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20世紀文學史學反思

1.“重寫文學史”口號的提出

如果說文學史是人類心靈活動的語言表達的歷史，那么文學史研究就是人們對自己文學史的認識和反思。這種認識和反思隨著時代的推移，因人類認識手段和認識方法的改變而改變，于是就產(chǎn)生不同時代的重寫文學史的欲求。日本在1950年代出現(xiàn)以“追尋日本民族的悲歡哀樂的表現(xiàn)”（中野重治《日本文學的諸問題》）和恢復民族的創(chuàng)造性（竹內(nèi)好《國民文學論》）為目標的重寫文學史的要求[180]。中國臺灣學術界也在1980年代中期發(fā)出了重寫文學史的呼聲，據(jù)說是受大陸的影響。而中國大陸對文學寫作的反思是在1980年代初期，1980年代后期在新方法討論的學術背景下明確提出“重寫文學史”的口號，其明確標志是1988年《上海文論》雜志開辟的“重寫文學史”專欄。這一口號的提出，無疑與1980年代中國大陸人文、社會科學的思想解放、學術轉型和知識增長密切相關。思想解放直接引發(fā)文學觀念的變革，并帶來文學理論的重構。而學術轉型則導致了文學史研究中的三個新趨向：（1）學術觀念由邏輯回歸歷史；（2）學術視野由文學擴展到文化；（3）學術史思潮蓬勃興起。學術觀念的變化帶來對文學史知識和文學史框架的新認識，學術視野的擴展帶來對文學史內(nèi)容的新闡釋和新估價，學術史的回顧帶來對文學史寫作的歷史反思和學術規(guī)范的重構。1980年代文學研究領域急速的知識積累和更新，迫切要求文學理論加以概括和提煉，同時也要求文學史加以整理、綜合和容納，于是在1980年代后期，重寫文學概論和文學史的熱潮達到頂峰。據(jù)我粗略統(tǒng)計：1988年出版文學概論十七種，文學史三十五種；1989年出版文學概論十四種，文學史三十八種。進入1990年代后，文學史的寫作和出版達到高潮，1990年出版文學史三十一種，1991年三十七種，1992年三十五種。最近出版的章培恒、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也是這股熱潮的成果之一，而中國社科院文學所主編的十四卷本文學史將是其光榮的尾聲。從第一部《中國文學史》誕生至今已逾百年，文學史寫作的歷史及其成果本身已成了需要研究的問題，于是以研究文學史的寫作為目標的文學史學應運而生，從1990年代以來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近十年過去，“文學史學”已進入實際的建設階段，相當一部分學者投入其中，付出了巨大的熱情和努力。作為一個關心“文學史學”并參與建設的學者，回顧這門學科十年來走過的歷程，欣慰之余，也有一些想法。

2.走向文學史學的步履

回溯文學史學的發(fā)生，自可以文學史著作產(chǎn)生之日為其原點。但從學科的自覺意識來說，其象征性的起點似乎是1983年7月至10月《光明日報》開展的文學史編寫討論。這次討論，占主導地位的問題是關于文學史的目的、宗旨，主要意見還是我們熟悉的內(nèi)容，認為“中國文學史作為一門相對獨立的文學史學科，它是研究中國文學的特殊的發(fā)展規(guī)律和特殊的發(fā)展途徑的科學”（張碧波《文學史研究端斷想》，8月2日），“通過對作家及作品的描述，顯示一定民族、一定時代的文學的規(guī)律”（禹克坤《文學史與文學規(guī)律》），“它的最高任務是探索、發(fā)現(xiàn)和總結文學的發(fā)展規(guī)律”（寧宗一《文學史要探索文學史的發(fā)展規(guī)律》，7月19日）。比較值得注意的是林崗的意見，他將文學史分成兩種類型，一種是敘述性的，“將文學發(fā)展歷程當作實體性的知識來思考歷史”；一種是解釋性的，“對文學發(fā)展歷程進行‘理性重組’，對其演變進行理論上的解釋和說明，歷史的敘述在這里已包含了第二級的評說”（《談兩種不同的文學史》，9月27日）。這種分別其實只能在理論上成立，實際操作中一定倒向后者。但在當時，林崗的這種分別卻的確代表著學術界對文學史性質的對立看法，也就是困擾著學術界的文學史是客觀的還是主觀的問題。若干年后，人們終于在這個問題上拉開了文學史理論研究的序幕。在《光明日報》的這場討論中，只有胡小偉提出的文學史應該“成為具有多層次多結構的，能夠反映學術界各種成果的綜合性著作”（《文學史要有多層次結構》，7月26日），觸及文學史樸素的本質，遺憾的是他的意見并沒有為人們采納。所以盡管文學史研究已有長足的進步，盡管文學史著作出版得很多，但擺在人們面前的文學史著作并沒有什么令人矚目的新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