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藝術(shù)與生活》

止庵

《藝術(shù)與生活》一九三一年二月由上海群益書社初版印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華書局列為“現(xiàn)代文學叢刊”之一重新出版。一九三〇年十月三十日作者所作《自序二》（此篇中華版《藝術(shù)與生活》刪去，另編入《苦雨齋序跋文》中）有云：“這是四年前所編?！辈橐痪哦曛茏魅巳沼洠率赵疲骸跋挛缯頂M給群益之舊稿?！倍露赵疲骸跋挛缯砼f稿?！倍赵疲骸吧衔缂娜阂婧?，又稿一部分?！奔创藭且病Ｋ沼嬕痪乓话四晡迤?，一九一九年五篇，一九二〇年五篇，一九二一年一篇，一九二二年一篇，一九二三年一篇，一九二四年以后三篇（《中國戲劇的三條路》、《國語文學談》和譯作《論左拉》）?！蹲孕颉贩Q，《藝術(shù)與生活》“是我唯一的長篇的論文集”，以文體論，則如作者所說“文章比較地長，態(tài)度也比較地正經(jīng)”。與其別種著作，包括同為文藝批評的《自己的園地》和《談龍集》都不相同。而“態(tài)度也比較地正經(jīng)”，正是論文與隨筆的根本區(qū)別所在。

如書名所示，這本書著眼于“藝術(shù)”與“生活”；而“藝術(shù)”又包括內(nèi)容和形式，后一方面，如《勃來克的詩》之強調(diào)象征，《日本的詩歌》等之介紹小詩，于中國新文學的發(fā)展都是極具建設性的意見。至于前一方面，其實說的也是“生活”，——與五四其他代表人物一樣，周作人當時也將文學視為影響改變社會與人生的手段。這里最要緊的一篇是《人的文學》，其他文章都可視為對它的補充發(fā)揮。關于《人的文學》，胡適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中說：“這是當時關于改革文學內(nèi)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芟壬盐覀兡莻€時代所要提倡的種種文學內(nèi)容，都包括在一個中心觀念里，這個觀念他叫做‘人的文學’?！边@一“中心觀念”除了通過“藝術(shù)”訴諸“生活”之外，本身的意義可能更為重要：周氏基于“人的靈肉二重的生活”的認識，構(gòu)筑了一個完整的人道主義思想體系。而他一開始就將“人道主義”解釋為“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確認“人間”與“個人”的相互聯(lián)系，不偏居其中任何一極，最終所關心的是“人間”每一“個人”，乃是這一思想體系的關鍵所在。有關“生活”是這本書的另一重要部分，作者從上述人道主義思想出發(fā)，直接關注社會，所著力宣傳的是日本的新村運動。

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代表人物之一，《藝術(shù)與生活》所反映的主要還是那一時期他作為思想家和文學理論家的面貌。如同《自序》所提示的，一九二四年以后周氏思想發(fā)生很大變化，“夢想家與傳道者的氣味漸漸地有點淡薄下去了?！蓖砟陮憽吨没叵脘洝?，更對此多所反思：“在這個時期，我憑了那時浪漫的文藝思想，在做文學活動，這所謂浪漫的思想第一表現(xiàn)在我給《每周評論》所寫而后來發(fā)表在《新青年》上的一篇《人的文學》里邊?！保ā段膶W與宗教》）又說：“那時登在《新潮》九月號的《訪日本新村記》，是一篇極其幼稚的文章，處處現(xiàn)出宗教的興奮來，……大概到了一九二四年的春天，發(fā)表了那篇《教訓的無效》之后，才從這種迷妄里覺醒過來吧?！保ā缎『优c新村下》）《藝術(shù)與生活》的部分內(nèi)容，與其后來的“定論”已經(jīng)不無距離。說來對人的本質(zhì)認識是一回事，對這一認識得以變?yōu)楝F(xiàn)實所抱定的信心又是一回事，所謂《訪日本新村記》的“幼稚”，《人的文學》的“浪漫”，都僅僅指后一方面而言，而現(xiàn)在他將二者區(qū)別開來了。周氏從此更接近于一個純粹的思想家，對新村運動的熱情固然早已冷卻，關于人道主義的文學也不復宣揚，人道主義亦即“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卻仍然是其思想核心所在。不僅《人的文學》的基本原則不曾放棄，《藝術(shù)與生活》一書由這一原則出發(fā)所涉及的一系列問題，包括婦女問題與兒童問題等，此后在許多文章中都有更為廣泛深入的探討。從這個意義上講，《藝術(shù)與生活》奠定了周作人一生全部作品的思想基礎。

此次據(jù)中華書局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書自序四頁，目錄三頁，正文四百八十六頁。原目錄中“自序”未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