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思（代序）

最近為張冠倫同志開追悼會，我只送了一個花圈，沒有去。近幾年來，凡是為老朋友開追悼會，我都沒有參加。知道我的身體、精神情況的死者家屬，都能理解原諒，事后，還都帶著后生晚輩，來看望我。這種情景，常常使我熱淚盈眶。

這次也同樣。張冠倫同志的家屬又來了，他的兒子和孫子，還有他的妻妹。

一進門，這位白發(fā)的老太太就說：

“你還記得我嗎？”

“呵，要是走在街上……”我確實一時想不起來，只好囁嚅著回答。

“常智，你還記得吧？”

“這就記起來了，這就記起來了!”我興奮起來，熱情地招扶她坐下。

她是常智同志的愛人。一九四二年，我在山地華北聯大高中班教書時，常智是數學教員。一九四三年冬，我們在繁峙高山上，堅持了整整三個月的反“掃蕩”。第二年初，剛剛下得山來，就奉命做去延安的準備。

我在出發(fā)前一天的晚上，忽然聽說常智的媳婦來了，我也趕去看了看。那時她正在青春，又是通過敵占區(qū)過來，穿著鮮艷，容貌美麗。我們當時都惋惜，我們當時所住的，山地農民家的柴草棚子，床上連張席子也沒有，怎樣來留住這樣花朵般的客人。女客人恐怕還沒吃晚飯，我們也沒有開水，只是從老鄉(xiāng)那里買了些紅棗，來招待她。

第二天，當我們站隊出發(fā)時，她居然也換上我們新發(fā)的那種月白色土布服裝，和女學生們站在一起，跟隨我們出發(fā)了。一路上，她很能耐勞苦，走得很好。她是冀中平原的地主家庭出身吧，從小嬌生慣養(yǎng)，這已經很不容易了。

比翼而飛，對常智來說，老婆趕來，一同赴圣地，這該是很幸福的了。但在當時，同事們并不很羨慕他。當時確實顧不上這些，以為是累贅。

這些同事，按照當時社會風習，都已結婚，但因為家庭、孩子的拖累，是不能都帶家眷的，雖然大家并不是不思念家鄉(xiāng)的。

這樣，我們就一同到了延安，她同常智在那里學自然科學?，F在常智同她在武漢工作，也談了談這些年來經歷的坎坷。

至于張冠倫同志，則是我一九四五年抗日戰(zhàn)爭結束后，回到冀中認識的。當時，楊循同志是《冀中導報》的秘書長，我常常到他那里食宿，因此也認識了他手下的人馬。在他領導下，報社有一個供銷社，還有一個造紙廠，張冠倫同志是廠長。

紙廠設在饒陽縣張崗。張冠倫同志是一位熱情、厚道的人，在外表上又像農民，又像商人，又像知識分子，三者優(yōu)點兼而有之，所以很能和我接近。我那時四下游擊，也常到他的紙廠住宿吃飯。管理伙食的是張翔同志。

他的紙廠是一個土紙廠，專供《冀中導報》用。在一家大場院里，設有兩盤高大的石碾，用騾拉。收來的爛紙舊書，堆放在場院西南方向的一間大廈子里。

我對破書爛紙最有興趣，每次到那里，我都要蹲在廈子里，刨揀一番。我記得在那里我曾得到一本石印的《王圣教》和一本石印的《書譜》。

解放戰(zhàn)爭后期，是在河間吧，張冠倫同志當了冀中郵政局的負責人。他告訴我，土改時各縣交上的書，堆放在他們的倉庫里面。我高興地去看了看，書倒不少，只是殘缺不全。我只揀了幾本亞東印的小說，都是半部。

這次來訪的張冠倫的兒子，已經四十多歲了，他說：

“在張崗，我上小學，是孫伯伯帶去的?！?/p>

這可能是在土改期間。那時，我們的工作組駐在張崗，我和小學的校長、教師都很熟。

土改期間，我因為家庭成分，又因為所謂“客里空”問題，在報紙上受過批判，在工作組并不負重要責任，有點像后來的“靠邊站”。土改會議后，我冒著風雪，到了張崗。我先到理發(fā)店，把長頭發(fā)剪了去。理發(fā)店胖胖的女老板很是奇怪，不明白我當時剪去這一團煩惱絲的心情。后來我又在集市上，買了一雙大草鞋，向房東老大娘要了兩塊破氈條墊在里面，穿在腳下，每天蹣跚漫步于冰凍泥濘的張崗大街之上，和那里的農民，建立了非常難能可貴的情誼。

農村風俗淳厚，對我并不歧視。同志之間，更沒有像后來的所謂劃清界限之說。我在張崗的半年時間里，每逢紙廠請客、過集日吃好的，張冠倫同志，總是把我叫去解饞。

現在想來，那時的同志關系，也不過如此。我覺得這樣也就可以了，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值得追念的。進城以后，相互之間的印象，就淡漠了?！拔幕蟾锩逼陂g，我們的命運大致相同。他后來死去了。

看到有這么多好同志死去，不知為何，我忽然感慨起來：在那些年月，我沒有貼出一張揭發(fā)檢舉老戰(zhàn)友的大字報，這要感謝造反派對我的寬容。他們也明白：我足不出戶，從我這里確實挖不出什么新的材料。我也不想使自己舒服一些，去向造反派投遞那種賣友求榮的小報告，也不曾向我曾經認識的當時非常煊赫的權威、新貴，請求他們的援助與哀憐，我覺得那都是可恥的，沒有用處的。

我忍受自己在劫的種種苦難，只是按部就班地寫我自己的檢查，寫得也很少很慢?，F在，有些文藝評論家，贊美我在文字上惜墨如金。在當時卻不是這樣，因為我每天只交一張字大行稀的交代材料，屢遭管理人的大聲責罵，并扯著那一頁稿紙，當場示眾。后來干脆把我單獨隔離，面前放一馬蹄表，計時索字。

古人說，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其實，這是不夠的。又說，使生者死，死者復生，大家相見，能無愧于心，能不臉紅就好了。朋友之道，此似近之。我對朋友，能做到這一點嗎？我相信，我的大多數朋友，對我是這樣做了。

我曾告訴我的孩子們：

“你們看見了，我因為身體不好，不能去參加朋友們的追悼會，等我死后，人家不來，你們也不要難過。朋友之交，不在形式?！?/p>

新近，和《文藝報》的記者談了一次話，很快就收到一封青年讀者來信，責難我不愿回憶和不愿意寫“文化大革命”的事，是一種推諉。文章是難以寫得周全的，果真是如此嗎？我的身體、精神的條件，這位遠地的青年，是不能完全了解的。我也想到，對于事物，認識相同，因為年紀和當時處境的差異，有些感受和想法，也不會完全相似的。很多老年人，受害最深，但很少接觸這一重大主題，我是能夠理解的。我也理解，接觸這一主題最多的青年同志們的良好用心。

但是，年老者逐漸凋謝，年少者有待成熟，這一歷史事件在文學史上的完整而準確的反映，恐怕還需要一段時間吧？

1980年元月30日夜有所思，凌晨起床寫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