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的感覺誤區(qū)

一部中國文學(xué)史，從《詩經(jīng)》、《離騷》開始，其實，就是一部中國詩人的活動紀(jì)錄。所以，詩人是文學(xué)史中一向唱主角的人物。很長時間，小說和寫小說的人，是名不見經(jīng)傳的。《太平廣記》收錄了宋以前的幾乎全部的小說，但許多作者的名字和情況，都付之闕如。歷朝歷代，從皇帝到臣下，從倡優(yōu)到歌伎，都是很看重，而且只注意那些頭昂得高高的詩人，對他們的詩篇和他們的活動，關(guān)心的程度要高于傳奇和傳奇作者?！靶≌f家者流，蓋出于稗官野史”。古人早定了性，小八臘子之類，“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與詩人是無法相比的。

在李白“天子呼來不上船”，狂得一塌糊涂的時候，一些以撰寫傳奇為業(yè)的作家們，也只能眼饞地羨慕這位詩人的圣眷恩隆罷了。他們?nèi)粝朐诤舆呎局?，看看熱鬧，恐怕警衛(wèi)員也會將他們轟開的；要不識相的話，很可能電棒就要戳過來了。而當(dāng)白居易功成名就，以一代詩圣的身分，安居洛陽度其晚年，有幾位絕妙小女子作伴，偎紅倚翠，憐香惜玉，快活得不可一世的時候，那些寫《謝小娥傳》的李公佐、寫《柳毅傳》的李朝威等等人物，大概也只有在門外垂涎三尺的資格，豎起耳朵聽白公館里傳出來的或歌或舞，或笙或簫的樂聲而已。

詩人在他不倒楣的時候，說他是天之驕子，也不為過的。但在得意非凡的時候，往往缺乏最起碼的清醒，這也是詩人，當(dāng)然也不僅僅是詩人，怕是所有燒包的文化人的通病。因為，詩人那根不大容易控制得住的激動神經(jīng)，一旦隨著大腦膨脹，而飄飄然起來，是很容易闖進(jìn)感覺誤區(qū)，結(jié)果倒把自己毀了的。翻一翻中國文學(xué)史，詩人，作家，文化人，這類自己把自己坑了的教訓(xùn)，簡直不可勝數(shù)。

東晉南朝時期，中國出了兩位大詩人，就是這種聰明的，能控制住這根神經(jīng)和不聰明的，怎么也管不住自己，把小命送了的兩個例子。一位是“采菊東籬下”的田園詩人陶淵明（365～427），另一位就是“池塘生春草”的山水詩人謝靈運（385～433）了。

南北朝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戰(zhàn)亂頻仍的年代，殺過來，殺過去，哀鴻遍野，民不聊生，生命處于危殆之中，大概是出不了什么思想文化巨人的。幸虧還有這兩位大詩人，不然的話，文學(xué)史掀到這一頁，恐怕更暗淡了。當(dāng)時的社會狀態(tài)是，王朝不停地更迭，疆界不斷地改變，戰(zhàn)爭無休止地進(jìn)行，災(zāi)難頻頻落在老百姓的頭上。北方在異族統(tǒng)治之下，胡馬鐵騎，剽劫殘掠，關(guān)洛化為廢墟，黎民百不存一。南方呢，那些逃到江南來的西晉上層，和當(dāng)?shù)厥孔褰Y(jié)合，統(tǒng)治著半壁江山，根本沒有收復(fù)失地的打算。王公貴族，世家門閥，將帥統(tǒng)領(lǐng)，地方牧守，忙于爭權(quán)奪位，分封割據(jù)，互相廝殺，爭奪不已。到了陶淵明，到了謝靈運嶄露頭角的時候，偏安早成定局，北伐已是空谷遺音了。

說實在的，也就剩下一些知識分子，還存有一份可貴的傷時憂國之心?！妒勒f新語》里記載過：“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愷）中座而嘆曰：‘風(fēng)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彪m然這類文士沙龍式的憂傷，無濟(jì)于事，而且多少也有一點吃得太飽，幫助消化之意在內(nèi)；但總是反映出一種與當(dāng)局茍且偷安的政策稍有不同的聲音。這也就足夠足夠的了，還能要求他們做些什么呢？

何況時間是治愈任何創(chuàng)傷的最佳藥方，對陶潛來說，向往胡馬鐵蹄下的張掖和幽州，不過是詩人羅曼諦克的遐想。而對晚生二十年的謝靈運來說，他祖父謝安派謝玄擊退苻堅的淝水之戰(zhàn)，已成了昨日的輝煌，朝野習(xí)于茍安，社會趨向奢靡，在他們的詩集里，連新亭對泣的那種山河之異的感情，也難得一見了。

要是碰上了一些鼓吹別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而自己卻躲在屋里的好漢，也許該高聲責(zé)怪，或者揮筆痛斥新亭飲宴的諸位文士，包括這兩位逃遁到田園山水中的詩人，竟沒有拎著兩枚手榴彈，越江而北，深入敵后，作敢死隊，光榮犧牲于敵人屠刀之下，而面露奚落鄙夷之色吧！其實，說現(xiàn)成話，說風(fēng)涼話，或事后諸葛之類，是不費吹灰之力的，忙著鞭撻別人而自己又并不身體力行，這種卑怯的勇敢者，不過是魯迅筆下《聰明人，奴才和傻子》中那個悻悻然的小人罷了。至于那些在洋人卵翼下的拿綠卡和不拿綠卡的賈桂們，為討好主子而信口雌黃，更是不值一嗤。陶淵明之田園，謝靈運之山水，這類文學(xué)上的逃遁，都是特定的時代和社會里，自然形成的態(tài)勢。文學(xué)這東西，作為上層建筑，它的大致走向，總是離不開經(jīng)濟(jì)基礎(chǔ)的制約和社會潮流的影響，從來也不以哪個人的喜好提倡和厭惡扼殺而改變的。若是悖謬于這種最起碼的常識，而求全責(zé)備，百般挑剔的話，說得好聽些，叫做緣木求魚，說得不好聽一些，那就是癡人說夢了。

話題還是回到那位從彭澤令逃官的陶潛身上。他歸去來兮地回到了家鄉(xiāng)，但不幸的是，一把火，把他本來不多的屋宇家貲，統(tǒng)統(tǒng)付之一炬，日子相當(dāng)難過了。一代名將檀道濟(jì)，時任江州刺史，曾經(jīng)到他府上拜望過這位隱居的老先生，勸他出山；不想做縣令的話，管管文學(xué)總是可以的吧，這幾乎誰都可以干的呀，一定要給他找份差使?！百t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老夫子臥病在床，貧餒之至，即使如此盛情敦請，他也謝絕了?！皾撘埠胃彝t，志不及也。”

他這個抉擇是痛苦的，因為他非常之貧困，非常之需要面包，而他，不但不要面包，連檀道濟(jì)送他的紅包也退回了。事實證明陶潛是有遠(yuǎn)見卓識的，仕途不平坦，做官很危險，后來，甚至這位功勛卓著的將軍，因為功高震主，不也被砍了頭嘛！他要追隨而去，站錯了隊，會有什么好果子吃呢？

盡管小汽車開到了門外，任命書也拿來了；特級作家，高干待遇，自不待說，軟席臥鋪，星級賓館，也給準(zhǔn)備好了，但陶潛保持清醒如初，居然沒有進(jìn)入感覺誤區(qū)，確實令人欽佩。老實講，不是每個人都經(jīng)得起這種誘惑的，不誘惑還要削尖腦袋鉆營呢！這等人，我們見得還少嗎？

不過，若是早個幾年的話，陶潛保不準(zhǔn)也會伙上三二知己，互相著文吹捧，然后組閣搭班，走馬上任去的。早年的他，對于官場，對于權(quán)欲，也不是像后來這樣淡泊如水的，人是慢慢地才聰明起來。起初，他也是個進(jìn)則入幕為仕，退則山林隱居，不那么甘于寂寞的文人，猶如時下某些文壇隱士一樣，以隱求顯，以退為進(jìn)，說穿了，不過是兜售自己的一種手段而已。他在野心家桓玄手下吃過餉，也在篡晉者劉裕手下做過事，還在地方軍閥劉敬宣手下領(lǐng)過薪水。雖然這些主子們之間形同水火，經(jīng)常兵戎相見，但他倒也能端誰的飯碗，便為誰賣力，在不斷地改換門庭之中，要八方聯(lián)絡(luò)，四面討好，也夠他老人家累的。后來，他看透了仕途險惡，官場腐敗，門閥制度森嚴(yán)，時局動蕩不安，便以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理由，由彭澤令的位置上逃歸柴?？ぃ瑥拇?，控制住那根愛膨脹的詩人神經(jīng)，就隱居不仕了。

歷史上有許多不安分的隱士，雖然身隱山林，但心向市廛，人在終南山里隱居著，搖著扇子，作逍遙狀，但總是情不自禁地從窗戶里探出頭來，張望八水環(huán)繞的長安，一有機會就指手畫腳，指點江山。后人稱之為“假隱”，并把這種推銷自己的手法，叫作“終南捷徑”。但陶潛這一次隱，是真隱，可不是賣關(guān)子的隱，裝樣子的隱。一不介入政治，二不攙和文壇，于是這位老詩人能夠得到了一個善終，也是皇天保佑了。

而另一位死于非命的詩人謝靈運，正和陶淵明相反，從他的第一步起，就陷入了感覺的誤區(qū)，而不能自拔，一直到最后的廣州“棄市”，頭顱落地為止。

不過，他在詩歌領(lǐng)域里，確實是開山水詩的先聲者。陶潛生前不怎么出名，死后才漸漸紅起來，而謝靈運活著的時候，就是舉足輕重的詩壇領(lǐng)袖。“每有一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宿昔間士庶皆遍，名動都下”，因此，他的作品，具有改革一代詩風(fēng)的始創(chuàng)意義。

魏晉時期，知識分子尚空談，好玄學(xué)，崇虛渺，貴無為，成為風(fēng)氣。那時的文化人也挺有意思，服五石散，喜逍遙游，清高出世，語必黃老，反映詩歌創(chuàng)作上，便是鐘嶸批評的那種“理過其辭，淡而寡味”的玄言詩。而謝靈運始興的這種山水詩，則是對當(dāng)時空泛詩風(fēng)的一次反撥，他是用他的大量作品，來實踐他的文學(xué)主張，而領(lǐng)風(fēng)氣之先，從而歷代的研究者才認(rèn)定謝靈運在文學(xué)史上的位置。和現(xiàn)在一些人所吹捧的，或自以為當(dāng)仁不讓的，那些如何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作家，高舉這樣或那樣義旗的作家們，動不動抹殺一切，是截然不同的。謝靈運在人品上，確有許多值得非議的地方，但在文學(xué)方面，卻從來不用扳倒別人，或咬誰一口的辦法來突出自己。

年輕時，他也曾“好臧否人物”，但后來，經(jīng)他叔叔的勸告，“言論自此哀止”（《宋書·謝瞻傳》），就用自己的大量詩歌來證明他的存在了。只有作品才是最有說服力的東西，光在那里不斷地發(fā)表宣言，要大家奉之為圭臬，可又拿不出一定數(shù)量，和一定質(zhì)量的作品來佐證自己的文學(xué)見解。這些人的癟三相，真有些似魏晉人的空談，大概耍嘴皮子，是中國人千百年來不曾滅絕的惡習(xí)。如今那些充斥在報章上的，只有他革命，而別人不革命，或反革命，或干脆不準(zhǔn)別人革命的種種文學(xué)惡少的言論，一派扯淡之聲，也確是讓人搖頭。遺憾的是，魏晉人空談的時候，至少還有清雅飄逸，灑脫不俗的器識和風(fēng)度，可在這些惡少身上，卻是絲毫找不到的。

謝靈運的詩曾被《詩品》譽之：“為元嘉之雄”，一提山水詩，就想起謝靈運。但所謂詩人的“窮而后工”，對謝靈運是不合適的。所以，“憤怒”、“饑餓”出詩人說，也不能絕對化。

晉人南渡，講究門閥等級制度的社會風(fēng)氣未變，詩人恰巧生在頂尖兒的“朱雀橋畔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的王、謝豪門，這就注定他們是個縱情享受、逍遙自在、姬妾環(huán)繞、僮仆成群的太快活的公子哥兒。當(dāng)時士族和非士族的界限分明，等級森嚴(yán)，所以，才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的感嘆。生于豪門的謝靈運，一出世，就和權(quán)勢、金錢、名望及家族力量連結(jié)在一起。

成年后，他襲祖職，“封康樂公，食邑三千戶”。由于這樣一個極其優(yōu)裕的貴族世家的環(huán)境，又有這樣一個源遠(yuǎn)流長的家族文化背景，養(yǎng)成他落拓不羈，放任奢豪的性格。隱則自詡為山中宰相，出則宮掖為太子賓客，在家田連阡陌，富甲一方，在官率意而為，放任行事。史書稱他“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均見《宋書·本傳》）。他“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shù)人，民間謠曰：‘四人攜衣，三人捉坐席’是也”（《宋書·五行志》）。尤其“好為山澤之游，窮幽極險，從者數(shù)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為山賊”（《資治通鑒·宋紀(jì)四》）。這樣的游山玩水，謝大詩人也太過分了。

由此略知他的一生，也可以說是雅皮士的一生。按他領(lǐng)導(dǎo)服裝新潮流的勇氣來說，要是生在今天的話，也許會成為皮爾·卡丹式的人物。然而，他不滿足于這種闊綽的生活，因為他“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縱橫俊發(fā)，過于延之”，這些名氣、聲望、成就，加上自負(fù)，那根詩人的神經(jīng)，就開始膨脹起來，漸漸不安于位，總是討價還價，“自謂才能宜參權(quán)要，常懷憤邑”，一門心思要做官，而且要做大官了。

他甚至介入政權(quán)的最高層的矛盾斗爭，《資治通鑒·宋紀(jì)二》載：“南豫州刺史廬陵王（劉）義真，警悟愛文義，而性輕易，與太子左衛(wèi)率謝靈運、員外常侍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都督。’”能夠得到如此明確的許諾，可見在宮廷斗爭中卷入之深。凡錯誤地估計客觀形勢的人，總是先對自己的估量錯了。詩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吃幾碗干飯，不知道天高地厚，東南西北，這就是可怕的感覺誤區(qū)了。

一進(jìn)入這種誤區(qū)的文人，不是伸手想撈點什么，便是張嘴想說點什么，總而言之一句話，就是不那么安分了。

但謝靈運偏熱衷于仕途，天真的詩人哪是職業(yè)政客的對手呢“徐羨之等惡義真與靈運等游，義真故吏范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類不護(hù)細(xì)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賞耳。’于是羨之等以為靈運、延之構(gòu)扇異同，非毀執(zhí)政，出靈運為永嘉太守，延之為始安太守?！彼麤]有想到，劉義真為之說好話的結(jié)果，連這位候補皇太子也給外放了。

后來大臣們到底把劉義真干掉，擁立了劉義真的弟弟劉義隆。刀光劍影，血灑宮廷，還不足以使謝靈運清醒，詩人總是看到對自己有利的一面，而神魂顛倒。因為宋文帝還建康后，征他為秘書監(jiān)，“賞遇甚厚”，便又“二百五”起來了。

其實，封建統(tǒng)治者看詩人，比喻得動聽一點，墻上掛的一幅字畫，蛋糕上嵌的一顆紅櫻桃，中看不中用的裝飾品而已。《宋書·本傳》載：謝靈運“既自為名輩才分應(yīng)參時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許。既至，文帝唯以文義見接，每侍宴談賞而已?！辟p花吟月，陪坐聊天，奉旨賦詩，歌功頌德，謝先生的任務(wù)，也就是擺擺樣子的，表明皇帝如何地偃武修文，如何地尊儒重士，如何地太平氣象外，陪著開開心，解解悶，使得龍顏大悅，也就該打道回府了。謝靈運不明白這個道理，所謂御用文人，和給皇帝搓背捏腳，按摩撓癢的小太監(jiān)們，那地位也差不太多的，不過是要讓皇帝舒服罷了。但是，王曇首、王華、殷景仁，名位皆在謝靈運之下，卻“并見任遇”，靈運意甚不平，“多稱疾不朝直”；有時竟出遠(yuǎn)門游山玩水，?！敖?jīng)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

謝靈運以為鬧鬧情緒，甩甩架子，給皇帝一點顏色看看，會對他另眼相待。這就是詩人在自討沒趣了，皇帝會在乎他一個詩人的去留嗎？于是，一紙公文，讓謝靈運解職回家，給了他一點面子，算是他請了病假?；氐綍脑娙?，神經(jīng)依舊，略無收斂之意，“游飲自若”，前面提到的他一人出行，二百隨從的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嚇得地方當(dāng)局以為來了什么叛軍，足以說明詩人張狂到何等程度。結(jié)果“為有司所糾”，“坐免官”。后來，又被他的反對派狠狠參了一本，誣告他“買兵器，結(jié)健兒”，要謀反，皇帝惱火了，“詔于廣州棄市”。

司馬光說：“靈運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于禍?！痹娙酥换盍怂氖q，正是創(chuàng)作旺期，把腦袋玩掉了。如果他不那么折騰，不那么張狂，不那么樹敵，就寫他的山水詩，當(dāng)他的大詩人，也許不至于弄到殺頭的地步。但走進(jìn)了感覺誤區(qū)的人，能有陶淵明那后來的悟性，也不易。這也就是我們在文壇上，經(jīng)常可以見識到的，那些老少二百五們的表演，所為何來的原因了。

這樣，固然多了一份熱鬧，但有這功夫多寫點東西不更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