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永遠的巴扎克

如果，再算一算他一生中，用來寫作的時間，那就更讓人肅然起敬了從1829年，以巴爾扎克的真名開始發(fā)表作品起，一直到1849年，也就20年工夫，寫出了1200萬字兩者相除，他平均每年要寫60萬字，如果再將他不停修改的字數(shù)也包括在內(nèi)，當數(shù)倍于這個凈值。據(jù)說，巴爾扎克的出版商，每次給他送校樣，按他的要求，每頁必須留下足夠的空白，以便他修改，而且都要改上好幾次甚至十幾次才能定稿?！八墓P跡極難辨認，他就叫人用廢舊鉛字印成長條校樣，然后在上面進行大量修改，修改之多使出版者不得不把修改費用算在巴爾扎克的賬上，排字工人干巴爾扎克的活兒好比苦役犯服刑，干完這份苦差再去干別的工作，簡直像在休息?！保ㄒ娔鍋啞栋蜖栐藗鳌肺覀兛梢詮娜宋纳绯霭娴倪@部傳記張守義先生設計的封面，用作圖底的手稿上，那密密麻麻的改動痕跡，得到佐證。

巴爾扎克二百歲了，最早將他介紹給中國讀者的，倒是反對白話文的林纖?？磥碇灰钦娲髱煹暮脰|西，無論舊派和新派，都能識貨。魯訊先生在1934年的《申報》的《讀書瑣記》中，更是給這位大師以極高評價：“高爾基很驚服巴爾扎克小說里寫對話的巧妙，以為并不描寫人物的模樣，卻能使讀者看了對話，便好像目睹了說話的那些人?！彼慕Y論是：“中國還沒有那樣好手段的小說家?！?/p>

毋庸置疑，從20世紀起，在中國文學界，巴爾扎克便是一個響亮的名字。

巴爾扎克逝世后的150年以來，世界文學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輝煌的19世紀歐洲現(xiàn)實主義，對于今日還在寫作的作家來言，已經(jīng)是具有相當古典意味的文學了，時下新銳的年青一代，或許近年去世的女作家杜拉的名字，會感到更為親切一些。這種缺乏對西方文化的系統(tǒng)學習的現(xiàn)象，與十年“文革”所造成的隔閡，不無關系。因此，和年輕作家談論高老頭、葛朗臺、拉斯蒂涅、邦斯、貝姨的話題，恐怕會像“白頭宮女話玄宗”那樣的生疏了。

我記得最早讀過的《高老頭》和《歐也妮·葛朗臺》，并非傅雷先生翻譯的。50年代初期他譯的巴爾扎克著作，成規(guī)模，影響大，但印數(shù)很少，隨后也就從書店消失了。但我們這些開始寫作的一代人，他的書曾經(jīng)是愛不釋手的范本。他作品中的逼真?zhèn)魃竦膶憣嵤址?，汪洋悠肆的史詩場面，壯觀浩瀚的人物畫廊，銳利深刻的思想鋒芒，都是我們努力企及而始終也難以達到的高度，他作品對那一代作者的啟蒙作用，和今天流行的新小說派、后現(xiàn)代主義、魔幻現(xiàn)實主義作品，對當代中國新興作家所產(chǎn)生的吸引力，是同樣不可低估的。

改革開放，國門打開，人們眼睛一亮，在文學領域里，這世界上敢情還有很多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新事物。當卡夫卡，薩特，加繆，西蒙，索爾仁尼琴，博爾赫斯，馬爾克斯，昆拉德……這些名字甚囂塵上的時候，那個“一副面包師的相貌，鞋匠的身段，箍桶匠的塊頭，針織品商人的舉止，酒店老板的打扮”的巴爾扎克，在這20年里，好像也從未成為文學界關注的熱點。這也怪不得，文學的趨時務新，是文學進取的必然。文學有一點類似時裝革新的成分，到了換季的時令，自然要推出更時新的設計。但文學又不完全等同于時裝表演，剛上市的款式，必定是價值昂貴，好銷搶手；不人時的貨色，必定要從櫥窗里撤下來，打折出售。時裝是這樣的，文學卻不應該是這樣的。

文學有競爭，自然也就有淘汰，作品有不朽，自然也就有湮沒。但淘汰也好，湮沒也好，和文學是否新潮或者守舊，是沒有什么關系的。無論文學怎樣千變?nèi)f化，其本質的部分，也就是時代要求于文學的，歷史要求于文學的，以及審美功能所要求于文學的等等，這些應該是文學中必不可少的功課，大概是不會太變和大變的因此，真正的文學，永不過時，巴爾扎克不會熱到沸點，大紅大紫，但也不會冷到零度，無人問津。

新時期文學20年，那種曇花一現(xiàn)的盛況，令我們?nèi)杠S過多少次，興奮過多少回，但到了如今，那些“一舉成名天下聞”的作家，依舊忙得腳下生風，屁股冒煙，可他們那些作品早就被人遺忘，放在舊書店里的書架上，也積滿灰塵，面目可憎了。不管愿意還是不愿意，大多數(shù)作家是要過時的，如果過10年，讀者已經(jīng)記不起他寫過些什么，是很正常的；如果過了50年，人們甚至記不起來這位作家的名字，也不必奇怪。這樣的文壇過客，多如過江之螂，有的在文學史的夾縫里，偶爾留下一個名字，也不是沒有可能。正如演員表上飾演匪兵甲、匪兵乙、老鄉(xiāng)甲、老鄉(xiāng)乙的小角色，記住名字又如何，還不是舞臺上一個過客而已。我一直想，做一個群眾演員，陪著北京話叫做“大腕”的“名角兒”，“得兒令槍”地跑一回龍?zhí)?，也沒有什么不好。契訶夫的“大狗叫，小狗也要叫”的名言，是很有道理的。

舞臺上不可能全是主角，統(tǒng)統(tǒng)是主角的話，每一位都搶戲，這臺戲干脆就演不下去。任何時代、任何地域的文學事業(yè)，都是由極少數(shù)大師級的作家，和絕大多數(shù)非大師的作家，共同來完成這場演出大多數(shù)作家像過眼煙云一樣，過去也就過去了，即或五十年間名噪一時的作家，到了一百年后，未必還能保持往年的風光。文學史上的名字，會長期保留，但讀者的萃取率，隨著時間的推移，相隔愈遠，篩選愈嚴，很多作家都會從普通讀者的視野里消逝，很無情的?！度圃姟酚袛?shù)萬首詩，有數(shù)千詩人，你能記住的，還不是那幾位詩人那幾首詩？所以，1799年出生在圖爾城的巴爾扎克，二百年過去了，還有人紀念他，研究他，還有出版社出他的書，還有讀者買的書，能得到這樣的不朽，只有極少數(shù)擁有天分和才華的作家，只有在作品中永遠煥發(fā)著生命力的作家，才能獲此殊榮。像巴爾扎克這樣的文學大師，稱得上“高山仰止”了。他真是一座山，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這座山，能夠使人“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的，多層次，多側面，多角度地體會他；這座山，能夠使人“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如人寶山，絕不會空手而返地獲得良多教益。這種使后來人永遠有話好說的作家，那才叫做真正的不朽。

這位法國最優(yōu)秀的作家之一，在他二百歲生日的時候，還被人津津樂道，就因為他筆下那波斕壯闊、多姿多彩的畫面，對我們具有吸引力，就因為他在創(chuàng)作中投人的勞動，不停燃燒生命的熱忱，對我們具有鼓舞力，而他在作品中那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與時代契合的精神，對我們同樣經(jīng)歷過復雜、艱難、動蕩、險阻的大半個世紀的中國作家來說，或許更具有啟示意義。生于1799年，死于1850年的巴爾扎克，這半個世紀，是法蘭西近代史上的多事之秋。他短促的一生，幾乎經(jīng)歷了拿破侖帝國、路易十八封建王朝和老拿破侖侄兒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國。他的這部冠之以《人間喜劇》總標題的龐大史詩，全景式地反映了劇烈動蕩的社會變革時期，從巴黎到外省，從貴族到平民的法國生活。如果贊美《人間喜劇》寫出了一份形象化的法國19世紀的歷史，巴爾扎克是當之無愧的。

其實，20世紀，中國土地上的風云變幻，不見得比巴爾扎克時代的法蘭西遜色，中國作家的所經(jīng)所歷，不見得比巴爾扎克差到哪里去。但我們中國的《人間喜劇》式的大作品，卻還在孕的過程中，只有待之以來日了。這樣的期待，也許未必可取，作家不是史學家，文學作品也并不承擔記載史實的任務。但是，假如作家的創(chuàng)作，與他生活著的那個時代，稍稍扣緊一些；與大多數(shù)人的心境，稍稍融合一些；

與社會跳動著的脈搏，稍稍同律一些，如巴爾扎克那樣，用生命去燃燒手中的筆，去觸摸世界，去感知時代，給后人留下一份歷史的印跡，豈不是在紀念這位大師誕生二百周年的時候，值得我們閑來無事，不妨思考一下的事么？

巴爾扎克之所以永遠，這恐怕是很重要的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