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成本卷論題的四個政權，通常受到傳統(tǒng)的中國歷史學家的消極對待，它們都被視為中國歷史大轉彎處的阻礙。每一個政權都由一個非漢族人的統(tǒng)治集團所建立，在保持自身文化特性的同時，它們都統(tǒng)治過一個包括眾多漢族人在內的多民族的國家，并且控制了曾由漢族人長期統(tǒng)治的廣大地區(qū)。這每一個政權，都向中國文化的整體性、根深蒂固的中國文化至上觀及其國際秩序觀提出了挑戰(zhàn)。
然而，這些政權顯然都取得了成功。契丹人的遼朝比漢、唐以外任何一個先前的中國王朝存在的時間都長。907年唐朝覆亡后的一個多世紀內，位于今陜西北部和甘肅境內的黨項人牢牢地掌握住了他們在晚唐時獲得的地區(qū)性權力，并進而建立了自己的西夏帝國，它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存在了兩個多世紀。在契丹政權崩潰兩個多世紀以后，蒙古人的元朝官方史學家勉強承認了遼的正統(tǒng)王朝地位，但卻否認西夏具有這種資格。而在我們看來，它幾乎同樣具有這種資格。這兩個政權都是長期存在的穩(wěn)固的政權，堅定地植根于部分地由漢人棲息達千年之久的地區(qū)內，都面對著一個敵對的漢人政權宋王朝而長存；后者在人口數量上以20比1超過它們，其經濟資源更是占有壓倒的優(yōu)勢。這兩個國家都通過戰(zhàn)爭而使宋停戰(zhàn)，迫使宋承認了它們的存在以及作為獨立政權的平等地位，并以和平為條件獲取了大量財物。
女真人的金王朝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它在一個一向作為中國人世界的遙遠邊疆的地方出現(xiàn)，先是征服了遼，接著用強力控制了宋的整個中國北方地區(qū)。契丹人和黨項人所建立的不過是一個包括漢人在內的多種族的邊疆政權，盡管漢人可能占人口的多數并肯定是國家大量財富的生產者，但他們并不占有人數上的絕對優(yōu)勢；而金帝國卻擁有急劇膨脹的3000—4000萬的漢族人口。與契丹人和黨項人相比，女真人政權極有必要去適應傳統(tǒng)的政權方式。它也是一個更貨真價實地聲稱是宋的勢均力敵的對手的國家——另一個中國。
蒙古人的元朝同前幾個王朝完全不同。說到遼，它在中國的版圖，至少在其初期，不過是一個其政治中心始終位于它家鄉(xiāng)草原的政權所進行的近于附帶性擴張的產物。女真人保持了他們在東北地區(qū)的部落領地，但很快他們實質上就變成了一個連其首都也建在中國的中國王朝。蒙古人推翻了西夏和金，占據了中國北方，而這不過是他們那意圖征服世界的軍事力量所進行的急速擴張的一部分，這一意圖導致他們控制了從匈牙利和波蘭邊境直到日本海的歐亞大陸。蒙古人關于“天下”的概念，遠遠超過了漢、唐、宋以及任何其他中國政權所能夢想到的范圍。一時間，中國不過成了一個大得多的政治秩序中的一部分。到忽必烈征服南宋并把這整個國家置于蒙古人的統(tǒng)治之下時，蒙古人的帝國也隨之破裂成若干相互對立的汗國，但是中國——此時是整個中國，其人口超過1億——仍然僅是一個更大的帝國的一部分。與前幾個政權不同的是，當中國的元政權崩潰時，蒙古人僅僅是撤回到了他們草原上的家鄉(xiāng)，在幾個世紀內依然是一股較強的力量。
這些政權的每一個都有它自己成功的方式，這些占支配地位的民族的每一個也都在展示適應性的同時保持了自己的特性。他們在幾個世紀內控制了中國北方的廣大地區(qū)。舉例來說，北京一帶就被他們牢牢地掌握了達四個多世紀；而甘肅的西部地區(qū)，則是在外族人統(tǒng)治了六個世紀之后，才在明朝第一個皇帝時由漢人恢復了控制。此外，整個中國北方也被非漢人統(tǒng)治了兩個多世紀。
盡管中國落入外族人之手的部分在不斷擴大，還是可以從一個不同的角度來看看這些政權，把它們視為一個更為漫長的反向進程的一部分。在這一進程中，中國式的官僚統(tǒng)治方式成了東亞的政治規(guī)范，被那些漢人控制范圍以外的政權和那些傳統(tǒng)上非中國地區(qū)的政權所采納與適應。這一發(fā)展可以追溯到高句麗，追溯到新羅和百濟的高麗王朝，追溯到7世紀以后統(tǒng)一的新羅以及7—8世紀的日本。作為一個穩(wěn)固的東北國家的遼，是直接承自于遼東的渤海（719—926年）的；在契丹人國家的建立過程中，對渤海的征服可能是比在937年獲得中原的十六州更為重要的步驟。渤海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它有五京，有一個構造精巧的漢式的官僚政府，有一批精通書面漢語的精英，有一種在唐帝國的邊疆出現(xiàn)并繁榮了兩個世紀的發(fā)達的文化。［1">[1]一個多少與此類似的南詔政權自8世紀初建立，它占據了現(xiàn)今的云南。［2］ 這兩個具有強烈獨立性的唐的“附屬政權”，表現(xiàn)出大體一致的政治發(fā)展——非漢人對中國制度的適應——這是把鄰近的人民納入中國的制度與文化體系的重大步驟的一個方面。
這種發(fā)展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出現(xiàn)：能提到的有西夏、高句麗，還有越南——它于10世紀初最終擺脫了中國人的統(tǒng)治，并以中國模式建立了一個獨立的國家［3］ ——這些民族有的在中國的地方行政管轄下生活了幾個世紀，當他們最終掙脫控制并建立了自己的國家時，都繼續(xù)采用了熟悉的管理方式。在另一端，日本、渤海和南詔占據著從未被中國王朝有效統(tǒng)治過的地區(qū)，但它們的民族也熟悉中國及其制度，當它們自身形成獨立國家時，也效仿熟悉的中國模式。這各種不同的適應就出現(xiàn)在一個正發(fā)生根本性變革的世界中。
?。?">[1] ①關于渤海的出現(xiàn)，見[512]崔瑞德、費正清編：《劍橋中國隋唐史》，第440—443頁。
?。?］ 關于南詔，見[23]查爾斯·巴庫斯：《南詔王國與唐代中國的西南邊界》。
?。?］ 見[495]基思·W.泰勒：《越南的誕生》。
然而，這些政權顯然都取得了成功。契丹人的遼朝比漢、唐以外任何一個先前的中國王朝存在的時間都長。907年唐朝覆亡后的一個多世紀內，位于今陜西北部和甘肅境內的黨項人牢牢地掌握住了他們在晚唐時獲得的地區(qū)性權力，并進而建立了自己的西夏帝國，它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存在了兩個多世紀。在契丹政權崩潰兩個多世紀以后，蒙古人的元朝官方史學家勉強承認了遼的正統(tǒng)王朝地位，但卻否認西夏具有這種資格。而在我們看來，它幾乎同樣具有這種資格。這兩個政權都是長期存在的穩(wěn)固的政權，堅定地植根于部分地由漢人棲息達千年之久的地區(qū)內，都面對著一個敵對的漢人政權宋王朝而長存；后者在人口數量上以20比1超過它們，其經濟資源更是占有壓倒的優(yōu)勢。這兩個國家都通過戰(zhàn)爭而使宋停戰(zhàn)，迫使宋承認了它們的存在以及作為獨立政權的平等地位，并以和平為條件獲取了大量財物。
女真人的金王朝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它在一個一向作為中國人世界的遙遠邊疆的地方出現(xiàn)，先是征服了遼，接著用強力控制了宋的整個中國北方地區(qū)。契丹人和黨項人所建立的不過是一個包括漢人在內的多種族的邊疆政權，盡管漢人可能占人口的多數并肯定是國家大量財富的生產者，但他們并不占有人數上的絕對優(yōu)勢；而金帝國卻擁有急劇膨脹的3000—4000萬的漢族人口。與契丹人和黨項人相比，女真人政權極有必要去適應傳統(tǒng)的政權方式。它也是一個更貨真價實地聲稱是宋的勢均力敵的對手的國家——另一個中國。
蒙古人的元朝同前幾個王朝完全不同。說到遼，它在中國的版圖，至少在其初期，不過是一個其政治中心始終位于它家鄉(xiāng)草原的政權所進行的近于附帶性擴張的產物。女真人保持了他們在東北地區(qū)的部落領地，但很快他們實質上就變成了一個連其首都也建在中國的中國王朝。蒙古人推翻了西夏和金，占據了中國北方，而這不過是他們那意圖征服世界的軍事力量所進行的急速擴張的一部分，這一意圖導致他們控制了從匈牙利和波蘭邊境直到日本海的歐亞大陸。蒙古人關于“天下”的概念，遠遠超過了漢、唐、宋以及任何其他中國政權所能夢想到的范圍。一時間，中國不過成了一個大得多的政治秩序中的一部分。到忽必烈征服南宋并把這整個國家置于蒙古人的統(tǒng)治之下時，蒙古人的帝國也隨之破裂成若干相互對立的汗國，但是中國——此時是整個中國，其人口超過1億——仍然僅是一個更大的帝國的一部分。與前幾個政權不同的是，當中國的元政權崩潰時，蒙古人僅僅是撤回到了他們草原上的家鄉(xiāng)，在幾個世紀內依然是一股較強的力量。
這些政權的每一個都有它自己成功的方式，這些占支配地位的民族的每一個也都在展示適應性的同時保持了自己的特性。他們在幾個世紀內控制了中國北方的廣大地區(qū)。舉例來說，北京一帶就被他們牢牢地掌握了達四個多世紀；而甘肅的西部地區(qū)，則是在外族人統(tǒng)治了六個世紀之后，才在明朝第一個皇帝時由漢人恢復了控制。此外，整個中國北方也被非漢人統(tǒng)治了兩個多世紀。
盡管中國落入外族人之手的部分在不斷擴大，還是可以從一個不同的角度來看看這些政權，把它們視為一個更為漫長的反向進程的一部分。在這一進程中，中國式的官僚統(tǒng)治方式成了東亞的政治規(guī)范，被那些漢人控制范圍以外的政權和那些傳統(tǒng)上非中國地區(qū)的政權所采納與適應。這一發(fā)展可以追溯到高句麗，追溯到新羅和百濟的高麗王朝，追溯到7世紀以后統(tǒng)一的新羅以及7—8世紀的日本。作為一個穩(wěn)固的東北國家的遼，是直接承自于遼東的渤海（719—926年）的；在契丹人國家的建立過程中，對渤海的征服可能是比在937年獲得中原的十六州更為重要的步驟。渤海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它有五京，有一個構造精巧的漢式的官僚政府，有一批精通書面漢語的精英，有一種在唐帝國的邊疆出現(xiàn)并繁榮了兩個世紀的發(fā)達的文化。［1">[1]一個多少與此類似的南詔政權自8世紀初建立，它占據了現(xiàn)今的云南。［2］ 這兩個具有強烈獨立性的唐的“附屬政權”，表現(xiàn)出大體一致的政治發(fā)展——非漢人對中國制度的適應——這是把鄰近的人民納入中國的制度與文化體系的重大步驟的一個方面。
這種發(fā)展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出現(xiàn)：能提到的有西夏、高句麗，還有越南——它于10世紀初最終擺脫了中國人的統(tǒng)治，并以中國模式建立了一個獨立的國家［3］ ——這些民族有的在中國的地方行政管轄下生活了幾個世紀，當他們最終掙脫控制并建立了自己的國家時，都繼續(xù)采用了熟悉的管理方式。在另一端，日本、渤海和南詔占據著從未被中國王朝有效統(tǒng)治過的地區(qū)，但它們的民族也熟悉中國及其制度，當它們自身形成獨立國家時，也效仿熟悉的中國模式。這各種不同的適應就出現(xiàn)在一個正發(fā)生根本性變革的世界中。
?。?">[1] ①關于渤海的出現(xiàn)，見[512]崔瑞德、費正清編：《劍橋中國隋唐史》，第440—443頁。
?。?］ 關于南詔，見[23]查爾斯·巴庫斯：《南詔王國與唐代中國的西南邊界》。
?。?］ 見[495]基思·W.泰勒：《越南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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