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以雷厲風(fēng)行、敢為天下先的品節(jié)與朋友相互砥礪

五月的汴京已是一片盛夏的光景，一大幫朋友正翹首以待。原來，蘇舜欽、王復(fù)、陳經(jīng)、王尚恭、王尚喆等都在本年進士及第，剛剛授予了官職，即將各自回鄉(xiāng)，準(zhǔn)備赴任，臨行前都希望與歐陽修在汴京一聚，做數(shù)日之游。此外，謝絳、石延年、楊愈在朝任職，富弼、梅堯臣也在汴京等候新的任命。于是，又是一連串久別重逢的徹夜傾談，又是一次次詩酒相酬的歡樂聚會。

六月，朋友陸續(xù)離去，歐陽修也該靜下心來準(zhǔn)備學(xué)士院的考試了。偏偏這時身上長了一個大的毒瘡，二十多天不能下地行走，十分痛苦，但他還是咬緊牙關(guān)，伏案攻讀。

因為去留未定，還不能把家搬來，母親也暫在襄城居住。他獨自一人寄居驛舍，梅堯臣放心不下，隔三差五過來探望，順便帶來遠方朋友寄來的詩書。

這天，王復(fù)又寄來了新作，但見他下筆清遠，韻致動人。梅堯臣讀罷大喜，高興地說：“我們的隊伍越來越強了，如今有多了一員健將，只是微有餓相。”

歐陽修也很高興，他在回信中開王復(fù)的玩笑，說：“幾道未嘗為此詩，落意便爾清遠，自古善吟者益精益窮，何不戒也？”（《與王幾道》）

朋友不在身邊，但有郵筒來往，并不覺得寂寞。只有富弼，不知為何，一去之后，杳無音訊。想當(dāng)初，他可是再三再四地說，朋友們一定要保持密切的聯(lián)系?。∷f：“朋友之間，雖然不能以通信多少來衡量友誼的深淺，但書來信往，足以通相思、知動靜，哪怕只有寥寥數(shù)語，也是好的。”

如此懇切的話，字字句句，音猶在耳，沒想到他卻自食其言！為人直率而又十分看重友情的歐陽修忍不住寫信去責(zé)備他：

當(dāng)時相顧切切，用要約如此，謂今別后，宜馬朝西而書夕東也。不意足下自執(zhí)牛耳登壇先歃，降壇而吐之，何邪？平生與足下語，思欲力行者事何限？此尺寸紙為俗累牽之，不能勉強，向所云云，使仆何望哉？（《與富文忠公》其一）

透過這件小事，歐陽修想要告誡朋友的是，為人處事，應(yīng)該言必信，行必果。他們都是有志的青年，如今既已為官四方，將來還要以天下之事自任，如果養(yǎng)成怠惰、無信的不良習(xí)氣，對個人必然是有害無益的。

歐陽修初入仕途，還沒有機會接觸實際事務(wù)，但他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責(zé)任感和使命感，很注意培養(yǎng)自己雷厲風(fēng)行、敢為天下先的勇氣與品節(jié)，并以此砥礪朋友。他與范仲淹的最初相識，也是從一封直言不諱的書信開始的。

那是明道二年（1033）的事情，當(dāng)時歐陽修還在西京任上。這年三月，劉太后病逝，二十二歲的宋仁宗親臨大政，決心起用一批有識之士，刷新朝政，全國士大夫無不拭目以待。四月十八日，陳州通判范仲淹被詔入京。

范仲淹，字希文，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進士，他外和內(nèi)剛，少有大節(jié)，慨然以佐君治政為己任。他經(jīng)常說：“士當(dāng)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也！”（《資政殿學(xué)士戶部侍郎范公神道碑銘》）在政治上，他崇尚氣節(jié)，“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元·脫脫《宋史·范仲淹傳》），例如天圣七年（1029），劉太后預(yù)備在冬至日接受朝拜大禮，屆時仁宗皇帝將親自率領(lǐng)文武百官為太后上壽。時任秘閣校理的范仲淹上書諫阻。他認(rèn)為，如果是在內(nèi)宮，皇帝作為兒子侍奉母親，自當(dāng)用家人的禮法，但如果在朝廷之上，皇帝也和百官站在一起朝拜母后，那就十分不妥。不僅如此，他又進一步指出，如今皇帝已經(jīng)十八歲了，太后應(yīng)該撤簾還政！太后撤簾還政是非常敏感的大事，朝中幾乎無人敢提。曾經(jīng)舉薦范仲淹的兵部侍郎、翰林侍讀學(xué)士晏殊，聽說此事后，十分震恐，急忙將范仲淹召到府上，嚴(yán)加訓(xùn)斥：“你這是狂率邀名，我這個推薦人也會被你連累的！”

“仲淹蒙您薦舉，常常擔(dān)心自己才德不稱，給知己者蒙羞，沒想到今天反而因為忠直而受到您的責(zé)備?！狈吨傺驼寡缘?。

一句話把晏殊揶得無言以對。事后，范仲淹又寫了一封長信，向晏殊申述自己上書的理由，絲毫不肯妥協(xié)。晏殊讀罷，既慚愧，又感慨佩服，于是親自登門道歉。

不久，范仲淹被調(diào)往河中府任通判，隨后又調(diào)到陳州。當(dāng)時朝廷大興土木，建設(shè)寺觀，他又上書反對：“如今大興土木，讓老百姓破產(chǎn)傾家，不順人心，不合天意。”

他還對劉太后不經(jīng)吏部、中書省等機構(gòu)審核，直接降詔用人提出激烈的批評。范仲淹遇事不懼，侃侃而論，朝野上下，無不欽佩他的勇氣和忠誠。

這次范仲淹自陳州被召進京，士大夫們奔走相告，有人說：“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

不久，朝命下來，果然，范仲淹被任命為右司諫。大家都非常高興，又相與議論，有人說：“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

司諫一職，從級別來說，僅為七品，位雖不尊，在趙宋王朝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中，卻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作用。諫官由皇帝親自除授，主掌規(guī)諫諷諭，“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其非人，三省至百司有違失，皆得諫正”（元·脫脫《宋史·百官志》）。并可直接向皇帝建言，議論朝政。

歐陽修對國家表面繁盛下的危機早已心懷憂慮，對彌漫朝廷的沉悶與暮氣十分不滿。如今，這樣一位在士林中享有崇高美譽的才德之士被擢為諫官，他感到由衷地高興，并寄以重望。雖然與范仲淹素不相識，但出于對朝政的關(guān)切和改革的熱望，在范仲淹任職一個月之后，歐陽修便提筆寫下《上范司諫書》托驛使寄往東京。這是一封熱情洋溢的私人信件，同時也是一篇言詞剴切的政論文章。他說：

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

諫官和宰相一樣，身“系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zé)”，一旦失職，將“取譏于君子”。“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責(zé)任之重大，“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

接著，他又援引唐代韓愈批評陽城一例，抨擊“待機進諫”論。陽城是唐德宗時的諫議大夫，任事五年，不曾言事，韓愈激于義憤，作《爭臣論》譏刺他尸位素餐。后來，德宗寵信奸臣裴延齡，貶黜名臣陸贄。滿朝大臣，無人敢言，唯有陽城挺身而出，當(dāng)庭直論。德宗想任命裴延齡為相，陽城堅決反對，他公開表示，若有此命，定將白麻紙書寫的任命書撕得粉碎。他因此而被改任國子司業(yè)，隨后又貶為道州刺史，被后世譽為直言敢諫之士，認(rèn)為他任職五年不言一事，乃是“有所待”，而韓愈不識其意，妄加譏議。歐陽修則認(rèn)為：

當(dāng)?shù)伦跁r，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于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zé)；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yè)，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

緊接著，歐陽修就對范仲淹就職一個月來未對朝政發(fā)表意見提出責(zé)難：

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更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zhí)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wù)h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顯吾君有納諫之明也。

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

他熱切地期望范仲淹能“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

范仲淹接讀來信，激賞不已。盡管他比歐陽修年長十八歲，但二人從此書來信往，成為志同道合的至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