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文解字》第一^[1]

詳析

中國文字相傳是黃帝的史官叫倉頡的造的。這倉頡據(jù)說有四只眼睛，他看見了地上的獸蹄兒鳥爪兒印著的痕跡，靈感涌上心頭，便造起文字來。文字的作用太偉大了，太奇妙了，造字真是一件神圣的工作。但是文字可以增進人的能力，也可以增進人的巧詐。倉頡泄漏了天機，卻將人教壞了。所以他造字的時候，“天雨粟，鬼夜哭?！比擞辛宋淖?，會變機靈了，會爭著去作那容易賺錢的商人，辛辛苦苦去種地的便少了。天怕人不夠吃的，所以降下米來讓他們存著救急。鬼也怕這些機靈人用文字來制他們，所以夜里嚎哭；^[2]文字原是有巫術的作用的。但倉頡造字的傳說，戰(zhàn)國末期才有。那時人并不都相信；如《易·系辭》里就只說文字是“后世圣人”造出來的。這“后世圣人”不止一人，是許多人。我們知道，文字不斷地在演變著；說是一人獨創(chuàng)，是不可能的。《系辭》的話自然合理得多^[3]。

“倉頡造字說”也不是憑空起來的。秦以前是文字發(fā)生與演化的時代，字體因世因國而不同，官書雖是系統(tǒng)相承，民間書卻極為龐雜。到了戰(zhàn)國末期，政治方面，學術方面，都感到統(tǒng)一的需要了，鼓吹的也有人了；文字統(tǒng)一的需要，自然也在一般意識之中。這時候抬出一個造字的圣人，實在是統(tǒng)一文字的預備工夫，好教人知道“一個”圣人造的字當然是該一致的?！盾髯印そ獗纹氛f，“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一”是“專一”的意思，這兒只說倉頡是個整理文字的專家，并不曾說他是造字的人；可見得那時“倉頡造字說”還沒有凝成定型。但是，倉頡究竟是什么人呢？照近人的解釋，“倉頡”的字音近于“商契”，造字的也許指的是商契。商契是商民族的祖宗?！捌酢庇小暗犊獭钡牧x；古代用刀筆刻字，文字有“書契”的名稱?？赡芤驗檫@點聯(lián)系，商契便傳為造字的圣人。事實上商契也許和造字全然無涉，但這個傳說卻暗示著文字起于夏商之間。這個暗示也許是值得相信的。至于倉頡是黃帝的史官，始見于《說文序》?！皞}頡造字說”大概凝定于漢初，那時還沒有定出他是哪一代的人；《說文序》所稱，顯然是后來加添的枝葉了。

“文”的字形。在甲骨文、金文的許多字形中，可以看出“文”字表現(xiàn)的就是人的文身。圖片采自高明、涂白奎編著《古文字類編（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8頁。

識字是教育的初步?！吨芏Y·保氏》說貴族子弟八歲入小學，先生教給他們識字。秦以前字體非常龐雜，貴族子弟所學的，大約只是官書罷了。秦始皇統(tǒng)一了天下，他也統(tǒng)一了文字；小篆成了國書，別體漸歸淘汰，識字便簡易多了。這時候貴族階級已經(jīng)沒有了，所以漸漸注重一般的識字教育。到了漢代，考試史、尚書史（書記秘書）等官兒，都只憑識字的程度；識字教育更注重了。識字需要字書。相傳最古的字書是《史籀篇》，是周宣王的太史籀作的。這部書已經(jīng)佚去，但許慎《說文解字》里收了好些“籀文”，又稱為“大篆”，字體和小篆差不多，和始皇以前三百年的碑碣器物上的秦篆簡直一樣。所以現(xiàn)在相信這只是始皇以前秦國的字書。“史籀”是“書記必讀”的意思，只是書名。不是人名。

“字”的字形。表現(xiàn)的就是在房子里有一個孩子的情景，意思是生育、養(yǎng)育孩子。圖片采自高明、涂白奎編著《古文字類編（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01頁。

許慎給他的書取名叫《說文解字》，“說”和“解”的意思也是不一樣的?！罢f”的意思就是“闡釋”；而“解”的意思是“判”，就是解剖，其字形的意思是用刀劈開牛角?！罢f文解字”的意思就是，對于獨體的“文”，就進行闡釋；對于合體的“字”，就不僅僅闡釋其意義，還要對其形體結構進行解剖、分析，弄清每一個部件在記錄語詞的意義、聲音中分別起到了什么作用。
許慎建立了先進的文字研究理論，從字形入手來分析漢字，找到它的本義。他用部首來給漢字分類，便于釋義，也便于檢索，這種方式一直沿用到今天。他用小篆字體來作為分析字形的基礎，將其放在每一個字的字頭，同時參考了流傳于世的部分古籀文等先秦文字，搜集、保存了當時最全面的字形字庫。小篆還在相當程度上保留了早期文字象形的特征，對于分析字義頗為有利?！墩f文解字》建立了一套完整而精密的漢字闡釋體系，是中國文字學的奠基之作。后代的學者要研究漢字的形音義，研究漢字的發(fā)展史，都離不開它。新出土的古文字材料，要進行釋讀，也仍然要依托它。雖然隨著學術的發(fā)展、進步和新材料的不斷出現(xiàn)，《說文解字》有越來越多的內容被證明是有缺陷的，甚至是不正確的，但是它的經(jīng)典地位仍然不可動搖，它的參考價值仍然是巨大而不可替代的。

始皇為了統(tǒng)一文字，教李斯作了《倉頡篇》七章，趙高作了《爰歷篇》六章，胡母敬作了《博學篇》七章。所選的字，大部分還是《史籀篇》里的，但字體以當時通用的小篆為準，便與籀文略有不同。這些是當時官定的標準字書。有了標準字書，文字統(tǒng)一就容易進行了。漢初，教書先生將這三篇合為一書，單稱為《倉頡篇》。秦代那三種字書都不傳了；漢代這個《倉頡篇》，現(xiàn)在殘存著一部分。西漢時期還有些人作了些字書，所選的字大致和這個《倉頡篇》差不多。其中只有史游的《急就篇》還存留著。《倉頡》殘篇四字一句，兩句一韻。《急就篇》不分章而分部，前半三字一句，后半七字一句，兩句一韻；所收的都是名姓、器物、官名等日常用字，沒有說解。這些書和后世“日用雜字”相似，按事類收字——所謂分章或分部，都據(jù)事類而言。這些一面供教授學童用，一面供民眾檢閱用，所收約三千三百字，是通俗的字書。

東漢和帝時，有個許慎，作了一部《說文解字》。這是一部劃時代的字書。經(jīng)典和別的字書里的字，他都搜羅在他的書里，所以有九千字。而且小篆之外，兼收籀文“古文”；“古文”是魯恭王所得孔子宅“壁中書”及張倉所獻《春秋左氏傳》的字體，大概是晚周民間的別體字。許氏又分析偏旁，定出部首，將九千字分屬五百四十部首。書中每字都有說解，用晚周人作的《爾雅》，揚雄的《方言》，以及經(jīng)典的注文的體例。這部書意在幫助人通讀古書，并非只供通俗之用，和秦代及西漢的字書是大不相同的。它保存了小篆和一些晚周文字，讓后人可以溯源沿流；現(xiàn)在我們要認識商周文字，探尋漢以來字體演變的軌跡，都得憑這部書。而且不但研究字形得靠它，研究字音字義也得靠它。研究文字的形音義的，以前叫“小學”，現(xiàn)在叫文字學。從前學問限于經(jīng)典，所以說研究學問必須從小學入手；現(xiàn)在學問的范圍是廣了，但要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也還得從文字學入手?！墩f文解字》是文字學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門徑。^[4]

《說文序》提起出土的古器物，說是書里也搜羅了古器物銘的文字，便是“古文”的一部分，但是漢代出土的古器物很少；而拓墨的法子到南北朝才有，當時也不會有拓本，那些銘文，許慎能見到的怕是更少。所以他的書里還只有秦篆和一些晚周民間書，再古的可以說是沒有。到了宋代，古器物出土的多了，拓本也流行了，那時有了好些金石圖錄考釋的書?！敖稹笔倾~器，銅器的銘文稱為金文。銅器里鐘鼎最是重器，所以也稱為鐘鼎文。這些銘文都是記事的。而宋以來發(fā)見的銅器大都是周代所作，所以金文多是兩周的文字。清代古器物出土的更多，而光緒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九九）河南安陽發(fā)現(xiàn)了商代的甲骨，尤其是劃時代的。甲是龜?shù)母辜?，骨是牛胛骨。商人鉆灼甲骨，以卜吉兇，卜完了就在上面刻字紀錄。這稱為甲骨文，又稱為卜辭，是盤庚（約西元前一三○○）以后的商代文字。這大概是最古的文字了。甲骨文、金文，以及《說文》里所謂“古文”，還有籀文，現(xiàn)在統(tǒng)統(tǒng)算作古文字，這些大部分是文字統(tǒng)一以前的官書。甲骨文是“契”的；金文是“鑄”的。鑄是先在模子上刻字，再倒銅。古代書寫文字的方法除“契”和“鑄”外，還有“書”和“印”，因用的材料而異?！皶庇霉P，竹木簡以及帛和紙上用“書”。“印”是在模子上刻字，印在陶器或封泥上^[5]。古代用竹木簡最多，戰(zhàn)國才有帛；紙是漢代才有的。筆出現(xiàn)于商代，卻只用竹木削成。竹木簡、帛、紙，都容易壞，漢以前的，已經(jīng)蕩然無存了。^[6]

造字和用字有六個條例，稱為“六書”^[7]?！傲鶗边@個總名初見于《周禮》，但六書的各個的名字到漢人的書里才見。一是“象形”，象物形的大概，如“日”“月”等字。二是“指事”，用抽象的符號，指示那無形的事類，如“”（上）“”（下）兩個字，短畫和長畫都是抽象的符號，各代表著一個物類。“”指示甲物在乙物之上，“”指示甲物在乙物之下。這“上”和“下”兩種關系便是無形的事類。又如“刃”字，在“刀”形上加一點，指示刃之所在，也是的。三是“會意”，會合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為一個字，這一個字的意義是那幾個字的意義積成的，如“止”“戈”為“武”，“人”“言”為“信”等。四是“形聲”，也是兩個字合成一個字，但一個字是形，一個字是聲；形是意符，聲是音標。如“江”“河”兩字，“氵”（水）是形，“工”“可”是聲。但聲也有兼義的。如“淺”“錢”“賤”三字，“水”“金”“貝”是形，同以“戔”為聲；但水小為“淺”，金小為“錢”，貝小為“賤”，三字共有的這個“小”的意義，正是從“戔”字來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都是造字的條例；形聲最便，用處最大，所以我們的形聲字最多。

“武”的字形。圖片采自高明、涂白奎編著《古文字類編（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02頁。

五是“轉注”，就是互訓。兩個字或兩個以上的字，意義全部相同或一部相同，可以互相解釋的，便是轉注字，也可以叫作同義字。如“考”“老”等字，又如“初”“哉”“首”“基”等字；前者同形同部，后者不同形不同部，卻都可以“轉注”。同義字的孳生，大概是各地方言不同和古今語言演變的緣故。六是“假借”，語言里有許多有音無形的字，借了別的同音的字，當作那個意義用。如代名詞，“予”“汝”“彼”等，形況字“猶豫”“孟浪”“關關”“突如”等，虛助字“于”“以”“與”“而”“則”“然”“也”“乎”“哉”等，都是假借字。又如“令”，本義是“發(fā)號”，借為縣令的“令”；“長”本義是“久遠”，借為縣長的“長”?！翱h令”“縣長”是“令”“長”的引申義。假借本因有音無字，但以后本來有字的也借用別的字。所以我們現(xiàn)在所用的字，本義的少，引申義的多，一字數(shù)義，便是這樣來的。這可見假借的用處也很廣大。但一字借成數(shù)義，頗不容易分別。晉以來通行了四聲，這才將同一字分讀幾個音，讓意義分得開些。如“久遠”的“長”平聲，“縣長”的“長”讀上聲之類。這樣，一個字便變成幾個字了。轉注假借都是用字的條例。

“武”的字形。圖片采自陳煒湛《古文字趣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157頁。

象形字本于圖畫。初民常以畫記名，以畫記事；這便是象形的源頭。但文字本于語言，語言發(fā)于聲音，以某聲命物，某聲便是那物的名字。這是“名”；“名”該只指聲音而言。畫出那物形的大概，是象形字?！拔淖帧迸c“字”都是通稱；分析的說，象形的字該叫做“文”，“文”是“錯畫”的意思^[8]?！拔摹北居凇懊保缦扔小叭铡泵?，才會有“日”這個“文”；“名”就是“文”的聲音。但物類無窮，不能一一造“文”，便只得用假借字。假借字以聲為主，也可以叫做“名”。一字借為數(shù)字，后世用四聲分別，古代卻用偏旁分別，這便是形聲字。如“”本像箕形，是“文”，它的“名”是“”。而日期的“期”，旗幟的“旗”，麒麟的“麒”等，在語言中與“”同聲，卻無專字，便都借用“”字。后來才加“月”為“期”，加“”為“旗”，加“鹿”為“麒”，一個字變成了幾個字。嚴格地說，形聲字才該叫做“字”，“字”是“孳乳而漸多”的意思。^[9]象形有抽象作用，如一畫可以代表任何一物，“”（上）、“”（下）、“一”、“二”、“三”其實都可以說是象形。象形又有指示作用，如“刀”字上加一點，表明刃在那里。這樣，舊時所謂指事字其實都可以歸入象形字。象形還有會合作用，會合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分子，表示一個意義；那么，舊時所謂會意字其實也可以歸入象形字。但會合成功的不是“文”，也該是“字”。象形字、假借字、形聲字，是文字發(fā)展的邏輯的程序，但甲骨文里三種字都已經(jīng)有了。這里所說的程序，是近人新說，和“六書說”頗有出入。六書說原有些不完備不清楚的地方，新說加以補充修正，似乎更可信些。^[10]

秦以后只是書體演變的時代。演變的主因是應用，演變的方向是簡易。始皇用小篆統(tǒng)一了文字，不久便又有了“隸書”。當時公事忙，文書多，書記雖遵用小篆，有些下行文書，卻不免寫得草率些。日子長了，這樣寫的人多了，便自然而然成了一體，稱為“隸書”；因為是給徒隸等下級辦公人看的。這種字體究竟和小篆差不多。到了漢末，才漸漸變了，橢圓的變?yōu)楸夥降?，“斂筆”變?yōu)椤疤艄P”。這是所謂漢隸，是隸書的標準。晉唐之間，又稱為“八分書”。漢初還有草書，從隸書變化，更為簡便。這從清末以來在新疆和敦煌發(fā)現(xiàn)的漢晉間的木簡里最能見出。這種草書，各字分開，還帶著挑筆，稱為“章草”。魏晉之際，又嫌挑筆費事，改為斂筆，字字連書，以一行或一節(jié)為單位。這稱為“今草”。隸書方整，去了挑筆，又變?yōu)椤罢龝?。這起于魏代。晉唐之間，卻稱為“隸書”，而稱漢隸為“八分書”。晉代也稱為“楷書”。宋代又改稱為“真書”。正書本也是扁方的，到陳隋的時候，漸漸變方了。到了唐代，又漸漸變長了。這是為了好看。正書簡化，便成“行書”，起于晉代。大概正書不免于拘，草書不免于放，行書介乎兩者之間，最為適用。但現(xiàn)在還通用著正書，而輔以行草。一方面卻提倡民間的“簡筆字”，將正書行書再行簡化；這也還是求應用便利的緣故。^[11]

［參考資料］

《說文解字》敘。

容庚《中國文字學》。

陳夢家《中國文字學》稿本。

【補充參考書目】

【漢】許慎撰，【宋】徐鉉等校定《說文解字》，中華書局，2013年。

【漢】許慎撰，【宋】徐鉉等校定，愚若注音《注音版說文解字》，中華書局，2015年。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中華書局，2013年。

胡安順主編《說文部首段注疏義》，中華書局，2018年。

湯可敬《說文解字今釋（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陸宗達《說文解字通論》，中華書局，2015年。

黃天樹《說文解字通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商務印書館，2013年。

高明《中國古文字學通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思考題】

1.許慎《說文解字》是一部什么書？有哪些內容？在文字學史上有什么意義？

2.結合學過的漢字，談談你對“六書”的認識。

3.你對漢字的奧秘感興趣嗎？是否愿意也學著通過甲骨文、金文、戰(zhàn)國簡帛文字、小篆的字形，去探討一下漢字的本來意義和后來的引申、演變的過程呢？

[1] 一切文化的學習，識字是其基礎。而在中國古代的字典中，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無疑是最重要的一部。它不是一部普通的字典，而是一部內容博大、體例完備的奠基之作、經(jīng)典之作，代表了那個時代文字學的最高成就，后來一直是研究中國文字最重要的參考書。清代學者王鳴盛在《說文解字正義序》中說：“《說文》為天下第一種書，讀遍天下書，不讀《說文》，猶不讀也。但能通《說文》，余書皆未讀，不可謂非通儒也?！敝熳郧灏阉诺健督?jīng)典常談》的開篇，應該也是基于類似的看法，可見對其的重視。

[2] 《淮南子·本經(jīng)訓》及高誘注。

[3] 倉頡造字，只是一個傳說。一個獨立的文字體系，從孕育、發(fā)展到成熟，需要經(jīng)過漫長的過程，絕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甚至也絕不是幾代人可以完成的。根據(jù)學者的研究，第一批能夠粗略記錄漢語的符號大概出現(xiàn)在距今5500年前后。到了前1600年左右，也就是距今約3600年的夏商之際，漢字體系走向成熟。商代的甲骨文已經(jīng)能夠完整地記錄漢語，但是還保留了一些比較原始的文字現(xiàn)象。

[4] 許慎（約58—約147），字叔重，東漢著名的古文經(jīng)學家、文字學家，汝南召陵（今河南漯河召陵）人。他從小就博覽經(jīng)籍，當時的人們稱贊他說：“五經(jīng)無雙許叔重?！彼跐h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寫出了《說文解字》的初稿，后來又用了二十余年的時間進行修改增補，到漢安帝建光元年（121）最終完成，讓他的兒子許沖進獻給朝廷。
《說文解字》是中國第一部按照部首編排的字典，全書共分540個部首，收字9353個，另有“重文”（即異體字）1163個，共10516字。許慎從漢字的結構上來對其加以分析，把它們分為“文”“字”兩類?！拔摹敝釜汅w字，如：日、月、水、火、山、人、木、工?！白帧敝负象w字，也就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獨體字合成的字，如：明、江、休、投、美?！拔摹钡谋玖x是“文身”，引申為“花紋”。最先的象形圖案，就是類似于花紋的東西，從其發(fā)展而來的獨體字，就稱為“文”。而“字”的本義是生育、養(yǎng)育、哺乳，因為合體字是從獨體的“文”生育出來的，所以叫作“字”。到了后世，“文”“字”意義趨同，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已經(jīng)沒有區(qū)別，但是在發(fā)展的早期，它們是完全不同的。

[5] 古代簡牘用泥封口，在泥上蓋印。

[6] 許慎沒有見過甲骨文，金文、戰(zhàn)國竹木簡和帛書上的文字應該也見得很少，這是時代條件的局限。因此，他只能主要依托小篆來研究字形結構，也就不可避免地犯了一些錯誤。從19世紀末甲骨文被發(fā)現(xiàn)至今，考古發(fā)掘取得了很大進展，許多商周金文、戰(zhàn)國乃至秦漢三國的文字材料紛紛出土，極大推進了我們對于古文字的認識，并進而使我們加強了對上古時代歷史、文化的了解?！督?jīng)典常談》寫作于1942年，朱自清說“竹木簡、帛、紙，都容易壞，漢以前的，已經(jīng)蕩然無存了”，是因為他沒能看見此后陸續(xù)出土的大量漢之前的帛書、簡牘材料，如長沙子彈庫楚帛書、信陽楚簡、望山楚簡、包山楚簡、郭店楚簡、上博簡、清華簡、云夢秦簡、里耶秦簡等。
但是，對于這些古文字的釋讀，仍然是很困難的。甲骨文目前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大約四千五百個單字，但是能夠釋讀出來的大概只有三分之一。

[7] “六書”之名，最早見于戰(zhàn)國時的著作《周禮·地官·保氏》，但是《周禮》并沒有具體說明其內容。漢代學者班固、鄭眾、許慎都對“六書”的名稱做了記錄，但是其名稱和次序并不完全一致。清代以后，學者們一般采用班固在《漢書·藝文志》里排列的次序，和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所定的名稱。這樣，“六書”的次序及名稱如下：
1.象形 2.指事 3.會意 4.形聲 5.轉注 6.假借
我們在這里引用一下許慎《說文解字·敘》對于“六書”的論述：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
“六書”是一個理論體系，用來說明漢字是如何記錄漢語的。清代學者戴震在其《六書論》中做了一個歸納，認為前面四種“象形”“指事”“會意”“形聲”都是字之“體”，也就是創(chuàng)造新字的方法；而后面兩種“轉注”“假借”則是字之“用”，并不創(chuàng)造新字，而是對已有的字的運用。
許慎用來當作會意字代表的“武”“信”二字，其實都有問題?，F(xiàn)代大多數(shù)的學者都認為“信”本是從“言”“人”聲的形聲字，并非會意字。而“武”字情況則更加復雜?！蹲髠鳌ば辍酚涊d，在晉楚邲之戰(zhàn)中大敗晉軍之后，楚莊王說了一段名言：“夫文，止戈為武?！蛭?，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睆淖中蝸砜?，止、戈合在一起就是武。楚莊王把“止”解釋為制止、止息，他口中的“止戈為武”，意思就是，能夠制止戰(zhàn)爭，才叫作“武”。戰(zhàn)爭的目的是制止戰(zhàn)爭、消滅戰(zhàn)爭。楚莊王的這段話非常符合儒家的理念，后來廣泛流傳，深入人心。許慎也就據(jù)此把“武”作為會意字的代表。但是，“武”字的本義并非如此。
“武”字確實是從“止”從“戈”的。在甲骨文、金文、小篆等字形中，它都是由“止”和“戈”兩個獨體字組成的，只不過在隸書以后，戈的右邊一撇被挪到了左上方，漸漸變成了一橫，使得字形不易辨認了。
但這里的“止”字的本義是腳趾，也可以指足，引申為前進、行動。把“止”和“戈”兩個獨體字拼在一起，意思是人手里拿著武器前進，這是為了進行征伐、示威，而不是為了制止干戈之事。直到今天，漢語中“武”字的含義都是很明確的，勇武、威武、神武、武力、武功、武將、武庫、武藝，以及文武雙全、文治武功、文韜武略、整軍經(jīng)武等等，在這些詞匯中，“武”都是勇力、戰(zhàn)斗的代名詞，往往與“文”相對應。楚莊王的說法，并不是對它的準確解釋，可以說，恰好說反了。但因為這種解釋包含了一種有價值的軍事哲學思想，就是珍愛和平、控制武力、制止戰(zhàn)爭，所以被人們廣泛接受并傳誦。不過，這種軍事哲學明顯不是最初造字者所要表達的意思。人類只有在經(jīng)歷了漫長而豐富的戰(zhàn)爭實踐之后，進行深刻反思，才能產(chǎn)生這種抽象的哲學思辨。造字者恐怕很難有這樣的思維高度。
如果按照“武”的本義來看，它真的是會意字嗎？能不能算是一個象形字呢？好像兩種說法都可以說得通。在現(xiàn)代文字學家看來，象形、指事、會意三者之間的界線并不是特別明顯。

[8] 《說文·文部》。

[9] 《說文序》。

[10] 許慎對轉注的解釋是：“建類一首，同意相受。”直接翻譯為今天的話，大概是說，建立一個統(tǒng)一的部首，在這個部首下，意思相同的字可以互相通用。但是“轉注”二字的具體含義，以及許慎的這種解釋，都比較模糊含混，不太容易理解。后代的學者們眾說紛紜，仍然沒有一個令大家都滿意的結論。當代著名文字學家裘錫圭認為，“在今天研究漢字，根本不用去管轉注這個術語。不講轉注，完全能夠把漢字的構造講清楚?！保埕缅a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107頁］主張撇開轉注問題，不要再去為它花費精力。
而假借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所謂假借，就是借用某個字或者某種事物的圖形，作為表音符號，來記錄跟這個字或這種事物的名稱同音或音近的詞。漢語中假借字很多。比如“花”字，本來是指植物的繁殖器官，此時它是一個形聲字。但是我們今天經(jīng)常說“花錢”“花時間”，這里的“花”就是一個假借字，借用了發(fā)音相同的“花”字，來表達一個全新的意思。其實這和我們喜歡玩的許多文字游戲，如謎語、歇后語中的“諧音”，都是同一個道理。
許慎在《說文解字》中給假借字下的定義是：“本無其字，依聲托事?！边@好像與我們今天的定義有些類似。但是，許慎用來為假借字舉例的“令”“長”二字，卻并不是我們今天意義上的假借字。它們只能用來說明語義的引申。“令”本來的意思是“命令”，后來引申為官名，比如“中書令”“尚書令”“郎中令”“縣令”?！伴L”本來是長短的“長”（cháng），后來引申為少長的“長”（zhǎng），并進一步引申為官名之“長”，比如“左庶長”“亭長”“隊長”“保長”“省長”“市長”“村長”“軍長”。這給后代學者們帶來了不小的困惑。大概漢代學者對于引申和借字表音，并沒有很嚴格的區(qū)分，只要是用某個字表示與其本義不同的意義，他們就認為算是假借了。
另外，今天我們常常說的“通假字”，是指有本字的假借，不符合許慎的原始定義，但是從用字的方法來看，與本無其字的假借是完全一樣的，所以也可以算入假借一類。
“六書”說的提出，是有很大的歷史功績的。后來的歷代學者都將其奉為圭臬，不敢違背，只敢提出各種解釋。但是到了現(xiàn)代，文字學家們對“六書”的缺陷認識得越來越充分，意識到它已經(jīng)成為了文字學發(fā)展的桎梏。1935年，唐蘭在《古文字學導論》中批評“六書說”，認為它并不像從前學者們所想象的那么完善，而是很粗疏的。他提出了“三書說”：象形、象意、形聲。1956年，陳夢家在《殷墟卜辭綜述》一書中，修正了唐蘭的意見，提出新的“三書說”：象形、假借、形聲。其實早在抗戰(zhàn)期間，他在西南聯(lián)大講授“中國文字學”課時，就提出了這個見解。朱自清正是參考了陳夢家《中國文字學》尚未正式出版的稿本，而寫了上面一段。這是當時最新的研究成果。
1988年，裘錫圭在《文字學概要》中認為，陳夢家的“三書說”基本上是合理的，不過象形字應該改為表意字，因為“象形”并不能概括全部表意字。所以他提出自己的“三書說”：表意、假借、形聲。此外，還有的學者提出了“二書說”等其他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