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恩師寧先生

張海瀛

這是我于2014年2月18日晚，驚獲恩師寧先生仙逝噩耗，懷著無限哀思撰寫的一首七律，時年八十有二。

我是1955年考入首都師范大學（時稱北京師范學院）歷史系的，畢業(yè)留系后，給寧可先生當助教，后做吳晗先生的研究生，1972年調(diào)回山西。我在首都師范大學學習、工作了17年。在此期間，每位老師都給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其中寧可先生是對我一生產(chǎn)生了重大而深遠影響的恩師。在此追溯恩師對我的教誨和培養(yǎng)，以表達難舍難分的懷念之情。

記得，1956年向科學進軍期間，寧先生兼任校圖書館館長，經(jīng)常發(fā)表文章，同學們對他特別崇拜。在一次關(guān)于民族英雄岳飛評價的課堂討論后，同學們就如何看待民族英雄岳飛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以及如何評價岳飛在抗金斗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一直爭論不休。我和張延生經(jīng)過多次爭辯，就如何看待岳飛抗金斗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取得了共識，打算寫一篇文章表達我們的看法。但從何處入手呢？ 找不到門路。于是便鼓起勇氣，到圖書館找寧可先生求教。沒有想到，寧可先生竟然特別熱情地接待了我倆，并耐心地告訴我們，確定選題之前，必須了解和掌握史學界的研究狀況；確定選題之后，必須明確自己是什么看法、研究的重點是什么、難點在哪里，然后再圍繞選題去讀書，記讀書筆記、收集相關(guān)資料。收集資料的過程，同時也是形成觀點和看法的過程。當你們的觀點和看法比較明確以后，就要把文章的主題思想和基本觀點，用自己的語言寫成筆記性的短文，再據(jù)此列出大小標題，然后才能進入寫作過程。其后，寧可先生還為我們開列了閱讀書目。我們按照寧先生開的書目，從圖書館借了《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三朝北盟會編》、《金佗粹編》、《金佗續(xù)編》等書，從而開始了我們學生時代的第一次學術(shù)研究，同時也拉開了我圍繞專題系統(tǒng)閱讀古籍的序幕，這使我眼界大開，并對閱讀古籍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經(jīng)過幾個月的努力，我們終于寫成了初稿。記得文章初稿從岳飛聯(lián)絡(luò)兩河義軍以及兩河義軍把岳飛當作抗金斗爭的中心人物這樣兩個方面，闡述了岳飛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lián)系，闡述了千百年來岳飛深受人民群眾愛戴的深刻根源。無奈因遇到整風和反右運動，研究工作不得不停了下來。在1958年紅專大辯論期間，因此還受到批判，文章初稿也被付之一炬。但寧先生指引我們進行研究的歷程，卻使我終生難忘。

1959年畢業(yè)留系后，我做了寧可先生的助教。當時，寧先生講授“史學概論”課，我除聽寧先生講課和輔導同學自習外，還按寧先生的要求，去北京大學歷史系聽翦伯贊先生和許師謙先生的“史學概論”課；去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聽白壽彝先生的“史學概論”課。校外聽課，不僅使我獲得了豐富的知識，而且增強了我輔導好“史學概論”課程的信心和勇氣。在此期間，寧先生特別重視對我進行使用工具書的訓練。記得，寧先生給我出過一份開卷回答的試題。其中有一題就是要我查找17處關(guān)于明代抗倭英雄戚繼光的記載。我在圖書館里查了一個星期，只找到8處，怎么也找不齊這17處。最后寧先生告訴我，你找《引得》查一下。結(jié)果，只用了5分鐘，就將這17處記載查了出來。這時我才懂得使用《引得》之類工具書的極端重要性。寧先生為培養(yǎng)我的理論功底，又聘請政教系專講《資本論》的許蛟教授，輔導我學習《資本論》，并參照研究生標準，定期進行考試。這樣就極大地調(diào)動了我攻讀《資本論》的積極性，加深了對《資本論》的理解。

1961年暑假期間，寧先生被借調(diào)到高級黨校編寫《史學概論》教材去了，系領(lǐng)導決定由我接替寧先生給歷史系一年級學生講“史學概論”課，這對我無疑是一個嚴峻的挑戰(zhàn)。但因有寧先生做后盾，我勇敢地承擔了下來，并嚴格按照寧先生的要求進行備課。寧先生說，初登講臺，必須認真?zhèn)湔n，每堂課的講稿，必須寫三遍。寫完初稿后，自己修改，再寫第二稿；寫完第二稿后，自己再次修改，再寫第三稿；第三稿寫成后，再交由他審閱。寧先生說，他寫文章，至少寫三遍。說著，寧先生把他的文章的第一、二、三稿拿出來給我看，我非常驚訝，非常佩服！寧先生說，好文章都是千錘百煉而成的。你寫講稿，就要按寫文章的要求對待，這是練習寫作的極好機會。從此，我嚴格按照寧先生的要求，每一堂課的講稿都要認認真真地寫三遍，然后進行試講。蒼天不負有心人。我在寧先生的嚴格要求和具體指導下，終于完成了教學任務(wù)，站穩(wěn)了講臺，同時，也極大地提高了我的教學興趣和寫作能力。第二年，我又接受了給政教系講授“中國通史”的任務(wù)。我仍舊按照寧先生的要求，撰寫每一堂課的講稿。不過，這時不是送交寧先生審查，而是送交成慶華先生審查。成慶華先生的審查，同樣十分嚴格，即或是標點符號使用不當也不放過。在成慶華先生的嚴格要求和具體指導下，我又圓滿完成了政教系的教學任務(wù)。

1963年暑假，按照當時歷史系的規(guī)定，我有兩年輪休，寧先生原本打算送我出去學習隋唐史。當寧先生征求我的個人意見時，我卻拐彎抹角地說，我特別喜歡明清史，這是寧先生萬萬沒有想到的。盡管如此，寧先生一點也沒有責怪我，反而說那好吧，再考慮考慮。過了一段時間，大約是當年年底，寧先生高興地對我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楊伯箴院長說，吳晗副市長答應(yīng)為我院培養(yǎng)一位明史教師，系里決定讓你去！”我大吃一驚，這是我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一是我未曾想到吳晗副市長會為我院培養(yǎng)明史教師，二是我更沒想到寧先生會如此痛快地同意我改學明史。我高興極了！1964年初，履行了考試程序后，我就拜吳晗先生為師，攻讀明史去了。我雖然改學了明史，但從思想感情上卻跟寧先生更加親近起來，寧可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加高大起來。我在跟吳晗先生學習期間，依然住在學校，經(jīng)常向?qū)幭壬埥?。我的首篇論文——《?yīng)當正確理解和引用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著作》（見《光明日報》1964年8月12日），就是在寧先生的指導下撰寫并發(fā)表的。由于文章批評了朱永嘉理解和引用經(jīng)典著作的錯誤，還帶來了很大麻煩。因為朱永嘉是張春橋手下的骨干，被視為“左派”代表，所以“文革”期間，批評“左派”就構(gòu)成了我的一大罪狀，直到“四人幫”垮臺，我才翻過身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寧先生牽頭上馬了“中國古代經(jīng)濟史”研究課題。其時我在陽泉市委宣傳部工作，獲悉寧先生主持“中國古代經(jīng)濟史”課題后，我立即要求調(diào)回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參加寧先生的課題。在寧先生的大力支持下，首都師范大學很快便將商調(diào)函發(fā)到了陽泉市委組織部。但因兩天前，陽泉市委組織部已經(jīng)接到山西省委組織部調(diào)我回太原山西社科所工作的調(diào)令，而且電話通知陽泉市委組織部，只能給我辦理回太原的手續(xù)。這樣，我赴京參加寧先生課題的夢想便落空了。聽說，寧先生為此情緒低落，十分消沉。我立即赴京看望，并同先生商量補救辦法。鑒于我已到山西社科所，而且是歷史室的負責人，寧先生提議，我在山西社科所組織力量，參加他的課題研究。為盡快打開局面、提高山西社科所的知名度，建議由山西社科所牽頭，召開一次全國性的中國古代經(jīng)濟史學術(shù)研討會。我將寧先生的意見轉(zhuǎn)告山西社科所領(lǐng)導后，社科所領(lǐng)導滿口答應(yīng)，完全照辦。這樣就形成了“山西社科所與首都師大合作研究中國古代經(jīng)濟史”的局面，并于1979年夏，在太原召開了有全國十幾個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參加的中國古代經(jīng)濟史學術(shù)研討會。會后，會議論文匯集成冊，于1981年7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發(fā)行，名曰《中國社會經(jīng)濟史論叢》第一輯。我和山西社科所負責人張國祥在會上的聯(lián)合發(fā)言——《試論階級社會歷史發(fā)展的動力》，在《光明日報》1979年10月30日刊出，成為山西社科所在《光明日報》上發(fā)表的第一篇學術(shù)論文?！吨袊鐣?jīng)濟史論叢》第一輯，成為山西社科所出版發(fā)行的第一部學術(shù)論文集。

為落實山西社科所與首都師大合作研究的課題，閻守誠、趙云旗等人長期住在首都師大，在寧先生的直接指導下進行中國古代經(jīng)濟史的研究。經(jīng)過多年合作，不僅出版了一批關(guān)于中國古代經(jīng)濟史的研究成果，而且培養(yǎng)了人才。閻守誠調(diào)入首都師大，成了博士生導師；趙云旗考上了著名專家韓國磐的研究生，這樣極大地提高了山西社科所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寧先生主持課題特別重視走向社會進行學術(shù)考察。1982年，寧先生主持了“河東兩京歷史考察”。河東兩京歷史考察隊由北京、山西、陜西、河南四個省市17個單位的32位學者組成。首都師大黨委書記崔耀先等人為顧問，寧先生擔任隊長，我負責山西境內(nèi)的考察，胡戟負責陜西境內(nèi)的考察，張文彬負責河南境內(nèi)的考察。這次考察，從 1982 年 7 月 10 日起至 8 月 18 日止，歷時40天，累計行程8000多公里，歷經(jīng)山西、陜西、河南 3 省 9 市 37 縣，考察訪問點140個。在山西的考察時間為20天，考察訪問點從北到南共70個?？疾礻犓礁骺h包括五臺、應(yīng)縣、朔縣、山陰、侯馬、臨猗、萬榮、河津、聞喜、夏縣、永濟、芮城等，當?shù)刂饕h政領(lǐng)導和文物部門的負責人，有的夾道歡迎，有的陪同考察，有的出面講解，有的陪同用餐。聲勢之隆重、場面之熱烈，令人難忘！考察隊每到一地，都要與當?shù)仡I(lǐng)導、文史學者、文博工作者進行座談，交換意見。中共山西省委書記王謙與考察隊顧問崔耀先是抗戰(zhàn)時期的老同事，久別重逢，特別親切。王謙書記還親自參加了考察隊在太原召開的座談會，傾聽大家的意見，與會學者受到很大鼓舞。全程考察結(jié)束后，以山西社科所名義整理了《河東兩京歷史考察隊關(guān)于進一步加強山西文物管理的建議》，上報山西省委、省政府，并分送各地有關(guān)領(lǐng)導和部門。山西許多古跡和景點，例如平遙古城、喬家大院等，都是采納考察隊建議后，確定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這次從北到南的歷史文化考察，是一次高品位、高規(guī)格、高效率的考察，參加考察的每位學者，都撰寫了考察論文，匯集成《晉秦豫訪古》一書，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發(fā)行。該書的出版發(fā)行，受到學術(shù)界的極大關(guān)注和好評。

寧先生主持合作研究期間，對山西社科院出版《山西通志》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和幫助。我主持歷史所工作時，將點?！渡轿魍ㄖ尽妨袨橹攸c課題并正式上馬。但當時只有劉克文和高可兩個人，加上后來調(diào)入的夏連保，也僅三個人，遠遠不能適應(yīng)工作需要，于是便高薪從院外聘請了幾位離退休學者組成專家組，住在山西省圖書館知青招待所，借用省圖資料，與劉克文等人協(xié)作攻關(guān)，一起點校《山西通志》。經(jīng)過四年奮戰(zhàn)，完成了初稿。初稿出來后，劉貫文院長提出，要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并派高可赴京聯(lián)系，結(jié)果遭到中華書局婉言謝絕。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劉貫文讓我想辦法，我只好請寧先生幫忙。當時中華書局謝絕出版《山西通志》點校本的原因，主要是對山西的點校水平不信任、不放心。后來，寧先生出面經(jīng)過反復協(xié)商，由寧先生以敦煌學研究會秘書長的身份，出具學術(shù)擔保后，中華書局才將《山西通志》點校本列入出版計劃。《山西通志》點校修改稿出來后，又要求寧先生審定。其時，寧先生身體欠佳，正在小湯山療養(yǎng)，只好由我代為審稿，最難審的部分，是請地方志專家朱士嘉和傅振倫審定的。這樣，《山西通志》點校本，才于1990年11月出版發(fā)行。全書1020萬字，分裝22冊。劉貫文是聯(lián)系出版《山西通志》的總指揮，對于寧先生出具學術(shù)擔保以及審定書稿的情況是一清二楚的，但他在《山西通志·點校序言》中，只說感謝朱士嘉和傅振倫，唯獨不提寧可。劉貫文自知理虧，所以《山西通志》點校本出版后，都不敢贈送寧可先生，留下了難以挽回的遺憾！

寧先生主持過多項享譽國內(nèi)外的重大課題，我親自參與的就有兩項：一項是《中華五千年紀事本末》，另一項是《晉文化志》。

《中華五千年紀事本末》由寧先生擔任主編，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發(fā)行，全書共219萬多字。該書的總體設(shè)計、框架結(jié)構(gòu)、編纂體例、撰寫規(guī)則、具體要求等，都是寧先生親手制定的，他還撰寫了許多不同類型的樣條，供編委學習、討論，并反復強調(diào)，一定要突出紀事本末體的特點，每個詞條都必須有人、有事，否則就不是紀事本末體了。每個朝代的詞條，他都要嚴格審定。我是編委之一，負責明代稿件的組織、撰寫和初審。由于寧先生要求明確、指導具體、把關(guān)嚴格，再加上該書內(nèi)容系統(tǒng)全面，語言通俗易懂，印制精美大方，出版發(fā)行后很受歡迎。該書后來被選定為江澤民總書記贈送國際友人的禮品，流傳到許多國家，成為外國朋友了解中國歷史的珍貴讀物。

《晉文化志》是寧可主編的《地域文化典》中的一種，而《地域文化典》又是《中華文化通志》十典中的一典?！吨腥A文化通志》由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會長肖克將軍主持編纂，共十典，每典十志，共一百卷，約3600萬字，以齊全的門類和浩繁的卷帙，全方位、多視角地記述了上下五千年的燦爛文化，是迄今為止我國第一部全面系統(tǒng)地記述中華文化的巨著。1998年10月該書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發(fā)行，同年11月9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江澤民總書記接見《中華文化通志》主編肖克及部分編委和作者的新聞報道與巨幅照片，在學術(shù)界和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我有幸在寧先生主持下參與《晉文化志》撰稿，感到格外榮幸。

總之，寧先生主持的項目，很多都是高規(guī)格、高品位、高水平的，他的學術(shù)成就和社會影響，引起了黨和國家有關(guān)部門的關(guān)注，并被請去給中央首長講解中國歷史，特別令人欽佩！訣別恩師常惦念，難逢知己更傷悲。尊敬的寧先生，安息吧！

2014年3月15日于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