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導的循環(huán)
——《空白練習曲》序

《空白練習曲》是《今天》十年詩選90年代卷（1990—1999），書名取自張棗的一首同題詩作。有一句詩：“那從未被說出過的，得說出來”，詩歌的秘密全在未被說出的，已說出的就不再是秘密，正是懷著第一個去猜解未知之謎的抱負造就了詩人。未知之謎即元詩的能指意蘊，空白則是它的一個換喻，空白不是什么也沒有，相反，它帶有主導性，是寫作這一行為的本源召喚?？瞻拙毩暷耸且环N朝圣般的練習，包含這樣一種認識：寫作既是朝向終極事物的運動，又是自我完成的運動。雖然它不像“筷子指向食物”（羅蘭·巴特語）那樣以及物性為目的，也不會一勞永逸地完成，總是處于準現(xiàn)在的未完成狀態(tài)，處于詞語的缺席與在場的張力中，聲音與寂靜交匯的中間地帶，但作為練習的寫作既是一種詞語的煉金術——它意識到表達的困難，關注語言的自治，也是一種心靈的煉金術，需要建立與現(xiàn)實的關系，并將心靈對現(xiàn)實的感應投射到文本中去。進入20世紀90年代，當年的先鋒詩人多數(shù)選擇個人的或邊緣的寫作姿態(tài)，觀念與言說方式發(fā)生了深刻變化，這些變化的主導方面或可概括為：從介入現(xiàn)實、回歸傳統(tǒng)與心靈勘探中接近難以企及的元詩之核。

自朦朧詩以來，漢詩的內部運動對寫作所產生的深刻影響，可以用驚心動魄來形容。第三代詩（后朦朧詩）在經歷一個短暫的集團性宣言的時期后，隨著烏托邦理想的破滅，完成了向個人寫作的轉型，從此寫作開始了自我救贖的孤寂歷程。如今，又一個十年過去了，它的碩果的一部分就呈現(xiàn)在這本書中。但是在寫作愈加個人化的今天，通過一本詩選建立新的詩品等級大概是很難實現(xiàn)的。至少，我尚未看到哪一個當代選本體現(xiàn)了那種高度秩序的原則。不過那樣一本書是存在的，遲早會出現(xiàn)更嚴格的選家，來滿足剛剛提及的期待。這本書受到了兩重局限：首先是編者的趣味，尤其當編者本人亦身兼詩人；其次是作品來源，它們全都是從發(fā)表于《今天》刊物的詩作中選出的。如果一個詩人十年來寫出了一首好詩，且碰巧發(fā)表在《今天》上，那么這首先是編者的幸事，它與讀者再度邂逅不過體現(xiàn)了詩無達詁這一古訓對閱讀樂趣的允諾。

這里容納了眾多的聲音：50位詩人的近二百首詩篇。詩人的嗓子和格調各不相同，境況也差異甚大：生活在國內或國外；繼續(xù)寫作或已然棄筆。對于文學而言，也許個人的風采才是最重要的，它是一個有待讀者去辨識的文本標志，任何文本都會留下作為心靈見證的書寫記錄?？峙聸]有哪個時代像我們這個時代一樣充滿了變化的因素，詩未必是這種變化的反映，但詩的活躍本性喜歡將一切變化引向自身，因此其復雜性是難以描述的。詩人企求詩意言說的復原與突變或許在任何時代都一樣。

現(xiàn)代漢語的百年史與對現(xiàn)代性的追尋密切相關，從胡適《嘗試集》開始，中國詩歌的言說之路可謂曲折迤邐，迄今依舊沒有抵達先行者所預期的詩藝高峰，而詩藝的無涯又決定了嘗試的永恒未完成。隨著對進步及與此相關的意識形態(tài)的懷疑，對現(xiàn)代性及其最近的特征——后現(xiàn)代性的反思業(yè)已成為一些詩人關心的新課題。孟明在一封詩學通信（《作為歷史記憶的詩歌》）中提出了“逃離”的策略，他認為只有回到母語文化語境，中國詩歌才有望確立可獲得公認的身份。該文也觸及了身份危機和寫作焦慮的時代征候。事實上，身份危機乃是語言危機在詩人意識中的反應，是現(xiàn)代性與傳統(tǒng)在當代漢詩中的雙重缺失造成的。我無意于在此評價新文化運動的功過，但我感到有必要回頭審視它對后世詩歌命運的影響。早期啟蒙思想家對所謂“白話”寫作的文從字順的片面強調，經由革命的強力作用，使從中形成的毛語體在全民范圍內傳播并制度化了，于是，王國維所批評的“政治家之言”的狂風暴雨幾乎斷送了“詩人之言”。那場對文化造成不亞于秦火之毀滅的“文革”去今也不過三十多年，而朦朧詩一代正是在這樣的廢墟上崛起的。朦朧詩人作為抗議的代言人的使命感和悲憤情懷為詩歌恢復了尊嚴，詩歌回到人、愛情、正義的主題，在我看來是朦朧詩為詩歌史做出的不朽貢獻，有了這個新的出發(fā)點，稍后幾年出現(xiàn)的第三代詩才能在語言的層面上展開各種形式的實驗，第三代詩是一場波及全國的運動，實驗的方向各不相同，盡管實驗階段后來中斷了，但至少為日后的寫作開拓了諸多可能性的空間。少數(shù)幾個無法歸類的詩人對待傳統(tǒng)的態(tài)度，以及懷舊的、唯美的、高古的抒情不啻為一種吉之先見。90年代，詩學發(fā)生了一些顯著的變化，敘述受到強調，意識的最大化、具體性、對現(xiàn)實的介入成為被廣泛談論的話題。1999年關于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立場寫作的論爭，實際上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對詩人身份的歧見。這說明身份危機的焦慮自五四一代以降一直是中國詩人未曾克服的，無論出自何種實用目的而人為地中斷與過去的聯(lián)系，都將導致文化身份的喪失，因為眾所周知，現(xiàn)代漢語的濫觴正是在外來的現(xiàn)代性的強大壓力下“逼迫在場”的，它的不得已和憂患總會時不時地發(fā)出民族主義呻吟，而不是更謙遜、更具智識地返回源頭尋找原型。那么現(xiàn)在重新審視詩人與母語文化語境的關系無疑是時候了。這意味著，我們已來到兩大文明的交匯處。

一種文化在接觸其他文化以前對自身文明高度的估價多少帶有假設的成分。發(fā)軔于歐美主要文化都城的現(xiàn)代主義運動，其最顯著的特征是國際性，內部的異質碰撞和交流是異?；钴S的，這使得喬伊斯可以與普魯斯特、海德格爾可以與策蘭對話，正如早先，在荷爾德林的詩中，希臘諸神的世界與基督的世界可以同時被詠唱一樣。碰撞導致的詩學結果之一，是對文化接觸以前古老事物的再命名。名與命在漢語中本是同一個詞，而命在先人的宇宙觀中則是天賦予的——“命自天降”，“有天有命，有物有名”（見郭店楚簡《性自命出》），可見命名與創(chuàng)生可以類比，而再命名就其與命名的本源關系而言即意味著復命（Renaissance）?！兑住费裕骸皬停湟娞斓刂暮?？”，返回母語文化語境，或者說重建對作為家園的精神源頭的信賴，不就是曾經被詩化地表述為天地之心的神性復現(xiàn)嗎？語言乃公器。寫作若渴望獲得全部文化的依托，有待“通古今（中外）而觀之”的雙重視野。

我無意在這篇序言里談論當代漢詩繼朦朧詩之后的整體成就，因為太近的事件反而不具備揭示真相的條件，只能顯現(xiàn)其模糊的外觀，里爾克所謂“一代人的真實性”必須留待后人去評價。是的，我們尚未寫出“舉世公認”的作品。但是我們這么說時無形中已參照了西方標準（或更虛幻的世界標準）。來自影響的焦慮純屬正常，尤其是“折磨人的大師”的影響，至少，譯語的影響。僅舉一個例子，被魯迅熱情稱贊為真國學大師的王國維早在1911年就意識到“學問之事本無中西”（《國學叢刊序》），甚至其詩學的中心概念“境界”一詞，據(jù)考證亦來源于佛經譯語。我們的語族血緣是不純的——承認這一點需要勇氣。當然，這僅是第一步。漢語的拉丁化給這種古老的語言帶來了新的生機，透過迻譯得以用倉頡的文字命名中土以外的世界，同時使世界成為觀照對象，由此而獲得的世界性視野終將幫助我們深化對禹貢山水的認識。詩歌的運思何嘗不可越界而寧宥于一隅？博爾赫斯就認為詩是“混血的藝術”。他在論及阿根廷作家與傳統(tǒng)的關系時聲稱：“應將整個宇宙看作我們的遺產?！?/p>

關鍵在于文化品質而不是題材范圍。對歷史的考古學問知與當代生活的詩性把握，借助一佛學術語，即不二法門。困難的是對常態(tài)的領悟。法國年鑒學派歷史學家所關注的長時段（la longue durée）在我看來，乃是一種處于綿延狀態(tài)的、極度緩慢的人類境況的詩化歷史，?？滤^“緩坡歷史”，以記憶的形式留存的文獻、實物、習俗既是史學的對象，理所當然，也可以成為詩學的對象。這就是為什么杜甫的詩被冠以詩史之稱并且被越來越多的當代詩人所談論。誠然，詩學關注的主要是心史即對古人精神的傳繼而不是編年史的事實，因為詩藝最終有賴于虛構。鐘鳴、胡冬、孟明、梁秉鈞、陳東東、蕭開愚等詩人都對重演古人詩心這一領域有所涉獵。鐘鳴區(qū)別了兩類詩人：氣質性詩人和觀念性詩人，他把自己歸入后者，在當代詩人中他無疑是最復雜的，我認為這與他的博學有關，說到底也還是與他不斷規(guī)避風格化的氣質有關，他用典不是鑲嵌式或拼貼式的，而是戲劇化的，他深諳激活一個原型需要設置內在場景，需要放棄單一角色的語式，而采用復調的、多聲部的語式，由于主題性寫作不能滿足他天馬行空的想象和觀念漫溢的活潑機趣，他經常從被遺忘的歷史殘片中提煉細節(jié)，從人們視而不見的常態(tài)中發(fā)現(xiàn)寓意，他在詩與隨筆兩種文體中自由出入，同時展示天賦，將諸多異質性的因素帶入詩中，這使得他的詩有時顯得駁雜。鐘鳴說過“很少的人能意識到只有詩以外的東西才能救詩”（《中國雜技：硬椅子》自序），這話可以理解成他對自己的詩下的箋注，也是為什么當多數(shù)詩人埋頭營構精致的形式時，他卻轉向外部，勘探無人問津的歷史記憶斷層?！杜c阮籍對刺》表面上似乎是與這位“大人先生”比劍法（動作性的確為這首詩的可讀性增色不少），其實不僅不是與之分庭抗禮，恰以“挑戰(zhàn)”的方式實現(xiàn)了與這位古代先驅精神上的呼應，并且部分地吸收了這位以詩、玄學和酒為幸存之技藝的大人的魔法?！澳承┛膳碌牧曀?，只有劍能防范”；“來呀，來呀，讓我們相互劃破手掌”。高強度的語勢得力于辭氣的完足，不是“外易其貌，內隱其情”（阮籍《大人先生傳》）者所能道。在研究曼德爾斯塔姆的同時，鐘鳴完成了一組以曼氏命名的詩，我們選了《曼德爾斯塔姆在彼得堡》一首。他自己稱這組詩“詩行里充滿了原文引述，所以，我寧肯稱它為‘詩體隨筆’，或‘詩體雜記’，那是我早期嗜好‘敘事詩’的回光返照”（《廣闊的希波呂托斯之風》），我們或許可以從泛詩觀念的影響，從神話學和心理學，從詩人與祖國的非選擇性關系的不同角度去讀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