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散文

照相

我老了。

本來以為“老化”是個緩緩的、不知不覺的過程，沒想到，它一來，卻是個急性子，一天一天都能感覺到它的擴展，這半年多一點的時間，我不斷出洋相，而且頻率越來越來得那個快?，F(xiàn)在，我總得在口袋里裝一本袖珍字典，不但寫什么要賴它幫忙，有時候甚至連說話都得停下來查查它，否則不能放心。忘性大了，什么事都記不完全，最不行的是招呼朋友們的名姓，因為它沒有邏輯性，全靠記憶。所以，常常對著老朋友傻笑，不敢張嘴稱呼。以前，總覺得凡老人家都很和善，現(xiàn)在才知道，老人家的和善，大概有不少的成分是因為鬧不清該說什么，所以才只得用傻笑來蒙混。

于是，一些青年的、中年的朋友們就一遍又一遍地勸我趕快寫寫回憶錄，他們以為，我的回憶錄一定會很有趣。其實吶，不對，我的一生很平淡，沒有什么特色。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從學生變成老師，寫點兒文章，這一輩子就過去了。

年輕人不肯放過我，他們說，不！我經歷的這幾十年，正是咱們國家跌跌撞撞千變萬化的幾十年，起先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跟著老師逃難，嘗盡艱辛；接著是風詭云譎、是非真假難辨的歲月；到末了這二十多年，上山下鄉(xiāng)去搞鄉(xiāng)土建筑。隨便撿過一件事擺一擺，都夠有趣的了。當然，寫不了國家的、百姓的什么大事情，只寫寫自己沒出息的經歷就行。

沒出息的經歷嘛，倒真有。

日本強盜入侵那些年，離開父母，由老師帶著，躲在深山區(qū)里讀小學和中學，連餓帶頑皮，故事就出了不少。禮拜天，約上幾個同學光著身子下河去抓黃鱔、摸螺螄，手搖鈴一響，連忙拉上褲子跟著老師去做正正經經的化學實驗。因為學校匆匆忙忙出城上山時候帶的儀器不夠，所以有些同學只得在禮拜天擺弄試管，老師也就陪著，不休息。物理老師心靈手巧，找些樹枝、碎瓦片，也能弄出幾堂實驗課來。

有一次，我?guī)椭死苯纷驯銢]有任何藥品的校醫(yī)把在我身邊睡過兩個學期的好朋友的尸體送到山坡上去埋葬。挖個坑，放進去，蓋上土，踩結實，然后就回來老老實實走進給我準備好了的一座孤零零的木板房，上樓，靠著墻根坐在地板上發(fā)呆，等死。那時候正逢日本鬼子在附近灑過肺鼠疫細菌，死的人可不少。老師和同學都以為那位剛死的同學患的是肺鼠疫，我也已經免不了染上了。染上了就死定了。但“級任老師”還是餐餐給我送飯。用一只盒子裝著，掛在一根繩子上，由我自己吊上樓去。就這樣過了一個禮拜，沒死，才解了禁又下樓回到同學中間。我為什么沒有死，校醫(yī)也覺得奇怪，說不清。最可靠的推測是那位不幸的同學根本不是被肺鼠疫搞死的。

以后上了大學，故事挺多，就是想不明白。尤其是當了教師之后，便沒有什么能寫寫的事兒了。先是埋頭編我講課用的教材，白手起家，寢食兩忘。文化大革命一來又為這教材挨批斗、寫交代。寫完“交代”就被“掛起來”，準備好隨時接受“見血封喉”的揭發(fā)和斗爭。那些“揭發(fā)”、“批判”倒是挺有歷史價值，能見證一個時代、一場“革命”和一類人，可惜不是我寫的、說的，我不能侵權發(fā)表。它們的作者肯不肯發(fā)表它們，我不知道，但愿他們有點兒勇氣。一直到現(xiàn)在，我寫的教材里還引用著不少世界革命前輩馬克思的話，那是為了加強自衛(wèi)。雖然有點兒啰唆，好在它們的學術價值確實還是很高的，讓后人多看看，也沒有什么不好。既然寫的是歷史，就讓它帶點兒它自己的歷史氣息吧。

再往后，我就上山下鄉(xiāng)，搞起鄉(xiāng)土建筑來了。這工作是我初上大學時候就有興趣的，我畢竟是從山溝里的小村子走出來的。我母親連名字都沒有，從小只有一個稱呼，就是“大丫頭”。她的特長是用尖尖的小腳蹬著土機織布，還唱歌，記得的民歌似乎有無數(shù)。其中大多是關于“小小子”的，例如：

“小小子，上廟臺，

摔了個跤，

拾了個錢。

拾了錢干嘛？

娶媳婦！

娶媳婦干嘛？

點燈，紡紗，

吹燈，說話！”

我本來或許可以成為一個民歌的研究者，可惜我中學一畢業(yè)就長期離開了母親，再見面的時候我已經當了爺爺，母親已經衰老得連飲食都不會了。但是，只要我一出家門，她就靠在門框上等呀、等呀，等我回家。晚上我睡下，她一定會扶著墻過來，輕輕推開房門，摸幾遍我的被子和頭發(fā)。我一聲不響，閉緊眼睛，享受著普天下最清純的愛。待她回自己的臥室去，我便會坐起來哭上一陣，讓幾十年不見的淚水濕透錦被。可憐我這樣的日子沒有享受幾天，母親便西去了。

——剛剛寫到這里，老伴過來了，拿起稿子一看，說：“這一段你十幾年前已經寫過了，這次，寫得幾乎一模一樣，也挺好！”我還要照樣寫下去，難道有誰看了這一段會覺得厭煩嗎？“可憐天下父母心”，這一句話只七個字，說了也許有幾百年了吧，誰會覺得它重復、啰唆，主張拋棄它呢？我現(xiàn)在八十多歲了，在報紙上看到年輕婦女不顧一切，冒著生命危險去救護自己的或者別人家的墜樓或者落水的孩子，我都會淚流滿面，甚至啜泣有聲。我改不了這性格，現(xiàn)在老到“邊緣狀態(tài)”了，依舊崇敬全世界的母親，更不可能改了。

啰啰唆唆寫了這許多，大概都引不起年輕人的興趣，過不了關。又不能不滿足年輕人的催逼，就是說，要加油寫點兒“有意思”的，這可不很容易，只好試一試。

這回先說這么一檔子事：

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副統(tǒng)帥”出事之后，各方面的勁頭都小了一點兒，學校里正正經經招了些工農兵學生，小規(guī)模地恢復了開課。不過地點不能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老窩”里，要走出學校，到工地上去辦學，以防工農兵學員被資產階級校舍的“惡臭”腐蝕掉。正好隔壁的北京大學有點兒土木工程，于是，就有幾位老師帶著一批學生去“開門辦學”，住進了北大。這是另一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老窩”，不知道為什么工宣隊沒有反對。工宣隊既然不管，大家都裝傻，不提這問題。畢竟住進老燕京大學的學生宿舍總比住進木板釘?shù)墓づ锓奖阋恍?，也礙不著“革資產階級的命”。

我的基本任務是給宿舍打掃衛(wèi)生，偶爾刻刻臘板，實在沒有多少工作要干，成了個“逍遙派”。那位帶隊的老師一向跟我很熟，就悄悄對我說，弄幾本書來看，沒事，別荒了業(yè)務！說來也巧，又一個不知為什么，雖然全北京凡我去探問過的所有大大小小的圖書館都只有偉大者的紅寶書能看，別的書都封存了，但北大的圖書館居然完全保持著文化大革命前的常態(tài)。那么多書，都可看可借。更準確地說，這在那時期其實是“非”常態(tài)，“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鉆了空子”。我這個不屬北大的人居然也能憑工作證借他們的書。甚至不出示工作證也借得到手，只需要裝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就可以了。那位“管理員”根本不知道圖書出納的正規(guī)手續(xù)。老資格的大概都下放勞動去了。

正逢天熱，我借了幾本洋書之后，天天起大早，沖洗完男廁所，沒有事了，就拿“紅寶書”專用的塑料套子把洋書套上，躲到未名湖岸邊找個隱蔽的地方去看。看一個多鐘頭再去吃早點也不遲。我成了個大大的“逍遙派”。

有一天清早，我照常干完了活，就拿了一本書踱到未名湖邊。天天那么早都沒有別人到湖邊去，那天卻有四個女青年悄悄地來到了。因為偉大領袖在天安門上檢閱紅衛(wèi)兵的時候對一位叫什么文的女學生說過：“要武嘛”，所以全國的女學生，除了“牛鬼蛇神”的女兒，都一律只穿灰綠色的軍裝，還要唱“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裝愛武裝”。這四位女學生當然也不能例外。我所在的位置很隱蔽，她們都沒有看見我，張張皇皇地走到湖岸的石舫邊，四面一望，沒人，一個女孩子便用極快的動作脫下了軍服，打開小包裹，拿出一件粉紅色的不合時令的花毛衣，很利索地穿上，又拿出一條黑色裙子，從頭頂套下去，再彎腰把罩在里面的褲腿卷起來，使勁往上塞一塞。兩個小女生分左右遮擋住她，另一個小女生飛快地往前跨了幾步，掏出一只小相機，對著穿上了一身“麗服”的女孩子，以博雅塔為背景，急匆匆地按了兩下。另外兩位負責觀察四周的“形勢”，十分機警，防著看有沒有人過來。這樣輪流了一圈，每個女孩子都拍下了穿著那件粉紅色毛衣和黑色裙子的照片。那大概是她們青春時期最美的一張照片了。然后，以極快速的動作，收拾了一切，好像是大大舒了一口氣，恢復了“颯爽英姿”，相跟著匆匆地走了。不必胡猜，她們的軍裝口袋里一定有一本偉人《語錄》，也可能還有一本“紅寶書”。

我在一棵大樹后面靠著，四位女學生沒有看見我，我的淚水卻已經濕透了衣衫。昏花模糊的老眼里，這四個女孩子仿佛都長得那么美。我不愿意想象，她們曾經批斗過嘔心瀝血給她們講課的老師，甚至按住老師的頭，用皮帶抽打老師?！耙渎铮　眰ト诉@樣教導過她們。

現(xiàn)在，當年的這四位女大學生大概都已經六十歲左右，發(fā)絲花白了吧。她們的兒女們、孫兒孫女們，穿的是什么樣的衣衫呢？都是姹紫嫣紅、十分漂亮的吧。我多么希望她們抱著活潑美麗的孫兒孫女來給我看一眼，我盼望得很吶！唉，給我一張照片也好呀！

快寫完這篇稿子了，怕年輕朋友不愛看。他們不愛看，我寫稿子干什么呢？但幾十年來纏住我腦瓜的卻有不少這類場景：人性的壓抑和它的掙扎。于是，我從樹蔭下、草地上邀了小區(qū)里幾位真正的年青人來，請他們朗誦一遍。朗誦完了，沒有人作聲，過了不短的時間，站起來默默地走了。一位姑娘，落后一步，嗚咽著對我說：“我給您看看我們！”幾天后，傍晚時分，她敲開了我家的門，一進來，好耀眼的花團錦簇！這一身，現(xiàn)在已經平常，但也不平常，為了給我看，故意有點兒過分夸張。我一伸手，抓住她的胳膊，她仰臉叫了一聲：“爺爺！”淚水滴到了我的手上。

原載于《萬象》

2012年7月第十四卷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