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嘗見明鏡疲于屢照
——追憶傅璇琮先生

傅先生去世后，我一直想寫點緬懷的文字，卻總覺難于措手。因為和先生直接接觸的機會并不多，只在一些會議場合見過幾次面，皆來去匆匆，所談不多，我又沒有記日記的習慣，因此對先生的記憶只是一些總體感覺和大致印象，所以遲遲不敢下筆?，F在想來，這種感覺與印象同樣彌足珍貴，它是經過時光淘洗之后鐫刻在心中的印跡，永遠無法抹去。

1984年我在中山大學碩士畢業(yè)，留在中山大學古文獻所工作。由于我對建安七子有深厚興趣，當時尚沒有建安七子文集的出版，就產生整理一本《建安七子集》的想法，于是突發(fā)奇想，給傅先生寫了一信，談自己的想法，沒想到，很快就收到傅先生的一封短信。他很贊同這個想法，但又含蓄地說，中華書局已約了其他學者在做這項工作。我收到信，慶幸這個消息來得很及時，使我避免“撞車”。這是我第一次與傅先生的書信聯系。現在想來，當時給傅先生寫信確實非常冒昧，自己信息閉塞，孤陋寡聞，而且在文獻整理方面的知識準備其實也很不足。傅先生那時研究與行政工作都相當忙碌，還專門給一位素昧平生、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回信。隨著自己年齡與閱歷的增加，每想起此事，愈加感悟傅先生對年輕人的特別愛護之情。

1998年10月，我參加了中國唐代文學第九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說來慚愧，我對唐代文學并沒有特別的研究，當時之所以參加會議，主要出于一個不那么學術的“功利目的”，便是借會議之便去貴州探訪花溪、苗寨與黃果樹瀑布等勝地。那時，手頭剛好有一篇題為《唐代判文文體及源流研究》的論文，便提交作為參會論文（后來發(fā)表在《文學遺產》1999年第6期）。此行最大的收獲其實不是踏訪了諸多名勝，而是認識了傅先生，第一次親承他的指教。傅先生對拙文頗為欣賞，大概因為該文是從文體學的角度，去研究唐代判文的，可能還比較新穎吧。我已記不清這次會議的具體內容了，只記得我和傅先生在黃果樹瀑布前第一次合影留念。那時，傅先生身體偏弱，而精神健旺。2008年12月，在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十四屆年會上，在傅先生的建議下，我被增補為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八屆理事會理事（我沒有參加會議）。在古代文學研究中，唐代文學研究是最為繁榮、成就最高的領域之一，以我極為有限的成果，并沒有資格增補為理事。傅先生之意，應是希望我能為唐代文學研究多做一些工作，尤其是唐代文體學方面。

2000年4月，拙著《中國古代文體形態(tài)研究》一書即將在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我抱著試一試的念頭，寫信向傅先生求序，沒想到傅先生欣然應允。我喜出望外，趕緊告訴傅先生，書稿先排印，序可以慢慢寫，不必趕，等序寫完之后再加上不遲。當時傅先生的腕疾已相當嚴重，手掌和手指都變形了，頸椎、腰椎似乎也都有問題。但他在一個多月內，便通讀完這部數十萬字的書稿，并撰寫了一篇長序。傅先生在序末特別點明：“2000年6月中旬，北京六里橋寓舍，時當數十年來未有之高溫?！蔽易x到這段，眼前不禁浮現傅先生抱著羸弱病體，在京城酷暑中揮汗寫序的場景。令我尤為感動的是傅先生在序中說：

我讀這本書，以及讀《中國古典文學風格學》《晚明小品研究》，曾于燈下默想，承學先生治學有怎樣一種路數？于是得出八個字，這就是：學識貫通，才情融合。再演繹為四句話：學重博實，識求精通，才具氣度，情含雅致。我認為，博實、精通、氣度、雅致，確是這些年來吳承學先生給學術同行的一個總印象，也是承學先生一輩中的前列者這些年來在其著作成果中所顯示出來的藝術才能和精神素質。

傅先生這里“八個字”的總結和“四句話”的演繹，既精心概括又飽含感情、文采斐然，它不僅是傅先生對我個人的評價，而且是對后輩學者應該具有的“藝術才能和精神素質”的熱切期待。我一直認為，傅先生對于年輕人的提攜和鼓勵，總是不吝贊辭的。作為被稱譽者，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這是前輩的勖勉之辭，萬不可淺薄到因此而自以為是，沾沾自喜。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傅先生主編“中國古典文學史料研究叢書”，他注意到我在文體學方面的研究成果，便熱情來信，約我撰寫一本《中國古代文體史料學》的書。這不但是信任我，提攜我，其實，也為文體學研究指出一個富有開創(chuàng)意義的新領域和新方向。我非常感激傅先生的青眼和指點，并在文體史料學方面有所用力。但由于自己有其他的工作急待完成，此項目進展很慢。雖然寫了一些文章，但覺得并不是有系統(tǒng)的史料學研究，一直不敢呈教傅先生?，F在，已永遠失去向傅先生請教的機會了。

傅先生給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一直不遺余力地提攜后輩學者，堪稱學界的伯樂。古人詩云：“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备迪壬M止“不藏人善”，更是能發(fā)現、挖掘年輕人之“善”，并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說”其“善”，用其“善”。在文史學界尤其是古代文學研究界，被傅先生發(fā)現、舉薦而成名的中青年學者，不可勝數。傅先生雖然不是高校的專任教授，但得到傅先生恩澤沾溉者眾多，私淑弟子遍及海內外。由于傅先生特殊的身份、地位和氣度，受傅先生恩惠的年輕人，或受傅先生推薦出版書籍、發(fā)表論文，或參加傅先生主編的書籍編纂，或受到傅先生力薦而得以工作，其書稿或蒙傅先生賜序等，他們基本上是以學術為紐帶締結的師生關系。這在學術界可能是個特例。

在我的印象中，對后輩學者，傅先生從不擺前輩資格，也不以身份和地位居高臨下、俯視他人，總是以一種平等、謙和的態(tài)度與年輕學者交往與交流。他在拙著序中說：

就我個人來說，吳承學先生比我年輕約20余歲，按照友人蔣寅先生《四代人的學術境遇》所述，在20世紀古典文學研究行列中，我算是第二代，承學先生算是第三代，但我總有一種與吳、蔣都是同一代的感覺，因此每一次在學術會議上，彼此都能促膝而談，也無“忘年”之感。

傅先生他們是新中國培養(yǎng)的第一代學者，我們則是“文化大革命”后出現的第一代學者。這兩代學者都經歷過文化的浩劫，都有強烈的學術使命感與理想主義色彩。傅先生曾說：“‘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最初幾年，我們這些學者都有一種興奮的心情，覺得一場噩夢已成過去，我們已經失去得太多，我們要用自己的努力追回失去的一切。而我們又相信，只要靠勤奮，我們肯定會重新獲得。那時國家的前途與個人的追求看來是那樣地吻合，人們真純地相信，我們應當盡自己的一點微力來奉獻給這個重新給大家?guī)硐Ｍ拿篮玫纳鐣?。”這何嘗不是我們這一代學人那時的心聲！作為有著直接師承和學緣關系的兩代學人，上一代的成果以及他們那種以學術為生命、堅忍不拔的優(yōu)秀品德，一直是下一代效法的典范。當然，相比之下我們這一代學者受到政治壓力與思想束縛畢竟要短暫得多，又得益于改革開放，知識結構、研究方法與眼界都有所不同，研究環(huán)境、文獻資料等條件更為優(yōu)越。我們的困擾恐怕不是直接來自政治的重壓，而是在名韁利鎖的誘惑下如何保持獨立的精神與自由的思想。這讓我又想起傅先生的話：“我們這樣的讀書人或學者，不必有什么需求，更不必有什么做官、致富的奢望。如果有什么需求，那就應該是，自己所作的，要在時間歷程上站得住，在學術行程中得到認可?！备迪壬e50年的體悟之言，值得做學問的人好好回味，并深深銘記。

幫助提攜年輕人，是傅先生晚年重要的生活內容，甚至可能是一種精神寄托。他對年輕人的請求，似乎來者不拒。他對年輕人的評價與扶持，往往以稱譽為勉勵。他對年輕人的求助，真是不知疲倦、不畏麻煩，超負荷地承受。這就讓人想起《世說新語》里的一句話：“何嘗見明鏡疲于屢照，清流憚于惠風?！比欢水吘故茄庵|，并非不知疲倦的明鏡。所以他有限的精力被分散了，許多精彩的研究被打斷了，而他的生命也漸漸被耗損了。

2015年6、7月間，傅先生已病重住院一段時間了，身體狀況很差。有一天，我接到某出版社的電話，他們擬編纂出版一部大型詞典類的書，請傅先生當編輯委員會主任，傅先生又推薦幾位學者當副主任，其中就有我的名字。我一貫很少參加這些普及類書籍的編纂撰寫工作，但傅先生之命當然是不敢違的。不過，想到傅先生在病中仍放不下這些瑣事，還為之勞心費神，真是百感交集，很無奈，很心痛。

傅先生對于年輕人的提攜、推薦、美譽，引起過一些議論，也是另有原因的。他對人、對書的評價有時或許會失之于寬，這可能是因為傅先生心地良善，礙于情面，對來自各方的請求無法說“不”吧?；蛟S，還有更深層的原因。傅先生這一代學者年輕時曾生活在惡劣的學術環(huán)境中，連續(xù)不斷的政治運動和殘酷斗爭，不但影響這一代學者的思想，也影響他們的心態(tài)。有些人變得刻薄寡恩，有些人則變得慈悲寬容。傅先生年輕時是受害者，備嘗抑壓之苦，所以對年輕人的需求與困難能特別同情與理解，也特別關照。我想他是在年輕人身上看到自己年輕時的影子。所以，他對年輕人提攜和表彰的殷勤真切之情，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

其實，傅先生對年輕人有一種很高的期待。他在拙著《中國古代文體形態(tài)研究》序中說：“我們要有一種高層文化導向的自期……人生總是有壓力的，就我個人來說，二十幾歲時就承受過難以想象的政治重壓，現在也還不時有一些莫名其妙或所謂世態(tài)炎涼之壓，根據我早年的經驗，這就需要有一種‘傲世’的氣骨。我總是以為，一個學者的生活意義，就在于他在學術行列中為時間所認定的位置，而不在乎一時的社會名聲或過眼煙云的房產金錢?！边@大概是從司馬遷以來中國文人對“名山事業(yè)”所認同的一種價值觀傳統(tǒng)。我感覺到，傅先生在與年輕人對話時，他總是不由自主地聯想起自己年輕時代所受到的“政治重壓”以及老年時所遇到的世態(tài)炎涼。

傅先生為人撰序，習慣通讀全書再作序，不作浮泛客套之論，他完全了解作者與書稿存在的問題，但是他又設身處地，以自己的方式提出意見。比如，他在拙著《中國古代文體形態(tài)研究》序言中，并沒有明確提到該書存在的問題。其實，傅先生在寄來書序時，另附數紙，列出原書稿中存在一些文獻和史實上的問題，提出具體和中肯的意見，同時為我寄來相關的參考資料，以供修訂之用。他之所以急于把序寄給我，就是希望我能趕在書稿排印之前，先吸取他的意見，把書中的錯誤去掉，把書稿修訂得更好。他深知書稿存在的問題，但并不留在序中揭出，以示高明，而是私下溝通，讓我直接改進。傅先生給后輩學者的書序，多以溫婉、含蓄的方式，給人以改進、提高的機會，既體現其嚴格要求的原則，又細心呵護著后輩學者的自尊心和學術聲譽。這是一種仁厚長者之心，也是溫柔敦厚的處世方式和傳統(tǒng)修養(yǎng)。我回想起年輕時，在一些論文答辯、學術評議等場合中，有時發(fā)現別人學術上的一些問題，尤其是那種“硬傷”，則痛加貶斥，令人難堪。這固然有認真執(zhí)著的一面，但潛意識里或許也不無居高臨下的優(yōu)越之感。而今思之，對比傅先生，真是感愧交并的。

三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與傅先生聯系，那時傅先生正當盛年，而我還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如今傅先生已飄然遠逝，而我亦臻耳順之年矣。回想往事，慨乎歲月流逝之速，對造化與人生益多敬畏之感。也因為到了這個年紀，我對傅先生又有了更深一層的同情之理解和感恩。

（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