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唐詩繁榮的原因

唐詩之所以成為“一代之文學”，即它的所以發(fā)達是由于當時社會上形成了一種寫詩和誦詩的風氣，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社會各階層的人大量進行詩歌創(chuàng)作，量的積累最終造成質的飛躍，唐詩繁榮局面的出現(xiàn)也就水到渠成了。那么又是哪些原因造成了寫詩和誦詩風氣的形成最終導致唐詩繁榮局面的出現(xiàn)呢？我認為無外乎以下七方面的原因。

一、經(jīng)濟繁榮、人民生活較為安定

我們經(jīng)常說文學發(fā)展的社會原因是經(jīng)濟的繁榮，那是因為作家要有相對安定的生活，才能從事創(chuàng)作，如果要盡全力去謀生，他就沒有精力或興致來作文或寫詩。魯迅曾說：“我們且想想，在生活困乏中，一面拉車，一面之乎者也，到底不大便當。古人雖有種田作詩的，那一定不是自己在種田；雇了幾個人替他種田，他才能吟他的詩；真要種田，就沒有功夫作詩?！保ā都饧の乃嚺c政治的歧途》）另外就讀者來說，如果經(jīng)常掙扎在饑餓線上，也就沒有多少時間和精力來誦讀了。所以說文學發(fā)展要以一定的物質生活條件為前提。但是這也絕不是文學發(fā)展的唯一因素，否則便不能說明像清代康、乾兩朝經(jīng)濟的繁榮何以不能促進詩歌的發(fā)展，反而使詩歌的發(fā)展相對停滯不前。這還要從政治和其他方面去考慮和探索，才能得出較正確、全面的結論。

我們先來看唐代的經(jīng)濟狀況。由于隋末農(nóng)民起義，迫使繼起的唐王朝在制定政策上不能不有某種程度的改變，生產(chǎn)力得以向前發(fā)展，經(jīng)濟才能日趨繁榮。還有，東晉以來，長江流域經(jīng)濟持續(xù)地上升，有超過黃河流域的趨勢。唐朝承隋之舊，擁有黃河、長江兩大流域及嶺南諸地，并且不斷向西北擴展，比兩漢和南北朝的經(jīng)濟力量更加雄厚。由于唐前期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興盛，促進唐文學的發(fā)展，加上別的方面的原因，才出現(xiàn)了盛唐詩歌空前壯麗的局面。至于后期，主要表現(xiàn)在工商業(yè)的發(fā)達，特別是商業(yè)的興盛上。但商業(yè)興盛和對農(nóng)民剝削加重，使農(nóng)業(yè)逐漸衰落。而中晚唐的文學包括詩歌雖然在某些方面有所發(fā)展，但總的說是出現(xiàn)了衰落的現(xiàn)象，與這也有一定的關系。

由于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力的興盛，初唐和盛唐出現(xiàn)了經(jīng)濟繁榮的空前景象。據(jù)史料記載：太宗貞觀四年（630年）全國豐收，米價每斗四五錢，馬牛被野，人行數(shù)千里不赍糧。杜甫《憶昔二首》（之二）說：“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秫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币驗槭亲髟?，自然不免有所夸張，但所說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發(fā)展也是事實。這樣的社會經(jīng)濟狀況，為詩歌的創(chuàng)作和欣賞提供了必要的物質保證。

二、政治清明，社會秩序相對穩(wěn)定

唐朝前期的政治清明是唐詩發(fā)展的有利條件。高祖在位九年，太宗在位二十三年，高宗和武后四十五年，玄宗開元二十九年，這一百余年是唐朝政治較為開明和朝廷君臣積極有為的時期，特別是太宗用賢納諫，玄宗勵精圖治，在中國封建帝王中是特別突出的，武后雖任用酷吏，大興刑獄，但也能信任賢臣狄仁杰等，所以也使社會秩序較為穩(wěn)定。對于文學創(chuàng)作也允許表現(xiàn)政治時事，不像魏晉和宋齊以及清朝那樣懲治文人。洪邁《容齋續(xù)筆》卷二“唐詩無諱避”條說：“唐人歌詩其于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復極言，而上者亦不以為罪，如白樂天《長恨歌》諷諫諸章，元微之《連昌宮詞》，皆為明皇而發(fā)，杜子美尤多，……李義山《華清宮》《馬嵬》《驪山》《龍池》諸詩亦然，今之詩人不敢爾也?！?/p>

三、統(tǒng)治者的提倡

唐朝的帝王比較重視詩歌，如太宗、中宗、玄宗、德宗、文宗、宣宗以及武后都能寫詩，并常令詞臣相和，一時間寫詩蔚然成風，促進了唐詩的發(fā)展。再有，唐朝繼隋煬帝以后，也以科舉取士，科目有秀才、明經(jīng)、俊士、進士等科，其中明經(jīng)主要考貼經(jīng)，進士最先只試策，高宗調露二年（公元680年）加試帖經(jīng)與雜文，雜文即包括詩賦，唐代的文士也都愿應進士科，楊萬里說：“詩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蓋當時以此設科取士。士皆爭竭其心思而為之，故其之后無及焉。時之所尚而患無其才者，非也。”（《黃御史（滔）集序》）所以不可否認唐朝在上者所倡導和以詩取士對唐詩發(fā)展有重要的影響。唐朝以詩取士也說明皇帝對詩的重視，朝廷大僚或州郡長官向皇帝推薦和進奏的詩集也不止于省試詩。還有，憲宗極賞白居易的詩，召為翰林學士，元稹也以《連昌宮詞》等為穆宗所賞，文學的發(fā)展不完全由于在上者的倡導，但在上者的倡導也有不小的影響，因此唐朝以詩取士使廣大士人習詩，并在政治上得到了公開的明確承認。

四、科舉制度以詩文取士，鼓勵了士人的習詩，使詩歌創(chuàng)作得到公開的承認

唐人入仕非由一途，而科舉仍要算作最正規(guī)的途徑。因為科舉有定時和限額，還有一套標準的程式，是唐王朝選拔官吏最有效的手段，具有其他方式不可比擬的優(yōu)越性。從唐代開始，科舉制度就成為古代最重要、綿延時間最長的政治制度之一，直至晚清因八股文的積弊，最終廢除科舉，改興學校，才算是壽終正寢。但此后不少制度其實仍或多或少地帶有科舉制度的殘留影響。這里我簡單介紹一下唐代科舉考試的流程：

唐代科舉考試中每年都舉行的，被稱為“歲舉”，這主要是指進士和明經(jīng)兩科。其他不少科目雖然號稱“?？啤?，但有的設置一段時間后就停廢，有的是后來增設的，有的時停時復、中有間斷。因此每年大批舉子赴京往往都是來參加進士或明經(jīng)科考試的。這些考生應舉的流程主要有以下幾個階段。

1．通過學?；蜞l(xiāng)貢進行初步選拔

《新唐書·選舉志》謂：“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xiāng)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涮熳幼栽t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制舉情況比較特殊，不屬于常科。就?？贫?，生徒和鄉(xiāng)貢是考生的兩個最主要的來源。

唐代空前發(fā)達的社會經(jīng)濟和強盛的國力以及統(tǒng)治者的重視，都為各級學校的發(fā)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唐初高祖李淵初立，即令國子學置學生72人，供三品以上高級官員的子弟入學；太學學生140人，供五品以上官員子弟入學；四門學生130人，供七品以上官員子弟入學。地方上則郡有郡學，縣有縣學，上郡60人，中郡50人，下郡40人；上縣40人，中縣30人，下縣20人?？梢娫谔拼?，即大力興辦各級學校，設立學官，教授生徒。前述幾種學校中，國子學、太學、四門學三所專門性的學校和律學、書學、算學，合稱六學，隸屬于最高學府國子監(jiān)。玄宗開元后期，又設立了廣文館，也屬國子監(jiān)。

另外還有弘文館、崇文館二館，是級別更高、入學資格要求更嚴的兩所學校。這些都是中央朝廷直屬的學校。到唐太宗時期，大征天下儒士為學官，擴大了學校的規(guī)模，命顏師古、孔穎達等考定五經(jīng)、修撰《五經(jīng)正義》等儒家經(jīng)典，學校教育由此得到更大的發(fā)展，王定保《唐摭言》載：“貞觀五年以后，太宗數(shù)幸國學，遂增筑學舍一千二百間，增置學生凡三千二百六十員。無何，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之內，八千余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sup>另外地方州郡縣學的規(guī)模也大大擴充，《通典》謂“州縣學生六萬七百一十員”, 可見唐代學校教育的發(fā)達程度。而這眾多學校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培養(yǎng)科舉人才。學生在這些學校中學習儒家經(jīng)書，其教學內容的設置、規(guī)章制度的訂立，與進士、明經(jīng)等科舉考試的要求都是相適應的。學校生徒業(yè)成者，即由國子監(jiān)進行考核，然后按規(guī)定人數(shù)報送到尚書省參加各科考試。唐代初年至玄宗開元年間，對學校生徒出身者最為看重，進士及第的舉子中多出自學校，尤其是西京長安和東都洛陽的兩所國子監(jiān)?！短妻浴分^：“開元以前，進士不由兩監(jiān)者，深以為恥?！?sup>可見當時的風氣。但玄宗天寶以后，隨著唐王朝的由盛轉衰，唐代的學校教育也漸趨衰落，學校和學生的數(shù)量均有所減少。而且國學生徒多為官員子弟，貧寒人家的子孫只能通過鄉(xiāng)貢來參加科舉考試，這在客觀上也使得中唐以后以鄉(xiāng)貢應舉者遠遠超過了出身生徒者。

所謂鄉(xiāng)貢，是指舉子“懷牒自列于州縣”，即考生自行向原籍貫所在地的州縣官府報名，通過縣一級的考試，淘汰一批后，再報送至州、府參加考試，所試內容亦與朝廷科舉相類，然后從中選拔若干名給予解狀，報送朝廷尚書省參加當年的科舉考試。這叫“投牒取解”。實際上就是一種通過逐級考試以選拔優(yōu)秀舉子的方式。唐代雖然規(guī)定每個州郡舉送名額的限制，但同時也規(guī)定如“必有才行，不限其數(shù)”、“不須限制，貴在得人”。因此每年至長安應試的舉子，往往多達兩三千人以上。縣一級的考試，一般由縣尉主持，州府考試一般由功曹或司功參軍主持，有時刺史節(jié)鎮(zhèn)也會親自出題試士。州府試后，當?shù)亻L官召集名流耆宿舉行宴會，行禮奏樂，舉行歡送本州所貢舉子的儀式。按照唐代制度，地方州郡長官或僚佐每年要親自或派員到京城去匯報地方官員的政績考課情況，并進貢各地的土特產(chǎn)品，各地的舉子也就“隨物入貢”, 一般在每年的十月份到達京師。至此，鄉(xiāng)貢的程序即已完成。不過到唐代中后期，制度廢弛，舉子們往往不在原籍所在地報名，或不參加縣級考試，直接投牒于州府，而貢士的諸種繁縟儀式也多流于具文了。

2．至京師后接受資格審查

舉子們不論是通過學校還是通過鄉(xiāng)貢的形式，到達京城后，都要先赴尚書省報到，接受資格審查。首先要交納各類文狀，其中包括“文解”，即各州府發(fā)給舉子們的薦送證明。還有“家狀”，即考生的個人和家庭狀況的介紹，如籍貫、三代名諱、本人的體貌特征等。這些文件的寫法均有一定的格式和要求，禮部貢院的門口也會掛上樣板供考生參照填寫，如仍不合規(guī)格，就會受到批評甚至取消考試資格。其次舉子們要結款通保，即簽署文書，互相保證人品德行無虧等，并各自寫明在京城寓居的地址。然后由戶部或禮部進行審核，審查的結果，張榜公布，這種榜被稱為“駁榜”，主要審查考生的文狀是否完備以及考生的人品德行等內容，不合格者即被駁放即喪失考試資格。此外，唐代還間或有含元殿朝見、元日引見、舉子們赴國子監(jiān)去拜祭孔子像并聽學官講經(jīng)問難等禮儀活動，但時舉時廢，就不是常儀了。

3．參加考試

唐代的朝廷科舉考試，大部分時間在京城長安舉行，有時在東都洛陽舉行，有時還會在長安與洛陽同時舉行。主持考試的官員，唐代初年時是從六品上的吏部考功員外郎，開元年間轉歸正四品下的禮部侍郎主持，稱為知貢舉，擔任者多為知名官吏。

舉子們通過各項審查后，于次年春天參加考試，時間一般在正二月間。地點則在尚書省禮部貢院，貢院中分東西兩廊，舉子們就分別按一定的號數(shù)坐于廊下應試。舉子被引入試場前，還要接受搜身檢查，不許夾帶書籍等，但可能允許攜帶和查閱《切韻》等工具書。乾元初年，禮部侍郎李揆主持考試，在貢院庭中放置五經(jīng)、諸史及《切韻》等書籍，并謂：“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jīng)籍在此，請恣尋檢?！?sup>以后這種做法漸成慣例，搜身的制度也就慢慢廢止了?？荚嚂r間則一般是清晨發(fā)考試題目，傍晚左右收考卷，后來偶爾也有通宵夜試的情況。由于時間較長，考生往往要自帶食物。而且初春時長安天氣尚冷自是寒氣逼人。舒元輿曾記載說：“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攜脂燭水炭，洎朝晡餐器，或荷于肩，或提于席，為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圍重重，乃分坐廡下。寒余雪飛，單席在地?！彼Ｍ?yōu)待舉子，“試之時，免自擔荷，廊廡之下，特設茵榻，陳爐火脂燭，設朝晡飯饌”。考生在考試時，對試題有疑問的，可以向考官提出，請考官解釋，這叫做“上請”。如遇上題目有考生家諱的，文字不便，舉子須托疾退出考場。中唐李賀父親名晉肅，與“進士”二字諧音，李賀就不便參加進士科考試。唐人頗重家諱，此即其例。

4．錄取和放榜

唐代前期，錄取舉子主要由主司即主考官根據(jù)考生策文的好壞即考試成績來做定奪，然后上報皇帝批準。隨著科舉制的發(fā)展，應舉人數(shù)不斷增加，僅以一場考試來決定取舍，往往也不能準確全面地反映考生的才能，因此考官逐漸要重視舉子的社會聲譽，而且舉子之聲譽對其錄取的影響也逐步加大。主司在錄取時往往也請名士參謀。到唐代后期，宰相甚至皇帝對士子的錄取也常常進行干預。如《云溪友議》記載，元和二年（807年），崔邠知貢舉，擬錄取27人，放榜前把名單送到宰相李吉甫府中，李偶然問道：吳武陵及第否？“主司恐是舊知，遽言吳武陵及第也。其榜尚在懷袖，忽報中使宣口敕；且揖禮部從容，遂注武陵及第，呈上李公。公謂曰：‘吳武陵至是粗人，何以當其科第？’禮部曰：‘吳武陵德行雖即未聞，文筆乃堪采錄。名已上榜，不可卻焉?！喔荒芤蛩接樖?，唯唯而從?！?sup>宰相的一句隨口之言，就使得本未登第的吳武陵陰差陽錯地躍入了龍門。這一故事從側面說明了宰相對科第是有實際影響力的。

將錄取的進士名單張榜公布，稱為放榜。一般在禮部南院東墻，《唐摭言》載：“進士舊例于都省考試，南院放榜。張榜墻乃南院東墻也。別筑起一墻，高丈余，外有堧垣。未辨色，即自北院將榜就南院張掛之?！?sup>因進士放榜在春季，故稱為春榜。又因榜書用黃紙，也被稱為金榜，如林滋《和主司王起》詩云：“恩光忽逐曉春生，金榜前頭添姓名?！睉e者到禮部觀榜后，及第者列隊而出，并有進士團為之開道，自是春風得意。而落第者自然是非常羨慕和惆悵。一般新進士及第后，以泥金書帖子或金花帖子送抵家中報喜，這叫“榜帖”，是非常榮耀的事。

5．謝恩宴集

進士于放榜后，要參與一系列的禮儀活動，主要包括拜謝座主、參見宰相和同年宴集等。

新及第進士一般須到主司住宅或都省或貢院舉行謝恩禮，表示答謝座主的知遇之恩。謝恩時，新進士到主司門前下馬，排列成行，呈送名紙，入門后，排列于階下。狀元致辭后，進士一一拜見主司，作自我介紹并謝恩。這樣飲酒數(shù)巡，即告退，三天以后，還要再來拜謝。

參見宰相，在尚書省都堂舉行，唐人稱之為“過堂”。是由知貢舉者率領新及第進士謁見宰相。新進士在大明宮光范門里東廊集合等待宰相接見，宰相到齊后，堂吏來收取名紙，生徒隨座主至中書，宰相橫排站立在都堂門內。堂吏通報：“禮部某姓侍郎，領新及第進士見相公?！比缓鬆钤隽兄罗o：“本月日，禮部放榜，某等幸忝成名，獲在相公陶鑄之下，不任感懼?！比缓笠灰蛔詧笮彰⒁娫紫嗪?，還要再去拜見中書舍人。這些禮儀活動雖純屬形式，但百官都須陪同觀看，應該說也是一時的盛況了。

進士及第后，取得了出身資格，還要到吏部參加關試，然后取得到吏部參加銓選授官的資格，這就算是正式步入仕途了。

關試后，新進士大宴于長安城東南的曲江，教坊要派樂隊助興，最為熱鬧。許多公卿豪門也希望能在新及第進士中挑選到中意的女婿，因此長安城中仕女往往傾城而出，有時皇帝也登上曲江南岸的紫云樓，垂簾觀看。這叫“曲江宴”。另外還有杏園探花之宴，即在同科進士中選擇兩個年紀較輕的俊少年，使之騎馬遍游曲江附近或長安各處的名園，采摘名花。孟郊《登科后》一詩中所描寫的“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即是此事。然后，新科進士還要到長安東南的慈恩寺大雁塔下題名。這些宴集活動結束后，進士們就開始分赴各地任官去了。這就是唐代科舉考試的一般流程。

玄宗開元、天寶以后，進士科特盛，由此進身的士人授官后往往升遷較易，以致中唐以下的宰相多由進士出身，更引起時人對科舉的重視。唐代文人中，除李白表示不屑于應舉，企圖通過征召由布衣一躍而為卿相外，其余很少有人自甘放棄這條從政之路。元辛文房《唐才子傳》錄唐代詩人二百七十八人，其中進士及第者一百七十一人，占總數(shù)的一半多?？既∑渌颇炕驊级慈≌呱胁辉趦?，可見科舉勢力之大。

那么科舉對詩歌創(chuàng)作發(fā)生了什么積極作用呢？考試詩賦，有助于擴大寫詩的風氣和促進字句音律的推敲，這是毫無疑義的，但僅限于這一點，并不能保證詩歌創(chuàng)作的繁榮。實際上，科舉對詩歌創(chuàng)作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而單就考試本身所直接涉及的知識與技能來說，也不能局限于詩賦這一項。唐代科舉名目繁多，常見的進士明經(jīng)二科以外，尚有秀才、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以及不定期舉行的各種制科，總數(shù)不下五十余種，試詩賦主要是進士科的要求。即以進士科而言，所試內容也還有策問、帖經(jīng)、雜文等，并不止于詩賦一道。此其一。其次，正如我們說過的，唐代科舉考試不全取決于一張試卷，相當程度上要靠考生平時的聲望，由此衍生出一種行卷的風習，即應試者將平生精心撰作的詩、文、雜著各類文章匯編成卷，投獻于達官名流，請他們?yōu)樽约貉幼u。初盛唐之交的陳子昂就是這樣聞名于京城的。《唐詩紀事》卷八引《獨異記》載：“子昂初入京不為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辯者。子昂突出謂左右曰：‘輦千緡市之。’眾驚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揚里?！缙谫赏瑒t酒肴畢具。置胡琴于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為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遍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郡。時武攸宜為建安王，辟為書記?！闭蛉绱颂迫丝粗匦芯?，絕不亞于科場文字，而行卷的方面又很廣，也絕不是程式化了的一詩、一賦所能包容得了的。再者，唐制進士及第，并不能馬上釋褐授官，還須經(jīng)過吏部博學宏詞或書判拔萃考試及格，方予銓選，亦有人另參加制科選拔。這有些相當于現(xiàn)今的復試。如白居易于貞元十六年中進士后，又于貞元十八年冬應拔萃試，作判百道；元和元年，再應“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與元稹“閉戶累月，揣摩當代之事”，寫成《策林》七十五篇（見白居易《策林序》）。這些又都超軼了試詩賦的范圍。于此看來，唐代科舉考試要求于考生的是比較全面的文化修養(yǎng)，包括經(jīng)術、時務、文章以至書判，光用“詩賦取士”來概括，并不準確。

科舉制度推動了文人去廣泛涉獵典籍，增強文化修養(yǎng)。唐代著名詩人都以讀書勤奮，學識淵博而自負。李白夸稱“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上安州裴長史書》），杜甫自謂“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均為突出的例子。白居易《與元九書》中回顧自己：“十五六始知進士，苦節(jié)讀書。二十以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鄙鷦拥胤从沉艘话闶孔訛閼e而刻苦攻讀的情景。這跟顏之推所批評的梁朝“貴游子弟，多無學術”, “明經(jīng)及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宴，則假手賦詩”以至招來公眾輿論“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的譏誚（見《顏氏家訓·勉學》），構成了何等鮮明的對照！正是這種文化修養(yǎng)的多方面提高，給予文學創(chuàng)作以比較豐厚的知識基礎，再加上技巧、聲律、體制的講求，才有可能促成詩歌的興盛。唐代科舉制度對文學的影響不同于明清“八股取士”道理就在這里。

與此同時，科舉也推動了文化的普及。唐王朝對舉子資歷的限制，是放得比較寬的，除賤民與商工雜色外，均能應考。這樣就刺激了各類教育的空前發(fā)展，使整個社會的文化水準有所提高，也擴大了詩歌的群眾基礎。現(xiàn)存《全唐詩》里載有不少非專業(yè)文人的作品，說明一般民眾已開始涉足詩歌創(chuàng)作。至于通過演唱、抄集、榜貼、題壁、口授等方式來傳播詩歌，造成較為寬廣的欣賞氛圍，更是常見的現(xiàn)象?！都愑洝匪d王昌齡、高適、王之渙諸人“旗亭畫壁”的故事，足證譜詩人樂傳唱之風的盛行。白居易作詩使“老嫗都解”的傳說（見惠洪《冷齋夜話》）雖不可靠，但他自述“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xiāng)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與元九書》），諒非虛夸。這種情況又會反過來作用于文人創(chuàng)作，促使作者考慮到社會的需求，注意改進作品的內容與形式。我們看唐詩的風格大多比較質樸明朗，形象活潑生動，語言口語化，聲韻和美流暢，文人詩作與民歌之間的界限懸隔不深，都是同群眾基礎的廣闊有聯(lián)系的。對比六朝世族文學的一味涂飾藻麗，堆砌典故，有意顯示文人的“高雅”趣味，亦自區(qū)劃判然。

五、交通發(fā)達，物質、精神文明都大為進步，開拓了人們的眼界

唐朝交通發(fā)達，水陸暢通，西至西域各國，南至兩廣、交趾（今越南北部），東到日本，北到塞外，東北至朝鮮，國內、國際的物質、文化交流，促進了宗教和繪畫、音樂、舞蹈、戲劇、詩歌等文藝各個領域的發(fā)展。民族間的文化互相學習、融合，形成新的風格和流派。唐代文人一生中，大多有漫游的經(jīng)歷。通常是在入仕之前，比如李白、杜甫。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風尚呢？國家的統(tǒng)一，社會的富庶，是必要的保證，除此之外，我們說唐文人的入仕，不同于漢魏以來的鄉(xiāng)舉里選制度。那時候，人才由鄉(xiāng)里推薦，且多安排在本鄉(xiāng)本土任職（如任職縣令或州郡佐僚），所以鄉(xiāng)里豪右強宗得以操縱選舉，而一般士人也容易安土重遷。唐王朝打破世族把持政權的局面，入仕的途徑主要通過科舉、征辟或參加幕府，這都需要離鄉(xiāng)背井，出門遠游。加上唐代的科舉不像宋以后采取試卷糊名的辦法。應試者要能入選，不光卷子須做好，還要事先為自己制造聲譽，讓姓名傳入考官耳中才行。于是長年累月地過州歷府，結交天下豪俊，謁請達官貴人、宿老名流給予吹噓，更成了不可少的過門。這種做法固然助長了社會上請托、虛夸的風氣，而亦推動一般士子走出個人狹小的天地，步入大千世界，四海為家地從事遨游。正是在這一點上，唐人形成了自己最具特色的生活方式，不僅不同于六朝，跟宋以后文人只需埋頭讀書，走“書齋—考場—官場”三點一線的人生旅途，亦有差異。漫游既然是唐文人生活的重要內容，必然在他們的詩歌創(chuàng)作上留下鮮明的痕跡。擴大了詩歌表現(xiàn)的領域，表現(xiàn)真切，寄慨深沉。

六、從文學本身來說

六朝詩歌一方面為唐詩的發(fā)展準備了條件，比如詩的形式逐漸趨于律詩，從而使唐詩形式多樣化，既有古律，又有今體（指律詩）。另一方面，六朝詩歌的思想內容僵化（浮靡），也促使唐詩不能不加以變革；從文學自身說，詩歌在齊梁已經(jīng)為唐詩的發(fā)展準備了一定的條件，如詩的詞匯的日趨豐富和優(yōu)美，詩的音節(jié)的愈益和諧鏗鏘，平仄的調協(xié)和對偶的大體工整，可以說已具備了律詩的雛形。當然，齊梁陳隋詩歌的內容大多是萎靡和僵化的，唐詩在這方面可繼承的較少，但是物極必反，這也正好激起了唐詩的變革。陳子昂高舉改革旗幟開始詩歌革新運動。李白、杜甫、元結等成為唐詩改革的中堅人物。

七、唐朝詩人的認真學習和發(fā)展我國的豐富的文學遺產(chǎn)，努力創(chuàng)作新詩歌也是唐詩發(fā)達的重要因素

唐詩興盛的關鍵還在于唐朝的詩人努力學習和繼承古典詩歌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主要是“詩言志”, “美教化，移風俗”（《毛詩序》）的重視思想內容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但是也學習和繼承古典詩歌的藝術表現(xiàn)方法，包括齊梁陳隋的藝術技巧，比如律詩在沈佺期、宋之問等人努力下完全形成，成為唐詩的重要表現(xiàn)形式之一，杜甫、李商隱等成為創(chuàng)作律詩的代表人物。沒有詩人的主觀方面的努力，唐詩的發(fā)達是完全不能想象的；只有社會的客觀有利條件，是不可能形成唐詩的絢爛局面的。漢朝和清朝都曾經(jīng)有過經(jīng)濟的繁榮，但漢詩和清詩都沒有出現(xiàn)像唐詩這樣發(fā)達的盛況，可見只有二者的緊密結合，才能結出如此美滿的碩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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