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關(guān)于《秉燭后談》

秉燭后談 作者:周作人 著


關(guān)于《秉燭后談》

止庵

一九四三年八月六日周作人日記云:“擬編舊稿為二集,一曰《藥堂雜文》,一曰《風(fēng)雨后談》?!薄讹L(fēng)雨后談》后改名《秉燭后談》,一九四四年九月列為“藝文叢書之六”,由北京新民印書館出版。所收二十四篇文章,除《關(guān)于阿Q》寫于一九三九年外,均作于一九三七年四月至十月,正如作者所說:“這都是《秉燭談》以后所寫的東西?!保ā侗鼱T后談序》)“風(fēng)雨后談”本是周氏在《宇宙風(fēng)》上用過的題目,以后他兩次想用這名字出書,又都放棄了,先是《秉燭談》,再是《秉燭后談》。作者曾為《風(fēng)雨后談》作序一篇,及至改名《秉燭后談》,“序文另寫,而倉猝未曾印在書里”,后來一并收入《立春以前》。

作者在《風(fēng)雨后談序》中說:“名曰‘后談’,實在并不就是續(xù)編,然而因為同是在那幾年中所寫,內(nèi)容也自然有點兒近似。譬如講一件事情,大抵多從讀什么書引起,因此牽扯開去,似乎并不是先有一個主意要說,此其一。文字意趣似甚閑適,此其二?!鼻耙稽c亦即《夜讀抄后記》中說的“我所說的話常常是關(guān)于一種書的”,幾年來所寫此類文章甚多,雖然在《秉燭后談》中卻未必占著很大比例;后一點道著此書主要特色所在,盡管前此之《秉燭談》等這未必那么明顯,—當(dāng)然若從作者行文總的態(tài)度來說,倒是一貫如此的?!侗鼱T后談序》說:“本書中諸文頗多閑適題目,”大約系指后半部分而言,這一時期作者多寫此類閑適題目(除本書各篇外,還有不少收入《藥味集》中),確是事實。作者曾說此前幾種集子都“未能真正談風(fēng)月”,“風(fēng)月”一語未必等同于“閑適”,但是多少也有相通之處。然而同為閑適題目,內(nèi)容卻可分為兩類,其一表意趣,可謂真閑適,如《談勸酒》,其一疾虛妄,一似別處之“古怪題目”,如《談過癩》。自《夜讀抄》開始的文章寫法,到《秉燭后談》基本告一段落,此后路數(shù)頗有變化,《自己所能做的》說:“我自己想做的工作是寫筆記?!庇谑抢^之以《藥堂語錄》、《書房一角》一路文字了。

作者曾在《談虎集后記》中說:“北方的‘討赤’不必說了,即南方的‘清黨’也是我所怕的那種反動之一,因為它所問的并不都是行為罪而是思想罪,—以思想殺人,這是我所覺得最可恐怖的。”此集中有篇《談文字獄》,講的即是歷史上此類事情。而這話題又被置于一個更廣闊的文化視野之中,—此前他寫過《賦得貓》(收《秉燭談》),其中有云:“歐洲的巫術(shù)案,中國的文字獄思想獄,都是我所怕卻也就常還想(雖然想了自然又怕)的東西,往往互相牽引連帶著,這幾乎成了我精神上的壓迫之一?!蔽仔g(shù)案與文字獄分別是中西文化中最黑暗的現(xiàn)象,而“人類原是一個”,他所面對的便是整個文明史,對此他表現(xiàn)出一種強烈的批判態(tài)度。在文字獄中,作者特別看重“以思想殺人”一類,“若以思想殺人的文字獄則罪在離經(jīng)叛道,非圣無法,一般人覺得仿佛都被反對在內(nèi),皆欲得而甘心,是不但暴君欲殺,暴民亦附議者也?!倍耙话阕x書人對于此事的感想”又與“暴民”無異,形成一個上下一致的專制局面,作為思想者的個人只有被殺的份兒了。這既是政治專制,更是思想專制;政治專制來自某一方面,思想專制則來自各個方面,甚至政治專制的對象也成為思想專制的一分子。思想專制的實質(zhì),就在于人們普遍喪失思想和判斷能力,自覺趨同于專制本身。像這里提到的顧亭林、王山史等,未必一定受到鉗制,他們真是這般想法;而李贄之類真正的思想者也就成了“人民公敵”?!盀榉钙シ蛑粴?,后世猶有憐之者,為大眾所殺則終了矣。”周氏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始終保持清醒認(rèn)識,著意加以甄別,不放過壞的一面,此前所作《太監(jiān)》(收《夜讀抄》)、《論八股文》(收《看云集》)等皆為力作,而又尤其注意對于思想專制的批判,蓋此為要害所在也。

此次據(jù)新民印書館一九四四年九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書目錄四頁,正文一百七十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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