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師大學堂的建立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p>

北京大學的歷史究竟是從哪里起步，伴隨內(nèi)憂外患的中國一起走進波瀾壯闊的20世紀？作為一所真正現(xiàn)代意義上的國立綜合性大學，北大校史應以戊戌維新為起點、以京師大學堂的建立為標志性事件。

京師大學堂的成立，不僅打破了舊有的教育組織形式，更在教育精神、教育理念上為封閉已久的國人帶來一股清風。我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把1898年作為北大校史的起點。這是近代第一所由中央政府舉辦的綜合性大學，標志著中國現(xiàn)代高等教育的開端。

然京師大學堂之建立，絕非一朝一夕之事?！拔鲗W東漸”固然是京師大學堂產(chǎn)生的原動力之一，然而在另一層面上，傳統(tǒng)的中國教育思想及教育體系也為她的誕生做了長時間的鋪墊。扎根于中華大地的京師大學堂更多的是與中華民族的憂患與夢想糾纏在一起，在列強的虎視眈眈之下，為一個“少年中國”的崛起奮斗不息。太學、國子監(jiān)、書院、私塾、同文館都可以說是京師大學堂的淵源或鋪墊。

考察傳統(tǒng)的教育組織形式，太學無疑是歷史最為悠久、地位最為重要的教育機構(gòu)。由于太學是封建社會中國教育的最高管理機關(guān)與國家最高學府，與京師大學堂頗為相似，也就有了馮友蘭、季羨林諸先生的“北大校史始于漢代說”。據(jù)史書記載，太學最早建立于漢建武五年（公元29年），晉武帝咸寧二年（276年）又設國子學，與太學并行。隋煬帝大業(yè)元年（605年）又設立國子監(jiān)，總轄國子學和太學。至明清兩代僅設國子監(jiān)，作為全國教育的最高管理機關(guān)，并具有國子學的性質(zhì)。直到京師大學堂成立（1898），公布癸卯學制（1903），諭?？婆e（1905），建立學部（1906），百年中國的教育才完成最為關(guān)鍵的轉(zhuǎn)折。其實向上追溯，夏商周時期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庠、序、學、校等國家教育機關(guān)，但我們不能把北大校史無限制地向前延伸，畢竟北大史不等于中國教育史、太學史。其實，北京大學與太學是“貌合而神離”，無論是在組織形式還是在教育理念上，太學與現(xiàn)代大學都有本質(zhì)的不同，對此北大老校長蔡元培與清華前校長梅貽琦都有論述。

1918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學二十周年紀念冊·序》中說：

往昔太學國學，其性質(zhì)范圍，均與北京大學不可同年而語。然則往昔之太學國學，直當以高曾祖禰視之。而北京大學本體，則不得不認為二十歲之青年也。

國子監(jiān)

1941年，梅貽琦又說：

今日中國之大學教育，溯其源流，實自西洋移植而來，故制度為一事，而精神又為一事。

此皆為切中要害之論述。因此，北京大學是中西合璧之結(jié)果，是一所新型的現(xiàn)代意義的綜合性大學，其成立以京師大學堂的建立為始。

與太學相對應的是各州郡府縣的地方官學與官私兼辦的書院。書院源于有唐一代，發(fā)達于宋代，有了聞名海內(nèi)的四大書院或六大書院。然其說法不一，王應麟的《玉?！分校榘茁苟?、岳麓、嵩陽、睢陽；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學校考》中則取石鼓而去嵩陽。六大書院則是上述五所再加茅山書院。元代新建書院143所，修復書院65所，改建書院19所，共227所。其中民辦的占47.51%，與宋代相差無幾。明代共有書院1239所，江西、浙江居第一、二位，明代官辦的書院大大超過民辦書院。清初統(tǒng)治者害怕讀書人聚在一起，宣揚民族思想。順治九年（1652）上諭明白地說：“不許別創(chuàng)書院，群聚結(jié)黨，及號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談廢業(yè)?！钡?jīng)過八十多年的觀察，統(tǒng)治者看到書院也注重應科考，士子埋頭功名，對其統(tǒng)治不但無害，反而有利，態(tài)度徹底轉(zhuǎn)變。雍正十一年（1733）又特下創(chuàng)設書院的明令，各賜帑金一千兩，取扶植態(tài)度，頒匾額，賜書籍，給膏火，定保舉，甚至對院長的聘請、經(jīng)費的稽核、講習的情況乃至考課的審閱，官府都要過問。此時書院已與官立學校相差無幾。據(jù)統(tǒng)計，清代書院最盛時有1900多所。1901年，慈禧太后頒布詔令，將各省書院改為各級學堂，在中國存在一千多年的書院至此壽終正寢。梁啟超曾經(jīng)建議在新式學堂中實行自由講座制，將書院與新式學堂結(jié)合起來。還有人主張取大學管理之組織與書院教學之精神，成立新型的教學機構(gòu)。

廣州陳家書院

光緒十年（1884），中法戰(zhàn)爭時，洋務派代表人物之一張之洞仿效江西白鹿洞書院、湖南岳麓書院，奏請光緒皇帝恩準在廣州創(chuàng)辦廣雅書院，光緒十三年（1887）籌建，次年六月開學，無論規(guī)模還是管理方式都是當時全國著名的。此時的廣雅書院既吸取了傳統(tǒng)辦學模式，又具有新學特色。

廣州廣雅書院

私塾中的先生與學生

私塾也是中國古代教育的組成部分。私塾分蒙館和經(jīng)館，從教授知識和寫字到《三字經(jīng)》《千家文》乃至“四書五經(jīng)”、試帖、制藝等科舉考試內(nèi)容，先生均耳提面命嚴格傳授。

此外，自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之后，外國人于中國各省設立的教會學校形成了與中國新學相競爭的局面，對中國新學的發(fā)展已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教會學校初以宗教教育為主要目的，輔以少量的讀寫算知識等，后發(fā)展為中、高等院校。如光緒五年（1879）上海梵五渡英語專科學校（圣約翰大學前身）成立，后來的山東基督教大學則是由此時在山東創(chuàng)建的濰縣文學院、青州文學院、濟南醫(yī)學院三所教會學校合并而成。

隨著西學東漸的不斷發(fā)展，尤其是戊戌變法運動展開，因變法推出新中國教育方案并不斷完善而成立京師大學堂。因此可以說京師大學堂是百日維新的主要產(chǎn)物。

山東基督教大學

北京貢院

京師同文館

京師大學堂體制的建立及完善，大概經(jīng)過以下幾個階段：

清代定都燕京后，保留了明代的所謂京師“國學”，建立了八旗、宗室等“官學”以及各直省之府、州、縣學。

同治元年（1862），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請設“京師同文館”。一開始負責教授各國語言文字，畢業(yè)人員充當皇帝外語教師、外交人員和翻譯等職。后來添設算學、格致等科目，學生逐漸從事科學學習。同文館聘請許多西方學者任教習、總教習等職。他們亦試圖假手教育干預朝政，促使中國西化。但由于同文館規(guī)模體制所限，創(chuàng)立新式大學的呼吁日盛。

同光年間，部分督撫、封疆大吏等有識之士進行了所謂洋務運動。他們出于擴大實力和富國強民的考慮，紛紛建立工業(yè)基礎(chǔ)設施和軍工廠。為了培養(yǎng)新式人才，又建立了新式語言、軍事、科學學堂。大致說來，有同治二年（1863）創(chuàng)設之“上海廣方言館”，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奏設之“福建船政學堂”，光緒八年（1882）、光緒十一年（1885）李鴻章分別奏設之“天津水師學堂”“天津武備學堂”，以及光緒十三年（1887）張之洞奏設之“廣東水陸師學堂”“湖北武備學堂”“湖北自強學堂”。然而，由于資金等問題，各省多半未能普設學堂，大多希望通過改革整頓舊有書院來教授實學。這類學堂之建立，使國人對新式教育逐漸了解，并推動甲午后學堂建立的風潮。

許景澄

張百熙

光緒二十一年（1895），天津海關(guān)道盛宣懷于天津創(chuàng)設頭、二等學堂。光緒二十三年（1897），盛宣懷根據(jù)天津?qū)W堂之學制又在上海設立“南洋公學”。公學分四院：師范院、外院、中院、上院。隱然小、中、高等學堂皆備。其課程大體分中文、英文兩部，注重法政、經(jīng)濟。上院畢業(yè)生擇優(yōu)出洋留學，以公學為預備學校，而外國大學為最高學府?！肚迨犯濉氛J為“南洋公學”是中國教育有系統(tǒng)組織之肇端。該學堂后歸郵傳部，定名為“高等實業(yè)學堂”。南洋公學的學制最終成為“京師大學堂”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