璞鼎查雖于1841年5月接到任命，但直到8月他才到達香港。在這段時間，義律面臨奉清帝詔令集結于廣州的軍隊。琦善已由三位官員集體接替：一是皇帝堂兄弟奕山，一是滿洲貴族隆文，另一位是七十高齡完全耳聾的漢族將軍楊芳，后者因在喀什噶爾擒獲張格爾而聞名。整個二月份，軍隊源源進入廣州。他們重新建設防守陣地；設置水路障礙；招募地方兵勇；而且廣州士紳也被鼓勵對他們的城市進行愛國主義的防御。然而第一個到廣州的楊芳幾乎立刻看到軍事形勢已毫無希望：中國海軍實際上已經(jīng)崩潰；新城的城墻正在倒塌；佛山鑄造廠新鑄造的五噸重的大炮沒有架設起來；軍隊也不可靠。

　　所有這些行動使義律認為，穿鼻草約并沒有受到尊重。他再次沿河而上；在擊毀沿途一些炮臺之后于3月2日到達廣州。于是中國代表不得不再次提出舉行談判，俾使廣州脫離英國大炮的威脅。楊芳沒有別的選擇，只得同意重新開放貿(mào)易；雖然如此，他在呈送北京的奏章中對這個協(xié)議未敢明言，只是暗示了一下。4月14日，三人中的另外兩個好戰(zhàn)分子到來，致使這種暫時的休戰(zhàn)也不能維持下去了。當奕山和隆文開始準備火木排并武裝更多的地方兵勇時，楊芳不得不跟著干。于是，義律再次看到休戰(zhàn)受到了威脅，并要求中國方面停止這些準備，但沒有得到答復?？墒蔷驮谒扇⌒袆又?，1841年5月21日奕山終于發(fā)動了一場殲滅戰(zhàn)，他放出燃燒著的木排，順江而下沖向停在黃埔江上的英國艦隊。在隨之發(fā)生的戰(zhàn)斗中，中國戰(zhàn)艦被擊毀七十一只，岸上的炮臺失守六十座。然后在復仇女神號保護下，運兵船沿城行駛送部隊登陸；英軍占據(jù)了廣州舊城外北面的高地。省城正位于這些高地之下，從而有完全聽任英軍野戰(zhàn)炮轟擊的危險。在那時，中國人已多次違背諾言，英國陸軍少將郭富認為他們應該馬上前進占領該城。但義律仍然相信他們會得到“未受冒犯的百姓”在感情上的支持，希望使廣州免于一場屠殺。［1］ 這位全權大使當然占了上風。5月27日簽訂了一項協(xié)定，根據(jù)這個協(xié)定三位中國欽差大臣及一切外省軍隊都同意退出這個城市，并答應在一周之內(nèi)交出六百萬元的“贖金”以使廣州免遭破壞。當這個協(xié)定付諸執(zhí)行時，英國人回到他們的船上，等候璞鼎查的到來。

　　5月份對廣州的進攻，對英國人來說并沒有直接的軍事意義，但對中國人來說就帶來了嚴重的后果。首先，隨著這次襲擊（其中有掠奪和混亂），平日無賴的本地盜匪和三角洲的海盜變得比以前更加膽大妄為了。［2］ 兩廣的大部分地區(qū)——特別是兩省之間的丘陵邊境——幾乎迅速被匪幫占據(jù)。所以從1841年至1850年社會秩序日益混亂，這實際上觸發(fā)了太平軍叛亂。［3］ 其次，產(chǎn)生了一種深深影響到中國后來與西方關系的排外傳統(tǒng)。當廣州北邊的英軍和印度軍等待中國當局來履行贖買協(xié)定的條款時，他們在三元里集鎮(zhèn)上和集鎮(zhèn)附近掠奪了幾處廟宇和強奸了幾名婦女。這些具體的刺激，再加上廣大人民群眾對戰(zhàn)爭的焦慮，促使對外國人的比較溫和的那一套陳舊看法變成了恐外的種族主義情緒。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在5月份的最后兩天，當?shù)丶澥空偌舜蠹s兩萬名義憤填膺的農(nóng)民，試圖用鋤頭、鎬、鐵頭梭標和大刀去屠殺這些外國兵。在嚴重的起義發(fā)生之前，廣州知府命令鄉(xiāng)紳領袖們遵守停戰(zhàn)協(xié)定，解散他們的非正規(guī)軍。鄉(xiāng)勇們滿懷憤怒地撤退了，他們相信，如果不是官方干涉，他們能夠擊敗敵人。后來的民間傳說和官方報告對這個信念又添枝加葉，以致使很多中國人認為，如果允許三元里鄉(xiāng)勇去打仗的話，他們的國家確實會打贏這次戰(zhàn)爭。因為義律威脅著要炮擊廣州，廣州知府這時解散他們是當然的；可是他并未被歡呼為救星，反而被稱作是一個“賣國”的怯懦官僚。總之，求助無門的官員們這時正普遍成為替外夷的勝利承擔過失的替罪羊。

　　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后期，當排外運動擴展到北方時，同樣的事件接二連三地不斷發(fā)生；通常是好心的地方官充分意識到停泊在他衙門的窗外河流上的歐洲炮艦會勒索多大的代價，可是紳士們卻同時在街頭張貼聲明，聲討地方官“背信棄義”地保護外國傳教士使之免于“正義”的暴民的報復。后來，這類事件發(fā)展到這樣一種程度，即地方官員個人已不再受到斥責，而累及朝廷來遭受非難了。居民中有些人有反滿潛意識，這就很容易使人想到：滿清“異族”王室為了犧牲中國人民的利益以保全他們自己，正在向外夷讓步，姑息養(yǎng)奸。從這個意義上說，三元里事件是一長串群眾騷亂事件中的第一件，這種騷亂最終形成了共和革命運動中的反滿民族主義。

　?。?］ 1841年11月18日義律呈阿伯丁伯爵公函，外交部檔案17/46；義律致郭富公函，包括3頁，見于1841年5月21日和24日的公函，外交部檔案17/46，倫敦檔案局。

　?。?］ 參見《籌備夷務始末·道光朝》，卷29第23頁。

　?。?］ 小韋克曼：《1839—1861年中國南方的社會騷亂》，第117—1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