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guān)忽必烈時期的漢文基本史料既零散又相互歧異。《元史》中忽必烈的本紀(jì)是極有用的編年記錄，應(yīng)該與該書中重要人物的列傳一起閱讀。后出的柯紹忞的《新元史》、邵遠(yuǎn)平的《元史類編》、屠寄的《蒙兀兒史記》都有為《元史》做的補(bǔ)傳并提供了《元史》所沒有的有價值的細(xì)節(jié)。陳邦瞻的《宋史紀(jì)事本末》和《元史紀(jì)事本末》用主題敘事的方式論述重要事件特別是軍事，而不是簡單的編年史。
14世紀(jì)30年代刊行的元代基本行政手冊《元典章》，囊括了忽必烈時期的財政和政府管理及其問題。兩個被蒙古征服的朝代的歷史《金史》和《宋史》，不僅校正了蒙古人的觀點(diǎn)，亦可瞥見金和宋對蒙古人的回應(yīng)。查爾斯·A.彼德森用這兩部史書，參考其他資料，寫出了兩篇有關(guān)宋對蒙古入侵中國北方的反應(yīng)的重要論文。［1］
其他漢文基本史料集中反映了忽必烈初起和在位時的特殊事件。《辨?zhèn)武洝罚?］ 和念常的《佛祖歷代通載》，［3］ 記述了1258年和1281年佛道辯論的基本情況?！赌显t野史》（卡米耶·塞松翻譯）［4］ 敘述了忽必烈成為蒙古世界領(lǐng)袖之前進(jìn)軍云南的情況。還有專門的典籍專述元朝與高麗的重要關(guān)系（《元高麗紀(jì)事》）、［5］ 稅糧政策（《大元倉庫記》）、［6］ 馬匹管理（《大元馬政記》）［7］ 和海運(yùn)的革新（《大元海運(yùn)記》）［8］ 。著名元代官員和文士如趙孟頫的作品亦記述了在忽必烈時期起過重要作用人物的生平軼事，既有漢人也有蒙古人。
由于元是更大的蒙古世界的一部分，外國歷史學(xué)家和游客的作品也是極有價值的史料。同時代的波斯史家志費(fèi)尼、拉施特和術(shù)茲札尼的著作（前兩部被約翰·A.波義耳翻譯成英文，第三部由H.G.拉弗梯譯成英文），［9］ 都提供了有關(guān)忽必烈朝的可信記載。1451年由鄭麟趾完成的高麗編年史《高麗史》，提供了元與早已和中國頻繁密切接觸的高麗間關(guān)系的不可缺少的記錄。前往蒙古統(tǒng)治區(qū)的基督教使節(jié)的作品，在克里斯托弗·道森的《出使蒙古記》［10］ 中有通俗易懂的譯文，另有威廉·柔克義翻譯的《魯不魯乞東游記》。［11］ 這一時期從歐洲前往中國的最著名的旅行家馬可·波羅對忽必烈的盛世做了無與倫比的描述。慕阿德和伯希和在《馬可·波羅游記》中翻譯了馬可·波羅的著作，［12］ 輔之以大量的注釋（單獨(dú)出版）；［13］ 此外還有里奧剌多·奧勒斯基的《馬可·波羅的亞洲》的譯文。［14］ 馬可·波羅的著作為忽必烈和他的宮廷以及他統(tǒng)治時代的中國繪出了引人注意的圖景。蒙古編年史《白史》［15］ 記述了忽必烈和他的繼承者將薩滿和佛教僧侶觀點(diǎn)糅合的過程。后來的蒙古編年史書如《阿勒坦·脫卜赤》［16］ 受佛教影響甚深，公正地說，它們的敘事并不是很精確。藏文史書《青史》，［17］ 敘利亞《敘利亞編年史》的記載，［18］ 亞美尼亞國王海都的游記，［19］ 盡管不像其他內(nèi)容詳盡的外國編年史書那樣有意義，也還是有用的。
當(dāng)代研究成果
忽必烈的僅有的西方文字的傳記是莫里斯·羅沙比的《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時代》，［20］ 該書還提供了一個亞洲文字和西方文字史料的參考書目。同一作者的其他論著研究了忽必烈和他的家族，包括《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婦女》［21］ 和《關(guān)于少數(shù)民族的中國神話：對忽必烈的個案研究》。［22］ 其他的中文和日文的傳記，如周良霄［23］ 、勝藤猛［24］ 、李唐［25］ 、愛宕松男［26］ 所寫的傳記，主要依據(jù)的是東亞的資料，很少引用中東的史料和西方文字的研究成果。
研究忽必烈早年生活和他的謀臣的，有羅沙比的論著和蕭啟慶［27］ 、姚從吾［28］ 、夏光南［29］ 的論文，特別是陳學(xué)霖研究忽必烈謀臣劉秉忠(11) 和姚樞(12)的論文。
有幾部深入研究忽必烈的都城的著作，研究大都最細(xì)致的是南?！.斯坦哈特的博士論文；(13)原田淑人(14)、駒井和愛(15)、石田干之助［30］ 以及最近南希·S.斯坦哈特［31］ 都對忽必烈的夏都上都進(jìn)行了研究。吉謝列夫則報告了蘇聯(lián)發(fā)掘哈刺和林蒙古古城的情況。［32］
研究忽必烈的早期政策的成果有戴維·M.法夸爾對元代政府結(jié)構(gòu)的研究［33］ 和傅海波的《從部落領(lǐng)袖到至高無上的皇帝和神：元代的正統(tǒng)觀念》，［34］ 后者對忽必烈的政治敏銳做了精辟的論述。舒爾曼關(guān)于元代財政制度的論著，［35］ 詳細(xì)解釋了忽必烈的經(jīng)濟(jì)政策。其他社會和經(jīng)濟(jì)問題的研究有有高巖對農(nóng)民的研究，［36］ 羅榮邦對大運(yùn)河的研究，［37］ 鞠清遠(yuǎn)［38］ 、翁獨(dú)?。?9］ 對匠人的研究，村上正二(11)、愛宕松男(12)和近年來托馬斯·T.愛爾森(13)、伊麗莎白·恩迪科特-韋思特(14)對“斡脫”進(jìn)行的研究。彼得·奧勃里赫特的著述研究了驛傳制度。(15)最近研究蒙古和元代軍事制度的有蕭啟慶［40］ 和岡瑟·曼戈?duì)柕隆＃?1］ 陳恒昭［42］ 和保爾·拉契內(nèi)夫斯基［43］ 研究了法律革新問題。
忽必烈時期學(xué)術(shù)的發(fā)展開始引起注意。在陳學(xué)霖和威廉·T.德巴里編輯的論文集［44］ 中收錄了一批研究元代理學(xué)的論文。野上俊靜［45］ 和保爾·拉契內(nèi)夫斯基［46］ 探討了元代佛道之爭中佛教的地位問題。約瑟夫·蒂洛也對佛道之爭做了研究。［47］ 吐蕃佛教僧人八思巴的貢獻(xiàn)，現(xiàn)在還沒有全面的研究。L.畢達(dá)克的《吐蕃與宋、蒙古的關(guān)系》［48］ 和傅海波的《元代中國的吐蕃人》［49］ ，以及中野美代子關(guān)于八思巴新字的研究，(11)是很好的開頭，但是對八思巴的影響還需要更多的研究。莫里斯·羅沙比研究了伊斯蘭教的作用。(12)孫克寬在他的論文《虞集與元代江南的道教》(13)和用中文寫作的其他論著中，研究了道教新教規(guī)和元代道教的影響。慕阿德在《1550年前中國的基督教徒》(14)中敘述了基督教與蒙古的關(guān)系。E.A.沃利斯·布治［50］ 和詹姆斯·A.蒙哥馬利［51］ 翻譯了聶思脫里教徒在中東和歐洲的旅行記。
元代宮廷的文化保護(hù)已經(jīng)引起學(xué)者的注意，并否定了蒙古人保留蒙昧野蠻狀態(tài)的設(shè)想。尼古拉·鮑培［52］ 和中野美代子［53］ 對八思巴新字做了研究。在詹姆斯·I.克倫普的著作中論述了蒙古人對戲劇的保護(hù)，［54］ 斯蒂芬·H.韋斯特的論文探討了蒙古對中國戲劇的影響。［55］ 李雪曼和何惠鑒的《蒙古統(tǒng)治下的中國藝術(shù)：元代（1279—1368年）》，［56］ 詹姆斯·卡希爾的《山水畫：元代（1279—1368年）的中國畫》，［57］ 瑪格麗特·梅得利的《元代瓷器與硬陶器》，［58］ 探討了元代對藝術(shù)的影響，包括繪畫、制陶、雕刻和紡織等方面。
并不是所有忽必烈發(fā)動的對外軍事戰(zhàn)爭都已被深入研究過。威廉·亨索恩在《高麗：蒙古的入侵》［59］ 中研究了蒙古在高麗的擴(kuò)張問題。喬治·桑塞姆的《1334年前的日本史》，(11)Hori Kyotsu的博士論文《蒙古入侵和鐮倉幕府》，［60］ 對認(rèn)識征打日本有很大幫助。［61］ 在《從蒙古帝國到元朝：帝國在蒙古和中亞統(tǒng)治形式的變化》［62］ 中，竇德士對與海都的戰(zhàn)爭進(jìn)行了深入的研究。對南亞的遠(yuǎn)征，尤其是對爪哇的戰(zhàn)爭，還急需展開研究。
忽必烈后期的衰敗跡象，也需要更多的研究。40年前傅海波對阿合馬的研究，［63］ 需要補(bǔ)充修改。他對桑哥的研究，［64］ 已為L.畢達(dá)克近來的研究所補(bǔ)充。［65］ 但是需要更多的基礎(chǔ)研究來澄清對這兩個官員的看法，亦要澄清對盧世榮的看法，他在《元史》中也被列為奸臣。楊璉真加的活動也應(yīng)該重新加以考證，因?yàn)榇髅芪⒚麨椤赌纤瘟昴埂返恼撐模?6］ 是在60年前發(fā)表的。傅海波在《蒙古統(tǒng)治下的中國》中的論文里，已對楊發(fā)掘宋陵的作用做了新的評價。⑧
?。?］ [379]查爾斯·A.彼德森：《舊幻想與新現(xiàn)實(shí)：1217—1234年宋的對外政策》；[378]《1211—1217年宋對蒙古入侵北方的最初反應(yīng)》。
?。?］ [632]祥邁：《辨?zhèn)武洝罚洞笳滦薮蟛亟?jīng)》，卷52，第751—781頁。
?。?］ [633]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大正新修大藏經(jīng)》，卷49，第477—735頁。
?。?］ [436]卡米耶·塞松：《南詔野史》（巴黎，1904年版）。
?。?］ [641]無名氏：《元高麗紀(jì)事》，《史料叢編》四編（臺北，1972年版）。
?。?］ [639]無名氏：《大元倉庫記》，《史料叢編》四編（臺北，1972年版）。
?。?］ [638]無名氏：《大元馬政記》，《史料叢編》四編（臺北，1972年版）。
?。?］ [637]無名氏：《大元海運(yùn)記》，《史料叢編》四編（臺北，1972年版）。
?。?］ 見本書“書目介紹”第805頁注釋③、④、⑤，第806頁注釋①、②。
［10］ [87]克里斯托弗·道森編：《出使蒙古記》（紐約，1955年版）。
?。?1］ [415]威廉·柔克義：《魯不魯乞東游記》（倫敦，1900年版）。
?。?2］ [328]慕阿德、伯希和：《馬可·波羅游記》（倫敦，1938年版）。
?。?3］ [326]慕阿德：《馬可·波羅游記別注》（坎布里奇，1957年版）；[373]伯希和：《〈馬可·波羅游記〉注釋》，3卷（巴黎，1958—1973年版）。
?。?4］ [361]里奧剌多·奧勒斯基：《馬可·波羅的亞洲》（伯克力，1960年版）。
［15］ [434]克勞斯·薩噶斯特譯：《白史》（威斯巴登，1976年版）。
?。?6］ [32]查爾斯·R.鮑登譯：《蒙古編年史阿勒坦·脫卜赤》（威斯巴登，1955年版）。
?。?7］ [416]羅列赫譯：《青史》，第2版（德里，1976年版）。
?。?8］ [40]沃利斯·布治譯：《敘利亞編年史》，2卷（倫敦，1932年版）。
［19］ [37]約翰·A.波義耳在《小亞美尼亞國王海都出使蒙哥汗廷紀(jì)行》一文中，對此游記做了說明。
［20］ [426]莫里斯·羅沙比：《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時代》（伯克力和洛杉機(jī)，1988年版）。
?。?1］ [425]莫里斯·羅沙比：《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婦女》。
?。?2］ [424]莫里斯·羅沙比：《關(guān)于少數(shù)民族的中國神話：對忽必烈的個案研究》。
?。?3］ [810]周良霄：《忽必烈》（長春，1986年版）。
［24］ [244]勝藤猛：《忽必烈汗》（東京，1966年版）。
［25］ [767]李唐：《元世祖》（臺北，1978年版）。
?。?6］ [366]愛宕松男：《忽必烈汗》（東京，1941年版）。
?。?7］ [853]蕭啟慶：《忽必烈時代“潛邸舊侶”考》。
?。?8］ [828]姚從吾：《忽必烈汗對于漢化態(tài)度的分析》。
?。?9］ [839]夏光南：《元代云南史地叢考目錄》（上海，1935年版）。
?。?0］ [214]石田干之助：《關(guān)于元之上都》。
?。?1］ [475]斯坦哈特：《中國的帝都規(guī)劃》，第150—154頁。
［32］ [250]S.V.吉謝列夫編：《古代蒙古城市》（莫斯科，1965年版）。
?。?3］ [110]戴維·M.法夸爾：《元代政府的結(jié)構(gòu)與職能》。
?。?4］ [126]傅海波：《從部落領(lǐng)袖到至高無上的皇帝和神：元代的正統(tǒng)觀念》（慕尼黑，1978年版）。
［35］ 見[441]舒爾曼：《元代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元史〉卷93—94譯注》（坎布里奇，1956年版）和[442]《13世紀(jì)蒙古的貢納制》。
?。?6］ [17]有高巖：《元代農(nóng)民的生活》。
?。?7］ [292]羅榮邦：《忽必烈時期（1260—1294年）關(guān)于糧食運(yùn)輸?shù)臓幷摗贰?
［38］ [879]鞠清遠(yuǎn)：《元代系官匠戶研究》。
?。?9］ [840]翁獨(dú)?。骸段用撾s考》。
?。?0］ [195]蕭啟慶：《元代的軍事制度》（坎布里奇，1978年版）。
［41］ [300]岡瑟·曼戈?duì)柕拢好晒沤y(tǒng)治下的中國軍事制度》（班貝格，1971年版）。
［42］ [63]陳恒昭：《蒙古統(tǒng)治下的中國法律傳統(tǒng)》（普林斯頓，1979年版）。
［43］ [412]保爾·拉契內(nèi)夫斯基：《元法典》，4卷（巴黎，1937—1985年版）。
?。?4］ [55]陳學(xué)霖和威廉·T.德巴里編：《元代思想：蒙古統(tǒng)治下的中國思想和宗教》（紐約，1982年版）。
［45］ 見[348]野上俊靜：《元代道佛二教的爭執(zhí)》和[349]《關(guān)于元代的宣政院》二文。
?。?6］ [410]保爾·拉契內(nèi)夫斯基：《蒙古大汗和佛教》（萊比錫，1954年版）。
?。?7］ [497]約瑟夫·蒂洛：《蒙古時期的佛道之爭》。
?。?8］ [377]L.畢達(dá)克：《吐蕃與宋、蒙古的關(guān)系》。
?。?9］ [143]傅海波：《元代中國的吐蕃人》。
?。?0］ [41]E.A.沃利斯·布治：《中國皇帝忽必烈汗的僧侶》（倫敦，1928年版）。
?。?1］ 詹姆斯·A.蒙哥馬利譯：《亞巴拉哈三世史》（紐約，1927年版）。
?。?2］ [384]尼古拉·鮑培：《蒙古八思巴字文獻(xiàn)》（戚斯巴登，1957年版）。
?。?3］ [340]中野美代子前揭書。
?。?4］ [80]詹姆斯·I.克倫普：《忽必烈汗時期的中國戲劇》（塔克森，1980年版）。
［55］ [539]斯蒂芬·H.韋斯特：《北戲發(fā)展中的蒙古影響》。
?。?6］ [282]李雪曼和何惠鑒：《蒙古統(tǒng)治下的中國藝術(shù)：元代（1279—1368年）》（克利夫蘭，1968年版）。
［57］ [45]詹姆斯·卡希爾：《山水畫：元代（1279—1368年）的中國畫》（紐約，1976年版）。
［58］ [307]瑪格麗特·梅得利：《元代瓷器與硬陶器》（紐約，1974年版）。
［59］ [181]威廉·亨索恩：《高麗：蒙古的入侵》（萊登，1963年版）。
?。?0］ [190]Hori Kyotsu：《蒙古入侵和鐮倉幕府》（哥倫比亞大學(xué)1967年博士論文）。
?。?1］ 關(guān)于蒙古入侵的研究，日本有很多成果。經(jīng)典性的研究是[207]池內(nèi)宏的《元寇的新研究》（東京，1931年版）。近年的論著有[546]山口修的《蒙古襲來》（東京，1964年版，1979年再版）；[179]旗田巍的《元寇：蒙古帝國的內(nèi)部事務(wù)》（東京，1965年版）；[4]阿部征寬：《元寇襲來》（東京，1980年版）；[5]相田二郎：《蒙古襲來之研究》（東京，1971年版）。[246] 川添昭二的《蒙古襲來研究史論》（東京，1977年版），對新研究成果進(jìn)行了歷史分析。亦見[216]石井進(jìn)《中世紀(jì)日本》的有關(guān)章節(jié)， 載《劍橋日本史》第3卷（坎布里奇，1990年版），第131—148頁。
［62］ [85]竇德士：《從蒙古帝國到元朝：帝國在蒙古和中亞統(tǒng)治形式的變化》。
?。?3］ [114]傅海波：《阿合馬在忽必烈時期經(jīng)濟(jì)發(fā)展方面的貢獻(xiàn)》。
?。?4］ [134]傅海彼：《從〈元史〉卷205〈奸臣傳〉看忽必烈時期的畏兀兒政治家桑哥的活動》。
?。?5］ [376]L.畢達(dá)克：《元代的吐蕃政治家桑哥》。
?。?6］ [93]戴密微：《南宋陵墓》。
14世紀(jì)30年代刊行的元代基本行政手冊《元典章》，囊括了忽必烈時期的財政和政府管理及其問題。兩個被蒙古征服的朝代的歷史《金史》和《宋史》，不僅校正了蒙古人的觀點(diǎn)，亦可瞥見金和宋對蒙古人的回應(yīng)。查爾斯·A.彼德森用這兩部史書，參考其他資料，寫出了兩篇有關(guān)宋對蒙古入侵中國北方的反應(yīng)的重要論文。［1］
其他漢文基本史料集中反映了忽必烈初起和在位時的特殊事件。《辨?zhèn)武洝罚?］ 和念常的《佛祖歷代通載》，［3］ 記述了1258年和1281年佛道辯論的基本情況?！赌显t野史》（卡米耶·塞松翻譯）［4］ 敘述了忽必烈成為蒙古世界領(lǐng)袖之前進(jìn)軍云南的情況。還有專門的典籍專述元朝與高麗的重要關(guān)系（《元高麗紀(jì)事》）、［5］ 稅糧政策（《大元倉庫記》）、［6］ 馬匹管理（《大元馬政記》）［7］ 和海運(yùn)的革新（《大元海運(yùn)記》）［8］ 。著名元代官員和文士如趙孟頫的作品亦記述了在忽必烈時期起過重要作用人物的生平軼事，既有漢人也有蒙古人。
由于元是更大的蒙古世界的一部分，外國歷史學(xué)家和游客的作品也是極有價值的史料。同時代的波斯史家志費(fèi)尼、拉施特和術(shù)茲札尼的著作（前兩部被約翰·A.波義耳翻譯成英文，第三部由H.G.拉弗梯譯成英文），［9］ 都提供了有關(guān)忽必烈朝的可信記載。1451年由鄭麟趾完成的高麗編年史《高麗史》，提供了元與早已和中國頻繁密切接觸的高麗間關(guān)系的不可缺少的記錄。前往蒙古統(tǒng)治區(qū)的基督教使節(jié)的作品，在克里斯托弗·道森的《出使蒙古記》［10］ 中有通俗易懂的譯文，另有威廉·柔克義翻譯的《魯不魯乞東游記》。［11］ 這一時期從歐洲前往中國的最著名的旅行家馬可·波羅對忽必烈的盛世做了無與倫比的描述。慕阿德和伯希和在《馬可·波羅游記》中翻譯了馬可·波羅的著作，［12］ 輔之以大量的注釋（單獨(dú)出版）；［13］ 此外還有里奧剌多·奧勒斯基的《馬可·波羅的亞洲》的譯文。［14］ 馬可·波羅的著作為忽必烈和他的宮廷以及他統(tǒng)治時代的中國繪出了引人注意的圖景。蒙古編年史《白史》［15］ 記述了忽必烈和他的繼承者將薩滿和佛教僧侶觀點(diǎn)糅合的過程。后來的蒙古編年史書如《阿勒坦·脫卜赤》［16］ 受佛教影響甚深，公正地說，它們的敘事并不是很精確。藏文史書《青史》，［17］ 敘利亞《敘利亞編年史》的記載，［18］ 亞美尼亞國王海都的游記，［19］ 盡管不像其他內(nèi)容詳盡的外國編年史書那樣有意義，也還是有用的。
當(dāng)代研究成果
忽必烈的僅有的西方文字的傳記是莫里斯·羅沙比的《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時代》，［20］ 該書還提供了一個亞洲文字和西方文字史料的參考書目。同一作者的其他論著研究了忽必烈和他的家族，包括《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婦女》［21］ 和《關(guān)于少數(shù)民族的中國神話：對忽必烈的個案研究》。［22］ 其他的中文和日文的傳記，如周良霄［23］ 、勝藤猛［24］ 、李唐［25］ 、愛宕松男［26］ 所寫的傳記，主要依據(jù)的是東亞的資料，很少引用中東的史料和西方文字的研究成果。
研究忽必烈早年生活和他的謀臣的，有羅沙比的論著和蕭啟慶［27］ 、姚從吾［28］ 、夏光南［29］ 的論文，特別是陳學(xué)霖研究忽必烈謀臣劉秉忠(11) 和姚樞(12)的論文。
有幾部深入研究忽必烈的都城的著作，研究大都最細(xì)致的是南?！.斯坦哈特的博士論文；(13)原田淑人(14)、駒井和愛(15)、石田干之助［30］ 以及最近南希·S.斯坦哈特［31］ 都對忽必烈的夏都上都進(jìn)行了研究。吉謝列夫則報告了蘇聯(lián)發(fā)掘哈刺和林蒙古古城的情況。［32］
研究忽必烈的早期政策的成果有戴維·M.法夸爾對元代政府結(jié)構(gòu)的研究［33］ 和傅海波的《從部落領(lǐng)袖到至高無上的皇帝和神：元代的正統(tǒng)觀念》，［34］ 后者對忽必烈的政治敏銳做了精辟的論述。舒爾曼關(guān)于元代財政制度的論著，［35］ 詳細(xì)解釋了忽必烈的經(jīng)濟(jì)政策。其他社會和經(jīng)濟(jì)問題的研究有有高巖對農(nóng)民的研究，［36］ 羅榮邦對大運(yùn)河的研究，［37］ 鞠清遠(yuǎn)［38］ 、翁獨(dú)?。?9］ 對匠人的研究，村上正二(11)、愛宕松男(12)和近年來托馬斯·T.愛爾森(13)、伊麗莎白·恩迪科特-韋思特(14)對“斡脫”進(jìn)行的研究。彼得·奧勃里赫特的著述研究了驛傳制度。(15)最近研究蒙古和元代軍事制度的有蕭啟慶［40］ 和岡瑟·曼戈?duì)柕隆＃?1］ 陳恒昭［42］ 和保爾·拉契內(nèi)夫斯基［43］ 研究了法律革新問題。
忽必烈時期學(xué)術(shù)的發(fā)展開始引起注意。在陳學(xué)霖和威廉·T.德巴里編輯的論文集［44］ 中收錄了一批研究元代理學(xué)的論文。野上俊靜［45］ 和保爾·拉契內(nèi)夫斯基［46］ 探討了元代佛道之爭中佛教的地位問題。約瑟夫·蒂洛也對佛道之爭做了研究。［47］ 吐蕃佛教僧人八思巴的貢獻(xiàn)，現(xiàn)在還沒有全面的研究。L.畢達(dá)克的《吐蕃與宋、蒙古的關(guān)系》［48］ 和傅海波的《元代中國的吐蕃人》［49］ ，以及中野美代子關(guān)于八思巴新字的研究，(11)是很好的開頭，但是對八思巴的影響還需要更多的研究。莫里斯·羅沙比研究了伊斯蘭教的作用。(12)孫克寬在他的論文《虞集與元代江南的道教》(13)和用中文寫作的其他論著中，研究了道教新教規(guī)和元代道教的影響。慕阿德在《1550年前中國的基督教徒》(14)中敘述了基督教與蒙古的關(guān)系。E.A.沃利斯·布治［50］ 和詹姆斯·A.蒙哥馬利［51］ 翻譯了聶思脫里教徒在中東和歐洲的旅行記。
元代宮廷的文化保護(hù)已經(jīng)引起學(xué)者的注意，并否定了蒙古人保留蒙昧野蠻狀態(tài)的設(shè)想。尼古拉·鮑培［52］ 和中野美代子［53］ 對八思巴新字做了研究。在詹姆斯·I.克倫普的著作中論述了蒙古人對戲劇的保護(hù)，［54］ 斯蒂芬·H.韋斯特的論文探討了蒙古對中國戲劇的影響。［55］ 李雪曼和何惠鑒的《蒙古統(tǒng)治下的中國藝術(shù)：元代（1279—1368年）》，［56］ 詹姆斯·卡希爾的《山水畫：元代（1279—1368年）的中國畫》，［57］ 瑪格麗特·梅得利的《元代瓷器與硬陶器》，［58］ 探討了元代對藝術(shù)的影響，包括繪畫、制陶、雕刻和紡織等方面。
并不是所有忽必烈發(fā)動的對外軍事戰(zhàn)爭都已被深入研究過。威廉·亨索恩在《高麗：蒙古的入侵》［59］ 中研究了蒙古在高麗的擴(kuò)張問題。喬治·桑塞姆的《1334年前的日本史》，(11)Hori Kyotsu的博士論文《蒙古入侵和鐮倉幕府》，［60］ 對認(rèn)識征打日本有很大幫助。［61］ 在《從蒙古帝國到元朝：帝國在蒙古和中亞統(tǒng)治形式的變化》［62］ 中，竇德士對與海都的戰(zhàn)爭進(jìn)行了深入的研究。對南亞的遠(yuǎn)征，尤其是對爪哇的戰(zhàn)爭，還急需展開研究。
忽必烈后期的衰敗跡象，也需要更多的研究。40年前傅海波對阿合馬的研究，［63］ 需要補(bǔ)充修改。他對桑哥的研究，［64］ 已為L.畢達(dá)克近來的研究所補(bǔ)充。［65］ 但是需要更多的基礎(chǔ)研究來澄清對這兩個官員的看法，亦要澄清對盧世榮的看法，他在《元史》中也被列為奸臣。楊璉真加的活動也應(yīng)該重新加以考證，因?yàn)榇髅芪⒚麨椤赌纤瘟昴埂返恼撐模?6］ 是在60年前發(fā)表的。傅海波在《蒙古統(tǒng)治下的中國》中的論文里，已對楊發(fā)掘宋陵的作用做了新的評價。⑧
?。?］ [379]查爾斯·A.彼德森：《舊幻想與新現(xiàn)實(shí)：1217—1234年宋的對外政策》；[378]《1211—1217年宋對蒙古入侵北方的最初反應(yīng)》。
?。?］ [632]祥邁：《辨?zhèn)武洝罚洞笳滦薮蟛亟?jīng)》，卷52，第751—781頁。
?。?］ [633]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大正新修大藏經(jīng)》，卷49，第477—735頁。
?。?］ [436]卡米耶·塞松：《南詔野史》（巴黎，1904年版）。
?。?］ [641]無名氏：《元高麗紀(jì)事》，《史料叢編》四編（臺北，1972年版）。
?。?］ [639]無名氏：《大元倉庫記》，《史料叢編》四編（臺北，1972年版）。
?。?］ [638]無名氏：《大元馬政記》，《史料叢編》四編（臺北，1972年版）。
?。?］ [637]無名氏：《大元海運(yùn)記》，《史料叢編》四編（臺北，1972年版）。
?。?］ 見本書“書目介紹”第805頁注釋③、④、⑤，第806頁注釋①、②。
［10］ [87]克里斯托弗·道森編：《出使蒙古記》（紐約，1955年版）。
?。?1］ [415]威廉·柔克義：《魯不魯乞東游記》（倫敦，1900年版）。
?。?2］ [328]慕阿德、伯希和：《馬可·波羅游記》（倫敦，1938年版）。
?。?3］ [326]慕阿德：《馬可·波羅游記別注》（坎布里奇，1957年版）；[373]伯希和：《〈馬可·波羅游記〉注釋》，3卷（巴黎，1958—1973年版）。
?。?4］ [361]里奧剌多·奧勒斯基：《馬可·波羅的亞洲》（伯克力，1960年版）。
［15］ [434]克勞斯·薩噶斯特譯：《白史》（威斯巴登，1976年版）。
?。?6］ [32]查爾斯·R.鮑登譯：《蒙古編年史阿勒坦·脫卜赤》（威斯巴登，1955年版）。
?。?7］ [416]羅列赫譯：《青史》，第2版（德里，1976年版）。
?。?8］ [40]沃利斯·布治譯：《敘利亞編年史》，2卷（倫敦，1932年版）。
［19］ [37]約翰·A.波義耳在《小亞美尼亞國王海都出使蒙哥汗廷紀(jì)行》一文中，對此游記做了說明。
［20］ [426]莫里斯·羅沙比：《忽必烈汗：他的生活和時代》（伯克力和洛杉機(jī)，1988年版）。
?。?1］ [425]莫里斯·羅沙比：《忽必烈汗和他家族的婦女》。
?。?2］ [424]莫里斯·羅沙比：《關(guān)于少數(shù)民族的中國神話：對忽必烈的個案研究》。
?。?3］ [810]周良霄：《忽必烈》（長春，1986年版）。
［24］ [244]勝藤猛：《忽必烈汗》（東京，1966年版）。
［25］ [767]李唐：《元世祖》（臺北，1978年版）。
?。?6］ [366]愛宕松男：《忽必烈汗》（東京，1941年版）。
?。?7］ [853]蕭啟慶：《忽必烈時代“潛邸舊侶”考》。
?。?8］ [828]姚從吾：《忽必烈汗對于漢化態(tài)度的分析》。
?。?9］ [839]夏光南：《元代云南史地叢考目錄》（上海，1935年版）。
?。?0］ [214]石田干之助：《關(guān)于元之上都》。
?。?1］ [475]斯坦哈特：《中國的帝都規(guī)劃》，第150—154頁。
［32］ [250]S.V.吉謝列夫編：《古代蒙古城市》（莫斯科，1965年版）。
?。?3］ [110]戴維·M.法夸爾：《元代政府的結(jié)構(gòu)與職能》。
?。?4］ [126]傅海波：《從部落領(lǐng)袖到至高無上的皇帝和神：元代的正統(tǒng)觀念》（慕尼黑，1978年版）。
［35］ 見[441]舒爾曼：《元代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元史〉卷93—94譯注》（坎布里奇，1956年版）和[442]《13世紀(jì)蒙古的貢納制》。
?。?6］ [17]有高巖：《元代農(nóng)民的生活》。
?。?7］ [292]羅榮邦：《忽必烈時期（1260—1294年）關(guān)于糧食運(yùn)輸?shù)臓幷摗贰?
［38］ [879]鞠清遠(yuǎn)：《元代系官匠戶研究》。
?。?9］ [840]翁獨(dú)?。骸段用撾s考》。
?。?0］ [195]蕭啟慶：《元代的軍事制度》（坎布里奇，1978年版）。
［41］ [300]岡瑟·曼戈?duì)柕拢好晒沤y(tǒng)治下的中國軍事制度》（班貝格，1971年版）。
［42］ [63]陳恒昭：《蒙古統(tǒng)治下的中國法律傳統(tǒng)》（普林斯頓，1979年版）。
［43］ [412]保爾·拉契內(nèi)夫斯基：《元法典》，4卷（巴黎，1937—1985年版）。
?。?4］ [55]陳學(xué)霖和威廉·T.德巴里編：《元代思想：蒙古統(tǒng)治下的中國思想和宗教》（紐約，1982年版）。
［45］ 見[348]野上俊靜：《元代道佛二教的爭執(zhí)》和[349]《關(guān)于元代的宣政院》二文。
?。?6］ [410]保爾·拉契內(nèi)夫斯基：《蒙古大汗和佛教》（萊比錫，1954年版）。
?。?7］ [497]約瑟夫·蒂洛：《蒙古時期的佛道之爭》。
?。?8］ [377]L.畢達(dá)克：《吐蕃與宋、蒙古的關(guān)系》。
?。?9］ [143]傅海波：《元代中國的吐蕃人》。
?。?0］ [41]E.A.沃利斯·布治：《中國皇帝忽必烈汗的僧侶》（倫敦，1928年版）。
?。?1］ 詹姆斯·A.蒙哥馬利譯：《亞巴拉哈三世史》（紐約，1927年版）。
?。?2］ [384]尼古拉·鮑培：《蒙古八思巴字文獻(xiàn)》（戚斯巴登，1957年版）。
?。?3］ [340]中野美代子前揭書。
?。?4］ [80]詹姆斯·I.克倫普：《忽必烈汗時期的中國戲劇》（塔克森，1980年版）。
［55］ [539]斯蒂芬·H.韋斯特：《北戲發(fā)展中的蒙古影響》。
?。?6］ [282]李雪曼和何惠鑒：《蒙古統(tǒng)治下的中國藝術(shù)：元代（1279—1368年）》（克利夫蘭，1968年版）。
［57］ [45]詹姆斯·卡希爾：《山水畫：元代（1279—1368年）的中國畫》（紐約，1976年版）。
［58］ [307]瑪格麗特·梅得利：《元代瓷器與硬陶器》（紐約，1974年版）。
［59］ [181]威廉·亨索恩：《高麗：蒙古的入侵》（萊登，1963年版）。
?。?0］ [190]Hori Kyotsu：《蒙古入侵和鐮倉幕府》（哥倫比亞大學(xué)1967年博士論文）。
?。?1］ 關(guān)于蒙古入侵的研究，日本有很多成果。經(jīng)典性的研究是[207]池內(nèi)宏的《元寇的新研究》（東京，1931年版）。近年的論著有[546]山口修的《蒙古襲來》（東京，1964年版，1979年再版）；[179]旗田巍的《元寇：蒙古帝國的內(nèi)部事務(wù)》（東京，1965年版）；[4]阿部征寬：《元寇襲來》（東京，1980年版）；[5]相田二郎：《蒙古襲來之研究》（東京，1971年版）。[246] 川添昭二的《蒙古襲來研究史論》（東京，1977年版），對新研究成果進(jìn)行了歷史分析。亦見[216]石井進(jìn)《中世紀(jì)日本》的有關(guān)章節(jié)， 載《劍橋日本史》第3卷（坎布里奇，1990年版），第131—148頁。
［62］ [85]竇德士：《從蒙古帝國到元朝：帝國在蒙古和中亞統(tǒng)治形式的變化》。
?。?3］ [114]傅海波：《阿合馬在忽必烈時期經(jīng)濟(jì)發(fā)展方面的貢獻(xiàn)》。
?。?4］ [134]傅海彼：《從〈元史〉卷205〈奸臣傳〉看忽必烈時期的畏兀兒政治家桑哥的活動》。
?。?5］ [376]L.畢達(dá)克：《元代的吐蕃政治家桑哥》。
?。?6］ [93]戴密微：《南宋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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