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經傳而外，有《史記》，有諸子書，有百家言，又有五才子及雜著紀說，紛紛不一。其間之博洽者，足以益人之心思；怪異者，足以駭人之耳目。大抵不外乎情與義而已。其工于言情者，凡喜怒哀樂之所發(fā)，或合情之正，或溺情之偏，莫不各肖其事。迨夫因情而適于善，徇情而罹于惡，是皆情之所至，而有不可變移者。故言之娓娓，不究其終不止也，至性之本初與后勿論也。其善于言義者，凡綱常倫理之所在，內而系于家庭，外而關乎廊廟，莫不各著其宜。迨夫行義而由于智，守義而蹈于愚，亦皆義之所迫，而有不能推諉者。故道之諄諄，不征其實不已也。至理之當與否，勿論也。

　　吾邑同硯友解子鏡者，賦性深淳，為人樸實，博學能文，工詩善賦，最嗜古文，不摩時藝，因托幽情以舒嘯，欲寄遐思于離奇，乃作《益智錄》。書成，攜以示余。余反覆披閱，見其情意纏綿，詞理清晰。而言之典雅者，摭拾群經；事之荒唐者，胚胎諸子。言情則如膠似漆，言義則截鐵斬釘。有者無之，無者有之，隨其意之所及，以抒其口之欲言。雖妖魔狐蠱，牛鬼蛇神，莫不齊赴腕下。鎔經鑄史，摛藻揚芳，有莫可名言者矣！至于敘事，其來也突如，其去也悠然，筆法之妙，猶其末焉者耳。解子僻處鄉(xiāng)隅，人或以孤陋寡聞目之；困阻黌序，人或以才鈍識淺議之。為是書，固借以抒其郁悶，要亦準之情與義焉。斯錄雖亞于《聊齋》，實與《聊齋》筆墨無異，固足益人神智，而尤篇篇寓勸懲之意，凡無關世道人心者，概不詮錄。余是以樂為之序。

　　咸豐歲次甲寅小陽春書于拙逸軒，愚弟黃南賓琴軒甫拜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