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命的歷程

十有五而志于學/所謂問禮老子/創(chuàng)辦私學，收授弟子/高昭子家臣/公山弗擾/誅少正卯/夾谷之會/“墮三都”/去魯適衛(wèi)/匡、蒲蒙難/子見南子/離衛(wèi)赴陳/陳、蔡絕糧/歸魯/《詩》《書》《禮》《樂》《易》《春秋》/駕鶴西去

客問：先生能在百忙中抽出時間接見我并回答我的提問，非常感謝。我要了解的第一個問題是，關(guān)于先生的誕日向來有兩種不同說法，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中記載您生于魯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而《春秋公羊傳》和《春秋穀梁傳》的記載則是魯襄公二十一年（前552年）。司馬遷的記載沒有月日，而《公羊傳》和《穀梁傳》記載的月日又不相同。請問先生，您的誕日到底是什么時間？

答問：一個人的生日只能有一個，在這個問題上記載有分歧，那肯定可以說有的記載是錯誤的。司馬遷《史記》記載的年份是正確的，我確實是出生于魯襄公二十二年?！妒辣尽芬粫彩沁@樣記載的?！豆騻鳌泛汀斗Y梁傳》之所以早記一年，大概與秦漢時用“寅正歷法”，以十月為歲首，把“十月庚子”理解為上一年的后十月有關(guān)。可是司馬遷未記我的出生月日，《公羊傳》記為“十有一月，庚子”，但是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這一年沒有閏月，那么十一月中就不可能再有“庚子”，所以《穀梁傳》所記“冬十月，庚子”，是正確的。這樣，我的出生時間就是魯襄公二十二年魯國歷法十月二十七日，也就是這一年的夏歷八月二十七日。你們現(xiàn)代人根據(jù)紫金山天文臺的推算，把這個時間換算為公歷，就成了公元前551年9月28日。所以，現(xiàn)在人們就把這一天作為我的出生紀念日了。

客問：先生曾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論語·為政》，后面引用《論語》內(nèi)容時只列出篇名）。因為語句太簡括，又缺乏另外的佐證材料，所以后人對您這句話的理解就不免產(chǎn)生分歧。有人認為這句話是說十五歲為入大學之年（劉寶楠《論語正義》引），也有人認為：“孔子十有五而始志于學，不過晚乎？”“此獨言志學，不言志道者，孔子之謙辭，實則志學即志道也?！保顦溥_《論語疏證》）更有人認為這句話是說您從十五歲那年開始“立志要做官”（蔡尚思《孔子思想體系》）。請問先生，您這句話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否說的是您真實的生活經(jīng)歷？

答問：這句話說的當然是我的真實生活經(jīng)歷。把“十有五而志于學”理解為十五歲為入大學之年，那是封建經(jīng)學家的話，試想我這個出身社會下層的人怎么會有入貴族子弟大學的特權(quán)？蔡尚思先生的理解是根據(jù)《說文解字》：“仕，學也?！钡@個根據(jù)很不可靠，在我這里，“仕”和“學”一直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我的學生子夏就很明白這一點，他說的“仕而優(yōu)則學，學而優(yōu)則仕”正是我要表達的意思，真不知道許慎以“學”訓“仕”的根據(jù)是什么。至于楊樹達先生的解釋，也有點牽強附會。錢穆先生雖然也說：“孔子十五而志于學，即志于道矣?！钡终f：“志者，心有所欲往，一心常在此所欲之目標上而向之趨赴之謂?！保ㄥX穆《論語新解》）這話倒是說出了我當時的心情。事實上，我所說的“志于學”僅指立志學習，而且是自學，因為除了自學，我當時確實沒有其他辦法，而自學的內(nèi)容就是禮、樂、射、御、術(shù)、數(shù)（所謂“六藝”）。至于“志于學”是否就等于“志于道”，我當時實在沒有細想過，由“學”而得“道”，那是學習由淺入深的過程，也倒是在情理之中的。

客問：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先生在魯昭公七年（前535年）欲參加魯國執(zhí)政季武子舉行的招待士的宴會，結(jié)果被季氏家臣陽虎阻攔。唐代司馬貞否認此事的存在（《史記索隱》），清代崔述也懷疑此說，認為當時令堂剛過世，按周禮，居喪三年不飲酒食，輕喪不與人樂，您不會如此非禮（《洙泗考信錄》）。而現(xiàn)代學者又多持肯定態(tài)度，比如像蔡尚思（《孔子思想體系》）、匡亞明（《孔子評傳》）等。請問先生，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實的？

答問：這件事確實是真實的。當時主要因為自己年紀太輕，對社會人事的了解還不夠透徹，社會影響也還太小，僅僅認為家父生前身為武士，我自己又好學上進，于是就大著膽子直闖季府了，結(jié)果受了挫折。后人之所以對司馬遷的記載產(chǎn)生懷疑，主要是因為斷句問題。如果把這一問題糾正過來，把“孔子要绖”句屬上文讀，而將“孔子年十七”接在“孔子由是退”之后，對事情的理解就不一樣了，而這樣理解也才符合事實。因為我于季府受絀是發(fā)生在十七歲那年，家母去世則是幾年前的事了。這一點近代學者蔣伯潛先生有很好的意見（《諸子通考》），只是他的說法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而已。不過，受絀于陽虎也不是什么壞事，從此以后，我在自學的道路上更加勤奮了。

客問：先生受絀于陽虎后的生活中有一件事始終是人們所關(guān)心的，那就是先生是否曾于魯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左右赴東周京師洛邑問禮于老子。司馬遷對此記載頗詳（《史記·孔子世家》《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崔述完全否定這一說法，認為司馬遷的記載“皆楊朱之說”，是“托諸老聃以詘孔子”（《洙泗考信錄》）；張恒壽認為即使先生曾問禮老子，那個老子也一定不是著《道德經(jīng)》的老子（《孔子》）。那么請問先生，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答問：這件事說來話長。簡單地說，我于魯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年）確實去過東周京師洛邑，主要目的是查閱周室所藏圖書檔案資料，同時進行學習考察，并沒有問禮于老子。司馬遷作史，向以“愛奇”著稱，他的記載很可能雜有民間傳說的成分。再有，漢代初期黃老之學盛行，司馬遷受黃老之學影響，或者黃老派學者篡改司馬遷著作，也未可知?？傊?，說我問禮老聃的事是不存在的。

我講這樣一個事實你就明白了。眾所周知，《莊子》一書常常站在道家立場上任意描寫和改造我的形象，在《莊子》筆下我簡直成為道家思想的義務(wù)宣傳員了。但是，在我是否適周問禮老聃的問題上，他們卻沒有任何具體的記載（《莊子·天道》）。如果我真的曾問禮于老聃，那還不知會被他們描寫成什么樣子呢！蔣伯潛先生就看到了這一點，他說：“莊子，道家也；茍孔子果曾見老子而問禮焉，《莊子》斷無不載之理。”（《諸子通考》）所以錢穆先生也做出“孔子見老聃問禮，不徒其年難定，抑且其地無據(jù)，其人無征，其事不信”的結(jié)論（《先秦諸子系年》）。這個結(jié)論比較接近事實。

客問：先生青年時代就以好學而著稱，甚至在鄉(xiāng)黨中贏得“博學”的贊譽（《子罕》），您能否具體地給我介紹一些您當年刻苦自學的事，也好讓后人有所效法？

答問：我一生中做過不少事情，也有過不少理想，仔細回想起來，我對自己最滿意的就是學而不厭的好學精神。說起青年時代的自學故事，我可以給你舉這樣幾個例子：

一是我少年時代（崔述《洙泗考信錄》）向樂官師襄學琴。一連十來天我只彈一首曲子，師襄認為可以改學新曲子了。我認為曲調(diào)雖已學會，但彈奏的技巧還沒學好。過了一段時間，師襄說我的技巧已經(jīng)學好，可以改學新曲了。我認為技巧雖已學好，但還沒能領(lǐng)會曲中的志趣神韻。又過了一段時間，師襄說我已經(jīng)領(lǐng)會曲中的志趣神韻，可以改學新曲了。我認為曲中志趣神韻雖已領(lǐng)會，但還沒能體會出曲作者是誰，以及他的為人風貌。等又過了一段時間，我自己從朦朧中恍然明白，曲作者的形象似乎就在我眼前，他就是周文王。等我把這種感受說出來時，師襄連連作揖說，此曲的名字正是《文王操》。（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以及《韓詩外傳》《孔子家語》《列子》等）

二是魯昭公十七年（前525年）我二十七歲時，東方小國郯國的郯子來魯國朝見魯公。宴會上，魯國大夫叔孫昭子問起郯子關(guān)于少昊時何以以鳥名官的情況，郯子引征自黃帝、炎帝以來的遠古傳說，對官職命名的歷史演變做了詳盡的解釋。我聽到這個消息后，馬上前去拜見郯子，向他討教少昊時代職官制度的歷史情況。（《左傳·昭公十七年》）結(jié)果，我收獲很大。

三是我剛剛進入仕途的時候（朱熹《論語集注》、錢穆《論語新解》），我乘入太廟助祭的機會，見到不明白的地方，就虛心向別人請教，以致有人竟認為我不知禮。我自己卻不這么看，我認為凡遇不懂的事就向別人請教才符合禮（《八佾》《鄉(xiāng)黨》）。

從這三件事，你就能了解和體會我青年時代是怎樣勤學好問、刻苦自學的了。

客問：由于先生青年時代刻苦自學，遂后來成為中國古代第一位創(chuàng)辦私學、設(shè)教授徒的著名教育家。但是先生究竟何時開始收授弟子，歷來說法不一，唐代司馬貞說是三十五歲（《史記索引》），清代江永、狄子奇說是二十二歲（江永《孔子年譜》、狄子奇《孔子編年》），而近世學者多認為是在您三十歲左右的時候。請問先生，您開始收授弟子到底是在什么時候？

答問：在我何時開始收授弟子的問題上，確實存在各種各樣的說法。時間久了，產(chǎn)生各種各樣說法是難免的。但在有關(guān)我的生平事跡的記載中，有一件事很能說明這個問題，即我在魯昭公二十年（前522年）曾阻止琴張往吊宗魯（《左傳·昭公二十年》）。宗魯被殺的經(jīng)過，史書上有明確記載，不用我多說。與我們討論的問題有關(guān)的是，此時琴張已經(jīng)是我門下的學生了。由此你們就不難明白，在此之前我已經(jīng)開始收授弟子了。

我所說的“三十而立”（《為政》），主要指的就是我三十歲時在創(chuàng)辦私學、收授弟子方面獲得了初步成功，能夠靠辦教育而立足于世了。關(guān)于這一點，近世學者如錢穆先生（《孔子傳》）、匡亞明先生（《孔子評傳》）、蔡尚思先生（《孔子思想體系》）、張秉楠先生（《孔子傳》）等，都注意到了。因此，把我開始收授弟子的時間確定在三十歲左右，從研究的角度看是正確的。而事實上，更確切的時間應該是三十歲之前。漢代的班固說：“古之學者耕且養(yǎng)，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jīng)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jīng)立也?！保ā稘h書·藝文志》）意思是說我主張從十五歲開始讀經(jīng)，每三年學一經(jīng)，到三十歲的時候，五經(jīng)的學習鉆研就達到一定水平了，就可以立足于社會了。他或許認為這就是我說的“三十而立”的意思。我覺得他不妨這樣理解，但這的確不是我的本意。何況，《春秋》是我的作品，我對它花費的心血，可不是就像一般研習者那樣，僅僅是拿來學習。

客問：司馬遷說先生而立之后曾“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史記·孔子世家》）。清代梁玉繩認為，先生是圣人，絕不會做那種事，司馬遷的說法是對您的誣蔑（《史記志疑》）。近人蔣伯潛引《史記考證》中余有丁的看法，也認為先生絕不可能做高昭子的家臣（《諸子通考》）。請問先生是否真有此事？您是什么時間從魯國前往齊國的？

答問：我于魯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離開魯國前往齊國。因為眾所周知，這一年魯國發(fā)生了重大的政治變故，由季平子與郈昭伯兩家斗雞，而引起“三桓”一致對付魯昭公，結(jié)果導致魯昭公被迫逃往齊國。這段史實史稱“斗雞之變”。魯國國君出逃，魯國政局一片混亂。在這種情況下，我在魯國的心情很不好，就來到齊國。對于您提出的我是否做過齊國貴族高昭子家臣的疑問，我現(xiàn)在可以直言不諱地告訴你，我確實做了。因為考慮到要通過高昭子以接近齊景公，借助齊景公在齊國干出一番事業(yè)，所以就先做了高昭子的家臣。封建經(jīng)學家常常以自己的理解把我理想化，所以理所當然地不承認我做家臣的事實，更何況高昭子的名聲似乎也不怎么好（崔述《洙泗考信錄》）。但是，在我身處的那個時代，士人做諸侯、大夫的邑宰和家臣是很正常、也很普遍的事，不存在恥不恥的問題。這一點錢穆先生就看得很透徹，他認為：“孔子弟子為家臣者多矣，孔子不之禁，則孔子不恥為家臣也。”（《先秦諸子系年》）這話深得我心，也符合歷史實際。

客問：根據(jù)司馬遷的記載，先生在齊期間齊景公曾兩次問政于您（《史記·孔子世家》，其中前一次又見《顏淵》），由于您的回答深得齊景公的贊賞，結(jié)果“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但遭到晏嬰反對，從此齊景公便打消了原來的念頭，對您冷淡起來，您只好倉促離開齊國回到魯國。清代崔述對此頗為懷疑，特別是對齊景公器重您的程度和晏嬰反對景公意見的事實本身均不相信（《洙泗考信錄》）。請問先生，這到底是怎么回事？

答問：齊景公兩次問政于我，這是完全真實的。齊景公對我的器重程度，所謂“以季孟之間待之”，也是真實的，這在我的書中有明文記載（《微子》），崔述的懷疑是沒有道理的。問題出就出在司馬遷《史記》中記載的那段晏嬰反對我的議論上。從我當時的體會看，齊景公相當器重我，要封賞我的企圖是存在的，他究竟是否想把尼谿的田地封給我，因為他沒有明說，我不能完全肯定，但從他的態(tài)度看，我對齊國政治的建議確實打動了齊景公。至于晏嬰對我本人和儒家學派的批評，我雖然不可能在他批評的時候恰好在場，但根據(jù)我在齊國兩年時間的體會，話中的意見應該是晏嬰提的。當然，經(jīng)過司馬遷的加工潤飾，晏嬰的話似乎更多了點戰(zhàn)國辯士色彩。事實上，晏嬰是站在一個成熟的政治家立場上來看待治國為政問題的，而我則是一個學者、一個士人，兩者對待政治的立場不同，態(tài)度和方法當然不可能一樣。只是當時我還沒有完全明白這一點，所以一見齊景公不聽從我的治國主張，再加上景公手下的大夫?qū)ξ乙埠懿挥押?，道不同不相為謀，所以我就果斷決定動身回魯國了。

客問：先生在魯昭公七年（前535年）因為要參加季氏宴會而遭到季氏家臣陽虎的斥責，三十年后，您又一次與陽虎相遇，這次陽虎對您的態(tài)度似乎與上一次完全不同了（《陽貨》）。請問先生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另外，先生為什么單挑陽虎不在家的時候去拜訪他，這里面又有什么奧妙？

答問：我十七歲那年受絀于陽虎，對我一生的影響是很大的。要不是陽虎的那次刺激，我的發(fā)奮精神、好學精神可能還不至于有后來所表現(xiàn)的那么強。三十年以后，也就是魯定公五年（前505年），我又與陽虎打了一次交道。不過這次的情況與上一次大不相同，如果說上一次是我有求于他，那么這一次就是他有求于我了。因為三十年過去，我本人的學識、修養(yǎng)已非當年可比，特別是我努力興辦教育，在社會上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包括我到齊國去，雖然沒有完全實現(xiàn)預期的理想，卻也增加了我的世俗知名度和社會影響力。而長期在季府擔任家臣的陽虎，此時已不是一個普通的家臣了，當時魯國的政治局面是，魯國公室的權(quán)力被世卿季氏操縱，而世卿季氏的權(quán)力又被陽虎所掌握，這樣魯國的權(quán)力事實上是被陽虎所把持著的。

陽虎要在魯國做大，我又有了一定的社會影響力，所以陽虎就想拉攏我，企圖借我的聲望來鞏固和提高他在魯國的地位，這是他對我態(tài)度發(fā)生變化，幾次求見我未果，就派人給我送來一只蒸豬的原因。對于王室衰微、權(quán)力下移的社會形勢，我原本就很不滿，而陽虎為所欲為的作風更讓我感到反感。但是按照當時通行的禮節(jié)，凡是大夫贈送禮物給士，如果因為士不在家而未能親自接受，收到禮物的士就必須親自到大夫家登門拜謝（《孟子·滕文公下》）。我了解到陽虎急欲見我的意圖，為了既不失禮，又不和他見面交談，所以才專門挑選陽虎不在家的時候前去回訪?？墒呛懿粶惽桑谖胰ニ业穆飞?，正好和他碰了個正著。

客問：根據(jù)歷史記載，晉頃公十三年（前513年）晉國大夫趙鞅和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此事遭到您的批評，您認為：“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對此，后代學者討論得不多。郭沫若先生明確表示，這是“撰述這些故事者的潤色”（《十批判書》），否認有此事存在。請問先生《左傳》的記載是否真實？您對晉鑄刑鼎持批評態(tài)度是出于怎樣的考慮？

答問：《左傳·昭公二十九年》的記載是真實的，我聽到晉鑄刑鼎的消息后，確實發(fā)表過反對意見。

我當時認為，晉國原有的兩部法典是好的，一是“唐叔之法”，二是文公在“唐叔之法”的基礎(chǔ)上修改制定的“被廬之法”。這兩部法典雖有所區(qū)別，但兩者都是晉國傳統(tǒng)的治官之法，它們集中體現(xiàn)的一個基本原則、基本精神是“貴賤不愆”，而這正是禮的核心。

而范宣子的刑書是范宣子于公元前554年至前548年任晉國執(zhí)政時所頒布的，此法的內(nèi)容是根據(jù)趙盾所制定的“夷蒐之法”修訂而成的。這個法律中，除了包括“本秩禮，繼常職”等用于貴族的秩禮以外，還包括“正法罪，辟刑獄，董逋逃”等多用于庶人平民的刑法（《左傳·文公六年》）。

我一向認為治理國家應該“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而反對“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為政》）。因為用道德和禮教的方式治國，人民才有廉恥心，也才會真正歸服。而僅用政法和刑罰的方式治國，人民會越發(fā)不知廉恥，國家也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治理。晉鑄刑鼎，把刑法公開化，老百姓可以看到刑法的具體條文，貴人就無法得到尊重，尊卑的次序界限也就打亂了。尊卑秩序一亂，國家的治理就失去了依靠。因此，我判斷晉國會因此而真正失去秩序，亡國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的。后來晉國果然由六卿專權(quán)而終于一分為三，被我不幸而言中。當然，你們用今天的眼光看，并不一定同意我的看法。但是，不管后人怎么評價，以禮治國的立場，我是一直堅持不會放棄的。

不過，我當時對晉國形勢的發(fā)展僅僅是推測，而且是站在文化立場上的政治推測，并無一定的把握。

郭沫若先生以結(jié)果推原因，從而判斷《左傳》的記載為后人潤色，這是缺乏根據(jù)的。一般說來，《左傳》中有關(guān)我的事跡記載還是比較可信的。

客問：先生在自己的書中曾記載有公山弗擾盤踞費邑背叛季氏請您參加一事（《陽貨》），后來司馬遷據(jù)此做了更具體詳細的敘述（《史記·孔子世家》）。但是，清代以來學者大多認為這段記載為后人偽托，如趙翼（《陔余叢考》）、崔述（《洙泗考信錄》），直到近人蔣伯潛先生還因認為這段記載不真實而建議將《史記·孔子世家》從“公山不狃（即公山弗擾）以費畔季氏”到“然亦卒不行”一段刪掉。請問先生，公山弗擾向您發(fā)出邀請，您也意欲前往，是否實有其事？您怎樣看待后人對此事的懷疑？

答問：公山弗擾召我的事是有的。那是魯定公八年（前502年），作為季氏的家臣，公山弗擾因為不滿于季氏而準備在費邑發(fā)動叛亂。公山弗擾向我發(fā)出邀請后，我確實有些動心了。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像司馬遷所說的：“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史記·孔子世家》）自己想趁此干出點看得見的事業(yè)，這是我當時的心情；二是公山弗擾當時打的是“張公室”以抗季氏的招牌（金景芳等《孔子新傳》），這個口號也正和我的思想相合拍。因此，我的確準備接受他的邀請，我甚至還企圖借此而把文、武、周公的事業(yè)在東方復興起來。但是，我的這個想法遭到了我的學生子路的反對。他直言不諱的反對態(tài)度，雖然沒有立即讓我放棄原來的打算，起碼也使我原來的想法發(fā)生動搖。后來形勢很快發(fā)生逆轉(zhuǎn)，我發(fā)現(xiàn)公山弗擾原來就是另一個陽虎，也就徹底打消了前往費邑的念頭。

后人對此事持懷疑態(tài)度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對“以費畔”時間的理解，比如清代學者趙翼就認為，如果是“以費畔”之前公山弗擾對我發(fā)出邀請，我有意前往的話，那還是可以理解的，而在“以費畔”之后對于我就是不可能的了（《陔余叢考》）；二是以我為圣人，認為圣人是不會做出這樣的事的。關(guān)于時間問題，公山弗擾向我發(fā)出邀請是在魯定公八年（前502年），而公山弗擾據(jù)費邑真正發(fā)動叛亂則是魯定公十二年（前498年）的事（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至于以我為圣人，凡不符合概念化圣人的語言和行為，就一概認為是對我的誣蔑，那就未免太迂腐了（匡亞明《孔子評傳》）。另外，南懷瑾先生說我欲應公山弗擾之召而終于未去，“并不是子路把他擋住，他本來是逗逗學生說想去，事實上，他絕不會去的”（《論語別裁》）。解釋新則新矣，但既不符合事實，又不免流于油滑。試想想看，這么重要的大事，哪能隨便“逗逗”喲！

客問：司馬遷記載，魯定公五年（前505年）季桓子打井時挖出一只陶羊，故意告訴您他挖出的是一只陶狗，然后引出您對歷史傳說的一番議論。對于這件事，歷史上人們或神乎其說，認為季桓子挖出的是一頭活羊（《國語·魯語下》），或認為其言不雅馴，事情純屬無稽（蔣伯潛《諸子通考》）。請問先生，這件事情的真實性如何？您怎樣看待后人關(guān)于此事有與無的不同意見？

答問：要回答你提出的這個問題，我要首先表明一個態(tài)度。我認為一切關(guān)于季桓子打井挖出一頭活羊的說法，都是穿鑿附會、無中生有。季桓子沒有挖出活羊，即使有人相信這種道聽途說的神怪故事，這個故事也不會和我發(fā)生任何關(guān)系，因為一生不語怪、力、亂、神，是我堅持奉行的一個原則（《述而》）。所以凡對我了解較深的人，都不會把這種神怪故事和我聯(lián)系在一起。

至于說這件事本身有與無，以及后人對此事有與無的不同看法，我的意見是，這件事本身是否發(fā)生過并不十分重要，因為它不提供導致對我評價產(chǎn)生重大分歧的證據(jù)。按照韋昭的解釋：“獲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物而測之?！保ā妒酚浖狻罚┧抉R遷記載此事，正是通過季桓子對我的測試而顯示我的博聞廣識。從情感態(tài)度上講，這樣的記載無非是為了多側(cè)面展示我的才能，以便使我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更加高大、更與眾不同。而蔣伯潛先生認為此事荒誕無稽，提出要予以刪除，其潛在的想法也無非是為了維護我形象的神圣性。沒想到，差不多出于完全相同的目的，兩者的態(tài)度卻截然不同。但是，這個現(xiàn)象倒呈現(xiàn)出一個對歷史如何看待和理解的重要問題，即歷史事象本身和文字記載的歷史，是不完全等同的。司馬遷所說的是文字記載的歷史，而歷史的事象本身從理論上講原本是不可知的。

不過話得說回來，我是事情的當事人，我還得告訴你，關(guān)于這件事，司馬遷的記載是真實的。如果我繞了那么個大彎子卻不回答這個具體問題，你會不高興的。不過，我前面的話可不是隨便亂說的呀！

客問：關(guān)于先生在魯國的為仕經(jīng)歷，是了解和研究先生的重要事件，司馬遷記載先生于魯定公九年（前501年）始做中都宰，一年以后因為政績突出而升為小司空，不久又升為大司寇（《史記·孔子世家》）。狄子奇認為您于魯定公九年做中都宰，魯定公十一年（前499年）為小司空，魯定公十二年（前498年）為大司寇（《孔子編年》）。崔述則只承認您做過司寇，而不承認您做過中都宰和司空（《洙泗考信錄》）。請問先生究竟是哪一年開始擔任官職的？在魯國的為仕經(jīng)歷如何？

答問：我于魯定公九年擔任魯國的中都宰，這是我平生第一次擔任官職。在中都宰任上，我對喪禮做了一些改革（楊景凡、俞榮根《論孔子》），對養(yǎng)生送死的制度做了明確的規(guī)定（《孔子家語》）。由于政績突出，所以一年之后，我就由地方官提升到魯國中央，做了小司空。我在小司空任上還沒干多久，就又被提升為大司寇了。對于我的這段經(jīng)歷，司馬遷《史記》的記載是準確的。狄子奇關(guān)于我由中都宰升為小司空和由小司空升為大司寇的時間的表述都不夠準確。崔述否認我做過中都宰和小司空，更是缺乏根據(jù)。不過，我在魯國為官時間并不長，從魯定公九年擔任中都宰，到魯定公十三年辭官適衛(wèi)，前后只有四年多一點的時間。對此，錢穆先生辨之甚詳（《先秦諸子系年》），我就不再聒噪了。

客問：荀卿曾說先生“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保ā盾髯印ゅ蹲罚┳攒髑浯搜砸怀?，此后劉安（《淮南子》）、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劉向（《說苑》）、王充（《論衡》）等人都紛紛采錄書中，而且在轉(zhuǎn)述過程中又生出種種異說，如您由原“魯攝相”變?yōu)椤棒斔究堋?，少正卯由“魯之聞人”變?yōu)椤棒敶蠓騺y政者”，甚至把您誅殺少正卯的原因歸結(jié)為辦學中門人“三盈三虛”。請問先生，所謂“誅少正卯”是否實有其事？其真實情形如何？

答問：關(guān)于荀卿說我殺少正卯的事，我也早有耳聞。一直有澄清事實的想法，但苦于沒有合適的機會。今天你問到這個問題，我就如實說來，以正視聽，也借此為我自己平反一樁冤假錯案。首先，少正卯其人我并不認識，在我為官魯國期間，魯國政府中根本沒有一個叫少正卯的大夫，我甚至懷疑荀卿說的這個少正卯本為子虛烏有。其次，我在魯國擔任的最高官職為大司寇，不是什么“魯攝相”。再次，我一貫主張為政以德，反對輕易殺人，此事與我的思想主張不但不合，而且完全相反。對于荀卿記載的不真實問題，歷代學者如朱熹（《舜典象刑說》）、葉適（《習學記言》）、王若虛（《五經(jīng)辨惑》）、尤侗（《看鑒偶評》）、崔述（《洙泗考信錄》）、梁玉繩（《史記志疑》）、錢穆（《先秦諸子系年》）等，都從不同角度做過考證，匡亞明先生對上述學者的意見予以歸納，主要有三，不妨引征過來：

一、 孔子誅少正卯，僅見于《荀子·宥坐》《史記》《孔子家語》等書，不見于《論語》《春秋》《左傳》等所謂“經(jīng)傳”。雖不能說凡不見于《論語》《春秋》《左傳》等書的都不真實，但像所傳孔子誅少正卯這樣的大事，竟于經(jīng)傳不留一點痕跡，那是不可能的。

二、 孔子秉政七日，以一大夫（孔子）而殺一大夫（少正卯），這樣的事發(fā)生在春秋時代的孔子身上，是不可設(shè)想的。

三、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他堅決反對輕易殺人，所以季康子提出“殺無道以就有道”的問題時，也遭到孔子反對，說“子為政，焉用殺”。如果孔子秉政七日就“誅亂政大夫少正卯”，這和孔子的一貫思想不是全然不相吻合嗎？（《孔子評傳》）

由此可見，說我誅少正卯是沒有根據(jù)的。荀卿自稱是我學說思想的傳人，所以起初聽到他說我殺少正卯的消息，我確實感到震驚。但我后來通過考察他的為人和思想，發(fā)現(xiàn)他不僅繼承了我的某些思想，也繼承了法家的很多東西。從法家立場上看問題，編造一個孔丘殺少正卯的政治故事，以說明法治的必要，那是可以理解的?？墒沁@個杜撰的故事，兩千多年以后，竟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被政治扒手所利用，以訛傳訛地造成政治和文化的雙重傷害和損失，這在荀卿雖始料所不及，但卻不能不為此而感到慚愧。

客問：先生在魯國擔任大司寇期間，曾于魯定公十年（前500年）陪同魯定公出席魯、齊兩國在夾谷舉行的雙邊會談。由于您擔任這次外交活動的儐相，所以使力量弱小的魯國面對強大的齊國反倒取得了重大的外交勝利。但關(guān)于夾谷之會的具體情況，《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和《史記》的記載互有出入。請先生談?wù)勥@次會談的真實情況好嗎？

答問：夾谷之會是一次重要的外交活動，不管對齊國還是對魯國來說，其意義都非同一般。從齊國方面講，作為當時的東方大國，為了與晉、楚兩國抗衡，急需得到周邊中小諸侯的支持，特別是魯國為齊國的南鄰，緩解齊、魯兩國的緊張關(guān)系對齊國來說實在是當務(wù)之急。由于魯與晉同為姬姓諸侯，自從齊桓公霸業(yè)衰落之后，魯國一直是晉國的盟國，現(xiàn)在齊、晉爭強，齊國當然希望把魯國拉到自己一邊。而對于魯國，國力上自知難敵齊國，但利用齊國當時爭取支持者的心理，可乘機討還幾年前被齊國強占的土地，并以此為條件與齊國媾和。因此，齊、魯兩國都對這次會談寄予了厚望。

為贏得這次外交勝利，魯國在會談前做了充分準備。經(jīng)再三考慮，魯定公決定由我陪他出席會談，并任命我擔任會議活動儐相。照魯國慣例，這樣重大的外交活動一般都由上卿擔任，這次破例由我擔任，是因為我自幼習禮，十幾年前又去過齊國，見過齊景公，對齊國的情況也比較熟悉。接到這個任務(wù)，我深感此行責任重大。為了保證取得這場外交勝利，我向魯定公建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保ā妒酚洝た鬃邮兰摇罚┒ü饬宋业囊庖?，命兩位將軍率兵隨行。

齊國聽說魯定公派我隨同前來參加會談，認為我“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左傳·定公十年》）。所以齊國一開始就暗藏殺機。按照預先商定的日期，魯定公來到夾谷，魯、齊兩國國君登壇相見。然后，齊國儐相一聲呼喚，一支手持兵器的萊人舞隊擁到壇下，氣氛馬上緊張起來。我見形勢不妙，就快步登上臺階，邊行禮邊責問齊景公：“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于此！請命有司！”（《史記·孔子世家》）此時，與會的齊國大臣都把目光投向齊景公。齊景公自知失禮，就揮手示意讓舞隊撤下，氣氛稍稍緩和。隨后，齊國儐相又請求齊景公同意“奏宮中之樂”，于是一群侏儒小丑又擁上前來嬉戲吵鬧。我再次跨上臺階厲聲質(zhì)問：“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史記·孔子世家》）齊景公無奈，只好下令殺掉那群侏儒小丑。

齊國人見劫持、愚弄魯侯的計謀都未得逞，就在未經(jīng)魯國同意的情況下，在盟約上加了一條，即齊國出征時，如魯國“不以甲車三百乘”隨從，即為毀盟。我也讓大夫茲無還加上一條，如果齊國不歸還魯國的汶陽之田，也將同樣被視為毀約。最后，齊景公要宴請魯侯，我擔心發(fā)生意外，就對齊國大夫梁丘據(jù)說：“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zhí)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齊景公見我說得有理，只好作罷（《左傳·定公十年》）。齊、魯兩國的夾谷之會，就這樣結(jié)束了。

我在盟會上有理有節(jié)的斗爭使魯國終于贏得這次重大的外交勝利。會后不久，齊景公就派使者來魯國，把包括鄆、讙、龜陰在內(nèi)的汶陽之田歸還給了魯國，并以此向魯君表示謝罪（參見金景芳等《孔子新傳》）。這就是魯定公十年齊、魯夾谷之會的具體情況。司馬遷說此次會談齊國與會者中還有晏嬰，那是不對的，因為魯定公十年晏嬰已經(jīng)不在人世了（蔣伯潛《諸子通考》）。

客問：先生在擔任魯國大司寇期間，除了陪同魯定公出席齊、魯夾谷之會，為魯國贏得一次重大的外交勝利以外，在魯國內(nèi)政方面還推出了一個重大的改革舉措，那就是“墮三都”。對于這一事件，《左傳》《穀梁傳》記載為魯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司馬遷記載為魯定公十三年（前497年）。請問先生，這件事究竟發(fā)生于哪一年？事件詳情如何？

答問：“墮三都”的前因后果牽涉的時間比較長，就計劃的實施和結(jié)束而言，那是發(fā)生于魯定公十二年（前498年）的事?！妒酚洝酚涊d為下一年，或許因為傳抄過程中將“定公十二年”訛誤為“定公十三年”，也未可知。

“墮三都”計劃的提出是基于兩方面的考慮：從當時魯國的整體形勢看，三桓執(zhí)政，公室衰微，家臣又僭公卿而專國政，陽虎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從具體環(huán)節(jié)上看，叔孫氏郈邑馬正侯犯于魯定公十年（前500年）秋殺死邑宰公若藐，發(fā)動武裝叛亂，據(jù)郈邑對抗叔孫氏，在魯國上下引起巨大震動。鑒于家臣、邑宰連續(xù)發(fā)生叛亂和抗禮公室的行為，我認為：“陪臣執(zhí)國命，采長數(shù)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何休《公羊解詁·定公十二年》引孔子語）于是就向魯定公提出一個大膽的計劃：墮三都。

所謂“三都”，是指季孫氏的采邑費、叔孫氏的采邑郈、孟孫氏的采邑成。三都原是三桓為加強自己實力在采邑興建的高大城郭。但因為他們長年居住在國都，堅固高大的采邑城郭反倒成了邑宰和家臣興風作浪、據(jù)以對抗公卿的堡壘。因此，我建議“墮三都”，即拆毀三個城郭，此舉得到了三桓的支持。但是，我的本意并不僅在此，而是企圖通過“墮三都”同時削弱三桓的實力，這一點又得到了魯定公的支持。

“墮三都”計劃于魯定公十二年首先從郈邑開始，因為叔孫氏剛剛吃過侯犯叛亂的苦頭，所以叔孫氏的態(tài)度非常積極，墮?quán)C計劃進行得非常順利。但郈邑被墮卻驚擾了長期盤踞在季孫氏費邑的公山弗擾等人。他們眼見形勢不妙，就先下手為強，公山弗擾與叔孫輒率費人突然包圍魯國都城曲阜。這一舉動大大出乎定公和三桓的預料，費人到來，定公和三桓慌作一團。我見此形勢，果斷地命令大夫申勾須和樂頎與費人死戰(zhàn)，又指揮魯國公室軍隊從外面反包圍。結(jié)果費人被公室軍隊擊敗，公山弗擾和叔孫輒被迫逃往齊國，費邑城郭被拆除。

郈、費兩城被墮后，就只剩下成邑了，成邑宰公斂處父比較忠于孟孫氏，所以孟孫氏沒有吃過受制于家臣的苦頭，于墮都之事既不反對，也不積極支持。而公斂處父卻不愿意放棄自己經(jīng)營多年的成邑，就向孟懿子獻策說：“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左傳·定公十二年》《史記·孔子世家》）孟懿子認為有理，便在墮成問題上耍了手腕，表面上說支持，暗中卻與公斂處父串通一氣反對墮成。這時季孫氏和叔孫氏似乎也意識到“墮三都”對自己不利，因此他們的態(tài)度也開始消極起來，以致默認了孟孫氏對墮成的敷衍。在這種情況下，我只好派公室軍隊前去執(zhí)行墮成任務(wù)。由于成邑城墻高大堅固，再加上公斂處父堅守抗拒，公室軍隊久攻不下，最后只好撤兵。“墮三都”的計劃就這樣功虧一簣，以失敗告終。

對我個人來說，“墮三都”是我任職魯國幾年中實施的最大一項政治改革，它的成敗不僅關(guān)系到我個人的政績，更重要的是關(guān)系到魯國公室的命運。但是沒想到，正是因為我的學生孟懿子從中作梗，而導致即將成功的改革歸于失敗。事實上，“墮三都”的失敗，改變了我后半生的命運。

客問：看得出，盡管那么多年過去了，先生一提到“墮三都”遭受的失敗仍然十分傷心，很抱歉。下面我想請問先生一個稍微輕松些的問題，司馬遷兩次說到您在魯國公室任職期間曾“攝相事”（《史記·孔子世家》），清代學者崔述（《洙泗考信錄》）、梁玉繩（《史記志疑》）等認為這個說法不可信，那么請先生談?wù)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答問：所謂我在魯國公室任職期間曾“攝相事”，不僅司馬遷這樣說過，荀卿（《荀子·宥坐》）、尹文（《尹文子》）、《晏子春秋》都有類似說法。我在前面談及所謂“誅少正卯”事時曾經(jīng)說到，荀卿在編造此事時，其中的失真之一就是把我在魯國為司寇說成了“為魯攝相”。事實上，我在魯國從未“攝相”。《左傳·定公十年》記載：“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睍x杜預注謂：“相，會儀也?！贝颂幹跋唷憋@然是相禮，而不是相國，指我陪同魯定公與齊景公相會夾谷，由我主持兩位國君相會的禮儀。實際上，春秋時代并沒有“相”這一官職，對此，崔述已言之鑿鑿：“季孫為魯相而能行孔子之言耳，非孔子為魯相也。春秋之時，無以相名官者；秉政之卿謂之相某君，非官之名，不可云攝?！保ā朵ㄣ艨夹配洝罚┻@個說法是可靠的。另外，梁玉繩說：“魯之相，季氏尸之，孔子安得攝相乎？”（《史記志疑》）這也是事實?？傊呵飼r代沒有“相”這一官職，即使有這一官職，它也只能掌握在“三桓”手中，輪不上別人來做。很理解，也很感謝司馬遷等人的美好愿望，但我們還是要尊重事實、尊重歷史。

客問：先生在魯國實施“墮三都”計劃失敗以后，不久就離開魯國到衛(wèi)國去了。關(guān)于您去魯適衛(wèi)的時間，僅司馬遷《史記》中就有魯定公十四年（前496年，見《孔子世家》）、魯定公十二年（前498年，見《十二諸侯年表》《魯周公世家》）、魯定公十三年（前497年，見《衛(wèi)康叔世家》）三說。關(guān)于您去魯適衛(wèi)的原因，又有“齊人歸女樂”（《微子》）、“燔肉不至”（《孟子·告子下》）種種說法。那么請問先生去魯適衛(wèi)的時間究竟是在哪一年？您辭官離開魯國的原因到底又是什么？

答問：關(guān)于我去魯適衛(wèi)的時間，我于前面回答在魯國的為官經(jīng)歷時曾經(jīng)說到，是魯定公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497年。其他的說法都是不對的。

關(guān)于我去魯適衛(wèi)的原因，概括地說是一個大前提，三個小理由。這一個大前提就是，魯定公十二年我在魯國實施“墮三都”計劃遭到失敗，這在事后看來似乎也不難理解，但失敗的結(jié)果當時確實使我喪失了在魯國實行改革，從而革新魯國政治的信心。在這種情況下，我辭官去魯已是勢所必然，剩下的只是時間問題了。

那么此后不久發(fā)生了三件事，這三件事不僅成為我辭官去魯?shù)睦碛?，也由此確定了我去魯適衛(wèi)的時間。第一件事是，魯、齊夾谷之會以后，齊國雖精心策劃，但卻未占到任何便宜，反因失禮而陷于被動。于是，齊景公接受大夫黎彌的建議，在齊國選出十六名能歌善舞的美女，又挑選一百二十匹駿馬，作為禮物派人送往魯國。其目的是以此使魯定公和季桓子荒于政事，從而離間我和定公的關(guān)系。結(jié)果，魯定公、季桓子見到齊國送來的美女、駿馬，“往觀終日，怠于政事”（《史記·孔子世家》）?？吹竭@種情景，我的失望情緒又加重了。

第二件事是，齊國的美人計雖然擾亂了魯定公和季桓子的為政之心，但魯國畢竟是我的祖國，我仍然寄希望于魯定公的醒悟。然而此后不久，魯定公舉行郊祭祀天典禮之后，按舊制應派人送給我的祭肉卻沒有送來。從這件事可以看出，魯定公、季桓子不僅無意推行我的治國之道，而且全然不把我放在心上了。

還有第三件事，“墮三都”失敗之后，我有一個叫公伯寮的學生竟偷偷跑到季桓子那里去誹謗當時正任季氏家宰的子路。結(jié)果不久季桓子就解除了子路的職務(wù)。我主張“墮三都”，實際上是為了削弱魯國“三桓”的勢力。季桓子后來看到了這一點，我墮成受阻時他持觀望消極態(tài)度就很說明問題。那么季桓子當機立斷解除子路的季氏家宰之職，說明季桓子這樣做并不僅僅是針對子路，而是針對我來的。

季桓子專政于魯，失去他的支持，我在魯國做事就困難了。在那樣一個大背景下，再加上連續(xù)出現(xiàn)的這三個具體事件，就促使我不得不考慮另謀出路了。因此，在魯定公十三年（前497年）春天，我毅然辭去魯國官職，帶上我的一部分學生，懷著復雜凄楚的心情，到衛(wèi)國去了。從此，我就開始了長達十四年顛沛流離的游學生涯。

客問：先生辭去魯國官職，外出游歷，可選擇的諸侯本來很多，您為什么首先選擇衛(wèi)國？這其中有什么特別的原因嗎？還有，先生當初首選衛(wèi)國，但是在衛(wèi)國僅住了十個月就離開，這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答問：我離開魯國外出漫游，確實有多種選擇，除了齊國不能前往（因為我在魯、齊夾谷之會上得罪了齊景公）之外，其他可去的國家還有很多。我之所以選擇去衛(wèi)國，大體說來是基于這樣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衛(wèi)國是魯國的近鄰，而且又是與魯國同為姬姓的諸侯。魯國為周公之后，衛(wèi)國是康叔之后，周公和康叔都是周文王和太姒的兒子。衛(wèi)國的賢大夫公叔文子就曾說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左傳·定公六年》）因此，我認為“魯衛(wèi)之政，兄弟也”（《子路》）。魯、衛(wèi)兩國是真正的兄弟之邦。

其次，衛(wèi)國有我很多學生。如我的得意弟子子夏（卜商）、子貢（端木賜）、子羔（高柴）都是衛(wèi)國人。還有一些比較有名的弟子如子開（琴牢）、子疆（句井疆）、子皙（奚容箴）、顏涿聚（顏庚）等，也都是衛(wèi)國人。而且，顏涿聚又是子路的妻兄。有這樣一大群學生以及由他們形成的廣泛的社會聯(lián)系和社會影響，是一個相當有利的條件。

再次，我本人在衛(wèi)國有較高的聲望。我在魯國為官時，衛(wèi)國著名賢大夫蘧伯玉就曾派使者專門到魯國去拜訪過我（《憲問》）。對于蘧伯玉的為人，我也認為他大有君子之風（《衛(wèi)靈公》），是一個可以很好地合作共事的朋友。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還有子路的作用。因為子路的妻子是衛(wèi)國人，其妻兄，也是我的弟子，顏涿聚，又在幾年前回衛(wèi)國做了官，所以子路也極力勸我到衛(wèi)國去。正是這樣幾個方面的因素，促使我下決心把出游的第一站選擇在衛(wèi)國。

關(guān)于我在衛(wèi)居住十個月又離開的原因，司馬遷曾認為是“或譖孔子于衛(wèi)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鬃涌肢@罪焉”（《史記·孔子世家》）。這是不符合實際的。事實上，在衛(wèi)國是因為衛(wèi)靈公對我禮遇不錯我才住下來的（《孟子·萬章下》）。后來衛(wèi)靈公對我“禮貌衰”（《孟子·告子下》），我自然就要離開了。如果真像司馬遷說的我被譖而擔心獲罪的話，那么我既不可能在衛(wèi)國住十個月才走，也不可能日后又回到衛(wèi)國。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客問：據(jù)我所知，先生離開衛(wèi)國準備前往陳國，在取道南行的途中頗不順利。據(jù)司馬遷說，先生一路上兩次蒙難，一次是在匡地，一次是在蒲地（《史記·孔子世家》）。清代崔述懷疑司馬遷所說您蒙難匡地的真實性（《洙泗考信錄》）；近人錢穆則認為您匡、蒲被困是一件事，司馬遷所說您“畏匡事，益出后世誤傳，不足信也”（《先秦諸子系年》）。請問先生，所謂匡、蒲蒙難到底是一次還是兩次？其詳細情況又是怎樣的？

答問：盡管多記起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就會多增加一份痛苦，但為了尊重事實，我必須坦誠地承認，所謂匡、蒲蒙難是兩事而不是一事。司馬遷的《孔子世家》記載確實時有雜亂，但崔、錢二先生的考證，還不能完全說明匡、蒲兩事為一。事實上也是二，而不是一。

事情的經(jīng)過是這樣的。魯定公十三年（前497年）的年底，我和弟子們離開衛(wèi)國南往陳國，隨行的還有一位陳國貴族青年公良孺。我選擇去陳，一方面考慮到陳離衛(wèi)距離較近，另一方面陳國的宛丘相傳是太皞之墟，我希望親自考察一下那里的古文化遺跡。我們師徒一行渡過濮水，南行來到匡邑。

匡邑原是衛(wèi)國地盤，后來被鄭國侵占。魯定公六年（前504年），魯國陽虎率師侵鄭，攻下匡邑，匡人對此一直耿耿于懷。我們一行人來到此地時，為我駕車的學生顏刻用馬鞭指著城墻的一角說，他以前隨軍攻打匡邑時，就是從這里入城的。這話被路邊的匡人聽見，誤認為我是陽虎，就報告給了邑主匡簡子?？锖喿咏拥綀蟾妫S即派人把我們抓了起來。我的部分學生被軍隊沖散，事后才相繼回到我身邊。顏回是最后一個找到我的，我原以為他在沖突中死了呢。他卻說：“老師健在，我怎么敢死！”（《先進》）經(jīng)過幾天的了解，匡人才知道我是孔丘而不是陽虎，就把我們放行了。被拘押的幾天，學生們很為我的安全擔心，我勸慰他們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這既是我讓學生們寬心的話，也是我的真心話。對于作為周文化的繼承者，我確實有這個自信。

走出匡邑，我對南下去陳的計劃有些動搖，想先回衛(wèi)國稍做調(diào)整，再決定下一步的行動。我們又取道向北進發(fā)，不料途經(jīng)蒲邑時，又遭到蒲人阻攔。當時衛(wèi)人公孫氏被衛(wèi)靈公驅(qū)逐后，正在蒲邑策動叛亂。蒲人見我們來到這里，企圖脅迫我們一起參加。我對衛(wèi)靈公的怠慢雖然不滿，但要武裝推翻衛(wèi)靈公，我是絕不會干的。遇到這種情況，一路隨行的陳國青年公良孺非常氣憤，于是公良孺、子路等就率眾同蒲人拼殺。蒲人見用武力占不到便宜，就提出一個條件，說：“如果你們不回到衛(wèi)國的帝丘，就放你們走?！蔽耶敿赐?，雙方舉行了盟誓。離開蒲邑以后，我吩咐大家繼續(xù)向帝丘進發(fā)。子貢對此感到不解，問道：“剛才的盟誓難道可以違反嗎？”我說：“那是在強迫情況下訂的盟約，神靈是不會聽的?！保ā妒酚洝た鬃邮兰摇罚┚瓦@樣，我們一行人又回到衛(wèi)國國都帝丘。短短幾天時間，我們竟兩次遇險，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難受滋味。

客問：先生在自己的書中曾記載居衛(wèi)期間會見過衛(wèi)靈公夫人南子一事（《雍也》），司馬遷在此基礎(chǔ)上，又說：“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保ā妒酚洝た鬃邮兰摇罚┯纱?，先生與南子的關(guān)系就成了后人爭論的焦點。漢代劉安、桓寬認為先生會見南子，是為了實現(xiàn)政治目的（《淮南子·泰族訓》《鹽鐵論·論儒》），揚雄則由此對先生的為人提出疑問（《法言·五百》）。而自孔安國對此事提出懷疑后（《論語集解》引），清代崔述、劉寶楠更完全否認此事的存在（《洙泗考信錄》《論語正義》）。請問先生，所謂“子見南子”到底有無此事？事情的真相又是怎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