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年"之后，就是"春王正月"了，這四個字看似簡單，卻讓歷代經(jīng)學家們費盡了口舌。"春"，還好理解，就是春天。古代經(jīng)學家解釋《春秋經(jīng)》的得名，神秘主義一派的經(jīng)典意見如《三統(tǒng)歷》"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樸素一些的說法如《春秋說》，說孔子作《春秋經(jīng)》春天動筆，秋天完成，所以叫《春秋》，（Ⅲ）
杜預還有過一種經(jīng)典見解，說這是截取了"春夏秋冬"中的"春秋"來表示全年。（Ⅳ）
這個解釋很有道理，但從現(xiàn)在的考古證據(jù)來看，在周原發(fā)現(xiàn)的甲骨卜辭顯示了周人早年在一年之中只分春秋、并無冬夏，殷商時代同樣如此。從中可以推測一年四季之分是相當后起之事，時間大約是在西周初年。（Ⅴ）
這就意味著，"春秋"二字并不見得就是截取"春夏秋冬"而來，其本身就足以標志完整的一年了。而考之殷商甲骨，春、秋二字都是"年"的意思，說"今春"就等于說"今年"。（Ⅵ）
在這個問題上，曾經(jīng)很迷惑人的就是《尚書·堯典》，如果這篇文獻真是歷史實錄的話，那么早在堯的時候就已經(jīng)分出四季了。
再看"正月"，也好理解，正月就是一月，這種稱呼在殷商時代也已經(jīng)有了。（Ⅶ）
?。á螅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注疏》：問曰：案《三統(tǒng)歷》云："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賈、服依此以解《春秋》之義，不審何氏何名《春秋》乎？答曰：公羊何氏與賈、服不異，亦以為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而《春秋說》云"始于春，終于秋，故曰《春秋》"者，道春為生物之始，而秋為成物之終，故云始于春，終于秋，故曰《春秋》也。而舊云《春秋說》云"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以其書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也"者，非也……
?。á簦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杜預《集解》序：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則錯舉以為之名也。
（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前言第2頁：春、夏、秋、冬四時之名，至遲起于西周。
?。á觯┖裥骸兑蟠隁q稱謂考》，《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
?。á鳎畈骸洞呵镒髠髯ⅰ返?頁引董作賓《殷歷譜》下編卷一："殷代之稱正月，始自祖甲，則無可疑?！丛诟闹浦醴Q正月，并列舉一月之舊名。"另參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釋支干》，《中國現(xiàn)代學術經(jīng)典·郭沫若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311頁：按此殆當時之時憲書也。"月一正"者即一月又名正月。
至此，隱公元年，春，正月，年度、季節(jié)、月份這三大時間要素已經(jīng)齊備，但麻煩的問題又來了--問題不在于缺了什么，卻在于多了什么。多出來一個"王"字。為什么不是"春正月"，而是"春王正月"呢？這個"王"字擺在這里是什么意思呢？
"王"字很多人認為是孔子特意寫上去的，是謂"特筆"，但這個"特筆"意義何在呢？
仔細打量這個"王"字，越看越覺得神奇：三橫一豎，寓意宏大，古人有說三橫象征著天、地、人，一豎是貫通了天、地、人，是謂以一貫三，這才為天下景仰的王者之象。（Ⅰ）
--這個深刻的哲理建基于一個錯誤的訓詁，已經(jīng)不為現(xiàn)代學者所取。但"王"字的本義是什么呢？學者們到現(xiàn)在也沒爭論清楚。
"王"的字義可以放在一邊，現(xiàn)在我們要關心的是，這個"王"究竟指的是誰？
《公羊傳》說，這個"王"指的是周文王。周文王一向被認為是周人當中第一位接受老天爺委任的王，即"受命王"。另一種常見說法（比如孔穎達說）是："王"指的是當時在位的周天子，即"時王"。這也算公羊學家和《左傳》學家的一個基本分歧所在。清代公羊家孔廣森曾引述孔子"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由此而推想孔子作《春秋》之本意，并反駁《左傳》學者說：這個"王"怎么可能是時王呢？周平王東遷之后，王室日衰，在位的周天子很久都沒下發(fā)過月份牌了。（Ⅱ）
這種爭執(zhí)，看似拘泥小節(jié)、無謂之至，實則大有深意，關乎立國之本。我在《春秋大義》里講過《公羊傳》關于齊襄公九世復仇的一則大義如何被漢武帝拿來以論證打擊匈奴的必要性：當初，齊國受紀國陷害，國君被周天子扔到鍋里煮了，九世之后，齊襄公向紀國復仇。都過了九代人了，這個仇難道還要報嗎？《公羊傳》的回答是：當然要報，因為對國君來說，國家與君主是一體的，國就是君，君就是國，而國君的位子世代相襲，所以前代的國君和后代的國君也是一體的。所以，侵犯國家就等于侵犯國君，侵犯國君也就等于侵犯國家；侵犯前代國君就等于侵犯后代國君，侵犯后代國君也就等于侵犯前代國君，如果結了仇，不管過了多少代也一定要報。--當時漢武帝的意思就是：劉邦曾被匈奴欺負過，這個仇到我這兒雖然已經(jīng)過了好幾代了，但根據(jù)春秋大義，該報的就一定要報！
這就牽涉我們現(xiàn)在這個周文王的問題了。周文王是周人第一位"受命王"，接受的是老天爺?shù)奈?。那么，按照公羊理論，國家與國君一體，前王和后王一體，"春王正月"的"王"自然該是周文王。清代公羊家莊存與把這個問題說得很透：接受老天爺委任的那位王（受命王）叫做太祖，太祖的接班人叫做繼體。所謂繼體，是繼承太祖的意思，不敢說自己的王位也是受之于天，只能說是受之于太祖的，自古以來都是這樣。連周武王那樣的圣王都要歸命于周文王而不敢自專，何況后世子孫呢？從文書誥命到政治體制，都打著周文王的旗號，這才是尊祖、尊天地的道理。（Ⅲ）
?。á瘢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卷一引《字林》：王者天地人，一貫三為王，天下所法也。
（Ⅱ）[清]孔廣森《春秋公羊經(jīng)傳通義》：子嘗曰："文王既沒，文不再茲乎？"蓋治《春秋》之本意也。治左氏者，以"王正月"為時王之正月。周之東遷，時王不能頒月久矣。且如左氏說，襄公季年歸余再失，哀公之世界大火東流，魯歷未必盡合周歷，而《春秋》強據(jù)魯史正月號稱時王之正月，不亦誣乎？
?。á螅清]莊存與《春秋正辭》卷一：公羊子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聞之曰：受命之王曰太祖，嗣王曰繼體。繼體也者，繼太祖也，不敢曰受之天，受之太祖也，自古以然。文王，受命之祖也，成康以降，繼文王之。
莊存與并不是一個求實風格的學者，但他舉的這個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例子倒很貼切，和（Ⅰ）《論語》里邊"父親死后，兒子要'三年無改于父之道'才算孝順"的說法也是比較合拍的。周文王是周人的受命王，把受命于天的那一年定為元年，積極籌備克商大業(yè)，可到第七年的時候，壯志未酬身先死，兒子周武王繼位。但周武王并沒有改元，而是把自己繼位的這一年稱為八年，行軍的時候也帶著周文王的靈位（木主），這都是在強調自己對周文王的"繼承"。莊存與的解說就是從這層意思而來的，被抽象出來的道理就是"尊王、尊祖、尊天地"。
再來看看《公羊傳》的這則春秋大義：國家與國君一體，前王和后王一體，看似很牽強，但在先秦的宗法社會里，這么說是一點兒都不錯的。所謂宗法社會，宗統(tǒng)就是君統(tǒng)，家就是國，家長就是國君，這都是以父系血緣為紐帶的，是真正意義上的家天下，和秦漢以后那種皇帝制度的家天下迥然不同。
《春秋經(jīng)》一經(jīng)三傳都是誕生于宗法社會的，而隨著社會從宗法進入專制的轉型，舊概念不再適應新社會了，于是，就像在很多社會轉型期都會發(fā)生的那樣，舊概念的字面本身被原封不動地沿用了下來，其內涵卻已經(jīng)被偷偷地換掉了。所以，在漢武帝打匈奴的那個例子里，《公羊傳》的九世復仇理論從嚴格意義上來看其實并不適用，漢武帝派出去為自家先祖拋頭顱、灑熱血的那些人絕大多數(shù)并不是漢朝劉家血緣上的親屬，也不是在漢朝享有政治權利的國民。換句話說，這些拋頭顱、灑熱血的人既不是作為親屬在為家族復仇，也不是作為享有政治權利的國民在為國家復仇，只不過奴才在為主子復仇而已，盡管奴才為主子復仇有些時候也會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的奴才的利益。
那么，從齊襄公九世復仇來看"國、君一體"的春秋大義，下面這兩句話性質一樣嗎：
?。?）"什么是齊國？齊襄公就是齊國。"
?。?）"什么是大清國？老佛爺就是大清國。"
"春王正月"的這個"王"字，在"事實正確"的層面上不過是個訓詁之爭，而在"政治正確"的層面上卻關乎國本?；仡櫱f存與對《公羊傳》的這段解讀，就文本論文本可以說大體無誤，但在清朝的社會格局之下有沒有偷換概念之嫌呢？況且，即便莊存與對《公羊傳》的解釋準確無誤，但《公羊傳》對《春秋經(jīng)》的解讀也是準確無誤的嗎？"春王正月"的"王"當真指的是周文王嗎？
如上所述，如果說是周文王，既符合歷史背景，也符合邏輯推理，但符不符合事實就不好說了?，F(xiàn)在的金文證據(jù)很多，有"王正月"、"王五月"等等，從商朝就這么寫了，而且所謂"王"也不一定都是周天子，有楚王，也有晉王，大家各用各的歷法，不一定都遵從周天子的。（Ⅱ）
那么，有兩點可以推斷：一，"王"字由來已久，很難說是孔子的特筆；二，不管楚國體也者，武王有明德，受命必歸文王，是謂天道。武王且不敢專，子孫其敢或干焉？命曰文王之命，位曰文王之位，法曰文王之法，所以尊祖，所以尊天地也。
?。á瘢墩撜Z·學而》：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
?。á颍畈骸洞呵镒髠髯ⅰ罚?0－11頁。
和晉國怎么搞，魯國還是奉行周天子的歷法的，所以，《春秋經(jīng)》里的"王正月"，指的應該就是當時周朝中央政府所制訂的歷法中的正月。那么"春王正月"這四個字的斷句也就應該是"春，王正月"--李學勤主編的《十三經(jīng)注疏（標點本）》當中的《春秋》三傳就都是這么斷句的。
"春王正月"四個字為歷代學者所重，由此而闡發(fā)出來的春秋大義難以計數(shù)，不同解讀之間的辯難更是在所多有，甚至就為這四個字還有專著出現(xiàn)，即明代張以寧的《春王正月考》，可見這有多重要。
但是，無非是周歷正月而已，有那么重要嗎？難道這里邊還有什么政治意義嗎？
這還真是不易被現(xiàn)代人理解的一個問題。好比說，無論世界各地，無論民主政府還是專制政府，2000年1月永遠是2000年1月，在哪兒都一樣。但古時候可不是這樣的，那時候的習慣是：不同的政權有不同的歷法，如果是同一個國家，一旦改朝換代，不僅年號要變，就連月份也要變，比如把原來的十二月變成現(xiàn)在的一月?？追f達說：所謂"王正月"，王者改朝換代，必然要改用新歷法和新年號，好讓大家耳目一新。按照老說法，夏代以建寅之月為正月，殷商以建丑之月為正月，周代以建子之月為正月（這個說法雖然不是"事實正確"，卻先后贏得了"義理正確"和"政治正確"，并對現(xiàn)實政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夏、商、周三代制度不同，所以歷法的正朔不同，至于服色，《禮記·檀弓》說："夏代以黑色為貴，殷商以白色為貴，周代以赤色為貴。"（Ⅰ）
所謂建子、建丑、建寅，先說說子、丑、寅：這是十二地支里的前三位。古人用干支記時，無論年、月、日、時，都用這套干支系統(tǒng)來記錄，就如同我們現(xiàn)在無論年、月、日、時，都用阿拉伯數(shù)字來記錄一樣。建子的"子"可以大略理解為月份的名稱，十二個地支正好是十二個月，子就是夏歷（農歷）的十一月。《說文·子部》："子，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人以為稱"，這是說"子"是從"萬物滋生"的"滋"同音相轉而來的，但考諸甲骨、金文，"子"應該是一個象形字，本義應是"幼兒"。
《禮記·月令》"仲冬之月"，鄭玄注釋說："仲冬者，日月會于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這就講到"建子"，而"建子"之前有個很重要的字："斗"。
?。á瘢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變人視聽。夏以建寅之月為正，殷以建丑之月為正，周以建子之月為正，三代異制，正朔不同，故《禮記·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鄭康成依據(jù)緯候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變。如孔安國以自古皆用建寅為正，唯殷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無明說，未知所從。正是時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
這個"斗"指的是北斗星，北斗七星像一個大勺子圍繞著北極星轉圈，一年轉一圈，古人以此記時，于是有"斗柄指東，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的說法。那么，如果把東西南北的四大方位再細分一下，聯(lián)系上文講過的"天有十二次"，或者按現(xiàn)代的說法想像一下黃道十二宮，把斗柄所的指向的方位分成十二份，每一份以一個地支表示（比如"子"或"丑"），代表一個月，斗柄的指向就叫做"建"，如果斗柄指向"子"，就叫"建子"，周歷就是以"建子"作為一年當中的第一個月，一旦改朝換代，這些都得跟著改。--這是古代的一種主流解釋，異議也是有的，比如祖沖之就很
懷疑這種說法，但我就不扯那么多了。（Ⅰ）
的確，歷法在古代既是一個生活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在改朝換代之后如果你還堅持奉行舊朝代的正朔，這是最讓統(tǒng)治者忌諱的，也是前代遺民表達孤忠的一種方式。改朝換代就要"改正朔"，所謂正朔，"正"就是正月，一年的第一個月，"朔"就是朔日，一個月里的第一天。所謂建寅之月、建丑之月、建子之月，分別是現(xiàn)在的農歷正月、十二月和十一月。孔穎達的意思是：夏朝本來是以現(xiàn)在的農歷正月作為正月的，殷商改朝換代，把夏代歷法的十二月作為自己的正月，周人改朝換代，又把殷商的十二月（也就是夏代的十一月）作為自己的正月。夏商周這三代不同的正月被后人稱作"三正"。
"三正"的說法來源很早，在《尚書·甘誓》里就有記載了。《甘誓》據(jù)說是大禹或夏啟在一次軍事總動員上的訓話，其中說到敵人有扈氏很壞，他們"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五行"和"三正"對舉，意思似乎是很明確的，所以直到宋代，對于"五行"，經(jīng)學家們都沒覺得這里邊有什么問題。從元代以后，異說才開始出現(xiàn)，但直到現(xiàn)在也沒有定論?；究梢源_定的是：夏朝那時候還沒有出現(xiàn)相生相克那種意義上的五行觀念，這個"五行"，專家們或者說是五種基本的物質分類（就好比我們把物質分為固體、液體和氣體一樣），（Ⅱ）或者說這就是"天道"（Ⅲ），或者說這是指"五行"的本義，即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Ⅳ）
對"三正"的解釋從漢朝就有分歧了?！渡袝髠鳌钒?三正"解釋為"三統(tǒng)"（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稍后再作解釋）；馬融解釋為"建子、建丑、建寅"，是為"三正"；鄭玄則說"三正"是"天地人之正道"。
如果取《尚書大傳》和馬融的說法，這就引起了一個問題：如果每次改朝換代都要這么變一下，歷史紀年還不變成一鍋粥了，非把歷史系學生折磨死不成？
一個令人欣慰的消息是：正朔并不會永遠這么變下去，并不會令人無比頭痛地從"三正"最后變成"十二正"，而是事不過三--一種說法是：正月只在建寅、建丑、建子這三者之間反復循環(huán)；另一種說法是在夏代以前一直是建寅，到殷商革命才有建丑，周人革了殷商之命才有建子。（Ⅴ）
當然，即便是事不過三，僅僅是"三正"而不是"十二正"在循環(huán)反復，這也夠讓人頭疼的。好在這種理論并沒有隨著改朝換代而被嚴格采用。在唐代肅宗以前，建寅、建子確實被改過若干次，《史記》和《漢書》還曾因此而對歷史記載做過追溯性的修改，而從唐肅宗上元三年（762年）以后，以建寅為歲首就一直被沿用下去了，直到清末。（Ⅵ）
?。á瘢﹨⒁奫清]孫星衍《問字堂集》卷二"斗建辨"。
?。á颍┙鹁胺肌谓B綱：《〈尚書·虞夏書〉新解》（遼寧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445頁。
?。á螅├钜幻瘢骸丁锤适摹邓从车南某跎鐣?-從〈甘誓〉看夏與有扈的關系》，《〈尚書〉與古史研究》（中州書畫出版社1983年第2版）。
（Ⅳ）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中華書局2005年第1版），第869頁。
（Ⅴ）[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鄭康成依據(jù)緯候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變。如孔安國以自古皆用建寅為正，唯殷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無明說，未知所從。
?。á觯┰斠姡骸吨袊F(xiàn)代學術經(jīng)典·董作賓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版），640－642頁。
作為政治哲學的"三正"之說影響深遠，但作為事實的"三正"之說卻未必是那么板上釘釘。深究一下的話，又會發(fā)現(xiàn)歧義紛紜，莫衷一是（Ⅰ）。對于《尚書·甘誓》里那個文獻上最早的"三正"記錄，學者們早就產生懷疑了。到了現(xiàn)代，有人把"正"解釋為"政"，意為政治措施（李一民、金景芳、呂紹綱），也有解釋為長官的（劉起釪、于省吾），但無論取哪種說法，"建子、建寅、建丑"的舊說已經(jīng)可以被廢棄掉了。
其實，當初古人心里就不是很有譜的，更讓人頭疼的是，即便是一個對圣人典籍毫無懷疑的人，對這個問題也難免會產生一絲懷疑。--宋人呂大圭《春秋或問》在面對"春王正月"到底是建子還是建寅的問題時，首先便來了這樣一句感慨："此千百年未決之論也。"至于為什么千百年一直懸而未決，呂大圭說：如果持建子之說，那就會與《詩經(jīng)》、《尚書》的相關記載合不上拍，如果取建寅之說，又會和《周禮》、《春秋》、《孟子》合不上拍。這些書全是圣人經(jīng)典，說誰錯都不合適。（Ⅱ）
時至現(xiàn)代，技術手段比古人強得多了，對"三正"的考據(jù)雖然還是充滿異說，但總算進了一步。以殷歷而論，殷正應該建丑，可根據(jù)常玉芝從甲骨卜辭的考證，殷歷的一月該是夏歷的五月（Ⅲ），或如鄭慧生"殷正建未"說（Ⅳ），認為殷歷一月該是夏歷六月，或如張培瑜、孟世凱"殷代歲首不固定"的說法（Ⅴ），也距離"建丑"不太近。
歷法這東西專業(yè)性很強，董作賓就說："我們歷史上，稱'寅正'、'丑正'、'子正'，并不是可以隨便命名的，不能說我們可以隨便把一次月亮從朔到晦叫它一個名字，"這里邊還牽涉著節(jié)氣等等問題（Ⅵ），我還是簡而言之好了：如果想在感性上有個大概的認識，周歷和夏歷，我們大體可以將之理解為現(xiàn)在的公歷和農歷，其間的差異大約也就是現(xiàn)在公歷和農歷的差異。（Ⅶ）歷法在古代是件大事。楊伯峻說："相傳周王朝于每年末頒明年歷書于諸侯，諸侯奉而行之。"（Ⅷ）
楊老師還在他的《論語譯注》里解釋"告朔之餼羊"的時候詳細講過個中原委："每年秋冬之交，周天子把第二年的歷書頒給諸侯。這歷書包括那年有無閏月，每月的初一是哪一天，因之叫'頒告朔'。諸侯接受了這一歷書，藏于祖廟，每逢初一，便殺一只活羊祭于廟，然后回到朝廷聽政。這祭廟叫做'告朔'，聽政叫做'視朔'，或者'聽朔'。"（Ⅸ）
?。á瘢┮蟪绾疲骸丁雌咴隆抵畾v探》，《文史》總第15輯，第180，182頁：先秦時代，多歷并存，除六歷（黃帝調歷、顓頊歷、夏歷、殷歷、周歷、魯歷）而外，還有其他古歷……然而對于這眾多歷法的認識至今仍然是模糊的。在漢代，學者們基于它們之中的夏、殷、周三歷在春秋戰(zhàn)國時并用的情況，弄出了一個三正的理論……并沒有科學上的根據(jù)?！瓭h代學者之說，一直未被學術界認可。唐朝的司馬貞也有一說，他認為殷人之歷為建子之歷，亦不過一家之說而已。殷人的歷法到底如何，有待探索。
?。á颍宋]呂大圭《春秋或問》卷一"春王正月"條：或問："王正月之說，建子之月乎？建寅之月乎？"曰："此千百年未決之論也。以愚觀之，以《春秋》考《春秋》足矣。大抵從建子之說，則與《詩》、《書》不合，從建寅之說，則與《周禮》、《春秋》、《孟子》不合……"
（Ⅲ）常玉芝：《殷商歷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369頁。
（Ⅳ）鄭慧生：《殷正建未說》，《史學月刊》1984年第1期。
?。á酰埮噼?、孟世凱：《商代歷法的月名、季節(jié)和歲首》，《先秦史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1版。
（Ⅵ）詳見：《中國現(xiàn)代學術經(jīng)典·董作賓卷》，第643－644頁。
?。á鳎╁X穆：《論語新解》（巴蜀書社1985年第1版），第378頁：今仿歐美用陽歷，略在冬至后十日改歲，猶周正也。陰歷合于農時，今亦謂之農歷。
?。á畈骸洞呵镒髠髯ⅰる[公元年》（修訂本）（中華書局1990年第2版），第6頁。
（Ⅸ）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第1版），第29頁。
楊老師的這個解釋屬于若干解釋中的一種，錢穆還曾推測說："蓋周自幽厲以后，即已無頒告朔之禮，疇人弟子分散，魯秉周禮，自有歷官，故自行告朔之禮也。"（Ⅰ）（"疇人子弟"即周王室負責歷法的專人，錢穆此說應是出自《漢書·律歷志》。依《漢書·律歷志》所說，應該存在著五種歷法，尤其令人疑惑的是：其中既有《周歷》，也有《魯歷》。（Ⅱ））
楊老師說"相傳"，錢老師說"蓋"，語氣都不那么肯定，但無論依據(jù)他們當中誰的說法，，周王室頒布的歷書和秉承周禮的魯國自定的歷書上，肯定都是建子之月的所謂"周正"，即以夏歷十一月作為自己的正月。"王正月"自然也就意味著這是周正的正月，意味著魯國奉行的是周王室的歷法。
金文中的"王正月"并不罕見，比如官鼠竄▓【造字：上"木"下"又"】父鼎："唯王正月既死霸乙卯……"（Ⅲ）散季簋："唯王四年八月……"（Ⅳ）等等。楊伯峻考察兩周的青銅器，說西周的器皿大多是王朝卿士所作，記錄日期多用"唯王某月某日"這種說法，而東周器皿大多是諸侯巨族所制，有些就用自己諸侯國內部的歷法而不用周正，比如鄀公簋的銘文說："唯鄀正二月初吉乙丑……"，表明自己用的是自家諸侯國內的"鄀正"而不是周正。魯國是和周王室最為親近的諸侯國，一直奉行周正，整個《春秋經(jīng)》所載的二百四十二年間，魯國從來都用周正，只是當時推算歷法的技術手段還不夠高明，所以些誤算之處。（Ⅴ）
楊老師說得不錯，通觀《春秋經(jīng)》全文，確實二百四十二年間魯國一直奉行周正不輟。但是，楊老師這個立論的基礎是：《春秋經(jīng)》是歷代魯國史官共同記錄的作品，其間并沒有孔子的手腳。是的，只有在這個前提之下，上述立論才是成立的，而如果《春秋經(jīng)》真是孔子或"作"或"修"過的，我們完全可以認為在時間記錄上的統(tǒng)一性其實是孔子（或其他什么人）加工的結果。--在這個問題上，趙伯雄便是站在楊伯峻的對立面上，他的《〈春秋〉記事書時考》對《春秋》的歷法問題給出了周密的論證。（Ⅵ）
趙伯雄認為，周人改正朔，不但改了歲首，也改了月名，以前的夏歷十一月在《春秋》里被稱為正月，其他月份依次類推，是謂"改月"，這在先秦其他文獻當中是可以找到證據(jù)的。比如《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初見梁襄王，說他"望之不似人君"那段："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這是說如果七八月之間天氣干旱，禾苗就會枯槁，但是，如果是農歷（夏歷）的七八月，禾苗已經(jīng)接近成熟了，都快該收割了，這時候就算天旱也無所謂了。那么，反推一下，什么時候禾苗才最需要雨水、最害怕干旱呢？是農歷的五六月。而周歷的七八月正好就是農歷（夏歷）的五六月。所以，孟子這里說的"七八月"應該就是周歷的七八月。
《左傳·昭公十七年》："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這是說大火星的出現(xiàn)按夏歷是在三月，按商歷是在四月，按周歷是在五月。這話就說得相當明確了。
?。á瘢╁X穆：《論語新解》（巴蜀書社1985年第1版），第67頁。
?。á颍稘h書·律歷志》：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
?。á螅督鹞慕褡g類檢·殷商西周卷》（廣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37頁。
?。á簦督鹞慕褡g類檢·殷商西周卷》，第60頁。
?。á酰┰斠姉畈骸洞呵镒髠髯ⅰる[公元年》（修訂本）（中華書局1990年第2版），第6頁。
?。á觯┶w伯雄：《〈春秋〉記事書時考》，《文史》2006年第3輯，第5－14頁。
"改月"倒也不會給實際生活造成多大障礙，比如我們現(xiàn)在使用公歷，相對于農歷來講不但改月，而且改日了，但大家還都照舊生活，沒多少人會覺得這有多大的不變。然而，如果季節(jié)的說法也跟著變了，那麻煩可就大了。--《春秋經(jīng)》恰恰就存在這個問題。
《春秋經(jīng)》在月份之前往往冠以季節(jié)之名，比如我們現(xiàn)在遇到的這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就是說："魯隱公元年，春天，周歷的正月"。但是，周歷的正月是夏歷的十一月，可夏歷十一月無論如何也不該算是春天吧？本來按夏歷的劃分，一、二、三月是春天，四、五、六月是夏天，七、八、九月是秋天，十、十一、十二月是冬天，一改成周歷，居然還是一、二、三月是春天……這么排下來的，這一改月份，連季節(jié)也跟著改了。古人稱季節(jié)為"時"，所以把這一改動稱為"改時"?？墒?，如果季節(jié)當真被這樣改動了，這要給農耕社會帶來多大的困擾啊。所以，如果《春秋經(jīng)》的時間記錄當真是魯國一代代史官忠實所記，如果魯國當真奉行這樣一種不但改月、而且改時的歷法，這實在難以想像。
考察西周及春秋的其他文獻，會發(fā)現(xiàn)那時人們所說的春夏秋冬完全是本來意義上的（即夏歷的）春夏秋冬，絲毫沒有"改時"的跡象，而能夠證明存在"改時"的例子卻一例也找不出來。趙老師的結論是：周人在改正朔之后，"改月"倒是有的，但絕對沒有"改時"。
趙、楊的分歧于此可見。楊伯峻說："四時之記，西周早已有之，且以建寅為正，與實（Ⅰ）際時令相合。《春秋》之四時，則不合于實際時令。"而趙伯雄的意思卻是：《春秋》之"改時"，既在實際生活中匪夷所思，考之典籍則當屬子虛烏有，《春秋》之四時不合于實際時令，這是為什么呢？--這就牽扯出《春秋經(jīng)》作者的問題了，楊伯峻曾經(jīng)從文本比較來作分析，認為《春秋經(jīng)》就是魯史原文，并不存在孔子的手筆（Ⅱ）；而趙伯雄則從時間記載入手，分析出《春秋經(jīng)》必然經(jīng)過某人有意識的統(tǒng)籌。
楊伯峻列舉了多條材料證實《春秋經(jīng)》只是魯史原文，比如（1）孔子明知史書有誤而不訂正；（2）《論語》里對孔子"作《春秋》"或"修《春秋》"只字未提；（3）《春秋經(jīng)》前后體例有不統(tǒng)一的地方，不像經(jīng)過統(tǒng)一編纂；（4）被認為孔子親手修訂的文字在晉國史書里竟然也是一樣寫的……這些材料雖然說服力很強，但要把立論鑿實似乎還不足夠。比如，（1）孔子明知史書有誤而不訂正，可能只是一時一事之論，再說人到底是會變的，我們不能因為看到孔子三十歲那年立誓戒煙的史料就認定他五十歲抽煙的史料為偽--如果換我自己，早飯前立誓戒煙，早飯后吞云吐霧，這絕對是不能互相證偽的；（2）《論語》沒提并不意味著事情一定沒有，也許是竹簡脫落，也許是在后人的編纂過程中被人為刪削，也許孔子根本就不愿意多提這事（他覺得私家修史有僭越之嫌）；（3）《春秋經(jīng)》前后體例不統(tǒng)一，也許是孔子沒改完全，也許是他粗心大意，也許是隱含著什么微言大義而特意留下破綻等待后人發(fā)掘；（4）被認為孔子親手修訂的文字在晉國史書里竟然也是一樣寫的，有可能孔子對魯史原文只是部分加工而非全部改變，和其他諸侯國史雷同的地方恰恰就是孔子沿用魯史原文的內容……
（Ⅰ）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中華書局1990年第2版），第6頁。
（Ⅱ）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5－16頁。
總之，楊伯峻要論證孔子修《春秋》其事必無，這件工作是費力不討好的，就像要證明世上不存在黑天鵝一樣，就算找出了大量的證據(jù)，發(fā)現(xiàn)世界各地只有白天鵝、藍天鵝、黃天鵝，但是，只要有人找到一只黑天鵝，僅僅一只，原先的立論就岌岌可危了。
趙伯雄的手法就是去尋找那"一只黑天鵝"。
趙伯雄認為，周人在改正朔之后，"改月"倒是有的，但絕對沒有"改時"。如果真是這樣，那么，《春秋經(jīng)》里實實在在地記載著不合于實際時令的"春正月"、"夏四月"又該如何解釋呢？趙伯雄考察西周及春秋金文中記載時間的語句，歸納說：所記不外乎四項時間因素：年、月、月相、日，金文記載時間的語句中既有只包含這四要素中之一二的，也有四項俱全的，但絕無一例是"時"（季節(jié)）與"月"連在一起的。即以文體與《春秋經(jīng)》最為相近的《古本竹書紀年》而論，其中也絕無這種例子，"可以確知'時'與'月'連書的現(xiàn)象其實出現(xiàn)得很晚，應當說是戰(zhàn)國時某些人的習慣，因此，今所見《春秋》中的'時'、'月'連書，不會是當時史官的原始記錄，只能是后來整理者要表達某種理念的有意安排"。
對于古人記錄時間的書寫習慣，楊伯峻曾舉商鞅量的銘文為例，銘文上有"冬十二月乙酉"的字樣，還有越王鐘銘等兩例，說明戰(zhàn)國時代記時不但季節(jié)和月份連書，季節(jié)還被細分（如孟春、仲春、季春）。
但是，楊伯峻舉的是戰(zhàn)國的例子。關于這個商鞅量，洪業(yè)在1937年的《春秋經(jīng)傳引得序》也曾提到。洪業(yè)說：最近金石學很熱，兩周青銅器銘文被釋讀了很多，從銘文來看，寫了年、月、日、辰的多達上百，可寫著季節(jié)的卻只有一個，就是商鞅量。而商鞅量在時間上要晚于《春秋經(jīng)》一百三十多年。那么，《春秋經(jīng)》從頭到尾季節(jié)記錄規(guī)規(guī)矩矩，這些記載（Ⅰ）"既不符于時令，復非出于舊史，故曰：增竄之跡，甚可疑也。"
從洪業(yè)到趙伯雄，對這個看似細小問題的深入考證其實是在牽涉著有關《春秋經(jīng)》身份的一個根本問題：《春秋經(jīng)》到底是魯國一代代史官積累下來的魯史舊文，還是出自某人之手，或者經(jīng)過某人統(tǒng)一的加工整理？
的確，"王正月"符合當時的語言習慣，而"春王正月"卻不符合當時的語言習慣，古代經(jīng)師也多有人以為這個"春"字是孔子所加（比如朱熹、王應麟）（Ⅱ），表達著某些難以言傳的深刻涵義。
郭沫若曾在《金文所無考》中歸納了一些古文獻中常見而金文中卻絕無發(fā)現(xiàn)的內容，舉其大者列了八項，說這些是有助于判斷文獻真?zhèn)渭捌鋾r代先后的重要參照。八項中的第一項就是"四時"。（Ⅲ）
?。á瘢┖闃I(yè)：《春秋經(jīng)傳引得序》，《洪業(yè)論學集》（中華書局1981年第1版）。
?。á颍宋]朱熹《答張南軒書》：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后以天時加王月。
?。á螅┕簦骸督鹞乃鶡o考》（《中國現(xiàn)代學術經(jīng)典·郭沫若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422頁）：金文中記年月日辰之例極多，記時之例僅一見，秦"商鞅量"是也?！韰ⅲ簵畈骸洞呵镒髠髯ⅰる[公元年》（修訂本）（中華書局1990年第2版，第5－6頁）：考之卜辭、西周及春秋彝器銘文與《尚書》，書四時者，彝銘無一例。然《詩·小雅·四月》："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飄風發(fā)發(fā)"，《豳風·七月》"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則四時之記，西周早已有之，且以建寅為正，與實際時令相合?！洞呵铩分臅r，則不合于實際時令。
這樣看來，"春王正月"的"春"字為后來的某位作者或整理者所加，似是個呼之欲出的結論了。那么，前邊王樹民和張政烺對"《春秋經(jīng)》為什么開始于魯隱公"那個問題的推斷也就獲得了自己的一個堅強的大前提。
那么，由此稍稍推論一下，假定這位"某人"真的存在，他可就是傳說中的孔子嗎？趙伯雄說："通過對'書時'一事的考察，感到還是應該承認《春秋》確曾被人整理加工過，至少書中的'時'應該是后加上去的。那么是誰加上去的呢？恐怕最大的可能就是孔子；退一步講，即使不是孔子，也應該是孔門的弟子或后學。但要完全落實這個問題，還需要更多的證據(jù)，目前暫時還無法做到。不管怎么說，《春秋》一書最初作為原始的史冊，應該是沒有那樣嚴格的記'時'的；而此書作為儒家的經(jīng)典或者教材來被人鉆研講論的時候，已經(jīng)是嚴格地按照規(guī)則書'時'了。這里必定有整理者的某種思想和理念存在。"
話是在理，但是，細想一想，如果按趙老師的說法，這位"某人"就是孔子或孔門后學的話，隨即便又出現(xiàn)了兩個疑問：一是：孔子的時代是否太早，早到不會習慣"春王正月"這種語法；二是《論語·衛(wèi)靈公》里有這樣一段話："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顏淵問孔子怎樣治理國家，孔子說："用夏朝的歷法，坐商朝的車子，戴周朝的禮帽……"關于"行夏之時"，楊伯峻注釋說：周歷"雖然在觀測天象方面比較以前進步，但實用起來卻不及夏歷方便于農業(yè)生產。就是在周朝，也有很多國家仍舊用夏朝歷法。"（Ⅰ）錢穆說："孔子重農事，故主用夏時。"（Ⅱ）
這樣看來，孔子分明是主張用夏歷的，或者至少是在狹義的意義上主張使用"夏時"。那么，他又怎么會在《春秋經(jīng)》里從頭到尾地去"改時"呢？即便要改，也應該把周正改成夏正，以此來體現(xiàn)自己治理國家要"行夏之時"的政治理念呀。--是的，如果按趙伯雄所說"這里必定有整理者的某種思想和理念存在"，那也該是統(tǒng)改為夏時才對呀？
"行夏之時"的這個問題，古人早就想到了，盡管他們所想的并不是我現(xiàn)在所疑惑的這層意思。宋人胡安國在他那部有"《春秋》第四傳"之地位的《春秋胡氏傳》里提出了一個"以夏時冠周月"的說法，認為《春秋經(jīng)》雖然改月，卻沒有改時，記月份用的是周歷，記季節(jié)用的是夏歷，這一點倒是和趙伯雄遙相呼應的。胡安國解釋說：孔子告訴顏淵治國之道說"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jīng)世說"春王正月"，孔子這是說到做到呀。至于有人提問說："改正朔乃是天子之事，孔子雖然是圣人，但無論如何他也沒做天子，他憑什么在《春秋經(jīng)》里給人家改正朔呀？"話是這么說，不錯，但人家孔子一方面"以夏時冠周月"來垂法后世，一方面又依據(jù)周歷記事來表示自己不在天子之位而不敢擅自改變正朔。這之中的道理是非常非常微妙的哦。把"王"字加于"正"字之前，正如《公羊傳》所謂是"大一統(tǒng)"的緣故啊。（Ⅲ）
（Ⅰ）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第1版，第164頁）
（Ⅱ）錢穆：《論語新解》（巴蜀書社1985年第1版，第378頁）
?。á螅宋]胡安國《春秋傳》：按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書王正月，見周之正朔猶行于天下也。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后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圣人語顏回以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jīng)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蛟环翘熳硬蛔h禮，仲尼有圣徳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加王于正者，公羊言大一統(tǒng)是也。
胡安國這個議論并非無源之水。早在唐代，大史家劉知幾在《史通》里就說《春秋》用夏正，但說法太超前，當時沒什么人信，及至宋代，程頤大談"行夏之時"，因為他是一代儒宗，影響力很大，他這說法一出，很快便應者如云。等這些歷史鋪墊都做好了，這才有胡安國借勢而行，把程頤的新說又推進了一步，社會上也是因為有了上述的那些歷史鋪墊，一些人便也很輕松地接受了這個胡氏新理論。
但以我們現(xiàn)代人的眼光來看，胡安國努力彌合"行夏之時"和"春王正月"，雖然用力勤勉、精神可嘉，但說服力還是稍嫌不足。這倒不是說"夏時冠周月"這個歷法很怪，不合常理--其實是很合常理的，我們現(xiàn)在實際上就是"以夏時冠公歷月"的，沒人會認為公歷的一、二、三月應該是春天。但有些古人的腦子是很難轉過這個彎來的，于是胡安國此說一出，贊同的也多，爭議的也多。朱熹就覺得孔圣人不可能把一部編年史編成這種古怪體例，況且孔子屬于周朝治下，哪有改變周朝正朔之理？黃仲炎質疑說："以夏時冠周月"這對孔子來說可屬于變革當時的王制，孔子一生都在反對僭越禮制，他自己如果這么做，那可算是大大的僭越了，所以這事怎么想怎么都不可能（Ⅰ）。至清人徐文靖詳考歷法，力駁胡安國之非，而反方尤為可觀者是辨?zhèn)未蠹掖奘龅摹度吠肌罚á颍?br />
"行夏之時"暫時放在一旁好了，至于"王正月"說的是周歷正月，這點倒可以基本確定，此中的考據(jù)問題雖有解決，但微言大義的疑問可真困惑過不少前人。如前所述，公羊學開宗大義便講"黜周王魯"，但是，如果"王正月"說的是周歷正月，又如何體現(xiàn)"黜周王魯"呢？
劉炫曾就這個問題問難于何休，說：你說"唯王者然后改元立號"，新王接受老天爺?shù)奈?，必定要改正朔，如果按你的說法，魯國紀年被稱為"元年"，這就意味著天命拋棄了周王室而降臨魯國，意味著魯國不再屈尊于周天子之下了，那魯國自當改正朔才對呀，為什么仍然奉行周歷呢？你這不是自相矛盾么？（Ⅲ）
劉炫的質疑是相當有力的，而當初《公羊傳》解釋《春秋經(jīng)》為什么要寫"王正月"（周歷正月），說其目的是在于"大一統(tǒng)"。
?。á瘢清]朱彝尊《經(jīng)義考》卷一百八十五：朱子曰：胡氏《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闔精神。又曰：《春秋》是魯史，合作時王之月。又曰：夫子，周之臣子，不改周正朔。黃仲炎曰：孔子因顏淵之問有取于夏時，不應修《春秋》而遽有所改定也。胡安國氏謂《春秋》以夏時冠月而朱熹氏非之，當矣?？鬃又凇洞呵铩?，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強而尊天子，疾大夫之逼而存諸侯，憤吳楚之橫而貴中國，此皆臣子所得為者，孔子不敢辭焉。若夫更革當代之王制，如所謂夏時冠周月，竊用天子之賞罰，決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秋》，方將以律當世之僭，其可自為僭哉？[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春秋時令表》：朱子曰："劉質夫以春字為夫子所加，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似原有此字。"又曰："文定說夏時冠月，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據(jù)《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初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只是為他不順，故欲改從夏之時。"又曰："夫子，周之臣子，《春秋》是魯史，決不改周正朔。"
?。á颍清]崔述《三代正朔通考》，《崔東壁遺書》（顧頡剛/編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489－495頁。
?。á螅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劉炫又難何休云："唯王者然后改元立號，《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魯，故因以錄即位。若然，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shù)梅Q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托王于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托王改元，是妄說也。
杜預還有過一種經(jīng)典見解，說這是截取了"春夏秋冬"中的"春秋"來表示全年。（Ⅳ）
這個解釋很有道理，但從現(xiàn)在的考古證據(jù)來看，在周原發(fā)現(xiàn)的甲骨卜辭顯示了周人早年在一年之中只分春秋、并無冬夏，殷商時代同樣如此。從中可以推測一年四季之分是相當后起之事，時間大約是在西周初年。（Ⅴ）
這就意味著，"春秋"二字并不見得就是截取"春夏秋冬"而來，其本身就足以標志完整的一年了。而考之殷商甲骨，春、秋二字都是"年"的意思，說"今春"就等于說"今年"。（Ⅵ）
在這個問題上，曾經(jīng)很迷惑人的就是《尚書·堯典》，如果這篇文獻真是歷史實錄的話，那么早在堯的時候就已經(jīng)分出四季了。
再看"正月"，也好理解，正月就是一月，這種稱呼在殷商時代也已經(jīng)有了。（Ⅶ）
?。á螅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注疏》：問曰：案《三統(tǒng)歷》云："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故名《春秋》。"賈、服依此以解《春秋》之義，不審何氏何名《春秋》乎？答曰：公羊何氏與賈、服不異，亦以為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而《春秋說》云"始于春，終于秋，故曰《春秋》"者，道春為生物之始，而秋為成物之終，故云始于春，終于秋，故曰《春秋》也。而舊云《春秋說》云"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以其書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也"者，非也……
?。á簦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杜預《集解》序：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則錯舉以為之名也。
（Ⅴ）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前言第2頁：春、夏、秋、冬四時之名，至遲起于西周。
?。á觯┖裥骸兑蟠隁q稱謂考》，《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
?。á鳎畈骸洞呵镒髠髯ⅰ返?頁引董作賓《殷歷譜》下編卷一："殷代之稱正月，始自祖甲，則無可疑?！丛诟闹浦醴Q正月，并列舉一月之舊名。"另參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釋支干》，《中國現(xiàn)代學術經(jīng)典·郭沫若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311頁：按此殆當時之時憲書也。"月一正"者即一月又名正月。
至此，隱公元年，春，正月，年度、季節(jié)、月份這三大時間要素已經(jīng)齊備，但麻煩的問題又來了--問題不在于缺了什么，卻在于多了什么。多出來一個"王"字。為什么不是"春正月"，而是"春王正月"呢？這個"王"字擺在這里是什么意思呢？
"王"字很多人認為是孔子特意寫上去的，是謂"特筆"，但這個"特筆"意義何在呢？
仔細打量這個"王"字，越看越覺得神奇：三橫一豎，寓意宏大，古人有說三橫象征著天、地、人，一豎是貫通了天、地、人，是謂以一貫三，這才為天下景仰的王者之象。（Ⅰ）
--這個深刻的哲理建基于一個錯誤的訓詁，已經(jīng)不為現(xiàn)代學者所取。但"王"字的本義是什么呢？學者們到現(xiàn)在也沒爭論清楚。
"王"的字義可以放在一邊，現(xiàn)在我們要關心的是，這個"王"究竟指的是誰？
《公羊傳》說，這個"王"指的是周文王。周文王一向被認為是周人當中第一位接受老天爺委任的王，即"受命王"。另一種常見說法（比如孔穎達說）是："王"指的是當時在位的周天子，即"時王"。這也算公羊學家和《左傳》學家的一個基本分歧所在。清代公羊家孔廣森曾引述孔子"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由此而推想孔子作《春秋》之本意，并反駁《左傳》學者說：這個"王"怎么可能是時王呢？周平王東遷之后，王室日衰，在位的周天子很久都沒下發(fā)過月份牌了。（Ⅱ）
這種爭執(zhí)，看似拘泥小節(jié)、無謂之至，實則大有深意，關乎立國之本。我在《春秋大義》里講過《公羊傳》關于齊襄公九世復仇的一則大義如何被漢武帝拿來以論證打擊匈奴的必要性：當初，齊國受紀國陷害，國君被周天子扔到鍋里煮了，九世之后，齊襄公向紀國復仇。都過了九代人了，這個仇難道還要報嗎？《公羊傳》的回答是：當然要報，因為對國君來說，國家與君主是一體的，國就是君，君就是國，而國君的位子世代相襲，所以前代的國君和后代的國君也是一體的。所以，侵犯國家就等于侵犯國君，侵犯國君也就等于侵犯國家；侵犯前代國君就等于侵犯后代國君，侵犯后代國君也就等于侵犯前代國君，如果結了仇，不管過了多少代也一定要報。--當時漢武帝的意思就是：劉邦曾被匈奴欺負過，這個仇到我這兒雖然已經(jīng)過了好幾代了，但根據(jù)春秋大義，該報的就一定要報！
這就牽涉我們現(xiàn)在這個周文王的問題了。周文王是周人第一位"受命王"，接受的是老天爺?shù)奈?。那么，按照公羊理論，國家與國君一體，前王和后王一體，"春王正月"的"王"自然該是周文王。清代公羊家莊存與把這個問題說得很透：接受老天爺委任的那位王（受命王）叫做太祖，太祖的接班人叫做繼體。所謂繼體，是繼承太祖的意思，不敢說自己的王位也是受之于天，只能說是受之于太祖的，自古以來都是這樣。連周武王那樣的圣王都要歸命于周文王而不敢自專，何況后世子孫呢？從文書誥命到政治體制，都打著周文王的旗號，這才是尊祖、尊天地的道理。（Ⅲ）
?。á瘢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卷一引《字林》：王者天地人，一貫三為王，天下所法也。
（Ⅱ）[清]孔廣森《春秋公羊經(jīng)傳通義》：子嘗曰："文王既沒，文不再茲乎？"蓋治《春秋》之本意也。治左氏者，以"王正月"為時王之正月。周之東遷，時王不能頒月久矣。且如左氏說，襄公季年歸余再失，哀公之世界大火東流，魯歷未必盡合周歷，而《春秋》強據(jù)魯史正月號稱時王之正月，不亦誣乎？
?。á螅清]莊存與《春秋正辭》卷一：公羊子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聞之曰：受命之王曰太祖，嗣王曰繼體。繼體也者，繼太祖也，不敢曰受之天，受之太祖也，自古以然。文王，受命之祖也，成康以降，繼文王之。
莊存與并不是一個求實風格的學者，但他舉的這個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例子倒很貼切，和（Ⅰ）《論語》里邊"父親死后，兒子要'三年無改于父之道'才算孝順"的說法也是比較合拍的。周文王是周人的受命王，把受命于天的那一年定為元年，積極籌備克商大業(yè)，可到第七年的時候，壯志未酬身先死，兒子周武王繼位。但周武王并沒有改元，而是把自己繼位的這一年稱為八年，行軍的時候也帶著周文王的靈位（木主），這都是在強調自己對周文王的"繼承"。莊存與的解說就是從這層意思而來的，被抽象出來的道理就是"尊王、尊祖、尊天地"。
再來看看《公羊傳》的這則春秋大義：國家與國君一體，前王和后王一體，看似很牽強，但在先秦的宗法社會里，這么說是一點兒都不錯的。所謂宗法社會，宗統(tǒng)就是君統(tǒng)，家就是國，家長就是國君，這都是以父系血緣為紐帶的，是真正意義上的家天下，和秦漢以后那種皇帝制度的家天下迥然不同。
《春秋經(jīng)》一經(jīng)三傳都是誕生于宗法社會的，而隨著社會從宗法進入專制的轉型，舊概念不再適應新社會了，于是，就像在很多社會轉型期都會發(fā)生的那樣，舊概念的字面本身被原封不動地沿用了下來，其內涵卻已經(jīng)被偷偷地換掉了。所以，在漢武帝打匈奴的那個例子里，《公羊傳》的九世復仇理論從嚴格意義上來看其實并不適用，漢武帝派出去為自家先祖拋頭顱、灑熱血的那些人絕大多數(shù)并不是漢朝劉家血緣上的親屬，也不是在漢朝享有政治權利的國民。換句話說，這些拋頭顱、灑熱血的人既不是作為親屬在為家族復仇，也不是作為享有政治權利的國民在為國家復仇，只不過奴才在為主子復仇而已，盡管奴才為主子復仇有些時候也會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的奴才的利益。
那么，從齊襄公九世復仇來看"國、君一體"的春秋大義，下面這兩句話性質一樣嗎：
?。?）"什么是齊國？齊襄公就是齊國。"
?。?）"什么是大清國？老佛爺就是大清國。"
"春王正月"的這個"王"字，在"事實正確"的層面上不過是個訓詁之爭，而在"政治正確"的層面上卻關乎國本?；仡櫱f存與對《公羊傳》的這段解讀，就文本論文本可以說大體無誤，但在清朝的社會格局之下有沒有偷換概念之嫌呢？況且，即便莊存與對《公羊傳》的解釋準確無誤，但《公羊傳》對《春秋經(jīng)》的解讀也是準確無誤的嗎？"春王正月"的"王"當真指的是周文王嗎？
如上所述，如果說是周文王，既符合歷史背景，也符合邏輯推理，但符不符合事實就不好說了?，F(xiàn)在的金文證據(jù)很多，有"王正月"、"王五月"等等，從商朝就這么寫了，而且所謂"王"也不一定都是周天子，有楚王，也有晉王，大家各用各的歷法，不一定都遵從周天子的。（Ⅱ）
那么，有兩點可以推斷：一，"王"字由來已久，很難說是孔子的特筆；二，不管楚國體也者，武王有明德，受命必歸文王，是謂天道。武王且不敢專，子孫其敢或干焉？命曰文王之命，位曰文王之位，法曰文王之法，所以尊祖，所以尊天地也。
?。á瘢墩撜Z·學而》：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
?。á颍畈骸洞呵镒髠髯ⅰ罚?0－11頁。
和晉國怎么搞，魯國還是奉行周天子的歷法的，所以，《春秋經(jīng)》里的"王正月"，指的應該就是當時周朝中央政府所制訂的歷法中的正月。那么"春王正月"這四個字的斷句也就應該是"春，王正月"--李學勤主編的《十三經(jīng)注疏（標點本）》當中的《春秋》三傳就都是這么斷句的。
"春王正月"四個字為歷代學者所重，由此而闡發(fā)出來的春秋大義難以計數(shù)，不同解讀之間的辯難更是在所多有，甚至就為這四個字還有專著出現(xiàn)，即明代張以寧的《春王正月考》，可見這有多重要。
但是，無非是周歷正月而已，有那么重要嗎？難道這里邊還有什么政治意義嗎？
這還真是不易被現(xiàn)代人理解的一個問題。好比說，無論世界各地，無論民主政府還是專制政府，2000年1月永遠是2000年1月，在哪兒都一樣。但古時候可不是這樣的，那時候的習慣是：不同的政權有不同的歷法，如果是同一個國家，一旦改朝換代，不僅年號要變，就連月份也要變，比如把原來的十二月變成現(xiàn)在的一月?？追f達說：所謂"王正月"，王者改朝換代，必然要改用新歷法和新年號，好讓大家耳目一新。按照老說法，夏代以建寅之月為正月，殷商以建丑之月為正月，周代以建子之月為正月（這個說法雖然不是"事實正確"，卻先后贏得了"義理正確"和"政治正確"，并對現(xiàn)實政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夏、商、周三代制度不同，所以歷法的正朔不同，至于服色，《禮記·檀弓》說："夏代以黑色為貴，殷商以白色為貴，周代以赤色為貴。"（Ⅰ）
所謂建子、建丑、建寅，先說說子、丑、寅：這是十二地支里的前三位。古人用干支記時，無論年、月、日、時，都用這套干支系統(tǒng)來記錄，就如同我們現(xiàn)在無論年、月、日、時，都用阿拉伯數(shù)字來記錄一樣。建子的"子"可以大略理解為月份的名稱，十二個地支正好是十二個月，子就是夏歷（農歷）的十一月。《說文·子部》："子，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人以為稱"，這是說"子"是從"萬物滋生"的"滋"同音相轉而來的，但考諸甲骨、金文，"子"應該是一個象形字，本義應是"幼兒"。
《禮記·月令》"仲冬之月"，鄭玄注釋說："仲冬者，日月會于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這就講到"建子"，而"建子"之前有個很重要的字："斗"。
?。á瘢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變人視聽。夏以建寅之月為正，殷以建丑之月為正，周以建子之月為正，三代異制，正朔不同，故《禮記·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鄭康成依據(jù)緯候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變。如孔安國以自古皆用建寅為正，唯殷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無明說，未知所從。正是時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
這個"斗"指的是北斗星，北斗七星像一個大勺子圍繞著北極星轉圈，一年轉一圈，古人以此記時，于是有"斗柄指東，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的說法。那么，如果把東西南北的四大方位再細分一下，聯(lián)系上文講過的"天有十二次"，或者按現(xiàn)代的說法想像一下黃道十二宮，把斗柄所的指向的方位分成十二份，每一份以一個地支表示（比如"子"或"丑"），代表一個月，斗柄的指向就叫做"建"，如果斗柄指向"子"，就叫"建子"，周歷就是以"建子"作為一年當中的第一個月，一旦改朝換代，這些都得跟著改。--這是古代的一種主流解釋，異議也是有的，比如祖沖之就很
懷疑這種說法，但我就不扯那么多了。（Ⅰ）
的確，歷法在古代既是一個生活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在改朝換代之后如果你還堅持奉行舊朝代的正朔，這是最讓統(tǒng)治者忌諱的，也是前代遺民表達孤忠的一種方式。改朝換代就要"改正朔"，所謂正朔，"正"就是正月，一年的第一個月，"朔"就是朔日，一個月里的第一天。所謂建寅之月、建丑之月、建子之月，分別是現(xiàn)在的農歷正月、十二月和十一月。孔穎達的意思是：夏朝本來是以現(xiàn)在的農歷正月作為正月的，殷商改朝換代，把夏代歷法的十二月作為自己的正月，周人改朝換代，又把殷商的十二月（也就是夏代的十一月）作為自己的正月。夏商周這三代不同的正月被后人稱作"三正"。
"三正"的說法來源很早，在《尚書·甘誓》里就有記載了。《甘誓》據(jù)說是大禹或夏啟在一次軍事總動員上的訓話，其中說到敵人有扈氏很壞，他們"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五行"和"三正"對舉，意思似乎是很明確的，所以直到宋代，對于"五行"，經(jīng)學家們都沒覺得這里邊有什么問題。從元代以后，異說才開始出現(xiàn)，但直到現(xiàn)在也沒有定論?；究梢源_定的是：夏朝那時候還沒有出現(xiàn)相生相克那種意義上的五行觀念，這個"五行"，專家們或者說是五種基本的物質分類（就好比我們把物質分為固體、液體和氣體一樣），（Ⅱ）或者說這就是"天道"（Ⅲ），或者說這是指"五行"的本義，即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Ⅳ）
對"三正"的解釋從漢朝就有分歧了?！渡袝髠鳌钒?三正"解釋為"三統(tǒng)"（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稍后再作解釋）；馬融解釋為"建子、建丑、建寅"，是為"三正"；鄭玄則說"三正"是"天地人之正道"。
如果取《尚書大傳》和馬融的說法，這就引起了一個問題：如果每次改朝換代都要這么變一下，歷史紀年還不變成一鍋粥了，非把歷史系學生折磨死不成？
一個令人欣慰的消息是：正朔并不會永遠這么變下去，并不會令人無比頭痛地從"三正"最后變成"十二正"，而是事不過三--一種說法是：正月只在建寅、建丑、建子這三者之間反復循環(huán)；另一種說法是在夏代以前一直是建寅，到殷商革命才有建丑，周人革了殷商之命才有建子。（Ⅴ）
當然，即便是事不過三，僅僅是"三正"而不是"十二正"在循環(huán)反復，這也夠讓人頭疼的。好在這種理論并沒有隨著改朝換代而被嚴格采用。在唐代肅宗以前，建寅、建子確實被改過若干次，《史記》和《漢書》還曾因此而對歷史記載做過追溯性的修改，而從唐肅宗上元三年（762年）以后，以建寅為歲首就一直被沿用下去了，直到清末。（Ⅵ）
?。á瘢﹨⒁奫清]孫星衍《問字堂集》卷二"斗建辨"。
?。á颍┙鹁胺肌谓B綱：《〈尚書·虞夏書〉新解》（遼寧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445頁。
?。á螅├钜幻瘢骸丁锤适摹邓从车南某跎鐣?-從〈甘誓〉看夏與有扈的關系》，《〈尚書〉與古史研究》（中州書畫出版社1983年第2版）。
（Ⅳ）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中華書局2005年第1版），第869頁。
（Ⅴ）[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鄭康成依據(jù)緯候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變。如孔安國以自古皆用建寅為正，唯殷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無明說，未知所從。
?。á觯┰斠姡骸吨袊F(xiàn)代學術經(jīng)典·董作賓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版），640－642頁。
作為政治哲學的"三正"之說影響深遠，但作為事實的"三正"之說卻未必是那么板上釘釘。深究一下的話，又會發(fā)現(xiàn)歧義紛紜，莫衷一是（Ⅰ）。對于《尚書·甘誓》里那個文獻上最早的"三正"記錄，學者們早就產生懷疑了。到了現(xiàn)代，有人把"正"解釋為"政"，意為政治措施（李一民、金景芳、呂紹綱），也有解釋為長官的（劉起釪、于省吾），但無論取哪種說法，"建子、建寅、建丑"的舊說已經(jīng)可以被廢棄掉了。
其實，當初古人心里就不是很有譜的，更讓人頭疼的是，即便是一個對圣人典籍毫無懷疑的人，對這個問題也難免會產生一絲懷疑。--宋人呂大圭《春秋或問》在面對"春王正月"到底是建子還是建寅的問題時，首先便來了這樣一句感慨："此千百年未決之論也。"至于為什么千百年一直懸而未決，呂大圭說：如果持建子之說，那就會與《詩經(jīng)》、《尚書》的相關記載合不上拍，如果取建寅之說，又會和《周禮》、《春秋》、《孟子》合不上拍。這些書全是圣人經(jīng)典，說誰錯都不合適。（Ⅱ）
時至現(xiàn)代，技術手段比古人強得多了，對"三正"的考據(jù)雖然還是充滿異說，但總算進了一步。以殷歷而論，殷正應該建丑，可根據(jù)常玉芝從甲骨卜辭的考證，殷歷的一月該是夏歷的五月（Ⅲ），或如鄭慧生"殷正建未"說（Ⅳ），認為殷歷一月該是夏歷六月，或如張培瑜、孟世凱"殷代歲首不固定"的說法（Ⅴ），也距離"建丑"不太近。
歷法這東西專業(yè)性很強，董作賓就說："我們歷史上，稱'寅正'、'丑正'、'子正'，并不是可以隨便命名的，不能說我們可以隨便把一次月亮從朔到晦叫它一個名字，"這里邊還牽涉著節(jié)氣等等問題（Ⅵ），我還是簡而言之好了：如果想在感性上有個大概的認識，周歷和夏歷，我們大體可以將之理解為現(xiàn)在的公歷和農歷，其間的差異大約也就是現(xiàn)在公歷和農歷的差異。（Ⅶ）歷法在古代是件大事。楊伯峻說："相傳周王朝于每年末頒明年歷書于諸侯，諸侯奉而行之。"（Ⅷ）
楊老師還在他的《論語譯注》里解釋"告朔之餼羊"的時候詳細講過個中原委："每年秋冬之交，周天子把第二年的歷書頒給諸侯。這歷書包括那年有無閏月，每月的初一是哪一天，因之叫'頒告朔'。諸侯接受了這一歷書，藏于祖廟，每逢初一，便殺一只活羊祭于廟，然后回到朝廷聽政。這祭廟叫做'告朔'，聽政叫做'視朔'，或者'聽朔'。"（Ⅸ）
?。á瘢┮蟪绾疲骸丁雌咴隆抵畾v探》，《文史》總第15輯，第180，182頁：先秦時代，多歷并存，除六歷（黃帝調歷、顓頊歷、夏歷、殷歷、周歷、魯歷）而外，還有其他古歷……然而對于這眾多歷法的認識至今仍然是模糊的。在漢代，學者們基于它們之中的夏、殷、周三歷在春秋戰(zhàn)國時并用的情況，弄出了一個三正的理論……并沒有科學上的根據(jù)?！瓭h代學者之說，一直未被學術界認可。唐朝的司馬貞也有一說，他認為殷人之歷為建子之歷，亦不過一家之說而已。殷人的歷法到底如何，有待探索。
?。á颍宋]呂大圭《春秋或問》卷一"春王正月"條：或問："王正月之說，建子之月乎？建寅之月乎？"曰："此千百年未決之論也。以愚觀之，以《春秋》考《春秋》足矣。大抵從建子之說，則與《詩》、《書》不合，從建寅之說，則與《周禮》、《春秋》、《孟子》不合……"
（Ⅲ）常玉芝：《殷商歷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369頁。
（Ⅳ）鄭慧生：《殷正建未說》，《史學月刊》1984年第1期。
?。á酰埮噼?、孟世凱：《商代歷法的月名、季節(jié)和歲首》，《先秦史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1版。
（Ⅵ）詳見：《中國現(xiàn)代學術經(jīng)典·董作賓卷》，第643－644頁。
?。á鳎╁X穆：《論語新解》（巴蜀書社1985年第1版），第378頁：今仿歐美用陽歷，略在冬至后十日改歲，猶周正也。陰歷合于農時，今亦謂之農歷。
?。á畈骸洞呵镒髠髯ⅰる[公元年》（修訂本）（中華書局1990年第2版），第6頁。
（Ⅸ）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第1版），第29頁。
楊老師的這個解釋屬于若干解釋中的一種，錢穆還曾推測說："蓋周自幽厲以后，即已無頒告朔之禮，疇人弟子分散，魯秉周禮，自有歷官，故自行告朔之禮也。"（Ⅰ）（"疇人子弟"即周王室負責歷法的專人，錢穆此說應是出自《漢書·律歷志》。依《漢書·律歷志》所說，應該存在著五種歷法，尤其令人疑惑的是：其中既有《周歷》，也有《魯歷》。（Ⅱ））
楊老師說"相傳"，錢老師說"蓋"，語氣都不那么肯定，但無論依據(jù)他們當中誰的說法，，周王室頒布的歷書和秉承周禮的魯國自定的歷書上，肯定都是建子之月的所謂"周正"，即以夏歷十一月作為自己的正月。"王正月"自然也就意味著這是周正的正月，意味著魯國奉行的是周王室的歷法。
金文中的"王正月"并不罕見，比如官鼠竄▓【造字：上"木"下"又"】父鼎："唯王正月既死霸乙卯……"（Ⅲ）散季簋："唯王四年八月……"（Ⅳ）等等。楊伯峻考察兩周的青銅器，說西周的器皿大多是王朝卿士所作，記錄日期多用"唯王某月某日"這種說法，而東周器皿大多是諸侯巨族所制，有些就用自己諸侯國內部的歷法而不用周正，比如鄀公簋的銘文說："唯鄀正二月初吉乙丑……"，表明自己用的是自家諸侯國內的"鄀正"而不是周正。魯國是和周王室最為親近的諸侯國，一直奉行周正，整個《春秋經(jīng)》所載的二百四十二年間，魯國從來都用周正，只是當時推算歷法的技術手段還不夠高明，所以些誤算之處。（Ⅴ）
楊老師說得不錯，通觀《春秋經(jīng)》全文，確實二百四十二年間魯國一直奉行周正不輟。但是，楊老師這個立論的基礎是：《春秋經(jīng)》是歷代魯國史官共同記錄的作品，其間并沒有孔子的手腳。是的，只有在這個前提之下，上述立論才是成立的，而如果《春秋經(jīng)》真是孔子或"作"或"修"過的，我們完全可以認為在時間記錄上的統(tǒng)一性其實是孔子（或其他什么人）加工的結果。--在這個問題上，趙伯雄便是站在楊伯峻的對立面上，他的《〈春秋〉記事書時考》對《春秋》的歷法問題給出了周密的論證。（Ⅵ）
趙伯雄認為，周人改正朔，不但改了歲首，也改了月名，以前的夏歷十一月在《春秋》里被稱為正月，其他月份依次類推，是謂"改月"，這在先秦其他文獻當中是可以找到證據(jù)的。比如《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初見梁襄王，說他"望之不似人君"那段："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這是說如果七八月之間天氣干旱，禾苗就會枯槁，但是，如果是農歷（夏歷）的七八月，禾苗已經(jīng)接近成熟了，都快該收割了，這時候就算天旱也無所謂了。那么，反推一下，什么時候禾苗才最需要雨水、最害怕干旱呢？是農歷的五六月。而周歷的七八月正好就是農歷（夏歷）的五六月。所以，孟子這里說的"七八月"應該就是周歷的七八月。
《左傳·昭公十七年》："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這是說大火星的出現(xiàn)按夏歷是在三月，按商歷是在四月，按周歷是在五月。這話就說得相當明確了。
?。á瘢╁X穆：《論語新解》（巴蜀書社1985年第1版），第67頁。
?。á颍稘h書·律歷志》：三代既沒，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其所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
?。á螅督鹞慕褡g類檢·殷商西周卷》（廣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37頁。
?。á簦督鹞慕褡g類檢·殷商西周卷》，第60頁。
?。á酰┰斠姉畈骸洞呵镒髠髯ⅰる[公元年》（修訂本）（中華書局1990年第2版），第6頁。
?。á觯┶w伯雄：《〈春秋〉記事書時考》，《文史》2006年第3輯，第5－14頁。
"改月"倒也不會給實際生活造成多大障礙，比如我們現(xiàn)在使用公歷，相對于農歷來講不但改月，而且改日了，但大家還都照舊生活，沒多少人會覺得這有多大的不變。然而，如果季節(jié)的說法也跟著變了，那麻煩可就大了。--《春秋經(jīng)》恰恰就存在這個問題。
《春秋經(jīng)》在月份之前往往冠以季節(jié)之名，比如我們現(xiàn)在遇到的這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就是說："魯隱公元年，春天，周歷的正月"。但是，周歷的正月是夏歷的十一月，可夏歷十一月無論如何也不該算是春天吧？本來按夏歷的劃分，一、二、三月是春天，四、五、六月是夏天，七、八、九月是秋天，十、十一、十二月是冬天，一改成周歷，居然還是一、二、三月是春天……這么排下來的，這一改月份，連季節(jié)也跟著改了。古人稱季節(jié)為"時"，所以把這一改動稱為"改時"?？墒?，如果季節(jié)當真被這樣改動了，這要給農耕社會帶來多大的困擾啊。所以，如果《春秋經(jīng)》的時間記錄當真是魯國一代代史官忠實所記，如果魯國當真奉行這樣一種不但改月、而且改時的歷法，這實在難以想像。
考察西周及春秋的其他文獻，會發(fā)現(xiàn)那時人們所說的春夏秋冬完全是本來意義上的（即夏歷的）春夏秋冬，絲毫沒有"改時"的跡象，而能夠證明存在"改時"的例子卻一例也找不出來。趙老師的結論是：周人在改正朔之后，"改月"倒是有的，但絕對沒有"改時"。
趙、楊的分歧于此可見。楊伯峻說："四時之記，西周早已有之，且以建寅為正，與實（Ⅰ）際時令相合。《春秋》之四時，則不合于實際時令。"而趙伯雄的意思卻是：《春秋》之"改時"，既在實際生活中匪夷所思，考之典籍則當屬子虛烏有，《春秋》之四時不合于實際時令，這是為什么呢？--這就牽扯出《春秋經(jīng)》作者的問題了，楊伯峻曾經(jīng)從文本比較來作分析，認為《春秋經(jīng)》就是魯史原文，并不存在孔子的手筆（Ⅱ）；而趙伯雄則從時間記載入手，分析出《春秋經(jīng)》必然經(jīng)過某人有意識的統(tǒng)籌。
楊伯峻列舉了多條材料證實《春秋經(jīng)》只是魯史原文，比如（1）孔子明知史書有誤而不訂正；（2）《論語》里對孔子"作《春秋》"或"修《春秋》"只字未提；（3）《春秋經(jīng)》前后體例有不統(tǒng)一的地方，不像經(jīng)過統(tǒng)一編纂；（4）被認為孔子親手修訂的文字在晉國史書里竟然也是一樣寫的……這些材料雖然說服力很強，但要把立論鑿實似乎還不足夠。比如，（1）孔子明知史書有誤而不訂正，可能只是一時一事之論，再說人到底是會變的，我們不能因為看到孔子三十歲那年立誓戒煙的史料就認定他五十歲抽煙的史料為偽--如果換我自己，早飯前立誓戒煙，早飯后吞云吐霧，這絕對是不能互相證偽的；（2）《論語》沒提并不意味著事情一定沒有，也許是竹簡脫落，也許是在后人的編纂過程中被人為刪削，也許孔子根本就不愿意多提這事（他覺得私家修史有僭越之嫌）；（3）《春秋經(jīng)》前后體例不統(tǒng)一，也許是孔子沒改完全，也許是他粗心大意，也許是隱含著什么微言大義而特意留下破綻等待后人發(fā)掘；（4）被認為孔子親手修訂的文字在晉國史書里竟然也是一樣寫的，有可能孔子對魯史原文只是部分加工而非全部改變，和其他諸侯國史雷同的地方恰恰就是孔子沿用魯史原文的內容……
（Ⅰ）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中華書局1990年第2版），第6頁。
（Ⅱ）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5－16頁。
總之，楊伯峻要論證孔子修《春秋》其事必無，這件工作是費力不討好的，就像要證明世上不存在黑天鵝一樣，就算找出了大量的證據(jù)，發(fā)現(xiàn)世界各地只有白天鵝、藍天鵝、黃天鵝，但是，只要有人找到一只黑天鵝，僅僅一只，原先的立論就岌岌可危了。
趙伯雄的手法就是去尋找那"一只黑天鵝"。
趙伯雄認為，周人在改正朔之后，"改月"倒是有的，但絕對沒有"改時"。如果真是這樣，那么，《春秋經(jīng)》里實實在在地記載著不合于實際時令的"春正月"、"夏四月"又該如何解釋呢？趙伯雄考察西周及春秋金文中記載時間的語句，歸納說：所記不外乎四項時間因素：年、月、月相、日，金文記載時間的語句中既有只包含這四要素中之一二的，也有四項俱全的，但絕無一例是"時"（季節(jié)）與"月"連在一起的。即以文體與《春秋經(jīng)》最為相近的《古本竹書紀年》而論，其中也絕無這種例子，"可以確知'時'與'月'連書的現(xiàn)象其實出現(xiàn)得很晚，應當說是戰(zhàn)國時某些人的習慣，因此，今所見《春秋》中的'時'、'月'連書，不會是當時史官的原始記錄，只能是后來整理者要表達某種理念的有意安排"。
對于古人記錄時間的書寫習慣，楊伯峻曾舉商鞅量的銘文為例，銘文上有"冬十二月乙酉"的字樣，還有越王鐘銘等兩例，說明戰(zhàn)國時代記時不但季節(jié)和月份連書，季節(jié)還被細分（如孟春、仲春、季春）。
但是，楊伯峻舉的是戰(zhàn)國的例子。關于這個商鞅量，洪業(yè)在1937年的《春秋經(jīng)傳引得序》也曾提到。洪業(yè)說：最近金石學很熱，兩周青銅器銘文被釋讀了很多，從銘文來看，寫了年、月、日、辰的多達上百，可寫著季節(jié)的卻只有一個，就是商鞅量。而商鞅量在時間上要晚于《春秋經(jīng)》一百三十多年。那么，《春秋經(jīng)》從頭到尾季節(jié)記錄規(guī)規(guī)矩矩，這些記載（Ⅰ）"既不符于時令，復非出于舊史，故曰：增竄之跡，甚可疑也。"
從洪業(yè)到趙伯雄，對這個看似細小問題的深入考證其實是在牽涉著有關《春秋經(jīng)》身份的一個根本問題：《春秋經(jīng)》到底是魯國一代代史官積累下來的魯史舊文，還是出自某人之手，或者經(jīng)過某人統(tǒng)一的加工整理？
的確，"王正月"符合當時的語言習慣，而"春王正月"卻不符合當時的語言習慣，古代經(jīng)師也多有人以為這個"春"字是孔子所加（比如朱熹、王應麟）（Ⅱ），表達著某些難以言傳的深刻涵義。
郭沫若曾在《金文所無考》中歸納了一些古文獻中常見而金文中卻絕無發(fā)現(xiàn)的內容，舉其大者列了八項，說這些是有助于判斷文獻真?zhèn)渭捌鋾r代先后的重要參照。八項中的第一項就是"四時"。（Ⅲ）
?。á瘢┖闃I(yè)：《春秋經(jīng)傳引得序》，《洪業(yè)論學集》（中華書局1981年第1版）。
?。á颍宋]朱熹《答張南軒書》：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后以天時加王月。
?。á螅┕簦骸督鹞乃鶡o考》（《中國現(xiàn)代學術經(jīng)典·郭沫若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422頁）：金文中記年月日辰之例極多，記時之例僅一見，秦"商鞅量"是也?！韰ⅲ簵畈骸洞呵镒髠髯ⅰる[公元年》（修訂本）（中華書局1990年第2版，第5－6頁）：考之卜辭、西周及春秋彝器銘文與《尚書》，書四時者，彝銘無一例。然《詩·小雅·四月》："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飄風發(fā)發(fā)"，《豳風·七月》"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則四時之記，西周早已有之，且以建寅為正，與實際時令相合?！洞呵铩分臅r，則不合于實際時令。
這樣看來，"春王正月"的"春"字為后來的某位作者或整理者所加，似是個呼之欲出的結論了。那么，前邊王樹民和張政烺對"《春秋經(jīng)》為什么開始于魯隱公"那個問題的推斷也就獲得了自己的一個堅強的大前提。
那么，由此稍稍推論一下，假定這位"某人"真的存在，他可就是傳說中的孔子嗎？趙伯雄說："通過對'書時'一事的考察，感到還是應該承認《春秋》確曾被人整理加工過，至少書中的'時'應該是后加上去的。那么是誰加上去的呢？恐怕最大的可能就是孔子；退一步講，即使不是孔子，也應該是孔門的弟子或后學。但要完全落實這個問題，還需要更多的證據(jù)，目前暫時還無法做到。不管怎么說，《春秋》一書最初作為原始的史冊，應該是沒有那樣嚴格的記'時'的；而此書作為儒家的經(jīng)典或者教材來被人鉆研講論的時候，已經(jīng)是嚴格地按照規(guī)則書'時'了。這里必定有整理者的某種思想和理念存在。"
話是在理，但是，細想一想，如果按趙老師的說法，這位"某人"就是孔子或孔門后學的話，隨即便又出現(xiàn)了兩個疑問：一是：孔子的時代是否太早，早到不會習慣"春王正月"這種語法；二是《論語·衛(wèi)靈公》里有這樣一段話："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顏淵問孔子怎樣治理國家，孔子說："用夏朝的歷法，坐商朝的車子，戴周朝的禮帽……"關于"行夏之時"，楊伯峻注釋說：周歷"雖然在觀測天象方面比較以前進步，但實用起來卻不及夏歷方便于農業(yè)生產。就是在周朝，也有很多國家仍舊用夏朝歷法。"（Ⅰ）錢穆說："孔子重農事，故主用夏時。"（Ⅱ）
這樣看來，孔子分明是主張用夏歷的，或者至少是在狹義的意義上主張使用"夏時"。那么，他又怎么會在《春秋經(jīng)》里從頭到尾地去"改時"呢？即便要改，也應該把周正改成夏正，以此來體現(xiàn)自己治理國家要"行夏之時"的政治理念呀。--是的，如果按趙伯雄所說"這里必定有整理者的某種思想和理念存在"，那也該是統(tǒng)改為夏時才對呀？
"行夏之時"的這個問題，古人早就想到了，盡管他們所想的并不是我現(xiàn)在所疑惑的這層意思。宋人胡安國在他那部有"《春秋》第四傳"之地位的《春秋胡氏傳》里提出了一個"以夏時冠周月"的說法，認為《春秋經(jīng)》雖然改月，卻沒有改時，記月份用的是周歷，記季節(jié)用的是夏歷，這一點倒是和趙伯雄遙相呼應的。胡安國解釋說：孔子告訴顏淵治國之道說"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jīng)世說"春王正月"，孔子這是說到做到呀。至于有人提問說："改正朔乃是天子之事，孔子雖然是圣人，但無論如何他也沒做天子，他憑什么在《春秋經(jīng)》里給人家改正朔呀？"話是這么說，不錯，但人家孔子一方面"以夏時冠周月"來垂法后世，一方面又依據(jù)周歷記事來表示自己不在天子之位而不敢擅自改變正朔。這之中的道理是非常非常微妙的哦。把"王"字加于"正"字之前，正如《公羊傳》所謂是"大一統(tǒng)"的緣故啊。（Ⅲ）
（Ⅰ）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第1版，第164頁）
（Ⅱ）錢穆：《論語新解》（巴蜀書社1985年第1版，第378頁）
?。á螅宋]胡安國《春秋傳》：按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書王正月，見周之正朔猶行于天下也。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后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圣人語顏回以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jīng)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蛟环翘熳硬蛔h禮，仲尼有圣徳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加王于正者，公羊言大一統(tǒng)是也。
胡安國這個議論并非無源之水。早在唐代，大史家劉知幾在《史通》里就說《春秋》用夏正，但說法太超前，當時沒什么人信，及至宋代，程頤大談"行夏之時"，因為他是一代儒宗，影響力很大，他這說法一出，很快便應者如云。等這些歷史鋪墊都做好了，這才有胡安國借勢而行，把程頤的新說又推進了一步，社會上也是因為有了上述的那些歷史鋪墊，一些人便也很輕松地接受了這個胡氏新理論。
但以我們現(xiàn)代人的眼光來看，胡安國努力彌合"行夏之時"和"春王正月"，雖然用力勤勉、精神可嘉，但說服力還是稍嫌不足。這倒不是說"夏時冠周月"這個歷法很怪，不合常理--其實是很合常理的，我們現(xiàn)在實際上就是"以夏時冠公歷月"的，沒人會認為公歷的一、二、三月應該是春天。但有些古人的腦子是很難轉過這個彎來的，于是胡安國此說一出，贊同的也多，爭議的也多。朱熹就覺得孔圣人不可能把一部編年史編成這種古怪體例，況且孔子屬于周朝治下，哪有改變周朝正朔之理？黃仲炎質疑說："以夏時冠周月"這對孔子來說可屬于變革當時的王制，孔子一生都在反對僭越禮制，他自己如果這么做，那可算是大大的僭越了，所以這事怎么想怎么都不可能（Ⅰ）。至清人徐文靖詳考歷法，力駁胡安國之非，而反方尤為可觀者是辨?zhèn)未蠹掖奘龅摹度吠肌罚á颍?br />
"行夏之時"暫時放在一旁好了，至于"王正月"說的是周歷正月，這點倒可以基本確定，此中的考據(jù)問題雖有解決，但微言大義的疑問可真困惑過不少前人。如前所述，公羊學開宗大義便講"黜周王魯"，但是，如果"王正月"說的是周歷正月，又如何體現(xiàn)"黜周王魯"呢？
劉炫曾就這個問題問難于何休，說：你說"唯王者然后改元立號"，新王接受老天爺?shù)奈?，必定要改正朔，如果按你的說法，魯國紀年被稱為"元年"，這就意味著天命拋棄了周王室而降臨魯國，意味著魯國不再屈尊于周天子之下了，那魯國自當改正朔才對呀，為什么仍然奉行周歷呢？你這不是自相矛盾么？（Ⅲ）
劉炫的質疑是相當有力的，而當初《公羊傳》解釋《春秋經(jīng)》為什么要寫"王正月"（周歷正月），說其目的是在于"大一統(tǒng)"。
?。á瘢清]朱彝尊《經(jīng)義考》卷一百八十五：朱子曰：胡氏《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闔精神。又曰：《春秋》是魯史，合作時王之月。又曰：夫子，周之臣子，不改周正朔。黃仲炎曰：孔子因顏淵之問有取于夏時，不應修《春秋》而遽有所改定也。胡安國氏謂《春秋》以夏時冠月而朱熹氏非之，當矣?？鬃又凇洞呵铩?，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強而尊天子，疾大夫之逼而存諸侯，憤吳楚之橫而貴中國，此皆臣子所得為者，孔子不敢辭焉。若夫更革當代之王制，如所謂夏時冠周月，竊用天子之賞罰，決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秋》，方將以律當世之僭，其可自為僭哉？[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春秋時令表》：朱子曰："劉質夫以春字為夫子所加，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似原有此字。"又曰："文定說夏時冠月，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據(jù)《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初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只是為他不順，故欲改從夏之時。"又曰："夫子，周之臣子，《春秋》是魯史，決不改周正朔。"
?。á颍清]崔述《三代正朔通考》，《崔東壁遺書》（顧頡剛/編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489－495頁。
?。á螅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劉炫又難何休云："唯王者然后改元立號，《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魯，故因以錄即位。若然，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shù)梅Q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托王于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托王改元，是妄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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