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施小煒

曾經有一位不可一世的羅馬人愷撒（Julius Caesar）留下過這么一句豪言壯語：我來到，我看見，我征服。（Venio video vinco.）“來”也罷，“看”也罷，都不打緊，然而來和看的目的倘不是援助、投資或觀光游覽，而是征服，則以今天后殖民后冷戰(zhàn)時代的眼光視之，自然不免會感到帝國主義的血腥。事實上，那個時代的羅馬人大抵都是帝國主義者，置帝國的利益于萬物之上，嗜愛征服別人。也許惟因如此，愷撒的這句話才會被奉為金言備受推崇廣為流傳，以至于時至今日居然仍未湮滅。甚至在早已打入我國市場多年的萬寶路（Marlboro）香煙盒的標志中，居然也赫然印著這句話，只是寫作完成時：Veni vidi vici.即“我來了，我看了，我征服了”。其實愷撒語錄的原版才更加意味深長呢。然而這位羅馬統(tǒng)帥在忙著廝殺征服之余，倒也沒忘記有效利用晚間就寢之前的時間，寫下了一部《高盧戰(zhàn)記》（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而這部書，從某種意義上說，恐怕不妨視為一種游記。若依今人的價值觀，也許應將愷撒的名言改說成：“我來，我看，我寫（vigilo）?！备膙inco作vigilo，僅僅一字之易，便將話者由威風凜凜的三軍統(tǒng)帥降格為普普通通的一介游客，盡管失去了許多英雄氣概，卻也平添了一縷和平與溫馨，豈不可愛？而名高千古的《高盧戰(zhàn)記》也大可更名為《高盧游記》（Commentarii de Itinere Gallico）了。——此乃戲言。不過事實上，征服這一行當固然英雄無比，但鮮見能夠維持得恒久。君不見，昔日曾為羅馬軍團所征服的土地上，如今崛起了一個個強大富足的國家，倒是稱霸一時的羅馬帝國卻早已灰飛煙滅了。反觀搦管弄文，盡管顯得孱弱，卻似乎遠較策馬橫刀殺氣騰騰的征服更受到永恒的青睞：連今天我們認識愷撒其人，難道不也是仰賴寫在紙煙盒上的一句“名言”，以及一部《高盧戰(zhàn)記》嗎？亦即是說，對于生活于現(xiàn)代的我們而言，愷撒建立在南征北戰(zhàn)殺人如麻之上的蓋世英名，已經毫無（當時所曾具有過的）意義；如若說今天愷撒對我們還有一點影響的話，那這種影響只是通過他作為副業(yè)而遺留下來的著述（écriture）來實現(xiàn)的。

閑話休提。游記的歷史便是這般地古老——盡管我們不敢也不必武斷地強辯《高盧游記》，不不，《高盧戰(zhàn)記》便是游記的起點。曲園居士俞樾在為東國文士竹添進一郎（井井居士）《棧云峽雨日記》所撰的序文中說：“文章家排日紀行，始于東漢馬第伯《封禪儀記》，然止記登岱一事耳。至唐李習之《南行記》、宋歐陽永叔《于役志》，則山程水驛，次第而書，遂成文家一體。”主張中國的游記始于東漢，成于唐宋。然而游記的最盛期，無疑是在人類邁入了科學技術神速進步的現(xiàn)代文明社會之后。交通手段的發(fā)達，使得從前被目為難于登天的畏途變成了坦途，人們的活動范圍擴大，異域間的往來費時減少，為游記的繁盛預備了物質基礎。至少在日本是如此的，而日本人的訪華游記則更是如此。眾所周知，日本與中國的交往，日本人的來華留學、經商，乃至做官，原是古已有之的事情。然而訪華游記以驚人的數(shù)量大舉問世，卻是在1868年的明治維新以后。僅僅是東京的東洋文庫一家，其所收集的明治以降日本刊行的訪華游記，就多達四百余種，而這據(jù)說不過是“九牛之一毛”。至于這期間日本人究竟寫下了多少這類書籍，其總數(shù)迄今仍無確切統(tǒng)計。訪華游記的作者群，除卻文人學者之外，還包括了教師、學生、商人、宗教家、出版人、社會活動家，以及軍人、政客，紜紜紛紛，魚龍混雜。有的是匆匆過客，蜻蜓點水走馬觀花；有的則是“此間樂，不思蜀”，長期體驗長期觀察。既有尋幽探勝，寄情水光山色；也有訪朋拜友，評騭人事、政治。沉湎于懷古幽情，憑吊古跡、追思古人者有之；留意于民風世情，將視點照準當代社會變遷者亦有之。諸體咸備，蔚為壯觀。

游記可以說是一個發(fā)現(xiàn)過程的記錄?！皝怼焙汀翱础保怯斡浀脑戏e累，而“寫”，則是游記的生產行為。作者從他自己所熟悉的日常之中走出，來到一個于他而言是非日常的空間，在這里，他看到了許多人、許多物、許多事，有的似曾相識，有的令他驚異，所有這一切一一都會引起他的感慨與思索。而他之所以會在面對種種所見所聞時表現(xiàn)出不同的反應，乃是因為他心中有一個參照系（frame of reference）存在著。映入眼簾的一切，全都投射在他心中的參照系上，他據(jù)此做出價值的判斷，或喜或嗔，或欣然接納，或嗤之以鼻。這個參照系，是他長期生活于斯、成長于斯的那個環(huán)境、那個文化、那個傳統(tǒng)在他不知不覺之中賦予了他的，而他往往甚至不曾意識到這一參照系的存在，卻無時無刻不在運用它。換句話說，向游記——其實不獨游記——期冀客觀，不啻緣木求魚。但凡被記錄下來的，都是選擇的結果。而選擇這一行為，正是一種主觀活動。哪怕寫的是風景，是一座建筑，是一草一木，那都是經過了作者的雙眼甄別，經過了他心中的參照系過濾過的；而他的雙眼本是教育的產物，則那個參照系可以說是一個民族文化傳統(tǒng)的凝縮。

因此，我們移譯介紹日本人所寫的訪華游記，就具備了雙重的意義。首先，閱讀這些游記，有助于我們了解那個時代的中國與中國人，或者說作者眼中所見的那個時代的中國和中國人。這對于我們中國人認識自己、理解自己，應當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即使面對的是哈哈鏡，我們也可以從變了形的身影中，看到遭了扭曲的優(yōu)點，增進對自己的信心；或發(fā)現(xiàn)被夸張了的缺點，了解自己阿喀琉斯腳踵（Achilles' heel）的所在，從而思謀自強自衛(wèi)的方策。引用一句曾經十分流行、幾乎人人耳熟能詳?shù)拿?，那便是：“忘記了過去便意味著背叛?！睔v史是無法抹消的，因為它并不因為我們無視它便不存在，而今天與明天其實也無非是歷史的進行時與將來時。

其次，閱讀這些游記，我們還可以反過來認識那個時代的日本和日本人。因為如前所述，觀察者（旅人、作者）的目光總會從被觀察、被描述的對象身上反射回來，將他自己投影在閱讀的地平線上；作者自身，他的民族身份（identity），無可避免地要折射在他的游記里。而從社會歷史的見地去看，這些游記可以說從普通庶民的個人層面上，反映出那個時代中日兩國，以及周邊有關各國之間的關系，有助于我們正確地、具體地認識和理解那一段歷史。

然而如果一味強調這樣一種實用性的認識功能，則勢必使游記萎縮成為單純的歷史資料。而其實，不言而喻，游記更應該是文學。雖然說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但我們的目的并不在于翻譯教科書。出于這樣的考慮，在卷帙繁多的游記文字中，我們將焦點聚集在了以著述為職業(yè)的文人們的作品上。此次移譯的幾部作品，其作者有小說家，有詩人，還有學者與報人，都是當世的巨擘俊逸，不惟才情過人，更兼見識出眾，其思想、言說，都具有相當?shù)拇硇耘c影響力。而他們的文字，或雋永或犀利，很有可讀性。

《禹域鴻爪》的作者內藤虎次郎，號湖南，1866年生于日本東北部秋田縣的一個武士家庭，1934年去世。此人少時便有神童之譽，十五歲時，曾被選為學校代表，以漢文作了一篇“奉迎文”，歡迎當時的日皇明治，文辭華美，令滿座震驚，被譽為“名文”。但因家境敗落，學業(yè)難以為繼，只得就讀于免除學費的秋田師范學校。由于成績優(yōu)秀，按規(guī)定應學四年的課程，他僅用了兩年便全部讀完。畢業(yè)后，盡義務做了兩年小學教員，還畢學費的債，他便“雄飛”到了東京，做過記者，當過政界人物的秘書，1897年赴其時已淪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任《臺灣日報》主筆，后又在當時的媒體巨子《萬朝報》和《朝日新聞》供職。1907年成為京都帝國大學講師，但因學歷低，受到文部省官僚的排斥（據(jù)說當時的風氣是，倘非大學畢業(yè)的學士，縱是孔老夫子也無資格去做大學教授），兩年之后方被任命為教授。由于他和狩野直喜等幾代學者的努力，京都大學終于成為日本漢學研究的圣地，在國際漢學界中也享有很高的聲譽。湖南生前曾多次來華訪游，而《禹域鴻爪記》乃首次訪華歸國后寫就，1900年由東京博文館出版。

內藤湖南于1899年9月5日從神戶登舟，經芝罘入境，旋又買舟北上，在大沽登岸，游天津、北京后，折返天津取海路南下，在上海上陸后游覽了杭州、蘇州，再從上海溯江而上，游歷了武漢、南京之后再度返回上海，泛海東歸，于11月29日返抵神戶，前后歷時近三個月。在北京，他登覽長城，在杭州，他泛舟西湖，在蘇州則探訪了虎丘、寒山寺，走的是典型的日本人所喜愛的旅游路線。但除了游山玩水，他還在天津、上海等地分別拜會了嚴復、王修植、蔣國亮、文廷式、張元濟等名流，談天說地議論時局，表現(xiàn)出對中國現(xiàn)狀的關心。

與內藤湖南相比，谷崎潤一郎、佐藤春夫和芥川龍之介三人皆以小說名世，并各自有作品被譯成中文介紹到中國來，因而在國人中的知名度似乎要高一些。

谷崎潤一郎，1886年生，東京人，1965年去世。少時家境貧寒，幾至輟學，但因才華過人，周圍的親朋憐惜有加，解囊資助，方得以考入東京帝國大學，但終因滯納學費，三年級時被勒令退學。谷崎曾兩度來華。第一次是在1918年11月，谷崎經由朝鮮半島進入中國，由北向南，歷時約兩個月，游歷了江南一帶，回國后寫下《蘇州紀行》，表現(xiàn)出對中華文明的傾倒和對中國社會現(xiàn)實的關切。1926年1月至2月間，谷崎再度來華，這次他只游覽了上海一地，結識了內山完造，并經內山介紹，結交了郭沫若、田漢、歐陽予倩等一批作家和影劇界人士，與他們進行了多次交流，歸國后寫了《上海交游記》等文。值得一提的是，在《蘇州紀行》中，對在中國人面前驕橫傲慢的日本同胞，谷崎毫不猶豫地表示了不悅和批判，與同時代的一些作家相比，可說是難能可貴。而《上海交游記》也記錄了郭沫若、田漢慷慨陳辭、控訴西洋列強魚肉中國、傾吐身為中國青年的憂慮與苦悶的場面，并對之表示了同情。

除了這些游記，中國之行還帶給了谷崎創(chuàng)作靈感，結晶于《西湖之月》、《秦淮之夜》、《鶴唳》等一批作品之中。始終以羅曼蒂克的、充滿溫馨善意的目光審視中國，這是谷崎潤一郎有別于他人的特征。

與絕大多數(shù)日本游客不同，佐藤春夫1920年6月下旬來華時，他的目的地不是京津、蘇杭等觀光熱點，而是日本游客相對而言較少涉足的廈門。佐藤春夫是由當時業(yè)已淪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打狗（今高雄）乘船來到廈門的，由一位在廈門長大、在臺灣工作、會說日文的鄭姓青年導游，游歷了廈門、鼓浪嶼、集美、漳州等地。在佐藤的筆下，廈門客店里的經歷宛似偵探小說，鷺江的晚霞美不勝收，而飲酒、賞月的夜生活也被描繪得引人入勝。一曲《開天冠》所引發(fā)的對中國傳統(tǒng)音樂獨辟蹊徑的議論與闡釋，則充分展示了作者詩人的一面。漳州之行的所見所聞，對陳炯明在漳州所做所為的介紹，雖然難免道聽途說、管窺蠡測之虞，但仍有助于讀者了解往往為近代史主流研究所忽視的一段史實。這些見聞均記錄在《南方紀行》一書中，1922年由新潮社出版于東京。

佐藤春夫1892年出生于和歌山縣，慶應大學中退。中學畢業(yè)后曾入盟由與謝野鐵干、晶子夫婦領導的著名的“新詩社”，直接受到兩位大詩人的熏陶。早年學寫詩，后來則主要創(chuàng)作小說，但終生不曾放下詩歌創(chuàng)作的筆，《殉情詩集》是一時洛陽紙貴的名篇。他與谷崎潤一郎本是朋友，過從甚密，但一來二往之間，卻苦戀上了谷崎夫人千代子。1930年8月，谷崎、千代子、佐藤三人聯(lián)名致函各位友人，宣布千代子與谷崎離異，同相思了多年的佐藤結婚，這便是轟動一時的“谷崎讓妻”事件。《南方紀行》中所收的《朱雨亭其人及其他》一文中所謂“與有夫之婦，且是朋友之妻的女人墮入情網”，說的便是此事。敢于做出這種當時被視為“不道德”的行為，可見三位當事人的不為傳統(tǒng)道德觀念所束縛的勇氣。佐藤基本上不失為一個獨立思考的自由知識分子，也很熱愛中華文化，他還曾出版過一部很有影響的譯詩集《車塵集》，譯的全是中國古典詩歌。他也是魯迅的小說《故鄉(xiāng)》的第一位日文譯者。但在戰(zhàn)爭期間，佐藤春夫還是表現(xiàn)出在作為文學家之前他首先是個“日本人”。他甚至寫過類似“勸降書”的文章，勸告中國人放棄“先進文明同化后進文明”、歷史會重演的幻想，說這次不同于以往，日本人乃是帶來先進文明的征服者云云，為自己涂抹下了洗刷不掉的人生污點，而這也是那一時代大多數(shù)日本人難以逃脫的宿命。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恭謙未篡時。想到這一點，不禁在感慨認知、評價歷史人物困難的同時，也感到歷史人物處于強大外力壓迫下人生營為的不易；甚至會覺得像芥川龍之介那樣以非自然的方式中斷生命，從避免了要與自己祖國發(fā)動的侵略戰(zhàn)爭進行合作，從而逃脫了要面對后人道德斷罪的尷尬這一角度來看，竟不失為一種至福。

芥川龍之介，號澄江堂主人、我鬼、夜來花庵主等，1892年生于東京，1927年服過量安眠藥自殺。此人素有短篇圣手之譽，俳句也寫得臻于化境；早在東京帝國大學英文科就讀時，就以短篇小說《鼻子》獲得文壇盟主夏目漱石的激賞，一生留下了大量珠玉之作。芥川于1921年作為《大阪每日新聞》（《每日新聞》的前身）社的海外視察員來華訪問，由海路自上海入境，周游江南一帶后，溯江而上，遍訪蕪湖、九江、武漢、長沙，再驅車北上，游歷京津一帶，最后經由朝鮮半島回國。一部《中國游記》（改造社1925年出版于東京），記錄了這次歷時四個月的漫游中的見聞與感受，處處表露出作者的博學和睿智，以及對現(xiàn)實的敏銳洞察。最引人注目的，還是芥川對當時英美帝國主義在中國飛揚跋扈的揭露，而這在同時代的游記中，是少有具體言及的。

村松梢風可以說是以上海為賣點（selling point），賴寫上海而贏得文名，并因寫上海而為后世所記憶的作家。盡管他也寫過不少小說，但其最著名的作品，恐怕還是以《魔都》為代表的一批描寫上海各色人等的生活形態(tài)的游記。村松1889年生于靜岡縣，1961年去世。本名義一，梢風是他的號。1923年他第一次來上海旅行，即被上海的魅力吸引，從此幾乎每年都要造訪中國，發(fā)表了許多以中國大陸為舞臺的散文和小說。他稱光怪陸離、妖艷多姿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上海為“魔都”，并以此為題于1924年出版了第一部關于上海的著作，以充滿好奇的目光觀察賭徒、娼婦們的生態(tài)，強調東西文化大熔爐上海的異國情調。梢風描繪的上海形象影響、吸引了好幾代日本人，他所杜撰的“魔都”一詞，在日本遂成為舊時代上海的代稱。梢風還出版過《新中國訪問記》（1929）、《熱河風景》（1933）、《中國風物記》（1941）等多部訪華游記。

在這些出自日本人之手的游記作品中，我們會讀到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即作者們在眾口一詞地對中國的傳統(tǒng)文明、文化遺產表現(xiàn)出莫大的傾倒與敬佩的同時，又幾乎無一例外地對中國的社會現(xiàn)實投以批判的眼光，甚至露骨地表露出厭惡，言辭有的還會相當尖刻。這類厭惡與尖刻的深層，固然不無擠入列強之列、做上了“一等國”人民的日本人日益膨脹的民族優(yōu)越感，以及產生于這種優(yōu)越感的對鄰人的不遜與輕侮——而這其實正是我們的歷史學家們每每愛說的“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狼子野心”能夠得逞的群眾基礎。倘使羅馬帝國里只有愷撒等“一小撮人”是帝國主義分子的話，則那個龐大的羅馬帝國恐怕根本就不可能在歷史上出現(xiàn)。但平心而論，當時的中國鬼蜮橫行，腐敗成災，餓殍遍野，民不聊生，差不多已經到了窮途末日，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不論這雙目是生于華胄的臉上，還是長在夷狄的額下，也不論其眸子是黑色的還是藍色的，抑或是別的什么顏色。記得從前讀郁達夫先生的游記，其中也有這樣的文字：“江南的風景，處處可愛；江南的人事，事事堪哀?！薄敖显f是魚米之鄉(xiāng)，但可憐的老百姓們，也一并的作了那些武裝同志們的魚米了。”“這十余年中間，軍閥對他們的征收剝奪，擄掠奸淫，從頭細算起來，哪里還算得明白？”“逝者如斯，將來者且更不堪設想，你們且看看政府中什么局長什么局長的任命，一般物價的同潮也似的怒升，和印花稅地稅雜稅等名目的增設等，就也可以知其大概了?！边@篇題為《感傷的行旅》，作于1928年底，即芥川來游的八年之后，梢風訪滬的五年之后。“這十余年中間”云云，可知達夫先生所意識的中國現(xiàn)實，應與梢風、芥川等人所目睹的現(xiàn)實相交疊。而深黯國情的達夫先生在發(fā)完牢騷之后，也沒忘記自我解嘲兩句：“啊啊，圣明天子的朝廷大事，你這賤民哪有左右容喙的權利！”然而解嘲歸解嘲，面對這樣黑暗污穢、腐朽透頂?shù)默F(xiàn)實，作為身受其害的當事人，我們中國人自然無法視若無睹，甚至琢磨著要用革命這一最激烈最暴力的手段去改變它——芥川龍之介來華的1921年，正是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宣告誕生的那一年——莫非我們反倒真的要求外國人“且細賞賞這車窗外面的迷人秋景罷，人家瓦上的濃霜去管它作甚？”（《感傷的旅行》）甚至還要人家來為這黑暗的現(xiàn)實跌足叫好方才心滿意足么？這樣的心態(tài)豈不荒謬可笑？

最后還有一點需要在此略加說明。我們的譯本中所用的“中國”一詞，原文中幾乎無一例外統(tǒng)統(tǒng)寫的是“支那”。我們認為，中文里從來不曾有過“支那”一詞，因為它不是中文，故此需要翻譯。日本用“支那”作為正式名稱稱呼中國，當始于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建立之后。在此之前則稱中國為“清”、“清國”。至于非正式地稱中國人為“支那人”，則要更早一些。由于日本同中國一樣，也使用漢字，所以中國的國號可以直接以漢字名稱通，如“唐、宋、元、明”。何以到了“中華民國”時，日本一改以往直接使用漢字原名的習慣做法，別出心裁地要另外替中國取名“支那”（甚至在外交文書中，當時的日本政府也稱中國為“大支那共和國”，而不用中國自己的漢字國號）呢？這恐怕是因為此時自以為國力已足夠強大的日本，無法容忍中國繼續(xù)妄自尊大，自命為世界中心之國的緣故。而“支那”一詞，乃是模擬西文的譯音。如英文的China，法文的Chine，德文的China，意大利文的Cina，西班牙文的China之類，據(jù)說原是中國古稱“秦”的訛音。蓋國與國的交往一如人與人的交往，尊重對方應是禮尚往來的前提。而以對方自己為自己所取的名字呼稱對方，則是最起碼的禮貌。倘若對方自名“張三”，而我們偏偏不稱他“張三”，而是蠻橫地硬呼之為“李四”，甚至“王八”，那么顯然是有意污辱對方，毫無友好交往的誠意。而當時的日本官方，無疑是缺乏與中國友好往來的誠意的。至于連普通的日本百姓也人人稱中國為“支那”，則只能說明“廣大的日本人民”在這一點上也是不假思索地響應了政府的政策了的。當然，應當慶幸這一切都已經成為了歷史。但不可不注意的是，時至今日，在日本仍然有那么“一小撮人”，猶自堅持以“支那”稱呼中國。而日語中東中國海（East China Sea）、南中國海（South China Sea）的正式名稱仍然為“東支那?！焙汀澳现呛！?，只是不再使用“支那”這兩個漢字，改以片假名代替而已。我們愿意能有更多的國人正確地認知這一事實。

作為譯者，我們希望我們的譯作能夠為我們中國人正確地認識自己提供一點線索。同時也希望，它們能夠為真正的理性的中日友好做出微薄的貢獻。但我們最希望的，還在于能夠為諸位讀者在劬勞之余，帶來閱讀的樂趣。

1998年10月于呷奔國暗疏鄉(xiāng)

1. 編者注：收入本叢書《禹域鴻爪》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