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駢文的產(chǎn)生

駢文之名出現(xiàn)雖晚，但駢文之體卻出現(xiàn)較早。有些學者認為駢文產(chǎn)生于漢代的“連珠”，如錢濟鄂在《駢文考》目錄中直接以“駢文出自漢連珠”為標題，莫道才在《駢文通論》中認為“連珠”是駢文的初始形態(tài)，是駢文的乳名。

為什么說駢文產(chǎn)生于連珠呢？莫道才認為連珠的興盛和駢文的興盛基本重合，興于漢魏，盛于六朝，衰于唐宋。這種觀點是從產(chǎn)生、發(fā)展的時間來說的。另外，錢濟鄂在《駢文考》中講：“所謂之連珠，大抵求貫穿事理，如珠在貫。貫者，即謂成串。乃以連續(xù)之辭句，互相發(fā)明，若明珠之結琲也。其辭則麗；其言則約；其體則四六對偶，而有韻味；其文則不指說事情，必以假喻，巧示其旨；而令賢者自悟。亦即說理、推理之文也。”這是從文章的形式特點來說的。不管駢文是否產(chǎn)生于連珠或者連珠是否是駢文的乳名，但可以肯定的是駢文與連珠的關系十分緊密且駢文產(chǎn)生較早。

駢文的歷史非常悠久，那么其產(chǎn)生也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并且是在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對于駢文產(chǎn)生的原因，不少學者已作了專門的研究和探討。如姜書閣總結了六點，即聯(lián)想、易記、事證、便言、漢字單音、音韻變化。尹恭弘則認為主要有五點：中國文字的特點和神韻、“中庸”思維方式的影響、作家具有“取類相從”的心理聯(lián)想能力、社會實用性的需要、社會審美性的需要。莫道才從四個方面進行了考察：漢語的特質(zhì)、客觀的對立對應事物、人類的模仿機能、傳播的需要。當然還有學者從“物生有兩、唯能兩化”的陰陽對舉觀念，天人合一思想等角度進行說明。

駢文產(chǎn)生的原因概括起來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客觀原因—中國文字的特點，即漢字單音，調(diào)有四聲，詞匯豐富；一是主觀原因—需要，主要是實用的需要和傳播的需要，即易記、便言、審美的需要。

駢文產(chǎn)生的客觀原因就是漢語的特點。首先，漢字是單音文字，一字一音，這樣就比較容易形成整齊的文句。不像英語單詞由字母組成，一個單詞有長有短，句子長短不一，參差不齊，缺乏美感。比如我們耳熟能詳?shù)睦畎?sup>的《靜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xiāng)。

翻譯成英文有多種版本，現(xiàn)選取一種中國譯本和一種外國譯本。

許淵沖譯文：

A Tranquil Night

A bed, I see a silver light，

I wonder if it's frost aground.

Looking up, I find the moon bright；

Bowing, 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

Tr. Amy Lowell 譯文：

Night Thoughts

In front of my bed the moonlight is very bright.

I wonder if that can be frost on the floor?

I lift up my head and look at the full moon, the

dazzling moon.

I drop my head, and think of the home of old days.

●清 冷枚 春夜宴桃李園圖 軸

冷枚，字吉臣，?州人，康熙到乾隆年間的宮廷畫家。此幅是以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內(nèi)容為構圖參考，所描繪的士人飲酒、寫詩圖。畫風嚴謹精工，是清畫院細膩華美風格的代表。

●清 沈荃 桃李園序 軸

沈荃，字貞蕤，號繹堂。學行醇潔，書法著名，清康熙皇帝尤喜與沈氏討論書法，故其書廣為時人所推崇。本幅是他書唐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

且不說翻譯之后原詩的意境和韻味還能保留多少，單從形式上來看，短短的20個字被翻譯成了幾十個單詞，而且每一句也不一樣長，缺乏整齊之美。

其次，調(diào)有四聲，平、上、去、入，也就是平仄的變化，這樣讀起來抑揚頓挫，具有音樂的美感，這就為駢文進一步發(fā)展、完善提供了條件。

再者，漢語詞匯豐富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開篇講駢文的界定時我們談到駢文由基本對偶的文辭組成，所謂的對偶文辭就是字數(shù)基本對等，意義基本對舉，詞性基本對稱，結構基本對應。要做到這四點“基本”，沒有大量的詞匯支持是不容易的，而且駢文還要講究聲調(diào)的平仄相間，出句平仄入句仄平的對應就更為不易了。如王勃的《滕王閣序》：

這兩句在四個“基本”以及聲調(diào)的相間和對應方面都做得很好。以“濱”和“浦”為例，這兩個字都是名詞且都有水邊的意思，這就做到了詞性的對稱和詞義的對舉；從聲調(diào)上來講，“濱”為平聲，“浦”為仄聲，做到了出句入句平仄相應。如果把“濱”字換成同樣表示水邊的“滸”字，雖然詞性、詞義上沒有什么不妥，但聲調(diào)上沒有起伏變化，讀起來就缺少了抑揚頓挫之美。要兼顧駢文的形式及聲律之美，沒有豐富的詞匯是做不到的。

因此，中國文字的以上特點是別的語言所不具備的，這也正是駢文產(chǎn)生及發(fā)展的基礎。瑞典漢學家高本漢也認為中國文字的特點促使了駢文的產(chǎn)生，他在《中國語與中國文》中有一段話講得很清楚：“獨中國文字，始于象形、指事，以形為主……六書既備，于以應萬事、賅萬物而無匱乏，非特其形式優(yōu)美，音節(jié)協(xié)暢，動人愛悅己也，且因字皆單音，故容易綴成簡潔文辭、整齊之句?！?/p>

●明 望海樓圖 軸

此圖簽題雖定為“望海樓圖”，但根據(jù)圖畫內(nèi)容來看，整個建筑群組下瞰大江，居高臨下，江邊?？咳隔除堉?，樓上文人或憑欄遠眺，或持卷觀賞，整體場景非常接近唐代文人王勃在《滕王閣序》中所描寫的場景。

●清 董邦達繪高宗御筆四美具贊 軸

從主觀上來說，需要推動了駢文的產(chǎn)生，是駢文產(chǎn)生的動力。文字記載是了解歷史的依據(jù)，在文字記載尚未普及的時候，記憶便成了連接過去和現(xiàn)在的橋梁。在對復雜事情的記憶上，人腦的能力畢竟有限，為了便于記憶，就要對所記內(nèi)容進行加工。正如阮元在《文言說》中所講：“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為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是必寡其詞協(xié)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于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薄肮哑湓~協(xié)其音以文其言”就是對記誦內(nèi)容的加工，也是駢文產(chǎn)生的雛形。

在文字記載還未成為主要的傳播方式時，信息的流通主要是靠口耳相傳。在傳播過程中，為保證傳播內(nèi)容的準確以及傳播的順利，傳播中介就要對傳播內(nèi)容進行自覺或不自覺的加工。而整齊、對偶的文句更利于人們接受，因此，傳播的需要便逐漸促進了駢文的產(chǎn)生。

●清 阮元書乾隆御制嘆夷齊松賦 成扇

對稱美符合中國人的審美觀念，而句式整齊，平仄相對，讀起來有氣勢且朗朗上口的駢文能給人一種視覺和聽覺上的美感。駢文正迎合了中國人對美的追求，因此，駢文常被人們譽為美文。所以，中國人的審美需求也是駢文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一種動力。

這些需求對駢文的產(chǎn)生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在這些需求的推動下，以及在文化的發(fā)展過程中，人類創(chuàng)作各種駢文使其滿足需求。因此，人類的創(chuàng)作能力是駢文產(chǎn)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創(chuàng)作能力主要體現(xiàn)在聯(lián)想和模仿上。

●西周晚期 宗周鐘（?鐘）

●西周中期 服方尊

●清 翠玉雙喜長方腰結

范文瀾在《文心雕龍注》中說：“原麗辭之起，出于人心之能聯(lián)想。既思云從龍，類及風從虎，此正對也。既想西伯幽而演《易》，類及周旦顯而制《禮》，此反對也。正反雖殊，其由于聯(lián)想一也?！鄙钪杏梢皇挛锫?lián)想到另一事物的現(xiàn)象很普遍，就像由風想到雨，由花想到草，這樣聯(lián)想起來的事物一般便于記憶，容易形成對偶。對偶正是駢文的最基本特點，這就為駢文的產(chǎn)生提供了條件和基礎。

上文講到中國人對稱美的審美觀，人自身以及自然界很多事物都是對稱以及對應的：人有兩只眼睛，兩個耳朵，兩條胳膊，兩條腿；自然界有陰有陽、有白晝有黑夜等。在人自身及自然界的影響下，人類便形成了對稱是一種美的審美心理。在藝術的創(chuàng)作上，人類也追求這種對稱美，這正是對自然界的一種模仿。因此，以對偶為特點的駢文就是模仿自然的結果。

駢文在魏晉之際發(fā)展到成熟，除了以上原因，還與當時文學自身的發(fā)展以及統(tǒng)治者的提倡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西漢時期，儒學獨尊之后，經(jīng)學在學術領域占據(jù)著統(tǒng)治地位。經(jīng)學強調(diào)社會教化作用，而文學創(chuàng)作強調(diào)“發(fā)乎情，止乎禮”，因此經(jīng)學阻礙了文學的自由發(fā)展。隨著西漢末年社會的動蕩，文章也開始逐漸駢化。到了魏晉時期，不少文章已經(jīng)具備了駢文的對偶形式。文學的發(fā)展使得秦漢時期偶有的駢偶之句已經(jīng)到了自覺、成熟的階段。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統(tǒng)治者愛好并提倡文學，也影響了當時的文學風尚。如建安曹氏父子、梁武帝父子等都是文學愛好者。當時動蕩的社會環(huán)境，激發(fā)了六朝門閥士族和文人的自我意識。這些因素促使社會的審美和文風發(fā)生了新的變化，為駢文的發(fā)展提供了適宜的土壤。

錢濟鄂（1930—2011），錢王第32世孫，臺灣著名作家。原籍江蘇，早年畢業(yè)于杭州美專，他雖專攻美術，但所學甚富，尤喜文、史、詩、畫，曾在中國臺灣及新加坡等地長期任教，著書頗豐，被譽為“江南才子”。

姜書閣（1907—2000），字文淵，著名學者。曾任湘潭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著有《陳亮龍川詞箋注》《詩學廣論》等專著十余種。

尹恭弘，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李白，字太白，號青蓮居士，是我國歷史上一位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一生創(chuàng)作豐富，其中很多已成為膾炙人口的千古名篇。他被后人尊稱為“詩仙”，與被尊為“詩圣”的杜甫并稱為唐代文學的雙子星。

許淵沖（1921—2021），早年畢業(yè)于西南聯(lián)大外文系，從事外文翻譯工作80余年，被譽為“詩譯英法唯一人”。

王勃（649或650—676），字子安，唐代文學家。王勃是絳州龍門（今山西河津）人，出身儒學世家，自幼好學，有神童之稱。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并稱“初唐四杰”。

高本漢（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1889—1978），瑞典 漢學 家。1910—1912年 曾來中國，隨后從學于法國漢學家沙畹（1865—1918）。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綜合語言學和中國青銅器。

阮 元（1764—1849），字伯元，號蕓臺，又號雷塘庵主，晚號怡性老人，江蘇儀征人，為清嘉慶、道光年間名臣。阮元一生博覽群書，學富五車，著作豐富，通經(jīng)史，工詩文，尤精小學。

對稱性是古往今來被人們普遍認同的一項美學準則，它廣泛應用于建筑、造型藝術、繪畫以及工藝美術之中。中國故宮、印度泰姬陵、英國塔橋等都是運用對稱的建筑典范。

范文瀾（1893—1969），字蕓臺，筆名武波，浙江紹興人。早年就讀于山陰縣學堂、上海浦東中學堂、杭州安定中學堂。中國歷史學家，馬克思主義史學開拓者之一，被譽為“新史學宗師”。

曹氏父子，指曹操、曹丕、曹植。曹操的文學成就主要以詩歌突出，其詩歌氣韻深沉、情感真摯，在體裁上開創(chuàng)了樂府寫實詩的傳統(tǒng)；曹丕以詩歌、文學批評為主，格調(diào)清新，筆觸細膩；曹植時稱“建安之杰”，是建安文學的集大成者，善詩、賦、散文，尤善五言。

梁武帝父子，指南朝時期梁武帝蕭衍、簡文帝蕭綱、元帝蕭繹，他們都十分擅長文章書畫，在文壇上號稱“三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