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西北文人的崛起

西北地區(qū)，秦漢時稱山西，主要指太行山以西的天水、隴西、安定、北地等地，向來崇尚武功。誠如《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所說：“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zhàn)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滹L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币虼?，這里發(fā)跡的歷史人物，多以武功揚名，如隴西李氏、趙氏、辛氏等，皆有將帥之風。而在文化方面，幾乎沒有什么值得記述的傳統(tǒng)可言。當然在民間也有例外。《隴頭歌》就是秦漢時期流行于西北的一首優(yōu)秀的民歌。余冠英、曹道衡分別編注的《樂府詩選》并將《隴頭歌》列入北朝民歌，但是兩位先生均認為這些歌詞“風格和一般北歌不大同，或是漢魏舊辭”。這種推斷頗有道理?！稑犯娂肪矶灰锻ǖ洹罚骸疤焖び写筅?，名曰隴坻，亦曰隴山，即漢隴關也?！庇忠度赜洝罚骸捌溱婢呕兀险咂呷漳嗽?，上有清水四注下，所謂隴頭水也?！笨上匆呸o，而是始于陳后主《隴頭》。事實上，《太平御覽》卷五十六、《北堂書鈔》卷一百五十七、《后漢書·郡國志》漢陽郡均引述了《三秦記》，并且在征引上述文字之后，又引“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心肝斷絕。去長安千里，望秦川如帶”云云?！度赜洝肺匆姟端鍟そ?jīng)籍志》《舊唐書·經(jīng)籍志》《新唐書·藝文志》著錄，但是，成書于漢魏之際的《三輔黃圖》及南朝梁代劉昭《續(xù)漢書·郡國志》注、酈道元《水經(jīng)注》皆有所征引，而所記又都是秦漢都邑地理風俗。因此，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先生推斷此書“當出于漢時人士手筆”^[32]。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更有力的證據(jù)否定這種說法?！峨]頭歌》既已為《三秦記》所引錄，則出于漢人之手。此書記載的《隴頭歌》至少是在漢代流行于西北地區(qū)的民歌。

有文獻可考的西北文人，最初多以軍功起家，文學才能不過是其陪襯而已。如北地義渠人公孫渾邪，景帝時為隴西守，曾率軍參與平定吳楚之亂的戰(zhàn)役，以軍功封平曲侯。史傳載其著書10余篇，《漢書·藝文志》諸子陰陽家類著錄15篇，當即此，惜已亡佚。^[33]其孫公孫賀亦從軍數(shù)有功。賀夫人君孺，衛(wèi)皇后姊。賀氏由此發(fā)跡。北地郁郅李息，景帝和武帝時為將軍?！稘h書·藝文志》著錄給事黃門侍郎《李息賦》9篇，亦為當時詞賦創(chuàng)作的名家。與此同時稍后的還有隴西名將李廣后人李陵，身為將軍，而在與蘇武告別時所唱的那首“楚歌”為他贏得了不朽的文學聲譽：“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文選》及敦煌石室中還保存有李陵與蘇武往返信件若干，雖學者多以為偽托之作，但由此不難推想李陵的文學影響。西漢后期的趙充國也是以“將帥之節(jié)”著稱于西北，宣帝于麒麟閣為11功臣畫像，其中之一就有趙充國。這樣一位將軍，今也存文6篇，其中《先零羌事對》《上書謝罪陳兵利害》為其名篇。其時趙充國已76歲，尚思盡忠匡輔，感人肺腑。如云：“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于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開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己誅而罕、開不服，涉正月?lián)糁?，得計之理，又其時也?！薄渡贤吞镒唷贰稐l上屯田便宜十二事狀》等文，比較“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恪盡厥職，論其得失，具有很強的說服力。章太炎《國故論衡》中卷《文學七篇》稱：“文章之部，行于當官者，其源各有所受：奏疏、議駁近論，詔冊、表檄、彈文近詩；近論故無取紛綸之辭，近詩故好為揚厲之語。漢世作奏，莫善乎趙充國，探籌而數(shù)，辭無枝葉?！碑斎唬w充國之奏，也很有可能出于幕僚之手，但是目前還沒有這樣的確證。

兩漢之際，隨著內(nèi)地文人向西北的流動聚集，迅速帶動了這個地區(qū)的文化發(fā)展。東漢時期，“涼州三明”皇甫規(guī)、張奐、段颎登上歷史舞臺，顯示出了這個地區(qū)文化發(fā)展的最初業(yè)績。

皇甫規(guī)，字威明，安定朝那人。既是當時名將，又在學術與文學方面卓有成績。蔡邕《薦皇甫規(guī)表》稱其“少明經(jīng)術”，堪稱一代名儒。史載其著賦、銘、碑、贊、禱文、吊、章表、教令、書、檄、箋、記等各種文體，共27篇?！端鍟そ?jīng)籍志》著錄司農(nóng)卿《皇甫規(guī)集》5卷。而今保存下來的僅有11篇，其中最著名的首推《建康元年舉賢良方正對策》。該文將官場的混亂比作“市賈”，比周朋黨，假廉成貪，受賂賣爵，風敗俗壞，致使“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文章尖銳地指出：

自后遭奸偽，威分近習，中常侍小黃門凡數(shù)十人，同氣相求，如市賈焉，競思作變，導上以非，畜貨聚馬，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幸，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分臟解罪，以攘大威。公卿以下，至于佐史，交私其門，終無紀極。頑兇子弟，布列州郡，并為豺狼，暴虐群生。天下擾擾，從亂如歸。至今風敗俗壞，招災致寇。故每有征戰(zhàn)，鮮不挫傷，官民并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后，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幸。

在追究這種混亂局面的根源時，作者筆鋒一轉(zhuǎn)，直指當時炙手可熱的大將軍梁冀等外戚家族：

大將軍兄弟，操楫者也。雖曰眾也，在所欲之。茍能卒志畢力，守遵常軌，以度元元，所謂福也。或乃怠馳中流，而捐楫放棹，將淪波濤，歸咎受愆，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游，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

這樣的批評文字，可謂振聾發(fā)聵。《后漢書·皇甫張段列傳》載：“梁冀忿其刺己，以規(guī)為下第，拜郎中。托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以《詩》《易》教授，門徒三百余人，積十四年。”《永康元年舉賢良方正對詔問日食》針對當時的黨錮之爭，稱“鉤黨之釁，事起無端，虐賢傷善，哀及無辜”。實為黨人鳴冤叫屈，亦震撼當時。不僅如此，當他聽說好友張奐亦深陷黨錮，乃作《上言宜豫黨錮》，自豫黨之列。他說此前曾“薦故大司農(nóng)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頌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其甘俟斧鉞的書生道義，確實令讀之者深為感動。他的《求自效疏》《上疏言羌事》《上疏自訟》等文，越職自陳，激昂青云，表現(xiàn)出作者面對險象環(huán)生的邊境危機“搏手叩心而增嘆”的憂患心情。皇甫規(guī)不僅自己能文，其妻亦擅長文章。其后人皇甫謐，更是名著魏晉之間。他的《列女傳》《高士傳》《逸士傳》《帝王記》等名著，頗為后世所稱引。

張奐是皇甫規(guī)的好友，敦煌淵泉人。早年游學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多，有45萬余言，張奐減為9萬言。后辟大將軍梁冀府，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其后為武威太守，遷度遼將軍，征拜大司農(nóng)。晚年轉(zhuǎn)太常，遭黨錮。《藝文類聚》卷三十所載《與延篤書》，深微地表達了作者身陷囹圄時的無奈與絕望之情：

唯別三年，無一日之忘。京師禁急，不敢相聞。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年老氣衰，智盡謀索，每有所處，違宜失便。北為兒車所讎，中為馬循所困，真欲入三泉之下，復鎮(zhèn)之以大石。厄乎此時也！且太陰之地，冰厚三尺，木皮五寸，風寒慘冽，剝脫傷骨。但此自非老憊者所堪，而復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眾艱罄集，不可一二而言也。聾盲日甚，氣力寖衰，神邪當復相見者，從此辭矣！

史載其著銘、頌、書、教、誡述、志、對策、章表等各類文體凡24篇，今存殘篇斷簡，尚有19篇。其賦作僅有《扶蕖賦》殘句，不足以領略其梗概。其文則以《藝文類聚》卷二十二所載《誡兄子書》為代表：

汝曹薄祜，早失賢父，財單藝盡，今適喘息。聞仲祉輕傲耆老，侮狎同年，極口咨意。當崇長幼，以禮自持。聞敦煌有人來，同聲相道，皆稱叔時寬仁，聞之喜而且悲。喜叔時得美稱，悲汝得惡論。經(jīng)言孔于鄉(xiāng)黨，恂恂如也。恂恂者，恭謙之貌也。經(jīng)難知，且自以汝資父為師，汝父寧輕鄉(xiāng)里邪？年少多失，改之為貴。蘧伯玉年五十，見四十九年非，但能改之。不可不思吾言，不自克責，反云張甲謗我，李乙怨我。我無是過，爾亦已矣。

情意惓惓，娓娓道來，質(zhì)樸流暢。他的兒子張芝，字伯英，是東漢著名的書法家?！逗鬂h書·皇甫張段列傳》注引王愔《文志》曰：“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學，文為儒宗，武為將表。太尉辟，公車有道征，皆不至，號張有道。尤好草書，學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書而后練。臨池學書，水為之黑。下筆則為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為世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圣也。”根據(jù)《書斷》，張芝卒于初平年間，張芝的弟弟張昶，字文舒，卒于建安十一年。聯(lián)系到這個時候鴻都門學也以書學為重，由此推想東漢后期，書法藝術已經(jīng)成為當時士人的一種重要的修養(yǎng)。

武威姑臧人段颎，史載其“折節(jié)好古學”?；傅鄢跄昱e孝廉，后為中郎將，以軍功封列侯，拜破羌將軍。他的文章，《后漢書》本傳記載了兩篇，即《應詔上言討先零東羌術略》《復上言東羌事》，均與戍邊相關，辯難氏疑，議論滔滔，但是與皇甫規(guī)、張奐相比，文采略有遜色。相比較而言，安定臨涇人王符則可謂異軍突起，在東漢后期的文壇，展示了自己的文章才華。他曾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當時著名文人多有交往，卻不肯出仕，而是隱居著書，凡30余篇，自名《潛夫論》。這是一部政論性很強的著作，幾乎談不上文學色彩，但是，依然為文史研究工作者所重視。如《實邊篇》“且夫士重遷，戀慕墳墓，賢不肖之所同也。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過家一人死爾，諸亡失財貨，奪土遠移，不習風俗，不便水土，類多滅門，少能還者。代馬望北，狐死首丘，邊民謹頓，尤惡內(nèi)留……”等就為范曄著《后漢書·西羌傳》所襲用。如《務本篇》：“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雕麗之文，以求見異于世，品人鮮識，從而高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或矇夫之大者也。詩賦者，所以頌善丑之德，泄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茍為饒辯屈蹇之辭，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于世，愚夫憨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边@段話，雖然對文學的理解過于褊狹，但是指出當時文壇“好語虛無之事，爭著雕麗之文，以求見異于世”，則是事實。比較王充《論衡》，抨擊當時虛妄夸誕的文風，更是不遺余力。如《虛妄篇》：“夫世間傳書諸子之語，多欲立奇造異，作驚名之論，以駭世俗之人，為譎詭之書，以著殊異之名?！蓖醭渖钤跂|漢前期的東南，王符則活動于東漢后期的西北，而所論卻如出一轍，則當時文壇之風尚，于此不難推想。又如《潛夫論·斷訟篇》：“又貞潔寡婦，或男女備具，財貨富饒，欲守一醮之禮，成同穴之義，執(zhí)節(jié)堅固，齊懷必死，終無更許之慮。遭值不仁世叔，無義兄弟，或利其聘幣，或貪其財賄，或私其兒子，則強中欺嫁，處迫脅遣送，人有自縊房中，飲藥車上，絕命喪軀，孤捐童孩，此猶脅迫人命自殺也。”這又為我們深入理解《焦仲卿妻》所描述的愛情悲劇，提供了具體而微的歷史背景資料。

在文學史上，與王符同樣著名的還有隴西秦嘉夫婦和漢陽趙壹，足以代表東漢后期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流水準。

秦嘉的創(chuàng)作，今存五言《贈婦詩》3首、四言《贈婦詩》1首、《述婚詩》2首。其五言《贈婦詩》三首序說明作于赴洛京離別之前，抒發(fā)詩人不能與妻子面別的感傷惆悵之情。第一首寫奉役離鄉(xiāng)，因妻子臥病娘家，不獲面別，獨自傷感。第二首回憶自己與妻子少時孤苦，婚后歡聚不足，臨別觸景傷情，戀戀難舍。第三首寫臨行恨別，顧看空房，想象妻子姿容，惆悵之余，贈物表情。三詩為一整體，敘情寫意大致遵循離別時間由遠而近，離期越近，情感越發(fā)不能自持；同是寫一離別，作者善于從不同方面反復申述之，凄婉悱惻，感人至深。在五言古詩形成的過程中，秦嘉的創(chuàng)作，具有承前啟后的意義。清人沈德潛《古詩源》評價這三首詩是“詞氣和易，感人自深，然去西漢渾厚之風遠矣”，正是點出了這組詩開啟魏晉詩風先河的意義。其妻徐淑，亦善詩文。他們夫婦除相互贈答詩外，還有書信若干，亦多為后人所稱道。

趙壹的創(chuàng)作，多為文學史家所論及。史載其著賦、頌、箴、誄、書、論等16篇，今存賦作4篇，其中《迅風賦》《解擯賦》僅為殘句?！逗鬂h書》本傳所載《刺世疾邪賦》《窮鳥賦》為其代表作。在作者看來，漢代的腐朽政治早已根深蒂固、病入膏肓：“于茲迄今，情偽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舐痔結(jié)駟，正色徒行。”為此，作者特別在賦后所附歌中沉重指出：“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把當時社會黑白顛倒的種種現(xiàn)象刻畫地入木三分，同時也表達出作者對于當時社會的絕望。鍾嶸《詩品》稱其“散憤蘭蕙，指斥囊錢”，為“苦言切句”。清人劉熙載《藝概》認為《窮鳥賦》和《刺世疾邪賦》“讀之知為抗臟之士。惟徑直露骨，未能如屈賈之味余文外耳”。這里，劉氏所批評的“徑直露骨”，恰恰表現(xiàn)出秦漢時期西北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個重要的特點，聯(lián)系我們前面引錄的皇甫規(guī)的文字，兩者可謂一脈相承。

有些西北家族，逐漸由武功轉(zhuǎn)向文化士族。如隨竇融起家的梁統(tǒng)，安定烏氏人，性剛毅而好法律，史書中還保存著《刑罰務中疏》《復上言》《對尚書問狀》等作品，但是主要還是以政治出名。他的兒子梁松、梁竦則已顯示出文采。梁松少為郎，博通經(jīng)書，明習典章制度，常與諸儒討論修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禮儀等事宜，頗得朝廷寵信。梁竦少習《孟氏易》，常以經(jīng)籍為娛，著書數(shù)篇，名曰《七序》。班固稱贊此書說：“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慚?！痹摃缫咽?，但是從班固的評價看，大約是一部史論著作。梁竦一度受到梁松行賄事的牽連，與弟梁恭被貶至九真，史載其歷江、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無辜蒙冤，作《悼騷賦》以抒發(fā)其憤懣之情。可惜這篇作品也已失傳，不得其詳?？傊?，梁氏家族雖然清譽不佳，但是多有文采，則是不爭的事實。這個家族中的梁禪、梁扈、梁商等，多以學術知名，現(xiàn)在還保存多篇文章。

北地傅家是另一由武力強宗轉(zhuǎn)向文化士族的典型。昭帝時的傅介子曾出使西域刺殺樓蘭國王，為此而被封為義陽侯。班超投筆從戎就是受到了傅介子和張騫事跡的鼓勵。^[34]傅介子雖以武功著稱，但他年輕時還曾“好學書”^[35]。由此我們聯(lián)想到前面提到的草書名家張奐、張芝、張昶等人事跡，說明西北地區(qū)的書學，也可以稱為這個地區(qū)的一個值得注意的文化傳統(tǒng)。東漢中后期傅家顯著人物首推傅燮，少師事太尉劉寬，為護軍司馬，曾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大破黃巾軍張角，后與羌人作戰(zhàn)而死，謚為壯節(jié)侯。這個時候的傅家，依然以武力強宗知名。而傅巽、傅允則以“清行顯”，以人倫鑒賞知名。傅燮的兒子傅幹在曹操幕下曾著《王命論》，以此知名。傅燮的孫子傅玄及其子傅咸則完全轉(zhuǎn)化為一介文人。傅玄的著述頗為豐富?！稌x書》本傳載：“撰論經(jīng)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qū)例，名為《傅子》，為內(nèi)、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shù)十萬言，并文集百余卷行于世?！倍@個家族的傅嘏，常論才性異同，鍾會集而論之。從某種意義上說，傅嘏才是魏晉清談重要命題“才性同異”的真正創(chuàng)始者。^[36]

隨著西北地區(qū)與中原地區(qū)文化接觸的頻繁，不僅促進了當?shù)匚幕陌l(fā)展，同時也在客觀上保存了很多中原由于戰(zhàn)亂而佚失的文化典籍。如所謂漆書《古文尚書》即得之于西州，鄭興、衛(wèi)宏、徐巡等習誦一時，古文由此流行開來。^[37]特別是在魏晉交替時期，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地區(qū)玄風大盛，而西北地區(qū)卻依然保留著漢代以來相沿不絕的儒學傳統(tǒng)。譬如敦煌人周生烈不僅著有《周生子》13卷，還注解《論語》，保存若干古注。^[38]這也是漢魏轉(zhuǎn)折時期值得我們注意的重要文化現(xiàn)象。

總而言之，隨著河西四郡的建置，絲綢之路的開通，中西文化的交流日益頻繁。就其顯而易見的一點而言，正是通過河西走廊，佛教傳入中國；魏晉以后，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文化的發(fā)展方向。^[39]就文學發(fā)展而言，西部地區(qū)在兩漢之際以及漢魏轉(zhuǎn)折這兩個歷史時期，云集了大批文人學者，也保存了眾多的文化信息，因而，這里也就成為當時文化版圖上最具特色的區(qū)域之一，也為魏晉南北朝乃至隋唐時期的文化發(fā)展，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文化資源。

[1]《后漢書·竇融列傳》，中華書局，1965，第799頁。

[2]詳見《史記·高帝紀》及《匈奴列傳》等。按《史記·陳丞相世家集解》：“桓譚《新論》曰：‘或云陳平為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秘，世莫得而聞也。此以工妙踔善，故藏隱不傳焉。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說閼氏，閼氏言于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閼氏日以遠疏，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閼氏婦女，有妒媔之性，必憎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础稘h書音義》應劭說此事大旨與桓論略同，不知是應全取桓論，或別有所聞乎？”中華書局，1982，第2057～2058頁。應劭：《漢書音義》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寵，言于冒頓，令解圍?！敝腥A書局，1962，第63頁。

[3]《漢書·匈奴列傳》，中華書局，1962，第3830頁。

[4]《史記·匈奴列傳》，中華書局，1962，第3755頁。

[5]《漢書·高帝紀》，中華書局，1962，第70頁。

[6]《資治通鑒》卷十五，中華書局，1956，第504頁。

[7]《漢書·景帝紀》，中華書局，1962，第147頁。

[8]《漢書·爰盎晁錯傳》，中華書局，1962，第2281頁。

[9]《漢書·武帝紀》，中華書局，1962，第156頁。

[10]《漢書·匈奴傳》，中華書局，1962，第2765頁。

[11]《漢書·張騫李廣利傳》，中華書局，1962，第2687頁。

[12]按《漢書·西域傳》“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nèi)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云云。根據(jù)《漢書·武帝紀》，李廣利在征和三年三月將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泉。結(jié)果是李廣利敗降匈奴。為此，武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時在征和四年，上推32年則在元朔六年(前123)，即張騫回到漢地的第三年。

[13]《漢書·武帝紀》，中華書局，1962，第176頁。

[14]《漢書·武帝紀》，中華書局，1962，第189頁。

[15]20世紀80年代初期，青海大通縣漢代馬良墓就曾發(fā)掘400枚漢簡，包括軍事方面的律令文書有關軍隊之編制與標識、軍事戰(zhàn)術及與《孫子》有關的兵書。據(jù)考證，墓主馬良可能是趙充國于宣帝神爵元年至二年(前61～前60)用兵西羌時的部下。因此，這批資料的完成大致下限不會晚于神爵年間。見《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一一五號漢墓》，《文物》1981年第2期。

[16]《后漢書·西羌傳》：“至王莽輔政，欲耀威德，以懷遠為名，乃令譯諷旨諸羌，使共獻西海之地，初開以為郡，筑五縣，邊海亭燧相望焉?！敝腥A書局，1965，第2878頁。

[17]陳夢家《河西四郡的設置年代》認為四郡的建置較晚，他說：“張掖、酒泉初置于元鼎六年，既可確定，則敦煌置郡當在此后?！鼗椭每ぎ斣谠馑奈迥觊g?！敝劣谖渫?，在地節(jié)三年至元康四年間(前67～前62)。見《漢簡綴述》，中華書局，1980，第186頁。筆者認為在元封元年之前，四郡建置已經(jīng)完成，所以才會有武帝封禪之舉。

[18]據(jù)陳直《居延漢簡研究·系年》(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考證，現(xiàn)存最早漢簡為太初二年簡：“三月丙辰朔唐午殄北第二燧長舒受守卒史未央掾野臨”。其根據(jù)是：“西漢武昭宣時，有三月丙辰朔者，只有武帝太初二年一見。此為全部居延木簡中最早之紀年，武帝屯居延雖開始于太初三年，見于《史記·路博德傳》，據(jù)簡文在太初二年，已作經(jīng)營之準備。簡之第二燧長舒，當為王舒，此時官殄北第二燧長，后改調(diào)通澤第二亭長，至宣帝時尚生存，亦為居延屯田中歷官最久之一人?！碧跞旰喴嘁灰姡骸把訅勰颂跞曛懈敢载擇R田敦煌延壽與口俱來田事已”。但是此簡似是追述太初三年事，可能晚于太初三年。

[19]《漢書·匈奴傳》，中華書局，1962，第3776頁。

[20]《漢書·西域傳》，中華書局，1962，第3928頁。

[21]《漢書·賈捐之傳》，中華書局，1962，第2832頁。

[22]《漢書·武帝紀》，中華書局，1962，第178頁。

[23]《漢書·地理志》，中華書局，1962，第1645頁。

[24]《后漢書·孔奮傳》，中華書局，1965，第1098頁。

[25]《后漢書·隗囂公孫述列傳》，中華書局，1965，第515頁。

[26]袁宏：《后漢紀》卷二，中華書局，2002，第24頁。

[27]筆者《班彪與兩漢之際的河西文化》對此有詳論，載《齊魯學刊》2005年第1期。

[28]見《后漢書·竇融列傳》，中華書局，1965，第796頁。

[29]見《后漢書·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

[30]見《后漢書·文苑·王隆傳》。

[31]見《冊府元龜·國史部》“采撰”條。

[32]見《古長安叢書》總序，三秦出版社，1998。

[33]《元和姓纂》卷一：“北地義渠：漢有西平太守公孫渾邪，著書十五篇；子賀，丞相、葛繹侯，生敬聲，太仆。犯事，父子俱死獄中?！敝腥A書局，1994，第34頁。

[34]《后漢書·班彪列傳》載班超名言：“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中華書局，1965，第1571頁。

[35]《西京雜記》卷三：“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嘆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后卒斬匈奴使者，還拜郎中，復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敝腥A書局，1985，第17頁。

[36]關于這個家族的演變及特色，柳春新《論漢晉之際的北地傅氏家族》有比較細致的論述。收在柳春新著《漢末晉初之際政治研究》一書中，岳麓書社，2006。

[37]見《后漢書·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

[38]《三國志·魏書·鍾繇華歆王朗傳》：“自魏初征士敦煌周生烈，明帝時大司農(nóng)弘農(nóng)董遇等，亦歷注經(jīng)傳，頗傳于世?！迸崴芍福骸按巳诵罩苌?，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余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jīng)簿》?！敝腥A書局，1982，第420頁。

[39]參見筆者《六朝僧侶：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載《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