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講起朱棣，大多褒大于貶。對外方面，特別是他五征漠北，先后擊敗瓦刺和韃靼諸部（元朝滅亡后分裂為韃靼、瓦刺和兀良哈三部。兀良哈早已歸順明朝，大寧的朵顏三衛(wèi)即是兀良哈部）。同時，他又在西北設“關(guān)西七衛(wèi)”，增設貴州布政司，在安南設交趾布政司。對內(nèi)方面，他發(fā)展經(jīng)濟，休養(yǎng)生息，使國家歲糧收入大幅增加；同時剝奪藩王實權(quán)，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quán)。文化方面，他授命臣下編篡《永樂大典》（當然主要目的是為了他自己歌功頌德和篡改史實），對文化典籍進行系統(tǒng)整理。因此，《明史》中對他贊揚道：

　　“文皇少長習兵，據(jù)幽燕形勝之地，乘建文孱弱，長驅(qū)內(nèi)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后，慕行節(jié)儉，水旱朝告夕振，無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達，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師屢出，漠北塵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賓服，明命而入貢者殆三十國。幅員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

　　然而，深入細致地研究明代歷史，卻可得出這樣一個驚人結(jié)論：雖然明朝之亡追根溯源是亡之于萬歷，但一切深禍至憂其皆肇自這位“啟天弘道高明肇運圣武神功純?nèi)手列ⅰ钡奈幕手扉Α?br />
　　對內(nèi)，明朝正是從朱棣起開始大用宦官。因為正是建文帝的宦官向朱棣報告金陵空虛的實情，朱棣才一反一直在河北、山西諸地兜圈子的常態(tài)，直搗京師，得登帝位。篡弒成功之后，朱棣大用太監(jiān)，其間有鄭和下西洋（這倒不是什么大壞事），李興充當前往暹羅的國使，馬靖鎮(zhèn)甘肅，馬騏鎮(zhèn)交趾。特別是永樂十八年，明祖又開設專由太監(jiān)負責的東廠（朱棣又恢復朱元璋本已廢除的錦衣衛(wèi)，廠衛(wèi)之禍，流毒深遠）：由此，宦官擁有了出使、專征、監(jiān)軍、坐鎮(zhèn)、刺探等諸多大權(quán)。明太祖本來有祖制：“內(nèi)臣不許讀書識字”。朱棣卻一反其制，聽憑太監(jiān)們“學文化”，到了明宣宗更是在內(nèi)廷設內(nèi)書堂，派大學士教小內(nèi)侍們書寫。這些太監(jiān)們時間充裕又無青春期煩擾，明古今、通文墨，如狗添冀，更能在關(guān)鍵時刻運用籌算智詐，欺君作奸。所以，明朝太監(jiān)之禍日烈，如王振、劉瑾、魏忠賢等，積重難返，直至明亡。

　　對外，朱棣主要防備蒙古，盡壞朱元璋邊疆政策的成制。本來谷王在宣府，寧王在大寧，韓王在開原，遼王在廣寧，沈王在沈陽。朱棣自己篡位后，深恐兄弟蹈習自己前路，盡遷五王于內(nèi)地，致使東北無邊備強兵，邊疆嚴重內(nèi)縮，山西等地也逐漸失去屏依。雖然朱棣在朱元璋所設遼東都司的基礎(chǔ)上又設奴兒干都司，但卻用女真族太監(jiān)亦失哈掌管大權(quán)。太監(jiān)貪財重貨，每每騷擾女真各部，種下矛盾多多，又激使女真各部相互聯(lián)合重組。至明朝中后期，奴兒干都司僅是一空名機構(gòu)，滿洲日益強大，而建州附近又無重鎮(zhèn)，致使連連敗績，直至于亡。明朝最終未敗于蒙古，而亡于明初不知名的滿洲，細究原由，正是基禍于這位明成祖朱棣。

　　當然，“涂金”工作一直有條不紊地進行。朱棣生前就一直很注意“宣傳”工作。建文四年六月他攻入南京，同年十月他就下詔第二次重修《太祖實錄》（建文帝修過一次）。他任命兩個降臣李景隆和茹瑺為正、副監(jiān)修官，以大才子解縉為總裁。同時，朱棣對修史官員獎罰分明。對聽話有意袒護朱棣篡改史實的，如胡廣、黃淮等人，升官；對直書無隱不避朱棣忌諱的，如葉惠仲，族誅。僅僅花了九個月時間，這些“深體朕意”的奴才們就獻上了篡改完畢的《太祖實錄》。

　　后來，解縉因儲君事得罪了朱棣，心態(tài)多疑的朱棣又三修《太祖實錄》，派心腹姚廣孝主管監(jiān)修事宜。此次修史更加“仔細”，費時五年，刪除一切對自己不利的史料，增加不少朱棣自以為是的“史實”。永歷十六年，書成獻上，朱棣“披閱良久，嘉獎再四”。并對跪伏于殿下的幾個奴才文人高興地說：

　　“庶幾少副朕心。”

　　此次修史，主要是為朱棣篡位的合理性制造理論依據(jù)，不僅明白地寫明朱棣是馬皇后親生子（其實他是碩妃所生），還編造了馬皇后夢見朱棣解救自己的故事；此外，史臣們又編造了老皇帝朱元璋在臨死前一直咽不下氣，反復問“燕王來未？”：簡直就是天方夜譚。一直相信父子家天下的朱元璋，如果臨死前念叨燕王，肯定是告誡皇太孫和大臣們要提防這位四皇子，絕對不會在臨崩前想把皇位傳給他，更不會說什么“國有長君，吾欲立燕王”。況且，建文帝即位時已經(jīng)成年，根本不是什么不懂事的娃娃“幼君”。

　　所以，文字這東西的力量絕不可小看，加諸史書上更是可以顛倒黑白，混淆視聽。大家有時評價一個皇帝，都是往往聽信史臣的史書，以為風骨文人們會直筆鋪陳，所謂“國亡而史不亡”。

　　其實，真正的情況往往大相徑庭。比如，明朝的正德皇帝，后人一講起此人就覺得他荒淫昏庸、荒唐至極：究其原因，恰恰是因為他死后無子，皇位由他在湖北當藩王的堂弟朱厚璁繼承。旁支入嗣的自卑和以及與臣下的“大禮儀”之爭（即大臣們堅持朱厚璁應該依禮以正德父親明孝宗為皇父，而不能以其生父興獻王為皇父），使得這位世宗皇帝在修《武宗實錄》時，心懷隱恨，大暴正德皇帝這位堂兄的短處，滿書都是前任皇帝的丑行和淫暴，一點也沒有“為尊者諱”的意思。使得明武宗這位并非特別壞的皇帝成為明朝“壞皇帝”的最高榜樣。由此，可知歷史的涂脂抹粉和歌功頌德是多么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