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危機與趣味取向（1985）

“文化危機”是現(xiàn)代的一種普遍現(xiàn)象，從西方到東方都可以看到。一般研究文化現(xiàn)象的學者都一致認為這是現(xiàn)代化的必然后果。在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傳統(tǒng)的古典文化和價值系統(tǒng)經(jīng)不起現(xiàn)代力量的推排、侵蝕，逐漸地解體了。而另一方面，一個可以代替古典傳統(tǒng)的新文化卻并沒有出現(xiàn)，至少我們一般所說的現(xiàn)代新文化并未能取得和古典文化并駕齊驅(qū)的地位。無論是文學、藝術(shù)、思想、戲劇、音樂還是建筑，現(xiàn)代的表現(xiàn)似乎都缺乏持久性，往往像一陣狂風驟雨，其興也暴，其去也疾，很少能達到“經(jīng)典”的地位。也許這正是現(xiàn)代新文化的特色，反映了工商業(yè)社會的性格。

但問題尚不止此，更嚴重的是，嚴肅的文化工作者，包括文學家、藝術(shù)家、思想家、音樂家、戲劇家、建筑家等，在現(xiàn)代社會中普遍地不受尊重，甚至還受到摧殘。以當前的世界來說，在極權(quán)統(tǒng)治下的社會中，文化工作者沒有創(chuàng)作和表現(xiàn)的自由自不必說，即使在所謂“自由”的社會中，他們不但在物質(zhì)生活上沒有基本的保障，在精神上也得不到應有的尊崇。以傳統(tǒng)古典社會與現(xiàn)代社會相比照，文化工作者顯然已從中心退居邊緣的地位了。這當然是就文化工作者的一般情況來說的，至于少數(shù)成為“文化明星”的時代寵兒，當然不能包括在內(nèi)。但少數(shù)的例外不足以否定上面所描寫的一般現(xiàn)象。

造成“文化危機”的所謂“現(xiàn)代化的力量”，事實上便是工商業(yè)社會的興起，特別是商業(yè)化的趨向。西方古典文化遭受的摧殘，依照雅倫德女士（Hannah Arendt）的分析，可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8、19世紀的庸俗商業(yè)社會把一切文化成品貶化成“交換價值”；第二個階段是20世紀消費大眾社會的出現(xiàn)，文化危機在這一階段才發(fā)展到最高峰，一切文化成品現(xiàn)在都變成了消費物品。

文化成品之所以淪落為消費物品，是因為它具有一種消費功能——娛樂。消費大眾社會的“文化取向”正是以娛樂為主。如果只是把古代經(jīng)典作品如繪畫之類以廉價方式加以復制，使消費大眾人人都可以有機會接觸到古典文化，這當然是好事。但是如果把莎士比亞的劇本改編為娛樂的對象，搬上銀幕，以迎合消費大眾的低級趣味，那便是摧殘文化而不是普及文化了。但是現(xiàn)代文化的危機則正潛伏在這里。文化成品的特征即在其具有持久性，而消費物品的特性則恰恰相反，即一面制造，一面消費，是永遠保存不了的。

上面所說是現(xiàn)代社會的一般情況，主要以西方的文化危機為主。中國的文化危機則遠比西方嚴重。我們的文化遺產(chǎn)在現(xiàn)代反傳統(tǒng)和慕西化的雙重打擊之下，已沒有多少剩下來了。禮樂教化早已為現(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所齒冷不必去說，即使琴、棋、書、畫這一類藝術(shù)修養(yǎng)也被看作“舊式士大夫”的清閑活動而被嗤之以鼻。以戲劇而言，不但典雅的昆曲早已沒落到難以挽救的地步，即使流行了一兩百年而且是“雅俗共賞”的京劇，現(xiàn)在也已少有問津者了。

我對臺灣的文化狀況了解得很有限，不敢亂說，但以我浮光掠影的印象，覺得臺灣社會基本上也走上了以娛樂為主要文化取向的道路。各大報刊為了爭取銷路，往往特別重視“娛樂版”。影星、歌星所受到的重視遠在文學、藝術(shù)工作者之上。我絕無輕視影星、歌星的傳統(tǒng)偏見。嚴肅的電影工作者、歌唱家、舞蹈家同樣是藝術(shù)工作者，他們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家、工業(yè)家、學者、詩人等毫無二致。但熟悉臺灣報刊“娛樂版”的人應該更清楚這些關(guān)于影星、歌星的報道究竟有多少是和“藝術(shù)”有關(guān)的。

我曾一再說過，文化發(fā)展是全社會的事，絕不能由政府單獨負責，只有極權(quán)國家的文化才是完全在政治的操縱之下。所以政府、工商界、影劇界、出版界、新聞界、文學界、藝術(shù)界等都應該好好反省一下：我們是不是必須以消費功能來看待文化呢？是不是除了娛樂之外便不需要別的精神生活呢？即使我們必須重視娛樂，是不是娛樂的境界也可以提升到聲色犬馬、大吃大喝以上呢？

日本也已走上了消費大眾社會之路，但是，傳統(tǒng)的藝術(shù)修養(yǎng)還多少保留了一些。禪道、書道、茶道、棋道、花道等依然存在，也依然受到一定的重視，這些“道”其實都是唐宋以來從中國傳過去的?，F(xiàn)在臺灣也有這些文化活動嗎？至少從大眾傳播上，我不大看得到這些活動。以我比較熟悉的“棋道”而言，除了林海峰“為國爭光”時看得到一些轟轟烈烈的報道外，圍棋的動向報紙上是不大刊登的。報道林海峰的成就依然是從“功能”的觀點出發(fā)：他讓中國人揚眉吐氣，為中國人爭取了榮譽。這仍然不表示對“棋道”本身有任何尊重的意味。以我所知，臺灣的“棋道”不但比不上日本和韓國，也遠遠落在中國大陸之后。臺灣唯一的《圍棋》刊物從來不敢刊登一篇大陸棋手的棋譜，臺灣的棋士怎么會進步呢？（按：這篇文字是1985年4月寫的，1987年起，大陸棋譜已出現(xiàn)在臺灣《圍棋》上了。）“棋道”和一切文化活動一樣，是超越政治的，完全從實際功能的觀點出發(fā)，絕無“道”可言。

以經(jīng)濟體系言，香港和臺灣同屬于自由競爭的（或“資本主義”的）形態(tài)，只有程度上的不同。但以文化面貌言，則兩者相去甚遠。由于一百多年來，英國人一直刻意地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典型的殖民社會，所以無論是精英文化還是民間文化都得不到正常的發(fā)展。英國本土是歐洲文化最深厚的中心之一，但是英國人卻最怕殖民地的土著有獨立的、批判的思想能力。所以在文化領(lǐng)域內(nèi)，香港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前一向只提倡“國粹”。魯迅在1927年所寫《略談香港》一文（見《而已集》）的確抓住了香港“文化政策”（如果真有這樣一個東西的話）的精神。魯迅所記當時港督金文泰關(guān)于在港大設“華文系”的演說詞（即所謂《金制軍演說詞》）尤其是研究香港“文化史”的一篇重要文獻。那時的香港政府只希望用“國粹”來籠絡一些上層“太史”、“爵紳”，以收殖民統(tǒng)治之效。這種“政策”事實上一直延續(xù)到50以至60年代。香港學術(shù)文化界開始活躍，一般大學生、中學生對文化、思想漸漸發(fā)生興趣，是最近二十年的事情。70年代初期唐君毅先生說過，他以前雖住在香港，但和香港社會卻是“互不存在”。這句話當時曾受到左派青年的激烈批判，但事實確是如此。即使在今天，對文化、思想、學術(shù)、藝術(shù)等有真正興趣的人仍然是和香港社會脫節(jié)的，可以說是“孤島上的孤島”。臺北的學術(shù)文化講演動輒可以吸引兩三千聽眾，這在香港是不可想象的。我從前在新亞書院時，每次請外來學者講演（包括大名鼎鼎的李約瑟在內(nèi)），總要擔心有沒有人來聽。1973年秋天，美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路過香港。他告訴我說，他聯(lián)絡不到任何同行，因此在飛機場上只有裁縫代表來歡迎他，要他訂制幾套西服。這種小故事十足地說明了香港社會和精英文化的關(guān)系。如果帕森斯去臺北，那是一定會轟動整個學術(shù)文化界的。最近十年來香港在這一方面有沒有改進，我不太清楚。但縱有進步，我想也有限得很。

香港也談不上有真正的民間文化。整個地看，大約“聲色犬馬”四字足以盡其“文化”的特色?！吧蠈印比耸孔钚蕾p的大概是“跑馬文化”，所以沙田新建的跑馬場具有象征意義。跑馬文化當然也可以“雅俗共賞”，不過上層人士似乎對此更有偏愛。至于一般社會大眾則流轉(zhuǎn)在黃色的潮流之中，身不由己。據(jù)我最近看到的一篇報道，1984年香港的各類刊物的銷數(shù)普遍下降，獨有所謂《馬經(jīng)》和《三字經(jīng)》者雙峰并峙、二水分流。對于這種情形，已經(jīng)用不上“文化危機”這個名詞了。根本沒有“文化”，哪有“危機”可言？這是世界末日即將到來之前的麻醉而已。西方社會當然也有黃色泛濫的情況，但那只限于少數(shù)心理變態(tài)的人的精神寄托之地，西方文化的主流（包括精英文化和民間文化）仍然屹立未倒。

香港大多數(shù)的中國人勤奮上進，在經(jīng)濟發(fā)展上創(chuàng)造了奇跡，這已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但他們何以眼看著這個社會在精神上如此墮落而竟無動于衷？這實在是一個頗難索解的現(xiàn)象。我已說過，這種畸形的文化狀態(tài)，其最初的根源乃在英國人的殖民政策。但是今天的香港已是一個以中國人為主體的經(jīng)濟社會體制了。如果沉默的大多數(shù)有文化的自覺，他們是有能力扭轉(zhuǎn)局面，創(chuàng)造一個融合中西之長的新文化的。到今天為止，香港所享有的“自由”是任何其他地區(qū)的中國人社會所望塵莫及的。但是在文化的層次上，這種自由似乎負面的意義遠大于正面的意義。

十二年以后，香港即將面臨一個歷史性的巨變。如果香港人珍惜自己目前享有的生活方式，他們必須在文化創(chuàng)造上表現(xiàn)自由的潛力。難道香港人真相信可以恃《馬經(jīng)》和《三字經(jīng)》為“文化長城”以及“在商言商”這種近視的功利觀念便能保證1997年以后的“五十年不變”嗎？“《馬經(jīng)》文化”和“《三字經(jīng)》文化”將來不但不能不變，而且也不應該不變。所以如何提升精神生活的“品位”或“趣味”，展開一個自發(fā)而普遍的文化清整（purification）運動，是當前香港最急迫的一項任務。在我看來，這是比政體如何改組、經(jīng)濟社會體制如何維持等技術(shù)工作遠為重要也遠為基本的最大問題。在未來十年中，香港是有客觀條件和精神資源來發(fā)動并完成這一文化運動的。但沉默的大多數(shù)的文化自覺無疑是運動的起點。時間不多了，我希望香港社會可以運用一切大眾傳播工具來進行這一運動。

中國大陸的文化問題和臺灣、香港這兩個地區(qū)完全不同。大陸上以前并沒有因商業(yè)化而來的“低級趣味”的問題（按：近兩三年來，大陸不幸也已出現(xiàn)了“低級趣味”。——1988年8月補注）。但是三十多年來，由于政治泛濫，中國人的文化意識一直是受著嚴重的壓制的。更由于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下，文化被看成社會經(jīng)濟形態(tài)的附生現(xiàn)象（epiphenomenon），它本身并沒有獨立的實質(zhì)，只剩下一點“形式”的意義而已（即所謂“民族形式”），所以，從“趣味”（taste）的角度觀察，大陸在過去30年間根本不發(fā)生文化趣味是“高級”或“低級”的問題，而是“味在咸酸之外”，即只有“政治趣味”，而整個地沒有“文化趣味”。

但是這種情況最近幾年來似乎已有所改變。我最近收到大陸學者寄來一本《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一期，是復旦大學出版的（1984年3月）。這是大陸三十多年來第一次對“文化”和“文化史”的相對獨立意義予以公開的肯定。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可喜的新發(fā)展。盡管其中有些作者仍不脫政治八股（這一點自不能深責），但也有幾篇很有獨立見解的文字，如張岱年先生的《論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即是一例。張先生從剛健有為、和與中、崇德利用、天人協(xié)調(diào)四個大范疇來討論中國文化，他有不少看法和我的《從價值系統(tǒng)看中國文化的現(xiàn)代意義》是不謀而合或至少可以互相溝通的。從這本《集刊》中我們知道，大陸的史學家正在計劃編寫一部大規(guī)模的中國文化史。這更表示對中國文化的進一步的肯定。

但是大陸的學術(shù)界畢竟和“文化”、“文化史”這個學術(shù)領(lǐng)域隔絕得太久了?！都纷髡咚斫夂驼饕年P(guān)于“文化”的種種概念在西方早已過時了。其中最新的是一篇評論斯諾（C. P. Snow）關(guān)于兩個文化的爭論，但作者對這一爭論在西方文化中的源流似不甚了了（例如這一爭論早在1882年便在阿諾德［Matthew Arnold］與赫胥黎［T. H. Huxley］之間展開了）。討論人文學與自然科學的異同而不上溯至維柯（G. Vico）與狄爾泰（W. Dilthey），就尤其無從澄清問題的關(guān)鍵所在。至于最近二三十年來人類學、社會學和史學界關(guān)于“文化”問題的無數(shù)新研究，大陸學術(shù)界一時自然還不能廣泛地接觸到，但這是認真研究文化和文化史的人所必須補上的一課。

以最近西方的史學趨向來說，斯諾的“兩個文化”并不是研究的重點所在。英、法、美三國的史學家現(xiàn)在最注重的“兩個文化”乃是上層文化（elite culture，中國的“士大夫文化”近之）和民間文化（popular culture）。他們大體上以18世紀赫爾德（Herder）的觀念為出發(fā)點，即認為一切創(chuàng)造性的文化都起源于下層人民，但所謂“民間文化”卻又不完全屬于下層人民。而上層文化與民間文化之間則又存在著各種錯綜復雜的關(guān)系，并且經(jīng)過各種不同的歷史發(fā)展的階段。伯克（Peter Burke）1978年的《近代早期歐洲的民間文化》一書（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New York）是關(guān)于這一方面的最重要著作之一。這本書激起了熱烈的爭論，至今未息。社會學家甘斯的《民間文化與高級文化》（Herbert J. Gans，Popular Culture and High Culture，New York，1974）也進一步澄清了一些關(guān)于“文化”的主要概念，此書以“趣味”或“嗜好”（taste）為主旨，討論今天“大眾文化”（mass culture）的價值問題，值得我們重視。

自赫爾德以來，西方關(guān)于“民間文化”的研究早已形成了一個源遠流長的學術(shù)傳統(tǒng)，這絕不是在馬列主義的“經(jīng)典著作”中所能找得到的。但是這一研究傳統(tǒng)在精神上和馬克思史學所注重的下層人民并無沖突，甚至可以補其不足。大陸史學界三十多年來一直在中國史上尋找“人民”，但其注意力只集中在社會危機時代的“階級斗爭”上面，所以除了搜集“農(nóng)民起義”的資料外，其他一無所得。今天西方史學界則更重視下層人民在平時是怎樣生活的，特別是他們的精神生活。這才是“民間文化”的主要內(nèi)容。

文化和文化史的研究是具有現(xiàn)實意義的。中國大陸學術(shù)界現(xiàn)在基本上肯定了“中國文化”的相對獨立性，這是文化生活解凍的第一聲。中國有豐富的文化遺產(chǎn)——包括上層文化、民間文化和地方文化，但是由于“文化趣味”長期為“政治趣味”所壓抑，今后如何自發(fā)地成長，則要看政治力量是否能和文化領(lǐng)域保持一種正常的距離了。

在一個消費社會中，文化受到極其嚴重的威脅，要想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只有從提高“趣味”著手。英文中taste這個字是不容易翻譯的，但是西方人討論文化則以這個字為最重要的關(guān)鍵?？档碌牡谌小杜袛嗔ε小纷畛跏窍胗谩皌aste批判”為書名的。用中文說，taste大致可相當于“趣味”、“興味”、“味道”、“品位”之類。《中庸》說“人莫不飲食，而鮮知味也”，便是用“味”來辨別“道”的，所以后來有“味道”一詞的出現(xiàn)，一直沿用到今天。不過在現(xiàn)代人的理論中，“味道”一詞中的“道”字幾乎已沒有意義了?！拔兜馈?、“趣味”都是需要培養(yǎng)的，只有在不斷的培養(yǎng)中才會提高辨“味”的能力，也就是“判斷”的能力?，F(xiàn)代的中國人在“飲食”方面仍有極高的“知味”的本領(lǐng)，第一流的飲食專家，酒菜一入口便知其品質(zhì)如何，但在辨別精神食物的時候，恐怕判斷能力已經(jīng)大為衰退了。

西方人論人的精神境界仍以其人的“趣味”如何為判斷的標準。一個人交什么樣的朋友，讀什么樣的書，選擇什么樣的事物，傾向于什么樣的思想，甚至喜好什么樣的娛樂，都是由“趣味”的高低決定的。我有一次聽一位物理學家演講，他說在物理學界雖然同是有杰出成就的人（如諾貝爾獎得主），其中還是有高低之分，其分別即在其人的taste如何。物理學是自然科學中最嚴格的一門知識，在我們一般外行人的想法中，應該無所謂“趣味”的高下，因為“趣味”是屬于人文學、藝術(shù)的范圍，是美感判斷的問題。然而事實不然，物理學到了最高的境界，竟同樣會碰到“趣味”的問題。其實依中國傳統(tǒng)的看法，正當如此。一切專門知識，在未至最高境界時都是所謂的“藝”，但一旦達到最高境界，即進入了“道”的領(lǐng)域。中國人深信“藝進于道”之說。“道”則必然是有“味”、可“味”的。這個道理現(xiàn)在竟在源于西方的物理學上也獲得了印證，這是值得深思的。

不但學術(shù)、藝術(shù)最后必歸于“道”，日常人生也是如此，所以《中庸》又說：“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庇矛F(xiàn)代的話來說，這個“道”也就是文化。但雖然“夫婦之愚”和“圣人”都同在此文化之中，其間卻有高低之分、精粗之別，而分別正系于辨“味”的能力。

現(xiàn)代西方人常把文化分為“上層”和“下層”、“高級”和“大眾”，中國文化也未嘗沒有“君子”與“野人”或“士大夫”與“民間”之分。不過整個地看，這種分別在中國似只是程度的不同，而不是像西方那樣成為互相對立排斥的兩大類。因此西方人討論文化危機時便不免有兩極化的傾向，保守者以為“大眾文化”只是低級娛樂，并在娛樂過程中毀滅了“高級文化”——真正的“文化”。另一方面，激進的人則鄙薄高級文化，把“大眾文化”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用中國的觀念說，前一種態(tài)度是“孤芳自賞”，后一種態(tài)度是“隨波逐流”，兩者不免流于偏頗。

中國人無論在文學還是藝術(shù)方面都重視“雅俗共賞”。最古老的一部《詩經(jīng)》，其中“國風”部分便是由民間來的，不過經(jīng)過有修養(yǎng)的君子加以“雅化”罷了。這是從下到上的一條管道。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留意一下一般人日常用的成語，我們便會發(fā)現(xiàn)其中很多是從經(jīng)典作品中滲透下來的，如上文所舉的“味道”兩字來自《中庸》，“方便”兩字來自佛經(jīng)，其例不勝枚舉。這是由上而下的另一管道?！墩撜Z》上說：“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后進于禮樂，君子也?！笨梢娝^代表“上層文化”的“禮樂”其實是起源于民間下層的。古人又說“禮失求諸野”，這又表示上層文化流落到民間下層而獲得了保存。正因為如此，中國人也并不對“大眾娛樂”抱一種輕視鄙棄的態(tài)度。17世紀有一位學者說，唱歌看戲即是《詩》和《樂》的起源，看小說、聽說書即是《書》和《春秋》的起源?！傲?jīng)之教，原本人情”，清初的學者有的改《水滸》為《宋元春秋》，也有人把《史記》和《水滸》、《西廂》等量齊觀，清末的經(jīng)學大師也改編過《三俠五義》。

但是文化的精粗、高下之別終究是不可抹殺的，對當前“文化危機”有深切感受的人應該把消費大眾的文化導向較高的層次，把娛樂從純感官的階段逐步提升到精神的境界。我們絕不能蹈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覆轍，為了利潤之故，盡量迎合消費大眾的低級口味，一味地“隨波逐流”。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盡唱高調(diào)，走“孤芳自賞”的絕徑。“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文化的提高是要通過循序漸進的過程的。

怎樣才能循序漸進？東方、西方在此并無根本的不同，即只有從培養(yǎng)“趣味”著手，有了高級的、精致的“趣味”，我們才能辨別什么是純感官的“文化”，什么是精神的“文化”?？档抡J為判斷不是純主觀的東西，最后是可以訴諸人所共有的一種美感能力的，但這種能力和其他的能力——如理性——一樣是要著意培養(yǎng)的。有了這種能力或不斷提高這種能力，我們才能運用一切已有的文化資源——特別是屬于自己的文化資源。

文化不僅是繼承以往的成績，而且是每一代人必須不斷地“溫故知新”、“推陳出新”的，文化創(chuàng)造沒有捷徑可走。但是如何培養(yǎng)和提高“趣味”，則永遠是開創(chuàng)新文化的始點！

（原刊于《明報月刊》1985年4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