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北大迎解放，投身革命

1947年1月，我考入北京大學理學院動物學系做練習生。我1月13日到理學院報到，其時正是北大師生抗議美軍對北大女生實施暴行的高潮。理學院大門內外鋪天蓋地貼滿“抗議美軍暴行”“嚴懲美軍暴徒”“美帝國主義從中國滾出去”的大字報。這些大字報深刻揭露了美帝國主義的丑惡嘴臉和侵略者的本質。這是我進北大上的愛國主義第一課。

理學院原是清朝的公主府，院內建筑仍是王府的格局，唯有大院正廳東部的生物樓和南樓（教室樓）是近代建筑。動物學系師生人數不多，都擠在生物樓樓下，用房十分擁擠。練習生的工作主要是為教學、科研準備實驗材料，采集、制作各種動物標本，并管理學生用的實驗設備如顯微鏡等。因為這些工作，練習生和師生們接觸很多，所以大家彼此都很熟悉。師生們關心政治、思想進步，他們深深地影響著我，使我逐步融入北大這個“小解放區(qū)”的環(huán)境之中。

抗戰(zhàn)勝利后，國民黨反動政府為了打內戰(zhàn)，大量印發(fā)鈔票，搜刮民脂民膏，物價飛漲、民不聊生，教育事業(yè)遭遇嚴重危機。北京學生在地下黨的領導下，發(fā)起“反饑餓、反內戰(zhàn)”的斗爭。1947年5月18日，北大學生宣傳隊在西單商場附近突然遭到國民黨青年軍208師士兵圍堵毆打，據說有8人被打致傷，其中2人受重傷。動物學系助教李秀貞向我們介紹她弟弟（北大工學院學生）在西單被打的情況：暴徒拳打腳踢，有好幾個同學受傷。我們聽了非常氣憤，大家議論要參加“五二〇”大游行。

5月20日下午，一萬多名各校學生聚集在北大操場，我加入的北大隊伍有幾百人，排頭的是在北大上學的青年軍復員學生，他們穿著夾克式青年遠征軍軍裝，有人還戴著美式鋼盔，衣服背面寫著“老208師”字樣。當過兵的人走起路來很威武，隊伍是四列縱隊，我們年輕力壯的排在外側兩列，中間兩列是較體弱的男生和女生。隊伍浩浩蕩蕩，沿途高喊“反饑餓、反內戰(zhàn)”的口號。走到西單商場時，我們外側兩列男生都將手挽起來，防止被沖散、被毆打。西單商場附近有些像特務便衣的人在觀望，所幸沒有發(fā)生事故，但回校后聽說北大仍有兩個人被打了。游行大隊回到北大廣場即舉行群眾大會，總結“五二〇”游行的戰(zhàn)斗，并把北大操場命名為“民主廣場”。

暑假后，我搬進理學院南樓單身宿舍，住在校內有更多時間參加學校的各種活動。不久，我參加了化學系練習生沈承昌組織的讀書會，參加讀書會的有我們理學院幾個練習生和校外幾個中學生，北大學生老寧輔導我們學習《大眾哲學》《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論》等革命讀物。隨著形勢的發(fā)展，我們還學習了介紹解放區(qū)情況的《大江流日夜》和《中國土地法大綱》等。北大校內雖然民主自由氣氛濃厚，但學習小組仍然十分注意保密，學習地點隨時更換。我們的學習文件也注意保密，北平解放前夕我們學習的《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華社新聞稿，就是偽裝在一本周作人的《秉燭談》里。

學習小組堅持的時間很長，參加學習的人員有不少更迭，直到北平解放后小組公開，定名為“青苗社”，成為職工中一個社團，吸收沙灘校區(qū)青年職工中要求進步的積極分子參加。學習小組還在總辦事處前設立板報專欄，配合政治學習，定期出版，直到職員會、工會正式成立，文宣工作正常化后，青苗社才停止活動。

學習小組是練習生們的一個交流平臺，練習生聯誼會就是在學習小組中醞釀產生的。1948年春，國統(tǒng)區(qū)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地下黨領導教職工開展要求改善公教人員待遇的斗爭，只拿職員工資60％的練習生們，紛紛要求享受應有的全額工薪待遇。沈承昌、王克昌和我?guī)讉€人多方呼吁奔走，雖未解決問題，但練習生們在斗爭中團結起來，一起讀進步書刊，宣揚進步思想。后經黨組織同意成立了練習生聯誼會，我們幾個人成了聯誼會的負責人。聯誼會在之后的迎接北平解放，與舊職員會斗爭，以及成立職員會、工會等工作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8年4月的一天，我同李鴻藻（王岳）去西郊采集標本，中午回到理學院時，看到總辦事處門口吵吵嚷嚷聚集了很多人。感覺情況不對，我同李鴻藻趕快進了理學院大門。他叫我去總辦事處看看，我在民主廣場的布告欄里看到貼著警備司令部抓人的黑名單，名單上有李鴻藻的名字。我趕快回來告訴他，想讓他暫時在我的宿舍住下，他說不用我管，第二天去了解放區(qū)。幾十年后，我們又在北大相見，李鴻藻任北大物理系黨總支書記，后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長。

1948年暑假，我的小學同學劉光鼎（后為中科院院士，曾任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所所長）從山東大學轉學到北大物理系，帶著弟弟劉光鼐來京，暫時擠在我在南樓的單身宿舍里。當年，山東大學缺乏進步書刊，他想運一批進步書刊到山大。其時，我正準備到青島采購制作鯊魚標本的材料，要帶幾個裝儀器、藥品和魚的木箱，將進步書刊裝箱混在一起是可行的辦法。經黨組織同意，我將進步書刊裝在這批箱子里，從北京火車站運到天津碼頭，再裝船運到青島大港，由山大學生從碼頭接走。在天津碼頭，軍警逐箱嚴格檢查，我千方百計沒有讓他們打開這幾個箱子。這次經歷是我終生難忘的一次危險行動，也是我第一次單獨完成一項革命任務。

1948年12月，解放軍幾路大軍將北平城團團圍住，地下黨布置全黨和盟員組織護校和迎接北平解放。植物學系練習生、地下黨員王克昌組織我們幾個人，登記動物學系、植物學系的貴重儀器、設備和重要圖書資料。

1949年1月31日，我們接到通知：和談簽字，人民解放軍要在今天進城接受北平防務，北平正式解放，我們要集體赴西直門歡迎入城的解放軍部隊。我們幾個人到西直門外，在城門兩側等候。過午，人民解放軍雄赳赳、氣昂昂地邁著整齊的步伐進入古老的北平城。我們見到自己的隊伍，群情振奮，熱淚盈眶，大家振臂高呼歡迎口號。之后，我們又在回校的路上見到地安門部隊換防：在地安門城門樓東北角馬路東側的人行道上，原站著兩名國民黨士兵，從東面走來一隊著裝整齊、精神飽滿的解放軍戰(zhàn)士，從中走出兩人，與國民黨士兵互敬軍禮后互換崗位。我們和周圍參觀的市民一起熱烈鼓掌，我心中默默地想：“北平變天了，是我們人民的天下了。”

晚上回來，上級通知2月3日舉行歡迎解放軍入城式，要求學校各群眾團體在地下黨的統(tǒng)一領導指揮下，參加解放軍入城式。而1947年12月改選的職員會，領導權是在一群國民黨、三青團的人手里，這顯然是不合適的。經黨組織研究，由練習生聯誼會出面，與舊職員會談判，奪回職員會的領導權。2月1日下午，沈承昌、王克昌和我三人在孑民堂與舊職員會展開了長達兩個半小時的爭論，最后迫于大形勢影響，他們同意歡迎解放軍入城式由練習生聯誼會來組織領導。2月2日舊職員會中國民黨骨干分子逃離學校，2月14日舊職員會宣布結束會務，2月15日北大沙灘區(qū)職員會籌委會成立。

2月3日，舉行人民解放軍入城儀式，我們帶領職工隊伍隨北大的大部隊一起，到東交民巷西口路南指定位置。這里恰好是美國兵營大門口，大門緊閉，偶爾會有個藍眼睛、黃頭發(fā)的腦袋從門縫中伸出來看看，我們高呼“美帝國主義從中國滾出去”，大門馬上又關上了。上午11時，威武雄壯的解放軍隊伍走過來，熱情的歡迎人群沸騰的歡呼聲交織在北平的上空，直到下午5點儀式才結束。廣大市民“擁護共產黨、擁護解放軍”的口號響徹云霄，莊嚴熱烈的歡迎慶典震動古都。

7月1日，北大黨員、團員步行到先農壇，參加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大會。我們下午就到了那里，那天下著瓢潑大雨，離開會還有幾個小時，大家在雨中唱著、跳著，十分興奮，每個人都渾身濕透，鞋里、襪子里都是水，但沒人退縮躲雨。晚上開會時，雨停了，郭沫若朗誦了一首慶祝的詩，毛澤東主席向大家問好，全體與會人員斗志昂揚、不怕困難的精神在我的記憶中永不磨滅。

10月1日，首都30萬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開國大典。我隨北大的隊伍中午就到了西三座門西側的指定位置。下午3時，慶典開始，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30萬群眾仰望天安門、看著毛主席，心潮澎湃、群情激昂，口號聲、鑼鼓聲響徹云霄。朱德總司令繞場檢閱后，盛大的閱兵式開始，威武的人民解放軍陸、海、空方隊在我們面前通過。天上飛過機群、地下通過裝甲坦克后，群眾游行隊伍開始出發(fā)，北大隊伍在天安門西側，走在游行隊伍的最后。當晚，我又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盛大慶祝晚會。

我有幸參加開國大典，見證新中國的誕生，感到熱血沸騰、激動不已。當五星紅旗升起來的時候，我暗下決心，要為年輕的新中國奮斗終生。

1950年6月，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出兵抗美援朝。27日，北大民主廣場上貼出了“反對美帝侵略、支援朝鮮人民愛國戰(zhàn)爭”的大字報。我在北大教職員抗美援朝上書毛主席的志愿書上簽了名（我記得全校教職員376人簽名）。1951年暑假，動物學系召開師生員工大會，動員開展捐獻運動。我當時負責系里的行政事務工作，找到王府井南口中國青年服務社（團中央所屬），經多次協商，他們同意收購我們制作的動物標本、切片。全系師生晝夜奮戰(zhàn)制作標本，我也制作了一批蟾蜍骨骼標本，銷售收入全部捐獻，動物學系的捐獻成果為全校各系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