉沙爾、巴爾楚克（即瑪喇巴什，它的戰(zhàn)略重要性終于得到了承認）與和闐地區(qū)之間相互援助。在1830年入侵期間壁昌將葉爾羌商民移入滿城，這一行動已被證明在阻遏侵略者方面是如此有效， 因此某些人關于在六城地區(qū)商場周圍建立城堡的建議就被認為沒有必要了。
政府任命壁昌為葉爾羌的首任參贊大臣。在新疆南部防區(qū)的六千名士兵之外，清朝增加了三千名從伊犁來的騎兵和四千名從陜甘綠營調來的士兵，再把阿克蘇和烏什吐魯番每處一千士兵計算在內(nèi)，南部防區(qū)總兵力達一萬五千人。遲至1835年這些軍隊中沒有一個東干人，因為政府害怕一旦發(fā)生叛亂，作為穆斯林的東干人可能參加。［30］ 后來政府改變了關于這一政策的想法。為了應付增加軍隊后的費用和口糧，北京削減了各省綠營餉糧的百分之二，以便每年能多籌銀三十余萬兩。
然而，政府認為各省的分攤只是權宜之計，它繼續(xù)努力從當?shù)厥杖胫袑で缶S持六城地區(qū)駐軍的辦法。為此目的，按照長齡的建議，北京中止了滿人的隔離亞洲腹地的長期實行的政策，遲至1831年已許可漢族平民由中國本部遷到六城地區(qū)。允許移民接受拋荒地和被沒收的土地，開墾死地，甚至也可當東突厥斯坦人農(nóng)莊的佃戶。1832年出現(xiàn)了第一次移民浪潮，在喀什噶爾地區(qū)的喀拉科依和巴爾楚克附近建立了漢人居民點。北京一度仍為六城地區(qū)土著居民的態(tài)度感到憂慮，在1834年甚至撤銷原議，命令漢人居民點解散。但于明年在漢人移民尚未遷徙之前，政府又一次取消它的決定，恢復移民。
從1834年起，北京鼓勵窮人從中國本部向新疆遷移，特別是移到六城地區(qū)。漢族移民的核心開始形成。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中期，僅葉爾羌就有二百名定居的漢族商人，還有許多其他時來時去的人。那里有一個東干商人團體和一些漢人工匠。漢語現(xiàn)在和突厥語同樣“通行無阻”。［31］
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1835年）
浩罕努力要繼續(xù)控制新疆的對外貿(mào)易，這仍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汗國已經(jīng)基本控制了從塔什干和突厥斯坦城市進入新疆北部的草原商隊的貿(mào)易，以及所有通過它自己領土的商務活動。仍在浩罕控制之外的有準噶爾人同俄羅斯帝國的交易，有從巴達赫尚到色勒庫爾的商隊貿(mào)易以及從拉達克到葉爾羌的商隊貿(mào)易。“由于中國政府的猜忌”，浩罕“不能”通過清朝領土與印度“直接來往”。對于浩罕商人們來說，“通過西藏（拉達克）”去印度的道路是“被禁止的?！保?2］
1833年，浩罕派了一名使節(jié)（額爾沁）“照料”貿(mào)易，并要求它有權在葉爾羌和其他城市任命自己的政治和商務代辦，授權他們向所有來到六城地區(qū)從事貿(mào)易的外國商人征收關稅。這等于要求壟斷貿(mào)易，所以北京不愿意答應。清帝以只恢復成例這一不成理由的理由同意在葉爾羌和其他地方設立浩罕的商務代辦（商頭），但不準浩罕向其他國家的商人征稅。
在清朝的記載中，甚至使節(jié)本人也承認這個要求是愚蠢的。［33］ 但是浩罕的軍事擴張立刻促使北京采取一種較為和緩的方針。一支五百余名柯勒克孜人的浩罕軍隊侵入色勒庫爾地區(qū)；一名浩罕使節(jié)謁見伊犁將軍要求清朝把所有哈薩克人趕出卡倫，以便浩罕能向他們征稅；浩罕同時明確聲明它正在向帕米爾柯勒克孜人征稅。［34］ 這些柯勒克孜人的地位從來沒有明確規(guī)定過，但是他們和哈薩克人——其中某些人同時承認浩罕、俄國和清朝的權威——一起至少是被當作藩屬的。
浩罕要求驅逐哈薩克人一事，是對王朝在新疆統(tǒng)治他們的權力的公開挑戰(zhàn)。伊犁將軍拒絕將他們趕出卡倫之外以免使之落入浩罕稅收官之手。誠然，在清朝看來卡倫全然不是國境線，只不過是一條深入新疆邊境之內(nèi)一百余英里的軍事防線。由于浩罕未能就范，北京就援引它不干涉尼泊爾內(nèi)政的先例（1814—1816年），完全否認它對卡倫之外浩罕-哈薩克關系負有責任，并且警告說，它將不為那些逃避浩罕賦稅而進入卡倫之內(nèi)的哈薩克人提供保護。對于那些在1832年和外國商人同樣得以豁免進口稅的柯勒克孜人，清政府也同樣對待。政府不打算保護柯勒克孜人使之不被帕米爾的浩罕所吞并，而1835年的中國-浩罕協(xié)定將立即給予浩罕向清朝國土上的柯勒克孜商人征稅的權力，從而使浩罕汗處于“對柯勒克孜人負責”的地位，還使他必然“將柯勒克孜人置于隸屬的地位”。［35］
色勒庫爾雖在卡倫之外，卻是葉爾羌地區(qū)的一部分，而且是和印度、阿富汗斯坦進行貿(mào)易的主要中心，浩罕通過占領色勒庫爾用軍事壓力來支持它提出的向六城地區(qū)外國商業(yè)征稅的要求。當浩罕軍隊進入色勒庫爾時，浩罕的使節(jié)已經(jīng)出現(xiàn)在葉爾羌；因此談判立即重新開始了。幾個月以后，在1834年的夏天，浩罕從色勒庫爾撒退了。然而，浩罕這時向北京派了一位名叫愛連巴 依的使臣（他后來被稱為愛連拍迪沙），重新提出汗國的要求，即在喀什噶爾派駐享有領事權和向六城地區(qū)所有外商征稅權力的代表。清朝的官方報道沒有提到任何要求，也沒有提到政府的最后的妥協(xié)。所有清朝的資料都說愛連巴依使團的前來是為了感謝清帝豁免浩罕貿(mào)易的關稅的，又說它釋放了若干戰(zhàn)俘回國，并在京師呈獻貢物和上了奏折。北京命令色勒庫爾的阿奇木伯克加強防御工事，但是浩罕在帕米爾的力量不斷增加。汗國的軍隊在同一年占領了喀爾提錦。
按照清朝的記載，愛連巴依的第一個要求是浩罕應和那些有權每年入貢的六城地區(qū)的伯克們一樣，按照同樣的條件，一年一貢。其他被提到的要求是賠償、釋放戰(zhàn)俘回國和某些優(yōu)惠條件。浩罕還要求清政府對六城地區(qū)外國商業(yè)豁免關稅的范圍擴大到包括巴達赫尚和克什米爾的商人在內(nèi)。浩罕使節(jié)主要和理藩院打交道，但是也到以前帝國在六城地區(qū)的欽差大臣長齡家中去看望。長齡拒絕了愛連巴依的禮物，只接受了一些葡萄，皇帝提醒他：“人臣義無外交。”［36］
在回答愛連巴依的請求時，清帝同意讓浩罕每年派遣商隊從喀什噶爾經(jīng)過兩個月的旅程［37］ 來北京進貢。其他要求則用這種或那種方式加以處理，但愛連巴依被告知：巴達赫尚人和克什米爾人在葉爾羌的貿(mào)易不關浩罕的事情。［38］ 使節(jié)在1835年回國。清朝的資料沒有敘述愛連巴依在離開之前已將1832年的諒解變成與清帝的直接協(xié)定，并加以擴大，迫使清帝承認浩罕派遣使節(jié)到北京來的真正的目標，即：
?。?）浩罕有權在喀什噶爾派駐一名政治代表（即阿克沙哈勒），并在烏什土魯番、阿克蘇、英吉沙爾、葉爾羌與和闐派駐商務代辦（也稱阿克沙哈勒），他們受喀什噶爾代表的管轄。
?。?）這些阿克沙哈勒應有領事權力，對來到六城地區(qū)的外國人有行使司法和治安權限。
?。?）阿克沙哈勒有權對外國人運入六城地區(qū)的全部貨物征收關稅。_0420_0［39］ 一份浩罕的資料甚至主張要求更大的特權：“隸屬于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阿克蘇和烏什土魯番的商人們的扎卡特稅（天課）、察臺〔蒙兀兒草原〕的賦稅、伊犁地區(qū)的賦稅、莫臥里亞〔準噶爾？〕一直遠至希齊札爾地區(qū)的賦稅……都在穆罕默德阿里汗的權力控制之下”。［40］ 清當局在六城地區(qū)對浩罕的這種讓步不包括克什米爾人（這個概念包括巴爾提人）、巴達赫尚人和那些在葉爾羌貿(mào)易的布哈拉人。這些人歸巴達赫尚和克什米爾的阿克沙哈勒管轄，不屬于浩罕阿克沙哈勒的權力范圍。［41］
清《實錄》沒有提及這些情況。事實上，清朝記載中唯一提示愛連巴依為之進行談判的要點的史料是葉爾羌參贊大臣的一件復奏，其中說，從1832年起，克什米爾人和巴達赫尚人一直與 浩罕人享有同樣免稅的權利，因此愛連巴依的要求“實屬貪詐”。除了把它歸之于貪婪成性之外，關于浩罕不僅在清朝領土上征收關稅，而且要求把克什米爾和巴達赫尚的商人歸入汗國的阿克沙哈勒能向他們征稅的外國人之中，這件事在《實錄》中并沒有線索可尋。［42］
這是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它為以后西方與北京之間的不平等條約鋪平了道路。清帝此時已經(jīng)給予了全部治外法權，就象他不久就要在沿海給予貿(mào)易飛地以治外法權，和達賴喇嘛政府將在1856年對待西藏的尼泊爾那樣。只有這樣說才恰當：在中國穆斯林邊境上第一次正式承認了治外法權，因為商人自治在穆斯林中間是一種由來已久的習慣。在宋代，福建刺桐（泉州）的阿拉伯商人歸他們的頭人管轄。歐洲貿(mào)易列強之所以要在亞洲要求治外法權，部分原因是由于受到從君士坦丁堡奧斯曼政府那里獲得治外法權條款的鼓舞。在十六世紀的卡利卡特，土耳其商人便有自己的頭人，甚至連當?shù)氐纳倘艘捕加兴麄冏约旱念^人，如同從開羅和紅海來的商人那樣。在卡利卡特又有一名高居于全部外國商人之上的頭人，他實際上管理和懲罰他們，不受政府法律的干涉。遠在十七、十八世紀荷蘭、英國和法國的航運業(yè)統(tǒng)治馬六甲以及亞洲最南部和東南亞諸港口以前，這些地方也盛行同樣的情況。［43］ 即使在六城地區(qū)，清帝對愛連巴依的讓步也許不過是對已成慣例的事態(tài)的一種官方認可而已。這樣做就簡化了有關北京對外貿(mào)易的行政和政治問題。
從中華帝國的觀點看來，天子對普天之下?lián)碛凶罡邫嗔?，所以治外法權絲毫沒有損害清帝的主權。同樣地，浩罕在清帝國境內(nèi)對其他外國人實行管轄，或是汗國有權向非浩罕人征稅，這也無損于清帝的主權，盡管這后兩種讓與（它們是清朝體制能夠容忍到什么程度的有趣標志）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浩罕取得的讓與權并不比俄國人已在恰克圖享受了一個多世紀的那些權利更大一些，浩罕并不堅持要求民族平等的原則。
中國與浩罕的1835年協(xié)定為六城地區(qū)的外國人貿(mào)易樹立了新的樣式。浩罕的阿克沙哈勒們從浩罕統(tǒng)治者那里“承包”他們轄區(qū)的歲入，他們享有對汗國臣民的完全管轄權，并用有利于穆斯林的新稅率來取代舊關稅，但進口稅已普遍降低。原來牲畜按價征稅3（1／3）％，絲織品和毛皮征稅5%，其他貨物也征3（1／3）％，現(xiàn)在阿克沙哈勒們從穆斯林那里是按價征稅2（1／2）（這是伊斯蘭法典規(guī)定的稅率），從非穆斯林（“基督教徒”）那里征收5％。從六城地區(qū)向浩罕出口是免稅的。［44］ 柯勒克孜人象外國人一樣，向六城地區(qū)輸入的貨物要給浩罕的阿克沙勒付稅2（1／2）％。
在葉爾羌，清朝任命了其他兩個阿克沙哈勒，一個代表巴達赫尚的統(tǒng)治者，另一個代表克什米爾。巴達赫尚的阿克沙哈勒事實上按照承包賦稅的條件從巴達赫尚政府那里得到他的職位，就象他的同事從浩罕得到職位那樣。在扎巴德（巴達赫尚的首都）的商人們一年一度帶商隊來到葉爾羌，在那里他們用奴隸、寶石換取銀錠（元寶）以及茶葉。有些布哈拉人和其他民族也在葉爾羌冒充巴達赫尚人，于是便受他管轄并向他納稅。
克什米爾的阿克沙哈勒對于經(jīng)過拉達克而來的商人有審判權和征稅權，他完全是清朝當局加封的，只在名義上代表克什米爾政府（臣屬于旁遮普的錫克王國）。實際上，他并不為克什米爾或拉達克政府征稅。清當局選擇了一個叫喀西姆阿里和卓的人擔任克什米爾阿克沙哈勒，他是一個在葉爾羌建立了長期商務聯(lián)系的阿姆利則商號的代理人。和克什米爾的貿(mào)易（首先去列城，然后到印度、旁遮普、巴爾提斯坦或克什米爾）是由馬幫運輸?shù)?，主要包括來自中國本部的銀子、小量金子、上好茶葉、絲、鋼鐵和藥材，以及從新疆或是經(jīng)由新疆從俄國或西部中亞來的羊毛披巾、羔羊毛氈、絲、駝絨羽紗、羊皮、馬匹、綠松石、冰糖、皮靴、皮革、錦緞、天鵝絨、細平布、大麻汁和煙草。這些東西主要用來交換披巾、繡花制品、漂白布匹、鴉片和皮革。除由巴達赫尚和克什米爾阿克沙哈勒管轄的以外，其他所有外國商人都歸浩罕阿克沙哈勒治理。
清朝官員繼續(xù)稱呼浩罕的阿克沙哈勒為“安集延商務監(jiān)督（胡岱達）”，將所有在六城地區(qū)的外國商人——巴達赫尚人和克什米爾人除外——稱為安集延人，以此來貶低對浩罕所作的讓與權，從而想給人們以沒有任何變化的印象。但是，僑居的安集延商人立刻達到數(shù)千人，喀什噶爾于是便和浩罕之間通過馬匹、騾子和駱駝增加了貿(mào)易，輸入布匹、鴉片和其他東西，輸出純銀、磁器、箱茶和磚茶。在對外貿(mào)易中，清朝的臣民（其中多數(shù)大概是東突厥斯坦人）仍然遵從以前的進口稅率，即牲畜納5％，絲和毛皮納10％，其他貨物納5％。因此這個協(xié)定進一步不利于本地的進口商，六城地區(qū)的關稅衰落到實際上沒有歲入的地步。［45］
由于清朝在1832年已經(jīng)停止了向外國商人征收關稅，政府 以為這就解除了為在清朝境內(nèi)的商路提供安全保證的責任。葉爾羌當局將他們的管轄區(qū)域收縮到以卡倫線為限（這遠在帝國境界之內(nèi)），而將商路的安全推給浩罕、巴達赫尚和克什米爾的統(tǒng)治者?！氨诲e誤地稱為柯勒克孜人”的乾竺特、什克南以及瓦罕的強盜們越入清境，開始出沒于喀喇昆侖山脈和葉爾羌河之間的地區(qū)，掠奪商隊，“綁架并販賣男人、婦女和兒童，用暴力劫取畜群”。甚至商人也變成了他們的犧牲品，強盜們將他們帶到巴達赫尚和西部中亞，賣作奴隸。作為對清朝終止治安力量的反應，浩罕和巴達赫尚政府對沿路他們自己的商隊提供保護，但無論是錫克人或是拉達克人，都沒有為列城-葉爾羌路線的清朝部分提供任何安全保護措施。［46］
雖然喀喇昆侖以東的盜匪活動遠在南邊，對于浩罕-喀什噶爾貿(mào)易活動并無多大影響，但是穆罕默德阿里汗仍乘機侵犯清朝在色勒庫爾的領土，將浩罕的勢力擴展到帕米爾。在張格爾圣戰(zhàn)失敗后不久，色勒庫爾的阿奇木伯克已經(jīng)請求新疆駐軍前來幫助抵抗由巴達赫尚、什克南、瓦罕和乾竺特政府屢次發(fā)動的奴役和掠奪的遠征?！巴回手袊闹袊保ㄓ儆《葘π陆斁值囊环N稱呼）沒有采取行動，而且，在沿貿(mào)易路線的清朝治安力量中止以后，乾竺特、什克南和瓦罕的匪徒襲擊使得色勒庫爾帕米爾草原的柯勒克孜人難以生活下去。色勒庫爾要求浩罕保護，結果穆罕默德阿里侵入色勒庫爾，勸誘塔哈爾滿和瓦塔哈伊夫河流域的塔吉克人和大多數(shù)帕米爾草原的柯勒克孜人遷移到浩罕境內(nèi)去。剩下的柯勒克孜人搬到葉爾羌和喀什噶爾盆地。因此，色勒庫爾的大部分實際上變得渺無人煙了。
當1834年浩罕人從色勒庫爾撤走和中國-浩罕協(xié)定締結之后，新疆當局重申他們在那里的管轄權，但在1835年和1836年浩罕軍隊再次侵入色勒庫爾，帶有大炮和兩千名兵士。汗重新提出他有權向六城地區(qū)所有外國人征稅的要求，并試圖在色勒庫爾向來往于巴達赫尚和葉爾羌之間商路上的客商征收關稅。色勒庫爾采取武裝抵抗，北京命令六城地區(qū)當局警告浩罕說：皇上可能憤然再次斷絕貿(mào)易。但是將它的霸權擴展到帕米爾的浩罕，占領了色勒庫爾地區(qū)的“回莊十四處”的一半以上，并派遣武裝分隊進入達爾瓦斯、什克南、乾竺特和瓦罕。浩罕武裝繼續(xù)襲擊各處，但終于遭到奕山（他是皇帝的侄子，當時在六城地區(qū)協(xié)助政務）堅決領導下發(fā)起的反擊。
此后，新疆當局試圖把清朝對色勒庫爾的義務降到最低限度。色勒庫爾的首領事實上成為“一個獨立的君主”，但由于他沒有自己的軍隊，結果是通過與乾竺特和什克南的統(tǒng)治者聯(lián)姻的辦法來解除盜匪的襲擊。由于巴達赫尚對葉爾羌的貿(mào)易要經(jīng)過色勒庫爾，所以巴達赫尚的統(tǒng)治者也沿著色勒庫爾道路給予某些援助；他是完全能夠這樣做的，因為什克南和瓦罕是他的屬地。色勒庫爾的首領“吞并了葉爾羌的皮爾河、良戛爾河、聽雜阿布爾河和巴巴扎河諸流域”。［47］
與此同時，浩罕允予防止將來對清朝邊境的侵犯。很可能，內(nèi)部問題或布哈拉侵略的威脅迫使它擱置在色勒庫爾向外國人征稅的要求。但也可能是浩罕害怕把清朝逼得太甚，反而喪失了1831—1835年得到的利益。確實，汗國的恭順立即受到考驗， 因為鴉片輸入新疆的數(shù)量激增，并且經(jīng)過哈密及嘉峪關進入了中國本部。1839年，北京提出的禁毒措施也擴展到新疆。在烏魯木齊，當局逮捕了有關的商人和消費者。在六城地區(qū)，清朝立即沒收了克什米爾、巴達赫尚和印度（音底）商人的六萬兩鴉片。大多數(shù)鴉片是克什米爾人輸入到葉爾羌的。例如，1840年，當局僅從一個叫卡里姆·阿里的克什米爾人那里就沒收了九萬七千九百兩。但是，鴉片也經(jīng)過浩罕運至喀什噶爾，大約也在此時，當局從喀什噶爾的外國商人手中沒收了二千二百六十兩，從和闐的安集延商人手中沒收了五百四十兩以上。浩罕的阿克沙哈勒對于此事是不會愉快的，但是汗國并未以中斷和好相威脅。［48］
清朝政府相信它的浩罕政策是成功的，甚至浩罕似乎也理解，“萬一將來在中國韃靼地區(qū)發(fā)生任何叛亂”，浩罕汗將有義務給清朝以援助。［49］ 在六城地區(qū)簽訂的這一“不平等條約”制度看來終于產(chǎn)生了清朝的政策制定者長期努力以求的安定局面。
回顧一下歷史就可以理解，清政府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處理渴望貿(mào)易的浩罕人的成功的政策，為幾年以后清朝處理渴望貿(mào)易的英國人的問題樹立了一個最近時期的榜樣。與英國之間的敵對行動開始于1834年的虎門交火，在無結果地拖延了幾年之后（這與前幾年浩罕侵略六城地區(qū)和襲擊色勒庫爾的事件在新疆一拖幾年是極其相似的），北京撤換了海岸的軍事長官，指派奕山前去，使他能在多事的沿海運用他在新疆取得的經(jīng)驗。政府還派楊芳作為奕山的助手：這個官員曾在1828年俘獲張格爾，并在1830和1831年打浩罕的戰(zhàn)役中效過力。1843年署理兩江總督時受命開放上海的壁昌，就是1830年葉爾羌的保衛(wèi)者。這樣的例子還有好幾起。
當實際的軍事考慮決定用談判解決問題時（如同1831年對付浩罕的戰(zhàn)略形勢那樣），清朝在1842—1844年對沿海貿(mào)易列強所給予的讓與權是可以拿來和1831—1835年對浩罕的讓與權相比的。它們有以下這些相似之處：
（1）治外法權，即外國有權指派領事管轄自己的公民。
?。?）賠款，盡管鴉片貿(mào)易是非法的，仍用銀子償付了被沒收的鴉片。清廷曾用銀子付給浩罕人以補償他們非法獲得的土地。
（3）“公平正規(guī)”的關稅以及和海關的直接關系。1843年的稅則所作的讓與比起清朝對浩罕的讓與要適度得多，因為在六城地區(qū)清朝對所有外國商人一概免稅，甚至包括柯勒克孜人在內(nèi)。浩罕并不需要去要求和征稅機關直接發(fā)生關系，因為在六城地區(qū)的外國商人一直直接和清朝稅務機關打交道。廢除外國商人進口貨物的關稅甚至使這種要求成為不必要的了。
（4）最惠國待遇。人們猜測，中國人過去的行為啟發(fā)了義律船長想獲得任何別國可能獲得的一切特權。［50］ 巴麥尊子爵已把這個想法作為璞鼎查在商談南京條約時的幾個選擇之一，后來最惠國條款即包含在1843年的虎門條約中。最惠國條款決非承擔法律義務的一種讓步，它純粹是表示中國長期實行的“一視同仁”的政策：中國利用這一政策可以防止任何一個外國強國取得高居其他國家之上的領導地位。在清朝看來，和歐洲人訂立的協(xié)定，至少就最惠國條款而言，其與中國原則妥協(xié)的程度比北京在1835年給予浩罕的特殊地位與之妥協(xié)的妥協(xié)程度要小得多。
?。?）廢除公行壟斷，以及允許中國臣民與外國商人之間有發(fā)生商業(yè)關系的權利。在六城地區(qū)，外國人一直直接和地方的商人做買賣，不受任何公行之類壟斷機構的牽制，他們也能雇用仆人、翻譯、買辦，租用房屋、營業(yè)處、貨棧等等。
在中國與西方協(xié)定中的其他條款還反映了沿岸貿(mào)易的特殊狀況?！爸杏蓢捌渚鞯牡匚唤^對平等”，這個原則事實上并未被浩罕所堅持，因為在中亞主權國家之間，形式上的平等不是一種基本的條件；不過清朝也沒有強迫過浩罕使者履行藩屬進貢的全部禮儀，而且清帝國早已承認了與俄國平等的原則。
對照清朝在亞洲腹地的經(jīng)驗，它在鴉片戰(zhàn)爭以后與西方海上列強達成的協(xié)定，有不同于通常所說的那種意義。最重要的是，清朝認為這些協(xié)定不是新的發(fā)明。英國的海軍力量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為曠世所無，但是締結的條約不足以證明清朝已經(jīng)認清了這個事實。常被征引的馬士的那本研究著作指出：“直至1839年為止，使西方國家聽從條件方可允許雙方關系存在的是中國；自從1860年以后，把和中國共同來往的條件強加于中國的卻是西方國家；這當中的二十年是一個摩擦時期”。［51］ 考慮到清朝政府對小小的浩罕作出了重要的讓與，對馬士的觀察最可能的解釋是，在這二十年中，中國仍未認識到它已相對地衰落下來。正如阿瑟·韋利所恰當?shù)財⑹龅哪菢樱骸皾M洲是一個征服種族，所以很難接受這一事實：他們在二百年前用來征服中國的武器，現(xiàn)在已經(jīng)過時了。”［52］
在北京看來，1842—1844年條約的唯一真正新情況是把它們應用于中國本部。在亞洲腹地有共同邊境的兩個偉大的非漢人 帝國的君主——滿洲人和莫斯科人——之間講求平等，是很容易做到的。治外法權在六城地區(qū)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臣屬于清朝的說突厥語的穆斯林在那里是和來自中亞西部說突厥語的教友同仁做買賣。但是，要在沿海一帶允許施行象國家平等這樣一種非中國的原則，確實將會引進一項中華帝國迄今僅限于在亞洲腹地推行的政策。在中國本部以內(nèi)，這是不容易被接受的。
清朝的邊疆政策作為整體來說并沒有被系統(tǒng)地作過任何研究，但是很清楚，在沿海政策與亞洲腹地政策之間是有相互聯(lián)系的，這種聯(lián)系比歷史學家迄今所揭示的要更多一些。值得注意的是，松筠、楊芳、龔自珍、魏源等這些十九世紀初的經(jīng)世致用論學者兼改革家，都有研究新疆政策問題的初步經(jīng)驗。
圣戰(zhàn)的繼續(xù)
以七和卓聞名的七個阿法其·瑪赫杜姆家族著名成員住在浩罕領土上。他們是穆罕默德玉素普之子卡塔汗和克?？撕?、巴布頂之子倭里汗、張格爾之子布素魯汗、卡塔汗之子愛克木汗和阿希木汗，以及布素魯汗的一個堂兄弟，人稱鐵完庫里和卓。雖然卡塔汗和倭里汗是主要的領導者，但瑪赫杜姆家族的宗教繼承權似乎已從張格爾傳給他年青的兒子布素魯汗。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初經(jīng)過印度去麥加途中的東突厥斯坦人報告說，在新疆的清朝統(tǒng)治日益喪失人心。這種情況顯然繼續(xù)存在，［53］ 但是只要浩罕為了享有它的貿(mào)易利益而要保持和平，那么七和卓是不能有所作為的。
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后期，許多安集延商人居住在固勒扎，浩罕的阿克沙哈勒開始被指派駐在伊犁。準噶爾當局不能獲得足夠的布來使官方的哈薩克貿(mào)易壟斷保持在一個滿意的水平上，于是便放寬限制，允許漢商參加更多品種的貨物的貿(mào)易，開始是在塔爾巴哈臺實行，后來在1845年時也在伊犁實行。準噶爾居民一直在某種程度上負擔著六城地區(qū)的軍費，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又遭受嚴重的糧荒。因此，政府努力增加準噶爾的農(nóng)田，并且著手實施各種增加那里收入的計劃。由于中國本部缺少土地和政府希望縮減因駐軍給養(yǎng)而輸?shù)叫陆陌足y數(shù)量，從前的障礙開始崩潰了。北京以越來越大的決心努力勸誘漢人移居新疆，耕種交納租稅的土地。1835年，政府答應漢商的要求，讓他們帶家屬定居在喀喇沙爾。
最初并沒有很多漢族移民被吸引到邊遠的六城地區(qū)來。他們就是到了那里，生活也是很不容易的。在漢族移民和當局之間發(fā)生了幾次事件。1837年，在喀什噶爾地區(qū)的清駐軍派出士兵燒毀了漢族移民房屋和搶劫他們少量財物。在巴爾楚克，移民的工作搞得如此之糟，以致在1838年移居者竟不顧軍隊的制止，棄地而逃。政府沒有錢為日益增加的移民建造新的灌溉工程或提供種子、工具和耕畜，就向六城地區(qū)的伯克們要求私人捐助，而以給予擢升作為回報。在伊犁，布彥泰將軍委托因積極反對鴉片而被黜的林則徐在1844年整頓移民事宜。1845年，清朝中止了對新到六城地區(qū)的漢族移民豁免地稅的規(guī)定，提高了準噶爾地區(qū)移民的賦稅，而且傳令嘉獎林則徐，允許對那些為開墾新土地作出貢獻的失寵官員縮短流放期限。在1845到1848年之間，在六城地區(qū)（不包括喀喇沙爾地區(qū)）開墾了將近八萬英畝（約五十二萬五千畝）農(nóng)田。其中四分之一是漢人完成的，其余則由東突厥斯坦人完成。［54］
1839年開始，政府還用漢族移民來補充六城地區(qū)的駐軍，允許以移民志愿者來補足缺員的部隊。由于士兵得隨時被征召作戰(zhàn)而使軍墾趨于衰落，1843年軍隊開始放棄農(nóng)地，讓位給平民移民來耕種。在1845年以后，六城地區(qū)換防的士兵得到準許作為農(nóng)民和他們的家屬一起留在那里，政府又命令所有獲赦而有家口的流犯都應送往六城地區(qū)從事農(nóng)業(yè)。這些措施使減輕中國本部的人口壓力有了一些希望。它們加強了清朝在東突厥斯坦的存在；它們使六城地區(qū)更充分地和清帝國的其余部分融為一體。
一方面北京因從中國本部流出白銀支付駐軍的餉項而發(fā)愁，一方面還要為白銀從新疆流出國外而感到困惱，這種情況更由于在沿海償付鴉片的白銀損失而加重了。從伊犁和塔爾巴哈臺流出白銀的情況還不算嚴重，但是從六城地區(qū)外流的情況卻是嚴重的。張格爾的圣戰(zhàn)和1830年浩罕的入侵已經(jīng)引起了物價暴漲。銅錢不足和大量清軍的來到（部分軍餉是用從中國各省撥來的白銀付給的）降低了白銀折換銅錢的比價。在1827年兌換比例已跌到每兩八十蒲爾，［55］ 并且在準噶爾地區(qū)產(chǎn)生了影響。在喀什噶爾和葉爾羌的外國人利用這種低價買了大量白銀運往國外。
當局試圖鑄造一種新的六城地區(qū)純銅蒲爾來對付通貨膨脹，它僅重一錢五分，但有“當十”字樣。他們把這種蒲爾的官價定為十個雜銅標準伊犁錢，并且允許新蒲爾與舊的同時流通。當局擅自決定一個新蒲爾可換兩個舊蒲爾，雖然價值五個伊犁錢的舊蒲爾每個重一錢二分，這樣折換是不成比例的。這種新貨幣有可能增加流通中的銅幣數(shù)額，使軍隊可以在軍餉上增加銅錢對銀的比例。從1838年起，阿克蘇的造幣廠甚至進一步降低了銅幣的重量，把鑄造的新蒲爾從一錢二分降到一錢。
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新增的鑄幣，再加上白銀普遍流出清帝國境外的情況，使下跌的銀價恢復了元氣。在1845年，兌換 率提高到每兩白銀換四百蒲爾。此后，新疆駐軍的餉項主要似是“出自地方收入中的地方貨幣”。在葉爾羌市場上，白銀從原來一錠（50兩）換三、四百騰格（一萬五千至二萬蒲爾，約九百至一千二百印度安那）漲到換一千騰格（五萬蒲爾，約三千安那）。［56］
清朝對六城地區(qū)的控制似乎比以前加強了，但是在中亞已開始感覺到英俄之間的對抗；1841年有謠言說，正在和中國以及阿富汗交戰(zhàn)的英國將一個瑪赫杜姆家族成員召到了喀布爾。東突厥斯坦人的憤怒情緒和圣戰(zhàn)精神在潛滋暗長。1845年，一些柯勒克孜人襲擊英吉沙爾的郊外，一個名叫阿瓦斯的喀什噶爾鐵匠率領一支五百人的造反隊伍在索胡魯克鬧事。漢族移民幫助恢復了秩序。布彥泰報告說，柯勒克孜人的襲擊是在阿克蘇、和闐、葉爾羌和喀什噶爾等地有影響的阿訇們的鼓動下進行的，而在阿瓦斯暴動的后面有瑪赫杜姆家族，特別有布素魯汗在活動。在次年（當時有喀什噶爾發(fā)生饑荒的報告）所作的更為深入的調查斷定，七和卓并沒有和暴動發(fā)生關系。［57］
名義上由年青的胡達雅爾汗統(tǒng)治、但是事實上因領導分裂而受到損害的浩罕，又故態(tài)復萌，在1846年派出一位使者重新提出了汗國的舊要求：向巴達赫尚人、克什米爾人和所有拉達克商人（推依博特——“西藏”）征稅，另外還要求向一個主要居住在清朝境內(nèi)的柯勒克孜部落征收地租。此后不久，一些柯勒克孜人襲擊了六城地區(qū)的卡倫，然后越帕米爾逃向什克南。什克南的統(tǒng)治者阿布都熱依木送來一封信，暗示那些人是一些身份不詳?shù)暮妥浚蟾攀且恍┌咨脚伞＃?8］ 北京還是不愿滿足浩罕的要求。于是，第二年即1847年（在這一年，最后一部分哈薩克大帳正式并入俄國），浩罕發(fā)動了白山派圣戰(zhàn)，卡塔汗和倭里汗領導了對六城地區(qū)的侵犯，名為七和卓之戰(zhàn)。一支由喀什噶爾和柯勒克孜逃亡者組成的浩罕軍隊襲擊在明約洛卡的清軍，迫使他們退回喀什噶爾。在那里，浩罕的阿克沙哈勒煽動百姓向瑪赫杜姆家族的軍隊打開回城，當時三千名清軍困守在滿城之內(nèi)。倭里汗前往攻打英吉沙爾，但失敗了。謠言說，七和卓已和英國人取得諒解，［59］ 但是喀什噶爾人對張格爾的失敗以及1830年浩罕的搶掠記憶猶新。雖然有許多人參加了七和卓的軍隊，瑪赫杜姆家族的事業(yè)一般來說在人民中間的反應是冷淡的。
北京命令陜甘總督布彥泰克復失地，并以奕山為葉爾羌參贊大臣。奕山帶領數(shù)千軍隊由阿克蘇出發(fā)；一支三千人的援軍由甘肅進入新疆，戶部撥餉銀一百萬兩。當奕山于秋天到達葉爾羌前，和卓們曾進攻過這個城市，但已被趕走而撤回到了喀什噶爾。奕山的優(yōu)勢火力連戰(zhàn)皆捷。圍攻英吉沙爾的瑪赫杜姆家族的軍隊甚至未及交戰(zhàn)就望風而逃，所有侵略者隨即放棄喀什噶爾而逃回浩罕，和以前一樣跟著一起逃走的有他們招募的喀什噶爾新兵和成群結隊的同情者及其家屬。
清帝國的軍隊再次進行了可怕的報復，但是豁免了喀什噶爾地區(qū)的賦稅。一支來自伊犁和烏魯木齊的2，360人的軍隊加強了喀什噶爾的駐軍。樞紐之地巴爾楚克也是通往喀什噶爾、葉爾羌、阿克蘇與和闐各條道路的總匯，清朝在這里建造了一座新城（Yangi Shahr），與老回城分開，屯駐一萬五千到二萬名用步槍 武裝起來的步兵。每當西部各地區(qū)需要軍事力量時，首先就從那里調派。由于入侵而加強了的東突厥斯坦人和漢族移民之間的敵意，暫時終止了向喀什噶爾地區(qū)阿奇克雅黑移民的努力，但是政府仍然實行它的移民政策。1848年初，懼怕失去貿(mào)易權利的浩罕，派來一名使者否認它對七和卓的入侵負有任何責任，并表示繼續(xù)對清朝皇帝“恭順”。北京除了接受這種辯解之外也別無良策，從而再次確認了浩罕的全部權利。［60］
清朝當局——特別是喀什噶爾和葉爾蕪的阿奇木伯克們——與浩罕的阿克沙哈勒之間仍“不相合”，后者將“他們所受虐待的怨言”傳回浩罕。在喀什噶爾東北約四十里的阿斯圖（下）阿爾圖什——也叫阿爾泰（金山）阿爾圖什——清朝的地位特別脆弱，因為存在著對官方的誅求的憤慨情緒。阿斯圖阿爾圖什也被認為是十世紀黑汗王朝沙土克·布格拉汗的安葬地，歷來傳說把伊斯蘭教傳入東突厥斯坦的成就歸功于他，瑪赫杜姆家族則宣稱是他的后人。這個朝圣的重要地方的護陵人米爾·阿赫麥德·謝赫據(jù)說是六城地區(qū)僅次于阿奇木伯克的最富有的人，他也是白山派首要的宗教人物，因此浩罕能夠在他的幫助下搞一些活動。1852年，倭里汗、卡塔汗、克?？撕购丸F完庫里和卓帶了一支主要是柯勒克孜人的軍隊，襲擊阿斯圖阿爾圖什附近，進而侵犯烏什土魯番卡倫，一直到清軍把他們打跑為止。有一個時期當局拒絕恐嚇，封閉了喀什噶爾-浩罕的道路，停止了浩罕阿克沙哈勒向喀什噶爾外國商人征稅的權利。［61］
在葉爾羌則籠罩著全然不同的氣氛，那里黑山派占上風，和討厭的對外關系沒有聯(lián)系的克什米爾和巴達赫尚商人支撐著該地區(qū)的經(jīng)濟。印度北部的古拉布·辛格1842年對拉達克的統(tǒng)治建立以后，克什米爾的披巾商人告訴葉爾羌人如何清理粗羊毛，因此葉爾羌所產(chǎn)“土魯番的”（烏什土魯番的）和“庫車的”羊毛在質量方面與拉達克羊毛相等，或者超過了它。葉爾羌輸出的披巾羊毛由此增加了，它全部取道列城運往克什米爾。作為交換，鴉片輸入（清朝當局不再禁止）迅速增長，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期成為貿(mào)易的主要項目，總計每年至少一萬六千磅，價值達一萬二千英鎊。因為葉爾羌每年輸出到列城的貨物值一萬八千英鎊，并不足以抵補每年由列城輸入的價值二萬一千英鎊的貨物，所以葉爾羌商人要用白銀支付超過部分。和準噶爾地區(qū)對俄國的貿(mào)易正好相反，六城地區(qū)對印度的貿(mào)易出現(xiàn)了逆差。
然而，在七和卓之戰(zhàn)以后，收支差額開始改變了。白銀和其他中國本土出產(chǎn)的貨物原來是葉爾羌-列城-印度貿(mào)易的主要商品（茶、絲、寶石、黃金、基連和貴重藥材），現(xiàn)在不再大量運來六城地區(qū)。因而，在五十年代葉爾羌向列城出口的貨物縮減了，輸出的大部分是六城地區(qū)的本地產(chǎn)品，主要是披巾羊毛和大麻汁。
葉爾羌的對外商業(yè)開始衰落了。沿著商路的盜匪增加了。強盜們出沒于葉爾羌-列城的諸商路上和通往巴達赫尚的道路上。商隊開始武裝來往，但不時被一百到二百五十人組成的襲擊隊伍所擊敗。雖然貿(mào)易衰落，但據(jù)1853年訪問了葉爾羌三個月的英國代理人阿赫麥德·沙·納赫什班迪·賽義德和卓說，“人民對他們的統(tǒng)治者是普遍滿足和中意的。在鄉(xiāng)下除了土地稅之外沒有其他賦稅，土地稅約當生產(chǎn)物的十分之一”。在滿城中大約有六、七千清軍，但是他們“和農(nóng)村中的百姓很少或沒有交往”。［62］
英國和古拉布·辛格（1846年印度政府立他為查謨和克什米爾的大王）兩者現(xiàn)在都在探索增加他們對葉爾羌貿(mào)易的方法。古拉布·辛格作了一些“軟弱而無效的”努力想勸說葉爾羌的官員們給他以在實際和名義上管理克什米爾阿克沙哈勒的權力，因為后者“不聽來自查謨的命令”。但是大王在六城地區(qū)的影響“不夠大，不足以使阿克沙哈勒免職而另委他人”。大約在1856年，古拉布·辛格又轉而直接求阿克沙哈勒本人，派了一名代表“去為他（大王）安排向列城商人征稅之事”，但是阿克沙哈勒卻答復說，古拉布·辛格必須首先為路途上商隊的安全提供保證。1857年古拉布·辛格死后，他的兒子蘭比爾·辛格派遣另一個代表前往葉爾羌繼續(xù)提出他父親的創(chuàng)議，但是清朝當局將代表阻攔在城外的一個卡倫上“達六月之久，以后又將他不體面地趕出葉爾羌”。［63］
英國人自己只限于收集情報，主要交由本地代理人去做。然而在1856年，兩個歐洲探險家封·什拉琴威特兩兄弟赫爾曼和羅伯特經(jīng)過喀喇昆侖隘口進入和闐河流域，并由七名葉爾羌人陪同。這兩兄弟看到這些牧羊人是用俄國槍武裝起來的，就在到達距額里齊兩、三天行程的地方后帶三名和闐人一起往回轉，因為他們擔心會與清朝邊境官員發(fā)生糾紛。什拉琴威特家的第三個兄弟阿道夫在次年進入六城地區(qū)，被當時暫時控制喀什噶爾的倭里汗下令殺死。
和平靜的葉爾羌相反，喀什噶爾和庫車兩地區(qū)的叛亂情緒在沸騰。1854年，一個叫沙木蒙的人宣稱他是張格爾之兄玉素普的后代，在喀什噶爾地區(qū)罕愛里克莊領導一次叛亂。在庫車，穆斯林與非穆斯林居住在一個城子里，穆斯林勞動者對于官員的暴虐感到憤怒。［64］ 帝國的代表在1855年未經(jīng)任何審問或經(jīng)他上司的同意便處死了大約三十人。象阿斯圖阿爾圖什一樣，庫車也是一個朝圣要地，是阿勒沙德·阿?。ㄅd旺時期約在1350年）的陵墓所在，阿勒沙德·阿丁曾使莫臥兒人改信伊斯蘭教，又是庫車和卓們的祖先，這是與瑪赫杜姆家族沒有關系的納赫什班迪教團的一個單獨的分支。地方上針對清朝官吏的怨言加強了這些護守陵墓的庫車和卓們的政治上的潛勢力。
在同一年，一個名叫玉散霍卓依善（Husayn KhwājaIshān，由此名字可知他是個宗教領袖）的浩罕人，前來煽動阿斯圖阿爾圖什銅礦工人的不滿情緒。當阿斯圖阿爾圖什的穆斯林捕獲十三名潛入者并將他們遞交清朝駐軍時，他失敗了。緊接著倭里汗和鐵完庫里和卓派遣數(shù)百軍隊進入六城地區(qū)，但是清軍的槍聲迫使他們退了回去。［65］
1857年，庫車居民心中郁積的憤怒引發(fā)了一場人民暴動。清朝迅速恢復了秩序，而浩罕（它的阿克沙哈勒仍和六城地區(qū)當局不和）利用這種不安的氣氛派倭里汗和鐵完庫里進入清朝邊境。入侵者和阿斯圖阿爾圖什的人民聯(lián)合在一起向喀什噶爾進軍。鐵完庫里利用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的不得人心，廣泛散布說：“以前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和其他人引誘鐵完庫里的叔父張格爾，使之被捕并處死。現(xiàn)在伊薩克的兒于愛瑪特和穆罕默德充當喀什噶爾的阿奇木伯克，倭里汗是前來報仇的?！焙坪钡陌⒖松彻諅兒唾Q(mào)易團體以及察爾虎特人集合起來支持入侵者。阿奇木伯克愛瑪特逃入滿城。葉爾羌參贊大臣慶英立即向伊犁、烏魯木齊和喀喇沙爾求助，親清朝的穆夫提們發(fā)出“法帖萬”（具有法律效力的意見）說：可蘭經(jīng)的法典（沙里阿特）要求穆斯林殺死或者活捉入侵者，他們要穆斯林一定不要和侵略者合作，以防喪失了信仰（伊瑪尼）。［66］
在此期間倭里汗攻下英吉沙爾的回城，周圍地方的城鎮(zhèn)和鄉(xiāng)村就與入侵者共命運了。當倭里汗派遣大約七千人分兩路攻打葉爾羌時，慶英的士兵迫使和卓的西路縱隊撤退，但是東路縱隊卻對回城發(fā)起了突襲。在這時黑山派的徒眾遠多過白山派的信徒；另外納赫什班迪教團的另一支穆扎德派的地方領袖（一個名叫阿卜杜爾·拉赫曼·哈達拉特的人）也有很多追隨者。老百姓和克什米爾商人就協(xié)助駐軍抵抗入侵者，結果，倭里汗的軍隊未能得逞。
在戰(zhàn)爭中受害最大的也許要數(shù)東干人了，他們受到雙方的猜疑，因為他們中有許多人信奉另一種教派，即和卓穆罕默德·舍里甫·彼爾（死于1555—1556年或1566年，葬于葉爾羌）的烏瓦依什亞派，這一派最大的力量在伊犁的東干人和塔蘭奇人中間。例如，倭里汗的黨羽也把東干人以異教徒論處而殺害他們。從處理阿道夫·封·什拉琴威特四個伙伴的方式中還可以看出和卓的宗教政治傾向。葉爾羌的穆罕默德·阿明是一個東突厥斯坦人，他只不過被關了禁閉。克什米爾的穆斯林阿布杜拉是“一個印度人”，被賣給一個葉爾羌人為奴，價值二十五盧比。布哈拉猶太人摩拉達為了活命而改信了伊斯蘭教，并獲準與穆罕默德·阿明一起入獄，第四個伙伴是一個西藏人，因為屬于中國“種族”而被處決。［67］
不久清朝援兵從巴爾楚克前來迎擊侵略者，此時包圍葉爾羌的入侵軍已達數(shù)萬人。［68］ 清軍獲勝，打垮了侵略者，擊斃約七百人。葉爾羌在被困約七十天以后被解圍，英吉沙爾在被圍百余天后也得到解圍。在喀什噶爾，倭里汗的軍隊沒有交戰(zhàn)就逃走了。他的占領為時不到四個月。
清朝傳令嘉獎西迪克比（或伯克），此人是塔什密里克的土拉吉爾欽察部柯勒克孜阿奇木伯克的后代，因為他協(xié)助平定了騷亂，并對倭里汗的同情者進行了殘酷的報復。其余的人當中，當局處死了沙土克·布格拉汗陵墓的護陵人米爾·阿赫麥德·謝赫和他的長子。表面上是因為謝赫參與了暴動（他將女兒嫁給倭里汗），但是伯克們還要搶奪他的財產(chǎn)。他們沒收了他的財產(chǎn)。其他謝赫們開始生活得比較安分了。［69］ 由于和浩罕的貿(mào)易在戰(zhàn)爭期間已經(jīng)中斷，這時伊犁將軍札拉芬泰也力主讓安集延商民遷到喀什噶爾城外為他們建造的特設市鎮(zhèn)上，就象在伊犁和塔爾巴哈臺為哈薩克貿(mào)易所作的措施那樣。但是，軍機處、戶部、兵部和理藩院甚至反對給浩罕人以這種小小的不便，因為害怕它會引起進一步的麻煩。
然而在慶英建議下，浩罕表面上被命令引渡倭里汗作為恢復貿(mào)易的一個條件。1858年浩罕答復說：“倭里汗鬧事后，曾派人擋路，禁人附從。又將倭里汗拿禁。如準其通商，即將逆首罪名 照經(jīng)典自行懲辦?！保?0］ 清政府承認它在新疆的地位軟弱，認為立即重開貿(mào)易乃屬穩(wěn)妥之舉。因此，雖則安集延商人是1857年入侵的積極支持者，但他們未受損失。
安集延商民自身構成了一個龐大的——事實上是自由的——階級。在1858—1859年，當新的浩罕阿克沙哈勒到達喀什噶爾時，約有六千名安集延人（不包括察爾虎特人）前來歡迎他。在喀什噶爾的外國人據(jù)說約占本地人口數(shù)的四分之一，即約十四萬五千人。其中甚至包括俄國韃靼人也被官方認為是安集延人，但他們在私下和“中國人”交往時并不隱瞞自己的血統(tǒng)。
喀什噶爾人移居西部中亞者也很多。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有二百多名瑪赫杜姆家族的成員住在浩罕和馬兒亦囊。大約有五萬戶喀什噶爾的移民被稱為塔合里克，住在安集延、沙里罕（新近由烏馬兒汗建立的，幾乎專供喀什噶爾移民居?。┖涂ɡK周圍的農(nóng)村中，另有許多人住在城鎮(zhèn)里。在塔什干外面有另一移民地新城，大約住有五萬六千名喀什噶爾移民。幾乎所有這些白山派的移民都是一批接一批的逃亡者，即是從清朝統(tǒng)治之下和從對瑪赫杜姆家族的歷次入侵之后進行的報復之下逃出來的。［71］
1858年，一位新統(tǒng)治者馬爾拉汗在浩罕即位，1859年，他根據(jù)1835年中國-浩罕協(xié)定的規(guī)定派遣了汗國每年一度的貢使（從浩罕人的觀點來看，這是“禮尚往來”的活動［72］ ）。汗的主要目的是推卸他自己對入侵六城地區(qū)（這一侵略發(fā)生在他的前任胡達 雅爾汗統(tǒng)治時期）的全部責任；所以使者米爾扎阿布都剴里木帶著馬爾拉汗的信，“責備”六城地區(qū)清朝當局“軟弱和怯懦得可笑，因為他們在現(xiàn)場可指揮大批中國軍隊，但竟被一個盜匪所嚇倒”，此盜匪即指倭里汗。
那一年，作為一種經(jīng)濟措施，清朝停止從六城地區(qū)伯克們那里接收貢品。因而，當浩罕使者到達葉爾羌時，參贊大臣裕瑞“害怕這種來往的影響會傳到皇帝那里”，托辭不讓浩罕人前往京師。然而，使者決心要前往北京傳遞信件。參贊大臣因此“將整個使節(jié)團（包括米爾扎阿布都剴里木和二十四名同伴）送到靠近葉爾羌的古勒巴格（中國城），并在那里將他們暗害”。為了給他的行動辯護，裕瑞編造了一個故事，大意是說，浩罕使者在葉爾羌回城犯下了一系列罪行，毆打人民，強奸本地婦女，最后并侵犯參贊大臣的衙署。裕瑞宣稱，浩罕人在那里拔出武器，刺傷了十三個中國士兵，而米爾扎阿布都剴里木和全部他的人在戰(zhàn)斗中被殺。浩罕終于向伊犁當局說明了事情的真相，后者向皇帝轉呈了此事，裕瑞即被撤職。
清《實錄》只記述了裕瑞所說的情節(jié)。如果沒有英國代理人葉爾羌人穆罕默德·阿明的報告的話，人們就會對清朝關于浩罕隨后派來一名使節(jié)為米爾扎阿布都剴里木不可理解的舉止道歉一事的記述信以為真了。［73］
當浩罕的使者在葉爾羌被謀殺之后，浩罕和六城地區(qū)的貿(mào)易衰落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報告說，有軍隊在邊境外邊活動，而 1860年在英吉沙爾地區(qū)，當局不得不驅散由浩罕的阿克沙哈勒領導的一次示威，并把他關入獄中。1861年，在中國西北部穆斯林中間日益動蕩的背景下，圣戰(zhàn)的趨勢再次取得勢頭。米爾·阿赫麥德·謝赫的次子阿布都熱依木和布素魯汗的一個兒子發(fā)動了一次約有二百名士兵的遠征隊進入喀什噶爾地區(qū)，然后倭里汗和阿布都熱依木又領導了一次兵力達三倍以上的入侵。清朝的火器和大炮占有優(yōu)勢。清帝國的軍隊俘獲了阿布都熱依木，并殺死了四百名白山派軍隊。但是倭里汗逃進了山中。
浩罕的野心和清朝的權威之間仍未取得平衡。圣戰(zhàn)仍然在繼續(xù)。六城地區(qū)是清帝國最虛弱的贅疣。它有一個動蕩的過去，還可以預言會有一個動蕩的將來。
?。?］ 《西域置行省議》，見王佩諍編：《龔自珍全集》，卷1第105—111頁；以及《罷東南蕃舶議》（原文已佚，見王佩諍上引書，卷2第643頁）。
?。?］ 《喀什噶爾狀況》，蘇辛編（1827年），引自瓦里哈諾夫：《全集》，卷3第426頁。
?。?］ 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載《孟加拉亞洲學會雜志》，4·48（1835年12月），第660頁；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19、647頁。
?。?］ 曾問吾：《中國經(jīng)營西域史》，第303頁。葉爾羌人瑪哈本·阿明說有一萬二千人，見戴維斯編：《英屬印度西北邊境諸國貿(mào)易和資源的報告》，第363頁。
?。?］ 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0頁。但需參照瑪哈本·阿明的“口頭消息”，見戴維斯編：《印度報告》，第334和342頁。
?。?］ 曾問吾：《中國經(jīng)營西域史》，第303頁。
［7］ 曾問吾：《中國經(jīng)營西域史》，第303頁；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0頁（說汗有“大約八千匹馬”）。沃森：《中亞浩罕的烏茲別克地區(qū)紀要》，《孟加拉亞洲學會雜志》，3.32（1834年8月），第375頁；沃森：《浩罕的烏茲別克人及其二子前往麥加朝圣記》，《孟加拉亞洲學會雜志》，3.32（1834年8月），第381頁。和罕迪：《沙勃魯希史》，班圖索夫編，第115頁。作者將張格爾和他的兒子布素魯汗混淆了，日期也不正確，但是所述事實是可以清楚辨認的。參見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見戴維斯：《印度報告》，第343頁。
?。?］ 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0頁說張格爾強行攻取了該城寨。
［9］ 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63—365頁。
?。?0］ 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1頁）說，他稱之為庫拉塔克“部”的黑山派是卡達里斯人，伊薩克和卓（他準確無誤地以此名稱呼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是他們的首領。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不是瑪赫杜姆·依·阿扎姆的父系后裔。雙重關系當然也有可能，但沃森似乎可能將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和哈迪里亞派兩者同黑山派相混淆了，這是他的名字伊薩克（Ishāq）一字造成的。
［11］ 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1頁?，敼尽ぐ⒚魉觯娸d維斯：《印度報告》，第342頁。
［12］ 阿爾德：《1865—1895年英屬印度的北部邊境》，第31頁；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3頁。
?。?3］ 彼得奇：《1728—1959年西藏的貴族和政府》，第145、162—163頁。
?。?4］ 魏源：《圣武記》，卷4第57頁；曾問吾：《中國經(jīng)營西域史》，第307頁。
?。?5］ 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1頁。
?。?6］ 庫茲涅佐夫：《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在新疆的經(jīng)濟政策》，第126—127頁；弗萊徹：《1368—1884年的中國和中亞》，見費正清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第221—222、第366頁注111及112。
?。?7］ 沃森：《烏孜別克地區(qū)紀要》，第376頁；瓦里哈諾夫：《全集》，卷3第426頁。
?。?8］ 曾問吾：《中國經(jīng)營西域史》，第308頁?！洞笄逍趯嶄洝?，卷183第28頁（1831年，3月2日）。
?。?9］ 和罕迪：《沙勃魯希史》，第117頁。
?。?0］ 《大清宣宗實錄》，卷179第17—19頁（1830年12月20日）。佐口透：《十八至十九世紀東突厥斯坦社會史研究》，第477頁；參見曾問吾：《中國經(jīng)營西域史》，第309頁。
［21］ 沃森：《烏茲別克地區(qū)紀要》，第374、376頁；《大清宣宗實錄》，卷184第38頁（1831年4月5日）。
?。?2］ 《大清宣宗實錄》，卷283第2頁（1836年6月14日）。他死的時間被記為陰歷六月。由于《實錄》記敘條目的時間是陰歷五月，胡他死的時間不可能是道光十六年（1836年）。參看佐口透：《社會史研究》，第408頁，這里也說是1836年。
?。?3］ 曾問吾：《中國經(jīng)營西域史》，第310頁。
?。?4］ 關于這個名字，見西蒙諾夫等編：《蘇聯(lián)烏茲別克科學院東方文獻抄本匯編》，7.25，第5014號。佐口透把Zuhur ad-DīnTājī寫作Zohr al-Dīn（《東突厥斯坦社會史研究》，第486—492頁），這是不可能的。
?。?5］ 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25—326頁）聲稱清朝是要求和平的。沃森在《烏茲別克地區(qū)紀要》中說，作霍爾敦是作為“從北京派去的使節(jié)……談判和平”的，見第375頁。1835年的中國-浩罕協(xié)定的輪廓可能是在這一次擬定的。也見《大清宣宗實錄》，卷195第12、15—16頁（1831年9月28日）；卷197第19頁（1831年11月3日）。
?。?6］ 《大清宣宗實錄》，卷199第18頁（1831年11月27日）。
?。?7］ 沃森：《烏茲別克地區(qū)紀要》，第376頁；《大清宣宗實錄》，卷207第26頁（1832年4月13日）；柏尼思：《布哈拉之行》，卷2第378頁。
［28］ 《大清宣宗實錄》，卷209第18頁（1832年5月11日）。參見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1頁。那里的“十二年”顯然是“二年”之誤。
［29］ 《大清宣宗實錄》，卷214第19頁（1832年7月18日）；卷215第2—3頁（1832年7月27日）；卷26O第15頁（1834年12月15日）。
?。?0］ 沃森：《烏茲別克紀要》，第375—377頁（據(jù)說總共有二萬名步兵，其中一萬名駐在喀什噶爾）。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54—655頁。
?。?1］ 《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54頁；《烏茲別克紀要》，第376頁。
?。?2］ 《烏茲別克紀要》，第376頁。
?。?3］ 《大清宣宗實錄》，卷235第22頁（1833年6月2日）；卷238第4頁（1833年7月20日）。
?。?4］ 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25頁。（此書將清朝政策的改變歸因于浩罕對哈薩克人和柯勒克孜人控制的擴大）；《大清宣宗實錄》，卷261第11頁（1835年1月1日）。
［35］ 《大清宣宗實錄》，卷244第18—19頁（1833年11月30日），第39—40頁（1833年12月9日）；沃森：《烏茲別克紀要》，第375頁；沃森：《麥加朝圣記》，第381頁。
?。?6］ 《大清宣宗實錄》，卷262第21頁（1835年2月15日），第24頁（1835年2月16日）；也見第27頁（1835年2月19日）。
?。?7］ 《烏茲別克紀要》，第376頁。參見阿赫麥德·沙·納赫什班迪：《旅行記》，他說在葉爾羌和北京之間正常的旅程是“六個月”。
?。?8］ 《大清宣宗實錄》，卷254第5—6頁（1834年8月9日）；卷257第8—10頁（1834年10月22日）；卷260第15—16頁（1834年12月15日）；卷261第35—36頁（1835年1月21日）；卷262第20—23頁（1835年2月15日）。
?。?9］ 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25頁（將特許權的贏得特別歸功于愛連拍迪沙），第341、401頁；瑪哈木·阿明所述，見戴維斯：《印度報告》，第345頁（也提到愛連拍迪沙）；參看貝柳：《喀什噶爾史》，載福賽思：《1873年出使葉爾羌報告》，第185頁；還可參看和卓巴哈杜爾汗的報道，見沃森：《烏茲別克紀要》，第375頁，以及沃森的《朝圣記》，第381頁。
?。?0］ 《Ta＇rīkh-i sihgārī》，無名氏手稿，大英博物館東方8156號（完成于1874年），錯誤地把權力歸于阿卜杜拉·帕沙巴西，第8卷第9張。
［41］ 庫茲涅佐夫：《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在新疆的經(jīng)濟政策》，第6、9、136—139、174頁，注23，這里對俄國過去作家的批評沒有考慮到1834—1835年事件。
?。?2］ 《大清宣宗實錄》，卷265第7頁（1835年5月5日）。佐口透：《東突厥斯坦社會史研究》，第495—496頁。
?。?3］ 皮爾森：《古吉拉特的商人和統(tǒng)治者：對十六世紀葡萄牙人的反應》，第17—18頁。
?。?4］ 瓦列哈諾夫：《全集》，卷2第401、680頁。
［45］ 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41頁；也見曾問吾的《中國經(jīng)營西域史》（第312頁），他說商人是從安集延城來的；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58頁；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57頁。但可參閱阿赫麥德·沙的另一種不同的說法，見《從克什米爾經(jīng)拉達克到葉爾羌的行程》，第382頁。
?。?6］ 戴維斯編：《印度報告》，附錄100第29頁；附錄24第193—196頁。穆罕默德·阿明：《東突厥斯坦史》，第346頁注。阿赫麥德·沙：《從克什米爾經(jīng)拉達克到葉爾羌的行程》，第381頁。阿赫麥德·沙：《旅行記》，第347頁。
［47］ 《大清宣宗實錄》，卷267第19—20頁（1835年7月16日）；卷283第2頁（1836年6月14日），卷291第25—27頁（1836年12月23日）；卷292第3—5頁（1837年1月9日）。納里夫金：《浩罕王國史》，第164頁。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見戴維斯：《印度報告》，第312頁注，第326—334、345—348頁。他的報道和清朝有關色勒庫爾首領們的編年資料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8］ 鈴木中正：《圍繞西藏的中印關系史》，第222—223頁；《大清宣宗實錄》，卷33O第29—30頁（1840年3月2日）。
?。?9］ 《大清宣宗實錄》，卷293第23—24頁（1837年3月2日）；卷298第31—32頁（1837年7月30日）；卷301第8—9頁（1837年8月5日）。沃森：《烏茲別克地區(qū)紀要》，第375頁。參看沃森：《麥加朝圣記》，第381頁。
?。?0］ 在費正清的《中國人的世界秩序中的早期條約制度》（載他編的《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第260頁）中也清楚地談到：“最惠國條款發(fā)端于清帝國想對所有非中國人顯示一種高于他們的一視同仁的愿望?！?
?。?1］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中譯本，卷1第337頁。
?。?2］ 阿瑟·韋利：《中國人眼中的鴉片戰(zhàn)爭》，第185頁。馬木留克人有類似情況，參見戴維·阿亞倫：《馬木留克王國的火藥與火藥武器：對中世紀社會的一個挑戰(zhàn)》。
［53］ 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2頁。
?。?4］ 庫茲涅佐夫：《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在新疆的經(jīng)濟政策》，第79—80頁。
?。?5］ 曹振鏞編：《欽定平安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38第22頁；庫茲涅佐夫：《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在新疆的經(jīng)濟政策》，第149頁。
［56］ 《大清宣宗實錄》，卷419第19頁（1845年8月20日）。戴維斯：《印度報告》，附錄24第191頁；穆罕默德·阿明所述，第339頁。
［57］ 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415頁；卷3第152頁。《大清宣宗實錄》，卷417第2頁（1845年6月6日）、12—13頁（1845年6月13日）、21頁（1845年6月25日）；卷432第22—23頁（1846年9月17日）。
?。?8］ 《大清宣宗實錄》，卷428第19頁（1846年5月18日）；卷432第8—10頁（1846年9月1日）；卷433第17—18頁（1846年10月13日）；卷434第5頁（1846年10月26日）；卷436第17—18頁（1847年1月9日）。
?。?9］ 瓦里哈諾夫：《全集》，卷3第152頁。
?。?0］ 阿赫麥德·沙：《旅行記》，第347—348頁。《大清宣宗實錄》，卷451第20頁（1848年2月29日）；卷453第7頁（1848年4月9日）。
［61］ 穆罕默德·阿明所述（有些歪曲），見戴維斯：《印度報告》，第349頁。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45、670頁；阿赫麥姆·沙：《旅行記》，第349頁。
?。?2］ 戴維斯：《印度報告》，第66—67、69、190—192頁；坎寧漢：《從自然、統(tǒng)計和歷史角度看拉達克》，第245、253頁；阿赫麥德·沙：《旅行記》，第348—349頁。
?。?3］ 戴維斯：《印度報告》，第69、88、193—196頁。
［64］ 陳慶?。骸稄?828年暴動到阿古柏時期的新疆史》，第39—40頁。陳在這篇博士論文中所寫的日期（1854年8月30日）系1854年10月21日之誤。奕?等編：《欽定平定陜甘新疆回匪方略》（1896年序，卷1第11頁），以及《大清文宗實錄》，卷228第22頁（1857年7月16日）。
?。?5］ 佐口透在《東突厥斯坦社會史研究》（第516頁）中把玉散霍卓依善（Yu-san Huo-cho I-shan）轉寫成“Yusan？Khwāja I-shan”。這個名字的第一部分表示üsn，顯然是Husayn的突厥化，這可以從基比洛夫和宗伐佐所編《維吾爾文-俄文字典》（第287頁）得到證實?！稓J定平定陜甘新疆回匪方略》，卷1第3頁。
?。?6］ 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見戴維斯：《印度報告》，第350頁；《欽定平定陜甘新疆回匪方略》，卷4第13頁?？ξ鬟_關于倭里汗入侵的報道，見羅斯編譯：《喀什噶爾的三份突厥文手稿》，第7、14頁；羽田明：《倭里汗之亂的一件史料》，載《冢本博士紀念論集》，第65頁。
?。?7］ 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41頁注3；赫爾曼·封·什拉琴威特-薩孔倫斯基：《印度和亞洲高原旅行記》，卷4第282頁。
［68］ 曾問吾：《中國經(jīng)營西域史》，第315頁。這個數(shù)字似乎高了一些。
?。?9］ 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45頁；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見戴維斯：《印度報告》，第331頁。
［70］ 《欽定平定陜甘新疆回匪方略》，卷10第24頁?！洞笄逦淖趯嶄洝罚?67第5頁（1858年11月18日）；卷247第13頁（1858年4月16日）。
［71］ 瓦里哈諾夫：《全集》，卷1第394、602頁；卷2第343—344、369頁。《烏茲別克社會主義共和國史》，卷1第662頁。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見戴維斯：《印度報告》，第349、351頁。
?。?2］ 沃森：《烏茲別克紀要》，第375頁。
?。?3］ 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見戴維斯：《印度報告》，第352頁（Abdul kim〔‘Abdal-Qā’im〕必然是‘Abd al-kārīm之誤。Qāim不是真主的九十九個名字中的一個。清朝的資料是阿布都剴里木A—pu—tu—k’ai-li-mu）。參看佐口透：《東突厥斯坦社會史研究》，第525—526頁。佐口透的敘述是以清朝資料為依據(jù)的。
張格爾的圣戰(zhàn)（1820—1828年）和浩罕的侵略（1830年）
1817年，浩罕汗反復提出在喀什噶爾享受貿(mào)易特權的要求，并以要放出和卓們相威脅。清朝的答復是停止對他的茶、錢賞賜，并撤銷他派遣使節(jié)到北京的有利可圖的特權。浩罕于是派遣兩名使節(jié)提出一個折衷方案：浩罕派遣兩名沒有司法權限的代表駐在喀什噶爾，簡稱為“阿克沙哈勒”（直譯為“灰白胡子”，即長者）。清朝再次拒絕，打發(fā)使節(jié)們回去，并對他們的貨物足額征稅；因此，浩罕汗就利用在浩罕的薩木薩克之子張格爾和巴布頂，放出了宣稱要發(fā)起一場圣戰(zhàn)的張格爾。張格爾召集了一支主要由柯勒克孜人組成的數(shù)百人的軍隊，打回他祖先的“六城”地區(qū)。
清朝的軍隊很快擊潰了入侵者，張格爾逃回浩罕時只剩下二、三十人，但是他的入寇表明阿法其·瑪赫杜姆的事業(yè)仍然活在人們心里。當浩罕在1821年再次和喀什噶爾交涉，試圖再次取得1809年的免稅常規(guī)時，清政府恢復了汗國的貿(mào)易和進貢權利，但不許免稅，并且仍然拒絕一名浩罕使節(jié)留駐在清領土內(nèi)的要求。然而，就在這一年，浩罕的統(tǒng)治者死了，張格爾逃進了他的柯勒克孜盟友的領土上。于是，清朝和浩罕政府便失去了達成互利協(xié)定的機會。1824年，和卓開始以一支有數(shù)百名柯勒克孜人的隊伍騷擾清朝邊境。這時否認了對張格爾的一切責任的浩罕，在1825年又一次試圖為他的商人取得免交關稅的特權，但沒有成功。但收獲是可觀的，因為根據(jù)一份俄國的報道，每天有一百到三百頭駱駝從中國本部馱來貨物。［2］
如果不是一個清朝官員的愚蠢，張格爾的圣戰(zhàn)也許已成泡影：這官員帶著二百名騎兵在1825年攻打這個和卓時，沒有捉到他，反而屠殺了一處未設防營地的柯勒克孜婦孺。當這位柯勒克孜首領發(fā)現(xiàn)這一暴行后，他召集了兩千名騎兵把清軍圍困在一處峪谷中，最后把他們?nèi)細⑺?。張格爾的同盟者已?jīng)擊潰一支清軍的消息迅速傳遍塔里木盆地各城鎮(zhèn)。和卓自己“看到中國人已經(jīng)多么不得人心”，就通知浩罕汗、烏臘提尤別的統(tǒng)治者、昆都士的首領、各支哈薩克的頭人以及柯勒克孜的首領們說，這是奪取六城地區(qū)的機會。張格爾逐漸召集起一支由喀什噶爾人、浩罕人、柯勒克孜人和哈薩克人組成的超過五百人的軍隊；軍隊中還有哈爾查斯人（山區(qū)塔吉克人），他們的黑色服裝在西伯利亞引起了有歐洲人在和卓軍隊中戰(zhàn)斗的流言。［3］
1826年張格爾入侵，在進攻喀什噶爾之前先去牙忽都的阿法其陵墓祭掃，并在交戰(zhàn)中損失了四百名士兵。當退入牙忽都時，侵略者被清帝國軍隊所包圍，但是用火繩槍武裝起來的張格爾軍隊突破了包圍，人民隨著這一勝利而紛紛起義，使和卓的隊伍擴大到大約一萬人。［4］ 參贊大臣慶祥在此期間組織了相應的抗御，但是圣戰(zhàn)的力量太強大了，清軍不得不在喀什噶爾城堡中設置防御，在那里慶祥處死了阿奇木伯克玉努思以及許多被認為同情侵略者的城市居民。［5］ 市場位于滿城外邊，這使張格爾能夠搶劫有助于他取得成功的貴重貨物，同時起事者發(fā)泄了他們對漢族商人的憤恨。
在此以前張格爾曾派遣一名使者去浩罕要求增援，將來以分享擄掠物為酬報（當時有“百回兵不如一安集延”之語）；［6］ 但把張格爾的軍隊看作“兵痞”的浩罕政府，寧愿自己主動參加這場沖突?？傊?，浩罕汗穆罕默德（舊譯“馬哈木”）阿里親自帶領一支八千至一萬人的騎兵到來，張格爾騎在馬上和他相會，以表示和卓拒絕承認浩罕統(tǒng)治者是他的汗。根據(jù)一個史料記載，汗的軍隊“對在據(jù)點中的中國將軍發(fā)動突然襲擊”，并“殲滅了中國軍隊”。其他史料記載卻指出，當汗到達時張格爾自己已經(jīng)控制了局勢；或者說，汗被告知，張格爾已安排了一個在宴會上殺死他的陰謀計劃。汗無法使張格爾“信賴”；而和卓又妒忌阿里并且“懷疑他不可靠”，就撤軍北去。汗對喀什噶爾城堡進行了幾次不成功的攻擊，試圖用火藥炸開城墻。但是守衛(wèi)者用箭、滑鏜槍、擲石器、大炮（？）和火油來回擊。這場屠殺的規(guī)模是如此之大，以致“地脈中沸騰著一條血的河流”。［7］ 經(jīng)過十二天的戰(zhàn)斗并失去他的一千士兵之后，阿里汗灰心喪氣地撤走了。張格爾說服了一部分浩罕騎兵留下來參加他的隊伍。
十個星期以后，清朝駐軍耗盡了水和糧食；它的指揮者自殺，士兵們乘著夜色逃走，［8］ 但被追上和遭到屠殺，只有四百名東干人或信伊斯蘭教的清兵除外。張格爾進入了喀什噶爾城。英吉沙爾、葉爾羌與和闐的居民也叛亂了?，敽斩拍芳易宓能婈犚钠搅诉@些城市中的滿城，并且派遣使節(jié)將俘虜送到布哈拉、昆都士、巴爾赫、基發(fā)等地，在哈薩克人中間示眾，以炫耀勝利。
張格爾沒有再從浩罕那里取得援助，而東突厥斯坦人卻因和卓的事業(yè)而仍然深深地陷于分裂。黑山派出于反對他們的白山派敵手的目的依舊依附清朝。在某些地方白山派試圖促使黑山派轉變，［9］ 但是在別處，特別是在和闐，他們用他們的轉為優(yōu)越的地位來算老帳。因而，親清的阿克蘇的阿奇木伯克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亦即在十八世紀曾幫助清朝征服六城地區(qū)的庫車鄂對的玄孫），就派遣密使到和闐去散播不和。伊薩克本人是哈迪里亞派的信徒，沒有發(fā)現(xiàn)他與納赫什班迪教團的黑山派有什么聯(lián)系，［10］ 但黑山派的伯克們響應伊薩克煽動，奪取了和闐的控制權并宣稱他們效忠于清帝國。由于大雪阻礙了滿洲人派兵來援，白山派的軍隊重新恢復了張格爾的權威，只有黑山派的和闐伯克中一個名叫阿明的人帶著兩千名屬民逃到阿克蘇。張格爾在此期間編造了喀什噶爾的財產(chǎn)清冊，把沒收來的巨額公私財產(chǎn)的大部分當薪餉付給了他軍隊中的浩罕人。他搶掠了伯克們的家，“向富商大量敲榨勒索”，并“對人民實行暴虐統(tǒng)治”。他縱人大肆屠殺，甚至使得白山派的支持者都感到了失望。
1827年初，總數(shù)為二萬二千人的卷土重來的清軍，從阿克蘇出發(fā)攻打張格爾。荒涼的土地迫使他們差不多要攜帶人和牲畜所需的全部糧秣，才能勉強滿足軍隊的巨大的給養(yǎng)需要。張格爾逃往山區(qū)，他的士兵帶走了“巨大價值的資產(chǎn)”，這些都是清軍快到來時他們從六城地區(qū)居民那里搶來的東西。［11］ 最富有和最重要的白山派同情者同他們一起遷居到浩罕領土內(nèi)。當清軍八千人在帕米爾搜捕和卓未能得逞之后，政府轉而對那些和侵略者合作的人進行報復，并在喀什噶爾安排了一支八千人的駐軍，而把九千名軍隊撤回中國本土。一支穆斯林民兵也編成了。
清朝接著向所有鄰近的統(tǒng)治者發(fā)出牒文，要求引渡張格爾。穆罕默德阿里厚著臉皮接連派了兩個使者到喀什噶爾去，否認他曾援助過張格爾，并提出愿意派遣一支萬人的軍隊去捕捉他，假如北京愿意付出費用的話。清政府被激怒了，一度想要切斷六城地區(qū)的全部對外貿(mào)易。
當?shù)蹏婈犌斑M時，清帝要求他的最高級官員考慮在西部六城地區(qū)廢除伯克官制，用一種象青海和東部康區(qū)那樣的土司制度來取代。伊犁將軍長齡提出這樣的建議：任命一個羈養(yǎng)在北京的瑪赫杜姆家族成員做喀什噶爾統(tǒng)治者，用以贏得人民的同情，并保護六城地區(qū)不受張格爾和浩罕的侵犯。武隆阿則主張一并放棄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與和闐，而在它們的東面設置一道堅固的防線。由于這些建議被認為是失敗主義的和不能接受的，清帝委派直隸總督那彥成去管理六城地區(qū)，并頒布賞格，對凡能俘獲張格爾的人給予官爵和酬金?？刂屏堑貐^(qū)是很重要的。在發(fā)生麻煩的那一年，清當局曾發(fā)現(xiàn)一個名叫亞歷山大·加德納的英國人，他喬裝打扮，穿著土著服裝，從巴達赫尚通過葉爾羌進入拉達克。［12］
1828年，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派了一名間諜到山中散布清軍撤退的假消息，并收買了張格爾的柯勒克孜族岳父他依拉克，使和卓帶著五百人回到了新疆。當和卓發(fā)覺到自己是受騙上當時他逃跑了，但這時害怕清朝報復的柯勒克孜人出賣了他，一個后來在鴉片戰(zhàn)爭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國官員楊芳將他捕獲。張格爾的一部分追隨者逃掉了，其中有一大批刀朗人（即和卓的家奴——譯者）逃到了浩罕。另一些人逃到了拉達克，拉薩的駐藏大臣派遣特使到列城去要求引渡他們，拉達克王即予照辦。［13］ 白山派認為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應對張格爾的被俘直接負責。作為獎賞，清朝指定他當喀什噶爾的阿奇木伯克。民間將他依拉克出賣張格爾的故事編成了一首流行的突厥語歌謠。
北京極力把捕獲和卓看作一項光輝成就，同時卻掩飾只有少數(shù)兵力的張格爾卻能困擾帝國的軍隊逾七年之久的事實。討伐張格爾之役曾經(jīng)需要調動三萬六千人的軍隊，花費了政府一千多萬兩銀子。［14］ 事實上許多人相信，張格爾“失敗的真正原因”完全不是清朝的軍事力量，而是在于東突厥斯坦白山派和黑山派的分裂。［15］ 清朝的將軍們向北京的清帝獻俘，政府將張格爾寸磔處死。長齡傳檄諭知柯勒克孜人和浩罕，要求引渡張格爾家族的全部成員。但是勒柯克孜人沒有照辦，浩罕則以伊斯蘭法律為由公開拒絕引渡（張格爾家族是伊斯蘭教祖的后裔）。
那彥成到達喀什噶爾以后提出大量行政改革措施，建議將犯叛亂罪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安集延人）的土地和財物加以沒收。這些土地每年可收糧五萬六千擔，他主張以三萬八千擔作駐軍餉項，其余一萬八千擔用來提高官員們的俸祿。
從國內(nèi)觀點看，這些主張不管有多大價值，卻從未付諸實施，因為那彥成的對外事務的建議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簡言之，那彥成的建議是要完全停止對浩罕的貿(mào)易，直到汗國交出阿法其·瑪赫杜姆家族為止。所有在六城地區(qū)居住不滿十年的浩罕人應予放逐，他們貯藏的大黃、茶葉和其他財物應予沒收。在六城地區(qū)居住十年以上的全部浩罕人應使之歸化；應與柯勒克孜人和解，以便使他們與瑪赫杜姆家族及浩罕人疏遠。“叛民”的妻子兒女應發(fā)配為奴和流放到烏魯木齊和伊犁等地。
清政府不但想用這些措施平息山區(qū)來的騷亂，還想使浩罕統(tǒng)治者安分守己。北京已經(jīng)注意到，浩罕君主在十八世紀之采用汗的稱號是一種僭越，特別因為在突厥語和滿洲語中，“汗”是清帝本人的稱號。因此，北京拒絕承認浩罕統(tǒng)治者為“汗”，繼續(xù)用早些時候的頭銜“伯克”來稱呼他。然而，浩罕的戰(zhàn)略位置促使清帝在藩國謁見時稱呼浩罕統(tǒng)治者為“吾兒”（在亞洲腹地的詞語中僅次于皇帝），而不是用“吾臣”，而在浩罕的信件中，統(tǒng)治者繼續(xù)稱自己為汗。此外，在喀什噶爾的每次朝見中，穆罕默德阿里的使節(jié)并未能履行規(guī)定的禮儀，也許更為過分的是，在正式文書中他的名字是有泥金書寫的。［16］
清朝政府立即贊同實施那彥成的建議。那彥成回到了北京。他的繼任人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札隆阿和葉爾羌辦事大臣壁昌在1828年著手行動：沒收安集延商人的大黃和茶葉，把他們從六城地區(qū)趕走。在準噶爾地區(qū)，官府也驅逐那些居住在伊犁的安集延商人。清朝重新建起各地的滿城，與回城離得較遠，但在英吉沙爾、葉爾羌及和闐，商業(yè)區(qū)仍舊留在城外。只有在喀什噶爾，清政府方將商業(yè)區(qū)安置在滿城之中。
非浩罕人為了商業(yè)事務可以照常入境，政府允許布哈拉人經(jīng)由巴達赫尚和喀爾提錦來喀什噶爾，但是，當局對外國人課以重稅，以維護一種新的官鋪制度的利益。旨在開辟財源以供養(yǎng)新疆駐軍的官鋪是仿效政府壟斷對準噶爾地區(qū)的哈薩克人貿(mào)易的辦法建立起來的，它享有和所有外國人——包括柯勒克孜人在內(nèi)——優(yōu)先進行貿(mào)易的權利。但是，清朝給予柯勒克孜人一份從安集延人那里沒收的大黃和茶葉，用以保持他們的好感。一所官辦茶局（創(chuàng)始于1826年）于1828年在古城開始順利地向陜西私商運入準噶爾地區(qū)的各類茶葉征稅。然而到1829年末，官鋪在六城地區(qū)引起的不滿和困難多于收入，因此當局廢除了這些官鋪。
其他為駐軍而開辟財源的一些努力是采取了擴大和改良六城地區(qū)耕地的方式。張格爾的圣戰(zhàn)中斷了前此為東突厥斯坦日益增長的人口而開墾未經(jīng)灌溉的土地（“死地”）的努力，1828年六城地區(qū)的嚴重糧荒使得大量建議涌向清帝面前。松筠主張在東突厥斯坦開展軍屯。長齡建議把所有從叛逆者那里沒收來的土地上的佃戶轉為國家農(nóng)戶，使之為駐軍生產(chǎn)糧食。武隆阿和署理陜甘總督鄂山極力主張從中國內(nèi)地招徠移民。雖則這一意見預示著將來的趨勢，但卻是同清朝將漢人和亞洲腹地居民加以分隔的長期實行的政策背道而馳的；因此，新疆當局不得不滿足于灌溉計劃、已增加的戶口登記數(shù)和稅收。但是，六城地區(qū)的人口因圣戰(zhàn)而減少了，這些措施是不夠的。
那彥成提出的停止和浩罕貿(mào)易的措施，從根本上打擊了汗國的財富和力量。浩罕已經(jīng)獲得了對喀什噶爾的東西方商隊貿(mào)易的控制權，并以損害塔什干和突厥斯坦的城市而擴大了這種控制，它又一直在尋求柯勒克孜和哈薩克同準噶爾地區(qū)的商業(yè)貿(mào)易，還想控制印-俄貿(mào)易的東方路線。
“披巾和其他印度商品”、狐皮和羊羔皮有東、西兩種商路：一是經(jīng)由西邊的一條迂回路線，通過喀布爾和巴爾赫到布哈拉，然后運到浩罕；［17］ 一是由夏季線和冬季線這兩條東邊路線通過拉達克到葉爾羌的市場，浩罕商人就在葉爾羌購買這些貨物。清政府是否曾經(jīng)允許商隊享有通過帝國領土的特權，這還不清楚，但是政府完全了解汗國力圖壟斷新疆的對外貿(mào)易，所以為了防范這種企圖，它正式拒絕批準浩罕商隊經(jīng)拉達克去印度。因此，浩罕商人只好在色勒庫爾和葉爾羌購買印度貨物，把它們經(jīng)過浩罕運到俄國市場去出售。葉爾羌于是成了印俄貿(mào)易的一個中心。浩罕商人享受了能夠將他們購買的貨物經(jīng)由自己的國土運到俄國的好處，但是汗國不能阻止非浩罕人在葉爾羌或色勒庫爾購買印度貨物，也不能阻攔這些貨物運往伊犁或塔爾巴哈臺再往前運到俄國領土去。
清朝的禁商政策甚至不許浩罕商品通過伊犁和塔爾巴哈臺，因而在浩罕引起物價飛漲，隨之而來的是兩年經(jīng)濟困難。清政府對于浩罕高級官員的懇求書信無動于衷。但在此期間，浩罕把禁商看成是侵略六城地區(qū)和汗國加緊控制新疆貿(mào)易的一個機會。白山派在喀什噶爾的勢力仍是如此強大，浩罕的貿(mào)易又是如此重要，因而浩罕實際上在六城地區(qū)處于支配的地位。只要有瑪赫杜姆家族的侵略，人民中至少有些人必定會鬧事?！昂坪比缋牵瑬|突厥斯坦人如羊”。況且，在被驅逐和沒收財產(chǎn)的浩罕商人中間情緒激昂，特別是當柯勒克孜人帶著他們被沒收的大黃和茶葉出現(xiàn)在浩罕市場上時更是如此，而柯勒克孜人卻夸耀說，這些東西是“大清皇帝”送給他們的禮物。［18］
1830年秋天，浩罕汗帶著一支主要由柯勒克孜人，也有一些安集延人、流浪的刀朗人和其他喀什噶爾亡命者組成的軍隊，侵入六城地區(qū)。然而，在跨過清朝邊境以前，在烏什地方，決定讓汗留在浩罕，［19］ 張格爾的大哥穆罕默德玉素普被指定為名義上的統(tǒng)帥。真正的指揮官是浩罕汗國的高級官員哈克·庫里明巴希，他是最高司令，第二把手是穆罕默德沙里夫阿塔利克?？邕^邊境后侵略者分兵三支，幾乎同時包圍和攻打喀什噶爾、英吉沙爾和葉爾羌三地。清朝駐喀什噶爾的戍軍本已縮減，現(xiàn)在又被攻其無備。玉素普進入了自己的原籍城市，指定了他自己的地方長官（阿奇木）?？κ哺翣柕貐^(qū)的黑山派人民大批逃往阿克蘇（雖然他們中約一千人在喀什噶爾的滿城中避難），甚至白山派中的許多人也不愿響應侵略者要他們拿起武器的號召。但是，這次侵略并非搞復辟，其性質馬上變得很明顯，因為玉素普本人沒有行使什么領導權，而且一千多名浩罕商人跪在滿城外面向清當局申述說：侵略是由清政府不公正地處理無罪的商人引起的；他們要求恢復貿(mào)易和發(fā)還被沒收的財產(chǎn)。
在葉爾羌，壁昌在城內(nèi)只帶有清兵五、六百人，還有大約四千五百名本地民軍，但是他有較多的時間做防御準備。他很快把商人和小商販都搬入滿城，把市場的攤子和建筑物燒個干凈，什么也沒有給侵略者留下。在和葉爾羌地區(qū)伯克們慎重計議之后，壁昌派遣他的軍隊出外封鎖通向葉爾羌的主要戰(zhàn)略據(jù)點。他配置一千名本地民軍防守回城和滿城；他從所轄地區(qū)各個據(jù)點集結軍隊，同時又派出四百名清軍在葉爾羌東門外把守。逼近葉爾羌的侵略軍大約有步、騎兵七千到一萬人。［20］ 清守軍用大炮轟擊他們，殺死了三百多人，侵略者終于撤走。在作第二次嘗試時他們 再次被擊退，這時他們已經(jīng)聽到清援兵正從阿克蘇開來的消息。柯勒克孜人和安集延人都撤退了，只留下刀朗人，他們試圖以玉素普的名義召集一支葉爾羌土著的軍隊。然而，葉爾羌主要是黑山派的地方，大多數(shù)居民寧可逃走也不愿參與白山派的事業(yè)。因此，刀朗人搶掠城鎮(zhèn)和鄉(xiāng)村，在糾集起一支千人的隊伍之后，對葉爾羌進行了第三次和第四次攻擊，但都被壁昌的軍隊擊退。
與此同對，在喀什噶爾的札隆阿卻無法迫使和卓停止圍攻。在喀什噶爾和英吉沙爾，如同在葉爾羌一樣，侵略者從未能攻克滿城，但是他們控制著這個地區(qū)的全部鄉(xiāng)村和城鎮(zhèn)。
突然傳來消息說浩罕和布哈拉之間出現(xiàn)了風波，還說浩罕國內(nèi)需要軍隊。安集延人因此拋棄了玉素普而轉回浩罕，帶走了許多俘虜和戰(zhàn)利品。浩罕人將他們俘虜?shù)摹爸袊恕崩毡茷榕`，浩罕汗還將其中一些人作為禮物送給彼得堡的俄國沙皇。甚至在白山派勢力最大的喀什噶爾地區(qū)，浩罕的柯勒克孜人和安集延人所組成的軍隊貪婪成性，所以使得許多歷來和白山派聯(lián)合的人感到恐懼和痛苦，轉而和清朝當局合作。白山派的事業(yè)在六城地區(qū)已經(jīng)大失民心，玉素普及其追隨者除了跟著撤退的安集延人翻越山嶺逃回浩罕之外是別無長策了。在清朝援兵從阿克蘇到達以前，大約有二萬名東突厥斯坦人逃往安集延和塔什干。［21］ 玉素普繼續(xù)住在浩罕，直到1835年死去為止。［22］
浩罕已經(jīng)達到了它的目的。六城地區(qū)是偏僻的，難于保衛(wèi)的，而且依賴國外貿(mào)易。獨立的、靠近高大綿亙的山脈而又以它為屏障的浩罕，已在六城地區(qū)取得一種特殊地位，除非清朝讓步，它要無休止地進行騷擾。在1830年的侵略中清帝國失去了它討價還價的地位，同時阿法其·瑪赫杜姆家族失去了六城地區(qū)人民的忠誠。只有浩罕得到了好處。
1831年，滿洲人揚言要組織一次懲罰性的遠征。據(jù)說這消息嚇得浩罕沿著邊境建造堡壘，還派使節(jié)去俄國請求軍事援助，俄國人聞訊甚至拒絕浩罕使節(jié)入境。［23］ 事實上，浩罕人建立了一些據(jù)點，但它這樣做的目的是擴張主義的，是為了控制哈薩克人和柯勒克孜人并向他們征稅。浩罕和俄羅斯帝國之間可能進行的任何商討看來不會是由于害怕中國而激起的。浩罕已在六城地區(qū)暴露了清朝的虛弱，因此，熟悉新疆情況的兵部尚書松筠建議，取消對浩罕停止貿(mào)易的禁令，允許東突厥斯坦當?shù)厝讼笠郧澳菢雍桶布尤送ɑ?。他認為，只有當?shù)厝藢λ麄兊拿\感到滿足，六城地區(qū)才能夠安寧。
當被任命為六城地區(qū)欽差大臣的長齡在1831年到達喀什噶爾時，署理阿奇木伯克作霍爾敦臺吉［24］ 領著“二萬大小不等的”喀什噶爾人對他郊迎十里，感謝皇恩浩蕩，誓不追隨叛亂者。長齡然后從清朝駐軍那里獲悉，浩罕接連派來三名使者說，“五年”的中斷貿(mào)易引起了困難，他們抱怨清政府的沒收和驅逐出境政策，并要求恢復貿(mào)易。長齡將此事向清帝報告，也許北京這才第一次充分感到那彥成的政策惹起了戰(zhàn)爭。
長齡留下浩罕使節(jié)一人，派遣作霍爾敦臺吉和其他二人回浩罕。作霍爾敦原是喀什噶爾征稅人，土魯番首任扎薩克額敏和卓的后裔。當張格爾發(fā)動圣戰(zhàn)時他離開六城地區(qū)曾前往浩罕、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和喀山旅行，經(jīng)由塞米巴拉金斯克回到新疆。在固勒扎他曾晉見伊犁將軍，聲稱曾被拐騙為俘虜，清朝于是指定他為喀什噶爾的土著幫辦大臣，然后任命他為阿奇木伯克。作霍爾敦的旅行使他通曉中亞的貿(mào)易活動。在和浩罕的談判上，長齡不可能派出比他更合適的人選了。［25］
長齡在開始時曾直接堅持要浩罕交出1830年侵略的魁首，將全部戰(zhàn)俘放回本國，但是北京對于艱苦的談判沒有思想準備。甚至不等到汗國回答，皇帝已允許重開新疆與浩罕的貿(mào)易，豁免關稅，并且指示長齡放棄引渡要求和不再強要二萬東突厥斯坦流亡者回來，“以示大方”。［26］ 在1831年底，兩國之間的貿(mào)易恢復了。
確切地說，作霍爾敦在浩罕的談判看來未曾公開發(fā)表過。浩罕和六城地區(qū)當局交換了幾次書信，在1832年達成協(xié)議，清朝允許“旨在經(jīng)商”的浩罕臣民“自由來往”于六城地區(qū)，并且允許“托缽僧”入境，但是與以前一樣，沒有北京明確的批準，不允許任何人進入中國本部，甚至對使節(jié)也是如此。政府用銀子賠償了浩罕商人被沒收的財產(chǎn)，對浩罕商人豁免關稅。作為報答，浩罕愿意將清朝的戰(zhàn)俘遣送回國，但不包括流亡者，同時汗國將阻止瑪赫杜姆家族入侵清朝的領土。長齡報告說，浩罕的統(tǒng)治者自愿抱經(jīng)盟誓，“永遠翊戴”。清朝當局作為戒備，還派了一名使者去向布哈拉艾米爾“請求幫助”，使之在浩罕汗國“侵犯時能幫忙維持中國西部邊境的和平”。但是布哈拉艾米爾“婉言謝絕了要進行任何干預”。［27］
根據(jù)長齡的建議，清朝在1832年對所有各國在喀什噶爾和葉爾羌貿(mào)易的商人一律豁免關稅，甚至包括柯勒克孜人在內(nèi)。［28］ 這是為了避免造成這樣的印象：曾經(jīng)威嚇滿洲人的浩罕商人，現(xiàn)在是這個地方的主人；也為了禁止浩罕人利用一種關稅特權去壟斷貿(mào)易。
浩罕派來一名商人頭目，他將八十余名喀什噶爾戰(zhàn)俘釋放回國，并帶來一百余名安集延商人。新疆當局不許地方官員干涉浩罕與喀什噶爾的商業(yè)事務，并且命令喀什噶爾商人對“夷商頭目”公平定價。1832年末，清朝用銀兩賠償浩罕商人全部被沒收的茶葉，并且葉爾羌的參贊大臣花了一萬余兩銀子解決了浩罕人的土地要求，盡管外國人購買土地始終是不合法的。清朝根據(jù)那彥成的建議驅逐了居住在新疆不到十年的安集延人，付給賠償?shù)耐恋鼐褪菍儆谒麄兊?。?9］
六城地區(qū)的騷亂已表明，清朝在塔里木盆地西端的駐軍遠遠不夠用。因此政府把參贊大臣衙門和塔里木盆地的統(tǒng)帥部從喀什噶爾遷到葉爾羌，這是六城地區(qū)的主要城市：它很漂亮，多舞女和樂師，一個訪問過葉爾羌和孟買兩處地方的浩罕人認為，葉爾羌可以和孟買媲美。它的中心位置有利于在喀什噶爾、英吉沙爾、巴爾楚克（即瑪喇巴什，它的戰(zhàn)略重要性終于得到了承認）與和闐地區(qū)之間相互援助。在1830年入侵期間壁昌將葉爾羌商民移入滿城，這一行動已被證明在阻遏侵略者方面是如此有效， 因此某些人關于在六城地區(qū)商場周圍建立城堡的建議就被認為沒有必要了。
政府任命壁昌為葉爾羌的首任參贊大臣。在新疆南部防區(qū)的六千名士兵之外，清朝增加了三千名從伊犁來的騎兵和四千名從陜甘綠營調來的士兵，再把阿克蘇和烏什吐魯番每處一千士兵計算在內(nèi)，南部防區(qū)總兵力達一萬五千人。遲至1835年這些軍隊中沒有一個東干人，因為政府害怕一旦發(fā)生叛亂，作為穆斯林的東干人可能參加。［30］ 后來政府改變了關于這一政策的想法。為了應付增加軍隊后的費用和口糧，北京削減了各省綠營餉糧的百分之二，以便每年能多籌銀三十余萬兩。
然而，政府認為各省的分攤只是權宜之計，它繼續(xù)努力從當?shù)厥杖胫袑で缶S持六城地區(qū)駐軍的辦法。為此目的，按照長齡的建議，北京中止了滿人的隔離亞洲腹地的長期實行的政策，遲至1831年已許可漢族平民由中國本部遷到六城地區(qū)。允許移民接受拋荒地和被沒收的土地，開墾死地，甚至也可當東突厥斯坦人農(nóng)莊的佃戶。1832年出現(xiàn)了第一次移民浪潮，在喀什噶爾地區(qū)的喀拉科依和巴爾楚克附近建立了漢人居民點。北京一度仍為六城地區(qū)土著居民的態(tài)度感到憂慮，在1834年甚至撤銷原議，命令漢人居民點解散。但于明年在漢人移民尚未遷徙之前，政府又一次取消它的決定，恢復移民。
從1834年起，北京鼓勵窮人從中國本部向新疆遷移，特別是移到六城地區(qū)。漢族移民的核心開始形成。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中期，僅葉爾羌就有二百名定居的漢族商人，還有許多其他時來時去的人。那里有一個東干商人團體和一些漢人工匠。漢語現(xiàn)在和突厥語同樣“通行無阻”。［31］
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1835年）
浩罕努力要繼續(xù)控制新疆的對外貿(mào)易，這仍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汗國已經(jīng)基本控制了從塔什干和突厥斯坦城市進入新疆北部的草原商隊的貿(mào)易，以及所有通過它自己領土的商務活動。仍在浩罕控制之外的有準噶爾人同俄羅斯帝國的交易，有從巴達赫尚到色勒庫爾的商隊貿(mào)易以及從拉達克到葉爾羌的商隊貿(mào)易。“由于中國政府的猜忌”，浩罕“不能”通過清朝領土與印度“直接來往”。對于浩罕商人們來說，“通過西藏（拉達克）”去印度的道路是“被禁止的?！保?2］
1833年，浩罕派了一名使節(jié)（額爾沁）“照料”貿(mào)易，并要求它有權在葉爾羌和其他城市任命自己的政治和商務代辦，授權他們向所有來到六城地區(qū)從事貿(mào)易的外國商人征收關稅。這等于要求壟斷貿(mào)易，所以北京不愿意答應。清帝以只恢復成例這一不成理由的理由同意在葉爾羌和其他地方設立浩罕的商務代辦（商頭），但不準浩罕向其他國家的商人征稅。
在清朝的記載中，甚至使節(jié)本人也承認這個要求是愚蠢的。［33］ 但是浩罕的軍事擴張立刻促使北京采取一種較為和緩的方針。一支五百余名柯勒克孜人的浩罕軍隊侵入色勒庫爾地區(qū)；一名浩罕使節(jié)謁見伊犁將軍要求清朝把所有哈薩克人趕出卡倫，以便浩罕能向他們征稅；浩罕同時明確聲明它正在向帕米爾柯勒克孜人征稅。［34］ 這些柯勒克孜人的地位從來沒有明確規(guī)定過，但是他們和哈薩克人——其中某些人同時承認浩罕、俄國和清朝的權威——一起至少是被當作藩屬的。
浩罕要求驅逐哈薩克人一事，是對王朝在新疆統(tǒng)治他們的權力的公開挑戰(zhàn)。伊犁將軍拒絕將他們趕出卡倫之外以免使之落入浩罕稅收官之手。誠然，在清朝看來卡倫全然不是國境線，只不過是一條深入新疆邊境之內(nèi)一百余英里的軍事防線。由于浩罕未能就范，北京就援引它不干涉尼泊爾內(nèi)政的先例（1814—1816年），完全否認它對卡倫之外浩罕-哈薩克關系負有責任，并且警告說，它將不為那些逃避浩罕賦稅而進入卡倫之內(nèi)的哈薩克人提供保護。對于那些在1832年和外國商人同樣得以豁免進口稅的柯勒克孜人，清政府也同樣對待。政府不打算保護柯勒克孜人使之不被帕米爾的浩罕所吞并，而1835年的中國-浩罕協(xié)定將立即給予浩罕向清朝國土上的柯勒克孜商人征稅的權力，從而使浩罕汗處于“對柯勒克孜人負責”的地位，還使他必然“將柯勒克孜人置于隸屬的地位”。［35］
色勒庫爾雖在卡倫之外，卻是葉爾羌地區(qū)的一部分，而且是和印度、阿富汗斯坦進行貿(mào)易的主要中心，浩罕通過占領色勒庫爾用軍事壓力來支持它提出的向六城地區(qū)外國商業(yè)征稅的要求。當浩罕軍隊進入色勒庫爾時，浩罕的使節(jié)已經(jīng)出現(xiàn)在葉爾羌；因此談判立即重新開始了。幾個月以后，在1834年的夏天，浩罕從色勒庫爾撒退了。然而，浩罕這時向北京派了一位名叫愛連巴 依的使臣（他后來被稱為愛連拍迪沙），重新提出汗國的要求，即在喀什噶爾派駐享有領事權和向六城地區(qū)所有外商征稅權力的代表。清朝的官方報道沒有提到任何要求，也沒有提到政府的最后的妥協(xié)。所有清朝的資料都說愛連巴依使團的前來是為了感謝清帝豁免浩罕貿(mào)易的關稅的，又說它釋放了若干戰(zhàn)俘回國，并在京師呈獻貢物和上了奏折。北京命令色勒庫爾的阿奇木伯克加強防御工事，但是浩罕在帕米爾的力量不斷增加。汗國的軍隊在同一年占領了喀爾提錦。
按照清朝的記載，愛連巴依的第一個要求是浩罕應和那些有權每年入貢的六城地區(qū)的伯克們一樣，按照同樣的條件，一年一貢。其他被提到的要求是賠償、釋放戰(zhàn)俘回國和某些優(yōu)惠條件。浩罕還要求清政府對六城地區(qū)外國商業(yè)豁免關稅的范圍擴大到包括巴達赫尚和克什米爾的商人在內(nèi)。浩罕使節(jié)主要和理藩院打交道，但是也到以前帝國在六城地區(qū)的欽差大臣長齡家中去看望。長齡拒絕了愛連巴依的禮物，只接受了一些葡萄，皇帝提醒他：“人臣義無外交。”［36］
在回答愛連巴依的請求時，清帝同意讓浩罕每年派遣商隊從喀什噶爾經(jīng)過兩個月的旅程［37］ 來北京進貢。其他要求則用這種或那種方式加以處理，但愛連巴依被告知：巴達赫尚人和克什米爾人在葉爾羌的貿(mào)易不關浩罕的事情。［38］ 使節(jié)在1835年回國。清朝的資料沒有敘述愛連巴依在離開之前已將1832年的諒解變成與清帝的直接協(xié)定，并加以擴大，迫使清帝承認浩罕派遣使節(jié)到北京來的真正的目標，即：
?。?）浩罕有權在喀什噶爾派駐一名政治代表（即阿克沙哈勒），并在烏什土魯番、阿克蘇、英吉沙爾、葉爾羌與和闐派駐商務代辦（也稱阿克沙哈勒），他們受喀什噶爾代表的管轄。
?。?）這些阿克沙哈勒應有領事權力，對來到六城地區(qū)的外國人有行使司法和治安權限。
?。?）阿克沙哈勒有權對外國人運入六城地區(qū)的全部貨物征收關稅。_0420_0［39］ 一份浩罕的資料甚至主張要求更大的特權：“隸屬于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阿克蘇和烏什土魯番的商人們的扎卡特稅（天課）、察臺〔蒙兀兒草原〕的賦稅、伊犁地區(qū)的賦稅、莫臥里亞〔準噶爾？〕一直遠至希齊札爾地區(qū)的賦稅……都在穆罕默德阿里汗的權力控制之下”。［40］ 清當局在六城地區(qū)對浩罕的這種讓步不包括克什米爾人（這個概念包括巴爾提人）、巴達赫尚人和那些在葉爾羌貿(mào)易的布哈拉人。這些人歸巴達赫尚和克什米爾的阿克沙哈勒管轄，不屬于浩罕阿克沙哈勒的權力范圍。［41］
清《實錄》沒有提及這些情況。事實上，清朝記載中唯一提示愛連巴依為之進行談判的要點的史料是葉爾羌參贊大臣的一件復奏，其中說，從1832年起，克什米爾人和巴達赫尚人一直與 浩罕人享有同樣免稅的權利，因此愛連巴依的要求“實屬貪詐”。除了把它歸之于貪婪成性之外，關于浩罕不僅在清朝領土上征收關稅，而且要求把克什米爾和巴達赫尚的商人歸入汗國的阿克沙哈勒能向他們征稅的外國人之中，這件事在《實錄》中并沒有線索可尋。［42］
這是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它為以后西方與北京之間的不平等條約鋪平了道路。清帝此時已經(jīng)給予了全部治外法權，就象他不久就要在沿海給予貿(mào)易飛地以治外法權，和達賴喇嘛政府將在1856年對待西藏的尼泊爾那樣。只有這樣說才恰當：在中國穆斯林邊境上第一次正式承認了治外法權，因為商人自治在穆斯林中間是一種由來已久的習慣。在宋代，福建刺桐（泉州）的阿拉伯商人歸他們的頭人管轄。歐洲貿(mào)易列強之所以要在亞洲要求治外法權，部分原因是由于受到從君士坦丁堡奧斯曼政府那里獲得治外法權條款的鼓舞。在十六世紀的卡利卡特，土耳其商人便有自己的頭人，甚至連當?shù)氐纳倘艘捕加兴麄冏约旱念^人，如同從開羅和紅海來的商人那樣。在卡利卡特又有一名高居于全部外國商人之上的頭人，他實際上管理和懲罰他們，不受政府法律的干涉。遠在十七、十八世紀荷蘭、英國和法國的航運業(yè)統(tǒng)治馬六甲以及亞洲最南部和東南亞諸港口以前，這些地方也盛行同樣的情況。［43］ 即使在六城地區(qū)，清帝對愛連巴依的讓步也許不過是對已成慣例的事態(tài)的一種官方認可而已。這樣做就簡化了有關北京對外貿(mào)易的行政和政治問題。
從中華帝國的觀點看來，天子對普天之下?lián)碛凶罡邫嗔?，所以治外法權絲毫沒有損害清帝的主權。同樣地，浩罕在清帝國境內(nèi)對其他外國人實行管轄，或是汗國有權向非浩罕人征稅，這也無損于清帝的主權，盡管這后兩種讓與（它們是清朝體制能夠容忍到什么程度的有趣標志）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浩罕取得的讓與權并不比俄國人已在恰克圖享受了一個多世紀的那些權利更大一些，浩罕并不堅持要求民族平等的原則。
中國與浩罕的1835年協(xié)定為六城地區(qū)的外國人貿(mào)易樹立了新的樣式。浩罕的阿克沙哈勒們從浩罕統(tǒng)治者那里“承包”他們轄區(qū)的歲入，他們享有對汗國臣民的完全管轄權，并用有利于穆斯林的新稅率來取代舊關稅，但進口稅已普遍降低。原來牲畜按價征稅3（1／3）％，絲織品和毛皮征稅5%，其他貨物也征3（1／3）％，現(xiàn)在阿克沙哈勒們從穆斯林那里是按價征稅2（1／2）（這是伊斯蘭法典規(guī)定的稅率），從非穆斯林（“基督教徒”）那里征收5％。從六城地區(qū)向浩罕出口是免稅的。［44］ 柯勒克孜人象外國人一樣，向六城地區(qū)輸入的貨物要給浩罕的阿克沙勒付稅2（1／2）％。
在葉爾羌，清朝任命了其他兩個阿克沙哈勒，一個代表巴達赫尚的統(tǒng)治者，另一個代表克什米爾。巴達赫尚的阿克沙哈勒事實上按照承包賦稅的條件從巴達赫尚政府那里得到他的職位，就象他的同事從浩罕得到職位那樣。在扎巴德（巴達赫尚的首都）的商人們一年一度帶商隊來到葉爾羌，在那里他們用奴隸、寶石換取銀錠（元寶）以及茶葉。有些布哈拉人和其他民族也在葉爾羌冒充巴達赫尚人，于是便受他管轄并向他納稅。
克什米爾的阿克沙哈勒對于經(jīng)過拉達克而來的商人有審判權和征稅權，他完全是清朝當局加封的，只在名義上代表克什米爾政府（臣屬于旁遮普的錫克王國）。實際上，他并不為克什米爾或拉達克政府征稅。清當局選擇了一個叫喀西姆阿里和卓的人擔任克什米爾阿克沙哈勒，他是一個在葉爾羌建立了長期商務聯(lián)系的阿姆利則商號的代理人。和克什米爾的貿(mào)易（首先去列城，然后到印度、旁遮普、巴爾提斯坦或克什米爾）是由馬幫運輸?shù)?，主要包括來自中國本部的銀子、小量金子、上好茶葉、絲、鋼鐵和藥材，以及從新疆或是經(jīng)由新疆從俄國或西部中亞來的羊毛披巾、羔羊毛氈、絲、駝絨羽紗、羊皮、馬匹、綠松石、冰糖、皮靴、皮革、錦緞、天鵝絨、細平布、大麻汁和煙草。這些東西主要用來交換披巾、繡花制品、漂白布匹、鴉片和皮革。除由巴達赫尚和克什米爾阿克沙哈勒管轄的以外，其他所有外國商人都歸浩罕阿克沙哈勒治理。
清朝官員繼續(xù)稱呼浩罕的阿克沙哈勒為“安集延商務監(jiān)督（胡岱達）”，將所有在六城地區(qū)的外國商人——巴達赫尚人和克什米爾人除外——稱為安集延人，以此來貶低對浩罕所作的讓與權，從而想給人們以沒有任何變化的印象。但是，僑居的安集延商人立刻達到數(shù)千人，喀什噶爾于是便和浩罕之間通過馬匹、騾子和駱駝增加了貿(mào)易，輸入布匹、鴉片和其他東西，輸出純銀、磁器、箱茶和磚茶。在對外貿(mào)易中，清朝的臣民（其中多數(shù)大概是東突厥斯坦人）仍然遵從以前的進口稅率，即牲畜納5％，絲和毛皮納10％，其他貨物納5％。因此這個協(xié)定進一步不利于本地的進口商，六城地區(qū)的關稅衰落到實際上沒有歲入的地步。［45］
由于清朝在1832年已經(jīng)停止了向外國商人征收關稅，政府 以為這就解除了為在清朝境內(nèi)的商路提供安全保證的責任。葉爾羌當局將他們的管轄區(qū)域收縮到以卡倫線為限（這遠在帝國境界之內(nèi)），而將商路的安全推給浩罕、巴達赫尚和克什米爾的統(tǒng)治者?！氨诲e誤地稱為柯勒克孜人”的乾竺特、什克南以及瓦罕的強盜們越入清境，開始出沒于喀喇昆侖山脈和葉爾羌河之間的地區(qū)，掠奪商隊，“綁架并販賣男人、婦女和兒童，用暴力劫取畜群”。甚至商人也變成了他們的犧牲品，強盜們將他們帶到巴達赫尚和西部中亞，賣作奴隸。作為對清朝終止治安力量的反應，浩罕和巴達赫尚政府對沿路他們自己的商隊提供保護，但無論是錫克人或是拉達克人，都沒有為列城-葉爾羌路線的清朝部分提供任何安全保護措施。［46］
雖然喀喇昆侖以東的盜匪活動遠在南邊，對于浩罕-喀什噶爾貿(mào)易活動并無多大影響，但是穆罕默德阿里汗仍乘機侵犯清朝在色勒庫爾的領土，將浩罕的勢力擴展到帕米爾。在張格爾圣戰(zhàn)失敗后不久，色勒庫爾的阿奇木伯克已經(jīng)請求新疆駐軍前來幫助抵抗由巴達赫尚、什克南、瓦罕和乾竺特政府屢次發(fā)動的奴役和掠奪的遠征?！巴回手袊闹袊保ㄓ儆《葘π陆斁值囊环N稱呼）沒有采取行動，而且，在沿貿(mào)易路線的清朝治安力量中止以后，乾竺特、什克南和瓦罕的匪徒襲擊使得色勒庫爾帕米爾草原的柯勒克孜人難以生活下去。色勒庫爾要求浩罕保護，結果穆罕默德阿里侵入色勒庫爾，勸誘塔哈爾滿和瓦塔哈伊夫河流域的塔吉克人和大多數(shù)帕米爾草原的柯勒克孜人遷移到浩罕境內(nèi)去。剩下的柯勒克孜人搬到葉爾羌和喀什噶爾盆地。因此，色勒庫爾的大部分實際上變得渺無人煙了。
當1834年浩罕人從色勒庫爾撤走和中國-浩罕協(xié)定締結之后，新疆當局重申他們在那里的管轄權，但在1835年和1836年浩罕軍隊再次侵入色勒庫爾，帶有大炮和兩千名兵士。汗重新提出他有權向六城地區(qū)所有外國人征稅的要求，并試圖在色勒庫爾向來往于巴達赫尚和葉爾羌之間商路上的客商征收關稅。色勒庫爾采取武裝抵抗，北京命令六城地區(qū)當局警告浩罕說：皇上可能憤然再次斷絕貿(mào)易。但是將它的霸權擴展到帕米爾的浩罕，占領了色勒庫爾地區(qū)的“回莊十四處”的一半以上，并派遣武裝分隊進入達爾瓦斯、什克南、乾竺特和瓦罕。浩罕武裝繼續(xù)襲擊各處，但終于遭到奕山（他是皇帝的侄子，當時在六城地區(qū)協(xié)助政務）堅決領導下發(fā)起的反擊。
此后，新疆當局試圖把清朝對色勒庫爾的義務降到最低限度。色勒庫爾的首領事實上成為“一個獨立的君主”，但由于他沒有自己的軍隊，結果是通過與乾竺特和什克南的統(tǒng)治者聯(lián)姻的辦法來解除盜匪的襲擊。由于巴達赫尚對葉爾羌的貿(mào)易要經(jīng)過色勒庫爾，所以巴達赫尚的統(tǒng)治者也沿著色勒庫爾道路給予某些援助；他是完全能夠這樣做的，因為什克南和瓦罕是他的屬地。色勒庫爾的首領“吞并了葉爾羌的皮爾河、良戛爾河、聽雜阿布爾河和巴巴扎河諸流域”。［47］
與此同時，浩罕允予防止將來對清朝邊境的侵犯。很可能，內(nèi)部問題或布哈拉侵略的威脅迫使它擱置在色勒庫爾向外國人征稅的要求。但也可能是浩罕害怕把清朝逼得太甚，反而喪失了1831—1835年得到的利益。確實，汗國的恭順立即受到考驗， 因為鴉片輸入新疆的數(shù)量激增，并且經(jīng)過哈密及嘉峪關進入了中國本部。1839年，北京提出的禁毒措施也擴展到新疆。在烏魯木齊，當局逮捕了有關的商人和消費者。在六城地區(qū)，清朝立即沒收了克什米爾、巴達赫尚和印度（音底）商人的六萬兩鴉片。大多數(shù)鴉片是克什米爾人輸入到葉爾羌的。例如，1840年，當局僅從一個叫卡里姆·阿里的克什米爾人那里就沒收了九萬七千九百兩。但是，鴉片也經(jīng)過浩罕運至喀什噶爾，大約也在此時，當局從喀什噶爾的外國商人手中沒收了二千二百六十兩，從和闐的安集延商人手中沒收了五百四十兩以上。浩罕的阿克沙哈勒對于此事是不會愉快的，但是汗國并未以中斷和好相威脅。［48］
清朝政府相信它的浩罕政策是成功的，甚至浩罕似乎也理解，“萬一將來在中國韃靼地區(qū)發(fā)生任何叛亂”，浩罕汗將有義務給清朝以援助。［49］ 在六城地區(qū)簽訂的這一“不平等條約”制度看來終于產(chǎn)生了清朝的政策制定者長期努力以求的安定局面。
回顧一下歷史就可以理解，清政府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處理渴望貿(mào)易的浩罕人的成功的政策，為幾年以后清朝處理渴望貿(mào)易的英國人的問題樹立了一個最近時期的榜樣。與英國之間的敵對行動開始于1834年的虎門交火，在無結果地拖延了幾年之后（這與前幾年浩罕侵略六城地區(qū)和襲擊色勒庫爾的事件在新疆一拖幾年是極其相似的），北京撤換了海岸的軍事長官，指派奕山前去，使他能在多事的沿海運用他在新疆取得的經(jīng)驗。政府還派楊芳作為奕山的助手：這個官員曾在1828年俘獲張格爾，并在1830和1831年打浩罕的戰(zhàn)役中效過力。1843年署理兩江總督時受命開放上海的壁昌，就是1830年葉爾羌的保衛(wèi)者。這樣的例子還有好幾起。
當實際的軍事考慮決定用談判解決問題時（如同1831年對付浩罕的戰(zhàn)略形勢那樣），清朝在1842—1844年對沿海貿(mào)易列強所給予的讓與權是可以拿來和1831—1835年對浩罕的讓與權相比的。它們有以下這些相似之處：
（1）治外法權，即外國有權指派領事管轄自己的公民。
?。?）賠款，盡管鴉片貿(mào)易是非法的，仍用銀子償付了被沒收的鴉片。清廷曾用銀子付給浩罕人以補償他們非法獲得的土地。
（3）“公平正規(guī)”的關稅以及和海關的直接關系。1843年的稅則所作的讓與比起清朝對浩罕的讓與要適度得多，因為在六城地區(qū)清朝對所有外國商人一概免稅，甚至包括柯勒克孜人在內(nèi)。浩罕并不需要去要求和征稅機關直接發(fā)生關系，因為在六城地區(qū)的外國商人一直直接和清朝稅務機關打交道。廢除外國商人進口貨物的關稅甚至使這種要求成為不必要的了。
（4）最惠國待遇。人們猜測，中國人過去的行為啟發(fā)了義律船長想獲得任何別國可能獲得的一切特權。［50］ 巴麥尊子爵已把這個想法作為璞鼎查在商談南京條約時的幾個選擇之一，后來最惠國條款即包含在1843年的虎門條約中。最惠國條款決非承擔法律義務的一種讓步，它純粹是表示中國長期實行的“一視同仁”的政策：中國利用這一政策可以防止任何一個外國強國取得高居其他國家之上的領導地位。在清朝看來，和歐洲人訂立的協(xié)定，至少就最惠國條款而言，其與中國原則妥協(xié)的程度比北京在1835年給予浩罕的特殊地位與之妥協(xié)的妥協(xié)程度要小得多。
?。?）廢除公行壟斷，以及允許中國臣民與外國商人之間有發(fā)生商業(yè)關系的權利。在六城地區(qū)，外國人一直直接和地方的商人做買賣，不受任何公行之類壟斷機構的牽制，他們也能雇用仆人、翻譯、買辦，租用房屋、營業(yè)處、貨棧等等。
在中國與西方協(xié)定中的其他條款還反映了沿岸貿(mào)易的特殊狀況?！爸杏蓢捌渚鞯牡匚唤^對平等”，這個原則事實上并未被浩罕所堅持，因為在中亞主權國家之間，形式上的平等不是一種基本的條件；不過清朝也沒有強迫過浩罕使者履行藩屬進貢的全部禮儀，而且清帝國早已承認了與俄國平等的原則。
對照清朝在亞洲腹地的經(jīng)驗，它在鴉片戰(zhàn)爭以后與西方海上列強達成的協(xié)定，有不同于通常所說的那種意義。最重要的是，清朝認為這些協(xié)定不是新的發(fā)明。英國的海軍力量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為曠世所無，但是締結的條約不足以證明清朝已經(jīng)認清了這個事實。常被征引的馬士的那本研究著作指出：“直至1839年為止，使西方國家聽從條件方可允許雙方關系存在的是中國；自從1860年以后，把和中國共同來往的條件強加于中國的卻是西方國家；這當中的二十年是一個摩擦時期”。［51］ 考慮到清朝政府對小小的浩罕作出了重要的讓與，對馬士的觀察最可能的解釋是，在這二十年中，中國仍未認識到它已相對地衰落下來。正如阿瑟·韋利所恰當?shù)財⑹龅哪菢樱骸皾M洲是一個征服種族，所以很難接受這一事實：他們在二百年前用來征服中國的武器，現(xiàn)在已經(jīng)過時了。”［52］
在北京看來，1842—1844年條約的唯一真正新情況是把它們應用于中國本部。在亞洲腹地有共同邊境的兩個偉大的非漢人 帝國的君主——滿洲人和莫斯科人——之間講求平等，是很容易做到的。治外法權在六城地區(qū)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臣屬于清朝的說突厥語的穆斯林在那里是和來自中亞西部說突厥語的教友同仁做買賣。但是，要在沿海一帶允許施行象國家平等這樣一種非中國的原則，確實將會引進一項中華帝國迄今僅限于在亞洲腹地推行的政策。在中國本部以內(nèi)，這是不容易被接受的。
清朝的邊疆政策作為整體來說并沒有被系統(tǒng)地作過任何研究，但是很清楚，在沿海政策與亞洲腹地政策之間是有相互聯(lián)系的，這種聯(lián)系比歷史學家迄今所揭示的要更多一些。值得注意的是，松筠、楊芳、龔自珍、魏源等這些十九世紀初的經(jīng)世致用論學者兼改革家，都有研究新疆政策問題的初步經(jīng)驗。
圣戰(zhàn)的繼續(xù)
以七和卓聞名的七個阿法其·瑪赫杜姆家族著名成員住在浩罕領土上。他們是穆罕默德玉素普之子卡塔汗和克?？撕?、巴布頂之子倭里汗、張格爾之子布素魯汗、卡塔汗之子愛克木汗和阿希木汗，以及布素魯汗的一個堂兄弟，人稱鐵完庫里和卓。雖然卡塔汗和倭里汗是主要的領導者，但瑪赫杜姆家族的宗教繼承權似乎已從張格爾傳給他年青的兒子布素魯汗。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初經(jīng)過印度去麥加途中的東突厥斯坦人報告說，在新疆的清朝統(tǒng)治日益喪失人心。這種情況顯然繼續(xù)存在，［53］ 但是只要浩罕為了享有它的貿(mào)易利益而要保持和平，那么七和卓是不能有所作為的。
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后期，許多安集延商人居住在固勒扎，浩罕的阿克沙哈勒開始被指派駐在伊犁。準噶爾當局不能獲得足夠的布來使官方的哈薩克貿(mào)易壟斷保持在一個滿意的水平上，于是便放寬限制，允許漢商參加更多品種的貨物的貿(mào)易，開始是在塔爾巴哈臺實行，后來在1845年時也在伊犁實行。準噶爾居民一直在某種程度上負擔著六城地區(qū)的軍費，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又遭受嚴重的糧荒。因此，政府努力增加準噶爾的農(nóng)田，并且著手實施各種增加那里收入的計劃。由于中國本部缺少土地和政府希望縮減因駐軍給養(yǎng)而輸?shù)叫陆陌足y數(shù)量，從前的障礙開始崩潰了。北京以越來越大的決心努力勸誘漢人移居新疆，耕種交納租稅的土地。1835年，政府答應漢商的要求，讓他們帶家屬定居在喀喇沙爾。
最初并沒有很多漢族移民被吸引到邊遠的六城地區(qū)來。他們就是到了那里，生活也是很不容易的。在漢族移民和當局之間發(fā)生了幾次事件。1837年，在喀什噶爾地區(qū)的清駐軍派出士兵燒毀了漢族移民房屋和搶劫他們少量財物。在巴爾楚克，移民的工作搞得如此之糟，以致在1838年移居者竟不顧軍隊的制止，棄地而逃。政府沒有錢為日益增加的移民建造新的灌溉工程或提供種子、工具和耕畜，就向六城地區(qū)的伯克們要求私人捐助，而以給予擢升作為回報。在伊犁，布彥泰將軍委托因積極反對鴉片而被黜的林則徐在1844年整頓移民事宜。1845年，清朝中止了對新到六城地區(qū)的漢族移民豁免地稅的規(guī)定，提高了準噶爾地區(qū)移民的賦稅，而且傳令嘉獎林則徐，允許對那些為開墾新土地作出貢獻的失寵官員縮短流放期限。在1845到1848年之間，在六城地區(qū)（不包括喀喇沙爾地區(qū)）開墾了將近八萬英畝（約五十二萬五千畝）農(nóng)田。其中四分之一是漢人完成的，其余則由東突厥斯坦人完成。［54］
1839年開始，政府還用漢族移民來補充六城地區(qū)的駐軍，允許以移民志愿者來補足缺員的部隊。由于士兵得隨時被征召作戰(zhàn)而使軍墾趨于衰落，1843年軍隊開始放棄農(nóng)地，讓位給平民移民來耕種。在1845年以后，六城地區(qū)換防的士兵得到準許作為農(nóng)民和他們的家屬一起留在那里，政府又命令所有獲赦而有家口的流犯都應送往六城地區(qū)從事農(nóng)業(yè)。這些措施使減輕中國本部的人口壓力有了一些希望。它們加強了清朝在東突厥斯坦的存在；它們使六城地區(qū)更充分地和清帝國的其余部分融為一體。
一方面北京因從中國本部流出白銀支付駐軍的餉項而發(fā)愁，一方面還要為白銀從新疆流出國外而感到困惱，這種情況更由于在沿海償付鴉片的白銀損失而加重了。從伊犁和塔爾巴哈臺流出白銀的情況還不算嚴重，但是從六城地區(qū)外流的情況卻是嚴重的。張格爾的圣戰(zhàn)和1830年浩罕的入侵已經(jīng)引起了物價暴漲。銅錢不足和大量清軍的來到（部分軍餉是用從中國各省撥來的白銀付給的）降低了白銀折換銅錢的比價。在1827年兌換比例已跌到每兩八十蒲爾，［55］ 并且在準噶爾地區(qū)產(chǎn)生了影響。在喀什噶爾和葉爾羌的外國人利用這種低價買了大量白銀運往國外。
當局試圖鑄造一種新的六城地區(qū)純銅蒲爾來對付通貨膨脹，它僅重一錢五分，但有“當十”字樣。他們把這種蒲爾的官價定為十個雜銅標準伊犁錢，并且允許新蒲爾與舊的同時流通。當局擅自決定一個新蒲爾可換兩個舊蒲爾，雖然價值五個伊犁錢的舊蒲爾每個重一錢二分，這樣折換是不成比例的。這種新貨幣有可能增加流通中的銅幣數(shù)額，使軍隊可以在軍餉上增加銅錢對銀的比例。從1838年起，阿克蘇的造幣廠甚至進一步降低了銅幣的重量，把鑄造的新蒲爾從一錢二分降到一錢。
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新增的鑄幣，再加上白銀普遍流出清帝國境外的情況，使下跌的銀價恢復了元氣。在1845年，兌換 率提高到每兩白銀換四百蒲爾。此后，新疆駐軍的餉項主要似是“出自地方收入中的地方貨幣”。在葉爾羌市場上，白銀從原來一錠（50兩）換三、四百騰格（一萬五千至二萬蒲爾，約九百至一千二百印度安那）漲到換一千騰格（五萬蒲爾，約三千安那）。［56］
清朝對六城地區(qū)的控制似乎比以前加強了，但是在中亞已開始感覺到英俄之間的對抗；1841年有謠言說，正在和中國以及阿富汗交戰(zhàn)的英國將一個瑪赫杜姆家族成員召到了喀布爾。東突厥斯坦人的憤怒情緒和圣戰(zhàn)精神在潛滋暗長。1845年，一些柯勒克孜人襲擊英吉沙爾的郊外，一個名叫阿瓦斯的喀什噶爾鐵匠率領一支五百人的造反隊伍在索胡魯克鬧事。漢族移民幫助恢復了秩序。布彥泰報告說，柯勒克孜人的襲擊是在阿克蘇、和闐、葉爾羌和喀什噶爾等地有影響的阿訇們的鼓動下進行的，而在阿瓦斯暴動的后面有瑪赫杜姆家族，特別有布素魯汗在活動。在次年（當時有喀什噶爾發(fā)生饑荒的報告）所作的更為深入的調查斷定，七和卓并沒有和暴動發(fā)生關系。［57］
名義上由年青的胡達雅爾汗統(tǒng)治、但是事實上因領導分裂而受到損害的浩罕，又故態(tài)復萌，在1846年派出一位使者重新提出了汗國的舊要求：向巴達赫尚人、克什米爾人和所有拉達克商人（推依博特——“西藏”）征稅，另外還要求向一個主要居住在清朝境內(nèi)的柯勒克孜部落征收地租。此后不久，一些柯勒克孜人襲擊了六城地區(qū)的卡倫，然后越帕米爾逃向什克南。什克南的統(tǒng)治者阿布都熱依木送來一封信，暗示那些人是一些身份不詳?shù)暮妥浚蟾攀且恍┌咨脚伞＃?8］ 北京還是不愿滿足浩罕的要求。于是，第二年即1847年（在這一年，最后一部分哈薩克大帳正式并入俄國），浩罕發(fā)動了白山派圣戰(zhàn)，卡塔汗和倭里汗領導了對六城地區(qū)的侵犯，名為七和卓之戰(zhàn)。一支由喀什噶爾和柯勒克孜逃亡者組成的浩罕軍隊襲擊在明約洛卡的清軍，迫使他們退回喀什噶爾。在那里，浩罕的阿克沙哈勒煽動百姓向瑪赫杜姆家族的軍隊打開回城，當時三千名清軍困守在滿城之內(nèi)。倭里汗前往攻打英吉沙爾，但失敗了。謠言說，七和卓已和英國人取得諒解，［59］ 但是喀什噶爾人對張格爾的失敗以及1830年浩罕的搶掠記憶猶新。雖然有許多人參加了七和卓的軍隊，瑪赫杜姆家族的事業(yè)一般來說在人民中間的反應是冷淡的。
北京命令陜甘總督布彥泰克復失地，并以奕山為葉爾羌參贊大臣。奕山帶領數(shù)千軍隊由阿克蘇出發(fā)；一支三千人的援軍由甘肅進入新疆，戶部撥餉銀一百萬兩。當奕山于秋天到達葉爾羌前，和卓們曾進攻過這個城市，但已被趕走而撤回到了喀什噶爾。奕山的優(yōu)勢火力連戰(zhàn)皆捷。圍攻英吉沙爾的瑪赫杜姆家族的軍隊甚至未及交戰(zhàn)就望風而逃，所有侵略者隨即放棄喀什噶爾而逃回浩罕，和以前一樣跟著一起逃走的有他們招募的喀什噶爾新兵和成群結隊的同情者及其家屬。
清帝國的軍隊再次進行了可怕的報復，但是豁免了喀什噶爾地區(qū)的賦稅。一支來自伊犁和烏魯木齊的2，360人的軍隊加強了喀什噶爾的駐軍。樞紐之地巴爾楚克也是通往喀什噶爾、葉爾羌、阿克蘇與和闐各條道路的總匯，清朝在這里建造了一座新城（Yangi Shahr），與老回城分開，屯駐一萬五千到二萬名用步槍 武裝起來的步兵。每當西部各地區(qū)需要軍事力量時，首先就從那里調派。由于入侵而加強了的東突厥斯坦人和漢族移民之間的敵意，暫時終止了向喀什噶爾地區(qū)阿奇克雅黑移民的努力，但是政府仍然實行它的移民政策。1848年初，懼怕失去貿(mào)易權利的浩罕，派來一名使者否認它對七和卓的入侵負有任何責任，并表示繼續(xù)對清朝皇帝“恭順”。北京除了接受這種辯解之外也別無良策，從而再次確認了浩罕的全部權利。［60］
清朝當局——特別是喀什噶爾和葉爾蕪的阿奇木伯克們——與浩罕的阿克沙哈勒之間仍“不相合”，后者將“他們所受虐待的怨言”傳回浩罕。在喀什噶爾東北約四十里的阿斯圖（下）阿爾圖什——也叫阿爾泰（金山）阿爾圖什——清朝的地位特別脆弱，因為存在著對官方的誅求的憤慨情緒。阿斯圖阿爾圖什也被認為是十世紀黑汗王朝沙土克·布格拉汗的安葬地，歷來傳說把伊斯蘭教傳入東突厥斯坦的成就歸功于他，瑪赫杜姆家族則宣稱是他的后人。這個朝圣的重要地方的護陵人米爾·阿赫麥德·謝赫據(jù)說是六城地區(qū)僅次于阿奇木伯克的最富有的人，他也是白山派首要的宗教人物，因此浩罕能夠在他的幫助下搞一些活動。1852年，倭里汗、卡塔汗、克?？撕购丸F完庫里和卓帶了一支主要是柯勒克孜人的軍隊，襲擊阿斯圖阿爾圖什附近，進而侵犯烏什土魯番卡倫，一直到清軍把他們打跑為止。有一個時期當局拒絕恐嚇，封閉了喀什噶爾-浩罕的道路，停止了浩罕阿克沙哈勒向喀什噶爾外國商人征稅的權利。［61］
在葉爾羌則籠罩著全然不同的氣氛，那里黑山派占上風，和討厭的對外關系沒有聯(lián)系的克什米爾和巴達赫尚商人支撐著該地區(qū)的經(jīng)濟。印度北部的古拉布·辛格1842年對拉達克的統(tǒng)治建立以后，克什米爾的披巾商人告訴葉爾羌人如何清理粗羊毛，因此葉爾羌所產(chǎn)“土魯番的”（烏什土魯番的）和“庫車的”羊毛在質量方面與拉達克羊毛相等，或者超過了它。葉爾羌輸出的披巾羊毛由此增加了，它全部取道列城運往克什米爾。作為交換，鴉片輸入（清朝當局不再禁止）迅速增長，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期成為貿(mào)易的主要項目，總計每年至少一萬六千磅，價值達一萬二千英鎊。因為葉爾羌每年輸出到列城的貨物值一萬八千英鎊，并不足以抵補每年由列城輸入的價值二萬一千英鎊的貨物，所以葉爾羌商人要用白銀支付超過部分。和準噶爾地區(qū)對俄國的貿(mào)易正好相反，六城地區(qū)對印度的貿(mào)易出現(xiàn)了逆差。
然而，在七和卓之戰(zhàn)以后，收支差額開始改變了。白銀和其他中國本土出產(chǎn)的貨物原來是葉爾羌-列城-印度貿(mào)易的主要商品（茶、絲、寶石、黃金、基連和貴重藥材），現(xiàn)在不再大量運來六城地區(qū)。因而，在五十年代葉爾羌向列城出口的貨物縮減了，輸出的大部分是六城地區(qū)的本地產(chǎn)品，主要是披巾羊毛和大麻汁。
葉爾羌的對外商業(yè)開始衰落了。沿著商路的盜匪增加了。強盜們出沒于葉爾羌-列城的諸商路上和通往巴達赫尚的道路上。商隊開始武裝來往，但不時被一百到二百五十人組成的襲擊隊伍所擊敗。雖然貿(mào)易衰落，但據(jù)1853年訪問了葉爾羌三個月的英國代理人阿赫麥德·沙·納赫什班迪·賽義德和卓說，“人民對他們的統(tǒng)治者是普遍滿足和中意的。在鄉(xiāng)下除了土地稅之外沒有其他賦稅，土地稅約當生產(chǎn)物的十分之一”。在滿城中大約有六、七千清軍，但是他們“和農(nóng)村中的百姓很少或沒有交往”。［62］
英國和古拉布·辛格（1846年印度政府立他為查謨和克什米爾的大王）兩者現(xiàn)在都在探索增加他們對葉爾羌貿(mào)易的方法。古拉布·辛格作了一些“軟弱而無效的”努力想勸說葉爾羌的官員們給他以在實際和名義上管理克什米爾阿克沙哈勒的權力，因為后者“不聽來自查謨的命令”。但是大王在六城地區(qū)的影響“不夠大，不足以使阿克沙哈勒免職而另委他人”。大約在1856年，古拉布·辛格又轉而直接求阿克沙哈勒本人，派了一名代表“去為他（大王）安排向列城商人征稅之事”，但是阿克沙哈勒卻答復說，古拉布·辛格必須首先為路途上商隊的安全提供保證。1857年古拉布·辛格死后，他的兒子蘭比爾·辛格派遣另一個代表前往葉爾羌繼續(xù)提出他父親的創(chuàng)議，但是清朝當局將代表阻攔在城外的一個卡倫上“達六月之久，以后又將他不體面地趕出葉爾羌”。［63］
英國人自己只限于收集情報，主要交由本地代理人去做。然而在1856年，兩個歐洲探險家封·什拉琴威特兩兄弟赫爾曼和羅伯特經(jīng)過喀喇昆侖隘口進入和闐河流域，并由七名葉爾羌人陪同。這兩兄弟看到這些牧羊人是用俄國槍武裝起來的，就在到達距額里齊兩、三天行程的地方后帶三名和闐人一起往回轉，因為他們擔心會與清朝邊境官員發(fā)生糾紛。什拉琴威特家的第三個兄弟阿道夫在次年進入六城地區(qū)，被當時暫時控制喀什噶爾的倭里汗下令殺死。
和平靜的葉爾羌相反，喀什噶爾和庫車兩地區(qū)的叛亂情緒在沸騰。1854年，一個叫沙木蒙的人宣稱他是張格爾之兄玉素普的后代，在喀什噶爾地區(qū)罕愛里克莊領導一次叛亂。在庫車，穆斯林與非穆斯林居住在一個城子里，穆斯林勞動者對于官員的暴虐感到憤怒。［64］ 帝國的代表在1855年未經(jīng)任何審問或經(jīng)他上司的同意便處死了大約三十人。象阿斯圖阿爾圖什一樣，庫車也是一個朝圣要地，是阿勒沙德·阿?。ㄅd旺時期約在1350年）的陵墓所在，阿勒沙德·阿丁曾使莫臥兒人改信伊斯蘭教，又是庫車和卓們的祖先，這是與瑪赫杜姆家族沒有關系的納赫什班迪教團的一個單獨的分支。地方上針對清朝官吏的怨言加強了這些護守陵墓的庫車和卓們的政治上的潛勢力。
在同一年，一個名叫玉散霍卓依善（Husayn KhwājaIshān，由此名字可知他是個宗教領袖）的浩罕人，前來煽動阿斯圖阿爾圖什銅礦工人的不滿情緒。當阿斯圖阿爾圖什的穆斯林捕獲十三名潛入者并將他們遞交清朝駐軍時，他失敗了。緊接著倭里汗和鐵完庫里和卓派遣數(shù)百軍隊進入六城地區(qū)，但是清軍的槍聲迫使他們退了回去。［65］
1857年，庫車居民心中郁積的憤怒引發(fā)了一場人民暴動。清朝迅速恢復了秩序，而浩罕（它的阿克沙哈勒仍和六城地區(qū)當局不和）利用這種不安的氣氛派倭里汗和鐵完庫里進入清朝邊境。入侵者和阿斯圖阿爾圖什的人民聯(lián)合在一起向喀什噶爾進軍。鐵完庫里利用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的不得人心，廣泛散布說：“以前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和其他人引誘鐵完庫里的叔父張格爾，使之被捕并處死。現(xiàn)在伊薩克的兒于愛瑪特和穆罕默德充當喀什噶爾的阿奇木伯克，倭里汗是前來報仇的?！焙坪钡陌⒖松彻諅兒唾Q(mào)易團體以及察爾虎特人集合起來支持入侵者。阿奇木伯克愛瑪特逃入滿城。葉爾羌參贊大臣慶英立即向伊犁、烏魯木齊和喀喇沙爾求助，親清朝的穆夫提們發(fā)出“法帖萬”（具有法律效力的意見）說：可蘭經(jīng)的法典（沙里阿特）要求穆斯林殺死或者活捉入侵者，他們要穆斯林一定不要和侵略者合作，以防喪失了信仰（伊瑪尼）。［66］
在此期間倭里汗攻下英吉沙爾的回城，周圍地方的城鎮(zhèn)和鄉(xiāng)村就與入侵者共命運了。當倭里汗派遣大約七千人分兩路攻打葉爾羌時，慶英的士兵迫使和卓的西路縱隊撤退，但是東路縱隊卻對回城發(fā)起了突襲。在這時黑山派的徒眾遠多過白山派的信徒；另外納赫什班迪教團的另一支穆扎德派的地方領袖（一個名叫阿卜杜爾·拉赫曼·哈達拉特的人）也有很多追隨者。老百姓和克什米爾商人就協(xié)助駐軍抵抗入侵者，結果，倭里汗的軍隊未能得逞。
在戰(zhàn)爭中受害最大的也許要數(shù)東干人了，他們受到雙方的猜疑，因為他們中有許多人信奉另一種教派，即和卓穆罕默德·舍里甫·彼爾（死于1555—1556年或1566年，葬于葉爾羌）的烏瓦依什亞派，這一派最大的力量在伊犁的東干人和塔蘭奇人中間。例如，倭里汗的黨羽也把東干人以異教徒論處而殺害他們。從處理阿道夫·封·什拉琴威特四個伙伴的方式中還可以看出和卓的宗教政治傾向。葉爾羌的穆罕默德·阿明是一個東突厥斯坦人，他只不過被關了禁閉。克什米爾的穆斯林阿布杜拉是“一個印度人”，被賣給一個葉爾羌人為奴，價值二十五盧比。布哈拉猶太人摩拉達為了活命而改信了伊斯蘭教，并獲準與穆罕默德·阿明一起入獄，第四個伙伴是一個西藏人，因為屬于中國“種族”而被處決。［67］
不久清朝援兵從巴爾楚克前來迎擊侵略者，此時包圍葉爾羌的入侵軍已達數(shù)萬人。［68］ 清軍獲勝，打垮了侵略者，擊斃約七百人。葉爾羌在被困約七十天以后被解圍，英吉沙爾在被圍百余天后也得到解圍。在喀什噶爾，倭里汗的軍隊沒有交戰(zhàn)就逃走了。他的占領為時不到四個月。
清朝傳令嘉獎西迪克比（或伯克），此人是塔什密里克的土拉吉爾欽察部柯勒克孜阿奇木伯克的后代，因為他協(xié)助平定了騷亂，并對倭里汗的同情者進行了殘酷的報復。其余的人當中，當局處死了沙土克·布格拉汗陵墓的護陵人米爾·阿赫麥德·謝赫和他的長子。表面上是因為謝赫參與了暴動（他將女兒嫁給倭里汗），但是伯克們還要搶奪他的財產(chǎn)。他們沒收了他的財產(chǎn)。其他謝赫們開始生活得比較安分了。［69］ 由于和浩罕的貿(mào)易在戰(zhàn)爭期間已經(jīng)中斷，這時伊犁將軍札拉芬泰也力主讓安集延商民遷到喀什噶爾城外為他們建造的特設市鎮(zhèn)上，就象在伊犁和塔爾巴哈臺為哈薩克貿(mào)易所作的措施那樣。但是，軍機處、戶部、兵部和理藩院甚至反對給浩罕人以這種小小的不便，因為害怕它會引起進一步的麻煩。
然而在慶英建議下，浩罕表面上被命令引渡倭里汗作為恢復貿(mào)易的一個條件。1858年浩罕答復說：“倭里汗鬧事后，曾派人擋路，禁人附從。又將倭里汗拿禁。如準其通商，即將逆首罪名 照經(jīng)典自行懲辦?！保?0］ 清政府承認它在新疆的地位軟弱，認為立即重開貿(mào)易乃屬穩(wěn)妥之舉。因此，雖則安集延商人是1857年入侵的積極支持者，但他們未受損失。
安集延商民自身構成了一個龐大的——事實上是自由的——階級。在1858—1859年，當新的浩罕阿克沙哈勒到達喀什噶爾時，約有六千名安集延人（不包括察爾虎特人）前來歡迎他。在喀什噶爾的外國人據(jù)說約占本地人口數(shù)的四分之一，即約十四萬五千人。其中甚至包括俄國韃靼人也被官方認為是安集延人，但他們在私下和“中國人”交往時并不隱瞞自己的血統(tǒng)。
喀什噶爾人移居西部中亞者也很多。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有二百多名瑪赫杜姆家族的成員住在浩罕和馬兒亦囊。大約有五萬戶喀什噶爾的移民被稱為塔合里克，住在安集延、沙里罕（新近由烏馬兒汗建立的，幾乎專供喀什噶爾移民居?。┖涂ɡK周圍的農(nóng)村中，另有許多人住在城鎮(zhèn)里。在塔什干外面有另一移民地新城，大約住有五萬六千名喀什噶爾移民。幾乎所有這些白山派的移民都是一批接一批的逃亡者，即是從清朝統(tǒng)治之下和從對瑪赫杜姆家族的歷次入侵之后進行的報復之下逃出來的。［71］
1858年，一位新統(tǒng)治者馬爾拉汗在浩罕即位，1859年，他根據(jù)1835年中國-浩罕協(xié)定的規(guī)定派遣了汗國每年一度的貢使（從浩罕人的觀點來看，這是“禮尚往來”的活動［72］ ）。汗的主要目的是推卸他自己對入侵六城地區(qū)（這一侵略發(fā)生在他的前任胡達 雅爾汗統(tǒng)治時期）的全部責任；所以使者米爾扎阿布都剴里木帶著馬爾拉汗的信，“責備”六城地區(qū)清朝當局“軟弱和怯懦得可笑，因為他們在現(xiàn)場可指揮大批中國軍隊，但竟被一個盜匪所嚇倒”，此盜匪即指倭里汗。
那一年，作為一種經(jīng)濟措施，清朝停止從六城地區(qū)伯克們那里接收貢品。因而，當浩罕使者到達葉爾羌時，參贊大臣裕瑞“害怕這種來往的影響會傳到皇帝那里”，托辭不讓浩罕人前往京師。然而，使者決心要前往北京傳遞信件。參贊大臣因此“將整個使節(jié)團（包括米爾扎阿布都剴里木和二十四名同伴）送到靠近葉爾羌的古勒巴格（中國城），并在那里將他們暗害”。為了給他的行動辯護，裕瑞編造了一個故事，大意是說，浩罕使者在葉爾羌回城犯下了一系列罪行，毆打人民，強奸本地婦女，最后并侵犯參贊大臣的衙署。裕瑞宣稱，浩罕人在那里拔出武器，刺傷了十三個中國士兵，而米爾扎阿布都剴里木和全部他的人在戰(zhàn)斗中被殺。浩罕終于向伊犁當局說明了事情的真相，后者向皇帝轉呈了此事，裕瑞即被撤職。
清《實錄》只記述了裕瑞所說的情節(jié)。如果沒有英國代理人葉爾羌人穆罕默德·阿明的報告的話，人們就會對清朝關于浩罕隨后派來一名使節(jié)為米爾扎阿布都剴里木不可理解的舉止道歉一事的記述信以為真了。［73］
當浩罕的使者在葉爾羌被謀殺之后，浩罕和六城地區(qū)的貿(mào)易衰落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報告說，有軍隊在邊境外邊活動，而 1860年在英吉沙爾地區(qū)，當局不得不驅散由浩罕的阿克沙哈勒領導的一次示威，并把他關入獄中。1861年，在中國西北部穆斯林中間日益動蕩的背景下，圣戰(zhàn)的趨勢再次取得勢頭。米爾·阿赫麥德·謝赫的次子阿布都熱依木和布素魯汗的一個兒子發(fā)動了一次約有二百名士兵的遠征隊進入喀什噶爾地區(qū)，然后倭里汗和阿布都熱依木又領導了一次兵力達三倍以上的入侵。清朝的火器和大炮占有優(yōu)勢。清帝國的軍隊俘獲了阿布都熱依木，并殺死了四百名白山派軍隊。但是倭里汗逃進了山中。
浩罕的野心和清朝的權威之間仍未取得平衡。圣戰(zhàn)仍然在繼續(xù)。六城地區(qū)是清帝國最虛弱的贅疣。它有一個動蕩的過去，還可以預言會有一個動蕩的將來。
?。?］ 《西域置行省議》，見王佩諍編：《龔自珍全集》，卷1第105—111頁；以及《罷東南蕃舶議》（原文已佚，見王佩諍上引書，卷2第643頁）。
?。?］ 《喀什噶爾狀況》，蘇辛編（1827年），引自瓦里哈諾夫：《全集》，卷3第426頁。
?。?］ 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載《孟加拉亞洲學會雜志》，4·48（1835年12月），第660頁；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19、647頁。
?。?］ 曾問吾：《中國經(jīng)營西域史》，第303頁。葉爾羌人瑪哈本·阿明說有一萬二千人，見戴維斯編：《英屬印度西北邊境諸國貿(mào)易和資源的報告》，第363頁。
?。?］ 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0頁。但需參照瑪哈本·阿明的“口頭消息”，見戴維斯編：《印度報告》，第334和342頁。
?。?］ 曾問吾：《中國經(jīng)營西域史》，第303頁。
［7］ 曾問吾：《中國經(jīng)營西域史》，第303頁；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0頁（說汗有“大約八千匹馬”）。沃森：《中亞浩罕的烏茲別克地區(qū)紀要》，《孟加拉亞洲學會雜志》，3.32（1834年8月），第375頁；沃森：《浩罕的烏茲別克人及其二子前往麥加朝圣記》，《孟加拉亞洲學會雜志》，3.32（1834年8月），第381頁。和罕迪：《沙勃魯希史》，班圖索夫編，第115頁。作者將張格爾和他的兒子布素魯汗混淆了，日期也不正確，但是所述事實是可以清楚辨認的。參見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見戴維斯：《印度報告》，第343頁。
?。?］ 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0頁說張格爾強行攻取了該城寨。
［9］ 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63—365頁。
?。?0］ 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1頁）說，他稱之為庫拉塔克“部”的黑山派是卡達里斯人，伊薩克和卓（他準確無誤地以此名稱呼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是他們的首領。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不是瑪赫杜姆·依·阿扎姆的父系后裔。雙重關系當然也有可能，但沃森似乎可能將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和哈迪里亞派兩者同黑山派相混淆了，這是他的名字伊薩克（Ishāq）一字造成的。
［11］ 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1頁?，敼尽ぐ⒚魉觯娸d維斯：《印度報告》，第342頁。
［12］ 阿爾德：《1865—1895年英屬印度的北部邊境》，第31頁；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3頁。
?。?3］ 彼得奇：《1728—1959年西藏的貴族和政府》，第145、162—163頁。
?。?4］ 魏源：《圣武記》，卷4第57頁；曾問吾：《中國經(jīng)營西域史》，第307頁。
?。?5］ 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1頁。
?。?6］ 庫茲涅佐夫：《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在新疆的經(jīng)濟政策》，第126—127頁；弗萊徹：《1368—1884年的中國和中亞》，見費正清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第221—222、第366頁注111及112。
?。?7］ 沃森：《烏孜別克地區(qū)紀要》，第376頁；瓦里哈諾夫：《全集》，卷3第426頁。
?。?8］ 曾問吾：《中國經(jīng)營西域史》，第308頁?！洞笄逍趯嶄洝?，卷183第28頁（1831年，3月2日）。
?。?9］ 和罕迪：《沙勃魯希史》，第117頁。
?。?0］ 《大清宣宗實錄》，卷179第17—19頁（1830年12月20日）。佐口透：《十八至十九世紀東突厥斯坦社會史研究》，第477頁；參見曾問吾：《中國經(jīng)營西域史》，第309頁。
［21］ 沃森：《烏茲別克地區(qū)紀要》，第374、376頁；《大清宣宗實錄》，卷184第38頁（1831年4月5日）。
?。?2］ 《大清宣宗實錄》，卷283第2頁（1836年6月14日）。他死的時間被記為陰歷六月。由于《實錄》記敘條目的時間是陰歷五月，胡他死的時間不可能是道光十六年（1836年）。參看佐口透：《社會史研究》，第408頁，這里也說是1836年。
?。?3］ 曾問吾：《中國經(jīng)營西域史》，第310頁。
?。?4］ 關于這個名字，見西蒙諾夫等編：《蘇聯(lián)烏茲別克科學院東方文獻抄本匯編》，7.25，第5014號。佐口透把Zuhur ad-DīnTājī寫作Zohr al-Dīn（《東突厥斯坦社會史研究》，第486—492頁），這是不可能的。
?。?5］ 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25—326頁）聲稱清朝是要求和平的。沃森在《烏茲別克地區(qū)紀要》中說，作霍爾敦是作為“從北京派去的使節(jié)……談判和平”的，見第375頁。1835年的中國-浩罕協(xié)定的輪廓可能是在這一次擬定的。也見《大清宣宗實錄》，卷195第12、15—16頁（1831年9月28日）；卷197第19頁（1831年11月3日）。
?。?6］ 《大清宣宗實錄》，卷199第18頁（1831年11月27日）。
?。?7］ 沃森：《烏茲別克地區(qū)紀要》，第376頁；《大清宣宗實錄》，卷207第26頁（1832年4月13日）；柏尼思：《布哈拉之行》，卷2第378頁。
［28］ 《大清宣宗實錄》，卷209第18頁（1832年5月11日）。參見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1頁。那里的“十二年”顯然是“二年”之誤。
［29］ 《大清宣宗實錄》，卷214第19頁（1832年7月18日）；卷215第2—3頁（1832年7月27日）；卷26O第15頁（1834年12月15日）。
?。?0］ 沃森：《烏茲別克紀要》，第375—377頁（據(jù)說總共有二萬名步兵，其中一萬名駐在喀什噶爾）。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54—655頁。
?。?1］ 《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54頁；《烏茲別克紀要》，第376頁。
?。?2］ 《烏茲別克紀要》，第376頁。
?。?3］ 《大清宣宗實錄》，卷235第22頁（1833年6月2日）；卷238第4頁（1833年7月20日）。
?。?4］ 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25頁。（此書將清朝政策的改變歸因于浩罕對哈薩克人和柯勒克孜人控制的擴大）；《大清宣宗實錄》，卷261第11頁（1835年1月1日）。
［35］ 《大清宣宗實錄》，卷244第18—19頁（1833年11月30日），第39—40頁（1833年12月9日）；沃森：《烏茲別克紀要》，第375頁；沃森：《麥加朝圣記》，第381頁。
?。?6］ 《大清宣宗實錄》，卷262第21頁（1835年2月15日），第24頁（1835年2月16日）；也見第27頁（1835年2月19日）。
?。?7］ 《烏茲別克紀要》，第376頁。參見阿赫麥德·沙·納赫什班迪：《旅行記》，他說在葉爾羌和北京之間正常的旅程是“六個月”。
?。?8］ 《大清宣宗實錄》，卷254第5—6頁（1834年8月9日）；卷257第8—10頁（1834年10月22日）；卷260第15—16頁（1834年12月15日）；卷261第35—36頁（1835年1月21日）；卷262第20—23頁（1835年2月15日）。
?。?9］ 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25頁（將特許權的贏得特別歸功于愛連拍迪沙），第341、401頁；瑪哈木·阿明所述，見戴維斯：《印度報告》，第345頁（也提到愛連拍迪沙）；參看貝柳：《喀什噶爾史》，載福賽思：《1873年出使葉爾羌報告》，第185頁；還可參看和卓巴哈杜爾汗的報道，見沃森：《烏茲別克紀要》，第375頁，以及沃森的《朝圣記》，第381頁。
?。?0］ 《Ta＇rīkh-i sihgārī》，無名氏手稿，大英博物館東方8156號（完成于1874年），錯誤地把權力歸于阿卜杜拉·帕沙巴西，第8卷第9張。
［41］ 庫茲涅佐夫：《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在新疆的經(jīng)濟政策》，第6、9、136—139、174頁，注23，這里對俄國過去作家的批評沒有考慮到1834—1835年事件。
?。?2］ 《大清宣宗實錄》，卷265第7頁（1835年5月5日）。佐口透：《東突厥斯坦社會史研究》，第495—496頁。
?。?3］ 皮爾森：《古吉拉特的商人和統(tǒng)治者：對十六世紀葡萄牙人的反應》，第17—18頁。
?。?4］ 瓦列哈諾夫：《全集》，卷2第401、680頁。
［45］ 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41頁；也見曾問吾的《中國經(jīng)營西域史》（第312頁），他說商人是從安集延城來的；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58頁；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57頁。但可參閱阿赫麥德·沙的另一種不同的說法，見《從克什米爾經(jīng)拉達克到葉爾羌的行程》，第382頁。
?。?6］ 戴維斯編：《印度報告》，附錄100第29頁；附錄24第193—196頁。穆罕默德·阿明：《東突厥斯坦史》，第346頁注。阿赫麥德·沙：《從克什米爾經(jīng)拉達克到葉爾羌的行程》，第381頁。阿赫麥德·沙：《旅行記》，第347頁。
［47］ 《大清宣宗實錄》，卷267第19—20頁（1835年7月16日）；卷283第2頁（1836年6月14日），卷291第25—27頁（1836年12月23日）；卷292第3—5頁（1837年1月9日）。納里夫金：《浩罕王國史》，第164頁。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見戴維斯：《印度報告》，第312頁注，第326—334、345—348頁。他的報道和清朝有關色勒庫爾首領們的編年資料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8］ 鈴木中正：《圍繞西藏的中印關系史》，第222—223頁；《大清宣宗實錄》，卷33O第29—30頁（1840年3月2日）。
?。?9］ 《大清宣宗實錄》，卷293第23—24頁（1837年3月2日）；卷298第31—32頁（1837年7月30日）；卷301第8—9頁（1837年8月5日）。沃森：《烏茲別克地區(qū)紀要》，第375頁。參看沃森：《麥加朝圣記》，第381頁。
?。?0］ 在費正清的《中國人的世界秩序中的早期條約制度》（載他編的《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第260頁）中也清楚地談到：“最惠國條款發(fā)端于清帝國想對所有非中國人顯示一種高于他們的一視同仁的愿望?！?
?。?1］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中譯本，卷1第337頁。
?。?2］ 阿瑟·韋利：《中國人眼中的鴉片戰(zhàn)爭》，第185頁。馬木留克人有類似情況，參見戴維·阿亞倫：《馬木留克王國的火藥與火藥武器：對中世紀社會的一個挑戰(zhàn)》。
［53］ 沃森：《中國韃靼里亞與和闐紀要》，第662頁。
?。?4］ 庫茲涅佐夫：《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在新疆的經(jīng)濟政策》，第79—80頁。
?。?5］ 曹振鏞編：《欽定平安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38第22頁；庫茲涅佐夫：《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政府在新疆的經(jīng)濟政策》，第149頁。
［56］ 《大清宣宗實錄》，卷419第19頁（1845年8月20日）。戴維斯：《印度報告》，附錄24第191頁；穆罕默德·阿明所述，第339頁。
［57］ 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415頁；卷3第152頁。《大清宣宗實錄》，卷417第2頁（1845年6月6日）、12—13頁（1845年6月13日）、21頁（1845年6月25日）；卷432第22—23頁（1846年9月17日）。
?。?8］ 《大清宣宗實錄》，卷428第19頁（1846年5月18日）；卷432第8—10頁（1846年9月1日）；卷433第17—18頁（1846年10月13日）；卷434第5頁（1846年10月26日）；卷436第17—18頁（1847年1月9日）。
?。?9］ 瓦里哈諾夫：《全集》，卷3第152頁。
?。?0］ 阿赫麥德·沙：《旅行記》，第347—348頁。《大清宣宗實錄》，卷451第20頁（1848年2月29日）；卷453第7頁（1848年4月9日）。
［61］ 穆罕默德·阿明所述（有些歪曲），見戴維斯：《印度報告》，第349頁。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45、670頁；阿赫麥姆·沙：《旅行記》，第349頁。
?。?2］ 戴維斯：《印度報告》，第66—67、69、190—192頁；坎寧漢：《從自然、統(tǒng)計和歷史角度看拉達克》，第245、253頁；阿赫麥德·沙：《旅行記》，第348—349頁。
?。?3］ 戴維斯：《印度報告》，第69、88、193—196頁。
［64］ 陳慶?。骸稄?828年暴動到阿古柏時期的新疆史》，第39—40頁。陳在這篇博士論文中所寫的日期（1854年8月30日）系1854年10月21日之誤。奕?等編：《欽定平定陜甘新疆回匪方略》（1896年序，卷1第11頁），以及《大清文宗實錄》，卷228第22頁（1857年7月16日）。
?。?5］ 佐口透在《東突厥斯坦社會史研究》（第516頁）中把玉散霍卓依善（Yu-san Huo-cho I-shan）轉寫成“Yusan？Khwāja I-shan”。這個名字的第一部分表示üsn，顯然是Husayn的突厥化，這可以從基比洛夫和宗伐佐所編《維吾爾文-俄文字典》（第287頁）得到證實?！稓J定平定陜甘新疆回匪方略》，卷1第3頁。
?。?6］ 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見戴維斯：《印度報告》，第350頁；《欽定平定陜甘新疆回匪方略》，卷4第13頁?？ξ鬟_關于倭里汗入侵的報道，見羅斯編譯：《喀什噶爾的三份突厥文手稿》，第7、14頁；羽田明：《倭里汗之亂的一件史料》，載《冢本博士紀念論集》，第65頁。
?。?7］ 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41頁注3；赫爾曼·封·什拉琴威特-薩孔倫斯基：《印度和亞洲高原旅行記》，卷4第282頁。
［68］ 曾問吾：《中國經(jīng)營西域史》，第315頁。這個數(shù)字似乎高了一些。
?。?9］ 瓦里哈諾夫：《全集》，卷2第345頁；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見戴維斯：《印度報告》，第331頁。
［70］ 《欽定平定陜甘新疆回匪方略》，卷10第24頁?！洞笄逦淖趯嶄洝罚?67第5頁（1858年11月18日）；卷247第13頁（1858年4月16日）。
［71］ 瓦里哈諾夫：《全集》，卷1第394、602頁；卷2第343—344、369頁。《烏茲別克社會主義共和國史》，卷1第662頁。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見戴維斯：《印度報告》，第349、351頁。
?。?2］ 沃森：《烏茲別克紀要》，第375頁。
?。?3］ 穆罕默德·阿明所述，見戴維斯：《印度報告》，第352頁（Abdul kim〔‘Abdal-Qā’im〕必然是‘Abd al-kārīm之誤。Qāim不是真主的九十九個名字中的一個。清朝的資料是阿布都剴里木A—pu—tu—k’ai-li-mu）。參看佐口透：《東突厥斯坦社會史研究》，第525—526頁。佐口透的敘述是以清朝資料為依據(j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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