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河西四郡的建置

其實，漢武帝對于匈奴的關注早在即位之初就開始了。根據(jù)《資治通鑒》卷十七的記載，漢武帝即位的第二年，就曾詔問公卿是應該討伐匈奴，還是執(zhí)行和親政策。當時，王恢力主討伐，而韓安國則倡言和親。鑒于當時國力，武帝還是聽從了韓安國的建議。但翌年又改變主意，轉從王恢之議，使馬邑人聶壹亡入匈奴，以馬邑“城降，財物可盡得”，誘使匈奴至馬邑而擊之。當然，這只是牛刀小試。在他即位的最初六年，這個問題始終困擾著漢武帝。據(jù)《漢書·張騫李廣利傳》，建元中，“漢方欲事滅胡”。但是，關于如何“滅胡”，武帝心里并沒有底；馬邑之戰(zhàn)，無異于玩火。

從前面的論述知道，漢高祖七年確定的和親政策，確保了邊境80余年無大事。馬邑之戰(zhàn)雖然沒有直接交火，但是漢與匈奴的關系卻嚴重惡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于漢邊，不可勝數(shù)”^[10]。漢武帝當然要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就在這一年，大月氏來使求援，說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顱作為飲器。大月氏憤怒異常，懇請漢朝共擊匈奴。漢武帝正在考慮如何“滅胡”，聞知此訊，乃招募使者前往西域探聽虛實。張騫以郎應命前往，一去13年，直到元朔三年(前126)才回到京城，帶回來大量的西域信息。^[11]其間，漢朝與匈奴的戰(zhàn)爭已經打響。元光二年(前133)六月，漢武帝派遣韓安國、王恢等五將軍率兵30萬出塞，從此開啟與匈奴長達40年的戰(zhàn)爭。

張騫回到漢地不久，就以校尉身份從大將軍衛(wèi)青出擊匈奴。由于對前線了解頗多，出征比較順利，張騫也因此得封博望侯。這一年，為漢武帝元朔六年(前123)，也就是張騫回到漢地的第三個年頭。^[12]武帝也從這次戰(zhàn)事中看到了解決邊患問題的途徑，他終于下決心討伐匈奴，并從大規(guī)模拓展西域開始他的壯舉。又過兩年，即元狩二年(前121)，張騫與霍去病出擊匈奴，后期當斬，贖為庶人；而霍去病則越戰(zhàn)越勇，“出北地二千余里……斬首虜三萬余級”，擊潰了居于河西走廊的匈奴渾邪王、休屠王，追至祁連山下。這年秋天，渾邪王率眾降漢。金城、河西并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這是漢朝與匈奴之間實力較量的第一次重大勝利。受到這次戰(zhàn)役的鼓舞，漢武帝初步決定建置酒泉郡、武威郡以打開西域門戶。當然，河西四郡的建置，《史記》《漢書》的記載頗多分歧。陳夢家先生《河西四郡的設置年代》梳理排比資料，論證較詳，但是依然不能視為定論，因為所據(jù)史料本身就有很多矛盾之處。盡管具體年代有較大分歧，但是總體來看，武帝是在討伐匈奴的征戰(zhàn)中，逐漸將河西四郡建置起來的?！稘h書·武帝紀》載，“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合四萬余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當然，誠如顏師古所注：“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朝，故曰屬國?！?sup>[13]就是說這里還保留著匈奴的國號，屬于藩屬國的性質。10年以后的元鼎六年(前111)，又“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14]。這依然為屬國性質。

武帝當然不會以此為滿足，他的目標是完全掌控西域乃至全國。就在鑿通河西走廊的同時，又南北出擊。就在建置張掖、敦煌的同一年，先是大兵東南直下，滅掉南越國，將嶺南地區(qū)分為蒼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儋耳、珠崖九個郡，歸交州刺史部所監(jiān)察。同時，在河西走廊西南，又發(fā)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兵力，平定西羌反叛。^[15]河西走廊的西南地區(qū)也已經為漢兵所掌控，西漢后期，西海(即今青海大部)得以最終歸附。^[16]這個時候的武帝有些志得意滿。就在河西四郡建置的第二年，也就是元封元年(前110)，他登上泰山，舉行了盛大的封禪儀式。由此不難推想漢武帝對于自己開通西域后的欣喜程度。^[17]

這個時期，河西走廊的北部尚存匈奴威脅。為此，漢武帝又開辟居延要塞，直插匈奴腹地?！妒酚洝ば倥袀鳌罚骸皾h使光祿徐自為……筑城障列亭至廬朐……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澤上?！倍鴵?jù)《漢書·武帝紀》，這一年是武帝太初三年(前102)^[18]。居延要塞為漢兵控制以后，匈奴主力被迫遠遁大漠，而留下來的也已經與當?shù)貪h人完全融合。從此，河西走廊就不再是匈奴屬國，而完全由漢人所接管。其監(jiān)管范圍包括今甘肅大部分地區(qū)和內蒙古及青海部分地區(qū)。《漢書·地理志》所載，酒泉、張掖兩郡均“武帝太初元年開”。武威是“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岸鼗涂?，武帝后元元年分酒泉置”。就是指河西四郡的正式建置時間。

河西四郡最初議置于元狩元年(前122)，至后元元年(前88)最后正式建置敦煌郡，前后長達三十年。實際上，在這34年間，漢武帝的功績當然不僅是“列四郡，據(jù)兩關”，還包括開發(fā)西南、平定百越、征服朝鮮等戰(zhàn)役。在這些拓邊戰(zhàn)爭中，河西四郡的建置，是西漢與匈奴戰(zhàn)爭中最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具有深遠的影響。武帝在太初四年曾下詔說：“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sup>[19]這只是就復仇的層面而言，事實上，河西走廊的開通，其意義遠不止于此。《漢書·西域傳贊》說：“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yǎng)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余，士馬強盛。故能睹犀布、玳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于黃門。鉅象、師子、猛獸、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于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憑玉幾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賓，作《巴渝》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sup>[20]這段文字，主要是從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論述武帝建置河西四郡的意義。

從政治意義上說，一個強大的王朝，要想保持中原樞紐的優(yōu)勢，就必須控制四周局勢，而對于漢天子而言，控制河西走廊尤其重要。這條走廊集戰(zhàn)略、貿易、信道為一體，直接關系國運的興衰。解決這樣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在西漢時期，漢武帝選擇了軍事手段。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是匈奴草木水源豐盛的牧地，其中的焉支山和祁連山為兩個天然的屏障。《史記·匈奴列傳》之《正義》《索隱》引《西河故事》記載：匈奴失二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薄逗鬂h書·西羌傳》也載：“及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羌，乃渡河、湟，筑令居塞；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于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shù)千里。”更重要的軍事意義還在于，以河西四郡為中軸，北至居延，南下西海，屯兵移民，也就有力地控制了西域諸國。早在文帝時代，晁錯就認為“守邊備塞，勸農力本”，乃“當世急務二事”。文帝深知其利害關系，“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這里所謂“塞下”主要是指代北等地。而武帝則把這項徙民政策擴大到整個河西走廊。誠如《史記·平準書》所說：“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饋糧，遠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fā)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歲課息?！惫省稘h書·西域傳》說：“于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shù)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鹽澤，即鄯善，已經將軍事設施修筑到新疆地區(qū)。這樣，西域三十六國便在掌控之中。

從經濟意義上說，開通河西走廊之后，打通了東西交流的絲綢之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誠如賈捐之所云，當時“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shù)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shù)，民賦數(shù)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21]

可惜的是，《漢書·西域傳贊》對于文化方面的意義幾乎沒有涉及。其實，從文化上說，與周邊國家和地區(qū)建立其良性互動的關系，也必然會極大地促進各種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