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的“守戒”與“破界”

——在歷史考古青年沙龍（成都）第三期上的致辭

感謝各位老朋友，像今天的鄭巖教授、姜生教授，還有我們的羅二虎教授。也感謝我們各位新朋友，這其中有學術上新銳的“新”的意義，也有我們以前未曾謀面的“新”的參與者。

今天我想用10分鐘左右的時間，做個開場白，也算我的一個發(fā)言吧。我這個發(fā)言如果給它一個題目，那就可以叫作《考古學的“守戒”與“破界”》。第一個“戒”是清規(guī)戒律的那個“戒”，“守戒”；“破界”呢，是界限的“界”。我想，今天我們這個會，它有一個隱含的非常重要的意義，那就是我們在討論的過程中實際上就會涉及考古學未來發(fā)展會遇到的“破”與“立”的問題。

首先，我想說考古學本身是有它自己的內(nèi)在的規(guī)定性的，就是說它應該有“戒”要守。守什么戒呢？我覺得有三個方面非常重要。

在會場致辭

第一個方面，就是田野考古的科學方法。因為考古學從田野資料的科學獲取，到室內(nèi)整理，再到綜合研究，它有一套比較合理的方式和方法，以此形成了現(xiàn)代考古學，這個現(xiàn)代考古學就區(qū)別了傳統(tǒng)的舊金石學，甚至某種意義上也區(qū)別了我們跟文物學之間的關系。那么我們知道，這套方法還在不斷地擴展，從過去大家講的兩個車輪：類型學、地層學，還在不斷地延展、擴充。比方從碳十四斷代的運用開始興起的、把科技手段引入到考古學，形成了現(xiàn)在考古學的很多分支學科，像植物考古學、動物考古學、冶金考古學、環(huán)境考古學等等，我在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這些技術手段的利用都在拓展田野考古和基礎研究的方法。這些方法我有的時候講用“科技考古”這個詞是不準確的，科技是一種手段，如果說對這些科技手段要進行一個考古學的研究，我們把它叫“科技考古”，利用科技手段進行考古，它還是我們傳統(tǒng)考古學的一種方法的擴充，一種拓展。所以這個“戒”，我想應該守住。

那么，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個考古學田野方法的一種規(guī)定性，所以在考古材料具體的獲取、研究、闡釋的過程中要引入第二個重要的“戒”。那就是說，我們是一個系統(tǒng)地觀察和分析的過程。我們的系統(tǒng)不是說單一的個體不重要，一座墓重要，一個遺址重要，但是僅僅靠一座墓，一個遺址，甚至靠這個墓葬當中出土的一些器物群或者個別器物，沒有辦法解決一個體系的問題。這個體系也就是說從歸納到詮釋，是一個全程，這個體系它要用大量的計量，大量的數(shù)據(jù)，它也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請注意，才形成了考古學特有的表述方式，也就是說從考古學文化這個定義開始，到考古學文化下面的類型，到考古學文化類型下面的對器物的型和式的劃分等等，它都有一套特定的表述方式。這個表述方式，我經(jīng)常講，我們不要輕易地去濫用，我們一部分同學在不了解這樣的一個方法的時候，容易到處給它貼標簽，那樣的分型分式毫無意義。分型分式它需要解決比方說年代的序列問題，還有更重要的就是這個事物、此事物和彼事物之間的“類聚性”的問題，就是說同和異，我們怎么去區(qū)分它，你要怎么去看待這個同與異，它背后是有什么樣的一些因素在發(fā)揮作用，才是考古類型學的核心。因此呢，這一點，我們講它是一種系統(tǒng)的觀察和分析。

第三個方面，我覺得我們應該守的一點就是要有一個本位的回歸。前不久《考古學報》開了一個會議叫“歷史學視野下的中國考古學”，本來我是要去參加這個會議的，因為《考古學報》的主編馮時先生，我們都曾經(jīng)討論過，在當今有兩種非常危險的傾向。第一，要么考古學什么都是，通通貼上考古學的標簽，包括很多文物販子，所謂的“國寶幫”可能也會利用考古學的這個名聲，實際上他們跟考古學沒什么關系。第二，還有一種發(fā)自我們體制內(nèi)的傾向，就是什么都不是?？脊艑W要跟誰誰誰劃清界限，我們要跟誰誰誰理清關系，總之我們應該做“最純正的”“最純潔的”考古學。我覺得這兩種傾向都不對。我們的本位的回歸我覺得應該回歸到一點，即考古學首先是歷史科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要研究的考古學本體是以物入手的，但是絕不僅僅限于物，我們要“透物見人”，要看到“物”背后的人的活動。所以考古學最根本的還是要研究人，要研究個體的人到群體的人，再到群體的人組成的這個社會，以及這個社會的發(fā)展演變和它的流動與變遷。

這些“戒”非守不可，不守就不成其為考古學，那就有可能形成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陷入一個非?；靵y的局面。但是我講了這些以后，并不等于說考古學要自命清高、我們要厘清界限做個孤家寡人。

所以，第二個我想說的是考古學還要“破界”，一個“破”字就是要打破學科之間的藩籬。其實我們想一想，如果說從做學術來講，我們來考察它的發(fā)展歷史的話，中國古代就沒有那么多的清規(guī)戒律，從來文史哲是不分家的，所謂“六經(jīng)皆史”，處處皆可做文章。而且那個時候的知識體系它是一個非常豐富而完備的知識體系，就是以我們傳統(tǒng)的金石學而論，其實你也可以看到它當中也閃爍了很多現(xiàn)代考古學的光芒。我舉個例子，如果說你去讀清人徐乾學的《讀禮通考》，請看他的第八十二到第一百卷，他是集中地觀察了中國古代的墓葬。從墓葬的葬法、葬制，從平民墓葬到皇家帝陵，從它的棺槨制度到它的明器制度，形成了他的一個系統(tǒng)，這個里面包含的信息量非常廣大。徐乾學做什么的？他是考古學人嗎？他不是，他有這樣的清規(guī)戒律嗎？他要把什么什么劃出去嗎？我想他不會有這個想法。他的著作是一個我認為非常成熟的對傳統(tǒng)文化進行研究的范例。徐乾學的《讀禮通考》，我們的老師張勛燎先生，從我和羅二虎老師讀書的時候，就叫我們?nèi)プx，我們現(xiàn)在也讓我們的學生去讀，我們就可以看到古來從沒有要把學科之間搞得非常壁壘森嚴的這樣一個局面。

另外我還想說，我們今天所有的地下考古的遺存是必須有田野考古領隊資格，有考古發(fā)掘執(zhí)照，你才能進行地下發(fā)掘。這是因為考古學有田野考古工作方法的科學性，被賦予了國民和國家對你的信任，但并不等于所有的發(fā)掘物都是你考古學者的私利，是你的專利，你可以壟斷考古資料，你可以壟斷發(fā)表，拒絕其他學科借用這些資料進行研究。這個時代過去有過，但今天早已不復存在。所以我們站在今天的立場來講，考古學一定要“破界”，不“破界”的話考古學會走到自己的一個學科發(fā)展的死胡同里面，沒有新的路徑。

我想這里有一個例子，就是我今天特別想講的，以墓葬研究為例，今天我們會議的主題仍然是研究墓葬。那么想一想，這個墓葬的研究除了我剛才講的考古學家們，我們可以對這些墓葬進行批量的分析，進行分期排年，進行地域性的特點歸納。此外，一些個別的墓葬，比方說隋煬帝的墓葬、曹操的墓葬，這種個體性的名人墓，我覺得它已經(jīng)不完全依賴我們再使用這套類型學的方法給它定位，除了類型學與器物學這些考古學的基本方法之外，還需要用其他的方法，比方歷史學的方法，利用相關的文獻史料，我們才能夠?qū)@兩座墓葬和類似的這些考古遺存進行非常有效的解讀，不僅斷年可以更加精確，對于墓主人身份的斷定也會更有依據(jù)。從這個意義上看，可不可以有一個新的局面，就是歷史學、考古學、宗教學、美術史各個學科都可以并肩作戰(zhàn)來開展墓葬研究呢？

近年來，我特別認為出現(xiàn)了考古學和藝術史的親近相處這樣一個好的勢頭。這里我要非常感謝鄭巖先生，他譯介了以巫鴻、汪悅進等一批西方美術史界學者的著作以后，對我們考古學界，尤其是歷史時期考古和美術考古這個領域沖擊甚大。因為他讓我們至少看到了，比方說我們大家過去不太注意的其實在“三禮”（就是《周禮》《儀禮》《禮記》）當中早已經(jīng)提到的從“殯”到“葬”再到“祭”三個階段的劃分在墓葬美術遺存當中可能存在。還有，通過他們的研究我覺得更重要的還拓展了我們的思路。我們看到了生人為死者所做的一切，這一切還提示考古學者留意：應該關懷生者和死者之間的關聯(lián)度，比方說怎么將后世祭祀的祠堂立之于后世，這些主持或者參與祭祀的后人，他們又跟墓葬之間形成了一個什么樣的關系。還包括像工匠、制作者等等，他們又是以什么形式介入到墓葬的營建之中的。你看四川的畫像石、畫像磚，畫像磚的制作，那都是帶有商業(yè)性質(zhì)的，這些工匠、制作者甚至包括贊助人都在其中發(fā)揮了不同的作用，表達了不同的訴求。那么更不要說，從墓葬的形式構造，棺槨制度當中所蘊含的線條、色彩、空間等若干“墓葬美術”這個概念的引入，我覺得這一點是美術史帶給我們考古學的很大的一個空間。因此我曾經(jīng)讓我的一個學生做一個題目，她做得不是很完美，但至少，我覺得這是受到美術史給予我們的啟發(fā)，才讓我有心讓這位同學做一下這個題目，就是“漢墓的祭祀空間”這個問題，這個應該說是直接來源于美術史帶給我們的新的研究議題。

因此，我最后說幾句話，我們青年沙龍今天已經(jīng)辦到了第三期，怎么辦能夠越辦越好，王煜他剛才提了一些想法，這些想法大家還可以探討。但我覺得今天出現(xiàn)了一個好的氣象，就是說，今天不僅僅是青年人在參加這個沙龍，我們非常感謝的是還有不那么年輕的，算中年（甚至我們可以算老年了，比方我，比方羅二虎教授，我們可能要算作老年了）的學者也加入其中。按照現(xiàn)今算法，姜老師和鄭老師你們應該算到中年，然后我們在座的，像耿朔、袁泉、陳長虹，包括王煜，他們要算到青年。因此現(xiàn)在我們老、中、青三代人，在經(jīng)歷了不同的考古學發(fā)展時段的歷練之后，再回過頭去反觀我們走過的路，我想將來的路應該會越走越光明，越走越寬廣。這就是我對這次沙龍的一個祝詞。

另外，最近我注意到，川大的明遠考古社采訪了鄭巖教授。我非常感謝，兩方面的感謝。第一，感謝鄭巖教授百忙之中能夠接待川大的這幾個年輕人，他講得多好啊，建議大家一定要去讀一讀；第二，也感謝明遠考古社的這幾位年輕的同學，你們已經(jīng)有這樣的一種理念，我相信今后你們一定會成為我們非常重要的生力軍。

謝謝各位！

整理人：邱雅婕、鐘勝

四川大學明遠考古文物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