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光榮時間會懂
一
麻雀飛到窗臺上來喳喳地鬧,廚房里母親正在炒菜,一股嗆人的辣味兒彌漫在空氣中。一如河水照舊平靜而緩慢地流淌,這是多么平凡的一天。父親翻箱倒柜,要整理他的舊文件。然后,他從故紙堆里翻出了一份申請書。他遞給我看,鄭重其事地。有好多年了,他習慣把家族的一些重要事件向我傾吐。我看到泛黃的紙頁,藍黑鋼筆水的字跡,還有一個暗紅的手印……它們,無不顯現(xiàn)出年代久遠的氣息。在申請書的右下角,我的二爺——鐘運榜的名字赫然在目。
我必須潔凈雙手,以一種虔誠而恭敬的姿態(tài)來捧讀它:“為恢復我三等榮譽軍人光榮稱號一事,特匯報本人參加中國工農(nóng)紅軍負傷以后的情況……”這是申請書最開頭的一句話,甫一讀到,我忽然想流淚。
那是我的二爺,在經(jīng)歷過長征、失散,傷痕累累地回歸到日常生活的全部印記。而今我們作為后輩打開了它,就像打開一件珍貴的寶藏,翻開了一個離世之人作為紅軍戰(zhàn)士的全部密碼,還有他幾十年在塵世中翻滾所承受的委屈、酸澀,以及最后的渴望。它保留著一個老紅軍的血肉和呼吸、疼痛與呼喊,甚至是某種神諭般的指引。
二爺去世時,我才兩三歲的樣子。準確地說,二爺?shù)拿婺吭谖倚睦镌缫涯:?,如果不是父親又翻出了二爺與二奶奶的合影照,我?guī)缀跬耆挥浀盟臉幼印Pr候,我對于二爺?shù)闹饕洃洠瑏碜悦磕昕緹熂竟?jié),那些個書寫著鐘運榜名字的烤煙桿,還有家中老屋門楣上掛的一塊“光榮之家”的牌匾,以及每年冬天由村干部送來的一張“光榮之家”的年畫。
今天,“光榮”二字的音節(jié)輕快地從我們唇邊滑過,是如此脆亮如此爽利,只是那音節(jié)所承載的艱辛與生死的考驗,又豈是吾輩所能感同身受的?
二
我的二爺小名貴生,生于1912年10月9日。1931年初,紅軍進駐江西省瑞金縣九堡鄉(xiāng)。十九歲的貴生,還沒有結(jié)婚,還沒有對未來進行過更多的暢想。他和麥菜嶺許多與他年齡相仿的后生一起,參加了當時的紅軍少先隊。在我們的常識里,一聽到“少先隊”三個字,總會不由自主地將它和飄揚的紅領巾、紅蘋果似的圓臉蛋、活潑的跑跳步、歡快的歌唱聲等等聯(lián)系在一起。少先隊員,那可是剛剛從幼兒園跨入小學大門的稚嫩少年啊。然而在蘇區(qū)時期,卻有這么一群人,年屆青年,仍被稱為紅軍少先隊。他們拿著紅纓槍,跟著紅軍打土豪、分糧食、學文化、學軍事、宣傳革命,偶爾還打幾次仗。后來我向黨史專家了解,方知紅軍少先隊其實就是紅軍的預備隊。
據(jù)我的父親回憶,二爺身材魁梧,在村里同齡人中數(shù)特別高大的類型。我無以想象,他曾怎樣邁著矯捷的步子奔走呼號,他曾怎樣沖鋒陷陣、打仗、站崗、做群眾工作,他的青年的旺盛精力和激情又是怎樣在少先隊這個組織里釋放和揮灑。而二爺留下的唯一一張照片是坐著的黑白半身照,彼時的他兩頰深陷、目光慈藹,完全是一副波瀾不驚的老人神情了。
沒過幾個月,積極的紅軍少先隊員鐘運榜毫無懸念地參加了中國工農(nóng)紅軍。這時的他,再也不是跟在紅軍屁股后頭的輔助力量,而是穿上了紅軍裝,走到了戰(zhàn)斗的最前線。那時的麥菜嶺,就像空氣里煮著一鍋熱氣騰騰的粥,處處洋溢著熱火朝天的氣味。生離與死別,年輕的他還來不及過多地思考,他只是有著一股子往外躥往外跳的似乎永遠使不完的勁。紅色在蘇區(qū)大地上一片一片火一樣地蔓延燃燒,紅軍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加上宣傳隊鋪天蓋地的宣傳,使更多的人對明天充滿了美好的憧憬。
許多年以后,我目睹全村人敲鑼打鼓地把一個叔輩送到鎮(zhèn)上當兵。那個鄰家的叔叔穿上了綠軍裝,胸前戴著一朵紙做的大紅花,有著羞澀和生硬的笑容?!八ギ斀夥跑妴 比宓男』锇楸甲呦喔?,前往圍觀。在我們心目中,“當兵”兩個字有著無比神圣的含義。仿佛那個人從此變得無比高大,從此就是保家衛(wèi)國的英雄。而他的整個家庭也被一種光芒環(huán)繞和照耀,仿佛從此具備了某種高于尋常的屬性。這或許就是年幼的我最初感受到的光榮。
可是我的二爺呢?當他穿上灰色的紅軍裝,當他套著草鞋的大腳踏上了前途未卜的崎嶇山路,他有沒有過一絲絲的猶疑呢?他的內(nèi)心是否也曾升騰過一絲半點關于光榮的念頭?這時候,我忽然想起英國詩人拜倫的一句話:“前進吧!這是行動的時刻,個人算得什么呢,只要那代表了過去的光榮的星星之火能夠傳給后代,而且永遠不熄滅就行了?!蔽业亩攺臎]上過學堂,他自然是不知道拜倫的,可是他所做的一切,卻與這段話何其吻合。
就這樣,鐘運榜跟著隊伍開拔了。他先是到福建省建寧縣接受了一個星期的軍訓,又迅速補充到紅三軍十一團特務連當戰(zhàn)士。1932年部隊整編,他調(diào)任紅三軍十一團三營二連三排九班班長,跟隨部隊轉(zhuǎn)戰(zhàn)南北。其間,多次與白軍遭遇,參加過數(shù)十次戰(zhàn)斗。
在申請書的中間部分,我清楚地看見這么一行字:“記得先后打死四名敵人?!弊x到這里,我的心頭突然浮上一種無法說清的滋味。戰(zhàn)爭何其殘酷,若非你死,便是我活。一生善良、忠厚老實的二爺,為了革命端起了槍支,和所有的紅軍戰(zhàn)士一樣,紅著眼奮勇殺敵。直到晚年,他仍然時常對父親提起一句話:“緊急集合!”那夾生的普通話里,掩藏著一個普通男子對戰(zhàn)爭年代最深刻的兵荒馬亂。這樣的烙印是銘刻終身的,它何其清晰何其持久,甚至比肉體的傷疤更難以被歲月消除。他說,只要聽到吹號聲,聽到“緊急集合”這句話,無論多深的夜,無論多濃的睡意,都得迅速爬起來,背上裝備前進。我猜想,一個沒有丁點文化的人,被任命為班長,除了他的勇敢,必然還與他對紀律的絕對服從和堅決執(zhí)行有關聯(lián)。就是憑著這股子負責任的勁,他一直跟隨部隊四處征戰(zhàn),直到1934年隨著紅軍大部隊從瑞金云石山出發(fā),開始了充滿那么多不確定的漫漫長征。
三
戰(zhàn)事瞬間萬變,命運從來都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那是1934年冬天,他所屬的部隊在江西撫州八角亭和白軍遭遇,一場激烈的戰(zhàn)爭不可避免地再次發(fā)生。他像往常那樣,沖上陣去,用最簡陋的武器與敵軍交火。也許是他殺敵太專注,也許是敵方力量太強大,更也許以他一個星期的培訓所學,他壓根沒有學會防范天空中的敵人。在敵機的狂轟濫炸之下,他的右手臂和右腰部均不幸被彈片炸傷,多處傷及骨頭。由于傷勢嚴重,以至連爬行也不能夠。那一刻,他以為他就要死了,死在那個寒冷的遠離家鄉(xiāng)的冬天。
他相信他再也見不到爹娘了。果然,十多年后當他回返家鄉(xiāng),真的就再也沒有見到過他的爹娘。一個念頭竟也能一語成讖嗎?多年以后,他無數(shù)次地怪罪過自己。但是無論如何,爹娘永不會從大地上爬起來,喊他一聲“貴生子”了。
萬幸的是,那一天受傷的他最終被戰(zhàn)友們救起。他們抬著他,將不能動彈的他送進了師衛(wèi)生院。幾天后,他的傷勢被簡單處理,又轉(zhuǎn)送到第三分院治療。
可是戰(zhàn)爭的情勢不會為某一個人停留在某一個點上。沒能等他好好地養(yǎng)傷,烏云覆蓋下來,他頭頂上的天空撕破了。沒幾天,紅軍戰(zhàn)爭失利,醫(yī)院也被敵軍摧毀。他身上的傷口尚未痊愈,像一只灰頭土臉失去洞穴的土撥鼠,失去了庇護之所。是的,他僥幸逃出魔掌,活了下來,但紅軍已繼續(xù)北上,離他越來越遠。部隊的大規(guī)模轉(zhuǎn)移,怎么可能為一個不能行動的紅軍戰(zhàn)士而有所等待呢?鐘運榜由此未能跟上部隊,成為一名失散的紅軍戰(zhàn)士,永遠地告別了他的槍支和他的戰(zhàn)場。
紅軍剛走,白軍即刻卷土重來。此時紅軍身后的土地白茫茫一片,敵勢如此猖獗,他們到處搜查紅軍和蘇區(qū)干部的下落。蔣軍提出在蘇區(qū)“石頭要過刀,茅草要過火,人要換種”的燒殺政策。那幾年,他既找不到部隊,又不敢回家,成為一個靠討飯度日的流浪兒。要知道那時候他還是一個拖著病體行動不便的傷員,他只能靠著頑強的毅力支撐下去,并自行養(yǎng)傷。后來,他流浪至撫州韓坊的張村,在一位張姓老鄉(xiāng)家安頓下來,以打零工度日,才算暫時有了棲居之所和稍許安全的保障。
他是不幸的,太多的偶然和險情,阻擋他走完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路。但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又是幸運的,多少戰(zhàn)友在往后的征途中犧牲倒下,再也沒有回到故鄉(xiāng),而他,卻拖著一身的傷病回來了。要知道,當年二十四萬人口的瑞金,一共有十一萬三千人參軍參戰(zhàn),五萬多人為革命捐軀,其中有名有姓的烈士一萬七千多名。
四
1949年底,解放的消息傳遍了大江南北,鐘運榜終于可以放心地回到家鄉(xiāng)麥菜嶺,重新見到他日思夜想的故鄉(xiāng)和親人。
從撫州到瑞金,少說有兩百多公里的路程。大字不識一個的鐘運榜,講不好普通話又講不了他鄉(xiāng)方言的鐘運榜,身無分文沒有足以乘車的錢的鐘運榜,他是怎樣憑著太陽、星星和月亮的指引,認準了歸家的方向,風雨兼程地找到他的家鄉(xiāng)?一路上,他吃些什么,睡在哪里?討飯,還是在莊稼地里隨便掘幾個紅薯充饑?夜晚來臨的時候,他是躲進破廟,還是隨便找一處能遮蔽風雨的屋檐?一切,都成為永久的謎。據(jù)父親回憶,二爺極少提到這些日子里所經(jīng)歷的事情。也許,他寧愿選擇忘卻,他真的不愿意重新沉浸到一段明明充滿了希望,卻又如此屈辱如此艱難的黑色歲月中。
無論如何,鐘運榜回來了。在他三十八歲,年近不惑的時候回來了。那一年他的父母早已去世,而他還沒有結(jié)過婚,沒有自己的小家庭。他衣衫襤褸帶著滿臉滄桑一身疲憊回到這個曾經(jīng)生活了十九年的地方,他幾乎兩手空空一無所有,除了隨身攜帶的那一身灰色的破軍裝。在我爺爺?shù)膹埩_下,他娶了一個被丈夫遺棄的女人為妻。許多年以后,大家才知道她其實是不能生育的。于是,他連自己的子嗣都未能留下一個。
時光推移到1958年,國家對蘇區(qū)時期參加革命負傷的老同志進行摸底,在全國普遍實施殘檢,鐘運榜與村里的眾多紅軍老戰(zhàn)士一起前往公社參加檢查。其時,他的彈傷已經(jīng)痊愈,傷口并不見大,僅被評為榮譽軍人三等甲。對此,他欣然接受,并無怨言。在他的心里,能被承認為榮譽軍人,便已經(jīng)足夠。從1958年起,鐘運榜終于光榮地領上了榮軍款。這筆款并不多,但對于他赤貧的家庭而言,多少是一份物質(zhì)的補貼和精神的慰藉。
然而世事難料,一波三折。1964年春,公社民政科的呂世偉按上級要求,召集全公社榮軍進行復檢。輪到鐘運榜參檢時,沒等醫(yī)生檢查清楚,呂世偉即態(tài)度粗暴地叫道:“出去,出去!”倉促之中,鐘運榜的榮軍復檢竟未能通過。我難過的是,多年艱辛而卑微的生活早已讓他學會逆來順受。他不知道反抗,也不會說一句反駁的言辭,他只是沉默無言,滿心委屈地走出那個房間。不久,“社教”運動開始,再次召集全公社榮軍復檢。這次有工作組的張組長監(jiān)督,他重新恢復了榮軍三等甲的稱號。不幸的是,此后公社民政干部卻遺失了他的復檢材料,導致他一再失去光榮稱號,也不能領取榮軍款。而與他同期參加紅軍歸來的鐘天昌、鐘同培、鐘運錦等紅軍失散人員,一直享受著老紅軍的種種待遇。二爺是個文盲,又老實木訥,吃完啞巴虧再無抗爭,亦無從怨恨。得失之間,多少草菅人命與世態(tài)炎涼盡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