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經(jīng)》為什么從魯隱公開始"，這問題別看講了這么多內(nèi)容，其實也只是掛一漏萬而已，而且，《春秋經(jīng)》一開篇就出現(xiàn)的問題還不止這一個--再比如《春秋經(jīng)》到底有沒有孔子做的手腳，《春秋》這個書名到底是什么意思，獲麟一事到底是吉是兇是什么涵義，每一個看似無聊的問題都有著許許多多歧意紛紜的答案，而且很多問題都是直到今天也沒有定論的。一部《春秋》就是這樣開始，還會這樣進行下去，最終還將這樣結(jié)束。
現(xiàn)在，進入《春秋經(jīng)》隱公元年的第一句話："元年春王正月"--很不巧，這句話的費解程度絕不亞于我們剛剛度過的那第一個問題。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隱公元年"的全部經(jīng)文：
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
看上去只是很簡單的編年記事，說魯隱公元年，春天，正月；三月，魯隱公和邾儀父在篾地會盟；夏天，五月，鄭伯在鄢地"克"了段；秋天，周天子派宰咺（xuān）送來魯惠公和仲子的赗（fèng）；九月，和宋人在宿地會盟；冬天，十二月，祭伯來了，公子益師死了。
從字面上看，以上就是《春秋經(jīng)·隱公元年》的全部記事。遺憾的是，即便把字面意思全部搞清楚之后，我們也只能知道這一年里發(fā)生了幾件事而已，卻無法知道這幾件事的詳情，至于"微言大義"的褒貶，更無從得知。但讓我們比較欣慰的是：不單我們看不懂，古人也一樣看不懂。這就像我們拿到一本新聞類雜志的封面，看到上邊列舉了本期幾篇重要文章的大標題，但是，如果不翻開來細看雜志里的具體內(nèi)容，誰能只從幾個大標題就了解全部事情的來龍去脈呢？桓譚的一句話是最常被人引用的："《左氏傳》于《經(jīng)》，猶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督?jīng)》而無《傳》，使圣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Ⅰ）
?。á瘢漢]桓譚《新論》，《全后漢文》輯本。
這是說，如果沒有《左傳》這本教輔，只有一部《春秋經(jīng)》，就算讓圣人苦思十年，圣人也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當然《桓譚》這話也不是誰都認可，宋代學風就喜歡"舍經(jīng)求傳"，號稱要真正理解孔子真諦，就必須排除"三傳"的干擾?！ ?br />
對于《春秋經(jīng)》來說，"三傳"既是輔助，也是干擾，但宋朝人說歸說，偷偷還是要翻看"三傳"的?；缸T的話到底說得實在，如果我們追求的不僅僅是微言大義，而還要"了解事件詳情"的話，"三傳"里真正能起作用的其實也就是一部《左傳》。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左傳》不僅在一開始的時候并沒有獲得《公羊傳》和《榖梁傳》那樣的官方權(quán)威地位，甚至長久以來都被質(zhì)疑為作偽，被質(zhì)疑為是和《春秋經(jīng)》毫無關(guān)系的一部單純的歷史著作。
現(xiàn)代人很難理解《左傳》當時的窘境，如果打個現(xiàn)代語境的比方的話，《左傳》到底屬于經(jīng)學還是屬于史學，大約相當于《資本論》到底屬于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的惟一真理還是屬于眾多經(jīng)濟學說中的一家之言。
"三傳"解經(jīng)，各有各的說法，在開篇第一句"元年春王正月"上便已經(jīng)顯出不同了。
乍看上去，這句話好像平淡無奇，不過是記錄一下罷了，就好像小學生寫日記，開篇先交代一下："2030年春天，1月5日，晴。"然后才開始進入具體記錄："班長在同學張三和李四的陪同下慰問了患感冒在床的我，雙方進行了親切友好的會談……"《春秋經(jīng)》里的這個"元年春王正月"無非就相當于日記中的"2030年春天，1月5日，晴"，僅此而已。
是的，乍看上去確實如此，但事情遠非這么簡單。疑點之一：為什么"隱公一年"要寫作"隱公元年"，這個"元"字有什么深刻涵義在？疑點之二：如果是"元年，春，正月"，這倒是合情合理的時間記錄，可"春"和"正月"之間怎么有個"王"字呢，這是什么意思呢？這就連帶影響到這句話應該如何斷句的問題，到底該該怎么斷呢？是"春，王正月"，還是"春王，正月"？疑點之三：小學生寫日記，在"2030年春天，1月5日，晴"這一時間記錄之后是要交代當天所發(fā)生的具體事情的，可"元年春王正月"之后卻什么都沒有，緊接著便沒頭沒腦地又開始"三月"了，這也太離奇了吧？--是呀，疑點之三尤其可疑，就好像小學生日記本里"2030年春天，1月5日，晴"之后什么內(nèi)容都沒有，緊接著的卻是"2030年春天，1月6日，陰。我在馬路邊，揀到一分錢……"
如此簡單的一句話竟然也疑點重重，還是慢慢來聽聽"三傳"的解釋好了。
"元年春王正月"這句話本身是什么意思，《左傳》和《榖梁傳》并沒有給出說明，只有《公羊傳》說：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春者何？歲之始也。
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曷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tǒng)也。
按照《公羊傳》一問一答的體例翻譯一下：
問：什么叫"元年"呀？
答：就是國君即位的第一年。
問："春"又是什么意思？
答：春天是一年的開始。
問："王"是在指誰呀？
答：是指周文王。
問：為什么先說"王"而后說"正月"呢？
答：這是說，這個正月是周王歷法的正月。
問：為什么要說周王歷法的正月呢？
答：這是為了要重視開始。
先來說說"元年"。從《公羊傳》這段文本本身來看，發(fā)問"什么叫'元年'"，看來這個字面上的發(fā)問者不知道"元年"是什么意思，所以回答者告訴他說：元年就是國君即位的第一年。但是，據(jù)《春秋公羊傳注疏》里何休和徐彥的權(quán)威注釋，這一問一答的涵義卻不是這樣。
該書說：只有天子的紀年才可以稱之為元年，諸侯是不能稱元年的，魯隱公的爵位是侯爵，根本就配不上稱元年，發(fā)問者正是看到了這個矛盾所以才這樣提問的。從字面上說，"元"在這里的意思就是"第一"，在紀年上就把第一年叫做元年，"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何休把"元"又賦予了一個神秘的"氣"的意義，于是乎"元"就是天地宇宙的開始，所以，"元"之前什么都沒有，而"春"字系于"元"字之后便很是合情合理了。
何休在此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說法：《公羊傳》說"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注意這個"君"字，這是有涵義的。對于魯隱公，可以稱他為侯，可以稱他為公，也可以稱他為君，這里的"君"指的就是魯隱公。"君"這個稱呼是無論天子和諸侯都可以通用的--"君"的兒子就是"君子"，這就是"君子"一詞的本義--所以呢，《公羊傳》這是用"君"這個有著寬泛涵義的稱呼來賦予魯隱公以天子之尊，而只有天子才可以改元立號，"《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魯，故因以錄即位，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yǎng)成萬物"。（Ⅰ）
?。á瘢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隱公元年》：[疏]"元年，春，王正月"?！鸾庠疲喝簟蹲笫稀分x，不問天子諸侯，皆得稱元年。若《公羊》之義，唯天子乃得稱元年，諸侯不得稱元年。此魯隱公，諸侯也，而得稱元年者，《春秋》托王於魯，以隱公為受命之王，故得稱元年矣?！璠疏]"元年者何"。○解云：凡諸侯不得稱元年，今隱公爵猶自稱侯，而反稱元年，故執(zhí)不知問?！寄暌?。（以常錄即位，知君之始年。君，魯侯隱公也。年者，十二月之總號，《春秋》書十二月稱年是也。變一為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無所系，而使春系之也。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諸侯皆稱君，所以通其義於王者，惟王者然后改元立號。《春秋》托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yǎng)成萬物。）
這是公羊?qū)W的一個重要理論，是說天命從此便由周王室那里轉(zhuǎn)到了魯國，或說這種天命的轉(zhuǎn)移只是孔子假托的，即"托王于魯"，而《春秋經(jīng)》貶斥周王室，尊崇魯公室，是謂"黜周王魯"，再往后發(fā)展下去，魯國的孔子就繼承天命，成了無冕之王（素王），他的這部《春秋經(jīng)》就是王朝憲法--不過，這憲法既不是給魯國準備的，更不是給周天子準備的，而是預先為漢朝準備的。漢朝尊崇孔子，這就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沒想到普普通通的"元年"兩字，其背后的意義竟然如此深刻！且慢，還有更深刻的發(fā)揮呢，儒家一個重要的政治哲學理念就體現(xiàn)在這兩個字上。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說道：稱一為元，是為重視開始。"元年"是很有內(nèi)涵的，告訴我們治國之道一定要從第一步就走好，而這個治國的第一步就是正名?！洞呵铩返脑瓌t，是"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內(nèi)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Ⅰ）--說得夠玄妙，從一個"元"字擺正萬事萬物的開始，從中央而地方，最后王政大行，天下大治。其實董仲舒如此深奧的道理大略可以用兩句俗話來表達，一是"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二是"要正人，先正己，推己及人"（這是對皇帝說的）。
第二點尤其是儒家一貫的政治理念：經(jīng)世濟民，先從皇帝開始。我們看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直到康有為的公車上書，意圖都是要直接打通皇帝路線，先從皇帝哪兒"正"了，然后影響到封疆大吏，最后才波及到草民百姓。道理其實并不復雜，只是被董仲舒他們表達得很復雜，這就像奇數(shù)、偶數(shù)的加減乘除，本來只是小學生的功課而已，但要拿陰爻、陽爻的對立轉(zhuǎn)化一表達，馬上就變成天人大道、宇宙大法了。但人心總愿意相信后者，所以一個人把四則運算搞得再熟，也只不過是個小學里的數(shù)學尖子，可要能把加減乘除哲學化，變成天人大道和宇宙大法來夸夸其談，那就有機會出入皇宮內(nèi)苑，成為萬人景仰的大師了。
怎么高深怎么來，至于"元者，氣也"這個頗為神秘主義的解釋，經(jīng)師們更是沒少闡發(fā)。清人陳立《公羊義疏》引《漢書·律歷志》："太極元氣，函三為一"，這里不但把"元"和"氣"捏合在了一起成為"元氣"，還和太極攪在一處了，甚至還有一個好像是三位一體的神秘解釋，真夠復雜的！
其實，《漢書·律歷志》的這段話原本倒沒有很復雜，在"太極元氣，函三為一"之后，緊接著就說："極，中也。元，始也"，可陳立沒引這段話，接下來卻另外闡發(fā)說：所謂"函三為一"，三就是三才，一就是乾元，三才之道都被老天統(tǒng)攝，這就是"元"。（Ⅱ）
?。á瘢漢]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惟圣人能屬萬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終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人唯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為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為也，繼天之所為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yè)，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為于此？惡施于人？大其貫承意之理矣。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nèi)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
?。á颍清]陳立《公羊義疏》：三者三才，一即乾元也。三才之道皆統(tǒng)于天，謂之元。以為道生天地者，老氏之說也。
三才已經(jīng)很復雜了，再加上一個"大哉乾元"的"乾元"--事情只要往《周易》身上
一扯，想有個確切的解釋往往就很難了。《漢書·律歷志》就曾從歷法角度解釋"元年春王正月"，說歷法的開始稱之為"元"，但隨后不但扯上《周易》的"體元以居正"，還伴有復雜的數(shù)學運算，實在讓人頭大。及至宋代，洪咨夔《春秋說》把"元年春王正月"和《周易·乾》的"元亨利貞"一一配對，說這都是"天德"，王者有了這種天德就可以天下稱王，諸侯有了這種天德就可以一方稱尊，《春秋經(jīng)》之所以一開始就寫這些，是"欲其自始至終與天同運也"。（Ⅰ）
大話說到洪咨夔這兒可能就說到頭了，但話不一定越大越對，另外的解釋也是有的，比如南宋的春秋學大宗師胡安國，雖然不搞高大全，卻更能深入孔子義理，他的《春秋傳》（世稱《春秋胡氏傳》）把"元"字解釋得很儒家："元，即仁也。仁，人心也。"--讀過《論語》的都知道"仁"是《論語》最核心的主張，義理自然不錯，可問題是，"元"和"仁"的關(guān)聯(lián)怎么才能合乎邏輯地建立起來呢？
《春秋經(jīng)》剛一開篇，連正文都沒摸到呢，各個時代的各路專家們先在"為什么開始于魯隱公"的問題上各執(zhí)一詞，又在紀年問題上各講各話。對于初學者來說，這真好比剛一起步就踏進了一個龐大的迷宮，大迷宮還套著小迷宮。對這諸般解讀，宋代學者黃仲炎《春秋通說》曾經(jīng)擇其大者作了一個歸納，說歷來闡釋元年問題的主要有兩種說法，一是"體元說"，二是"明僭說"。
所謂"體元說"，主張《春秋經(jīng)》特意把"第一年"叫做"元年"，意在正本；所謂"明僭說"，認為古時候列國不該自己修史，也不該在封國之內(nèi)自稱元年，如果這么做了，就是僭越。這就是元年問題的兩派主要意見。
那么，黃仲炎歸納了半天別人的說法，他自己算哪一派呢？
--哪派都不算，他認為這兩派說的都不對："體元說"違反義理，會直接導向"黜周王魯"的"錯誤結(jié)論"；"明僭說"違反史實，《尚書》的《虞夏書》和《商書》明明早在春秋之前就在歷法上用到"元"這個字了，可見這不是《春秋經(jīng)》的原創(chuàng)，而春秋諸侯各有各的史官，這也是史有明文的。
黃仲炎推翻兩說，自己的意見是："元年"二字就是魯史舊文，是魯國的史料檔案上原本就這么寫的，孔子原樣給抄了下來，僅此而已，后人非要從這里邊解讀出什么微言大義，實在是研究過頭了。（Ⅱ）
?。á瘢宋]洪咨夔《春秋說》卷一：元者乾之元，春者乾之亨，正者乾之利貞，皆天徳也。王者有是徳而后可以王天下，諸侯有是德而后可以君一國，而承事王者嗣立之始書之，欲其自始至終與天同運也。
?。á颍宋]黃仲炎《春秋通說》卷一：說元年者有二，曰體元也，曰明僭也。所謂體元者，曰《春秋》以一為元，示大始而欲正本也，王者即位必體元以施化也，使如其說則《春秋》黜周而王魯矣，是不然。所謂明僭者，曰古者列國無私史，諸侯不得自稱元年于其國，是亦豈然哉？《虞書》稱月正元日，《商書》稱太甲元年，則是一為元者從古以然，非《春秋》之新意也。古者諸侯得臣其國內(nèi)之人，稱于國曰君，其得紀年于國，無可疑者。《內(nèi)則》所記生子者書于閭史。閭猶有書，況國乎？……以此觀之，非可以僭言也。然則元年者，魯史舊文爾，圣人述之以紀事，而后世必以意義求過矣。
事情可能還真像黃仲炎說的這樣。黃仲炎的立論，約略可以代表治春秋學的專家當中樸實的一派，在宋代而言，黃仲炎和朱熹是站在一邊的，胡安國站在對面一邊。但誰是誰非還真很難說--胡安國雖然在學風上極盡深文周納之能事，把春秋大義闡發(fā)得可能連孔子本人看了都會目瞪口呆，但他的經(jīng)學緊扣時事、抨擊弊政，更對北方被金人占領(lǐng)的失地始終在字里行間耿耿于懷。后來到了清朝，乾隆皇帝對諸家解經(jīng)的意見超級大，搞了個《御纂春秋直解》，所謂"直解"，就是說"你們都是誤讀，我這本書才是正解"，序言里還專門點了胡安國的名，叮囑大家不要相信胡安國的胡說。（Ⅰ）
胡安國大講"尊王攘夷"，乾隆皇帝這是被"攘夷"給惹惱了，但胡安國的《春秋傳》也確實臆斷太多。我們甚至可以說，胡安國的學問帶有陸游和辛棄疾那種氣質(zhì)，他的學術(shù)著作也確曾和陸游的詩、辛棄疾的文學作品一樣，以復國的拳拳之心激勵過無數(shù)士人，讓大家忠君報國、抵御外侮。所以，對胡安國的學問也許不該僅以學理來衡量，他就算在所有細節(jié)上都是錯的，信念卻是對的。
--這話絕沒有諷刺之意，其實清代的四庫館臣就很明白這個道理，他們雖然也跟著皇帝起哄，但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里也存在這樣一種評語：宋儒呂大圭的《春秋或問》和《春秋五論》議論雖高但考據(jù)很差，盡管如此，看看呂大圭的生平，他在元兵打來的時候，別人投降他死節(jié)，可稱皎然千古，深明春秋大義。再來看他的書，雖然考據(jù)上不大靠譜，但侃侃而論，大義凜然，確是很出色的衛(wèi)道士，所以呢，還是不要只用學術(shù)標準來衡量他呀。（Ⅱ）
（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御纂春秋直解》：……大旨在發(fā)明尼山本義，而鏟除種種迂曲之說，故賜名曰直解。冠以御制序文，揭胡安國傳之傅會臆斷，以明誥天下。
?。á颍端膸烊珪偰刻嵋ご呵锘騿枴罚骸蟾砰L于持論而短于考實，然大圭于德祐初由興化遷知漳州，未行而元兵至，沿海都制置蒲壽庚舉城降，大圭抗節(jié)遇害。其立身本末，皎然千古，可謂深知《春秋》之義。其書所謂分名義、正名實、著幾微為圣人之特筆者，侃侃推論，大義凜然，足以維綱常而衛(wèi)名教，又不能以章句之學錙銖繩之矣。
當然，四庫館臣那么說，雖然對呂大圭的學問顯得刻薄了些（對呂先生的著作后文還會提到，四庫館臣很可能低估了他的學術(shù)水平），道理說得卻也一點不錯?，F(xiàn)在看來，作為"誤讀"對立面的"正解"，至少存在著三個層次，即：事實正確、義理正確、政治正確。
所謂"詩無達詁，文無達詮"，"有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只是針對文藝作品來說的，法官在面對證人們不同的證詞時顯然就不大適合使用這種毫無標準的標準，福爾摩斯應該也會搖頭的。那么，就"事實正確"來說，真相只有一個。學者們抽絲剝繭，是為了達致這一真相，達致這一惟一的真相--不管道德風尚怎么變，不管政治形勢怎么變，真相始終就是那一個，永遠不變。以這種眼光來看待經(jīng)典，也就是把經(jīng)典從經(jīng)學當中抽離出來，將之納入了史學范疇，現(xiàn)代學者大多都是這么做的。
"義理正確"在表現(xiàn)上很像是我在序言里引述貝格爾的意思，這是"人們給一個無意義的世界不斷賦予意義的過程"，這可以說是人類的本能。就"義理正確"來說，胡安國和呂大圭都是典型。"義理正確"并不是惟一的，它會隨時代風氣而變，會隨學者的個人氣質(zhì)與學術(shù)修養(yǎng)而變。兩種相互對立的"義理正確"并不一定就可以證偽對方，它們既可以同時正確，也可以在各自特定的歷史位置上各自正確。當然，它們也可能既是正確的，又是錯誤的，即便在同一個時間。--當然，一般只有旁觀者才會這么看，當事人自己往往堅信自己握住了惟一的真理。
就"政治正確"來說，乾隆皇帝就是個典型。我在《春秋大義》里還講過石渠閣和白虎觀的兩大會議，也都是"政治正確"的范例。儒學也好，墨學也罷，種種學說在"政治正確"的領(lǐng)域里幾乎僅僅作為名義上的學派而存在，而實質(zhì)性的學派只有一個：就是官學。"政治正確"當然也不是惟一的，它更容易隨時代的不同而變化，隨統(tǒng)治者的不同而變化。衡量"政治正確"的標準大多都是當時當?shù)氐?，這個時代的"政治正確"在另一個時代里很可能就不再"政治正確"了。
"正確"的這三個層次往往并不統(tǒng)一：義理正確，不一定事實正確；事實正確，也不一定政治正確。再者，我在序言里說"夸張些來說，一部經(jīng)學史就是一部誤讀史"，這句話還可以作如下的理解：一部經(jīng)學史就是一部大家互相以正解自居而指斥別人為誤讀的歷史。
只要有正統(tǒng)，就必然有異端的；自己越感覺自己正統(tǒng)，也就越容易感覺別人異端。對異端當然不必客氣，因為打擊異端至少是符合"義理正確"的，當然很多時候還同時符合"政治正確"。
好了，我們最終還是得回到學理上來，繼續(xù)考察黃仲炎和胡安國的立論基礎(chǔ)和推理手段。
黃仲炎和胡安國給了我們兩個相反的榜樣。事情如果想朝著復雜一面發(fā)展，自然可以越來越復雜，但如果想朝著簡單的一面發(fā)展，同樣也可以越來越簡單。我們?nèi)糁灰院唵蔚念^腦來推想之，從胡安國以上直到何休，這些在各自時代里頂尖的經(jīng)學大師們，他們的闡釋是否"在事實上"成立，這還真輕信不得。
樸素的反對派也不是直到宋朝才有的。隋朝學者劉炫早早也就站在反對派的陣營里，他在《歸過》里很簡單地說："元"和"正"只是取其"始"、"長"的意思，和什么"體元居正"沒關(guān)系。"元年"僅僅指的是"頭一年"。（Ⅰ）
?。á瘢隋]劉炫《歸過》（《漢魏遺書鈔》）：規(guī)曰：元、正惟取始、長之義，不為體元居正。
我們現(xiàn)在可以把劉炫和黃仲炎的結(jié)論結(jié)合起來看："元年"僅僅指的是"頭一年"，而這個寫法原來在魯國史官的早期記錄里就已經(jīng)是這樣了，孔子拿來照抄而已，別無深意。
問題似乎是得到了解決，但我們還得問個問題：深文周納的闡釋盡管可疑，難道樸實無華的闡釋就一定是正確的嗎？
是呀，也不一定。
很多時候，讀書很怕二分法：非此即彼，非正即邪，非忠即奸，等等等等。要知道，即便正方被證明為錯，并不意味著反方一定就對，而且，世界上不一定只有正與反這兩個選擇。
常見的例子是：張三抵制日貨，李四評價說："張三很愛國。"--但反日的人也不一定就是愛國主義者，他也可以是一個國際主義者或者博愛分子。
張三說："中醫(yī)不好。"李四質(zhì)問道："難道西醫(yī)就好嗎？"--張三其實只表達了"中醫(yī)不好"，他既可能認為西醫(yī)更不好，也可能完全不了解西醫(yī)而無從發(fā)表看法。
張三說："歷代很多專家對《春秋經(jīng)》的解釋在史實上未必站得住腳。"李四質(zhì)問道："難道《圣經(jīng)》和《荷馬史詩》就禁得起史實考據(jù)嗎？"--張三也許認為《圣經(jīng)》和《荷馬史詩》更禁不起史實考據(jù)，也許對《圣經(jīng)》和《荷馬史詩》毫無了解，他在表達對《春秋經(jīng)》的這個看法的時候并沒有同時表達出對《圣經(jīng)》和《荷馬史詩》的任何看法。而且，他只是作了一個事實陳述（盡管這個陳述有可能是違反事實的），而不是價值陳述。換句話說，張三的這句話僅僅是一個實證表述，而不是規(guī)范表述。
這樣的例子更容易在學校里找到：老師對小明說："你昨天為什么沒做值日？"小明的回答是："小毛前天還曠課了呢！"--老師說："小毛前天曠沒曠課我不知道，我可以去調(diào)查，但無論小毛前天曠沒曠課，這和你昨天做沒做值日一點兒關(guān)系都沒有。"好了，話說回來，排除頭腦中的二分法定式（如果沒有當然更好），繼續(xù)來看胡安國、劉炫、黃仲炎他們在解經(jīng)上的分歧所在。這小小的一個字，既是文字訓詁問題，更是意識形態(tài)問題，前者自然不值得大費周章，后者卻影響到立國之本。但是，如果本著求實的態(tài)度，政治正確最好還是要扎根在訓詁正確（事實正確）之上的，這才讓人塌實。那么，問題繼續(xù)：對于"隱公元年"的這個"元"字，即便深文周納的解釋是錯誤的，劉炫他們的那種樸素的闡述就一定是正確的嗎？
劉炫和黃仲炎，一個"元"字之解，一個"魯史舊文"之說，后者過于復雜，容后再講，現(xiàn)在先來考查一下劉炫對"元"字的解釋。
"元"的意思是"始"，劉炫說的似乎不錯，因為從許慎的《說文解字》就是這么解釋的："元，始也，從一，從兀。"這是個看似很樸素的解釋，但仔細琢磨的話，也可以很深刻--"從一，從兀"，這是可以和前邊那個神秘的"氣"聯(lián)系在一起的。清代莊有可著有一部《春秋小學》，專門考較字義，對"元"字的解釋是：下邊是"兀"，上邊是"一"，構(gòu)成了一個"元"字，這有什么意義呢？對了，徐鍇曾經(jīng)引《周易》的話說過，"元者，善之長也"，是開始，是頭一個，所以"元"字是從"一"來的。那么，從"氣"的角度來分析"元"，是氣就要上升，所以"一"就上升到"兀"的上邊了。"兀"的意思是"高"，"一"升到"兀"的上邊，比高還高。（Ⅰ）
?。á瘢清]莊有可《春秋小學》卷二"元"條：《說文》："始也。從一，從兀。"徐鍇曰："元者，善之長也，故從一。"元以氣言，氣必上升，故一在兀上。兀，高也，會意。余意皆轉(zhuǎn)注。
這個解釋很深刻，很有哲理，很有幾分微言大義的味道，但遺憾的是：這是錯的，而且從許慎的《說文解字》那里就錯上了。
從許慎到莊有可，受限于時代，并沒有甲骨卜辭可資參照，而我們?nèi)绻麑嶋H一些來看，"元"字的甲骨文字型和現(xiàn)在的字型并沒有多大變化：上邊是個"二"，下邊是個"人"。但是，這個"二"只是現(xiàn)代字型的"二"，一個短橫加一個長橫，在甲骨文里這個字其實是"上"，甲骨文真正的"二"字是上下兩橫一般長，而如果上邊是長橫、下邊是短橫，這就是"下"字。甲骨文里的"元"是個會意字，"人"之"上"，表示的是"腦袋"。《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國和狄人作戰(zhàn)，晉國的先軫沖進狄人軍中戰(zhàn)死，而后"狄人歸其元，面如生"，也就是狄人把先軫的腦袋歸還晉國，其面色宛如生時。在《孟子》里"元"字一共出現(xiàn)過兩次，
也都是"腦袋"的意思。（Ⅰ）
"腦袋"是"元"的本義，"始"是"元"的引伸義，楊樹達還曾從造字之法加以鑿實：（Ⅱ）"冠"字的造字即是用手往頭上加冠的表示。從"腦袋"這個意思上，"元"字可以派生出種種的引伸義，比如"元子"，這并不是一個日本女孩的名字，而一般是指嫡長子，也就是嫡子中的老大，"頭一個"。而在被用來表示時間的時候，"元"字還有著很喜人的意思，比如《禮記·王制》有"元日，習射上功"，孔穎達解釋"元日"為"善日"，這個"元日"還指正月初一，比如《尚書·舜典》有"月正元日"，想想我們的"元旦"，來源很古老哦?！ ?br />
那么，"元年"，吉利與否暫且不論，但"頭一年"這個意思該是可想而知的。那么，事情真如何休所謂只有天子的紀年才可以有元年之稱嗎？是只有"王者"才可以改元立號嗎？--這問題很重要，因為它暗示著公羊?qū)W的一個理論基礎(chǔ)：《春秋經(jīng)》是"黜周王魯"的，不再把周天子放在最高位置上，而是認為天命到了魯國這里，或者說是孔子作《春秋經(jīng)》"托王于魯"，如蔣慶說"《春秋》王魯，并非真以魯為王，而是托王于魯，即假借魯國的歷史來說明孔子外王之義（孔子治理天下萬世之義）"。（Ⅲ）歷來在這點上《左傳》學就是和公羊?qū)W相對立的，兩派專家為此可沒少了論戰(zhàn)。
的確，何休的支持者很多，反對者一樣很多，即便在深研公羊?qū)W的專家當中，提出反對意見的也不在少數(shù)。比如孔廣森就在這個問題上說：古時候諸侯分土而治、分民而守，和后世的所謂封疆大吏是不一樣的，他們在自己的境內(nèi)當然可以使用自己的紀元了。（Ⅳ）
孔廣森這番話顯示了封建時代和專制時代的一處不同：在秦漢以來的專制時代，大家習慣于一個國家只有一種紀元，比如唐朝貞觀三年，無論在長安還是在洛陽，甚至在遙遠的邊疆，無一例外地都是貞觀三年，如果當真出現(xiàn)了另外一個紀元和貞觀紀元同時存在，那就說明有人造反了。所謂"惟王者然后改元立號"，在專制時代確實如此，比如朱元璋建國號大明，改元洪武，這就是改朝換代了，但在先秦時代，社會風俗卻未必如此。魯國可以有魯國的紀元，晉國可以有晉國的紀元，這些紀元和周天子的紀元同時并存，大家視之為理所當然，并不以為誰要造反。
清人何若瑤更舉出了似乎顯而易見的證據(jù)力駁何休之說，說統(tǒng)治天下的叫做君，統(tǒng)治一個諸侯國的也叫做君，《公羊傳》里說的"君之始年"，只要是"君"都有這個"始年"?！栋谆⑼āぞ羝诽岬竭^"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史記》里也沒少出現(xiàn)列國各自紀元的記載，所以何休的注釋曲解了《公羊傳》的原意。（Ⅴ）
?。á瘢畈骸睹献幼g注》（中華書局2005年第2版），第356頁。
?。á颍顦溥_：《積微居小學述林》（中華書局1983年第1版），第63頁。
?。á螅┦Y慶：《公羊?qū)W引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5章。
（Ⅳ）[清]孔廣森《公羊春秋經(jīng)傳通義》：《爾雅》曰：元，始也。天子、諸侯通稱君。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元于其境內(nèi)，而何邵公猥謂唯王者然后改元立號，經(jīng)書元年為托王于魯，則自蹈所云反傳違戾之失矣。
?。á酰清]何若瑤《春秋公羊注疏質(zhì)疑》卷一"元年春王正月傳君之始年也注惟王者然后改元立號"條：君天下曰君，君一國亦曰君。君之始年者，凡君皆得有其始年也?！栋谆⑼āぞ羝罚和跽吒脑词绿斓?，諸侯改元即事社稷?！妒酚洝なT侯年表》《六國年表》列國《世家》皆有分國紀元，可以為證。注非傳意。
楊伯峻在《春秋左傳注》里也像陳立一樣引用過《漢書·律歷志》，不過引的是另外一段："《漢書·律歷志》引《商書·伊訓》有'太甲元年'，則元年之稱，起源甚早。"（Ⅰ）
《漢書·律歷志》的這段引文是："《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通行本《尚書·商書·伊訓》里的這句話寫作："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是說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日，伊尹祭祀先王云云。本篇《伊訓》屬于"偽古文尚書"，這一句和《漢書》引文有些出入，比較有趣的一個出入是：這里不是"元年"，而是"元祀"。據(jù)孔安國解說，所謂"祀"，也就是"年"--同樣這個"年"，夏代叫"歲"，商代叫"祀"，周代叫"年"，唐虞之世叫做"載"。（Ⅱ）
雖然這個說法并不確切，（Ⅲ）
但這四種稱謂直到現(xiàn)在竟還以原義保留下來三個，也算是不容易了。
"太甲元年"這個說法無論可靠與否，反正西周肯定已經(jīng)有了"元年"這個說法了。楊伯峻引舀鼎銘文"惟王元年六月……"來作說明，說這是"西周亦以第一年為元年之實證"。（Ⅳ）
如果此說屬實，那么，"元年"恐怕就不該是出自孔圣人的原創(chuàng)了。當然，有不少古人也不認為這是孔子原創(chuàng)，上文所說的黃仲炎就是一位，再如宋代戴溪的《春秋講義》說從堯舜以來就一直這樣了。（Ⅴ）
考慮到《尚書·虞夏書》在當時的地位，戴溪的話倒也無可厚非。但對我們現(xiàn)代人而言，堯舜時代畢竟渺茫難征，不太好說，但考察一下商周時代的青銅器銘文，就會發(fā)現(xiàn)有不少銘文都是只記月、日而不記年的。
在記年的青銅器當中，比如西周中期的師遽簋蓋有"唯王三祀四月既生霸辛酉"的說法，（Ⅵ）這里的"王"有人認為是周恭王，而這里居然也以"祀"來表示"年"，證實了前邊孔安國的說法并不十分可靠。"既生霸"是月相的名稱，"辛酉"是以干支記日。如果我們把這里的"王"暫且認作周恭王的話，這句話就相當于"周恭王三年，四月，既生霸月相，辛酉日"，這是一個年、月、日完整的時間記錄體例，基本就和現(xiàn)代小學生日記的開篇如出一轍了。
朐簋被認為是西周晚期之物，銘文說："唯元年三月丙寅……"（Ⅶ）
又是一個年月日齊備的時間記錄，而且，更為要緊的是，"元年"斬釘截鐵地出現(xiàn)了。
元年師兌簋，這件銅器的主人公是西周厲王、宣王時代的人，銅器銘文說："唯元年五月初吉甲寅……"，（Ⅷ）
也是年月日齊全，也有"元年"出現(xiàn)。連帶解釋一下，這里的"初吉"看上去像是黃歷上的吉兇之言，其實是當時的月相名，和前邊那個"既生霸"是一類的。
?。á瘢畈骸洞呵镒髠髯ⅰる[公元年》（修訂本）（中華書局1990年第2版），第5頁。
（Ⅱ）[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伊訓》：祀，年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
?。á螅﹨⒁姡汉裥兑蟠隁q稱謂考》，《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外一種）（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42－261頁。
?。á簦畈骸洞呵镒髠髯ⅰる[公元年》（修訂本），第5頁。
?。á酰宋]戴溪《春秋講義》卷一：元年者，一年也。謂一為元，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
?。á觯督鹞慕褡g類檢·殷商西周卷》（廣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42頁。
?。á鳎督鹞慕褡g類檢·殷商西周卷》第114頁
?。á督鹞慕褡g類檢·殷商西周卷》第184頁
元年師▓【造字："旗"，把"其"換成"史"】簋，銘文有："唯王元年四月既生霸……"這也是西周晚期之物。（Ⅰ）
師酉簋："唯王元年正月……"（Ⅱ）
?。á瘢督鹞慕褡g類檢·殷商西周卷》第188頁
?。á颍督鹞慕褡g類檢·殷商西周卷》第203頁
這是西周中期的。
我就不再多舉例了，反正這么看下去，"元年"這個用法至少在西周時期已經(jīng)并不罕見了。
如果按照奧卡姆剃刀的原則，"元年"，也許僅僅是"頭一年"的意思，并沒有多少神秘和深刻可言，但對我們來說，有時候"虛假的歷史"往往比"真實的歷史"更為真實，至少更為重要，盡管在這個例子里我們還不能夠?qū)徤鞯嘏卸ǖ降啄姆N說法才是真實無誤的。比如，現(xiàn)在我們已經(jīng)大體知道了儒家兩個極其著名的概念"慎獨"和"格物致知"被誤解了上千年，但其本義在歷史上幾乎毫無影響，真正產(chǎn)生深刻影響的卻是它們被誤解了的意思。對于學習歷史的人來講，既要學習對的，也要學習錯的--這個說法雖然看似荒唐，但是，"學習錯的"和"學習對的"其實一樣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話。
現(xiàn)在，進入《春秋經(jīng)》隱公元年的第一句話："元年春王正月"--很不巧，這句話的費解程度絕不亞于我們剛剛度過的那第一個問題。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隱公元年"的全部經(jīng)文：
年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
看上去只是很簡單的編年記事，說魯隱公元年，春天，正月；三月，魯隱公和邾儀父在篾地會盟；夏天，五月，鄭伯在鄢地"克"了段；秋天，周天子派宰咺（xuān）送來魯惠公和仲子的赗（fèng）；九月，和宋人在宿地會盟；冬天，十二月，祭伯來了，公子益師死了。
從字面上看，以上就是《春秋經(jīng)·隱公元年》的全部記事。遺憾的是，即便把字面意思全部搞清楚之后，我們也只能知道這一年里發(fā)生了幾件事而已，卻無法知道這幾件事的詳情，至于"微言大義"的褒貶，更無從得知。但讓我們比較欣慰的是：不單我們看不懂，古人也一樣看不懂。這就像我們拿到一本新聞類雜志的封面，看到上邊列舉了本期幾篇重要文章的大標題，但是，如果不翻開來細看雜志里的具體內(nèi)容，誰能只從幾個大標題就了解全部事情的來龍去脈呢？桓譚的一句話是最常被人引用的："《左氏傳》于《經(jīng)》，猶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督?jīng)》而無《傳》，使圣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Ⅰ）
?。á瘢漢]桓譚《新論》，《全后漢文》輯本。
這是說，如果沒有《左傳》這本教輔，只有一部《春秋經(jīng)》，就算讓圣人苦思十年，圣人也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當然《桓譚》這話也不是誰都認可，宋代學風就喜歡"舍經(jīng)求傳"，號稱要真正理解孔子真諦，就必須排除"三傳"的干擾?！ ?br />
對于《春秋經(jīng)》來說，"三傳"既是輔助，也是干擾，但宋朝人說歸說，偷偷還是要翻看"三傳"的?；缸T的話到底說得實在，如果我們追求的不僅僅是微言大義，而還要"了解事件詳情"的話，"三傳"里真正能起作用的其實也就是一部《左傳》。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左傳》不僅在一開始的時候并沒有獲得《公羊傳》和《榖梁傳》那樣的官方權(quán)威地位，甚至長久以來都被質(zhì)疑為作偽，被質(zhì)疑為是和《春秋經(jīng)》毫無關(guān)系的一部單純的歷史著作。
現(xiàn)代人很難理解《左傳》當時的窘境，如果打個現(xiàn)代語境的比方的話，《左傳》到底屬于經(jīng)學還是屬于史學，大約相當于《資本論》到底屬于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的惟一真理還是屬于眾多經(jīng)濟學說中的一家之言。
"三傳"解經(jīng)，各有各的說法，在開篇第一句"元年春王正月"上便已經(jīng)顯出不同了。
乍看上去，這句話好像平淡無奇，不過是記錄一下罷了，就好像小學生寫日記，開篇先交代一下："2030年春天，1月5日，晴。"然后才開始進入具體記錄："班長在同學張三和李四的陪同下慰問了患感冒在床的我，雙方進行了親切友好的會談……"《春秋經(jīng)》里的這個"元年春王正月"無非就相當于日記中的"2030年春天，1月5日，晴"，僅此而已。
是的，乍看上去確實如此，但事情遠非這么簡單。疑點之一：為什么"隱公一年"要寫作"隱公元年"，這個"元"字有什么深刻涵義在？疑點之二：如果是"元年，春，正月"，這倒是合情合理的時間記錄，可"春"和"正月"之間怎么有個"王"字呢，這是什么意思呢？這就連帶影響到這句話應該如何斷句的問題，到底該該怎么斷呢？是"春，王正月"，還是"春王，正月"？疑點之三：小學生寫日記，在"2030年春天，1月5日，晴"這一時間記錄之后是要交代當天所發(fā)生的具體事情的，可"元年春王正月"之后卻什么都沒有，緊接著便沒頭沒腦地又開始"三月"了，這也太離奇了吧？--是呀，疑點之三尤其可疑，就好像小學生日記本里"2030年春天，1月5日，晴"之后什么內(nèi)容都沒有，緊接著的卻是"2030年春天，1月6日，陰。我在馬路邊，揀到一分錢……"
如此簡單的一句話竟然也疑點重重，還是慢慢來聽聽"三傳"的解釋好了。
"元年春王正月"這句話本身是什么意思，《左傳》和《榖梁傳》并沒有給出說明，只有《公羊傳》說：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春者何？歲之始也。
王者孰謂？謂文王也。
曷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tǒng)也。
按照《公羊傳》一問一答的體例翻譯一下：
問：什么叫"元年"呀？
答：就是國君即位的第一年。
問："春"又是什么意思？
答：春天是一年的開始。
問："王"是在指誰呀？
答：是指周文王。
問：為什么先說"王"而后說"正月"呢？
答：這是說，這個正月是周王歷法的正月。
問：為什么要說周王歷法的正月呢？
答：這是為了要重視開始。
先來說說"元年"。從《公羊傳》這段文本本身來看，發(fā)問"什么叫'元年'"，看來這個字面上的發(fā)問者不知道"元年"是什么意思，所以回答者告訴他說：元年就是國君即位的第一年。但是，據(jù)《春秋公羊傳注疏》里何休和徐彥的權(quán)威注釋，這一問一答的涵義卻不是這樣。
該書說：只有天子的紀年才可以稱之為元年，諸侯是不能稱元年的，魯隱公的爵位是侯爵，根本就配不上稱元年，發(fā)問者正是看到了這個矛盾所以才這樣提問的。從字面上說，"元"在這里的意思就是"第一"，在紀年上就把第一年叫做元年，"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何休把"元"又賦予了一個神秘的"氣"的意義，于是乎"元"就是天地宇宙的開始，所以，"元"之前什么都沒有，而"春"字系于"元"字之后便很是合情合理了。
何休在此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說法：《公羊傳》說"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注意這個"君"字，這是有涵義的。對于魯隱公，可以稱他為侯，可以稱他為公，也可以稱他為君，這里的"君"指的就是魯隱公。"君"這個稱呼是無論天子和諸侯都可以通用的--"君"的兒子就是"君子"，這就是"君子"一詞的本義--所以呢，《公羊傳》這是用"君"這個有著寬泛涵義的稱呼來賦予魯隱公以天子之尊，而只有天子才可以改元立號，"《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魯，故因以錄即位，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yǎng)成萬物"。（Ⅰ）
?。á瘢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隱公元年》：[疏]"元年，春，王正月"?！鸾庠疲喝簟蹲笫稀分x，不問天子諸侯，皆得稱元年。若《公羊》之義，唯天子乃得稱元年，諸侯不得稱元年。此魯隱公，諸侯也，而得稱元年者，《春秋》托王於魯，以隱公為受命之王，故得稱元年矣?！璠疏]"元年者何"。○解云：凡諸侯不得稱元年，今隱公爵猶自稱侯，而反稱元年，故執(zhí)不知問?！寄暌?。（以常錄即位，知君之始年。君，魯侯隱公也。年者，十二月之總號，《春秋》書十二月稱年是也。變一為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無所系，而使春系之也。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諸侯皆稱君，所以通其義於王者，惟王者然后改元立號。《春秋》托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yǎng)成萬物。）
這是公羊?qū)W的一個重要理論，是說天命從此便由周王室那里轉(zhuǎn)到了魯國，或說這種天命的轉(zhuǎn)移只是孔子假托的，即"托王于魯"，而《春秋經(jīng)》貶斥周王室，尊崇魯公室，是謂"黜周王魯"，再往后發(fā)展下去，魯國的孔子就繼承天命，成了無冕之王（素王），他的這部《春秋經(jīng)》就是王朝憲法--不過，這憲法既不是給魯國準備的，更不是給周天子準備的，而是預先為漢朝準備的。漢朝尊崇孔子，這就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沒想到普普通通的"元年"兩字，其背后的意義竟然如此深刻！且慢，還有更深刻的發(fā)揮呢，儒家一個重要的政治哲學理念就體現(xiàn)在這兩個字上。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說道：稱一為元，是為重視開始。"元年"是很有內(nèi)涵的，告訴我們治國之道一定要從第一步就走好，而這個治國的第一步就是正名?！洞呵铩返脑瓌t，是"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內(nèi)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Ⅰ）--說得夠玄妙，從一個"元"字擺正萬事萬物的開始，從中央而地方，最后王政大行，天下大治。其實董仲舒如此深奧的道理大略可以用兩句俗話來表達，一是"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二是"要正人，先正己，推己及人"（這是對皇帝說的）。
第二點尤其是儒家一貫的政治理念：經(jīng)世濟民，先從皇帝開始。我們看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直到康有為的公車上書，意圖都是要直接打通皇帝路線，先從皇帝哪兒"正"了，然后影響到封疆大吏，最后才波及到草民百姓。道理其實并不復雜，只是被董仲舒他們表達得很復雜，這就像奇數(shù)、偶數(shù)的加減乘除，本來只是小學生的功課而已，但要拿陰爻、陽爻的對立轉(zhuǎn)化一表達，馬上就變成天人大道、宇宙大法了。但人心總愿意相信后者，所以一個人把四則運算搞得再熟，也只不過是個小學里的數(shù)學尖子，可要能把加減乘除哲學化，變成天人大道和宇宙大法來夸夸其談，那就有機會出入皇宮內(nèi)苑，成為萬人景仰的大師了。
怎么高深怎么來，至于"元者，氣也"這個頗為神秘主義的解釋，經(jīng)師們更是沒少闡發(fā)。清人陳立《公羊義疏》引《漢書·律歷志》："太極元氣，函三為一"，這里不但把"元"和"氣"捏合在了一起成為"元氣"，還和太極攪在一處了，甚至還有一個好像是三位一體的神秘解釋，真夠復雜的！
其實，《漢書·律歷志》的這段話原本倒沒有很復雜，在"太極元氣，函三為一"之后，緊接著就說："極，中也。元，始也"，可陳立沒引這段話，接下來卻另外闡發(fā)說：所謂"函三為一"，三就是三才，一就是乾元，三才之道都被老天統(tǒng)攝，這就是"元"。（Ⅱ）
?。á瘢漢]董仲舒《春秋繁露·玉英》：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惟圣人能屬萬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終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人唯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為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為也，繼天之所為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yè)，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為于此？惡施于人？大其貫承意之理矣。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nèi)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
?。á颍清]陳立《公羊義疏》：三者三才，一即乾元也。三才之道皆統(tǒng)于天，謂之元。以為道生天地者，老氏之說也。
三才已經(jīng)很復雜了，再加上一個"大哉乾元"的"乾元"--事情只要往《周易》身上
一扯，想有個確切的解釋往往就很難了。《漢書·律歷志》就曾從歷法角度解釋"元年春王正月"，說歷法的開始稱之為"元"，但隨后不但扯上《周易》的"體元以居正"，還伴有復雜的數(shù)學運算，實在讓人頭大。及至宋代，洪咨夔《春秋說》把"元年春王正月"和《周易·乾》的"元亨利貞"一一配對，說這都是"天德"，王者有了這種天德就可以天下稱王，諸侯有了這種天德就可以一方稱尊，《春秋經(jīng)》之所以一開始就寫這些，是"欲其自始至終與天同運也"。（Ⅰ）
大話說到洪咨夔這兒可能就說到頭了，但話不一定越大越對，另外的解釋也是有的，比如南宋的春秋學大宗師胡安國，雖然不搞高大全，卻更能深入孔子義理，他的《春秋傳》（世稱《春秋胡氏傳》）把"元"字解釋得很儒家："元，即仁也。仁，人心也。"--讀過《論語》的都知道"仁"是《論語》最核心的主張，義理自然不錯，可問題是，"元"和"仁"的關(guān)聯(lián)怎么才能合乎邏輯地建立起來呢？
《春秋經(jīng)》剛一開篇，連正文都沒摸到呢，各個時代的各路專家們先在"為什么開始于魯隱公"的問題上各執(zhí)一詞，又在紀年問題上各講各話。對于初學者來說，這真好比剛一起步就踏進了一個龐大的迷宮，大迷宮還套著小迷宮。對這諸般解讀，宋代學者黃仲炎《春秋通說》曾經(jīng)擇其大者作了一個歸納，說歷來闡釋元年問題的主要有兩種說法，一是"體元說"，二是"明僭說"。
所謂"體元說"，主張《春秋經(jīng)》特意把"第一年"叫做"元年"，意在正本；所謂"明僭說"，認為古時候列國不該自己修史，也不該在封國之內(nèi)自稱元年，如果這么做了，就是僭越。這就是元年問題的兩派主要意見。
那么，黃仲炎歸納了半天別人的說法，他自己算哪一派呢？
--哪派都不算，他認為這兩派說的都不對："體元說"違反義理，會直接導向"黜周王魯"的"錯誤結(jié)論"；"明僭說"違反史實，《尚書》的《虞夏書》和《商書》明明早在春秋之前就在歷法上用到"元"這個字了，可見這不是《春秋經(jīng)》的原創(chuàng)，而春秋諸侯各有各的史官，這也是史有明文的。
黃仲炎推翻兩說，自己的意見是："元年"二字就是魯史舊文，是魯國的史料檔案上原本就這么寫的，孔子原樣給抄了下來，僅此而已，后人非要從這里邊解讀出什么微言大義，實在是研究過頭了。（Ⅱ）
?。á瘢宋]洪咨夔《春秋說》卷一：元者乾之元，春者乾之亨，正者乾之利貞，皆天徳也。王者有是徳而后可以王天下，諸侯有是德而后可以君一國，而承事王者嗣立之始書之，欲其自始至終與天同運也。
?。á颍宋]黃仲炎《春秋通說》卷一：說元年者有二，曰體元也，曰明僭也。所謂體元者，曰《春秋》以一為元，示大始而欲正本也，王者即位必體元以施化也，使如其說則《春秋》黜周而王魯矣，是不然。所謂明僭者，曰古者列國無私史，諸侯不得自稱元年于其國，是亦豈然哉？《虞書》稱月正元日，《商書》稱太甲元年，則是一為元者從古以然，非《春秋》之新意也。古者諸侯得臣其國內(nèi)之人，稱于國曰君，其得紀年于國，無可疑者。《內(nèi)則》所記生子者書于閭史。閭猶有書，況國乎？……以此觀之，非可以僭言也。然則元年者，魯史舊文爾，圣人述之以紀事，而后世必以意義求過矣。
事情可能還真像黃仲炎說的這樣。黃仲炎的立論，約略可以代表治春秋學的專家當中樸實的一派，在宋代而言，黃仲炎和朱熹是站在一邊的，胡安國站在對面一邊。但誰是誰非還真很難說--胡安國雖然在學風上極盡深文周納之能事，把春秋大義闡發(fā)得可能連孔子本人看了都會目瞪口呆，但他的經(jīng)學緊扣時事、抨擊弊政，更對北方被金人占領(lǐng)的失地始終在字里行間耿耿于懷。后來到了清朝，乾隆皇帝對諸家解經(jīng)的意見超級大，搞了個《御纂春秋直解》，所謂"直解"，就是說"你們都是誤讀，我這本書才是正解"，序言里還專門點了胡安國的名，叮囑大家不要相信胡安國的胡說。（Ⅰ）
胡安國大講"尊王攘夷"，乾隆皇帝這是被"攘夷"給惹惱了，但胡安國的《春秋傳》也確實臆斷太多。我們甚至可以說，胡安國的學問帶有陸游和辛棄疾那種氣質(zhì)，他的學術(shù)著作也確曾和陸游的詩、辛棄疾的文學作品一樣，以復國的拳拳之心激勵過無數(shù)士人，讓大家忠君報國、抵御外侮。所以，對胡安國的學問也許不該僅以學理來衡量，他就算在所有細節(jié)上都是錯的，信念卻是對的。
--這話絕沒有諷刺之意，其實清代的四庫館臣就很明白這個道理，他們雖然也跟著皇帝起哄，但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里也存在這樣一種評語：宋儒呂大圭的《春秋或問》和《春秋五論》議論雖高但考據(jù)很差，盡管如此，看看呂大圭的生平，他在元兵打來的時候，別人投降他死節(jié)，可稱皎然千古，深明春秋大義。再來看他的書，雖然考據(jù)上不大靠譜，但侃侃而論，大義凜然，確是很出色的衛(wèi)道士，所以呢，還是不要只用學術(shù)標準來衡量他呀。（Ⅱ）
（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御纂春秋直解》：……大旨在發(fā)明尼山本義，而鏟除種種迂曲之說，故賜名曰直解。冠以御制序文，揭胡安國傳之傅會臆斷，以明誥天下。
?。á颍端膸烊珪偰刻嵋ご呵锘騿枴罚骸蟾砰L于持論而短于考實，然大圭于德祐初由興化遷知漳州，未行而元兵至，沿海都制置蒲壽庚舉城降，大圭抗節(jié)遇害。其立身本末，皎然千古，可謂深知《春秋》之義。其書所謂分名義、正名實、著幾微為圣人之特筆者，侃侃推論，大義凜然，足以維綱常而衛(wèi)名教，又不能以章句之學錙銖繩之矣。
當然，四庫館臣那么說，雖然對呂大圭的學問顯得刻薄了些（對呂先生的著作后文還會提到，四庫館臣很可能低估了他的學術(shù)水平），道理說得卻也一點不錯?，F(xiàn)在看來，作為"誤讀"對立面的"正解"，至少存在著三個層次，即：事實正確、義理正確、政治正確。
所謂"詩無達詁，文無達詮"，"有一千個觀眾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只是針對文藝作品來說的，法官在面對證人們不同的證詞時顯然就不大適合使用這種毫無標準的標準，福爾摩斯應該也會搖頭的。那么，就"事實正確"來說，真相只有一個。學者們抽絲剝繭，是為了達致這一真相，達致這一惟一的真相--不管道德風尚怎么變，不管政治形勢怎么變，真相始終就是那一個，永遠不變。以這種眼光來看待經(jīng)典，也就是把經(jīng)典從經(jīng)學當中抽離出來，將之納入了史學范疇，現(xiàn)代學者大多都是這么做的。
"義理正確"在表現(xiàn)上很像是我在序言里引述貝格爾的意思，這是"人們給一個無意義的世界不斷賦予意義的過程"，這可以說是人類的本能。就"義理正確"來說，胡安國和呂大圭都是典型。"義理正確"并不是惟一的，它會隨時代風氣而變，會隨學者的個人氣質(zhì)與學術(shù)修養(yǎng)而變。兩種相互對立的"義理正確"并不一定就可以證偽對方，它們既可以同時正確，也可以在各自特定的歷史位置上各自正確。當然，它們也可能既是正確的，又是錯誤的，即便在同一個時間。--當然，一般只有旁觀者才會這么看，當事人自己往往堅信自己握住了惟一的真理。
就"政治正確"來說，乾隆皇帝就是個典型。我在《春秋大義》里還講過石渠閣和白虎觀的兩大會議，也都是"政治正確"的范例。儒學也好，墨學也罷，種種學說在"政治正確"的領(lǐng)域里幾乎僅僅作為名義上的學派而存在，而實質(zhì)性的學派只有一個：就是官學。"政治正確"當然也不是惟一的，它更容易隨時代的不同而變化，隨統(tǒng)治者的不同而變化。衡量"政治正確"的標準大多都是當時當?shù)氐?，這個時代的"政治正確"在另一個時代里很可能就不再"政治正確"了。
"正確"的這三個層次往往并不統(tǒng)一：義理正確，不一定事實正確；事實正確，也不一定政治正確。再者，我在序言里說"夸張些來說，一部經(jīng)學史就是一部誤讀史"，這句話還可以作如下的理解：一部經(jīng)學史就是一部大家互相以正解自居而指斥別人為誤讀的歷史。
只要有正統(tǒng)，就必然有異端的；自己越感覺自己正統(tǒng)，也就越容易感覺別人異端。對異端當然不必客氣，因為打擊異端至少是符合"義理正確"的，當然很多時候還同時符合"政治正確"。
好了，我們最終還是得回到學理上來，繼續(xù)考察黃仲炎和胡安國的立論基礎(chǔ)和推理手段。
黃仲炎和胡安國給了我們兩個相反的榜樣。事情如果想朝著復雜一面發(fā)展，自然可以越來越復雜，但如果想朝著簡單的一面發(fā)展，同樣也可以越來越簡單。我們?nèi)糁灰院唵蔚念^腦來推想之，從胡安國以上直到何休，這些在各自時代里頂尖的經(jīng)學大師們，他們的闡釋是否"在事實上"成立，這還真輕信不得。
樸素的反對派也不是直到宋朝才有的。隋朝學者劉炫早早也就站在反對派的陣營里，他在《歸過》里很簡單地說："元"和"正"只是取其"始"、"長"的意思，和什么"體元居正"沒關(guān)系。"元年"僅僅指的是"頭一年"。（Ⅰ）
?。á瘢隋]劉炫《歸過》（《漢魏遺書鈔》）：規(guī)曰：元、正惟取始、長之義，不為體元居正。
我們現(xiàn)在可以把劉炫和黃仲炎的結(jié)論結(jié)合起來看："元年"僅僅指的是"頭一年"，而這個寫法原來在魯國史官的早期記錄里就已經(jīng)是這樣了，孔子拿來照抄而已，別無深意。
問題似乎是得到了解決，但我們還得問個問題：深文周納的闡釋盡管可疑，難道樸實無華的闡釋就一定是正確的嗎？
是呀，也不一定。
很多時候，讀書很怕二分法：非此即彼，非正即邪，非忠即奸，等等等等。要知道，即便正方被證明為錯，并不意味著反方一定就對，而且，世界上不一定只有正與反這兩個選擇。
常見的例子是：張三抵制日貨，李四評價說："張三很愛國。"--但反日的人也不一定就是愛國主義者，他也可以是一個國際主義者或者博愛分子。
張三說："中醫(yī)不好。"李四質(zhì)問道："難道西醫(yī)就好嗎？"--張三其實只表達了"中醫(yī)不好"，他既可能認為西醫(yī)更不好，也可能完全不了解西醫(yī)而無從發(fā)表看法。
張三說："歷代很多專家對《春秋經(jīng)》的解釋在史實上未必站得住腳。"李四質(zhì)問道："難道《圣經(jīng)》和《荷馬史詩》就禁得起史實考據(jù)嗎？"--張三也許認為《圣經(jīng)》和《荷馬史詩》更禁不起史實考據(jù)，也許對《圣經(jīng)》和《荷馬史詩》毫無了解，他在表達對《春秋經(jīng)》的這個看法的時候并沒有同時表達出對《圣經(jīng)》和《荷馬史詩》的任何看法。而且，他只是作了一個事實陳述（盡管這個陳述有可能是違反事實的），而不是價值陳述。換句話說，張三的這句話僅僅是一個實證表述，而不是規(guī)范表述。
這樣的例子更容易在學校里找到：老師對小明說："你昨天為什么沒做值日？"小明的回答是："小毛前天還曠課了呢！"--老師說："小毛前天曠沒曠課我不知道，我可以去調(diào)查，但無論小毛前天曠沒曠課，這和你昨天做沒做值日一點兒關(guān)系都沒有。"好了，話說回來，排除頭腦中的二分法定式（如果沒有當然更好），繼續(xù)來看胡安國、劉炫、黃仲炎他們在解經(jīng)上的分歧所在。這小小的一個字，既是文字訓詁問題，更是意識形態(tài)問題，前者自然不值得大費周章，后者卻影響到立國之本。但是，如果本著求實的態(tài)度，政治正確最好還是要扎根在訓詁正確（事實正確）之上的，這才讓人塌實。那么，問題繼續(xù)：對于"隱公元年"的這個"元"字，即便深文周納的解釋是錯誤的，劉炫他們的那種樸素的闡述就一定是正確的嗎？
劉炫和黃仲炎，一個"元"字之解，一個"魯史舊文"之說，后者過于復雜，容后再講，現(xiàn)在先來考查一下劉炫對"元"字的解釋。
"元"的意思是"始"，劉炫說的似乎不錯，因為從許慎的《說文解字》就是這么解釋的："元，始也，從一，從兀。"這是個看似很樸素的解釋，但仔細琢磨的話，也可以很深刻--"從一，從兀"，這是可以和前邊那個神秘的"氣"聯(lián)系在一起的。清代莊有可著有一部《春秋小學》，專門考較字義，對"元"字的解釋是：下邊是"兀"，上邊是"一"，構(gòu)成了一個"元"字，這有什么意義呢？對了，徐鍇曾經(jīng)引《周易》的話說過，"元者，善之長也"，是開始，是頭一個，所以"元"字是從"一"來的。那么，從"氣"的角度來分析"元"，是氣就要上升，所以"一"就上升到"兀"的上邊了。"兀"的意思是"高"，"一"升到"兀"的上邊，比高還高。（Ⅰ）
?。á瘢清]莊有可《春秋小學》卷二"元"條：《說文》："始也。從一，從兀。"徐鍇曰："元者，善之長也，故從一。"元以氣言，氣必上升，故一在兀上。兀，高也，會意。余意皆轉(zhuǎn)注。
這個解釋很深刻，很有哲理，很有幾分微言大義的味道，但遺憾的是：這是錯的，而且從許慎的《說文解字》那里就錯上了。
從許慎到莊有可，受限于時代，并沒有甲骨卜辭可資參照，而我們?nèi)绻麑嶋H一些來看，"元"字的甲骨文字型和現(xiàn)在的字型并沒有多大變化：上邊是個"二"，下邊是個"人"。但是，這個"二"只是現(xiàn)代字型的"二"，一個短橫加一個長橫，在甲骨文里這個字其實是"上"，甲骨文真正的"二"字是上下兩橫一般長，而如果上邊是長橫、下邊是短橫，這就是"下"字。甲骨文里的"元"是個會意字，"人"之"上"，表示的是"腦袋"。《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國和狄人作戰(zhàn)，晉國的先軫沖進狄人軍中戰(zhàn)死，而后"狄人歸其元，面如生"，也就是狄人把先軫的腦袋歸還晉國，其面色宛如生時。在《孟子》里"元"字一共出現(xiàn)過兩次，
也都是"腦袋"的意思。（Ⅰ）
"腦袋"是"元"的本義，"始"是"元"的引伸義，楊樹達還曾從造字之法加以鑿實：（Ⅱ）"冠"字的造字即是用手往頭上加冠的表示。從"腦袋"這個意思上，"元"字可以派生出種種的引伸義，比如"元子"，這并不是一個日本女孩的名字，而一般是指嫡長子，也就是嫡子中的老大，"頭一個"。而在被用來表示時間的時候，"元"字還有著很喜人的意思，比如《禮記·王制》有"元日，習射上功"，孔穎達解釋"元日"為"善日"，這個"元日"還指正月初一，比如《尚書·舜典》有"月正元日"，想想我們的"元旦"，來源很古老哦?！ ?br />
那么，"元年"，吉利與否暫且不論，但"頭一年"這個意思該是可想而知的。那么，事情真如何休所謂只有天子的紀年才可以有元年之稱嗎？是只有"王者"才可以改元立號嗎？--這問題很重要，因為它暗示著公羊?qū)W的一個理論基礎(chǔ)：《春秋經(jīng)》是"黜周王魯"的，不再把周天子放在最高位置上，而是認為天命到了魯國這里，或者說是孔子作《春秋經(jīng)》"托王于魯"，如蔣慶說"《春秋》王魯，并非真以魯為王，而是托王于魯，即假借魯國的歷史來說明孔子外王之義（孔子治理天下萬世之義）"。（Ⅲ）歷來在這點上《左傳》學就是和公羊?qū)W相對立的，兩派專家為此可沒少了論戰(zhàn)。
的確，何休的支持者很多，反對者一樣很多，即便在深研公羊?qū)W的專家當中，提出反對意見的也不在少數(shù)。比如孔廣森就在這個問題上說：古時候諸侯分土而治、分民而守，和后世的所謂封疆大吏是不一樣的，他們在自己的境內(nèi)當然可以使用自己的紀元了。（Ⅳ）
孔廣森這番話顯示了封建時代和專制時代的一處不同：在秦漢以來的專制時代，大家習慣于一個國家只有一種紀元，比如唐朝貞觀三年，無論在長安還是在洛陽，甚至在遙遠的邊疆，無一例外地都是貞觀三年，如果當真出現(xiàn)了另外一個紀元和貞觀紀元同時存在，那就說明有人造反了。所謂"惟王者然后改元立號"，在專制時代確實如此，比如朱元璋建國號大明，改元洪武，這就是改朝換代了，但在先秦時代，社會風俗卻未必如此。魯國可以有魯國的紀元，晉國可以有晉國的紀元，這些紀元和周天子的紀元同時并存，大家視之為理所當然，并不以為誰要造反。
清人何若瑤更舉出了似乎顯而易見的證據(jù)力駁何休之說，說統(tǒng)治天下的叫做君，統(tǒng)治一個諸侯國的也叫做君，《公羊傳》里說的"君之始年"，只要是"君"都有這個"始年"?！栋谆⑼āぞ羝诽岬竭^"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史記》里也沒少出現(xiàn)列國各自紀元的記載，所以何休的注釋曲解了《公羊傳》的原意。（Ⅴ）
?。á瘢畈骸睹献幼g注》（中華書局2005年第2版），第356頁。
?。á颍顦溥_：《積微居小學述林》（中華書局1983年第1版），第63頁。
?。á螅┦Y慶：《公羊?qū)W引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5章。
（Ⅳ）[清]孔廣森《公羊春秋經(jīng)傳通義》：《爾雅》曰：元，始也。天子、諸侯通稱君。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元于其境內(nèi)，而何邵公猥謂唯王者然后改元立號，經(jīng)書元年為托王于魯，則自蹈所云反傳違戾之失矣。
?。á酰清]何若瑤《春秋公羊注疏質(zhì)疑》卷一"元年春王正月傳君之始年也注惟王者然后改元立號"條：君天下曰君，君一國亦曰君。君之始年者，凡君皆得有其始年也?！栋谆⑼āぞ羝罚和跽吒脑词绿斓?，諸侯改元即事社稷?！妒酚洝なT侯年表》《六國年表》列國《世家》皆有分國紀元，可以為證。注非傳意。
楊伯峻在《春秋左傳注》里也像陳立一樣引用過《漢書·律歷志》，不過引的是另外一段："《漢書·律歷志》引《商書·伊訓》有'太甲元年'，則元年之稱，起源甚早。"（Ⅰ）
《漢書·律歷志》的這段引文是："《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通行本《尚書·商書·伊訓》里的這句話寫作："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是說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日，伊尹祭祀先王云云。本篇《伊訓》屬于"偽古文尚書"，這一句和《漢書》引文有些出入，比較有趣的一個出入是：這里不是"元年"，而是"元祀"。據(jù)孔安國解說，所謂"祀"，也就是"年"--同樣這個"年"，夏代叫"歲"，商代叫"祀"，周代叫"年"，唐虞之世叫做"載"。（Ⅱ）
雖然這個說法并不確切，（Ⅲ）
但這四種稱謂直到現(xiàn)在竟還以原義保留下來三個，也算是不容易了。
"太甲元年"這個說法無論可靠與否，反正西周肯定已經(jīng)有了"元年"這個說法了。楊伯峻引舀鼎銘文"惟王元年六月……"來作說明，說這是"西周亦以第一年為元年之實證"。（Ⅳ）
如果此說屬實，那么，"元年"恐怕就不該是出自孔圣人的原創(chuàng)了。當然，有不少古人也不認為這是孔子原創(chuàng)，上文所說的黃仲炎就是一位，再如宋代戴溪的《春秋講義》說從堯舜以來就一直這樣了。（Ⅴ）
考慮到《尚書·虞夏書》在當時的地位，戴溪的話倒也無可厚非。但對我們現(xiàn)代人而言，堯舜時代畢竟渺茫難征，不太好說，但考察一下商周時代的青銅器銘文，就會發(fā)現(xiàn)有不少銘文都是只記月、日而不記年的。
在記年的青銅器當中，比如西周中期的師遽簋蓋有"唯王三祀四月既生霸辛酉"的說法，（Ⅵ）這里的"王"有人認為是周恭王，而這里居然也以"祀"來表示"年"，證實了前邊孔安國的說法并不十分可靠。"既生霸"是月相的名稱，"辛酉"是以干支記日。如果我們把這里的"王"暫且認作周恭王的話，這句話就相當于"周恭王三年，四月，既生霸月相，辛酉日"，這是一個年、月、日完整的時間記錄體例，基本就和現(xiàn)代小學生日記的開篇如出一轍了。
朐簋被認為是西周晚期之物，銘文說："唯元年三月丙寅……"（Ⅶ）
又是一個年月日齊備的時間記錄，而且，更為要緊的是，"元年"斬釘截鐵地出現(xiàn)了。
元年師兌簋，這件銅器的主人公是西周厲王、宣王時代的人，銅器銘文說："唯元年五月初吉甲寅……"，（Ⅷ）
也是年月日齊全，也有"元年"出現(xiàn)。連帶解釋一下，這里的"初吉"看上去像是黃歷上的吉兇之言，其實是當時的月相名，和前邊那個"既生霸"是一類的。
?。á瘢畈骸洞呵镒髠髯ⅰる[公元年》（修訂本）（中華書局1990年第2版），第5頁。
（Ⅱ）[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伊訓》：祀，年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
?。á螅﹨⒁姡汉裥兑蟠隁q稱謂考》，《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外一種）（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42－261頁。
?。á簦畈骸洞呵镒髠髯ⅰる[公元年》（修訂本），第5頁。
?。á酰宋]戴溪《春秋講義》卷一：元年者，一年也。謂一為元，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
?。á觯督鹞慕褡g類檢·殷商西周卷》（廣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42頁。
?。á鳎督鹞慕褡g類檢·殷商西周卷》第114頁
?。á督鹞慕褡g類檢·殷商西周卷》第184頁
元年師▓【造字："旗"，把"其"換成"史"】簋，銘文有："唯王元年四月既生霸……"這也是西周晚期之物。（Ⅰ）
師酉簋："唯王元年正月……"（Ⅱ）
?。á瘢督鹞慕褡g類檢·殷商西周卷》第188頁
?。á颍督鹞慕褡g類檢·殷商西周卷》第203頁
這是西周中期的。
我就不再多舉例了，反正這么看下去，"元年"這個用法至少在西周時期已經(jīng)并不罕見了。
如果按照奧卡姆剃刀的原則，"元年"，也許僅僅是"頭一年"的意思，并沒有多少神秘和深刻可言，但對我們來說，有時候"虛假的歷史"往往比"真實的歷史"更為真實，至少更為重要，盡管在這個例子里我們還不能夠?qū)徤鞯嘏卸ǖ降啄姆N說法才是真實無誤的。比如，現(xiàn)在我們已經(jīng)大體知道了儒家兩個極其著名的概念"慎獨"和"格物致知"被誤解了上千年，但其本義在歷史上幾乎毫無影響，真正產(chǎn)生深刻影響的卻是它們被誤解了的意思。對于學習歷史的人來講，既要學習對的，也要學習錯的--這個說法雖然看似荒唐，但是，"學習錯的"和"學習對的"其實一樣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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