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一字無來歷”平議

2015年的一個夏日，在陜西師大舉辦敝作《國之大臣》的研討會，午間用餐時，鄰座一位年長學者對我說：“我們搞歷史的，講究無一字無來歷?！彼曇舸群?，看得出充滿善意，可也能聽得出其言外之音。這句話近似于學術格言，曾不止一次聽說過，皆不如那次印象深刻。

后來也聽到相近表述，可知并非個別人的觀念，且涉及歷史著作尤其人物傳記的書寫原則，時而有所思索斟量。新年伊始，游學廣州，某晨醒來此語再次縈回腦際，遂梳理思路，草擬一篇小文。適與復旦大學圖書館吳格教授同住于一套公寓中，吳兄博雅君子，時相請益，蒙他協(xié)助查得《四庫全書》中語例，在此謹致謝忱。

一　此語來歷之追尋

無一字無來歷，本作“無一字無來處”，據(jù)筆者所見，最早出的“發(fā)明權”應屬于黃庭堅。崇寧三年（1104）某一天，五十九歲的山谷老人在流放地宜州接外甥洪芻來信，附有所作文章求教，便在回信中闡釋了對詩文寫作的幾點主張，即著名的《答洪駒父書》。這是一個文壇長者對晚進的經(jīng)驗談，更是舅舅對外甥的悄悄話，應無意于公之于眾、傳播后世，否則便不會議論蘇軾的“好罵”之病，叮囑外甥不要走蘇軾的路子。作為“蘇門四學士”之一，黃庭堅欽敬老師的文筆犀利與才情酣暢，然經(jīng)歷過蕭寂的邊荒流放生涯，深知世道人心之險，不愿意外甥重蹈前轍。

山谷復信中所寫，多為回應洪芻提出的問題，或點評其作文之偏，而為人引用最多的，是論杜詩韓文的幾句：

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后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于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這段名言，如同多數(shù)各類名言，須聯(lián)系上下文才能準確理解。山谷在前面簡評洪芻諸文優(yōu)劣，指出其追求“雄奇”與“詞筆縱橫”，“用字時有未安處”等時髦病，方作如此表述。重點談的是讀書與詩文寫作的關系，指出獨出機杼（即“自作語”）甚難，并以杜甫詩和韓愈散文為例，說二人遣詞造句皆有所本，那些被認為出于自創(chuàng)的地方，皆因后人讀書太少，無從悉知出處。黃庭堅還說自古文章高手，在于對世間紛繁物象的感知與陶冶能力，即便是采用吸納前人陳言舊語，也可以點鐵成金，給人煥然一新的印象。請注意：這里的“靈丹一粒”，是說作者“陶冶萬物”之才，而非“古人之陳言”。

此前有過近似的說法么？有，且出自蘇軾好友、黃庭堅嫡嫡親親的岳父大人孫覺，曾說過杜詩“無兩字無來處”。孫覺，字莘老，學問淹博，治“春秋學”，歷官多善政。南宋趙次公《杜詩先后解》曰：“余喜本朝孫覺莘老之說，謂杜子美詩無兩字無來處?！睂O覺以“兩字”為單位，應指杜詩中語詞或典故，雖不無過甚，畢竟避開了詩中大量存在、無從且不必要檢索的單字，是較為審慎的。黃庭堅走得更遠，堅稱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處”。這應不是他第一次如此表達，亦不知孫莘老對愛婿的“發(fā)揚光大”有何感想，但通篇讀來，知山谷此言雖意在強調(diào)閱讀經(jīng)典與積聚學識，譏刺那些讀書不多、擅解杜詩韓文之人，與其“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之說法相合，卻也并非文中論述重點。此話出于孤高執(zhí)拗的黃庭堅口中，乃極而言之，不太經(jīng)得起省思細究。試想，作詩撰文當然應講究煉字功夫，可若真將詩文瑣瑣碎碎拆分到“字”，又哪一個字沒有來處呢？詩中那些普遍存在的“之乎者也”，縱使追索到最初所出，又有什么意義呢？如果說他的意思是“字眼”“語詞”，仍然難以說通。推想山谷所指，大約仍在于“用事”“緣情”，在于為后面的“靈丹一?！迸c“陶冶萬物”做鋪墊——這才是他要對洪芻說的重中之重。

不得不指出，針對詩歌創(chuàng)作提出的“無一字無來處”，是一種詩化的追求極致的表述，而非嚴謹?shù)膶懽骼碚摗Ｆ渲锌煽吹缴焦壤先藚捲魑骼ンw之浮靡文風，提倡領悟經(jīng)典與古人佳作，可也與他本人“文章最忌隨人后”的觀念不無抵牾。以故說說聽聽可以，卻是較不得真的。

此信寫于黃庭堅貶竄宜州的第十年，也是其凄涼辭世之前歲。就在這年冬月，山谷老人偶見梅花綻放，觸景傷情，詩意涌騰，一發(fā)而不可收束，吟誦出一首《虞美人·宜州見梅作》：

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闌風細得香遲，不道曉來開遍向南枝。 玉臺弄粉花應妒，飄到眉心住。平生個里愿杯深，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

比起舊日那些過甚經(jīng)營的滯澀之作，該詞曉暢直白，雖于下闕用壽陽公主晝臥宮檐下、梅花飄落額間之典，而主旨則在于抒發(fā)貶竄窮邊、歲華飛逝的郁結與悲涼。意興所至，“自作語”隨之汩汩而出，實在談不上恪守“無一字無來處”的百丈清規(guī)了。

二　句法之學

杜詩韓文，光焰不息，其佳絕處在于言必有據(jù)么？在于無一字無來處么？歷史上曾有無數(shù)人為之作注解，尋尋覓覓，如皓首窮經(jīng)，仍不能得出這種結論。

從山谷老人信中，也讀不出這層意思，而后世屢屢稱引，著力點亦有所不同。他的弟子任淵作《山谷詩集注》，說老師多次講到此語，因為這正是其詩詞風格。而明嘉靖間大學者楊慎因帶頭抗諫被兩次廷杖，發(fā)配云南，終生不予赦回，與黃庭堅志節(jié)命運相仿佛，閑愁中論學，也注意到山谷此論：

先輩言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歷，佘謂自古名家皆然，不獨杜韓兩公耳。劉勰云：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喈喈逐黃鳥之聲，嗷嗷學鴻雁之響。雖復思經(jīng)千載，將何易奪？信哉其言。試以灼灼舍桃而移之他花，依依去楊柳而著之別樹，則不通矣。近日詩流，……厭鴻雁嗷嗷而強云鴻雁嘈嘈，鴻雁可言嘈嘈乎？（《丹鉛總錄》卷十九“詩文用字須有來歷”）

如果說山谷的“無一字無來處”專以稱贊杜甫韓愈，楊慎則擴大到“自古名家”，所指略有不同。文中拈出語例如“鴻雁嗷嗷”，似乎這個龐大物種只會“嗷嗷”（很難說貼切傳神），只能發(fā)出一種鳴叫聲，也覺可笑。但他強調(diào)措辭用字的準確與規(guī)范，強調(diào)繼承前人之美，不可生硬扭造新詞，是對的。

及至晚明嶺南張萱撰《疑耀》，先照錄楊慎前四句，接下來卻說：“即作古選體，有一字不從漢魏中來，便不是古選；作律詩，有一字不從盛唐諸公中來，便不是律詩?！保ň砣霸娢谋赜兴尽保┟黠@持批評態(tài)度。黃庭堅之后，“來處”多被說成“來歷”，意思固相近，細味亦有差別，甚至是不算太小的差別：一說出處，一說來路；一個專指點，一個兼及線。

古人作詩，化用甚至直接采用前賢名句，的確很常見，就中的才思巧構，往往為人喝彩。黃庭堅曾以杜甫《小寒食舟中作》“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為例，指明來自沈佺期“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他的學生范溫將老師的話寫入所著《潛溪詩眼》，謂“公詩多本沈語，無一字無來歷”，接下來提倡“句法之學”，曰“句法以一字為工，自然穎異不凡，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雌饋硗耆桓鄙焦惹徽{(diào)，實已走遠走偏。黃庭堅所強調(diào)的陶冶熔鑄不見了，從前人那里剿襲之陳言，似乎成了點鐵成金的靈丹，是怎樣的誤解！

明清之際顧宸作《杜詩注解》，提出反駁：“余謂少陵所以獨立千古者，不在有所本也。讀書破萬卷，偶拈來即是耳。詩三百篇，豈必有所本哉？”（《御選唐宋詩醇》卷十八）講究煉字與句法都是對的，也是寫作詩文的必備功夫，至于要求達到“無一字無來歷”的程度，則不免荒唐，以之概括杜韓的創(chuàng)作成就更為荒謬，不是嗎？

三　“遞相祖述”與“陳言務去”

不管怎么說，黃庭堅此言一出，杜詩韓文便常與“無一字無來處”相捆綁；經(jīng)其弟子、再傳弟子、擁躉等一代代繹解烘托，所稱“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一反本義，成了煉字功夫的推廣語。我們不得不回過頭來，聽聽杜韓二人的說法——

杜甫一生志業(yè)，本在于用世與行道，卻為前程和生存所迫，凄惶漂泊，其文學觀與創(chuàng)作主張不遑或也無意整理，僅散見于詩行間。如《戲為六絕句》之五“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表達了兼收并蓄、反對厚古薄今的客觀態(tài)度，以及對清新詞句的贊賞喜愛。之六“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蕭滌非先生《杜甫詩選注》采用浦起龍之說，謂“前賢各有師承，如宗支之代嬗”，只怕是認差了路頭。楊慎解曰“戒后人之愈趨愈下”，錢謙益指為“沿流失源”之譏，方不失本旨。反對因襲，提倡清新，批評一味模仿前人的做法，才是詩圣的創(chuàng)作原則。老杜詩句多情感貫注，沉郁頓挫，句法亦精妙，卻不在于字字有來歷。試想：他的“三吏”、“三別”、《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那些千古警句，只能來自突發(fā)的生計遭逢與真切感受，又哪里可一一找到來處？

同題寫作，因循剿襲，算是我國詩文史上的一個特色（國畫界更如此），一大積弊，不知是否與“無一字無來歷”的提法相關？沿此路徑很難出現(xiàn)優(yōu)秀作品，更不可能成就偉大作家。杜甫學識淵博，善于在經(jīng)典中汲取營養(yǎng)，而妙在為己所化用。他瞧不起那些食古不化、“遞相祖述”的人，也不可能在詩情勃郁時一字字顧及來處。

至于古文運動的重要推手韓愈，更是明確反對詞句的剽竊因襲。元和間，新科進士劉正夫請教為文之道，韓愈的回答是多讀前賢的作品，“師其意，不師其辭”，即學習他們的思想境界，不要一味追摹仿效其辭藻。韓愈提倡以前賢經(jīng)典作品為法，要求能深入領悟其間精義，形成自己的風格。他舉司馬相如、司馬遷、劉向、揚雄之作為例，提倡“自樹立，不因循”，全不及煉字與句法，大概并非不重視，而是認為不在作文的第一層面上。

與“無一字無來歷”相捍格的，還可見韓愈“陳言務去”的主張。他在《答李翊書》中說，如果心中有東西想寫出來，一定要盡可能摒棄那些陳舊語詞，其在寫作實踐中正是這樣做的。至于晚年，他仍對創(chuàng)新孜孜以求，聲明“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或在于是。王國維贊關漢卿“一空依傍，自鑄偉詞”，移之以論韓愈，亦見貼切。

許多語句都是不可拔離語言情境的。完整閱讀，黃庭堅對于外甥的說法仍蘊含“推陳出新”之意，但闡解不精，復強調(diào)過甚，易引發(fā)誤解。前人已提出駁議，如袁枚《隨園詩話》：

宋人好附會名重之人，稱韓文杜詩，無一字沒來歷。不知此二人之所以獨絕千古者，轉(zhuǎn)妙在沒來歷。元微之稱少陵云：“憐渠直道當時事，不著心源傍古人?！辈柙疲骸拔┕庞谠~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苯窬投怂弥?，證二人生平所讀之書頗不為多，班班可考；亦從不自注此句出何書，用何典。昌黎尤好生造字句，正難其自我作古，吐詞為經(jīng)。

設若山谷老人能得見此文，真不知作何感想？作何駁議？

四　矮人與高人

以黃庭堅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所說“無一字無來處”傳播甚廣，歷代皆不乏欣賞激賞、引錄引申者。清前期號稱文壇盟主的王士禎即其一。他在縷述北宋詩壇名家后，獨推宋祁（謚景文）之作，依據(jù)正在于此：“予觀宋景文近體，無一字無來歷，而對仗精確，非讀萬卷者不能，迥非南渡以后所及。今人耳食，譽者毀者，皆矮人觀場，未之或知也?！保ā断阕婀P記》卷十）漁洋先生所指“矮人”，當是那些才具平平、知其一不知其二、見表象而不及內(nèi)涵的凡庸之輩。古往今來，文壇與學界活躍的多屬此類人等，眾矮成城，結成幫會與利益聯(lián)盟，“蟲人萬千，相互而前”，氣勢也足以駭人。王漁洋不是嗤笑“矮人觀場”么？設想若由武大郎主事，先將場內(nèi)高人逐出，再派壯矮數(shù)名把門，不許高人入內(nèi)，則滿場中又誰是矮人？

乾隆時敕修《四庫全書》，著錄了《東坡詩集注》，托名王十朋編纂，卷首有署名趙夔的序，寫全書細分為五十類：“凡偶用古人兩句、用古人一句、用古人六字五字四字三字二字、用古人上下句中各四字三字一字相對，止用古人意不用字，所用古人字不用古人意，能造古人意，能造古人不到妙處，引一時事，一句中用兩故事，疑不用事而是用事，疑是用事而不用事，使道經(jīng)僻事、釋經(jīng)僻事、小說僻事……無一字無來歷……”天啊天?。】蓱z的坡翁，畢生嘔心瀝血之作，竟被一幫子矮人零割碎剁成這般景象。幸好《四庫全書》主纂諸公多為高人，在提要中指出：不光王十朋之名出于書肆偽托，就連趙夔的序可能也是假的。王十朋狀元及第，仕至龍圖閣學士，趙夔曾任榮州知州，所注蘇詩為宋孝宗收藏誦讀，應都算是當世高人了；而所注經(jīng)三家村秀才一番割裂重組，編纂體例明顯受到“無一字無來歷”的影響，則顯得顛倒舛亂。

南宋時另一位高人、名頭更響的朱熹夫子，也對山谷此語很認可，加以引用。在與門人楊履正的復信中，朱熹說：

若看得本文語脈分明，而詳考集注以究其曲折，子細識認，見得孟子當時立意造語，無一字無來歷。不用穿鑿附會，枉費心力，而轉(zhuǎn)無交涉矣。（《晦庵集》卷五十九《答楊子順》）

朱熹將“無一字無來歷”的范例，由杜韓提前到孟軻，由詩文擴展至亞圣的學說，也由句法之學增加了“立意”（即寫作主旨）的內(nèi)容，而他所反感的“穿鑿附會，枉費心力”，大約仍在于寸寸銖銖、文辭字眼的鉤索比附與強作解人。后文中，朱熹對一些觀點逐條駁正，見出他的這位弟子雖也下了很大氣力，識見依然不高。

再回到本節(jié)開始的王漁洋。作為詩歌“神韻說”理論的推助者，漁洋先生所稱“無一字無來歷”是否包括立意的成分？很難論定。但其所盛贊的宋祁，的確能做到立意與句法兼善。這位因佳句“紅杏枝頭春意鬧”被戲稱“紅杏尚書”的大學問家，為《新唐書》兩總纂之一，年輩先于蘇黃等人，有一篇傳為佳話的《鷓鴣天》，詞曰：

畫轂雕鞍狹路逢，一聲腸斷繡簾中。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金作屋，玉為籠，車如流水馬游龍。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幾萬重。

書寫的是一次途中“艷遇”，以及所受到的心靈激撞。其中有毫不掩飾的抄襲，卻恰恰能寫照胸臆，情思綿長，的是絕妙好詞！此際已出現(xiàn)石延年與胡歸仁的“集唐詩”，宋祁的高明之處，在于或信手拈來，或翻新前人名句，要在為我所用，而渾然一體，了無扭造之痕。

五　僅有“來歷”就夠了嗎

就這樣，“無一字無來處”，替代了“無兩字無來處”，又被改為“無一字無來歷”；由提倡飽讀詩書、融會貫通走向?qū)ｉT的“句法之學”，再上升為詩文寫作之標準。至于何時從文學蔓延到史學領域，成為某些人津津樂道的一種評判尺度，甚至法脈準繩，真的還說不太清楚。南宋史繩祖《學齋占畢》卷三：

先儒謂韓昌黎文無一字無來處，柳子厚文無兩字無來處，余謂杜子美詩史亦然。惟其字字有證據(jù)，故以史名。

呵呵，傳播史常是這般有趣，孫莘老與賢婿黃庭堅的“兩字”“一字”，竟這樣被派上用場！但史繩祖強調(diào)杜詩反映社會現(xiàn)實，推重其“詩史”特色，或給此語進入史學領域搭了一道橋梁。

進入清朝，當朝名儒或大文人如王士禎、納蘭性德、屈復、沈德潛、梁章鉅、鄭珍、俞樾等對此語都有過引用，也在不知覺間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不同的聲音也存在，趙翼曾以此比較蘇黃優(yōu)劣，《甌北續(xù)詩話·黃山谷詩》：

東坡隨物賦形，信筆揮灑，不拘一格，故雖瀾翻不窮，而不見有矜心作意之處。山谷則專以拗峭避俗，不肯作一尋常語，而無從容游泳之趣。且坡使事處，隨其意之所之，自有書卷供其驅(qū)駕，故無捃摭痕跡。山谷則書卷比坡更多數(shù)倍，幾于無一字無來歷，然專以選材庀料為主，寧不工而不肯不典，寧不切而不肯不奧，故往往意為詞累，而性情反為所掩……

分析得很是中肯。山谷不乏佳作，但“意為詞累”，為字詞的來處所累，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唐代史學大家劉知幾謂“作史有三長，曰才，曰學，曰識”，乾嘉間錢大昕則提出“詩有四長”，增加一個“情”字。實則歷史著作也須傾注感情，今人以為畛域分明的文與史，初無差別。錢大昕以治經(jīng)的方法治史，訓詁以求義理，也拈來“無一字無來歷”，以期打通詩文與經(jīng)史的關系，《潛研堂集》卷二六：“含經(jīng)咀史，無一字無來歷，詩之學也?！边@樣說來，此語由作詩到論史，也就順理成章地實現(xiàn)了跨界。

然則有了來歷就夠了嗎？就可宣稱學術嚴謹、成就良史信史嗎？

至此，我愿稍費筆墨，寫一件自身經(jīng)歷之事。兩年前為撰寫乾隆帝禪讓時期的大清朝政，搜集考索史料時，筆者對通行的寵臣和珅之絕命詩出現(xiàn)疑惑，詩曰：

五十年來幻夢真，今朝撒手謝紅塵。

他時水泛含龍日，認取香煙是后身。

太上皇弘歷于嘉慶四年正月初三日駕崩，和珅即被逮治抄家，賜死后其絕命詩流傳坊間。據(jù)說此詩寫于衣帶之上，故又稱“衣帶詩”。見于今人所編《清通鑒》，根據(jù)《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而吳晗先生又是從原文獻中抄錄，來歷分明，以故引用者極多。

這首詩又被稱作難解之謎，第三句的“水泛含龍”，四字真言，不知是何來歷？于是索解歧出，多論為和珅對朝廷怨恨詛咒，甚至扯上慈禧太后和大清淪亡：有的說用“夏桀龍漦”典，是一個女子禍國的典故，隱指后來的西太后；有的在字面上下功夫，以“水泛”為黃河決口，而“含龍”是說泛濫的洪水中孕育著真龍?zhí)熳?。孟森先生還將第四句的“香煙”解釋為洋煙卷兒，說和珅與慈禧可能都有煙癮，再過三十余年和珅的后身慈禧在滔滔洪水中降生，葬送了清廷。

太扯了吧？

“水泛含龍”究竟有何來歷？查閱一些史學家的書，包括幾部有影響的乾隆傳、嘉慶傳與和珅傳記，多有征引，多認真注明出處，也多不作解析，仿佛毋須考證。而實為傳聞轉(zhuǎn)抄之訛，是一個由兩次抄錄錯訛造成的語詞怪胎，根本沒有這個典故，自然也無從索解。先說第二個錯誤，即在于清史泰斗孟森。這首詩的來處是《朝鮮王朝實錄·正宗大王實錄》卷五一，而查對吳晗輯本，作“水汛含龍”。再核《朝鮮王朝實錄》原文，也是“水汛含龍”。此條來自朝鮮使臣徐有聞回國后呈進的“聞見別單”，其中記述和珅之死：

正月十八日，賜帛自盡。珅臨絕作詩曰：“五十年來夢幻真，今朝撒手謝紅塵。他時水汛含龍日，認取香煙是后身?！彼炜O而死。（《朝鮮王朝實錄》第47冊，《正宗大王實錄》卷五一）

朝鮮國當時制度，凡使臣出使清朝，應將親歷和聞見之事及時上奏。和珅死后不久衣帶詩即開始流傳，徐有聞也算有心，記錄下來，成為此詩的最初記載。詩中的“汛”，與“汎”（今通作“泛”）形似，孟森轉(zhuǎn)抄時出現(xiàn)了失誤。清代黃河經(jīng)常決口，朝廷對治河極為重視，設置河道、廳、汛、堡四級監(jiān)管機制，汛，通常由所經(jīng)州縣的副職負責，流域較長者再分為上汛、下汛。這個錯謬，造成了理解上的巨大偏差。

第一個失誤，則出現(xiàn)在朝鮮人那里：或是徐有聞錄寫時偏差，或是《李朝實錄》整理時誤判，先將原詩中的“睢”，以音似誤書為“水”；復將“合”，因形似誤書為“含”，四字實應是“睢汛合龍”。這是當時朝廷一件大事：上年夏多雨，黃河來水甚多，六月間睢州下汛即出現(xiàn)險情，八月二十九日夜睢州上汛先是大水漫溢，接著沖決大堤，形成一百五十多丈的口門，奔騰下泄。原擬在年前堵閉，可東河總督司馬于臘月間上奏，稱睢口（睢工大壩口門）雖僅留十八丈，可連日大雪嚴寒，積聚了大量冰凌，請求暫緩合龍。太上皇老病兼至，已不再閱批奏折，嘉慶帝做出批諭，允許等日暖開凍后再行合龍。

一個敞開口子恣肆流淌的黃河，實乃壓在皇帝心頭的大患。而黃河決口的每一次成功合龍，對朝廷都是極大喜訊，照例要欽派侍衛(wèi)馳送大藏香二十支，隆重祭祀河神。此兩句詩應是“他時睢汛合龍日，認取香煙是后身”，大意為：等待睢口合龍那一天，祭神的裊裊香煙中，會看到我的忠魂。哪里有一丁點兒怨恨詛咒？分明是一腔的忠誠國事，這才符合和珅的身份與聰明。

該詩還有著另一個版本，多書皆見收錄，實屬不罕見，惜乎竟未見史學家關注。梁章鉅《浪跡叢談·睢工神》：

余記得嘉慶初在京，日閱邸抄，是時和珅初伏法，先是拿問入獄時，作詩六韻云……賜盡后，衣帶間復得一詩云：“五十年前幻夢真，今朝撒手撇紅塵。他時睢口安瀾日，記取香煙是后身?！?/span>

梁章鉅為嘉慶七年（1802）進士，曾任軍機章京，所記和珅臨終情形與衣帶詩較為可信。第三句以“睢口安瀾”代替“睢汛合龍”，所指也完全吻合。其字面上的差異，當是傳抄造成的。后來葉廷琯《鷗陂漁話·和珅詩》、史夢蘭《止園筆談》等書，所記略同。

這樣的例子還有不少，告知我們僅有“來歷”是遠遠不夠的，若不合乎情理，再不經(jīng)過考證斟量，很容易造成笑談。即使是故宮文獻與一史館密折、軍機處錄副，也有著大量虛假信息，有許多有意欺瞞與唯心頌贊之作，有不少胡編亂造的場景與數(shù)字（如鴉片戰(zhàn)爭期間奕山、奕經(jīng)二將軍的前線戰(zhàn)報）……若一見即信以為真，忙不迭抄入書中，引以為證，便著了道兒。

歷史研究（也包括其他研究）當然要強調(diào)嚴謹，要注意史料的出處，卻不必去扯什么“無一字無來歷”。觀念或措辭的偏執(zhí)夸張，實乃學界沉疴之一。此語作為詩文寫作尚落于二義，施用于治學治史，借之以高自標榜，可不慎乎？

2018年7月

于京北杏花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