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中文的，就要像梅花一樣高潔”
——追憶邱世友師

我讀大學時，最喜歡的科目是先秦文學。究其原因，是喜歡任課老師盧叔度先生。他是剛從系資料室解放出來的老“右派”，性豪爽，喜品藻，任誕簡傲，恍若《世說新語》中人。我的畢業(yè)論文是由他指導的，那時一門心思就想考盧先生的研究生，可是，1982年，中大中文系只有中國文學批評史和現(xiàn)當代文學兩個專業(yè)招研究生。盧先生建議我報考批評史，他介紹說，導師黃海章、邱世友先生學問、人品都好，邱先生也是他的好友。那一年剛好是“文化大革命”結(jié)束后第一批入學的77級畢業(yè)了，報考的人很多，招生名額又極少，中大中文系只招四名。我的本科同學陳平原兄考上吳宏聰、陳則光先生的碩士，我和孫立則有幸成為黃海章、邱世友先生的開門弟子。黃海章先生當年已85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招生。邱先生58歲，按當時的說法，仍屬“中年”教師。

邱先生長得端方厚實，慈眉善目，一臉佛相，卻不善言辭，遲緩的語言追不上跳躍的思維，往往造成表達上的斷裂和空白，甚至有點小結(jié)巴?？鬃釉f：“剛毅木訥近仁?！蔽易x到此語時，往往就聯(lián)想到先生。先生專題課內(nèi)容主要是《文心雕龍》與詞學，內(nèi)容便是他已撰寫或準備撰寫的文章。剛一接觸，內(nèi)容頗感艱深難解，久而久之，我們逐漸習慣以課前預習、課后補習的方式，去彌補先生在講課中的空白，竟大有所得。

1984年，我們碩士畢業(yè)，孫立兄留在中文系，我分到古文獻所，都在先生身邊工作，被人戲稱為邱公的“哼哈二將”，這大概也是先生感到得意的。這一年，他剛好60歲。慚愧的是，我們沒能幫先生做什么事，只是繼續(xù)在他的指導下讀書。每次見面，仍是談學術(shù)為主。先生間或回憶自己的生活，談到中文系諸位前輩如容庚、商承祚、詹安泰、方孝岳、董每戡、冼玉清、王季思等先生的掌故，這些話題比較輕松。但也有沉重之時，比如談到他的老師詹安泰先生1958年以后的生活遭遇，先生就悲從中來，不能自禁。

當年，我在古文獻所主要的工作是整理“車王府曲本”，但我的學術(shù)興趣不在俗文學而在傳統(tǒng)詩文與詩文批評研究。那時，中山大學的文學批評史專業(yè)還不能招博士生，而復旦大學則是海內(nèi)外首屈一指的批評史研究中心，我想報考王運熙先生的博士，邱先生甚為支持。他比王先生大一歲，也是好友。邱先生《文心雕龍?zhí)皆芬粫?，就是王先生作的序?987年，我隨王先生讀博士。1990年畢業(yè)，分配回中大中文系工作。次年，邱先生67歲，辦理了退休手續(xù)。

先生退休后，我和孫立招收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yè)的研究生，仍請先生為學生講授專題研究課程，繼續(xù)傳承其學術(shù)。先生很支持，也很樂意，能傳授學術(shù)，對他是件快意的事。何志軍同學曾寫過《憶邱師授課》一文，提到當年先生為他們講授詞學課的情景：

邱師與學生隔桌相對而坐，課中常逸興飛揚，曼聲吟哦詞作，以印證詞論。時當盛夏，邱師額上汗?jié)癜装l(fā)，清晰可見。我至今還依稀記得邱師抑揚頓挫、夾帶方音的普通話：“詞要清空，不要質(zhì)實。清空則古雅峭拔，質(zhì)實則凝澀晦昧?！薄伴L疑即見桃花面，甚近來、翻致無書。書縱遠，如何夢也都無？”“南樓不恨吹橫笛，恨曉風、千里關(guān)山！”詞學精微，淺學者確不易聽懂，某次一位大齡夜貓學生竟在邱師眼皮底下伏桌酣睡，邱師亦不以為忤。

寫得頗為真實傳神。2005年中山大學成立文學社團“粵雅詩社”，我們延請先生任指導教師，他也欣然俯允。

1993年夏天，我們“哼哈二將”陪先生同往內(nèi)蒙古師范大學主辦的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國際學術(shù)會議。從北京到內(nèi)蒙古，途中的云岡石窟與北岳恒山自然成為我們的考察對象。那時科研經(jīng)費和交通都非常緊張，飛機票買不起，火車票又一票難求。我們的路線是乘火車從廣州到北京，然后再轉(zhuǎn)內(nèi)蒙古。為了節(jié)省時間和經(jīng)費，我們到京后即連夜轉(zhuǎn)乘去大同的慢車。因臨時上車，沒有座位票，三人硬是擠上火車，火車過道擠滿了旅客。那時的火車沒有空調(diào)，時當盛夏，燠熱難當。我和孫立干脆鉆到座位底下躺下，騰出位置，讓先生在過道坐下來。先生那時年屆七十，身體尚顯強壯，第二天一早到了大同，我們馬上就去游覽了云岡石窟和北岳恒山。一路上先生興致很高，毫無疲態(tài)?；叵肫饚熒水斖碓诨疖嚿系木狡惹榫澈陀斡[名勝的快樂，歷歷如在眼前，又恍若夢中。

2006年暑假期間，先生因心腦血管病兩度入院，裝心臟起博器，雖無生命危險，但語言能力已大損。年底，相伴57年的師母病逝，經(jīng)此變故，先生體質(zhì)日趨衰弱，多次中風，且患糖尿病，常住醫(yī)院。2013年起，他雖然保持生命體征，但一直處于植物人狀態(tài)。我們?nèi)园磿r去醫(yī)院看望他，原本談笑風生的先生，臥在病榻上毫無知覺，令人無助而傷心。有一次，我和孫立、張海鷗、彭玉平諸君到醫(yī)院探望，海鷗兄大聲呼喊著邱老師，他一直緊閉的眼睛突然流出淚水。我們希望有奇跡發(fā)生，此后先生卻再無反應。2014年6月7日，昏睡了近兩年的先生安然辭世。

我一直以為先生身體很好，直到2006年先生兩次中風，體質(zhì)明顯下降，我意識到應該為紀念先生做點準備工作，便著手編制《邱世友先生年表》。我在學校檔案館找到歷年先生的個人總結(jié)及相關(guān)材料，據(jù)此編制先生年表，并送他審定。2007年先生出版《水明樓續(xù)集》，便將此年表作為附錄。

在編寫先生年表過程中，我梳理了先生的生活與學術(shù)歷程，因而對先生有一個更為系統(tǒng)的了解，也引發(fā)了一些思考。

先生1925年出生于粵北連縣，父親早故，先生為遺腹子，母親獨力撫養(yǎng)。少時多病，然有志于學。18歲時，母親病故，家庭生活雪上加霜。1944年考入中山大學師范學院國文系，1948年畢業(yè)，任文學院教師。此后，先生在中山大學學習工作了70年。

中山大學古代詩文研究有兩個重要傳統(tǒng)：一個是中國文學批評傳統(tǒng)，從陳鐘凡、方孝岳、黃海章諸先生到邱世友先生；另一個是詞學傳統(tǒng)，從陳洵、詹安泰、黃海章諸先生到邱世友先生。先生在文學批評史與詞學領(lǐng)域都淵源有自，傳承和光大了中大的優(yōu)秀傳統(tǒng)。他在詞學、《文心雕龍》方面的成就享譽海內(nèi)外。他在《文學評論》《文學遺產(chǎn)》等重要刊物上發(fā)表了多篇重要論文，主要著作有：《水明樓小集》《詞論史論稿》《文心雕龍?zhí)皆贰端鳂抢m(xù)集》《邱世友詞學論集》等，這些成果受到學界的高度評價與尊重。先生在治學上形成了獨特的風格，這種風格就是他所喜歡的況周頤詞學中“拙、重、大”三個字。拙，就是古樸深摯，不巧，不滑，不浮，不淺。先生研究每一理論，總是從最原始的詞義與材料出發(fā)，實事求是，無浮夸，不取巧。重，是厚重，先生非常有理論上的創(chuàng)造性，眼界開闊，立意深沉，筆力厚重，氣象雄渾。大，是格局大，邱先生治學不但精于國學，對于西方文學理論也頗為關(guān)注。他研究問題，總是以小見大，把問題放到古今中外的背景上，從中挖掘出獨特的理論意義。

學術(shù)界對邱先生已有許多評價，如澳門大學鄧國光教授稱他為“嶺南大儒”：“不論人品、器度與學養(yǎng)，都足以表率一代，為學者的典范?！蔽矣X得，先生在詞學尤其是清代與近代詞學方面成就最高。他親承詹安泰先生詞學，于聲律音韻之學別有心會，特別強調(diào)詞學之體乃聲學，對于朱彝尊與浙派，張惠言、周濟與常州詞派以及譚獻、馮煦、況周頤、謝章鋌、劉熙載、王國維詞論的研究，創(chuàng)獲甚多。在詞學本體尤其聲律方面，有一些研究是具開創(chuàng)性的，并且成為經(jīng)典之論。先生擅長古詩文創(chuàng)作，其詞師承詹安泰先生，達到很高的境界，繼朱彊村等（第一代）、王國維等（第二代）、夏承燾、施蟄存等（第三代）之后，被海外學者尊為二十世紀詞人“第四代詞學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先生去世時，《詞學》雜志的挽聯(lián)是：“縱談浙西、常州，識見高遠，領(lǐng)銜四代；出入夢窗、白石，氣厚韻長，自是一流。”兼論其詞作與詞學成就，可謂的評。

先生在舊中國完成大學教育，在新中國參加工作。這是一個重大轉(zhuǎn)型的時期，學者必須在政治和學術(shù)上不斷調(diào)整以適應時代要求。先生剛留校時，可能因為年輕，出身貧寒，政治上比較可靠，曾兼任系主任王季思先生的助手，處理日常事務，還曾任中山大學教工會的副小組長。但他不諳人情世故，書生意氣，性格耿直，不太合適干行政工作。受當時政治風氣影響，先生發(fā)表過《揭露胡適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的比較主義觀點》等批判文章，可見他在學術(shù)研究上，曾努力追求與時代同步。1957年的“反右”運動，先生的師輩詹安泰、董每戡、葉啟芳和好友盧叔度等被打成右派，先生亦“滑到”右派邊緣，險遭厄運。此后，他在學術(shù)研究上沉寂多年。

他也曾努力學習蘇聯(lián)的文藝學理論，1954年至1955年，先生被派到北京大學師從蘇聯(lián)文藝理論家畢達可夫與中文系主任楊晦先生學習文學理論。同班有蔣孔陽、胡國瑞、張文勛、蔡厚示、王文生、王士博、郝御風等，后皆為我國著名學者。以前學術(shù)界有“畢達可夫派”之說，但我從先生的著述中，似乎看不到受蘇聯(lián)理論的影響。

1956年初夏，方孝岳先生把《古代文學批評史》手稿送給邱先生，此手稿是方先生20世紀30年代在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一書基礎上修改補充而成的。方先生希望他繼續(xù)研究下去，但次年先生即奉還手稿，此后手稿下落不明，成為一件憾事。我一直不明白先生為何奉還方先生的手稿。也許他覺得手稿很珍貴，他不應該一人占有，閱讀后即奉還？或者，他當時的興趣點是在文藝學理論方面？1958年他為學生講授的課程就是“文藝學引論”。

先生在那一代學人中是少數(shù)非常重視理論素養(yǎng)的學者。1983年，我們讀碩士時，邱先生親自為我們開專業(yè)外語課，記得其中有一篇是艾略特（T.S.Eliot）的《傳統(tǒng)與個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的原文版。他一直很強調(diào)學習和借鑒西方的文學理論。在他們這代研究古代文學與文論的學者中，他的思想比較開放，眼界比較開闊。他的論文如《“溫柔敦厚”辨》（1983年）研究一個儒學命題的審美內(nèi)涵，清晰地梳理了理論的發(fā)展線索，而且邏輯嚴密，有理論新意與深度，體現(xiàn)出學術(shù)研究上的“重拙大”境界。

1958年之后，先生在學術(shù)上顯得“沉默寡言”。直到1980年，他在《文學評論》上發(fā)表《張惠言論詞的比興寄托》，學術(shù)上才煥發(fā)光彩，廣為學界關(guān)注。1981年先生評上副教授時，已經(jīng)57歲了。這一年，他又在《文學遺產(chǎn)》《哲學研究》《古代文學理論研究叢刊》等重要學術(shù)期刊上同時發(fā)表論文，幾十年的學術(shù)積聚一時噴發(fā)。先生最“風光”的時候是1983年，他在廣州主持全國第三屆中國古代文論年會，任籌委會和大會秘書長。會議在當時廣州最好的珠島賓館舉辦，開得非常成功，一直非常低調(diào)的先生成為學術(shù)界矚目的“中心”。在會上，他全票當選為中國古代文論學會的常務理事。此時，他已經(jīng)59歲了。

在編制先生年譜時，我有一個觸動和傷感。1954年先生30歲時就是講師了，但是到了1981年57歲始晉升為副教授！先生青少年時逢戰(zhàn)亂，1949年以后經(jīng)歷各種無休止的政治運動、思想改造與經(jīng)常性的下鄉(xiāng)勞動，被耽擱的時間太多。直到“文化大革命”結(jié)束，方進入學術(shù)興盛期，但很快又到了退休年齡。邱先生從1979年開始，在教學崗位上，安安靜靜做學問到退休，只有十多年時間。1981年，他開始撰寫《詞論史論稿》，此書原為出版社約稿，至1985年完稿，由于當時出版經(jīng)費普遍匱缺，到2002年方有幸列入《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當時他78歲，已退休多年了。先生從講師到副教授，用了近三十年時間，出版一本專著，又用了二十多年時間。時光流逝，人生幾何，豈不可嘆！

我在回憶先生時，所想到的不僅是先生，而是他們那一代學人的坎坷際遇。我們這一代常常感慨被“文化大革命”耽誤了十年，其實，我們對老師輩所遭受的痛苦、不公與委屈，又有多少同情之理解呢？每一念此，不禁悲從中來。

先生人品高潔，可謂人淡如菊，古風猶存。他的為人可用“正”“厚”“淡”三個字來概括。他正直，堂堂正正，卓然獨立，不跟風、不隨俗，不趨炎附勢。他寬容厚道，對人感情真誠深摯，溫、良、恭、儉、讓。他不善言辭，然有“君子訥于言而敏于行”的古風。他淡泊明志，生活簡樸，甘于寂寞，知足常樂，興趣集中在潛心學術(shù)、著書立說、教書育人之上。除此之外，別無所求。他一生讀書不倦，就是住院期間，仍手不釋卷，樂在其中。

先生這一代學者中，仍有為數(shù)不多的人保持書生純粹氣質(zhì)。他們單純天真，毫無城府，有著不合時宜的清高甚至迂闊。他們注重的是精神生活的充實，對物質(zhì)世界并不了解，也不關(guān)心。到了我們這代人，像先生這樣純粹書生氣質(zhì)者，近乎“瀕危物種”矣?！白脏斠韵?，無譏焉?！庇浀枚兰o八九十年代，物價上升，年輕教師的工資入不敷出，教師職業(yè)頗受社會輕視。受此影響，有些教師不安心工作，甚至放棄自己的職業(yè)。對此，先生很痛心，他撰寫了一篇文章，借用《二十四詩品》的一句話：“神存富貴，始輕黃金?！彼f，知識分子應該在精神上有一種富貴感與尊榮感，才能輕視那世俗的物質(zhì)欲與權(quán)勢欲，適應和抵御惡劣的境遇，創(chuàng)造出更多更美的精神財富，享受超越時空的尊貴與光榮。這些話當時聽上去頗迂闊，但確是先生真誠的想法，也是他自己的寫照。他生活簡樸，對物質(zhì)的要求很低。孫立兄曾回憶有一次教研室開會，同事們議及物價飛漲，錢不夠用，先生感到驚訝，說：“東西不貴呀，我在菜市場買的衣服，一件才20元，穿到現(xiàn)在也沒有破！”數(shù)十年間，我常到先生家，他家中陳設基本沒有變化，唯一變化的是每隔一段時間客廳會換掛不同的對聯(lián)，記得有陳澧、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撰寫的。廣州夏天炎熱，家里沒空調(diào)是很難受的事。先生平常搖葵扇消暑，后來才用上電風扇。我們?nèi)ズ炔瑁壬銓ｉT打開風扇，風吹得桌面上的紙張沙沙飛揚。2007年學生們?yōu)槠浞块g增置空調(diào)，他很高興，對不少人說過這事。他得意的大概是弟子們的尊師心意吧。

中大中文系的師生，對先生的道德學問未必都了解，但先生的一句名言卻廣為流傳。這要感謝一位署名“沈勝衣”的校友，他在一篇懷念先生的文章中寫到，20世紀80年代末，一次在系辦公樓舉行畢業(yè)前用人單位招聘見面會，為了求職，不少人刻意妝飾、曲意逢迎，甚至出現(xiàn)不正常競爭，“在‘求售’‘推銷’過程中，人性面目一時立現(xiàn)”。先生當時剛好在場：

就在這一片集市般的喧鬧中，忽見邱先生面帶不悅排眾而出，應該是受了那些“黑幕”的刺激，他全沒了講壇上時常綻現(xiàn)的佛祖般憨厚的笑容，邊走邊憤憤地說：“商業(yè)交易我們應該絕緣，念中文的，就要像梅花一樣高潔！”我正好要走，就跟在他后面。他在那道狹窄、陳舊的鐵樓梯走下了一半，似乎意猶未盡，立在轉(zhuǎn)角處抬起頭，認真地用略帶口吃和地方口音的普通話揚聲補充說：“起碼也要像菊花！”

情急之下，先生脫口而出的這句話，恐怕就是他給人印象最深的名言了。文中所寫的背景早已遠去，并為人所淡忘，但先生所說的，“念中文的，就要像梅花一樣高潔——起碼也要像菊花”，數(shù)十年來口口相傳，一直感動和激勵了中文系許多師生。

這是鐫刻在弟子心中的先生遺訓。

（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