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南宋干謁風氣與文學創(chuàng)作:一個有必要深入考察的文化—文學現(xiàn)象
在當今時代的古代文學研究中,要想有所突破和有所進展,無疑需要研究觀念與研究方法的開拓。我們希望能變換視角,在南宋文學尤其是南宋詞學研究方面有所創(chuàng)新,即使不能超越前人時賢的研究成果,也希望能在認真學習這一時段文人群體的相關(guān)作品和文獻資料的基礎(chǔ)上,抒發(fā)一些自己閱讀古典文學的感受,表達一些對南宋文學研究的看法,不求驚世駭俗,但愿新人耳目。
童慶炳在《文化詩學是可能的》一文中指出:
文學從來不是孤立地存在著發(fā)展著的,它總是與其他文化形態(tài)互動中存在著發(fā)展著。文學中處處滲透著文化的因子。[1]
以干謁活動為中心來研究南宋文人群體,是一種文化史的批評,在方法論上屬于文化學的研究范疇。干謁活動,是南宋文人普遍經(jīng)歷過的一種不可避免的人生境遇,在很大程度上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著十分密切的關(guān)系。作為中國社會一種特有的文化表現(xiàn)形態(tài),干謁有其自身的生成、發(fā)展規(guī)律。對于與干謁活動關(guān)系密切的南宋文人,我們考慮較多的是如何將南宋文人當作中國傳統(tǒng)文化形態(tài)在特定歷史時期的獨特表現(xiàn)來加以考察,以便在廣闊的生活背景下尋求一個較合適的切入點,從而能夠切實、準確地闡述研究對象。
一、回顧與判斷:相關(guān)研究的述評及選題意義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唐代干謁與文學研究在重要詩人及綜合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在研究的深度上還需要加深,范圍上也需要拓展。[2]而與南宋文學密切相關(guān)的干謁活動,則還較少有人關(guān)注。
在歷來的文學史和宋代文學研究著作中,南宋干謁風氣與文學創(chuàng)作的研究,一直很少有學者問津,長期以來被文學研究界所忽視。截至目前,學界有關(guān)南宋文人干謁問題的研究,相關(guān)成果主要如下:
夏承燾于1956年9月撰寫了《姜夔的詞風》一文,在此文中,夏先生明確指出:“白石一生不曾仕宦,除了賣字之外,大都是依靠他人的周濟過活的?!?sup>[3]并結(jié)合姜夔的干謁活動對其詞風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不僅對南宋文人干謁現(xiàn)象做了開拓性和基礎(chǔ)性的研究,而且為當今學者從事宋代文化史、制度史與文學史的交叉學科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思路,對我們深入探索南宋干謁風氣與文學創(chuàng)作的關(guān)系起了導夫先路的作用。夏先生目光如炬,他的名作《姜白石詞編年箋?!敷w大思精、地負海涵,貫穿于古今中外,以豐富的資料積累、磅礴的理論氣度和深入的分析解讀,建構(gòu)出江湖文士姜白石研究的新框架,顯示出學術(shù)研究的大家氣象。
夏先生具有豐富的教學實踐經(jīng)驗,[4]他高超的理解現(xiàn)實生活的能力,有助于他對歷史上各種文化活動、文學現(xiàn)象、文學思想的觀察研究。察古觀今,此之謂也。對南宋江湖文人姜白石生活方式的研究興趣,使夏先生樂在其中,視艱難的學術(shù)之旅如歌如詩,雖鞠躬勞苦而始終如癡如醉。因此,他這部為南宋江湖文士姜夔作品編年箋注的經(jīng)典之作,能夠使古人的生命心魂、人生智慧得以再生,并通過自己的研究,讓姜白石的智慧、品格、襟懷和修養(yǎng),灌溉滋潤我們當代人的心田,從而使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得以傳承、中華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智慧永放光芒。夏先生才氣之高、氣魄之大、境界之深,對詞學史、詞學理論、宋史及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各個方面涉獵之廣、鉆研之深、用力之勤、評介之精,令人嘆為觀止。
袁行霈曾在《學問的氣象》中說:“學問的氣象,如釋迦之說法,霽月之在天,莊嚴恢宏,清遠雅正。不強服人而人自服,無庸標榜而下自成蹊。……在他們的手里,資料的采用和組織靈活而有規(guī)矩,出神而又入化,猶如魔方的組合,而不像積木的堆垛。他們治學的道路平正通達,思維的邏輯清通簡暢,如書法之筆筆中鋒、萬毫齊發(fā)、力透紙背?!M挹西江,細斟北斗,萬象為賓客?!@氣象何等恢宏!如果借用來形容學問,‘盡挹西江’可以說是把有關(guān)的資料全部搜集起來;‘細斟北斗’可以說是把有關(guān)的材料細細地加以辨析;‘萬象為賓客’可以說是把相關(guān)學科都用來為自己的研究服務。學問能到這一步,也就不是常人所能及的了?!?sup>[5]夏先生治學有大氣魄,他所著的這部《姜白石詞編年箋?!肪腕w現(xiàn)出他研究學問時恢宏大度的氣象。他的研究緊緊圍繞姜白石一生中的文學創(chuàng)作,以遼闊的視野和淵博的學識,力圖在時代風尚、文人交往、公共關(guān)系、生活觀念、審美習俗、古今對比等文化大背景下,全景式地闡釋南宋江湖文人的某些論題。從實證研究基礎(chǔ)上對南宋江湖文人進行了系統(tǒng)的開拓,對姜白石詞所做的分析及其在中國詞學史上價值的闡釋,卓爾不群,迥出時流,真知灼見,隨篇可見。對南宋文學理論的研究者及廣大詞學研究者來說,這部著作,既是指導研究實踐的入門必讀寶典,也是廣大國學研究及愛好者進入傳統(tǒng)文化這一繁茂園地的典范之作。通過此書,讀者既可一窺南宋詞學的精髓,也可進一步認識與體味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深厚底蘊。大氣方能成大器,夏先生治學從大處著手,他的大氣成就了這部白石詞研究領(lǐng)域空前的巨作、優(yōu)秀的楷模。
張宏生在《江湖詩派研究》中既歷時地探討了江湖文化的起源、發(fā)展與變異,又共時地探討了南宋江湖詩作在內(nèi)容和形式上的特點,建構(gòu)出南宋文學流派研究的一種具有可操作性的模式。該書第二章“文化傳統(tǒng)的傾斜——江湖謁客的生活形態(tài)及其他”和附錄二“南宋江湖謁客考論”對江湖謁客的生活做了較為深入的研究,把南宋江湖謁客的成因主要歸納為:“宋室南渡給社會結(jié)構(gòu)帶來的變化”“階級結(jié)構(gòu)的急劇變化”“科舉考試的艱難”“冗官的不斷增多”“士人生活水平的低下”“都市生活的吸引”等,[6]頗有新意,并言之成理,持之有據(jù)。作者的語言文字功夫很扎實,論述文字流暢老到。該書本是一篇非常優(yōu)秀的博士學位論文,是在程千帆教授的指導下完成的,很有學術(shù)價值,體現(xiàn)出作者高度的理論修養(yǎng)和深厚的文獻基礎(chǔ)。[7]
張教授的這本專著,是國內(nèi)第一部全面系統(tǒng)研究南宋江湖詩派的著作,不無填補空白之功,開拓了南宋文學研究的領(lǐng)域。該書有三大特色:一是內(nèi)容新穎,全書新見迭涌、靈采煥發(fā),書中每一個章節(jié)都透露出作者的真知灼見。二是理論聯(lián)系實際,該書挖掘出了江湖文化中許多深刻的文學理論,并將這些理論哲思和鮮活生動的具體事例緊密結(jié)合在一起,作者特別注意通過具體的生活事例來說明南宋江湖文化的理論問題,讓讀者在輕松的閱讀中享受到文學思想的歸納、審美的愉悅,深入淺出,不斷引導讀者向縱深開拓,給人以感性材料和理性分析相結(jié)合的方法論意義上的深刻啟迪,為南宋江湖文化的研究總結(jié)了新鮮經(jīng)驗,對當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傳播與接受工作都具有深刻的指導和借鑒意義。三是立足文學本位,高度重視對文學作品的分析解讀,書中對南宋江湖詩人詩作的評析,頗深入細致,有自己獨特的見解,體現(xiàn)出作者較好的藝術(shù)感受力和對文學作品的分析鑒賞能力,[8]并上升到理論闡述,對南宋江湖時期的文學遺產(chǎn)進行了系統(tǒng)的發(fā)掘、爬梳,整理提煉出一系列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成果,又廣泛汲取西方文學理論的新觀念,并將兩者融會貫通,形成了體大思精、地負海涵的知識體系,顯示出張教授恢宏廣博的學術(shù)視野、豐富多彩的審美體驗與精深獨到的理論見解。
另有費君清的《南宋江湖詩人的謀生方式》一文也是探討南宋江湖詩人的名篇佳作。費先生通過收集和分析資料,發(fā)現(xiàn)南宋江湖詩人比較重要的謀生方式和經(jīng)濟來源有:①干謁權(quán)貴,獲取錢財;②投親靠友,接受周濟;③出賣詩文字畫,兜售個人才藝;④教書授徒,代人撰述等。[9]費先生的文章以“謀生方式”或“生計問題”名篇,選題別出心裁,很有新意,多角度探討了南宋江湖詩人的生活方式,拓展了南宋文學研究的領(lǐng)域。他的文章內(nèi)容信息量十分豐富,既有縱向的流變考察,又有橫向的南宋文人謀生方式特點的分析,既評析南宋文人的生活實踐,又總結(jié)有關(guān)干謁詩文的創(chuàng)作特色,更注意結(jié)合當時政治氣候、文化環(huán)境和作家謀生時的心態(tài)來考察文體發(fā)展變化的深層歷史動因,視野開闊,論析有深度和創(chuàng)見。文中涉及南宋江湖時期的干謁風氣、文人的干謁方式、干謁對象和干謁時的精神狀態(tài),以及干謁對南宋江湖詩風的影響等方面的系統(tǒng)論述,讓我們了解到南宋歷史上江湖士人真實、鮮活的謀生方式。費先生的研究有很強的個性,也有強烈的現(xiàn)實關(guān)懷,能夠立足文本,融化古今。他的文章既具理論色彩,又可從中看出作者的文獻基礎(chǔ)與樸學功夫。費先生還獨具靈心慧眼,能夠妙手剪裁,博采現(xiàn)實生活實踐之花,嫁接中國傳統(tǒng)文學研究之木,運用南宋江湖士人“謀生方式”“生計問題”中表現(xiàn)出來的生存智慧來關(guān)注我們現(xiàn)實的人生和當下中國文學研究的“關(guān)鍵問題”。
當我們深陷世俗多元化的價值選擇中,面對不可阻擋的物欲橫流,該如何維持自我內(nèi)心世界的平安喜樂,尋找人生的出路呢?費先生此文給了我們多方面的啟迪與思考。此文最大的特色就是全面深入、廣泛系統(tǒng)地研究了南宋江湖文人的謀生方式與生計問題,深掘傳統(tǒng)文化的底蘊,并結(jié)合南宋江湖士人的生活實際,展示他們?nèi)松腔?、個人才華的適用范圍及時代需要。這為解決南宋文學研究中的熱點、難點問題提出了新的理論思考與人生啟迪,于他人不到處別生只眼,寄妙理于陳規(guī)之外,出新意于故紙之中,讓人感受到冷靜而理智的學術(shù)品格與內(nèi)在的對人生之路探究熱情的融合。因此,此文的研究方法十分便于效仿,我們可以據(jù)此深入南宋文人的生活實際,探究他們在干謁活動中所遇到的各種具體問題及他們解決問題的各類具體途徑。
沈松勤在《從高壓政治到“文丐奔競”——論“紹興和議”期間的文學生態(tài)》一文中具體分析了“紹興和議”期間文學生態(tài)的環(huán)境因子,認為高壓政治使創(chuàng)作主體銳氣頓失,呈現(xiàn)出集體失語癥,使之奔競于適應高壓政治的以歌功頌德為內(nèi)涵的話語系統(tǒng)中,創(chuàng)作了汗牛充棟的諂詩諛文,成了宋代文學史的一個轉(zhuǎn)折點。[10]在對待人性、政治、權(quán)力、道德、風尚、社會、文化和文學諸問題上,沈松勤都有許多非常深刻、精辟的見解,并以翔實的史料為依據(jù),作出了令人深思的論述。
沈松勤的專著《南宋文人與黨爭》,以從史學入而從文學出的治學方法,考察了南宋政治的主要表現(xiàn)形態(tài)——黨爭及其與當時文學之間深層復雜的內(nèi)在聯(lián)系。這本著作不僅是一部體大思精、縱橫捭闔的南宋黨爭史,同時也是一部激情洋溢、斐然成章的文學研究的典范之作。他深刻剖析了南宋士大夫在官場上的沉浮起落,當時權(quán)力斗爭的波詭云譎及在其中顯現(xiàn)出來的人性中的光輝與弱點,為我們一層層打開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或高貴或痛苦的靈魂。沈先生引用南宋許多名流顯宦的真實案例,講述了他們?nèi)绾卧诟邏赫蜗卤几傉埻械那樾?,高壓政治如何改變了傳統(tǒng)士大夫直道事人的處世態(tài)度與為人方式,這些士大夫又如何在現(xiàn)實政治生活中提高社交活動能力并增強文學創(chuàng)作的趨同性,從而改變了當時的文學生態(tài)。
沈先生敞開思想去分析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文化心理及對其影響很大的各種各樣的文化生態(tài),努力破解當時的人情世態(tài)、時代風氣和文學創(chuàng)作之間深層復雜的內(nèi)在聯(lián)系。他真實地揭示出南宋士大夫的精神狀態(tài),以抽絲剝繭的方式展露中國古代文人在特定時期靈魂深處的污垢和精神境界的萎靡,深切洞察了南宋政治的黑暗復雜及當時士人的悲慘命運,并通過描寫高壓政治下的文人生態(tài),解剖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值得悲憫的病態(tài)人格,能于綿密深厚、委曲周至的分析論述中最大限度地展現(xiàn)歷史真相與文人本意,揭示出蘊含在士人悲劇命運中更深層次的一面。從中我們可以照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生活、窺見他們的影子、驚悚自己的命運。[11]這種研究以新的眼光、新的方式表現(xiàn)出了新的意味,為我們的研究開啟法門、點上明燈,提供了新穎、獨特的視角。此書的獨到之處:融合歷史學、文學、哲學、心理學、傳播學、人類文化學于一爐,縱觀古今、融合中西,把深邃浩瀚時空中的個人與民族、古代與當下、中國與西方的聯(lián)系與思索都總括于其中,真知灼見、精辟獨特,迥出時流、新人耳目,由其著作可見沈教授研究內(nèi)容之深廣,借以知作者治學堂廡之大也。
每個人生下來以后都受到特定環(huán)境和文化的影響,自然就有權(quán)利和義務對這種培育塑造我們民族性格的傳統(tǒng)文化進行深入細致的反思與批判,從前人的經(jīng)驗或謬誤中汲取人生的智慧,照亮未來的人生之路。王瑞來著眼于“宋元變革論”,撰寫了一系列發(fā)凡起例、體大思精,拓土開疆、獨辟新境,以史證文、以文證史、文史相濟,根底深厚、情理兼勝的名篇佳作:《金榜題名后:“破白”與“合尖”——宋元變革論實證研究舉隅之一》[12]《“內(nèi)舉不避親”——以楊萬里為個案的宋元變革論實證研究》[13]《小官僚,大投射:羅大經(jīng)仕履考析——宋元變革論實證研究舉隅之三》[14]《士人流向與社會轉(zhuǎn)型:宋元變革論實證研究舉隅之四》[15]《從近世走向近代:宋元變革論述要》[16]。以上任何一篇文章,皆源出文史、辟域渾茫,以辟疆拓土的識見,開掘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精神財富。
在《金榜題名后:“破白”與“合尖”——宋元變革論實證研究舉隅之一》中,王瑞來指出:“南宋繼承北宋科舉取士的官僚再生產(chǎn)規(guī)模,大量通過千分之一高倍率的激烈競爭及第者,在仕途上遭遇到比北宋更為激烈的新一輪升遷競爭。多數(shù)在政界缺乏背景的普通及第者,盡管可以成為低級官僚,由于制度上和人際關(guān)系上的因素,卻幾乎無法掙脫出通向成為中高級官僚的瓶頸。嚴酷的現(xiàn)實讓對仕途絕望的士人與主流政治產(chǎn)生疏離,導致士人流向多元化?!彼J為“宋朝的政治家為普通平民百姓敞開了一扇充滿光明的通向仕途之門,接著又半掩上了第二道門。而第二道門才真正是通往風光無限的頂峰的山門。穿過這第二道門,才是士人多年寒窗苦讀的真正目的。然而這第二道門卻不易穿過。穿過第一道科舉之門,盡管千里拔一競爭激烈,但畢竟主要憑自己的努力,頂多是加上家族的財力支持。如果成績不成,神仙也幫不上忙。然而,穿過第二道入官之門時,卻基本上失去自己把握命運的能力,前途掌控在他人手中。選人本人所能做的,就是努力做出政績這樣的‘硬作為’,與廣結(jié)人脈、鉆營于權(quán)門這樣的‘軟作為’。……金榜題名后的風光不再,仕途上的艱難跋涉最終造成了什么樣的結(jié)果呢?南宋的社會環(huán)境有別于北宋,對外關(guān)系緊張,地域勢力崛起,經(jīng)濟發(fā)達,文化興盛,在這樣諸多綜合因素的作用之下,士人逐漸與主流政治產(chǎn)生疏離,形成流向的多元化,成為推動南宋至元社會轉(zhuǎn)型的一個重要因素”[17]。
接著,王先生在《“內(nèi)舉不避親”——以楊萬里為個案的宋元變革論實證研究》中繼續(xù)深入研究“宋元變革論”,指出:“質(zhì)的突變一定是源自量的積累。人心的質(zhì)變也當是出于精神的決絕。不撞南墻不回頭。屢撞南墻,自會改弦易轍。在科舉之途,像范進那樣偏執(zhí)的堅持者畢竟是少數(shù)。南宋以降,艱難的仕途讓大量士人望而生畏,忍痛割舍,與主流政治產(chǎn)生疏離,不再目光向上,轉(zhuǎn)而投身于地域社會,來謀求生路,來尋求實現(xiàn)自我價值。這種狀況,逐漸促成士人流向多元化。利弊互動,絕望帶來新生。士人流向,作為眾多因素之一,匯入涌動的變革潮流,推動中國社會在宋元轉(zhuǎn)型。”[18]
我們之所以不憚辭繁地引錄上述材料,一方面旨在對王先生筆下“宋元變革論實證研究”的具體觀念作盡可能真實、切合實際的歷史還原,以描述清楚南宋士大夫主體人格和審美情趣形成的環(huán)境和意義;另一方面也實在是因為這一大段文字蘊含了大智慧,既滔滔雄辯又生動有趣,很能說明王先生的論述風格。對宋元文化轉(zhuǎn)型期如此通透的見解,絕不是一輩子皓首窮經(jīng)、困死書齋的老朽宿儒說得出來的,也絕不是一味崇洋媚外、奴顏媚骨的新學士子所能道其萬一的。只有能入能出,既精通傳統(tǒng)文化,又吸收外來學說的通達之士才能達到這種思想高度。這是洞察力、才子氣、思想家、史學家的融合貫通所產(chǎn)生的一種學術(shù)境界。
王瑞來的研究,在深入分析正史記載、野史筆記和文人集子的基礎(chǔ)上展開,其文章中涉及的大量歷史細節(jié)不僅還原了南宋士人真實的生活環(huán)境、生活方式、生活習慣,披露了那一時代文人奔走請托、援引薦舉的真實場景,破解了不少史學與文學中的疑團和誤解,還構(gòu)建了一部“宋元變革史論”,使讀者從中可以看到南宋大時代下的歷史潮流及宋元文化轉(zhuǎn)型的余風遺韻。這些研究,體現(xiàn)了王先生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扎實的理論功底以及歷史學家的人文關(guān)懷。這對我們“文化視野下的南宋干謁風氣與文學創(chuàng)作研究”具有特別重要的啟示意義,告訴我們應當用何種態(tài)度、何種方法去面對我們的研究對象。[19]
王瑞來主張的宋元變革論,注重南宋以來的社會發(fā)展變化,從探究宋元時期文化環(huán)境、民俗風習和士人的生存方式入手,采用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并對已經(jīng)刊行的文獻資料進行運用與訂誤,以一種歷史學家異常特別的視角和文學家通俗流暢的語言,以生動活潑的筆觸娓娓道來,從內(nèi)容、形式到主題指導,乃至人物描述等,都為本書的研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研究方法和一些必要的理論基礎(chǔ)。在南宋文學研究浩如煙海、汗牛充棟的成果中,突然注入一種難能可貴、貌似平常實則獨特的研究方式與探索精神,令人讀后興味盎然,掩卷而思,不禁浮想聯(lián)翩,享受到閱讀與思考的愉悅。這或許和王先生從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yè)畢業(yè)后長期從事歷史與古籍的編輯,先在中華書局工作,后到日本從事學術(shù)研究有關(guān)。正所謂“跳出三界外,反觀紅塵中”“入乎圈內(nèi)又出乎圈外”,故能“思接千載”“視通萬里”,摘下單調(diào)的有色眼鏡,打破文史哲分科的疆界,貫通無礙、入木三分,對宋元時期文化傳統(tǒng)變遷的全貌及本質(zhì)作出如此深刻細致、驚心動魄的分析解讀,在廣闊的文化背景下和歷史意識中對南宋歷史與文化的關(guān)系作整體化、全景式的觀照,揭示了南宋歷史豐富多彩的面貌,為世人了解這段歷史的多重面向提供了異常珍貴的史料與見解。
我們認為,王瑞來關(guān)于宋元變革論的一系列論文,既充滿感情,又客觀公允,不僅僅是宋元歷史研究、宋元文學研究,乃至整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都將從這些引人入勝的論述中獲益。王先生所顯示的學術(shù)視野,所提出的研究話題,所揭示的眾多研究線索,具有改寫宋元歷史、南宋文學史研究版圖的積極意義,很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思考與探索。
從以上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這些學者都把自己擺在人類文化的歷史背景下和現(xiàn)實世界的經(jīng)緯中,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干謁現(xiàn)象的起因、發(fā)展及特點作了某些直覺或理性的把握。那種雄渾的氣勢逼人而來,以其深沉的思考和敏銳的探索,向我們展示了有才華、有責任感、心境灑脫、性情溫潤的優(yōu)秀學者所作的多方面的可貴開拓,適應了時代的發(fā)展和自我的期待。他們的研究立足于南宋士大夫的生活條件、生活水平、生活資料、生活作風、生活方式、生活環(huán)境、生活習慣、生活氣息乃至生活待遇,廣泛涉及文學、歷史學、哲學、藝術(shù)學、心理學、傳播學、人類文化學等諸多領(lǐng)域,以廣闊的文化視野、細膩的審美體驗和多元的思維方式,有力地印證了自己提出的學術(shù)觀點,憑借深厚的學養(yǎng)、廣博的學識,對閱讀者產(chǎn)生了一種巨大的啟示作用,體現(xiàn)出文化視野下南宋文學研究思路的多棱面,為我們的研究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然而,和干謁與文學的關(guān)系在南宋文學史上的實際情況相比,這些研究遠未達到其應有的局面。在搜集資料、梳理脈絡之后,我們集腋成裘、積沙成塔,發(fā)現(xiàn):一部南宋文學史,社團林立,流派眾多,錯綜復雜,更有特立獨行、卓然自成一家者的出現(xiàn),使其呈現(xiàn)出豐富多彩的面貌。南宋士大夫中名流印可、薦舉之風、豪華奢縱之習盛行,高壓政治與冗官政治加劇,養(yǎng)士之風、士人入幕之勢普遍風行,以及科舉入仕之艱難,都導致干謁成為一種社會風氣,成為南宋文人無法逃避的一種命運,一段普遍存在的人生選擇。南宋文人著眼于自己的權(quán)力名位、物質(zhì)欲望而干謁奔走。利祿之途所在,讓士子趨之若鶩。要參政,要進入仕途,要想有所作為,要想實現(xiàn)人生的理想,就必然有干謁之行為。那么對南宋士人來說,無論是進入仕途的社會政治之路,還是內(nèi)在的心靈旅程,無疑都打上了當時干謁風氣影響的深刻烙印,圍繞著干謁這一文化現(xiàn)象又產(chǎn)生了多層面文學活動的互動。
南宋活躍的文學流派、頻繁的文學社團活動、興盛的文學批評理論以及那一特定時代很多有價值的文學作品與當時文人的干謁行為都有著緊密的關(guān)系,要是不認真去梳理闡述,給予允當?shù)脑u價,那么南宋文學研究將是不全面的。從已有科研成果的研究廣度和深度看,“南宋干謁與文學”這一課題,應當還有很大的深化空間。雖然,分別對姜夔、劉過等江湖文人干謁活動作研究的文章已有一些,但絕大多數(shù)南宋文人,甚至是南宋時期的詩詞名家如李光、趙鼎、黃公度、陳亮、陸游、葉紹翁、辛棄疾、楊萬里、劉克莊、宋自遜、張元幹、朱敦儒、戴復古、吳文英等,還較少有人從干謁風氣與文學創(chuàng)作的角度去加以注意。至于一些更深層次的問題,如對南宋文人群體人格精神的整體研究把握,則更少有人從干謁的角度去觀察其發(fā)展與演進,缺少新的視野和更深層次的開掘。前人時賢往往局限于對某一重要的文人進行考察,而能綜合社會變遷、文壇創(chuàng)作、文人群體、時代風尚來作宏觀研究者則較少。這就難以充分深入地把握南宋文人的行為方式、心靈活動的演變歷程,也無法專門關(guān)注南宋文人的生存方式、心態(tài)變化與文風流轉(zhuǎn)衍變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對南宋文學的研究也就很難深入下去。這對于客觀深入地了解、認識和評價南宋文人的創(chuàng)作實績,無疑有蒙塵、遺珠之憾。
歷史與現(xiàn)實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可以說是一道河流上下游的關(guān)系。我們的研究,是想將現(xiàn)實問題與歷史思考相聯(lián)系,以從古到今中國社會一直存在,且隨著社會發(fā)展更加推陳出新、雋永悠長的“干謁”這一文化現(xiàn)象為獨特視角,以南宋這一特定歷史時期下的文人創(chuàng)作與請托延譽活動的互動為線索,以南宋文學作品為主要研究內(nèi)容,探究當時文人的生存困境,思考文人擺脫困境、詩意棲居的生存之道,對傳統(tǒng)文化的當下價值進行觀照與反思,是我們研究時努力追求的精神境界和渴望實現(xiàn)的美好愿望。
大量事實表明,干謁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交情世態(tài)的常見行為。梳理和闡述干謁與文學之間深層復雜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揭示南宋時期的文化原生狀態(tài),是全面、準確把握這一時期的文學如何表現(xiàn)人的價值、人的行為、人的心理、人的形象、人生的意義、人際的關(guān)系所必不可少的具有重要意義的一項研究。系統(tǒng)研究南宋文人的干謁活動、干謁方式及其干謁心態(tài),研究南宋士大夫在特定生活情境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人性特征,研究他們對宇宙、生命、自然和文化的思考,以及他們的生存方式所受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對于認識和考察宋人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歷史面貌,應當是一個重要的補充;對于拓展宋代文學的研究領(lǐng)域和推動古典文學研究的現(xiàn)代化進程,有極其重要的啟示。
二、問題意識:創(chuàng)新的嘗試與期待
干謁活動,是南宋文人普遍經(jīng)歷過的一種不可避免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著十分密切的關(guān)系。作為中國社會一種特有的傳統(tǒng)文化,干謁有其自身的生成、發(fā)展規(guī)律。我們在研究過程中,圍繞著南宋文人的干謁生活及其相關(guān)的一些問題,進行較集中的討論,把南宋文人定位在當時社會文化的大背景下進行研究,綜合當時政治、經(jīng)濟、宗教、民風民俗等社會文化因素,真實地還原南宋文學的文體特征,這在文學價值論與文學本體論的學科意義和方法論意義上,是一種新的嘗試。
具體而言,我們的主要觀點和創(chuàng)新之處如下:
(1)南宋文人謁客的身份角色及其在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中的種種特點,他們的心態(tài)情感、人格特征、生活環(huán)境和生活方式,大多是前人時賢未曾留意或不甚了然的,他們謁客身份角色的自我認定與文學創(chuàng)作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更少有人問津。南宋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是通過文學創(chuàng)作主體這個內(nèi)部因素而對文學的新變和繁榮起作用的,我們將在課題中考察當時干謁活動之風的盛行與文人角色的改變。
(2)將干謁活動與南宋文學創(chuàng)作的內(nèi)在聯(lián)系納入研究的視野。對南宋文學創(chuàng)作主體人格精神的演變進行一番梳理勾勒,著重探討南宋文人人格精神的形成與特點,并對其在文學史上的意義進行闡述。
(3)南宋干謁之風的滲透,影響了整個時代文人群體的文化價值觀念,從而改變并充實了南宋文學的思想內(nèi)容,鑄就了其獨特的文學風格。南宋文人的生活環(huán)境,作為特定歷史文化下的產(chǎn)物,既承載著傳統(tǒng)與歷史的遺緒,體現(xiàn)出傳統(tǒng)社會文化心理的存留,又反映著時代觀念的嬗變,是一種深含歷史積淀與時代特征的獨特現(xiàn)象,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大特色,也是形成南宋文學獨特風貌的特定生活背景,我們將對這一環(huán)境背景進行一些描述。
(4)將南宋文人的身份角色、哲學思考與文學中所體現(xiàn)的創(chuàng)作主題、藝術(shù)風格相聯(lián)系,發(fā)現(xiàn)南宋文學在創(chuàng)作主題上有許多以前文人未曾表現(xiàn)或較少表現(xiàn)過的種種復雜心理和人生體驗,在藝術(shù)風格上也有許多新變化,我們從干謁活動的角度對其展開具體的闡述。
(5)闡明南宋文人在干謁活動中養(yǎng)成的自矜狂傲、壓抑自飾、憤懣悔恨、忍辱負重的精神氣質(zhì)和縱橫求知的審美趣味,揭示他們追新逐奇的創(chuàng)作風格與干謁之士審美理想的關(guān)系。
(6)戰(zhàn)國策士的縱橫精神和魏晉名士的風神氣骨是文化內(nèi)涵最為豐富深刻、最易觸動南宋文人內(nèi)心情感的意象,反映了他們在干謁生活中崇尚戰(zhàn)國時期縱橫家和魏晉名士人格魅力和精神氣質(zhì)的熱忱,展示出他們性格中所積淀的傳統(tǒng)文化精神,表現(xiàn)出他們?nèi)烁窬竦亩嘀貍?cè)面,從而形成南宋文人好議論、好品評、好逞才使氣的顯著特征。我們在本書中具體探討南宋文人干祿仕進時崇尚而仿效的楷模,并進而探求這種精神滲透于干謁行為中,并對象化在干謁文學作品中時,對文學風貌產(chǎn)生的影響。
(7)南宋文人的干謁請托活動,使王霸雄圖的題材取向滲透至他們的審美觀念和憂患意識中,并影響到他們的情感活動和創(chuàng)作心理。我們在本書中著重探討南宋時代的文化特征,并揭示戰(zhàn)國策士縱橫精神及文風對南宋文人心理和創(chuàng)作的影響。
(8)南宋文人的交游唱和活動,是他們干謁求知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對他們的思想感情、創(chuàng)作范式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表現(xiàn)出南宋文人在特定歷史時期的獨特情感、心路歷程和生活體驗,使群體的創(chuàng)作共性凸顯出來,呈現(xiàn)出鮮明的創(chuàng)作范型。我們在本書中揭示南宋文人群體交游唱和之風盛行的文化內(nèi)涵。
(9)我們以干謁求知活動為中心,從南宋文人群體的總體情況著眼,探討文人干謁風氣對南宋文學發(fā)展的影響。認為:文人干謁行為本身并不直接服務于文學的發(fā)展。由于干謁行為總是以干謁者的現(xiàn)實利益作為關(guān)注的焦點,因此,伴隨其中的文學創(chuàng)作與對待文學創(chuàng)作的觀念和態(tài)度,就不可能總是那么積極和純粹理想主義的,這就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文學作品藝術(shù)性的削弱,躁進的風氣與文學作品工具化、商品化、禮物化[20]的傾向。
(10)向人索序及為人作序印可,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生活中十分常見的現(xiàn)象。我們通過深入研究施蟄存主編的《詞籍序跋萃編》、祝尚書編的《宋集序跋匯編》、中華書局編著的《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及吳文治主編的《宋詩話全編》、王水照編的《歷代文話》中有關(guān)南宋文人作品的序跋文字,發(fā)現(xiàn)這些文字大都是應干謁者而作,主要功能就是為了實現(xiàn)援引延譽的目的,甚至有些就是寫給干謁奔走之士以為“闊匾”[21]之用的。南宋時人往往利用其來謀職乞食,盛烈在詩中道:
寒江買棹催遄征,何如緩泛六橋?qū)t盟。侯門懷刺謁掌儐,何如散策孤山探梅信。吟隱豫章之耳孫,調(diào)高琢句期顓門。西江不住來西湖,喚醒晚唐諸老魂。有時吐出驚人語,定須貴殺雒京楮。膾炙人口徒屬饜,還來雙字不堪煮。行吟荏苒歲欲暮,束裝又問吳中路。節(jié)翁舊有珠履緣,何況薦書袖無數(shù)。此行一句直萬錢,十句唾手腰可纏。歸來卸卻揚州鶴,推敲調(diào)度權(quán)架閣。[22]
其中所言“侯門懷刺謁掌儐”“節(jié)翁舊有珠履緣,何況薦書袖無數(shù)。此行一句直萬錢,十句唾手腰可纏”,反映了當時謁客以“薦書”“懷刺”行吟江湖的情況。在社會活動中,只有遵循現(xiàn)實原則的人才能獲得成功。從干謁—序跋—印可這一因果互動關(guān)系中,還能挖掘出當時文人對文學的認識、思考、研究和總結(jié),這些序跋雖然大多是應人請托而作,主要是為了幫干謁者援引延譽,起到名流印可的作用,但因涉及當時的文化環(huán)境、文學現(xiàn)象和文學思潮,很值得留意。它們與當時理論性的專著、隨筆式的評論、作品中的評點一樣,反映了當時文人的人格個性、人生態(tài)度、人際關(guān)系和他們對文學的認識、思考、研究和總結(jié)。通過研讀南宋存留下來的文學作品,并對照當時文人為這些作品所寫的序跋文字,我們不難看出干謁與當時文人群體、文學流派、文學思想和文學創(chuàng)作之間深層復雜的關(guān)系。
南宋時期的文人士大夫十分重視請人給自己的作品作序,也十分精心創(chuàng)作為人印可延譽類的序跋文字。這一現(xiàn)象值得注意,我們初步認為這跟當時士人崇拜名流、迷信權(quán)威的心理有密切聯(lián)系。崇拜名流、迷信權(quán)威,是中國特有的一種文化現(xiàn)象,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觀念、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文化性格的一個重要表現(xiàn)形式,一直影響著今天序跋類文字的書寫模式。
三、渴望超越:研究的思路與方法
“文化視野下的南宋干謁風氣與文學創(chuàng)作研究”的目標是從社會學、歷史學、心理學和傳播學等角度入手,運用交叉學科的研究方法來探討南宋文人的干謁活動與文學創(chuàng)作之間深層復雜的密切關(guān)系。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以南宋文人群體的干謁活動為中心,著重分析他們在干謁活動中所經(jīng)歷的種種尷尬狼狽、精神苦悶以及他們超越苦難、消解苦悶的途徑和過程,以此來透視干謁活動中南宋文人心態(tài)情感、人格精神的演變及其與文學新質(zhì)生成的內(nèi)在聯(lián)系。
在交叉學科研究的視野下,我們研究南宋干謁風氣與文學創(chuàng)作的方法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六個方面。
(一)整體觀照
南宋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23]我們將南宋文學作為唐宋、宋元文學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進行整體研究,并以干謁活動為中心,運用謁客人格這一范疇,來探討南宋文人謁客人格形象的建構(gòu)與創(chuàng)作實踐活動在中國文學史上的意義。
對南宋文學進行整體研究,是不少學者所采取的方法,能收到囿于單一文人研究所不能達到的效果。[24]南宋文學在唐宋文學和元代文學之間起到了一種整體嬗變和階段演進的作用,這種作用是從南宋時期文人群體風格的劇變中表現(xiàn)出來的。我們一直重視南宋文學群體的研究,[25]將群體研究的意識貫穿于整個研究過程中。在南宋“國是之爭”“學術(shù)之爭”“用人之爭”盛行一時的背景下,[26]歷史風雷激蕩、撲朔迷離。南宋文人的群體創(chuàng)作活動頗頻繁,結(jié)黨、結(jié)社唱和之風尤其盛行。而且,王以寧、李光、李綱、趙鼎、向子諲、張元幹、胡銓、陸游、楊萬里、范成大、辛棄疾、劉克莊、姜夔、劉辰翁、周密、張炎等南宋重要文人大多有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社交圈。南宋中后期,出現(xiàn)了以廬陵為中心的江西詞人群和以杭州為中心的浙江臨安詞人群。南宋中后期文化環(huán)境的轉(zhuǎn)變和文學風格的形成,是江湖詞人與遺民詞人群體共同完成的,是南宋文人干謁及其轉(zhuǎn)向隱逸的生活內(nèi)容外化在文學作品上的必然反映。[27]這些都引發(fā)、促使我們從文人群體入手,對與李光、黃公度、胡銓、趙鼎、張元幹、劉克莊、楊萬里、范成大、陸游、辛棄疾、姜夔、劉辰翁、周密、張炎等同時和關(guān)系密切的文人群體作一個整體的研究,揭示特定社會政治環(huán)境下的文人創(chuàng)作與干謁活動及其轉(zhuǎn)向隱居生活實踐的內(nèi)在聯(lián)系。
干謁活動,是南宋文人群體生活方式的主要表現(xiàn)形態(tài),綿延數(shù)十年,在漫長的干謁生活中,南宋文人心情壓抑、創(chuàng)痛巨深,這些壓抑感既來自國家、民族的分裂,更來自高壓政策、選官制度、文人黨爭的壓制。從南宋文人的作品中既可窺見當時世事人情和時代潮流的演變,也能感受文人對人生出處、仕隱進退的深刻思考。干謁活動觸及這一文人群體思想情感、心理活動的深層,直接影響到南宋文學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軌跡。干謁與此時文壇上的創(chuàng)作有何關(guān)系,理應是南宋文學研究的重要課題。我們想在盡可能占有較廣泛的文獻史料的基礎(chǔ)上,對南宋文人群體與干謁現(xiàn)象的關(guān)系進行深入探討,指出南宋文人群體的干謁生活方式與隱居生活實踐的互動,決定了創(chuàng)作主體的心態(tài)情感和作品主題、價值取向,并由此形成了新的文學風貌與文學思想。
干謁活動方式及其轉(zhuǎn)向隱居生活實踐,反映出南宋文人經(jīng)過了不同階段、豐富復雜生活的演變,通過群體研究可以呈現(xiàn)出一個整體性的歷史文化畫面,展示一幅文人群體生命浮沉的圖景?!皻v史學的價值在于,它告訴我們?nèi)艘呀?jīng)做過什么,因此就告訴我們?nèi)耸鞘裁础?sup>[28],文學也有同樣的價值。不過,文學記載的是人們心靈深處的悸動,而“任何一個民族的藝術(shù)都是由它的心理所決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況所造成的”[29],這樣的藝術(shù)是和一個國家的歷史相融的,是和一個民族文化的命運緊密聯(lián)系的,體現(xiàn)出一個時代的民族情緒和社會環(huán)境。所以,文學創(chuàng)作與時代人心有非常密切的聯(lián)系。清人吳之振指出:
兩間之氣運,屢遷而益新;人之心靈意匠,亦日出而不匱……律詩起于貞觀、永徽,殆乎景炎、祥興,蓋閱六百余年矣。其間為初、盛,為中、晚,為“西昆”,為元祐,為“江西”,最后而為“江湖”,為“四靈”。作者代生,各極其才而盡其變,于是詩之意境開展而不竭,詩之理趣發(fā)泄而無余。蓋變而日新,人心與氣運所必至之數(shù)也。其間或一人而數(shù)變,或一代而數(shù)變,或變之而上,或變之而下,又視乎世運之盛衰,與人材之高下,而詩亦為之升降于其間,此亦文章自然之運也。[30]
“人心”“氣運”與“文章自然之運”的關(guān)系由此可見一斑。
劉永濟也說:
文藝之事,言派別不如言風會。派別近私,風會則公也。言派別,則主于一二人,易生門戶之爭;言風會,則國運之隆替、人才之高下、體制之因革,皆與有關(guān)焉。蓋風會之成,常因緣此三事,故其變也,亦非一二人偶爾所能為。[31]
所以,我們認為整體研究比孤立、靜止的個案研究涵蓋面廣,較易廣泛、深入地揭示南宋文學新質(zhì)與文人干謁活動及其轉(zhuǎn)向隱居生活實踐的關(guān)系。
(二)分類研究
南宋文人大多是以參政主體為主要理想和社會角色的,他們中有許多人還經(jīng)歷了國破家亡、家破人亡和大半生的顛沛流離之悲劇性生活體驗,有過相同或相似的人生經(jīng)歷。參政理想、文學主體、謁客身份三而合一的復合型主體特征,使得他們在社會角色、地位、行為方式上具有一致性,即謁客是這一文人群體之共性,但文人個體之間由于身世的不完全相同,在干謁活動中的人生態(tài)度、創(chuàng)作觀念、審美趣味就具有一定的差異。大體上可以分成幾種不同類型。
這一點,不難理解。如同為隱士,也是有區(qū)別的,《論語》里記載的許多逸民,如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蓧丈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等,就可以分為如伯夷、叔齊那樣“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連那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及虞仲、夷逸那樣“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quán)”[32]等不同的類型。同為詩人,也有超曠與纏綿的殊異,“蓋詩以情為主,故詩人皆深于哀樂;然同為深于哀樂,而又有兩種殊異之方式,一為入而能出,一為往而不返。入而能出者超曠,往而不返者纏綿”[33]。南宋文人都處在宋室南渡之后的特定歷史背景下和社會文化活動中,在總體特征上,都自覺不自覺地表現(xiàn)出了那個時代的審美傾向。但南宋文學風貌畢竟是由一個個文人的具體創(chuàng)作實踐形成的,不同的詞人具有各自不同的創(chuàng)作個性和風格。我們在南宋文人群體中選取幾個既具有鮮明個性特點,又能反映時代主題的代表作家,如李光、趙鼎、胡銓、黃公度、張元幹、朱敦儒、楊萬里、陸游、范成大、辛棄疾、吳文英、姜夔、劉辰翁、汪元量、蔣捷、周密、張炎、王沂孫,以他們的創(chuàng)作為主線,進行分類考察。具體分析考察幾個具有典型性的南宋文人的心態(tài)、情感的變化歷程和人格個性的多維側(cè)面,可以從中大致展示出南宋文人群體中主體人格的幾種類型。
其一,是以李光、胡銓、黃公度、張元幹、朱敦儒、陸游、辛疾疾為代表的宋南渡及中興文人,他們是以狂、曠、閑、適為中心的人格類型,其“沉郁以清超出之,飄飄有凌云之意”[34]的超曠人格精神,是對中國傳統(tǒng)儒、道文化精神,尤其在某些方面是對蘇東坡人格精神的接受與發(fā)展。[35]蘇軾在文化性格與人生思考方面對宋南渡詞人的影響是很明顯的,他激勵了無數(shù)迷茫困頓的士大夫,幫助他們重新找回了生存的力量與勇氣,繼續(xù)拓展自己的人生。[36]
其二,是以姜夔、吳文英、周密、張炎為代表的南宋江湖及遺民詞人,他們是人生和藝術(shù)統(tǒng)一化的人格類型。他們修雅博識,具備良好的藝術(shù)素質(zhì),對金石、書畫、詩詞、音樂和史志無所不工,著述頗豐。在那個風卷殘云、摧枯拉朽的巨變年代,他們只能自我放逐,隱幾著書,潛心于前朝舊史的搜集和編撰,埋頭于文化重建和文化追求活動。文學藝術(shù)成為他們生命存在、自我超越的一種特殊方式,成為他們實現(xiàn)人生價值和意義的一種重要手段,體現(xiàn)了他們在境界上伴香雅士,醉心于文化藝術(shù)創(chuàng)作,集學者、雅士、謁客于一身的人格特征。
其三,是以蔣捷為代表的既堅決不與統(tǒng)治者合作,也幾乎與其他南宋詞人沒有交往,以其自己的生活方式形成特立獨行、孤獨沉郁的隱逸人格類型。他的人格與風范,在宋室南渡以來的袞袞諸人中,很難找到第二個與之比擬。他的存在,代表著南宋一位士人的獨特風貌。不做鄉(xiāng)愿的決絕,是蔣捷的真精神。中國歷史上這類士人很有自己的堅持,他們不齒與諂媚逢迎者為伍的風骨令人敬仰。
其四,是以劉辰翁、文天祥為代表的文人,他們曾和宰相江萬里交好,以詩文干謁過江萬里,并都參加過抗元斗爭。尤其是劉辰翁,他在江萬里投水殉國、文天祥從容就義后守節(jié)不仕,常參與當時文人群體的交游與唱和,并在其中處于文壇領(lǐng)袖的地位,以其富有特色的文學創(chuàng)作及評點活動,贏得了遺民詞人群體的高度贊揚,體現(xiàn)了江湖謁客所沒有的善于反思歷史的人格精神。他的創(chuàng)作是別有一番幽愁暗恨的:他目睹了宋元之際世事巨變中的許多重要人事,尤其是目睹了在時代風云的激蕩中同鄉(xiāng)好友文天祥如何在國家危難之際奮起勤王,最后又如何從容赴死,看到在那歷史的交叉點上一個個慷慨豪邁之士,意氣風發(fā)、憂國憂民,隨后風吹云散去,往昔的一切,成為他生命中難忘的記憶。因此,他進行創(chuàng)作的角度耐人尋味,常常追憶往昔,不勝留戀,并通過作品來爭是非、張公道、酬良友、吐平生,要把歷史問題反思清楚,把話說得深刻,情見乎辭,此之謂也。劉辰翁人奇于文,文奇于詩,詩奇于詞,他的詞寫得并不出色,然而很見性情,《須溪詞》中有些作品接近辛詞風格,氣象闊大,豪氣干云,然而更多的是用來應酬干謁的壽詞,反映出一種干謁請托之士不落窠臼的人格風范。
其五,是以王沂孫為代表的“超逸處少、沉郁處多”[37]、內(nèi)傾沉郁的纏綿人格類型。王沂孫由于入元后出仕了學正一職,始終懷著不能解脫的愧疚和難言的苦衷。后雖辭官,然重重憂慮,不能釋懷,形成了富于自省而不善自我解脫、偏執(zhí)壓抑、“往而不返”的謁客人格。
李光、胡銓、黃公度、張元幹、朱敦儒、陸游、辛棄疾、姜夔、吳文英、史達祖、劉過、陳亮、張炎、周密、蔣捷、劉辰翁和王沂孫,代表了宋元文化轉(zhuǎn)型時期文化精神影響下謁客人格類型的大致風貌,他們是當時文化精神的開創(chuàng)者、推動者,感染、影響了當時其他文人的人格精神和人生態(tài)度,既對這一精神的形成又對這一精神的發(fā)揚起到了很大作用。他們的人格形象展現(xiàn)在宋元文化轉(zhuǎn)型的社會大舞臺上,也就更加豐富多樣、紛繁多姿。當我們把這些南宋文人的個體人格類型置于宋元文化轉(zhuǎn)型的社會大背景下時,就能理解廣大士人的生存狀態(tài)與生活方式,其實是與那個風云際會的時代氛圍息息相關(guān)的,每一位文人的人格形象都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時代,將這些文人的個體人格形象綜合起來則可看出南宋文人群體較為完整全面的人格風貌。
這種研究思路,是我們受錢鍾書、錢穆及余英時三位先生的啟發(fā)而得來的。錢鍾書在談及南宋“四靈”——徐璣、徐照、翁卷、趙師秀和江湖派的關(guān)系時有一個非常生動形象的比喻:
杜甫有首《白小》詩,說:“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魚”,意思是這種細小微末的東西要大伙兒合起來才湊得成一條性命。我們看到“四靈”這個稱號,也許想起麟、鳳、龜、龍,但是讀了“四靈”的作品,就覺得這種同一流派而彼此面貌極少差異的小家不過像白小。[38]
錢穆在七十高齡時尚撰寫了一部體大思精的皇皇巨著《朱子新學案》,余英時關(guān)于錢先生撰寫《朱子新學案》有一段親切感人的記載:
1964年,錢先生辭卸了新亞書院校務,向哈佛燕京學社提出撰寫《朱子新學案》的三年計劃,由于新亞方面希望錢先生同時也辭去新亞研究所所長的職位,他不得不以個人名義申請這項研究補助。這給哈燕社出了一道難題,因為該社的補助對象一向都是學術(shù)機構(gòu),不是個人。最后還是楊先生的慷慨陳詞使這一破天荒的申請得以順利通過。
楊先生此舉并不是因為他和錢先生有任何特殊的交情。他看準了這項研究的價值,而且相信錢先生必能不負眾望,寫成一部大著作。所以在錢先生開始撰述之初,他自己也對朱子和宋代思想發(fā)生濃厚的興趣。1965年3月16日,他寫信告訴我:“近數(shù)周與賓四先生通信,討論《朱子新學案》,因此翻閱幾種南宋人文集,頗有興趣。宋代思想與制度可作之問題甚多,可惜無暇深入?!焙髞?,《朱子新學案》出版,他讀了提綱之后便已贊嘆不置。他對我說:錢先生的中國學術(shù)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無人能出其右。像這樣的提綱,胡適之先生恐怕是寫不出來的。楊先生并不專治思想史,但是他的批評的眼光一向是很銳利的,這種私下閑談,不帶絲毫客套的成分。以他和胡先生的私交之篤,竟坦然作此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9]
錢穆在近七十歲的古稀之年為南宋大儒朱熹撰寫了皇皇百萬字的巨著。無獨有偶,錢先生的得意門生余英時也在七十歲左右的高齡撰寫了七十萬字的巨著《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40],這是巧合,還是歷史必然,或許冥冥之中自有天意,[41]從而給近代學界留下了一段佳話,正如胡文輝所說:
余氏對錢穆的繼承,不僅在整體格局上,亦在具體觀察上: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指禪宗為西方新教式的宗教革命,錢氏《國史大綱·引論》、《再論禪宗與理學》已發(fā)之;《從宋明儒學的發(fā)展論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學中智識主義的傳統(tǒng)》、《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強調(diào)清代學術(shù)思想(考據(jù)學)與宋儒的關(guān)聯(lián)性,亦發(fā)揚錢氏《中國近三百年學術(shù)史》的余緒。[42]
所以,我們的分類研究,想學習以上幾位先生的治學方法,將對個體文人的探討和整體研究結(jié)合在一起。具體寫法上,我們想選擇宋元文化轉(zhuǎn)型之際有代表性的朱敦儒、陸游、辛棄疾、姜夔、劉辰翁五位著名的南宋文人作為重點解剖的對象,他們分別代表了四個時期及文壇風氣,即“渡江南來與文學轉(zhuǎn)型”“中興之局與文學高潮”“國運衰頹與文運潛轉(zhuǎn)”“王朝終局與文學余響”[43],以他們?yōu)橐朁c,兼顧其他與這些文人有交游唱和的詞人們,因身份相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相似的審美意趣。在論及單個文人時,我們試想從群體人格的演變?nèi)胧郑瑐?cè)重于個體作家在由個別反映一般時所起的作用,即在談及單個文人時,帶出文人群體或流派,加強對文人群體的研究,使文章在論述中努力做到:既有點的解剖,又有面的顯示,從整體上把握南宋文學對社會歷史、政治形態(tài)、時代文化、世態(tài)風情以及文人心態(tài)等各個方面所作的反映,從而達到對南宋干謁風氣與文學創(chuàng)作之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進行全面討論的目的。
(三)分段考察
南宋文人群體的創(chuàng)作主張、文學思想,是創(chuàng)作主體思想情感在文學上的反映,為了清晰具體地展現(xiàn)這些文人群體在干謁活動及其轉(zhuǎn)向隱居生活實踐中思想情感所經(jīng)歷的演變,我們將南宋文人的人生體驗、心路歷程分為宋室南渡、南宋中興和江湖謁客及亡國遺民四個階段。
這四個階段,分別是宋室南渡之初高壓政治導致文人奔競的干謁活動盛行;中興時期由于科舉入仕中選官一途的艱難,士人請托求薦的干謁活動一時風行;江湖謁客是南宋干謁的高峰,這時的文人大多數(shù)是布衣終身,靠寄食于名公巨卿、鐘鳴鼎食之家討生活;南宋亡國初期是流民隸役、動蕩漂泊的悲劇性生命體驗時期,在一切都經(jīng)歷著扭曲與動蕩不安的大時代里,曾經(jīng)在溫柔夢富貴鄉(xiāng)里生活著的文人一下子被卷進了難民的洪流中,人人都遭到了在太平年月中無法想象的苦難,人人都在焦慮苦悶中掙扎求生。有些南宋文人遁入山林,過著閉門著述、聚眾授徒、求禪問道、結(jié)社酬唱的隱居生活。可亂世中哪里有供人隱居的“世外桃源”?隱居生活中的士人也不過是汪洋大海里的一條小船,身處勁風巨浪里隨時可能覆沒,時刻面臨著新朝征召而改變初衷,不得已出任新朝官職。人要吃飯,就不能不有所活動。此時的文人經(jīng)常受到新朝的征召,或是為了生活主動向新朝新貴干謁求仕,他們心中的悲痛,一點也不比在仕途奔走請托的文士們輕,前者體現(xiàn)了南宋文人物質(zhì)生活之困厄,后者則表現(xiàn)出了傳統(tǒng)士大夫為了修齊治平的理想不得已而干謁權(quán)貴的屈辱。
劉克莊在《中興絕句續(xù)選·序》中道:
南渡詩尤盛于東都。炎紹初則王履道、陳去非、汪彥章、呂居仁、韓子蒼、徐師川、曾吉甫、劉彥沖、朱新仲、希真,乾淳間則范至能、陸放翁、楊廷秀、蕭東夫、張安國一二十公,皆大家數(shù)。內(nèi)放翁自有萬詩,稍后如項平父、李秀章諸賢以至江西一派、永嘉四靈,占畢于燈窗,鳴號于江湖,約而在下,以詩名世者不可殫紀,如之何限以二百篇也?[44]
從宏觀的角度將宋室南渡以來的主要詩人按照時段羅列了一番。
我們的分段研究,主要分析文人命運如何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改變生命的方向,命運的變化如何作用于其文學創(chuàng)作。這樣的研究是為了清晰地顯現(xiàn)南宋文人群體經(jīng)歷的從修齊治平的志士、承平公子的雅士到流民隸役的謁客再到山林隱士的過程。這種轉(zhuǎn)變在一些重要的南宋文人身上都有明顯反映。分段研究,不僅適用于分析群體,也可以用來分析文人個體的轉(zhuǎn)變過程。試舉例如下,以證吾說。
宋室后裔趙以夫為嘉定十年(1217)進士,知監(jiān)利縣。端平初,知漳州、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兩浙轉(zhuǎn)運判官,皆有治績。嘉熙元年(1237),以直煥章閣、樞密院副都承旨兼國史院編修官。嘉熙二年(1238),除沿海制置副使兼知慶元府。嘉熙四年(1240),復除樞密都承旨。就是這樣一位仕途亨通的皇室之后,在五十三歲時,也遍經(jīng)人間畏途,歷盡宦海風波,認識到官場波詭云譎、險象環(huán)生、如環(huán)無端,不如到大自然的春風皓月中去過閑逸自在的生活:
客問吾年,吾將老矣,今五十三。似北海先生,過之又過,善財童子,參到無參。官路太行,世情滄海,何止嵇康七不堪。歸來也,是休官令尹,有發(fā)瞿曇。千巖秀色如藍。新著個樓兒恰對南??锤≡谱栽?,百般態(tài)度,長江無際,一碧虛涵。荔子江珧,莼羹鱸鲙,一曲春風酒半酣。憑闌處,正空流皓月,光滿寒潭。(《沁園春·自鄞歸賦》)[45]
又如,舒岳祥在《贈玉田序》中所描述的:“宋南渡勛王之裔子玉田張君,自社稷變置,凌煙廢墮,落魄縱飲,北游燕薊,上公車,登承明有日矣。一日,思江南菰米莼絲,慨然襥被而歸。不入古杭,扁舟浙水東西,為漫浪游,散囊中千金裝,吳江楚岸,楓丹葦白,一奚童負錦囊自隨?!?sup>[46]從張炎為承平公子,到亡國初流離漂泊的北行干謁活動,再到南歸隱居的人生經(jīng)歷,可以說是真實地記錄了南宋文人這一群體由于客觀存在的社會環(huán)境的變遷,導致所經(jīng)歷的社會角色、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人生理想、審美情趣的轉(zhuǎn)變。
此外,戴表元《周公謹弁陽詩序》從微觀的角度具體細致地分析了宋末大家周密的一生經(jīng)歷及其創(chuàng)作風格的轉(zhuǎn)變:“公謹少年詩流麗鐘情,春融雪蕩,翹然稱其材大夫也;壯年典實明贍,睹之如陳周庭魯廟遺器,蔚蔚然稱其博雅多識君子也;晚年展轉(zhuǎn)荊棘霜露之間,感慨激發(fā),抑郁悲壯,每一篇出,令人百憂生焉,又烏烏然稱其為累臣羈客也?!?sup>[47]雖是在述說南宋文人文學創(chuàng)作風格的轉(zhuǎn)變,但我們很清楚地知道,這一轉(zhuǎn)變與南宋文人的生存環(huán)境、人生道路、生活方式的轉(zhuǎn)變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
這一轉(zhuǎn)變過程,在南宋文人的詞作中也有很多生動、鮮明的表現(xiàn),最典型的莫過于蔣捷的《虞美人·聽雨》:
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云低,斷雁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48]
詞人不同時期的人格形象很自然地熔鑄在詞中了。所以,我們分段考察南宋文人的人生經(jīng)歷,能夠?qū)訉由钊氲亟沂舅麄冊诓煌瑫r空環(huán)境中所遭受到的種種人生艱難和內(nèi)心痛苦以及他們心態(tài)情感的變化。整部南宋文學史,就是這樣一個特定歷史時段的文學史,在文學現(xiàn)象、文學作品、文學形態(tài)和文學性質(zhì)上都具有鮮明的時代氣息和重要的歷史地位,體現(xiàn)了一批批文人群體在種種高壓政治、科舉選官、名流印可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中干謁奔競、請托求薦、寄人籬下的謁客人格精神的形成過程,也體現(xiàn)了他們在幽靜山林的隱居生活中逐漸淡化干謁生活之滯澀的人生失意感,超脫人生苦悶的過程,從中可以感受到南宋文人很有特色的干謁手段、奔競活動及創(chuàng)作風貌。
(四)比較分析
南宋文人是一個復雜的群體,鄭玉談到南宋文人時特別強調(diào)他們各自的風格特征:
南渡后,典雅如葉水心,豪邁如陳同甫,豐贍如洪平齋,翹杰如江古心,浩瀚如劉漫塘,跌宕如謝疊山,尖麗如方秋崖,此文士之尤也;詩人則有楊誠齋之奇特,陸放翁之雄大,范石湖之整齊,尤遂初之和平。任文章之責者非無其人,而亡國之音作矣。[49]
這些南宋的文壇名家大多有過從干謁奔競活動走向隱居生活實踐的經(jīng)歷,大多數(shù)散布在南方的福建、江西、浙江、廣東等地,“南渡后詩一變,尤、蕭、楊、范、陸時名相埒。……朱子不當以詩人論,其沖澹之致,高迥之筆,有韋、柳之風。姜堯章不離江西派,絕句頗有晚唐氣味”[50]。紹興二十四年甲戌(1154)孫覿為胡直孺文集作序,備述宋代江西人物之盛:
宋興,文章猶襲五代之弊,自歐陽文忠公起江右,尊明道德于斯文將墜之余,天下靡然從之,一洗老生常談、腐儒俗學之陋。居亡幾,臨川王文公、南豐曾公繼出公后,懷寶含章,待倡而發(fā),如云從龍,如水赴海,如大呂之應黃鐘,氣焰相薄,莫校高下,一代之彌文,郁郁乎不可尚已!元祐中,豫章黃魯直獨以詩鳴。當是時,江右之學詩者皆自黃氏。至靖康、建炎間,魯直之甥徐師川、二洪(駒父、玉父),皆以詩人進居從官大臣之列,一時學士大夫向慕,作為《江西宗派》,如佛氏傳心,推次甲乙,繪而為圖,凡掛一名其中,有榮輝焉。故尚書豫章胡公諱直孺,字少汲,少工于詩,語出驚人,魯直一見,擊節(jié)嘆賞,指示佳處,述數(shù)十語表而出之,今刻石在焉。然公之學不專為詩,他文皆稱是。筆力雄贍,操紙立就,所為賦頌、表啟、記序、銘贊之屬,蓋數(shù)萬言,如行云流水,自然成文,不見刀尺。紹興初,以刑部尚書侍講禁中,推原道德之旨,論古人成敗之跡,陳當今世務之要,議論卓然,中上意。一日,上以所御白團扇書“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十字以賜,示將大用,而公一夕得疾,遂不起。悲夫!公沒后二十四年,公之中子右宣教郎、通判處州樅,集公詩文為一十四卷,以書抵老友孫氏某曰:“先君與公同朝為侍從,且厚善,愿有述也?!庇鄧L論三巨公相繼出江右,為世大宗師,其外有二劉、三孔、王文公之子元澤、曾南豐之弟子開,與鄧圣求、李泰伯,皆以鴻儒碩德相望,三四州不過數(shù)百里之間,今胡公又出,而與諸作者為并,江西人物于是為盛。[51]
南宋名流巨卿周必大所撰《題印山羅氏一經(jīng)集后》一文則以小見大,從介紹印山羅氏出發(fā),闡述了江西文風一脈相承的現(xiàn)實意義:
六籍火于秦,《易》由卜筮,傳者不絕,《詩》諷誦人口,非專竹帛,故二經(jīng)獨賴以全。本朝大儒歐陽公猶致疑于《系辭》,則其專心致志者《詩》而已,蓋嘗因毛、鄭《箋》、《傳》為之圖譜。議者謂公平生溫柔忠厚,茲有助焉。今江西通經(jīng)之士固多,而《詩》學尤盛于廬陵,印山羅氏又其淵藪。三歲舉于鄉(xiāng),殆無虛榜。六十年間,父子兄弟登科第者七人,如川之方增也。夫經(jīng)明必行修,豈徒解頤拾青紫而已。他日采詩之官出觀風俗,考得失,使溫柔忠厚之教不在他邦,非大幸與?予雖老,尚及見之。[52]
宋代江西人物之盛,有偶然性的因素,也是宋代江西士子干謁奔走、請托名流印可延譽的必然結(jié)果。到了南宋中后期江西人物尤其繁盛,整個文壇可以說是以江西文人群與浙江臨安文人群為主體的。由于創(chuàng)作主體地域、身世環(huán)境的不同,兩大詞人群體的審美追求、文學思想也有區(qū)別。
這主要體現(xiàn)在:南宋文學在風格上呈現(xiàn)出雅化與俗化兩大發(fā)展趨勢。
以詞體文學為例,江西詞人群具有俗化的趨勢,這種俗化,不同于唐五代北宋詞的艷俗、媚俗,而體現(xiàn)在江西文人詞中的內(nèi)容淺俗、通俗、俚語,語言樸素、自然等方面。江西文人群大多以庶族入仕,他們在仕途上干謁請托,狹路奔波,左沖右突,進入仕途后較易入鄉(xiāng)隨俗,深細入微地體驗世俗民情、世俗觀念與世俗生活,我們從岳珂《桯史》中的一段記載大略可以窺見江西士風之一斑:
江西,詩派所在,士多漸其余波,然資豪健和易不常,詩亦隨以異。廬陵在淳熙間,先后有二士,其一曰劉改之,余及識之,嘗書之矣。舊歲在里中,與張漕仲隆(棟)之子似仲游,因言劉叔似詩句。叔似名似,才豪甚,其詩往往不肯入格律。淳熙甲辰、乙巳間,余兄周伯持浙東庾節(jié),待次,一日過仲隆,同登其家后圃快目樓。有詩楣間曰……周伯讀而壯之,問知其似。居月余,似來謁仲隆,仲隆留之,因置酒北湖,招周伯曰:“詩人在此,亟踐勝約?!?sup>[53]
江西文士們?nèi)鐒⒏闹?、劉叔似輩的?jīng)歷性格、審美追求、情感心態(tài)與世俗生活的審美要求是相一致的。
江西文人詞的創(chuàng)作猶如楊萬里的通俗白話詩,語言具有散文化、口語化、形象化、好用尋常語的特征。摹寫物態(tài)窮形盡象,在表達意思上平易通俗、淺顯易懂,具有白話文學的氣象和情調(diào)。楊萬里就是靠干謁奔走當時名流張浚之門而步入仕途的,從此好風憑借力,青云直上,自己也成為南宋的名公巨卿,為他人薦舉援引不遺余力。[54]我們從周必大所撰《跋劉炳先家五賢帖》中亦可見名流印可對鄉(xiāng)邦文化的影響:
劉君光祖、昭祖兄弟,自廬陵徙家長沙,兩邦賢士如林,王瀘溪、胡忠簡公、劉子駒、張敬夫、楊廷秀,又兩邦之喬木,皆推其孝友,或賦詩,或作記,或通問,諄諄稱道。予來假守,人無間言,甚可嘉也。出示前五賢真筆,敬題其后。[55]
南宋其他江西顯宦名流如馬廷鸞、江萬里、文天祥、劉辰翁門下也濟濟多士,聚合了大批干謁奔競之士。我們試以劉辰翁的見聞為例:
往時父兄子弟拄杖入市,東家即西里,酣嬉傲睨,行者避路。常少年厭鄉(xiāng)井,志游俠,拂衣草履出門,左湖右湘,諸公貴人,咸飛觴共賦,縱觀遠賞,猶有郁郁不自得。高者談邊,下者覓舉,已得舉復不樂,視庸夫高等,同官爭寵,科舉外復大有事?;驈氖沁h引,閉門息跡,而諸賢論薦,當路踵饋,直疑殷生不起,名山絕境,俗駕交橫?;蜷g王事,攜妓女。世未嘗一日無客,客未嘗一日不游,然飛揚跋扈者,常有不見知己,辭君北上之意,由今言之,竟何如也?[56]
此段所述是劉辰翁在故鄉(xiāng)江西廬陵的所見所聞,其中謁客奔走、請托援引之風駭人聽聞,故當時人有“今游之最夥者,莫如江西”[57]之嘆!胡適曾說:
中國文學史基本上是朝雙重進化的路子演變的:一邊是上層的文學,代表文人貴族的文學,是死了的文學;一邊是下層的文學,代表平民老百姓的文學,是活的文學。[58]
江西文人詞或許就符合胡適所定義的“活的文學”標準。自南渡以來,在詞的語言形式日益典雅、工麗、繁富的情況下,江西文人詞中出現(xiàn)了與白話文學形式近似的詞人作品,這不是一種偶然的巧合,而是江西文人對宋詞發(fā)展反思的結(jié)果,預示著一種舊的文體趨向僵化,而一種新的文體樣式正在孕育形成。江西詞人群的創(chuàng)作沒能成為宋元之際詞壇創(chuàng)作的主流,但詞作淺顯、通俗的藝術(shù)風格與隱逸出世、悠游山林的題材內(nèi)容卻對元曲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在宋元文化轉(zhuǎn)型過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值得我們進一步作深入的研究。
代表當時詞壇創(chuàng)作風氣的是浙江臨安詞人群,他們大多是士族出身,宋亡前有著較為顯赫的門第和優(yōu)越的經(jīng)濟地位,宋亡隱居后,在富貴生活中養(yǎng)成的高雅習氣,使他們不太能如江西詞人群那樣有著強烈的進取精神和社會責任感。臨安詞人群體的成員大多無意于修齊治平的立德、立功,更不能輕易地融入世俗社會中去,他們有較多的閑情逸致,沉醉于自然湖山,商討音律、講論詞法,沉浸于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的象牙塔式的生活中,成為宋元之際雅詞的主要創(chuàng)作者和維護者。他們作詞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注重技巧的討論,在結(jié)社唱和中,就“句法”“字面”“用字”等方面反復地進行研討和論述。他們造詣最深的地方就在于他們大多精通詞律,故論詞強調(diào)協(xié)音合律,因此他們的詞作音節(jié)圓潤,聲調(diào)和諧。其失也在于過分偏重形式技巧,一味側(cè)重聲律字句,導致“叔夏所以不及前人處,只在字句上著功夫,不肯換意,若其用意佳者,即字字珠輝玉映,不可指摘。近人喜學玉田,亦為修飾字句易,換意難”[59]。他們還提倡雅正,極盡風雅。詠物遺貌取神,重意趣,主張命意要新,造意忌平,不黏不滯,章法空靈疏宕,有雅正之音。語言精練雅致,輕靈淳雅。
胡適曾評論道:
文學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間的。久而久之,文人學士受了民間的文學的影響,采用這種新體裁來做他們的文藝作品。文人的參加自有他的好處:淺薄的內(nèi)容變豐富了,幼稚的技藝變高明了,平凡的意境變高超了。但文人把這種新體裁學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來模仿;模仿的結(jié)果,往往學得了形式上的技巧,而丟掉了創(chuàng)作的精神。天才墮落而為匠手,創(chuàng)作墮落而為機械。生氣剝喪完了,只剩下一點小技巧、一堆爛書袋和一套爛調(diào)子![60]
這段話用來評價南宋臨安詞人群的創(chuàng)作亦大體得當。他們在創(chuàng)作上推崇姜夔,姜夔是南宋中后期的江湖文人,雖是江西人,卻因干謁寄食于名公巨卿張镃之門而成為臨安詞人仰慕效仿的楷模。張镃是宋末元初臨安遺民詞人張炎的曾祖父,他們寫詞都注重下字運思,力求雅正,追求自我清高的人格,提倡清空,抒寫騷雅的生活情趣與審美追求,是“詞匠之詞”的典型,對后世影響很大。劉壎在《詞人吳用章傳》中道:
詞盛行于時,不惟伶工歌妓以為首唱,士大夫風流文雅者酒酣興發(fā)輒歌之。由是由姜堯章之《暗香》、《疏影》,李漢老之《漢宮春》,劉行簡之《夜行船》并喧競麗者殆百十年。[61]
我們的比較研究,不強分江西、臨安文人群雅俗的高下之別,但從中可以看出:不同地域、不同身世經(jīng)歷的江西、杭越詞人的審美趣味、審美追求在其干謁奔競活動及轉(zhuǎn)向隱居生活實踐中顯現(xiàn)出來的不同風貌。
(五)詩(詞)史互證
以詩證史、詩史互證是研究唐詩常用的方法,這種方法同樣適用于研究南宋干謁與文學。
詩史互證,是通過文人的作品了解那個時代的歷史事實、社會環(huán)境與文人創(chuàng)作的關(guān)系。歷史事實總會或隱或顯地體現(xiàn)在文人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62]天才的作家能從文學作品中剝離出埋于歷史深處的真實來,并通過反思和創(chuàng)作,將其表現(xiàn)出來。如馬廷鸞在讀了汪元量詩集后感慨萬端:“展卷讀甲子初作,微有汗出。讀至丙子作,潸然淚下。又讀至《醉歌》十首,撫席慟哭,不知所云?!蝾}其集曰‘詩史’?!?sup>[63]劉辰翁在《金縷曲·壽朱氏老人七十三歲》詞中云:“暮年詩,句句皆成史?!?sup>[64]在《湖山類稿序》中,劉辰翁又道:
及過河所歷皇王帝伯之故都遺跡,凡可喜、可詫、可驚、可痛哭而流涕者,皆收拾于詩。解其囊,南吟北嘯,如賦史傳,亦自有可喜。[65]
在劉辰翁看來,詩詞歌賦皆可作為史傳來讀,因為這些亂世時代的作品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文人士子漂泊流離的生活情景和悲憤苦痛的心靈悸動。
李玨將以詩存史的現(xiàn)象說得更加明白:
往時讀《泣血錄》,為之淚下;因嘆德祐之事,意必有杭之文章鉅公書于野史,后人見而悲之,未必不若余今日之讀《泣血錄》也。一日,吳友汪水云出示《類稿》,紀其亡國之戚、去國之苦,間關(guān)愁嘆之狀,備見于詩,微而顯,隱而彰,哀而不怨,欷歔而悲,甚于痛哭,豈《泣血錄》所可并也?唐之事紀于草堂,后人以詩史目之,水云之詩,亦宋亡之詩史也,其詩亦鼓吹草堂者也。其愁思抑郁,不可復伸,則又有甚于草堂者也。[66]
南宋文人在作詩詞時有意識地以詩詞存史的傾向是十分突出的,其中最有名的論述莫過于文天祥了,他說:“昔人評杜詩為詩史,蓋其以詠歌之辭,寓紀載之實,而抑揚褒貶之意,燦然于其中。雖謂之史可也。予所集杜詩,自予顛沛以來,世變?nèi)耸?,概見于此矣。是非有意于為詩者也,后之良史尚庶幾有考焉?!?sup>[67]
王之望的作品與此類似,據(jù)四庫館臣道:
之望當秦檜柄國時,落落不合,人咸稱其有守。其歷官亦頗著政績?!疗湓娢氖钑趁鬟_,猶有北宋遺矩;諸札之亦多足以考見時事,與正史相參,未可遽廢。[68]
又如南宋詩人蘇泂的作品對南宋社會生活就多有描繪,《泠然齋詩集》卷八中說:“橘隱仙人是乃翁,幾年涵養(yǎng)在其中。商顏不出渾無事,安得開禧第一功?!?sup>[69]記述了開禧初年北伐之事,卷八《次友人韻》:“早晚朝廷議恢復,請看裴度在軍中?!?sup>[70]卷六《金陵雜興二百首》其一百九十一載:“放散邊頭武定軍,賣刀買犢作農(nóng)人?!逼涠d:“鐵錢轉(zhuǎn)手變銅錢,父老相傳喜欲顛?!逼湟话僖皇d:“笑談容易發(fā)倉囷,全活生靈百萬人。”其八十五載:“淮南巨賊邃如許,昨日傳聞盡殺之?!倍寂c當時的時事有一定的聯(lián)系,從中可以看到南宋的某些史跡,也可以看出作者對歷史的反思與對現(xiàn)實的思考,這與詩人長期干謁奔走、入幕游宦有關(guān)。故《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三《泠然齋集提要》評價其人其作時道:
泂字召叟,山陰人,右仆射頌之四世孫。《宋史·頌傳》不詳列其后裔,故泂始末無可考?!駨摹队罉反蟮洹匪d,采輯排比,共得詩八百五十余篇,厘為八卷。即詩中所自紀參互考之,知泂少時即從其祖游宦入蜀,長而落拓走四方,曾再入建康幕府。其《書懷》詩有云:“昨蒙宗公置牙齒,事下丞相當審核。駑才不堪駕十乘,爝火或可繼殘夕。”則嘗以薦得官,而終偃蹇不遇以老。生平所與往來唱和者,如辛棄疾、劉過、王楠、潘檉、趙師秀、周文璞、姜夔、葛天民等,皆一時知名士。集中又有《送陸游赴修史之命》,詩云:……是泂本從學于游,詩法流傳,淵源有自。故其所作皆能镵刻淬煉、自出清新,在江湖詩派之中,可謂卓然特出。其《金陵雜詠》多至二百首,尤為出奇無窮。周文璞為作跋,以劉禹錫、杜牧、王安石比之。雖稱許不免過情,要其才力富贍,實亦一時之秀也。[71]
我們從“始末無可考”的蘇泂“以薦得官”“周文璞為作跋”等字眼中可以感受到江湖詩人干謁奔走、請托求薦的生活方式以及他們廣泛交游、結(jié)友酬唱的潛在目的。名流印可、名流薦舉,是促使文人干謁奔走的兩大動因,而他們的干謁行為與文學創(chuàng)作的內(nèi)在聯(lián)系,也在詩中所自紀與當時的野史傳奇、正史筆記的互考中得以呈現(xiàn)出來。故我們從“周文璞為作跋”的印可延譽之語中,可以看到作者以唐代詠史名家劉禹錫、杜牧及北宋政治家、歷史學家、以詠史詩詞著稱于世的王安石比之,就是看到了蘇泂在以詩存史、以詩論史、以詩諷今方面與他們有相似之處。
又如,陸游在詩中對自己的生活方式也多有描述,王士禛《帶經(jīng)堂詩話》談到陸游時說:
務觀閑適,寫村林茅舍、農(nóng)田耕漁、花石琴酒事,每逐月日,記寒暑,讀其詩如讀其年譜也。然中間勃勃有生氣。中原未定,夢寐思建功業(yè)。[72]
與陸游同時的范成大也一樣,被稱為宋代“做記妙手”[73]。他們都有一些經(jīng)典筆記、地志作品傳世,如陸游的《老學庵筆記》《家世舊聞》,是聞名遐邇的筆記精品,范成大的名作《吳郡志》五十卷“分三十九門,征引浩博,而敘述簡核,為地志中之善本”[74],他們具有史識、史才,這些在他們的詩詞作品中有時自然而然地就反映出來了。從這一角度來看,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們的文學作品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南宋時期的某些史跡和文人的生活方式。
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已經(jīng)有學者能夠嫻熟地運用以詞證史、以史證詞、詞史互證的方法來研究南宋后期著名的江湖文人即終身靠游謁寄食為生的吳文英,為了方便說明問題,我們征引夏承燾一段較為完整的文字:
宋詞以夢窗為最難治。其才秀人微,行事不彰,一也。隱辭幽思,陳喻多歧,二也。強村老人一代宗工,予嘗叩其吳詞小箋,退然不以自慊,即甘苦可知矣。香山楊鐵夫先生,從強村治吳詞者,老而彌勤,箋釋之作,屢刊屢改。茲予獲讀其第三稿,鉤稽愈廣,用思益密,往往于辭義之外,得其懸解。如據(jù)曹可擇《松山》詞及翁處靜《游胡園書感》詞,以證解語花餞處靜乃慰處靜悼亡,定江南春賦藥翁杜衡山莊為兄弟偕隱,其“芳銘棠笏”之句,乃兼用賈敦頤、敦實棠棣碑故實,不但如鄭大鶴據(jù)《唐書·魏莫傳》所云而已。又若引《紹興志·四明圖經(jīng)》禹廟梅梁事,方知《齊天樂》“翠萍空梁”之語為非虛設。引《名山記》魏野詩,方知《浣溪沙·迓履翁》為吳潛下訪之作。凡此皆互證旁通,使原詞精蘊,挹之愈出,較強村之箋,為尤進矣?!端膸焯嵋氛撽惡笊皆?,謂若非任淵一一詳其本事,今據(jù)文讀之,有茫然不知為何語者。然淵生南北宋間,元祐余緒,猶未盡墜,較之鐵夫生七百年后,而能為夢窗之身后子云,其難易猶有間也?;蛘咭詾閴舸盁o題詠物之什,不盡為故姬作,疑鐵夫不無好奇。予以為古今注義山《錦瑟》詩者不一,而究以悼亡之解為近正,況夢窗之放琴客,實有其事,鐵夫之箋,又皆持之有故乎?前人論詞有云:“作者未必然,讀者何必不然?!贝穗m妙諦,固不煩舉為鐵夫解嘲矣。[75]
夏承燾是研究吳文英的專家,他如此看重好友楊鐵夫的《吳夢窗詞箋釋》,主要在于楊先生的“互證旁通,使原詞精蘊,挹之愈出”的詞史互證精神深深地震撼了他,以至于感嘆“較強村之箋,為尤進矣”。我們知道,朱強村是夏承燾和楊鐵夫的老師輩,也是詞學界的前輩,可夏先生卻說楊箋超過了老師,在某種程度上正是運用這種“互證旁通”的方法,使其在研究吳文英的生平事跡、思想感情時產(chǎn)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從而取得了吳文英研究史上的重大突破。
我們在研究南宋干謁風氣與文學創(chuàng)作時,也想沿著這種“互證旁通”的思路,把南宋時期的特殊時代背景與文學創(chuàng)作聯(lián)系起來進行研究。如,宋亡初年張炎在干謁好友周密的《一萼紅·弁陽翁新居,堂名志雅,詞名蘋洲漁笛譜》詞中是這樣描述其生活的:“分得煙霞數(shù)畝,乍掃苔尋徑,撥葉通池。放鶴幽情,吟鶯歡事,老去卻愿春遲。愛吾廬、琴書自樂,好襟懷、初不要人知。長日一簾芳草,一卷新詩?!?sup>[76]周密是宋元之際詞壇的領(lǐng)袖,張炎作為落難王孫要想在詞壇上進入遺民詞人群體的圈子,就必然要采取行動,這首詞是他為了討好周密而作的,由于他熟知周密的人格個性和人生態(tài)度,所以這首為了討好對方而作的詞深得干謁之道。詞中周密玩賞琴書、放鶴幽情的隱逸生活在其野史筆記中就得到了印證。《癸辛雜識·自序》中,周密描寫自己的生活:“野人畸士,放言善謔,醉談笑語,靡所不有?!?sup>[77]周密的這種隱逸高蹈,是對文人干謁奔競活動反思后所采取的生活方式,在當時是很普遍的,他們的隱逸生活實踐與詞體創(chuàng)作的關(guān)系,于此可見一斑。南宋文人的干謁與隱逸是對立統(tǒng)一、相反相成的,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反映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儒道兩家思想在不同情況下的必然表現(xiàn)形式。
以前很少有人留意南宋文人一生中的干謁活動及其轉(zhuǎn)向隱居的生活方式對其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宋史、元史中的文人傳記對他們的干謁活動及生活方式也較少記載,而這些在文人詞與野史筆記的互證中卻清晰地呈現(xiàn)了出來。周密在《甘州·題疏寮園》中寫出了自己遠離干謁請托活動后生活環(huán)境的清新可喜及生活方式的悠然自得:
信山陰、道上景多奇,仙翁幻吟壺。愛一丘一壑,一花一草,窈窕扶疏。染就春云五色,更種玉千株。咳唾騷香在,四壁驪珠。曲折冷紅幽翠,涉流花澗凈,步月堂虛。羨風流魚鳥,來往賀家湖。認秦鬟、越妝窺鏡,倚斜陽、人在會稽圖。圖多賞,池香洗硯,山秀藏書。
疏寮園即高似孫園,據(jù)《四朝聞見錄》乙集《吳云壑》條:“四明高氏似孫,號疏寮,……道出金陵,投留守吳公琚?!?sup>[78]可見,疏寮園原來是高似孫投奔干謁留守吳公琚所得的花園,高似孫本來是干謁奔走之徒競相效仿的對象。然詞人卻沒有一味贊賞高似孫的功績,而是表現(xiàn)自己縱橫自在無拘束、心不貪榮身不辱的人生意趣。詞中的一丘一壑、一花一草,構(gòu)成了平淡悠遠的自然韻致,是南宋文人從干謁奔競活動中解脫出來后寧靜適意心態(tài)的外化。詞的字里行間,流溢著詞人對隱居生活的熱愛和沉入其中的喜悅,它們既屬山林隱逸之作,又有著重要的認識價值,對于我們認識、了解南宋文人生活的地域文化特征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南宋文人主要生活在江西、浙江、福建、廣東等地。這些南方地區(qū)的柔山秀水,是自足的審美世界,也是理想的隱逸環(huán)境,水光山色無限,民俗風情不一,景物名勝甚多,大都是綠木叢林、峰巒疊嶂、溪水潺潺、鳥鳴鶯啼之地,處處洋溢著自然清景和生命活力。南宋文人游覽之余,每每觸目興懷,周密在《乳燕飛·序》詞中說:“辛未首夏,以書舫載客游蘇灣。徙倚危亭,極登覽之趣。所謂浮玉山、碧浪湖者,皆橫陳于前,特吾幾席中一物耳。遙望具區(qū),渺如煙云;洞庭、縹緲諸峰,矗矗獻狀,蓋王右丞、李將軍著色畫也。松風怒號,暝色四起,使人浩然忘歸??粦压牛吒枧e白,不知身世為何如也。溪山不老,臨賞無窮,后之視今,當有契余言者?!?sup>[79]蘇灣,據(jù)周密《癸辛雜識·吳興園圃》載:“趙氏蘇灣園,菊坡所創(chuàng),去南關(guān)三里而近碧浪湖,浮玉山在其前,景物殊勝。山椒有雄跨亭,盡見太湖諸山?!?sup>[80]《烏程縣志》載:“蘇灣在縣南峴山寺前,碧浪湖之西。其堤為蘇軾治郡時所筑,故名。”[81]這些地方,是南宋文人在干謁奔競生活中體味人生種種憂患苦悶之后的靈魂避難所,而地域不同,文人的生活環(huán)境也不一樣,這些文人生活的具體環(huán)境,正史很少有記載。這需要我們搜羅野史筆記、方志等方面的材料加以考察,再結(jié)合南宋文人自己的有關(guān)作品予以印證說明。
(六)知人論世、以意逆志
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的批評方式,是我國傳統(tǒng)的文學批評方法?!绊炂湓?,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sup>[82]這是孟子的名言,也是我們進行研究時的重要指導思想。
南宋大詩人陸游在《上辛給事書》中談到人品與文品的關(guān)系時說:
人之邪正,至觀其文,則盡矣決矣,不可復隱矣。[83]
劉毓崧在《重刊吳夢窗詞稿序》中亦從人品與詞品的角度對吳文英其人其詞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分析闡述:
惟是夢窗之詞品,諸書言之甚詳,而夢窗之人品,諸書言之甚略;故聲律之淵源可溯,而行事之本末罕知?!瓑舸耙啡雇蹰T,而老于韋布,足見襟懷恬淡,不肯借藩邸以攀援,其品概之高,固已超乎流俗。若夫與賈似道往還酬答之作,皆在似道未握重權(quán)之前,至似道聲勢熏灼之時,則并無一闋投贈。……似道晚節(jié)誤國之罪固不容誅,而早年任事之才實有可取。觀于元世祖攻鄂之時,似道作木柵環(huán)城,一夕而就,世祖顧扈從諸臣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逼浜罅棇κ雷嬉鄧L稱述此言,是似道在彼時固曾見重于敵國君相,故周草窗雖深惡似道之擅權(quán),而于前此措置合宜者,未嘗不加節(jié)取。王魯齋為講學名儒,生平不肯依附似道,而其致書似道亦嘗稱其援鄂之功。則夢窗于似道未肆驕橫之時,贈以數(shù)詞,固不足以為累。況淳祐十年,歲在庚戌,下距景定庚申,已及十年。此十年之中,似道之權(quán)勢日隆,而夢窗未嘗續(xù)有投贈?!駝t似道當國之日,每歲生辰,四方獻頌者以數(shù)千計,悉俾翹館謄考,以第甲乙。就中曾膺首選者,如陳帷善、廖瑩中等人,其詞備載于《齊東野語》。夢窗詞筆超越諸人,假令彼時果肯作詞,非第一人無以位置,勢必眾口喧傳,一時紙貴,焉有不在草窗所錄之內(nèi)者乎?縱使草窗欲為故人曲諱,又豈能以一人之手掩天下之目,而禁使弗傳乎?然而夢窗始與似道曾相贈答,繼則惡其驕盈而漸相疏遠,較之薛西原始與嚴嵩相酬唱,繼則嫉其邪佞而不相往來,先后洵屬同揆。西原之集,為生前自定,故和嵩之作,一字不存。夢窗之稿為后人所編,故贈似道之詞,四闋俱在。然刪存雖異,而志趣無殊。夢窗之視西原,初無軒輊,則存此四闋,豈但不足為夢窗人品之玷,且適足以見夢窗人品之高,此知人論世者所當識也。故詳為推闡,以見詞品之潔,實由人品之純。觀察尚友古人,為之刊布,不特其詞借以傳播,即其人亦借以表章,此實扶輪大雅之盛意也夫。[84]
吳文英生平事跡尤其是他干謁奔走于權(quán)臣賈似道之門的始末問題值得商榷,[85]但這種知人論世、“觀察尚友古人”的研究方法無疑值得我們學習,只有充分發(fā)揮這種研究方法的功能,才能真正做到對南宋時人的“了解之同情”。
孟子還有一句名言:“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86]趙岐對這段話的注釋最能體現(xiàn)孟子之意:“人情不遠,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為得其實矣?!?sup>[87]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偉大的文學作品就在于能把人人心中所有而又無法言說的感情、哲思表達出來,能夠“撥動詩人心弦的繆斯”[88],揭示“脆弱的庸人的心愛的自我直觀”[89],這樣的作品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社會的進化和個人價值的提高,“代表了人的本質(zhì)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90]。清代著名詩歌批評家陳祚明在《采菽堂古詩選》中評價《古詩十九首》時道:
《十九首》所以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幾?雖處富貴,慊慊猶有不足,況貧賤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誰不感慨?人情于所愛莫不欲終身相守,然誰不有別離?以我之懷思,猜彼之見棄,亦其常也。夫終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復不知其樂。乍一別離,則此愁難已。逐臣棄妻,與朋友闊絕,皆同此旨。故《十九首》雖此二意,而低回反復。人人讀之,皆若傷我心者。此詩所以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則人人本自有詩也。[91]
這種批評方式,與現(xiàn)代心理學理論暗合。朱光潛在《悲劇心理學》中即指出:
愈是與我們過去的經(jīng)驗和諧一致,就愈能吸引我們的注意,有助于我們的理解,并引起我們的興趣和同情。如果它離人的經(jīng)驗太遙遠,人們對它就會不理解,因而也就不能欣賞。[92]
朱先生的話很有道理,那些優(yōu)秀的作品總是能感動讀者,和讀者的情感產(chǎn)生共鳴。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篇中道:“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93]這是立足于“古今人情一也”的基礎(chǔ)上提出來的精辟見解,是深得古人創(chuàng)作甘苦的批評理論,故在中國文學批評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我們現(xiàn)代人讀古人詩時亦有此種感情,非劉勰讀詩時所獨有,乃是讀詩時普遍存在的一種心靈“共鳴”的現(xiàn)象,是“古今人情一也”的自然表現(xiàn),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文學史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心靈史,故“以意逆志”,也是讓我們通過研究南宋文人作品了解那個時代的文人心態(tài)、社會風尚與文學風貌。一代史學大師陳寅恪就特別注意古人作品的“心史”價值,他在1953年9月《廣州贈別蔣秉南》詩中道:
孫盛陽秋海外傳,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關(guān)興廢,懷古傷今涕泗漣。[94]
在1964年所作的《論再生緣校補后序》中也道:
噫!所南心史,固非吳井之藏。孫盛陽秋,同是遼東之本。[95]
陳先生這里談及的“所南心史”即南宋遺民鄭思肖所著的《心史》一書,此書于崇禎十一年(1638)在蘇州承天寺井中被發(fā)現(xiàn)。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對《心史》特征作出了精辟辨證。[96]明遺民林古度在《心史》序中道:
天下有奇人,始有奇事。宋德祐間,吾閩連江鄭所南先生隱于吳門,憤宋亡國,恨己無名位,不能滅胡,每有忿懣輒見諸詩文?!换椴换拢暌汛估?,慮身沒而心不見知于后世,取其詩文,名曰:心史。[97]
故我們可以透過古人的作品知道“人已經(jīng)想過什么,因此就告訴我們?nèi)耸鞘裁础?,希望通過研究,讓歷史人物不致“身沒而心不見知于后世”。
又如,陳廷焯評蔣捷的詞為“閱歷語”[98],就是從南宋文人東奔西走、干謁請托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看出了他豐富深刻的人生體驗。如:
秋本無愁,奈客里、秋偏岑寂。身老大、忺敲秦缶,懶移陶甓。萬誤曾因疏處起,一閑且向貧中覓。笑新來、多事是征鴻,聲嘹嚦。雙戶掩,孤燈剔。書束架,琴懸壁。笑人間無此,小窗幽闃。浪遠微聽葭葉響,雨殘細數(shù)梧梢滴。正依稀、夢到故人家,誰橫笛。(蔣捷《滿江紅》)
從中可見,詞人命運的惡化及由此導致的心靈搏動,在詞中都有深切的表現(xiàn)。
以個體生命體驗為基礎(chǔ)來研究文學作品的方法,已經(jīng)被古代文學研究的有識之士提出并加以闡述。程千帆說:
胡小石先生晚年在南大教《唐人七絕詩論》,他為什么講得那么好,就是用自己的心靈去感觸唐人的心,心與心相通,是一種精神上的交流,而不是《通典》多少卷,《資治通鑒》多少卷這樣冷冰冰的材料所可能記錄的感受。我到現(xiàn)在還記得胡先生的那份心情、態(tài)度,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學到了以前學不到的東西。[99]
詩詞興發(fā)感動作用,是葉嘉瑩在著作中反復強調(diào)的,試舉一例:
我在《三種境界與接受美學》一篇“隨筆”中,已曾提出說:“按照西方接受美學中作者與讀者之關(guān)系而言,則作者之功能乃在于賦予作品之文本以一種足資讀者去發(fā)掘的潛能,而讀者的功能則正在使這種潛能得到發(fā)揮的實踐?!倍易x者在發(fā)掘文本中之潛能時,還可以帶有一種“背離原意的創(chuàng)造性”。所以讀者的閱讀,其實也就是一個再創(chuàng)造的過程,而這種過程往往也就正是讀者自身的一個演變和改造的過程。如果把中國古典詩歌放在世界文學的大背景中來看,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中國古典詩歌實在是最富于這種興發(fā)感動之作用的文學作品,這正是中國詩歌的一種寶貴的傳統(tǒng)。[100]
羅宗強在《宋代文學思想史·序》中亦特別強調(diào)“以意逆志”、以自己之意去了解、探索、發(fā)現(xiàn)、把握古人之志在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研究中的重要意義,他說:
我以為,影響文學思想的最重要的因素,是社會思潮和士人心態(tài)的變化,一種強大的社會思潮,往往左右著人們(特別是士人)的生活理想、生活方式和生活情趣,深入到生活的各個角落……影響文學思想演變最重要的還是古人心態(tài)的變化,社會思潮對于文學的影響,最終還是通過士人心態(tài)的變化來實現(xiàn)。文學畢竟是人學,描寫人的生活、人的理想、人的心靈,社會上的一切影響,終究要通過心靈才能流向作品。心態(tài)的變化在文學思想演變中實具關(guān)鍵之意義。[101]
值得一提的是,這樣的研究方法也與我們一些著名的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的研究方法不謀而合。錢理群即指出:
在我們看來,文學史的核心是參與文學創(chuàng)造和文學活動的“人”,而且是人的“個體生命”。因此,“個人文學生命史”應該是文學史的主體,某種程度上文學史就是由一個個具體的個人文學生命的故事連綴而成的。文學史就是講故事,而且是帶有個人生命體溫的故事。所謂“個人生命體溫”是指在文學場域里人的思想情感、生命感受與體驗,具有個體生命的特殊性、偶然性甚至神秘性,而且是體現(xiàn)在許多具體可觸可感的細節(jié)中的。而所謂文學場域,也是生命場域,是作者、譯者和讀者、編輯、出版者、批評家……之間生命的互動,正是這些參與者個體生命的互動,構(gòu)成了文學生命以至時代生命的流動。這里強調(diào)的幾個要素——生命場域、細節(jié)、個體性,都是文學性的根本;這就意味著,我們要用文學的方式去書寫文學史,寫有著濃郁的生命氣息、活生生的文學故事,而與當下盛行的知識化與技術(shù)化、理論先行的文學史區(qū)別開來。[102]
李怡則從自己研究魯迅的具體實踐中體驗到:
魯迅這位因家道中落而深味了“世人真面目”的青年則主要關(guān)心一位普通中國人的基本的生存處境與生存原則?!绻f前述大多數(shù)的知識分子都是在民族國家建設的層面上開掘自己的“體驗”,那么魯迅則是將他們那宏闊抽象的“國家”潛沉到了具體的人、具體的自我,用他在《文化偏至論》中的話來說就是“入于自識”,即返回到人的自我意識。[103]
這些話對我們的研究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這種研究境界,是我們“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我們的南宋干謁與文學研究也試圖結(jié)合現(xiàn)實的人生體驗,以詞證詞,以心證心,以意逆志,將文學、史學和心理分析的研究方法交互為用,在知人論世的基礎(chǔ)上對南宋文人在干謁過程中表現(xiàn)出來的種種行為加以心理的分析、解釋,窺其隱微,以自己的心靈體驗來探討南宋文人在干謁活動中的種種精神苦悶和超越苦悶的心理機制及具體途徑。
干謁行為中往往寄托著游士謁客對于人生、社會等的理想與主張。從干謁出發(fā),就意味著我們不僅要關(guān)注文學的創(chuàng)作與流通,也要注意文學創(chuàng)作的環(huán)境與接受層次,探索南宋文人的文學創(chuàng)作與干謁活動所體現(xiàn)出來的典型文學現(xiàn)象,關(guān)注南宋士人在干謁活動中的命運和精神面貌,揭示干謁活動背后所蘊含的士人性格、交游唱和、文化活動、政治事件的深層內(nèi)因,以歷史的眼光、文化學的方法來研究南宋士人干謁活動中出現(xiàn)的種種問題。南宋士人的干謁活動與人際關(guān)系、高壓政治、科舉制度、名流印可、名流薦舉、行卷之風甚至與抗敵救國的關(guān)系,干謁活動與士人入幕、奢侈之風、商品經(jīng)濟的關(guān)聯(lián),干謁活動與文學創(chuàng)作語言、文體、題材、流派、風格的形成與發(fā)展等,都是我們研究的任務。以“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的方法來研究南宋干謁與文學,對南宋文人干謁活動背景的描述和心理變化的分析,是為了進一步探討他們的創(chuàng)作主張、文學思想與他們的靈魂悸動、生命體驗的關(guān)系,把握當時南宋文人的內(nèi)在思想感情、心理變化的真實情景。這種研究方法有利于我們理解南宋文人干謁之風盛行導致當時文學創(chuàng)作主題、風格、文學思想的內(nèi)在生成機制。
從“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的角度切入,探求南宋士人文學創(chuàng)作的特定生活環(huán)境、特殊人格個性、曲折離奇的人生命運及豐富復雜的內(nèi)心世界,去研究那些文人創(chuàng)作的引起我們感動和共鳴的作品,并從我們自身的人生經(jīng)歷、心理體驗出發(fā),去發(fā)掘古人和自己心靈深處的悸動,關(guān)注南宋文人尤其是關(guān)注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士人如李光、趙鼎、胡銓、黃公度、陸放翁、辛棄疾、楊萬里、劉克莊、范成大、朱敦儒、陳亮、劉過、戴復古、葉適、吳文英等人的干謁活動與情感體驗、心理因素的變化,目的是更好地領(lǐng)悟南宋文學作品所包容的深刻豐富的人生意蘊和文化內(nèi)涵。此外,文體發(fā)展有其自身興衰起落的過程,愈發(fā)展到后期,可供模仿的前賢就愈多,而文人模仿乃至超越前輩的欲望就愈強烈。于是,南宋文人從前存范式中各取所需、博采眾長并予以嫁接融合、變化創(chuàng)新,以至形成具有自己獨特風格的作品,從而使得宋元文化轉(zhuǎn)型之際,各種審美情趣、風格追求得以匯集,形成了中國文學史上不應忽視、不能或缺的燦爛景觀。
基于此,我們結(jié)合文人的作品,借助傳統(tǒng)“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的理論,深入剖析南宋文人在干謁活動中各類復雜的心態(tài)情感及其發(fā)展變化。努力做到“以敘述為主,特別注重典型細節(jié)的描述;同時又要有文學史的眼光與判斷,有一定的深度,即將敘述與思辨結(jié)合起來、史料與史識結(jié)合起來,熔知識性、趣味性、思想性于一爐,有情,有理,有味,這樣就可以擺脫嚴肅、死板,讓人望而生畏的‘文學史面孔’,至少具有可讀性,讓讀者有親切感”[104]。
以上六個方面,是我們在研究中采用的主要方法。
[1] 童慶炳:《文化詩學是可能的》,《江海學刊》1999年第5期。
[2] 詳參王佺:《唐代干謁與文學》,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3-5頁。
[3] 夏承燾:《月輪山詞論集》,《夏承燾集》第2冊,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頁。
[4] 詳參丁楹:《寓教于樂——以夏承燾為中心的民國時期教師教學風格初探》,《肇慶學院學報》2015年第1期。
[5] 袁行霈:《學問的氣象》,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2頁。
[6] 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330-338頁。
[7] 此書價值,詳參傅璇琮為《江湖詩派研究》所寫的序,見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1-7頁;傅璇琮:《唐宋文史論叢及其他》,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516-521頁。
[8] 關(guān)于張宏生的藝術(shù)感受力和對作品的賞析能力,可參張暉:《鑒賞的意義——讀宏生師〈讀者之心〉》,載張暉著,張霖編:《朝歌集》,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21-226頁。
[9] 費君清:《南宋江湖詩人的謀生方式》,《文學遺產(chǎn)》2005年第6期;另見費君清:《南宋江湖詩人的生計問題》,載沈松勤編:《慶賀吳熊和教授從教50周年論文集》,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212頁。
[10] 沈松勤:《從高壓政治到“文丐奔競”——論“紹興和議”期間的文學生態(tài)》,《文學遺產(chǎn)》2003年第3期,第55-69頁;另見莫礫鋒主編:《第二屆宋代文學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51頁。
[11] 關(guān)于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圖景,他們的選擇與命運,可參見許紀霖:《大時代中的知識人》(增訂本),中華書局2012年版。
[12] 王瑞來:《金榜題名后:“破白”與“合尖”——宋元變革論實證研究舉隅之一》,《國際社會科學》2009年第3期。
[13] 王瑞來:《“內(nèi)舉不避親”——以楊萬里為個案的宋元變革論實證研究》,《北京大學學報》2012年第2期。
[14] 王瑞來:《小官僚,大投射:羅大經(jīng)仕履考析——宋元變革論實證研究舉隅之三》,《文史哲》2014年第1期。
[15] 王瑞來:《士人流向與社會轉(zhuǎn)型:宋元變革論實證研究舉隅之四》,《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14年第3期。
[16] 王瑞來:《從近世走向近代:宋元變革論述要》,《史學集刊》2015年第4期。
[17] 王瑞來:《金榜題名后:“破白”與“合尖”——宋元變革論實證研究舉隅之一》,《國際社會科學》2009年第3期,第88頁。
[18] 王瑞來:《“內(nèi)舉不避親”——以楊萬里為個案的宋元變革論實證研究》,《北京大學學報》2012年第2期,第127頁。
[19] 王瑞來還有一部專門研究宋代士大夫心術(shù)權(quán)謀及其對中國歷史走向影響的專著——《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權(quán)力場》(中華書局2010年版),其洞幽燭微處令人耳目一新,不乏啟蒙意義,在當代琳瑯滿目的歷史類著述中,是頗值一讀的傳世佳作。王先生的研究態(tài)度、研究視野、研究方式與眾不同,他精研宋史三十余年,從容淡定、不急不躁,沉潛文獻、精研學理,才氣之高、見識之奇,令人感佩,實現(xiàn)了宋史研究在學術(shù)觀念、思維方式、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上的全面創(chuàng)新。以一位史學家的人文關(guān)懷深入挖掘宋型文化的底蘊、精髓,以旺盛的學術(shù)激情、對學術(shù)事業(yè)的執(zhí)著和堅守,在看似積累深厚到幾乎讓人無法措手的宋史研究領(lǐng)域,拓展出新的氣象,創(chuàng)作出了具有獨創(chuàng)性和前瞻性的學術(shù)精品,對引領(lǐng)和深化宋史研究,無疑具有方法論的啟示意義,有望成為宋史乃至宋元文學研究領(lǐng)域最具潛力的新的學術(shù)增長點。
[20] 禮物在中國人際關(guān)系中十分重要,詳參楊美惠著,趙旭東、孫珉譯:《禮物、關(guān)系學與國家:中國人際關(guān)系與主體性建構(gòu)》,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1] 闊匾是南宋時江湖游士乞求權(quán)貴所寫的介紹信。元·方回:《瀛奎律髓·寄尋梅》載:“慶元、嘉定以來,乃有詩人為謁客者,龍洲劉過改之之徒不一人,石屏亦其一也。相率成風,至不務舉子業(yè),干求一二要路之書為介,謂之‘闊匾’,副以詩篇,動獲數(shù)千緡,以至萬緡。”(元·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匯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40頁)錢謙益《初學集·王德操詩集序》亦載:“詩道之衰靡,莫甚于宋。南渡之后,而其所謂江湖詩者,尤為塵俗可厭。蓋自慶元、嘉定之間,劉改之、戴石屏之徒,以詩人啟干謁之風。而其后錢塘湖山,什伯為群。挾中朝尺書,奔走閫臺郡縣,謂之‘闊匾’,要求楮幣,動以萬計。當時之所謂處士者,其風流習尚如此。彼其塵容俗狀,填塞于腸胃,而發(fā)作于語言文字之間,欲其為清新高雅之詩,如鶴鳴而鸞嘯也,其可幾乎?……以宋人之闊匾為紹介,求其詩之不塵俗,何可得也?”(《初學集》卷三十三,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lián)標校:《牧齋初學集》中冊,第946-947頁)都談到了“闊匾”及其對當時詩風的影響等問題,乞求權(quán)貴寫介紹信,然后通過介紹信去干謁乞食,并不自劉過、戴復古開始,整個南宋士人們“干求一二要路之書為介”而“要求楮幣”的行為盛行一時,是當時的“習尚”,值得我們從宋人文集中所存贈序、酬唱文字中去挖掘探討。其他文體如四六文、制誥章表亦與文人的干謁奔競行為有關(guān)。南宋文人孫覿就善于奔走干謁,為人諂媚依違、無道德操守,但博學能文,尤其擅長撰寫四六文,與汪藻、洪邁、周必大聲名相當。周必大稱其“筆勢翩翩,高出流輩”,章疏制誥表奏“明辨駿發(fā),每一篇出,世爭傳誦”(宋·周必大撰,周綸編:《文忠集》卷五三《孫尚書鴻慶集序》,《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47冊,第559頁)。
[22] 宋·盛烈:《送黃吟隱游吳門》,宋·陳起編:《江湖后集》卷十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357冊,第856頁。
[23] 詳見王水照:《南宋文學的時代特點與歷史定位》,《文學遺產(chǎn)》2010年第1期;王水照、熊海英:《南宋文學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頁,“南宋文學的時代特點與歷史定位”。一代詞宗夏承燾平生研究詞學亦十分注重南宋,曾說:“我平日讀詞最看重南宋?!保ㄏ某袪c:《西湖與宋詞》,《夏承燾集》第8冊《詞學論札》,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頁)
[24] 王兆鵬在《新世紀以來詞學研究的進展與瞻望》中專門就“視野的開拓:從個體到群體,從微觀到宏觀”舉例說明道:“20世紀的詞學研究,大多是詞人個體的研究,詞人群體研究的專著只有王兆鵬的《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進入本世紀,研究視野漸從詞人的個體研究延伸向詞人群體研究,特別是博士論文,多以群體或時段研究為選題,如彭國忠《元祐詞壇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諸葛憶兵《徽宗詞壇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姚惠蘭《宋南渡詞人群與多元地域文化》(東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金國正《南宋孝宗詞壇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丁楹《南宋遺民詞人研究》(鳳凰出版社2011年版)、李藝《金代詞人群體研究》(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等。群體研究不是個體研究的集合,而是對一個時段或一個地域的詞人群體進行整體的觀照,以揭示詞人群體間的互動關(guān)系和共同的創(chuàng)作趨向,因而群體研究能發(fā)現(xiàn)個體研究無法顧及和觀察到的問題?!保ㄍ跽座i:《新世紀以來詞學研究的進展與瞻望》,《學術(shù)研究》2015年第6期,第147頁)
[25] 詳參丁楹:《南宋遺民詞人交游唱和的意義》,《北京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丁楹:《南宋遺民詞人研究》,鳳凰出版社2011年版。
[26] 詳參沈松勤:《南宋文人與黨爭》,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322頁。
[27] 詳參丁楹:《角色轉(zhuǎn)換與宋末元初詞的新變》,《齊魯學刊》2015年第5期。
[28] 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張文杰譯:《歷史的觀念》,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頁。
[29] 俄·普列漢諾夫著,曹葆華等譯:《沒有地址的信》,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53頁。
[30] 清·吳之振:《瀛奎律髓序》,元·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匯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3頁。
[31] 劉永濟:《詞論》卷上,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19頁,“風會第五”。
[32] 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97頁。
[33] 繆鋮:《論李義山詩》,《詩詞散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頁。
[34]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816頁。
[35] 蘇軾的人格精神和人生態(tài)度,詳參王水照:《蘇軾的人生思考與文化性格》(《王水照自選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320頁)、《蘇辛退居時期的心態(tài)平議》(《王水照自選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1-341頁)、《蘇軾臨終的“終極關(guān)懷”》(《王水照自選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2-373頁)。
[36] 詳參王兆鵬:《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第一章“群體關(guān)系·學稟元祐”(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5頁);沈松勤:《南宋文人與黨爭》第八章“文學群體的重組與文學命運的再造·‘崇蘇熱’與‘蘇軾詞派’的興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9-361頁)。
[37]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808頁。
[38] 錢鍾書選注:《宋詩選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2年版,第357頁。
[39] 余英時:《師友記往——余英時懷舊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70-71頁。
[40]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4年版。
[41] 余英時在《猶記風吹水上鱗》中亦談及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之感:“在我得到錢先生逝世消息的前幾個小時,我正在撰寫《國史大綱》所體現(xiàn)的民族史的意識。也許在他離開人世的那一剎那,就是我介紹《國史大綱》的時刻。這中間是不是有什么感應之理呢?……無論如何,這總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巧合?!保ㄓ嘤r:《錢穆與現(xiàn)代中國學術(shù)》,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頁)
[42] 胡文輝:《現(xiàn)代學林點將錄》,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5頁。
[43] 王水照、熊海英:《南宋文學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4]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七,宋·劉克莊著,辛更儒校注:《劉克莊集箋?!返?冊,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4086頁。
[45] 唐圭璋編,王仲聞參訂,孫凡禮補輯:《全宋詞》第4冊,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3395頁。后凡引原詞,除注明者外,皆用此本。
[46] 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90頁。
[47] 元·戴表元撰,明·周儀輯編:《剡源文集》卷八,《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94冊,第108頁。
[48] 唐圭璋編,王仲聞參訂,孫凡禮補輯:《全宋詞》第5冊,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4357頁。
[49] 元·鄭玉:《胡孟成文集序》,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卷一四三六,第46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329頁。
[50] 闕名:《靜居緒言》,郭紹虞編,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xù)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647頁。
[51] 宋·孫覿:《西山老文集序》,《鴻慶居士集》卷三十,《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35冊,第305-306頁。
[52] 宋·周必大撰,周綸編:《文忠集》卷一九,《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47冊,第202-203頁。
[53] 宋·岳珂撰,吳企明點校:《桯史》卷六,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71頁,“快目樓題詩”條。
[54] 詳參王瑞來:《“內(nèi)舉不避親”——以楊萬里為個案的宋元變革論實證研究》,《北京大學學報》2012年第2期。
[55] 宋·周必大撰,周綸編:《文忠集》卷一九,《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47冊,第205頁。
[56] 劉辰翁:《逍遙游庵記》,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8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27頁。
[57] 袁桷:《贈陳太初序》,楊亮校注:《袁桷集校注》第3冊,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1187頁。
[58] 胡明主編:《胡適精品集》,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第87頁。
[59] 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10頁。
[60] 胡適:《詞選》,商務印書館1927年版,第9頁。
[61] 劉壎:《詞人吳用章傳》,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卷三四九,第10 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年版,第401頁。
[62] 詳參胡可先:《唐代重大歷史事件與文學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頁,緒論“本課題的學術(shù)依據(jù)”。
[63] 宋·汪元量撰,孔凡禮輯校:《增訂湖山類稿》,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86頁。
[64] 唐圭璋編,王仲聞參訂,孫凡禮補輯:《全宋詞》附錄一,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4103頁。
[65] 宋·汪元量撰,孔凡禮輯校:《增訂湖山類稿》附錄一,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85-186頁。
[66] 宋·汪元量:《湖山類稿》卷五附錄,《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88冊,第250頁。
[67] 文天祥:《文信國集杜詩序》,見《文信國集杜詩》,《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84冊,第808頁。
[68]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八,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364頁。
[69] 宋·蘇泂:《泠然齋詩集》卷八,《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79冊,第149頁。
[70] 宋·蘇泂:《泠然齋詩集》卷八,《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79冊,第155頁。
[71]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400頁。
[72] 清·王士禛著,張宗柟纂集,戴鴻森校點:《帶經(jīng)堂詩話》卷一,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頁。
[73] 何宇度:《益都談資》,載湛之編:《楊萬里范成大資料匯編》,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171頁。
[74] 《吳郡志提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六十八史部二十四·地理類一,第598頁。
[75] 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56-357頁。
[76] 唐圭璋編,王仲聞參訂,孫凡禮補輯:《全宋詞》第5冊,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4405頁。
[77] 宋·周密撰,吳企明點校:《癸辛雜識》,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1頁。
[78] 宋·葉紹翁撰,沈錫麟、馮惠民點校:《四朝聞見錄》卷二,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48頁。
[79] 唐圭璋編,王仲聞參訂,孫凡禮補輯:《全宋詞》,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4149-4150頁。
[80] 宋·周密撰,吳企明點校:《癸辛雜識》,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11頁。
[81] 吳熊和主編:《唐宋詞匯評》(兩宋卷)第5冊,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833頁。
[82] 清·焦循:《孟子正義·萬章章句下》,《諸子集成》第2冊,第484頁。
[83] 錢仲聯(lián)、馬亞中主編:《陸游全集校注》第9冊,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35頁。
[84] 施蟄存主編:《詞籍序跋萃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50-353頁。
[85] 詳參夏承燾:《唐宋詞人年譜·夢窗詞系年》,《夏承燾集》第1冊,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81-484頁,附錄“夢窗晚年與賈似道絕交辨”。
[86] 清·焦循:《孟子正義·萬章章句上》,《諸子集成》第2冊,第424頁。
[87] 清·焦循:《孟子正義·萬章章句上》,《諸子集成》第2冊,第427頁。
[88] 《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shù)》第三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95頁。
[89]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藝理論研究室編:《列寧論文學與藝術(shù)》,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95頁。
[90] 德·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8頁。
[91] 清·陳祚明評選,李金松點校:《采菽堂古詩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0-81頁。
[92] 朱光潛:《悲劇心理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5頁。
[93] 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頁。
[94] 陳寅?。骸蛾愐〖ぴ娂焊教乒o詩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9年版,第98頁。
[95] 陳寅?。骸蛾愐〖ず眉?,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5年版,第107頁。
[96]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第4冊,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1528-1544頁。
[97] 宋·鄭思肖著,陳??敌|c:《鄭思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頁。
[98] 吳熊和主編:《唐宋詞匯評》(兩宋卷)第5冊,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124頁。
[99] 張春曉整理:《兩點論——古代文學研究方法漫談》,收入程千帆述,張伯偉編:《程千帆全集·第十五卷·桑榆憶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頁。
[100] 葉嘉瑩:《詞學新詮》,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頁。
[101] 張毅:《宋代文學思想史》,中華書局1995年版,“序”第8頁。
[102] 錢理群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1915—1927)》,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總序”第4-5頁。
[103] 李怡:《日本體驗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發(fā)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117頁。
[104] 錢理群:《中國現(xiàn)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1915—1927)》,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總序”第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