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十九首與建安詩歌研究》序

閱讀木齋先生的論著，常給人一種新奇的感覺。首先是他人生經(jīng)歷的新奇。他在20世紀60年代末插隊東北，成為新一代上山下鄉(xiāng)知識青年。有這種經(jīng)歷的人不計其數(shù)。我本人也曾從北京到農(nóng)村插隊落戶。因此，這種經(jīng)歷對我來說也沒有什么特別。我之所以感到新奇，是因為他深沉的歷史情結(jié)，強烈的寫作愿望。大多數(shù)人回城以后，只是把這段經(jīng)歷埋藏在自己的內(nèi)心，而木齋先生卻形諸文字，完成了自傳體文字《歷史的化石——知青十五年》，讓后來者永遠記住這段歷史。其次是他學術經(jīng)歷的新奇。20世紀80年代，在古典文學研究界，王洪的名字可是響當當?shù)模驗樗鞒志帉懥撕脦撞坑绊懞艽蟮墓诺湮膶W鑒賞論著。賞析熱退潮后，王洪的名字逐漸隱去，而木齋卻又在古典文學研究界站立起來。他的研究領域非常寬廣，似乎要把中國古代文學都要領略一番。生活的感悟給了他詩人的氣質(zhì)，他又將這種感悟熔鑄到對于古代作家作品的理解中。他在理性的思考中，不乏情感的交融。這是他與單純沉浸在書齋中的學者不同的地方。唯其如此，他在著作中常常會提出一些新奇的學術見解。

過去，他的研究重心在唐宋文學，我雖然有所關注，但畢竟隔行如隔山，對于他的論著沒有多少深刻的印象。最近一些年，他好像又把主攻方向轉(zhuǎn)到中古時期，尤其是“古詩十九首”和建安文學的研究，這便引起了我的特別注意。這些年來，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漢魏六朝文學，也寫了若干膚淺的文字。也許是這個緣故，木齋先生也注意到我。我們的學術聯(lián)系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今年夏天，《社會科學研究》雜志要刊發(fā)一組關于“古詩十九首”研究的文章，責編邀我作欄目主持人。我雖婉拒而未果，只能握筆承乏，勉強寫了下面這段話：

“古詩十九首”最早收錄在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文學總集《昭明文選》中，編者因不知道這組詩的作者，就籠統(tǒng)地管它們叫做“古詩十九首”。盡管作者不詳，但是其驚人的藝術成就卻令后人由衷贊嘆。鐘嶸《詩品》即把這組詩列入篇首，認為其“文溫而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一字千金”。

比較麻煩的問題是這組詩的創(chuàng)作年代。鐘嶸《詩品》上卷談到古詩時說：“陸機所擬十四首”，“其外‘去者日已疏’四十五首”云云，說明鐘嶸所見古詩共有五十九首，但是不知作者，更不知年代，所以他感慨說：“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后來徐陵編《玉臺新詠》時又收錄了其中的九首，并題名為枚乘?！段男牡颀垺氛f到這組詩時，也用種不確定的語氣推測道：“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辭乎？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據(jù)此，隋樹森《古詩十九首集釋》認為這組詩出于兩漢無名氏之手。不過，唐代李善注解“古詩十九首”時說：“并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qū)馬上東門’，又云‘游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笨梢娫谔拼郧?，已有學者認為這組詩不大可能出于西漢。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古詩十九首”中多觸及漢諱，如惠帝諱“盈”，而這組詩中有“盈盈樓上女”“馨香盈懷袖”“盈盈一水間”等，明顯觸諱。再從現(xiàn)存詩歌來看，五言直至東漢班固始見，而班詩“質(zhì)木無文”，與“古詩十九首”之宛轉(zhuǎn)流麗全然不同。李善也注意到詩中寫到的洛陽景象，如“游戲宛與洛，洛中何郁郁”，如“驅(qū)馬上東門，遙望郭北墓”。上東門為洛城門，郭北即北氓。此外，詩中還寫到企慕神仙、及時行樂思想，如“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等，亦多是東漢時代的論調(diào)。根據(jù)這些材料，多數(shù)學者認為這組詩成于東漢。甚至，鐘嶸稱引“舊疑”，以為是建安時曹植、王粲所作。

這里刊布的木齋先生的論文，即以南北時期的“舊疑”作為立論的基始，考訂“古詩十九首”全部為曹植所做。為此，他廣泛收集資料，結(jié)合史實，循環(huán)論證，給人啟發(fā)。當然，他的結(jié)論尚可推敲，其論證方法也有可議之處，但是這種勇于探索的精神還是值得肯定的。

我雖然并不完全贊同他的結(jié)論，但是贊賞他的“勇于探索的精神”，也就是我前面說的學術見解的新奇。

新奇的“奇”字，在漢魏六朝時期有不同的理解。鐘嶸的詩學主張比較新銳，因而在《詩品》中，對于“奇”字似多褒義，如稱曹植“古氣奇高，詞彩華茂”。而力求折中的劉勰則對于“奇”字似乎持保留態(tài)度。這方面，日本著名漢學家興膳宏先生曾著有宏文，就是從“奇”字入手，論述了鐘嶸與劉勰文學思想的異同。受此啟發(fā)，我使用了“新奇”二字來形容木齋的學術見解，既非褒義，也非貶義，而是帶有中性色彩。

從學術的基本傾向上來說，我個人相對保守。譬如“古詩十九首”的研究，我并沒有獨立見解，通常是接受歷史上的成說，包括與此相關聯(lián)的所謂“蘇李詩”“孔雀東南飛”等，也都持此一態(tài)度。盡管如此，我對于這些問題的論爭，非常關注，各種新說，也多作思考。說到“蘇李詩”和“古詩十九首”的年代問題，迄今為止，不外乎三種觀點：《玉臺新詠》收錄了“古詩十九首”中的九首，題署枚乘，編者似乎認為是西漢作品，前面提到的隋樹森《古詩十九首集釋》力主此說。而劉勰、李善則認為這組詩是東漢作品；而這一觀點，已為現(xiàn)代多數(shù)學者所認可。還有第三種說法，即前引鐘嶸提到的“舊說”，認為是曹、王所制。馬雍《蘇李詩制作時代考》，還有木齋先生的這部新著即持此說。

無論哪一種說法，就辨析方法而言，現(xiàn)代人的論述大體上遵循著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歸納出來的十二種辨?zhèn)蔚姆椒?，譬如前代從未著錄，突然冒出來的書，十有八九是偽的；還有著作攙雜了后來的內(nèi)容，也有問題。這種辨?zhèn)蔚姆椒?，我們在過去是深信不疑的。問題是，說有易，說無難。隨著出土文獻的大量問世，這些曾被認為是科學的辨?zhèn)畏椒ǎ瑤缀醵荚庥龅娇涨暗奶魬?zhàn)。

譬如錢穆先生認為《老子》是西漢初年的作品，而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還有湖北郭店出土的楚簡，都強有力地駁倒了這種觀點。又如虞姬的《答項王歌》，文學史多認為靠不住，因為其五言形式不可能出現(xiàn)在楚漢相爭之際。但是這種判斷是我們根據(jù)現(xiàn)有的資料做出的。不管怎么說，這首詩見載于陸賈的《楚漢春秋》。如果想否定這首詩的年代，就得先辨析《楚漢春秋》的真?zhèn)巍Ｔ倬臀逖孕问蕉?，西漢時期的謠諺，就多見于史書記載。當然，我并不認為虞姬的《答項王歌》就一定是虞姬所作，只想指出一個事實：判定一篇作品的年代，僅僅根據(jù)一二條材料，或者依據(jù)現(xiàn)有的文學觀點，往往不可靠。

至于另外一種論斷的方法，如作品中出現(xiàn)了若干后來的詞匯，像“古詩十九首”中的上東門、中州等，也不能作為鐵證，證明是東漢的作品。這是因為很多文獻已經(jīng)失傳，怎能斷然認為這些詞匯一定是東漢時期才出現(xiàn)的呢？再說，先唐文獻資料，多累積而成，前代作品中有后代的內(nèi)容，同樣，后代作品中也蘊含著前代的成分?！度o黃圖·漢宮》記載一首古歌曰：“長安城西有雙闕，上有雙銅雀。一鳴五谷生，再鳴五谷熟?！薄短藉居钣洝肪矶逡堕L安記》所載古歌辭與此相同。而《太平御覽》卷一百七十九卻把這首歌的作者寫成曹丕。其歌辭只是在頭句上多了一個字，作“長安城西有雙圓闕”。這種情形似乎不是特例，在三曹樂府中還很常見。此外，《塘上行》《門有萬里客行》等樂府詩還寫到文人在南方奔波的背景，這也叫人很不解。從《漢書·地理志》和《后漢書·郡國志》的比較中，我們會發(fā)現(xiàn)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兩漢之際，每當中原喪亂，大批士人往往逃避西北。這是因為，自漢武帝設立河西四郡之后，割斷了匈奴和西羌的聯(lián)系，西北地區(qū)相對較為平靜。但是東漢以后，羌人紛紛而起，河西諸郡，人口銳減，乃至比西漢少數(shù)倍之多。這說明當?shù)乇容^混亂。因此，中原文人在逃難時就放棄了西北，而紛紛逃往江南。譬如蔡邕就避難吳會長達12年之久。在這樣一個背景下，這個時期的民間歌謠乃至文人創(chuàng)作的詩歌，就有很多涉及江南的內(nèi)容。從我們現(xiàn)在掌握的材料看，曹氏父子似乎沒有在江南游歷或出仕的經(jīng)歷。他們的詩歌中所以會蘊涵著若干江南的因素，最有可能的原因是，這些作品只是當時流行的樂歌，曹氏父子不是原創(chuàng)者，而是改造者，用于樂府的演唱。因為三曹的地位太特殊，樂工們就將這些記錄下來的歌詞歸屬到三曹名下。如果是這樣的話，就詩歌文獻而言，雖然樂府民歌從名義上多有失傳，但是從曹氏父子乃至擬樂府諸名家如陸機、傅玄等人的創(chuàng)作中，似乎依然可以領略到漢樂府乃至魏晉樂府的影子。

這些文學史現(xiàn)象說明，根據(jù)現(xiàn)有的資料，對于某些作品作硬性的時代界定，往往容易顧此失彼，很難周全。說到這里，就要涉及到木齋先生的見解了。他認為，兩漢之際直到孔融之前，都還是五言詩的發(fā)生期而非成立期，也就是說，是五言詩漫長的萌芽發(fā)生時代，而沒有真正誕生；曹操開辟的建安詩歌，標志了五言詩的成立。從大的方面而言，這種看法應當可以成立。但是，如果把五言詩的成立一定歸結(jié)到某一個人，則容易作繭自縛。研究中國的文史，我們都希望能夠得出比較確切的結(jié)論，但在很多情況下，這只是一廂情愿。有些問題，限于資料，可能永遠沒有結(jié)論。與其遽作論斷，還不如多聞闕疑。

當然，學術研究的魅力，就是探討未知。如果都像我這樣保守，可能就喪失了學術研究的動力和激情。職此之故，我對于木齋先生的見解仍持樂觀其成的態(tài)度，很希望能夠引起更多學者對于這個老問題的關注。事實上，木齋先生的討論又不僅僅限于“古詩十九首”，還涉及到建安詩歌乃至中國詩歌發(fā)展的整個歷史。他的視野是非常開闊的，得出的結(jié)論理應受到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