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　趙林
往講臺上一站，我就能找到自己

“哲學可以改變你，讓你無論是在順境還是在逆境，都能夠有一種自嘲或者一種更高的觀望，以一種更高的眼界來看待自己，這樣人就會活得豁達一點?！?/b>

趙林／

知名人文學者。1954年出生于北京，武漢大學哲學博士。現(xiàn)任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主要從事西方哲學、西方文化方面的研究。著有《黑格爾的宗教哲學》《西方文化概論》《西方哲學史》《古希臘文明的光芒》等作品。

俞敏洪：各位朋友好，今天我邀請對談的這位風度翩翩的老教授，是武漢大學著名教授趙林老師。趙林老師主講哲學，但他非常風趣幽默，平易近人，如果大家看過《百家講壇》，可能或多或少都聽過趙林老師講西方文化。趙林老師還特意去羅馬、希臘拍過關(guān)于這兩個文明的紀錄片，在平臺上播放后受到上千萬人的追捧。

趙林：俞老師過獎了。

俞敏洪：鄧曉芒老師什么時候出山？鄧老師和你合作寫過一本《西方哲學史》。

趙林：鄧老師年齡比較大，他比我年長6歲，現(xiàn)在基本上在潛心做自己畢生的哲學思考，做一些總結(jié)性的事情，所以時間比較少。

俞敏洪：好像很多大學都把你們寫的《西方哲學史》作為通用教學版本。

趙林：對，可能中國南方的一些大學用得比較多，當然這是以前?，F(xiàn)在因為有很多國外的教材，每個大學可能選的教材不一樣，加上現(xiàn)在又有了統(tǒng)一的教材，所以可能每個學校會受到一些規(guī)定的限制，就不見得完全選我們的書作為教材。

俞敏洪：現(xiàn)在大學講哲學課是有指定的教材要求，還是說老師依然可以自己選擇教材？

趙林：現(xiàn)在一般來說還是以指定教材為主，其他教材作為輔助。但我多年來一直在武大講西方哲學，所以還是以鄧曉芒和我寫的教材為主，我們也會參考其他一些指定教材。我覺得可能每個人必須按照自己的風格講哲學才比較合適，大家都講同樣的規(guī)定內(nèi)容，可能有點滑稽。

俞敏洪：對，在40年前是這樣的。你作為大學教授，有退休年齡嗎？

趙林：我70歲退休，今年年底滿68歲，還有3年。但現(xiàn)在課程相對少一些，主要我年齡大了，還是想做一些自己思想的總結(jié)，現(xiàn)在主要在做羅馬那本書。

俞敏洪：70歲之后還打算被大學返聘繼續(xù)講課嗎？

趙林：我覺得講課的機會可能還會有很多，但是否要被返聘，就很難說了。

1. 淺談不同時代的隔代教育

俞敏洪：在你的小學、中學階段，誰對你的影響比較大？

趙林：從家人來說當然是我外祖父，從小我父母親都在北京，我都是和外祖父、外祖母在武漢長大的。我外祖父是一個老式的舊知識分子，是從民國時期過來的，他做戲劇理論，也是比較著名的一位研究戲劇理論的專家，所以我從小受他的教育影響比較深，耳濡目染。

俞敏洪：他對你的影響主要是體現(xiàn)在哪些方面？現(xiàn)在大家都認為，對孩子來說，跟隔代的老年人一起長大并不太好，但從你身上或者從我們這一代人身上能看出，小時候跟老年人在一起好像反而受益比較多。比如我從小是跟我外婆在一起長大，我外公早就去世了，我外婆是一個特別慈愛慈祥的老奶奶，所以她的行為對我小時候的影響其實比較大。當然不是學問方面，因為我身邊的親戚大部分都不認字，而你外祖父卻是個大學問家。

趙林：可能有兩方面，一個是讀書方面。我外祖父算是一個舊知識分子，從小就在不斷地鼓勵我多讀書，特別是中國的一些典故。他主要研究中國戲劇，對西學可能沒有太多的專門研究，所以當時他會帶著我讀很多中國古典書籍，特別是一些文言文的書，包括《古文觀止》、四大名著等。

還有一個就是情懷方面?？赡苌弦淮蜕蟽纱g的差別也蠻大的，這個代溝往往容易產(chǎn)生在父子或者母女、母子這樣的兩代人之間，相對來說，祖孫之間反而會超越這種所謂的代溝，因為他們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又跟我們的父母那一輩是不同時代的人物。

我出生在1954年，像我這個年齡的人，我父母也算是在剛剛解放后才開始工作、成家，他們那一代人的思想和更老一代的我外祖父那一輩人當然是不一樣的。外祖父作為一個舊式知識分子，有那個時代的很多情懷，那些情懷在某種意義上比較超越政治，更多還是一種比較濃郁的人文精神，再加上一種中國舊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道德、秉性和情懷，這些東西可能都是父輩這一代人很難比擬的。

當年恢復(fù)高考后，我們就感到，比我們高半輩或一輩的那一批知識分子，遠遠無法和比我們高兩輩，也就是我們爺爺輩、外祖父輩的一些知識分子相提并論。

俞敏洪：如果爺爺輩或者外祖父輩是知識分子，那他們就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因為他們一直既有舊學的功底，又都是在民國時期接受過教育。

趙林：是的，而且他們深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影響，這種影響不會因為政治原因而削弱。因為他們整個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包括思想意識形態(tài)，都是在沒有受到政治影響沖擊的情況下，就已經(jīng)奠定成形了。

俞敏洪：一個人小時候如果遇到一個真正有學識、有知識的長輩或者老師，對這個人的一生非常重要。

趙林：是的。確實童年受到的一些教養(yǎng)，耳濡目染的一些東西，對一個人的一生都會起到很重要的奠基作用。

俞敏洪：是的。但隔代不是比較容易寵孩子嗎？你小時候跟外祖父、外祖母一起長大，他們沒有寵壞你？

趙林：他們確實很寵我，外祖父、外祖母或者爺爺奶奶，他們更多是含飴弄孫，可能不像父母輩那樣望子成龍或者有很強的責任感，他們相對來說超越了一些，反倒是更加寬容、更加自由、更加輕松，同時也更加寵愛孩子，所以我小時候還是受了很多他們的寵愛。

俞敏洪：現(xiàn)在老一代的人帶孩子比較容易寵壞孩子，而我們那個時候的老一代人好像不太容易這樣。

趙林：對，他們當時更多是用自己所受到的一種傳統(tǒng)的道德秉性、知識模式來教育我們這一代人。我們現(xiàn)在說的寵愛，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已經(jīng)形成了完全以孩子為中心、以下一代人的自我為中心的現(xiàn)狀，特別是后來的獨生子女，產(chǎn)生了一種唯我獨尊的感覺，就像錢理群先生所說的那種精致的利己主義。而我們這種是寵歸寵，但基本的德行、為人處世之道，包括知識的熏陶，老一輩還是會傳授的，該嚴的時候嚴，該寵的時候?qū)櫍皇且晃兜貙櫋＿@種寵愛是不一樣的，那個時候畢竟不是獨生子女時代，不會形成六個家長圍繞一個孩子寵愛的狀況。

俞敏洪：趙林老師有親兄弟姐妹嗎？

趙林：我有三個弟弟，他們都在北京。他們從小都跟父母親在一起長大，只有我一個人從小被外祖父帶到武漢，在武漢長大，就等于從小沒跟他們在一起生活。

俞敏洪：反而給你帶來了一個很好的影響。我覺得現(xiàn)在父母、老一代寵孩子，主要還是因為現(xiàn)在物質(zhì)生活相對比較豐富，父母和老一輩都以物質(zhì)為基礎(chǔ)來寵孩子，比如給孩子買各種各樣的吃的、用的，過分地讓孩子在物質(zhì)方面享受，這樣的寵比較容易寵壞孩子。我們小時候，老一輩對我們的寵主要就是喜歡我們，但在行為、品行、道德、做人方面，對我們的要求還是挺嚴的。

趙林：對，他們是以他們的思想觀念為中心來寵愛你、教育你?，F(xiàn)在是反過來的，現(xiàn)在是教育者反過來以被教育者為中心進行寵愛，這個等于是無原則了。

2. 讀書習慣的培養(yǎng)

俞敏洪：你小時候喜歡讀書是被外祖父培養(yǎng)的，還是自己從小就比較喜歡讀書？

趙林：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一個可能是家庭環(huán)境，從小就受這樣一種教育，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地就可能比較愛讀書；還有一個，可能自己本身也有這種天性，但這個很難說，因為我的兄弟們也并不都是這樣。

可能環(huán)境還是一個非常主要的因素，環(huán)境培養(yǎng)興趣，這實際上就形成了一種激蕩，再加上后來上學的時候也碰到了一些比較好的老師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學。小學還很正常，到了中學開始“文化大革命”，大家基本就不讀書了，天天鬧革命，后來復(fù)課后再讀書，大家都不愛讀書。我記得上中學的時候數(shù)理化特別好，但那時候“文化大革命”，大家都不重視數(shù)理化，沒有老三屆、“文革”以前的“學好數(shù)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觀念，那時候覺得學啥都沒用。

當時我們班主任是學政治學的，在我們這里當班主任也是教政治。他當時對我們影響還是蠻深的，他當時特別推崇我們看馬克思、恩格斯的書，所以我在很年輕的時候，大概十幾歲就開始讀了很多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那時候我們也找不到書讀，所以主要讀兩類書，哲學和西方小說，西方小說都是些被撕得殘缺不齊的書。當時大家如饑似渴，互相之間排著隊借著看，自己能拿到往往就要通宵看完。那時候閱讀速度也快，不求甚解，反正囫圇吞棗就讀完了，然后接著看下一本。當時同學之間就喜歡互相傳書，很多人都這樣，所以就讀了很多這類小說。我記得我在中學的時候讀了很多像《紅與黑》《約翰·克利斯朵夫》這樣的書，還有大量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的著作。

我上了高中以后就開始下農(nóng)村，我記得當時高中兩年里讀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那時候也讀不太懂，因為《戰(zhàn)爭與和平》里面有很多夾敘夾議的地方，特別是其中有很多哲理思想、哲學思想，托爾斯泰經(jīng)常會在描述故事情節(jié)、故事進展的過程中，突然跳出來做一番哲學議論。當時深受這種影響，少不更事，就開始模仿寫這種小說，一口氣寫了一個20多萬字的小說，后來不知道丟哪兒去了。那個時候既沒有生活經(jīng)歷，也沒有太多哲學思考，但就是喜歡托爾斯泰這種夾敘夾議，在陳述故事情節(jié)的過程中，同時再提升一些人生睿智、人生哲理的寫作方法。

俞敏洪：一般中學生會讀小說，最多再讀點詩歌、散文或者歷史書，很少有人會喜歡讀哲學書，但你喜歡哲學這件事，好像從中學就開始了。

趙林：這確實有一個時代原因，那時候由于突出政治，再加上沒什么書可讀，包括當時我們互相借閱小說，實際上都有一種“雪夜閉門讀禁書”的感覺。但馬、恩、列、斯、毛的這些著作倒是擺放在各大新華書店，那個時候這些書可以公開，也倡導(dǎo)讀，所以這種氛圍使得那個時代的年輕人可能對哲學比較感興趣。那時候好像有一種風氣，大家都要學哲學?？赡芫褪窃谶@種普遍的氛圍之下，由于比較漠視數(shù)理化，大家倒是對哲學、歷史這些問題比較感興趣。

我上高中就讀了很多馬克思的小冊子，包括《共產(chǎn)黨宣言》《哥達綱領(lǐng)批判》等，當時也翻了一下《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還有一些小冊子。下農(nóng)村的時候，我印象非常深，一下農(nóng)村我就開始讀《資本論》，所以我是在農(nóng)村讀的馬克思《資本論》三卷。下農(nóng)村的時候每天白天干活，晚上就點著煤油燈經(jīng)常讀到半夜。中間過年過節(jié)回武漢，就跑到圖書館開始看威廉·配第、李嘉圖、亞當·斯密等人的一些政治經(jīng)濟學著作。因為受《資本論》影響，受馬克思影響，所以回過頭再來讀這些古典經(jīng)濟學家的著作。

后來開始讀哲學，當時還看不了原著，主要是看哲學史，了解康德、黑格爾這樣的德國古典哲學人物的思想，作為馬克思哲學的一個理論基礎(chǔ)。實際上這一切都是由于那個時代突出政治，強調(diào)學哲學首先要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入手。讀了馬克思一些基本著作以后，就開始轉(zhuǎn)過來追溯馬克思之前的這些思想來源。是這樣一步步讀的。

俞敏洪：我覺得還是你天生比較聰慧，我在上中學的時候也能看到《資本論》這樣的書，但我就讀不下去。

趙林：實際上不一樣，我1954年出生，比你大8歲，鄧曉芒比我大6歲，郭齊勇老師比我大7歲，我們都在哲學院做同事，他們也都是在當年上中學或者下農(nóng)村的時候就開始讀大量的哲學著作。但到了60后可能就不一樣了，畢竟你們開始到了一個理性充分發(fā)展的時代，到了你們十七八歲，理性開始逐漸成熟的時候，時代和你們可讀的東西已經(jīng)不一樣了。比我們年長的人，如果愛看書，基本上大家的經(jīng)歷都差不多，都是讀了很多哲學、歷史方面的書。

3. 淺談?wù)軐W二三

（a）哲學在于改變自我

俞敏洪：好像比我再早幾年出生的人，對哲學都有一種癡迷，因為當時大家都是用哲學指導(dǎo)一切，哲學指導(dǎo)農(nóng)業(yè)、哲學指導(dǎo)工業(yè)、哲學指導(dǎo)大煉鋼鐵。

趙林：對，這實際上是時代造成的。人人都學哲學的這種瘋狂，比哲學的貧瘠更有害于這個社會，這是我后來認為的。

我素來認為哲學是無為之學，哲學不可能立竿見影地導(dǎo)致客觀方面的巨大變化，哲學主要是改變自己、改變主觀。哲學的意義不在于改變客觀世界，而在于改變自我。最近新版的《西方哲學史講演錄》出版，他們做了很多簽名名片，讓我題詞，我就寫了一句話，“哲學的主要功能不在于改造世界，而在于改變自己”。如果學了哲學就可以改變客觀世界，可以多產(chǎn)鋼鐵、多產(chǎn)糧食，那完全是把它變成了狗皮膏藥，哲學沒有這個功能。我素來認為哲學沒什么實際用處，哲學只能改變自身，不能改變世界。

俞敏洪：現(xiàn)在那么多中國年輕人處在個人奮斗中，但西方哲學中那些思辨能力也好，抽象背后的本質(zhì)也好，現(xiàn)象背后的本質(zhì)也好，這種思考好像離中國年輕人的現(xiàn)實生活非常遙遠。而且由于西方哲學的抽象和思辨的本質(zhì)，導(dǎo)致大量的年輕人去讀哲學書的時候，不管是讀哲學史的書，還是去讀原著，比如讀一些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的著作，到后來再去讀康德的三大批判，就越讀越不懂。這些學問對中國現(xiàn)在的年輕人還有什么用？對他們來說，懂不懂西方哲學對他們的生活有什么影響？是不是沒什么影響？

趙林：一個人確實可以一輩子完全不讀哲學書，他照樣可以很好地生活，這不妨礙他的生活本身。但問題是，每個人都可以不讀哲學書，但每個人不可能不考慮哲學問題。我總說，人實際上是一種哲學動物，不管你愿不愿意，主觀有意還是無意，你實際上都要考慮哲學問題。看哲學書在某種意義上能夠使我們對自己有意無意考慮的那些哲學問題更加明晰，因為我們會知道，別人也同樣面臨著這樣的問題，那些哲學史上的先賢也和我們一樣，也對那些讓我們心靈感到困惑的問題同樣困惑。

追求智慧是每個人的天性，人不可能僅僅滿足于常識。人生活在常識中，常識是我們的習慣，是我們生活的基本指導(dǎo)，但我們在遵循常識的過程中總是會進步，總要思考一些無用的問題，甚至是無聊的問題。這些問題只要是人，就不可能不思考。哪怕一個一輩子沒走出過深山老林、大字不識的老農(nóng)民，也會在茶余飯后偶爾想，這個世界從哪里來？我死了以后到哪里去？這些問題實際上都是哲學問題。

我在嗶哩嗶哩的《西方哲學史》講演中，第一講就講的是看門大叔三問的哲學基本問題。一個看門大叔哪怕沒有任何問題，有一個人來到單位，他也會把你攔下來，問三個問題，這三個問題實際上都是哲學問題：你是誰？你從哪里來？你到哪里去？這都是哲學問題，不思考無所謂，不思考這些問題，或者不有意地思考這些問題，絲毫也不會影響我們的生活質(zhì)量。但如果在生活的同時能夠有意識地、帶有反思性地來思考一下這些問題，可能人生會變得更加自覺或者變得更明白一點。

大家不妨在生活中仍然按照慣性來發(fā)展，但是你心里是明白的，哲學的意義就在這兒，不能直接讓你改變客觀環(huán)境，但它可以改變你自己，讓你無論是在順境還是在逆境，得意還是失意，你都能夠有一種自嘲或者一種更高的觀望，以一種更高的眼界來看待自己，甚至帶有幾分自我嘲諷的意味，這樣人就會活得豁達一點，我想可能無非就是這個意義。

（b）哲學永遠沒有答案

俞敏洪：哲學問題、哲學所追求的問題，不管是世界到底怎么來，到什么方向去，還是我個人到底是從什么地方來，到什么方向去，這些問題實際上是沒有最終答案的。當人陷入這種沒有最終答案的問題的糾結(jié)時，我們到底在尋求一種什么東西？

我們做數(shù)學題，最后是要把答案解出來，很多數(shù)學家終生追求的就是解決數(shù)學難題，他們的假設(shè)就是最終肯定能找到一個答案。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就更不用說，都是科學知識，都是以最終的正確答案不能證偽來表達自己。但哲學的問題，不管是偏向于客觀世界還是主觀世界，不管是偏向外在世界還是內(nèi)在世界，也不管是唯心的還是唯物的，找到最后，其實到今天為止也沒有一個真正的最終答案。

趙林：我素來在講哲學的時候，特別強調(diào)哲學和科學之間的一個差異，這也是羅素在《西方哲學史》緒論里一開始就談到的一個問題：哲學、神學和科學之間的異同在哪兒？科學一定是追求某種有確定性答案的問題，這種問題也許已經(jīng)有了確定的答案，即使現(xiàn)在沒有，將來也肯定會有，這一點大家都堅定不移地相信。比如，探索微觀世界，我們可以不斷地把基本粒子、基本元素進行分解，分解到某一種程度，我們以為到頭了，但也許后來還可以分解。還有關(guān)于宏觀世界、宇宙大爆炸、這個世界怎么來的問題，這些問題通過實驗手段，通過科學技術(shù)不斷的發(fā)展，我們可以獲得某種終極性答案。

但有些問題本身就是沒有終極性答案的，這些問題就屬于哲學問題，它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超出了可能給出終極解的范圍。所以，羅素認為，那些沒有確定性、超出確定性知識范圍的問題，往往都屬于哲學問題。我非常認同這個觀點。

當然，這些問題也屬于神學問題，只不過和哲學不同的地方在于，神學會依著某種權(quán)威，比如《圣經(jīng)》的權(quán)威、《古蘭經(jīng)》的權(quán)威，或是《般若經(jīng)》等，以這些不同的經(jīng)典或者某些權(quán)威人士、權(quán)威機構(gòu)的觀點來確定它的答案。但哲學不一樣，哲學只能訴諸理性，而理性在這樣一些終極性問題面前，往往會感到自己有點束手無策。

從這個意義上，哲學探討的問題就是一些沒有終極解的問題，因為人類必將會面臨這些沒有終極解的問題。我們面對的世界一部分可以說是已知的，或者是可以獲得確定性知識的，但還有一部分，我們得承認，不管人類智慧發(fā)展到什么水平，我們都不可能給出終極答案。

（c）中國哲學與西方的差異

俞敏洪：西方哲學更多偏向于形而上學和唯心的一面，偏向于如何解決這個世界整體上所面臨的問題，而不是偏向于解決人實際上每天面臨的問題，比如人活在世界上，到底怎么解決內(nèi)在的糾結(jié)，即內(nèi)心的靈魂，還有心靈上的糾結(ji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西方哲學走的路徑和中國哲學走的路徑好像完全不一樣。

中國哲學，即孔子、老子、莊子的思想，基本都是以人為核心來看待我們?nèi)绾卧谟钪媸澜缟?、人類社會中生存?/b>西方哲學是到了近現(xiàn)代，才出現(xiàn)了尼采、叔本華這樣更關(guān)注人生存狀態(tài)和精神靈魂的思想家。像康德這樣的人，解決的都是大問題，都是所謂宇宙的星空和我們內(nèi)心的道德世界這樣讓人無比敬畏的問題。但中國從一開始，從2500年前出現(xiàn)孔子、老子開始，關(guān)注的就是人的生存問題，而不是那么關(guān)注宇宙客觀世界到底從哪里來。盡管老子也說過“道可道，非常道”，但他更關(guān)注的是人如何生存得更好的問題。那么，中國的哲學算是真正的哲學嗎？

趙林：中國哲學當然可以算是真正的哲學，只不過它關(guān)注的核心、關(guān)注的中心問題可能不一樣，這確實與中西方不同的歷史背景、文化背景是相關(guān)的。

西方自希臘開始，人們是在一種小國寡民、分離主義的現(xiàn)實狀況中生活，而且又都是面對著大海，所以希臘人往往對攻城略地、開疆拓土的興趣不大。關(guān)于建設(shè)一個發(fā)達、繁榮昌盛的國度這件事，他們好像也覺得差不多就行了，所以他們可能在面對大海的時候，就更多地思考一些比較超越的問題。這里有一個發(fā)展脈絡(luò)，我在《古希臘文明的興衰》里講到希臘這種感性的藝術(shù)，從雕塑、建筑、繪畫發(fā)展到悲劇，最后從悲劇發(fā)展到哲學，它有一個逐漸抽象的過程，這種抽象和他們的生活背景有關(guān)系，因為他們是個人的、自由的，每個個人面對著蒼穹，每個個人面對著無限的世界，就很容易走向形而上的道路。

中國不一樣，中國從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戰(zhàn)國，看起來好像是西周的分裂導(dǎo)致了東周的春秋戰(zhàn)國，實際上當年西周也只不過是天子制，周邊的蠻夷、番邦只不過是對它稱臣納貢而已，后來就明顯走向了一個分離，再后來走向戰(zhàn)國、走向秦漢、走向統(tǒng)一，這個國家越來越大。所以，現(xiàn)實的政治問題、生活問題、倫理問題成為了主要問題，人們就開始關(guān)注人和人的關(guān)系，而不太關(guān)注那種超越的、形而上的東西，尤其不太關(guān)注人和神的關(guān)系。

俞敏洪：也就是說，這和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內(nèi)外部環(huán)境有關(guān)。

趙林：對，和政治環(huán)境和意識有關(guān)系。

俞敏洪：比如，草原民族和農(nóng)耕民族，即以中原為核心的漢民族之間的那種互相沖突的狀態(tài)，導(dǎo)致人不得不時時去關(guān)注自己的生存，而不是關(guān)注生存之外抽象的東西。

趙林：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中國這種自西周以后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宗法社會，這種宗法血緣關(guān)系使得所有人都成為整體中的分子，這個分子和整體相比微不足道，所以人首先要考慮自己如何能與自己所處的倫理團體、倫理社會實現(xiàn)更好的和諧，從這個意義上講，超越個人的信仰在某種程度上總會受到壓抑。

相反，希臘社會是一個公民社會，公民社會最大的特點就是人擺脫了血緣關(guān)系的紐帶，固然人也有血緣關(guān)系，但血緣關(guān)系對社會生活來說不會成為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一種公民關(guān)系，是一個一個原子式的、單子式的個體以及相互之間的關(guān)系問題。這樣一來，實際上每個人作為獨立的人，會相對比較自由，可以擺脫一系列按照血緣關(guān)系形成的倫理紐帶，可以自由地翱翔于天地之間，開始思考一些比較超越、抽象的問題，而不是考慮那些和現(xiàn)實緊密相關(guān)的倫理關(guān)系問題。

也正是因為如此，中國哲學產(chǎn)生于先秦，特別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時代。儒家思想成為中國哲學主干的原因就在于，儒家更多關(guān)注倫理關(guān)系，所以中國哲學走向了一條比較倫理化的道路。從孔孟時代開始，后來到兩漢，再到魏晉，特別是后來到了唐宋，逐漸就形成了哲學的倫理化，或者說倫理道德哲學成為了東方哲學的主要內(nèi)容。

但西方不一樣，他們擺脫了血緣倫理關(guān)系的紐帶，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孤立的，他們考慮天地問題，考慮某種人神關(guān)系的問題，尤其西方又有很濃郁的有神論背景。而中國自西周以后，宗法社會逐漸代替了這種尊神事鬼的殷商文化氛圍。所以，西方人神的維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維度，天地不是表示一種倫理意義，更不是表示一種自然意義，而是更多代表一種人和超越人的更高力量之間的關(guān)系。如此一來，在這種有神論的背景下，就很容易把哲學思考上升到形而上，形而上學就成為了西方哲學的主要內(nèi)容。

中國哲學是不是哲學？當然是哲學，但中國哲學更注重倫理學的內(nèi)容，而西方哲學更注重的是形而上學的內(nèi)容。而這種形而上學當然不在一個倫理關(guān)系中，看不見摸不著，又不是把自然作為一個近代意義上的自然對象來理解，所以很容易招致唯心主義這樣的評價。

4. 專業(yè)選擇背后的時代命運

俞敏洪：你當初上大學的時候，本科讀的是歷史，但你后來的研究更多還是在往哲學方向走，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在大學讀歷史對你后來研究哲學有什么樣的影響？

趙林：我其實本科、研究生都是學歷史，這里面說起來有一個背景，有點陰差陽錯。原來在“文革”期間，我們那批年輕人都喜歡讀哲學，對哲學充滿了興趣，而且那時候能看到的主要都是馬克思，后來才轉(zhuǎn)向德國古典哲學或者英國古典政治經(jīng)濟學。到了1976年打倒“四人幫”后，1977年恢復(fù)高考，我是恢復(fù)高考的第一屆，77級，我當時第一志愿是北大哲學系，第二志愿是武大哲學系，第三志愿是中山大學哲學系，第四志愿是武大歷史系，結(jié)果當時武漢大學招生，武漢大學歷史系先拿到了我的檔案，那時候也根本不問我的志愿，他們就看我分數(shù)考得不錯，一下就把我塞給歷史了。那時候也沒有什么轉(zhuǎn)專業(yè)的說法，大多數(shù)人可能還是按照志愿來的，很少有人遇到我這種情況，也沒有任何說理的地方，就只好到歷史系。

這樣一來，我就在歷史系讀了4年。這4年期間，基本上除了必須要完成的課程外，其他的時間我都在哲學系聽課，基本上聽完了他們的很多課程，我也跟當時哲學系77級、78級的同學很熟悉，所以我雖然本科是在歷史系，但我其實是在武漢大學哲學系。

后來考研究生我又考哲學，而且考的是西方哲學史，當時分數(shù)很好，無論是外語還是專業(yè)都考得好，由于此前在1980年我參加了《中國青年》的關(guān)于“潘曉”的人生觀討論，表達了一個強調(diào)人主觀能動性的觀點，結(jié)果我參與討論那天寫給出版社編輯部的信最后被登在了《中國青年》上，還起了個名字，“只有自我才是絕對的”。那時候哲學系還比較正統(tǒng)，所以當時那些還比較保守、正統(tǒng)的人士認為我是個主觀唯心主義者，覺得我思想觀念不正確，帶有主觀唯心主義之嫌，就不收我。所以，我雖然考上了，但并沒有被錄取。好在歷史系還是比較喜歡我，畢竟我在歷史系讀了4年書，歷史系的一些老師包括系領(lǐng)導(dǎo)都比較器重我，所以當時他們就把我塞到歷史系接著再讀美國史，這樣我又讀了3年美國史。所以，7年的歷史其實都是在我不太情愿的情況下讀的，尤其是3年的研究生，是在完全不太情愿、違背我意志的情況下讀的。后來一直到博士，我才上了哲學系，又如愿以償?shù)貙W了西方哲學。

現(xiàn)在回想起來，雖然那7年歷史好像非我情愿，但那7年歷史的奠基，對我后來的哲學研究非常重要，在中國西方哲學界里面，我覺得我的哲學思想是最強調(diào)歷史感和歷史背景的。

俞敏洪：我讀過你好幾本書，《古希臘文明的光芒》、“西學三書”系列我讀過。讀你的《西方哲學史講演錄》，我有一個很明顯的感覺，你把歷史作為一個主線貫穿到了你的寫作中，使你書的脈絡(luò)本身也顯得非常清晰，讓人感覺在時空上做了很好的布局。如果是純粹做哲學的人寫的書，讀不出這種感覺，但你的書確實有這方面的感覺。

剛才你所說的專業(yè)選擇的經(jīng)歷里，涉及了一個現(xiàn)代青年人的問題，現(xiàn)在大學生選專業(yè)，非常重要的參考因素就是未來畢業(yè)后能找到好工作，至于這個專業(yè)我本身喜不喜歡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學完這個專業(yè)，我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很難說這樣的選擇是錯的，但也很難說這樣的選擇是對的。

我覺得一個人學一個專業(yè)就是對自己的一生負責，我學這個專業(yè)其實是為我一生所用的，一生所用的東西原則上就應(yīng)該是我從心底喜歡的東西，而不是說這個專業(yè)能讓我賺更多的錢我就去學。但現(xiàn)實世界也對年輕人提出了挑戰(zhàn)，如果學出來以后不能賺錢，或者甚至找不到工作，那學這個專業(yè)干什么？當初你一心一意要學哲學專業(yè)，但現(xiàn)在，報歷史、哲學等專業(yè)的學生越來越少，現(xiàn)在很多文史哲這三個領(lǐng)域的學生基本都是被調(diào)劑過去的，這些學生也不一定對文史哲真正感興趣，就是沒辦法，被調(diào)劑過去了。

這就有兩個問題，第一，年輕人選專業(yè)到底應(yīng)該怎么選，到底應(yīng)該怎么對自己的一生負責？我覺得這是我們老一代教授和老師應(yīng)該給學生進行引導(dǎo)的問題，因為任何學問都離不開人生，不管哲學是探索多么高遠的客觀世界背后的起源，還是在探索其他，它歸根到底也離不開一個人的人生。第二，在這么一個功利的時代，年輕人面對自己的專業(yè)選擇，面對文史哲這樣人類思想精神的基礎(chǔ)的東西，到底應(yīng)該怎么辦？

趙林：我們那個時候選擇專業(yè)和現(xiàn)在的大學生不太一樣，我們那個時代有很強的自主性，那時候也沒有很明確的利益引導(dǎo)。今天的學生上大學選專業(yè)的時候，一方面可能受父母、老師及其他長輩影響；另一個方面也受自己所處的時代影響，所以他們肯定要選擇有用的專業(yè)。這種有用當然主要表現(xiàn)在將來可以找到好工作，能夠找到一個好的飯碗。他們更多不是從興趣考慮，而是從利益考慮；更多不是從自我主觀動機考慮，而是從結(jié)果、效果考慮，再加上父母、老師的加權(quán)，這個作用就更放大了。現(xiàn)在哪個父母會讓孩子去學文史哲？父母肯定會讓孩子選擇一個好專業(yè)。

我們在學校有時候會開一些面向全校的通識課，面對來自不同專業(yè)、不同學科的同學們，我每次都跟他們說，哲學有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哲學是什么，還有一個問題是哲學有什么用。我的回答很簡單，哲學沒用，只能改變主觀，不能產(chǎn)生客觀效果，不能立竿見影地覺得學了哲學就可以做好事、當好官、經(jīng)好商、發(fā)大財。哲學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這個功能。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當年的選擇是因為我們受了一個時代的影響，那時候大家反倒對文史哲比較感興趣，所以很多人選擇這個專業(yè)。其實我以前數(shù)學和物理都非常好，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很可能就去學數(shù)學了，只不過“文革”改變了時代背景，我們開始對文史哲感興趣了。

還有一點，西方到近代以后，讀哲學的人大多數(shù)也都是家庭條件比較好，有點養(yǎng)尊處優(yōu)，不為稻粱謀，他們就有一種閑情逸致，在很大程度上還有一點超越，所以他們喜歡選這些沒用的東西。

我們這個時代比較強調(diào)功利，我在《西方哲學史講演錄》最新版的再版序言里專門提到，我們這代人生活在兩個主要時代，年輕的時候更多生活在一個政治引導(dǎo)的時代，那時候突出政治，等我們成年后，我們又更多地生活在一個經(jīng)濟引導(dǎo)的時代，我們追求利益，一切唯利是圖。我們這代人正好有幸是在這兩個時代之間曾經(jīng)有過一段算是青黃不接的時代，大家既對政治不太感興趣，同時也都沒有經(jīng)濟這根弦，沒有經(jīng)濟引導(dǎo)的趨向，那個時候大家對發(fā)財致富好像一無所知，也不太感興趣。

也就是在80年代，正是我們這代人年輕的時候，正好經(jīng)歷了一個文化引導(dǎo)的時代。那時候年輕人在一起，大家一見面就是高談闊論，文學、歷史、哲學、科學，那個時候可能是一個文化主導(dǎo)的時代，整個時代風氣都是比較傾向于文化的。但今天已經(jīng)完全不一樣了，今天是個非常明顯的利益引導(dǎo)的時代，所以很多人學的專業(yè)和興趣是不相干的。

5. 文史哲不應(yīng)該是某種專業(yè)

俞敏洪：從長遠來說，文史哲對一個人考慮問題的全面性、縱深性、廣闊性和更大格局的形成有巨大的好處，而這些東西必須先沉浸進去。比如從歷史的角度看，知歷史而知未來，如果一個人沒學過歷史，他怎么可以判斷未來？如果一個人沒有學過哲學智慧，他怎么可以用智慧來引導(dǎo)自己的人生？如果一個人不學文學，他怎么會有人生的美感和人生情感的豐富性？所以，從長遠來說，我認為文史哲對于一個人人生的完善，甚至對這個人未來做大的事情，都有重大的意義。

在政治發(fā)展中有這么一個概念，技術(shù)統(tǒng)治和人文統(tǒng)治，也就是說，一般來說最初的時候都是學技術(shù)的人對國家最管用，越到后面越會由人文統(tǒng)治，這里是指政治結(jié)構(gòu)。比如美國最初的總統(tǒng)有好多是學技術(shù)出身的，但是后來更多的總統(tǒng)是文史出身，包括法律等。原因是學這些學科的人，能夠以更大的格局、更多的縱深概念來引導(dǎo)國家的發(fā)展。

從個人長久發(fā)展的角度來說，學技術(shù)性的學科，包括金融、財會，當然可以馬上找到工作；學理工科，尤其是工程，也很容易找到工作。但從人一生的角度來說，對這個世界更加縱深的了解，包括對自己更加縱深的了解，哲學給人帶來的智慧，歷史給人帶來知過去而知未來的能力，人文給人帶來更豐富的情感和審美，我覺得從長遠來說對一個人真的很重要。但現(xiàn)在的學生往往選擇的是眼前，包括家長幫孩子選擇的時候，往往也是選擇眼前，而這種眼前就是所謂功名利祿，其實有可能會遮蔽這個學生一輩子更大的發(fā)展空間和發(fā)展?jié)摿?，這是我個人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