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及隋唐碑刻文獻的文學與文化研究》序

中國古代向來崇尚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睙o論哪一種功名，都應有口述、圖像，或者文字記述下來，才會更有意義。在簡帛、紙張出現(xiàn)之前，最重要的文字載體是金石。金，是指金文，鑄在鐘鼎上的文字；石，是石刻，刻在石頭上的文字。

在中國，上自殷商，下至現(xiàn)代，碑刻文字一直是紀念功業(yè)的重要載體。西晉名將杜預就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碧翟辏?80），他率軍南下，平定江南，“以功進爵當陽縣侯”。杜預又是著名史學家，自稱有“《左傳》癖”，所注《左傳》至今流傳，是研究《左傳》的必讀著作。所以，他在立功、立言方面，可謂功垂青史?！赌喜啃聲份d，杜預刻石為二碑，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在他看來，無論天地發(fā)生怎樣的變化，名聲可以不朽。

在國外，從古埃及到兩河流域，從古希臘到古羅馬，還有昌盛一時的古印度以及神秘的瑪雅文明，都留下大量的碑刻文字、圖形，說明人類很想通過碑刻去強化歷史記憶，幻想永垂不朽。2012年，英國利物浦大學約翰·戴維斯教授和倫敦大學約翰·威爾克斯教授共同主編的《碑文與歷史科學》，透過碑文重構人們對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理解，強調碑文不僅是古代智慧與藝術的結晶，同時也是古希臘與羅馬文化與社會生活痕跡的文字折射，具有特殊且珍貴的研究價值。那些碑刻中的歷史人物、生活場景，通過研究者的解讀，再次進入世人視野。

古代石刻文獻、簡帛文獻與紙本文獻共同構成我國歷史文獻的三大主干。自殷商到清末，我國石刻文獻的制作至少已有三千年的歷史。這些碑刻原生態(tài)地承載著每一個特定時代的豐富信息，涉及政治、經(jīng)濟、軍事、外交、科技、法制、吏治、宗教、歷史、語言、文學、藝術、教育、科舉、地理、建筑、水利、水文、天文、歷法、民族關系、宗室家族、環(huán)境保護、名勝古跡、民風民俗等方方面面，堪稱石質載體的百科全書。從宋代開始，歷史學家就利用石刻文獻輯佚、校訂、補充著傳世文獻記載的不足，日益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而今，碑刻文獻研究已經(jīng)成為當代顯學之一。李慧教授主持編纂的《漢魏六朝及隋唐碑刻文獻的文學與文化研究》是近年碑刻文獻研究的最新成果，值得推薦。

首先，作者詳細梳理了漢魏六朝及隋唐碑刻文獻的收集、整理與研究概況，并就漢魏六朝及隋唐碑志的文體、文風及其總體走向進行深入研討，為后續(xù)研究提供參考。

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傳世及新發(fā)現(xiàn)的歷代石刻文獻，漢魏六朝有兩千種左右，隋代八百余種，唐代石刻文獻多達一萬五千余種。在近年出土墓志中，僅關中地區(qū)的弘農(nóng)楊氏家族墓志就有一百多方，長安韋氏家族墓志也有六十多方。此外，新出土墓志還涉及到很多文學、藝術家，如上官婉兒、李邕、王之渙、嚴識玄、蔡希寂、趙冬曦、韋應物、竇牟、宋若昭、盧載、元稹、謝觀、裴夷直等人的墓志，增添了墓主人的新資料；至于由著名文學家撰寫的墓志，出土量更為豐富，像吳少微、富嘉謨、崔融、賀知章、盧藏用、李邕、張九齡、崔顥、顏真卿、李華、蕭穎士、韋應物、權德輿、裴度、張籍、王建、韓愈、柳宗元、柳公權、元稹、李商隱等人撰寫的墓志，有助于人們對這些文學家的創(chuàng)作業(yè)績有新的認識。

在描述這些石刻文獻歷史價值的同時，作者不忘專業(yè)立場，比較注意這些碑刻文獻的文學價值，認為先秦的《石鼓文》有刻意模仿《雅》《頌》，對漢晉碑銘有一定影響。秦刻石是西周《雅》《頌》傳統(tǒng)的繼承者，這與西秦地處西周舊地、受其熏染較重有關。漢碑行文組織嚴密，注重精心描繪，語言風格明顯受到漢代辭賦和散文的影響，繁富縟麗而又多凝練。從碑刻文字的寫手來說，能夠將辭賦風格較完美地運用于碑文撰寫者，首推蔡邕，實開一代風氣。對此，我曾撰寫論文（參見《秦漢文學論叢》，鳳凰出版社2008年版），多所論列，此不贅述。自漢訖晉，雖然時有禁碑之令，但撰作碑志的文人，不絕如縷。甚至，皇帝本人也參與到石刻文字的寫作中，事實上消解了碑禁的強制性。晉宋以降，文人撰作碑志蔚然成風，推動了傳統(tǒng)碑志文創(chuàng)作的繁榮，使碑志文呈現(xiàn)出趨近彼時美文的發(fā)展狀態(tài)。作為東晉撰碑大家，孫綽具有深厚的家學傳統(tǒng)，還廣泛繼承蔡邕碑刻寫作的范式，并加以敷演，擴大碑文容量。在語言使用上，他善于熔鑄經(jīng)典，臻于雅馴，為南北朝碑文的發(fā)展開創(chuàng)了一片新天地，也為后來碑文寫作者提供了有益的經(jīng)驗?？梢哉f，孫綽是繼蔡邕之后對碑刻文字寫作頗具推動作用的一代名家。

南朝碑志偏重紀德，北朝碑志以敘述事功為主，更接近于碑志文體的應用功能。職此之故，北朝碑志往往呈現(xiàn)出一種獨特的氣質，質實簡練，與南方的綺麗風格，形成鮮明對照。溫子升、邢邵、魏收為代表的“北地三才”的創(chuàng)作實踐，推動了南北碑志風尚相埒格局的形成。隨著庾信的北上，南北碑志的風格日漸融合。與此前諸多碑志埋壙后便無所覓其蹤跡的情況不同，庾信撰寫的碑志文能集眾家之長，有意識地在審美追求方面，凸顯個性，后世廣為流布，并最終完成了始于孫綽的碑志文定型化進程。

隋代碑志文的風格有融合南北的傾向，事實上充當了從南北朝到唐代碑刻文字發(fā)展的橋梁作用。唐朝興盛之初，出現(xiàn)了張說、蘇颋等處在轉型時期的碑志文高手，他們上承庾信駢體為主的碑志文風格，并以此為基礎，開始對碑志文進行變革。降及中唐，韓愈、柳宗元等人，以古文相號召，變駢為散，改變了碑志文的發(fā)展方向，使得本為應用文的碑志文名正言順地進入文學苑囿。書中這些描述，援據(jù)精博，要言不煩，擴大了讀者的視野，豐富了文學史的內容。

其次，作者充分利用新出土碑刻文獻，對相關文學家進行個案研究，對以往的研究提出新見解，補充新材料。

對待古人、古代作家及其作品，陳寅恪先生倡導一種“了解之同情”的讀書態(tài)度，通過這樣的閱讀，更便捷地走進他們的內心世界，更準確地理解他們的處世原則，更清晰地辨析他們的創(chuàng)作動機，更多元地解讀他們的文學作品。譬如關于韋應物的研究，文學史大都是把他放在社會或家族文化背景下加以審視，這固然不錯，但依然缺少叫人感動的細節(jié)。韋氏家族墓志的出土，有助于我們較全面地把握韋氏不同人生階段的創(chuàng)作情感及其作品所蘊含的深邃內容。由墓志可以推知，韋應物的生活與創(chuàng)作分為前后兩個時期。自從妻子元蘋去世后，他的生活一直籠罩在濃郁的悲劇色彩中，創(chuàng)作上也相應進入新的階段。國難家悲，是造成韋應物前后詩風明顯不同的主要原因。

又譬如，關于上官婉兒的研究，也由于新墓志的發(fā)現(xiàn)，讓我們有可能更多地了解她在初盛唐文壇的作用。上官婉兒身處宮闈斗爭的漩渦，歷經(jīng)波瀾，對當時的政治產(chǎn)生過重要作用；她文采斐然，繼承祖上開創(chuàng)之功，以“上官體”為典范進行詩歌創(chuàng)作實踐，詞采華麗、對仗工整，為務求典雅的宮廷詩歌創(chuàng)作積累了豐富的經(jīng)驗。在她的影響下，景龍文壇為之新變。從此，律詩逐漸趨于定型，走向成熟。

再如張九齡，他受張說知遇之恩，特撰《張說墓志》，敘述生平，飽含深情，娓娓到來的敘述，給人從容不迫之感，其所表達的敬仰之情和永訣之痛，自在不言之中。張九齡特別推崇張說在“風雅陵夷”數(shù)百年之際，專事“懿文”以“激仰后來”的貢獻，持論公允，有理有據(jù)。他本人就是“后來”者之一，繼張說之后，執(zhí)文壇牛耳，憑借自己豐富的創(chuàng)作實踐，從根本上扭轉了六朝以來的柔靡之風，為唐代文學發(fā)展作出重要貢獻。

李商隱不僅僅是著名的文學家，在書法方面亦有很深造詣。他所撰寫的《王翊元夫婦墓志銘》是目前僅見的書法真跡，也是其存世不多的以古文寫就的墓志，不用典、不征事，直截了當，情事分明，簡潔明快，如風行水上。由此可以看到韓、柳所倡導的古文運動對其后文壇的影響，又能體現(xiàn)晚唐的文章風格，具有明顯的時代特色。這些論述，是基于新發(fā)現(xiàn)的碑刻文獻多所發(fā)明，為我們深入理解古代作家作品，提供了新的資料和視角。

在充分占有資料、深入細致研究基礎上，作者提出“絲路碑刻”概念，舉凡“在地域上屬絲綢之路境域而碑文內容與絲路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歷史、外交、民族、宗教等相關的碑刻”，都可以納入這個范疇。這是本書最重要的貢獻。

絲路碑刻融物質性、精神性、審美性于一體，既是形而下的“器”，又是形而上的“道”，更是道器的統(tǒng)一，呈現(xiàn)出一種崇高與闊大的氣象。

就“器”的形態(tài)而言，《張騫題碑》是絲綢之路上的歷史見證界碑，《曹全碑》是絲綢之路上的書法藝術神碑，《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是絲綢之路上的紀錄戰(zhàn)功大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是絲綢之路上的文化傳播巨碑，《唐蕃會盟碑》是絲綢之路上的民族融合豐碑……這些碑刻，形制威嚴，厚重高大，有一種雄渾闊大的震撼力量，充分體現(xiàn)出古人“觀物取象”的思維特點，讓觀者在崇敬中“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從語言上說，《曹全碑》是聞名海內外的“三絕碑”，不僅書法是漢隸旗幟，碑文的語言也簡潔有力，形象傳神。號稱“燕許大手筆”的文學家張說撰寫的《監(jiān)牧頌德碑》《郭知運碑》《楊執(zhí)一碑》《撥川郡王碑》《王方翼碑》《裴行儉碑》《冉實碑》《王君?碑》《安忠敬碑》等，蘇颋撰寫的《唐璇碑》等，語言俊麗精密，典正文雅，文質并行，蘊含著莊嚴偉大、慷慨激昂的氣度，體現(xiàn)出“吟詠情性，紀述事業(yè)，潤色王道，發(fā)揮圣門”的文學觀念。

再就“道”的層面而言，絲路碑刻所體現(xiàn)出來的精神特質，無不指向崇高。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崇高往往與“大”相互關聯(lián)?？鬃诱f：“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泵献诱f：“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背鋵崬榇?，充實為美，充實為崇高。蕭何修筑未央宮，歷時兩年，高大壯麗，彰顯“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漢唐絲路碑刻也以大為美，展示墓主的精神氣質和不世之功?！皬堯q鑿空”，無論從戰(zhàn)事、外交，還是從經(jīng)濟、文化等各個角度看，都是功垂千古的重大歷史事件。清人徐松撰《西域水道記》、王樹柟等編《新疆圖志·金石志》、趙鈞彤《西行日記》等文獻，都記載了他們所見到的《張騫題碑》，凡24字：“去青冥而七（一作尺）五，遠華西以八千，南通火藏，北接大宛。漢張騫題?！边@方碑，系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時所刻，矗立在大宛邊界的高山上。我們知道，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時被匈奴扣留，長達十一年之久，經(jīng)過千辛萬苦，他才得以逃脫，卻沒有退回長安，而是繼續(xù)前行，就是為了完成漢武帝交付的使命。這種選擇，展現(xiàn)出炎黃子孫堅韌不拔、開拓進取的民族毅力和拓展精神。行為本身就是一種崇高的美。此外，《霍去病墓石刻題字》《敦煌長史武斑碑》《豆盧恩碑》《李績碑》《馮師訓碑》《李晟碑》《張公德政碑》《姜行本記功碑》《郭知運碑》《王忠嗣碑》《王君?碑》等，無不凸顯這種崇高美。

所謂碑者，悲也，抒發(fā)悲傷的情懷自是題中之義，但絲路碑刻有所不同?！稘h魏六朝及隋唐碑刻文獻的文學與文化研究》特別指出，絲綢之路上的碑刻文字，在記述這些歷史人物功業(yè)的同時，更是傳遞一種精神，一種信念。讀者透過這些碑文，喚醒了崇高的歷史記憶，讀出了奮進的精神力量。這或許就是絲路碑刻最重要的文化價值，值得發(fā)揚光大。

2003年，李慧教授與曹發(fā)展研究員共同編纂《咸陽碑刻》一書，收錄石刻321方，以墓碑和墓志為主。我受邀作序，以《咸陽石刻的啟示》為題，具體論列了該書的史料價值和文學價值。此后十五年，李慧教授依然在這個領域辛勤耕耘，不斷推出新的成果。她的研究，已從最初的碑刻文獻整理轉向對碑刻文化價值的探討，關注當下社會，關注文化發(fā)展，視野更加開闊，思路也愈發(fā)縝密。作者知道我對碑刻文獻素有興趣，引為同道，希望我能為她的新著發(fā)表意見。我自知讀書不多，所見有限，只能掇取大旨，論其精華，平面描述如上，藉以拋磚引玉。

（《漢魏六朝及隋唐碑刻文獻的文學與文化研究》，李慧著，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2018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