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魏晉之文學(xué)批評

第一節(jié)　曹丕與曹植

迨至魏晉，始有專門論文之作，而且所論也有專重在純文學(xué)者，蓋已進(jìn)至自覺的時期。魏晉論文之著，具見于《文心雕龍·序志》一篇。其稱三國時論文者只有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yīng)場《文論》，并再加以批語云：“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辨而無當(dāng)，應(yīng)《論》華而疏略?！贝送馕┲^：“公幹亦泛議文意，往往間出?！逼渌^魏文述典，即魏文帝的《典論·論文》。陳思序書，即曹植《與楊德祖書》等文。而應(yīng)玚《文論》，現(xiàn)在只有一篇《文質(zhì)論》，見嚴(yán)可均所輯《全后漢文》中；但是案其所云，只言文質(zhì)之宜，似與文論無關(guān)。⁽¹⁾至劉楨之說，惟論氣者猶見他書稱引，馀無可考。所以講到魏的文學(xué)批評，亦惟有曹丕、曹植二人可述。

曹丕、曹植，之對于文學(xué)究取怎樣的態(tài)度呢？曹丕的《典論·論文》說：

蓋文章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忽務(wù)，不以康樂而加思。

曹植《與楊德祖書》亦云：

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云，先朝執(zhí)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德薄，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yè)，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勛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史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于名山，將以傳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

這都是儒家立名后世的意思。再看曹丕《與吳質(zhì)書》所言：

觀古今文人，類不護(hù)細(xì)行，鮮能以名節(jié)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zhì)，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馀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后：此子為不朽矣。

要“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要“辭義典雅”才足傳于后，這些儼然都是儒家之言。⁽²⁾蓋丕、植一方面在創(chuàng)作上沿襲古典文學(xué)的舊型，以開六朝淫靡之風(fēng)氣；一方面在批評上不脫儒家傳統(tǒng)的論調(diào)，以致不能導(dǎo)創(chuàng)作入正軌，轉(zhuǎn)開后世文人主張文以明道或致用的先聲。⁽³⁾

曹丕的《典論·論文》為文學(xué)批評之嚆矢。自是以后，始有專門論文的散篇文章。今按丕、植所言，雖亦不外昔人的意思；如其謂“文章經(jīng)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即王充《須頌》、《書解》諸篇之意；其論文體、文氣二者，亦即相如賦跡、賦心之說。但是他能融會貫通，加以廓充，而說來亦更覺透徹，此所以為中國文學(xué)上之自覺時代也。

由跡的方面言，至是始為文體之區(qū)分?！兜湔摗ふ撐摹吩疲?/p>

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

此數(shù)語重要之點，在于看出文的本同而末異，看出各種體裁均有其特殊的作用與風(fēng)格，更看出詩賦之欲麗，以見純文學(xué)自不可廢去修辭的技巧。

由心的方面言，于是再拈出“氣”字?！兜湔摗ふ撐摹吩疲?/p>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qiáng)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jié)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又云：

徐幹時有齊氣。⁽⁴⁾

其《與吳質(zhì)書》亦云：

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

這都是從氣的方面以論文者。論文言“氣”，實始于此。此數(shù)節(jié)中所言之“氣”，兼有兩種意義。所謂“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qiáng)而致”者，是指才氣而言；曰“齊氣”曰“逸氣”云者，又兼指語氣而言。蓄于內(nèi)者為才性，宣諸文者為語勢，蓋本是一件事的兩方面，故亦不妨混而言之?！段男牡颀垺わL(fēng)骨》篇引劉楨語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此指才氣言者。又其《定勢》篇引劉楨語云：“文之體指貴強(qiáng)；（原作‘文之體指實強(qiáng)弱’今從黃侃校改。）使其辭己盡而勢有馀，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贝擞志驼Z氣言者。所以劉勰稱“公干所談頗亦兼氣”，而陸厥亦云“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芍獣r人論氣，本混才氣語氣而為一。近人乃謂：“曹丕論氣，實指才性言之，為后世陽剛陰柔說之所本，與唐宋人之以語勢為文氣者不同?！保愭R凡《中國文學(xué)批評史》）此則僅見其一而未見其二了。

“跡”的方面，體異而風(fēng)格亦異；“心”的方面，人異而才性亦異：所以對于文體上的奏議、書論、銘誄、詩賦四科總結(jié)一句云：

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備其體。

“能之者偏”，“惟通才能備其體”，這二者是他從文體文氣兩方面體會有得的結(jié)論，也即是他對于文學(xué)批評的基本觀念。其品評當(dāng)代作家，即應(yīng)用此觀念以為其“能之者偏”的例證。他說：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yīng)玚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于學(xué)無所遺，于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于千里，仰齊足而并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豸娱L于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出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團(tuán)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于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俊也。應(yīng)玚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兹隗w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⁵⁾

曹植《與楊德祖書》亦云：

以孔璋之才不閑于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fēng)，譬畫虎不成反為狗者也。

這些話頗能說明作者的個性。個性不同，故于文的各體，能之者偏，而即于同一體制之中，也往往各自有其不同的氣韻。此則所謂“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者；所以有的有齊氣，有的體氣高妙，有的有逸氣了。這些雖近于抽象之語，但并非不可捉摸。大抵漢季臧否人物的風(fēng)氣很盛，所以頗多清議式的諺語，如“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等等；而汝南月旦，尤為一時美談。故劉劭得本之以成《人物志》，傅嘏、鍾會得本之以論才性同異，而在于丕、植則不過應(yīng)用此觀念以論文學(xué)而已。

因才異所以能偏，因“能之者偏”于是文有利病可摭，美惡可言，而品評以起。曹植《與楊德祖書》亦云：

世人著述不能無病。仆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yīng)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仆潤飾之。仆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仆：“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后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常嘆此達(dá)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

更因“能之者偏”，于是所生的批評遂亦各隨好尚漫無定準(zhǔn)，而陷于文人相輕的陋習(xí)。曹植云：

人各有好尚：蘭、苣、蓀、蕙之芳，眾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fā)，眾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

曹丕亦云：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狈蛉松朴谧砸?，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但是能之者雖偏，而“惟通才能備其體”，所以他以為文學(xué)上的批評，只有作家才能勝任，也只有作家才有此識見，有此資格，因為他是深知此中之甘苦者。曹植云：

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于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于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嘆息乎？

這種混批評與創(chuàng)作而為一的見解，固然不很對。但是若明白上文所講，他們品評的標(biāo)準(zhǔn)，本重在修辭的技巧；明白他批評的基本觀念，“惟通才能備其體”，則此種必作者始可言利病的主張，實是當(dāng)然的結(jié)論。陳鍾凡譏其不知批評文學(xué)與文學(xué)之區(qū)別，蓋亦未為篤論也。

更因“惟通才能備其體”，所以益覺通才之難能而可貴。曹植《與吳季重書》云：

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無貴矣。

這樣以希有為貴，于是文學(xué)遂漸漸形成貴族的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