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登龍門，欲展宏圖

第一節(jié) 初涉政壇，臥薪嘗膽

慶歷二年的這次殿試共取進士839人，這次科舉是北宋一朝最著名的科舉考試之一，因為本科涌現(xiàn)了大批在此后的北宋政壇上占據(jù)重要地位的人物。最令人的驚奇的是本次科舉甲科進士前四名中后來有三人做過大宋朝的宰相，這在此前歷代都是聞所未聞的奇事，這三個人分別是王珪、韓絳和王安石，而他們?nèi)说拿我舱檬菑牡诙恋谒呐判蛳聛恚荒懿蛔屖廊梭@嘆世事的巧合。

進士及第后王安石等人需要在京城做短暫的停留，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將要被外放到地方做官，在這段時間里，王安石與同科友人談古論今，過得好不愜意。慶歷三年（公元1043年），朝廷的任命狀下來了，王安石以秘書郎簽書淮南節(jié)度判官廳公事，簡稱淮南簽判。接到任命后，王安石很快打點好行裝匆匆踏上了赴任的旅途，開始了他全新的人生歷程。

在此我們簡單地介紹一下關(guān)于宋朝官制的一些情況。

宋沿唐制，官名官品不變，但內(nèi)容有所不同。

在中央，中書門下主管行政，一把手就是宰相，全稱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副宰相稱“參知政事”，簡稱“執(zhí)政”；樞密院主管軍事，一把手稱“樞密使”，副手稱“樞密副使”，或“同知樞密院事”。兩府合稱“中樞”。理論上，樞密院與中書平級，都算國家領(lǐng)導(dǎo)人。但實際上，很多人把當(dāng)宰相作為自己為官的最高目標，沒有幾個人把做樞密使當(dāng)一回事。

中央另設(shè)三司，包括鹽鐵司、度支司和戶部司，主管財政，一把手稱“三司使”，職位僅次于宰相，又稱“計相”，副手為“三司副使”或“三司判官”。兩府三司互不相干，由皇帝直接領(lǐng)導(dǎo)。這是當(dāng)時中央機構(gòu)的大致格局，后來神宗自己改過一次，史稱元豐改制。

在地方，行路、州、縣三級建制。仁宗時全國設(shè)十五路，一路相當(dāng)于現(xiàn)在一省。王安石當(dāng)時所在的淮南東路就是其中一路。路的主要領(lǐng)導(dǎo)是節(jié)度使和觀察使，但這兩個官職在宋朝基本上是個名義，并不常設(shè)。

路的常設(shè)職位有：

“轉(zhuǎn)運使”，全面負責(zé)，是實際上的一把手；

“經(jīng)略安撫使”，主管軍政；

“提點刑獄使”，則主管司法，王安石就曾做過這個官；

“提舉常平使”，主管財政。

四權(quán)分立，直接受皇帝領(lǐng)導(dǎo)。

從人口上來說，路下所設(shè)的州，只相當(dāng)于現(xiàn)在的縣，而宋時的縣，則僅相當(dāng)于現(xiàn)在的鄉(xiāng)。

淮南上任三個月后，王安石請假回鄉(xiāng)看望自己尚在老家的祖母，一是為了省親，還有一件事就是為了成親。這次回家期間，已經(jīng)23歲的王安石迎娶了他的表妹吳氏，也就是他舅舅的女兒，這一年吳氏19歲。見到舅舅時，王安石想起了當(dāng)年的那個神童方仲永，但是舅舅告訴他方仲永已經(jīng)才華盡失，和普通人沒什么兩樣了。王安石無奈地笑了笑，他早已預(yù)料到會有這一天，而《傷仲永》一文就是在此之后做出的。

既然回到了老家，王安石就不能不去看另外一個人，就是那個當(dāng)年與自己在京師相遇后便結(jié)成好友，此后書信往來不斷的曾鞏。曾鞏也是撫州人，他第二次科舉再次失利，不得不在家中繼續(xù)等待著下次機會。誰知還未等他前去拜訪年長于自己的好友，曾鞏聽說王安石回鄉(xiāng)后就已經(jīng)等不及找上門來了。好友相見自然是萬分高興，相談甚歡。曾鞏曾作詩《過介甫》記敘他與王安石的這次相見，詩云：

日暮驅(qū)馬去，停鑣叩君門。

頗諳肺腑盡，不聞可否言。

淡爾非外樂，恬然忘世喧。

況值秋節(jié)應(yīng)，清風(fēng)蕩歊煩。

徘徊望星漢，更復(fù)坐前軒。

曾鞏《局事帖》

兩個才子的相見，詩文附和當(dāng)然是少不了的。王安石這次回來新作了一首名為《還自舅家書所感》，曾鞏讀后立即附詩一首《酬介甫還自舅家書所感》。王安石在臨行前又去回訪了曾鞏，臨別時王安石作《同學(xué)一首別子固》贈予曾鞏。無論是對曾鞏還是王安石，他們之間的詩文附和、往來的數(shù)量在他們的一段時期的作品中都占據(jù)了相當(dāng)大的部分，可見二人之間的關(guān)系是異常親密的。

在家鄉(xiāng)的日子里，王安石思考了很多，包括他的過去和未來。在回憶過去時王安石寫下了一首長詩《憶昨詩示諸外弟》，詩云：

憶昨此地相逢時，春入窮谷多芳菲。短垣囷囷冠翠嶺，躑躅萬樹紅相圍。

幽花媚草錯雜出，黃蜂白蝶參差飛。此時少壯自負恃，意氣與日爭光輝。

乘閑弄筆戲春色，脫略不省旁人譏。坐欲持此博軒冕，肯言孔孟猶寒饑。

丙子從親走京國，浮塵坌并緇人衣。明年親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磯。

端居感慨忽自寤，青天閃爍無停暉。男兒少壯不樹立，挾此窮老將安歸。

吟哦圖書謝慶吊，坐室寂寞生伊威。材疏命賤不自揣，欲與稷契遐相希。

旼天一朝畀以禍，先子泯沒予誰依！精神流離肝肺絕，眥血被面無時曦。

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載厭食鐘山薇。屬聞降詔起群彥，遂自下國趨王畿。

刻章琢句獻天子，釣取薄祿歡庭闈。身著青衫手持版，奔走卒歲官淮沂。

淮沂無山四封庳，獨有廟塔尤峨巍。時時憑高一悵望，想見江南多翠微。

歸心動蕩不可抑，霍若猛吹翻旌旗。騰書漕府私自列，仁者惻隱從其祈。

暮春三月亂江水，勁櫓健帆如轉(zhuǎn)機。還家上堂拜祖母，奉手出涕縱橫揮。

出門信馬向何許，城郭宛然相識稀。永懷前事不自適，卻指舅館排山扉。

當(dāng)時髫兒戲我側(cè)，于今冠佩何頎頎。況復(fù)丘攀滿秋色，蜂蝶摧藏花草腓。

令人感嗟千萬緒，不忍蒼卒回驂騑。留當(dāng)開樽強自慰，邀子劇飲毋予違。

這首詩概括了王安石從記事起到現(xiàn)在的十余年的歷史，生動地再現(xiàn)了他的成長歷程。清朝著名政治活動家、學(xué)者梁啟超在《王安石傳》中認為：“此乃不啻公（王安石）二十三歲以前自述之小傳也。其天性孝友之純篤，固盎然溢于楮墨間，而所謂欲與稷契遐相希者，蓋自弱冠時而所志固已立矣。”這首詩也成為后世研究青少年時期的王安石的最重要的材料之一。

回鄉(xiāng)探親的時間過得很快，王安石辭別祖母，再次踏上了回揚州的路途。淮南簽判是王安石入仕后做的第一份工作，他自然想利用這個機會來實現(xiàn)自己遠大的抱負。然而簽判只是一個掌管文書事務(wù)的小官，說白了就是知州的幕僚而已。王安石并不能在這個位置上有什么作為，但是又不能改變什么，只能安心等待機會。于是，王安石除了處理一些日常公務(wù)，把他的所有心思都用在了讀書上，當(dāng)然他不是死讀書，而是要從中領(lǐng)悟治國之道，這才是他的興趣所在。

蔡條曾在《鐵圍山叢談》里記了一個這樣一個故事：

話說在揚州的官衙里，栽著一盆有名的菊花，名為“金腰帶”，當(dāng)時的人都以為是富貴花，可以知人富貴。花開之時，多吐三蕊，但有一天，卻有一朵吐了四枝蕊。

正巧，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今河南省安陽市）人，為北宋名臣，歷經(jīng)三朝。兩度拜相，有“宋朝第一相”之稱——手拿公文，在官衙的大院當(dāng)中思考著一些瑣事，無意間看到了這朵四蕊菊花，心里十分高興，就請了當(dāng)時同在揚州的監(jiān)郡王珪和王安石一道賞花，為了和“金腰帶”里的四蕊對應(yīng)，韓琦又請了一個客人。但事有湊巧，那位客人卻因為臨時有事情來不了了，韓琦只好和王安石、王珪三人賞花，談笑風(fēng)生之間，突然有人來報，故相呂夷簡的兒子呂公著出差路過，前來看望韓琦，四個人便一起賞花，言談甚歡。

這本是一個普通的記事，也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蔡條卻偏要故弄玄虛，在故事結(jié)尾說：韓琦、王安石、王珪、呂公著四人先后為相，正應(yīng)了金腰帶吐出的四蕊之兆。于是，這則筆記的味道就全變了。

就在揚州任上的第一年，北宋朝廷發(fā)生了一件大事，在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的呼吁下，仁宗皇帝最終采用了范仲淹呈上的《答手詔條陳十事》中的大部分建議，宣布實施變法，史稱“慶歷新政”。范仲淹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以整頓吏治為中心，他希望通過提高官僚隊伍素質(zhì)來緩和階級矛盾，進而達到克服危機，穩(wěn)定統(tǒng)治秩序的目的。一時間大宋朝似乎又重現(xiàn)了建國初期的欣欣向榮之景。王安石對這次改革自然也寄托了很大的希望，但是他總覺得改革似乎有什么不完善的地方，因為缺少實際經(jīng)驗，他也不能提出什么更好的辦法來，只能時刻注意著這次改革的成效。果然好景不長，由于“新政”針對的是官僚階層，也就不可避免地觸犯了特權(quán)階層的既得利益，這自然招致他們的強烈反對。保守派官僚和受到打擊者向皇帝惡意攻擊范仲淹等人結(jié)朋黨、欲叛亂。這些誣告動搖了仁宗皇帝的決心，范仲淹無法再繼續(xù)正常工作，最終他只能被迫自請調(diào)西北前線任職，富弼、韓琦等與變法有關(guān)的人也都被貶官罷職。慶歷五年（公元1045年）初，新法皆被廢除，全國剛剛有所好轉(zhuǎn)的局面再次陷入了危機之中。

“新政”的失敗無疑讓王安石深感惋惜，但也更加堅定了他要變法改革的決心。慶歷五年，也就是在揚州任上的第三年，韓琦被貶為揚州知州，成了王安石的頂頭上司。按照常理，才能卓越、力圖革新的韓琦應(yīng)該會對這個才華橫溢、志向遠大的下屬高看一眼，但是事實卻恰好相反，他們之間一直都沒有建立起融洽的私人關(guān)系、甚至在后來還曾因為政見不同相互攻擊過對方。

究竟是什么原因?qū)е铝送醢彩c這個自己結(jié)識的第一位名臣的關(guān)系不融洽呢？對于這個問題，一些宋人的筆記中都有描述，他們多認為是因為王安石的品格原因造成了二人的不和。但是這些人大多與王安石有利害關(guān)系，或是不滿其思想，或是沿襲他人觀點，對王安石的評價多有不公。因此對于這些人的記錄必須詳加考證取舍?！睹佳孕袖洝ず蠹酚涊d了關(guān)于韓、王二人的這樣一個故事：

司馬光

韓琦為揚州知府時，王安石為簽判。王經(jīng)常通宵達旦讀書，困的時候隨便趴在桌子上就瞇一會，經(jīng)常剛一睡就到了該工作的時候了，于是他就只能急急忙忙地往工作地點跑去，常常都會因此來不及洗漱。韓琦見到王安石這個樣子，認為這個年輕人估計是夜里飲酒作樂，才會以這個樣子出現(xiàn)的。因此，他有一日找了個機會對王安石說：“你還年輕，需要的是多讀書，不能輕易地放棄自己?！蓖醢彩牶?，并沒有為自己做辯解，只是低頭不語。而當(dāng)他退下的時候曾對人說：“韓公不懂我?！焙髞硗ㄟ^一段時間的相處，韓琦終于認識到了王安石的才能，想要收他為門生，但是王安石卻始終都不肯接受。這就是王安石的為人，簡單而純粹，他一直認為，清者自清，不辨亦清，濁者自濁，萬辨尤濁。這個故事在許多史料、筆記中都有記載，可信度頗高。

同時，據(jù)說王安石經(jīng)常與韓琦因為政見不一而產(chǎn)生分歧。最終韓琦與王安石這兩個北宋時期重要的風(fēng)云人物在朝夕的相處中卻因為諸多誤會沒有能夠結(jié)成融洽的私人關(guān)系。雖然這兩人之間沒有能夠結(jié)成良好的私人關(guān)系，甚至一度攻擊過對方，但這些攻擊都是因為政見的不同，二人也不是那種水火不容的關(guān)系。王安石的作品中有數(shù)篇都與韓琦有關(guān)，而且這些作品幾乎都是對韓琦的褒揚，并無半點不敬之意。如他在《先狀上韓太尉》中曾說過：“昔者幸以鄙身托于盛府，無博才以參籌策之用，有疏節(jié)以累含容之寬。”甚至在后來他還曾批評自己早年對韓琦的偏見，說自己：“久而再惟，滋以自愧?！辟潛P韓琦有“憂國愛君之操，任民恤物之方”，所以能夠“賓禮賢豪，包收疵賤”。當(dāng)然，此乃后話。

第二節(jié) 為官一任，造福一方

慶歷五年（公元1045年），王安石已經(jīng)在揚州任上干了三年，他的任期已滿。由于和知州韓琦相處的并不融洽，因此任期一到王安石便立即離開了揚州，回京師述職。按照宋代的制度，進士高第（前五名）后，是可以獻文向朝廷請求任館職的，因為那個時代重文輕武、特別是館職，能夠進入那里的都是被認為文采一流的人物，這也是一條更能快速升遷的道路。但是王安石并沒有選擇這條路，他認為自己缺少實干的經(jīng)驗，工作閱歷也不足，他想先尋找一個地方來試驗他的想法，因此主動要求外放至地方。

慶歷七年（公元1047年），王安石被任命為鄞縣（今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qū)）知縣。這一年，王安石28歲。雖然這次他做的不過是一個小縣的縣令，但這也足以讓他很興奮了，因為他不再是別人的幕僚，而是可以自己做主了。接到任命后，王安石懷著激動的心情馬不停蹄地趕到了這個沿海的小城。剛一到任，他就迫不及待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鄞縣是王安石從政后的第一塊試驗田，他在治理鄞縣的時間里，把自己多年以來積累的想法和抱負統(tǒng)統(tǒng)用在了這里，此地也寄托著他莫大的期望。在鄞縣任上時，王安石做出了相當(dāng)卓越的成績，他把鄞縣治理得井井有條，一派繁榮之景。王安石在鄞縣任上做出的成績最為令人稱道是在那里興修水利。初到鄞縣的王安石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發(fā)現(xiàn)全縣只要一到旱季就極度缺水，尤其是農(nóng)業(yè)用水。按說鄞縣是個水源十分充足的地方，怎么會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呢？于是，王安石決定要弄清楚事情的原委再決定解決方案。據(jù)《王安石全集·鄞縣經(jīng)游記》記載：

慶歷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xiāng)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碶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謀作斗門于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決渠之口，輔以入于瑞巖之開善院，遂宿。甲申，游天童山，宿景德寺。質(zhì)明，與其長老瑞新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堂……

他的這次考察共用了13天，走了數(shù)百里路，所到之處王安石都詳細記載了當(dāng)?shù)剞r(nóng)田水利的現(xiàn)狀。

通過這次走訪，他對當(dāng)?shù)厮ㄔO(shè)的總體有了一個客觀真實的認識，并得出了結(jié)論。王安石認為：

鄞之地邑，跨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而深山長谷之水四面而出，溝渠澮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時，置營田吏卒，歲浚治之。人無旱憂，恃以豐足。營田之廢，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并，向之渠川，稍稍淺塞，山谷之水轉(zhuǎn)以入海而無所潴。幸而雨降時至，田猶不足于水；方夏歷旬不雨，則眾川之涸可立而須。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而旱輒連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

大意是說，鄞在五代時期曾重視興修水利，還曾設(shè)置營田官吏專門負責(zé)疏浚河道，因此此地的人民一直沒有干旱的煩惱。但是到現(xiàn)在那些原來的設(shè)施都已經(jīng)荒廢了幾十年，而本地的官員們卻都不顧民生，根本不去發(fā)現(xiàn)問題、解決問題，導(dǎo)致鄞縣今天這個狀況的不是因為老天而是因為人的不作為。既然找到了事情的原因，王安石就迫不及待地開始解決這一問題。他召集部署制定了一套興修水利的方案──開渠、筑堤。

就在鄞縣任上的第一年，王安石組織全縣鄉(xiāng)民投入到了興修水利的工程中去。各地鄉(xiāng)民聽說新來的知縣要興修水利，都非常高興，他們紛紛主動報名，干活也十分賣力。他們知道，這是在為自己利益干活，一旦建設(shè)好了就再也不用擔(dān)心旱澇災(zāi)害了。經(jīng)過全縣上下的共同努力，一系列的水利工程得以順利完工。為了紀念王安石的功績，鄉(xiāng)民們把其間修建的一條長達十五公里的海塘命名為“王公塘”。自此之后，鄞縣縣民再也不用一到旱天就發(fā)愁了。

在興修水利的同時，王安石還施行了青苗法。眾人皆知王安石在熙寧年間當(dāng)政時曾在全國推行過青苗法。就不知早在他擔(dān)任鄞縣知縣之時就已經(jīng)對此有了成熟的想法，并加以實施，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王安石很早就發(fā)現(xiàn)，一到災(zāi)荒之年，農(nóng)民就不得不向地主借糧、借款度日，進而就要忍受地主的重利盤剝，最終只能賣房、賣地、出賣勞力，甚至最終導(dǎo)致家破人亡，農(nóng)民為此苦不堪言。在鄞縣上任后，這種情況時有發(fā)生，更讓他揪心。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王安石決定在全縣推行青苗法。

所謂青苗法，即是在青黃不接的季節(jié)，由官府開倉把糧食借給農(nóng)民，到了秋收之后再由農(nóng)民把糧食還給官府，并支付少量的利息。這樣一來，就能有效解決災(zāi)荒之年農(nóng)民的境況。這一方法一方面緩和了日趨緊張的社會局勢，同時還能使官倉里的糧食得到更新，可謂是一舉兩得。這次成功的實驗給了王安石很大的信心，這也為他在多年以后主持的改革積累了相當(dāng)豐富的實踐經(jīng)驗。

好學(xué)的王安石對教育的重視程度自然毋庸置疑，他深刻地認識到教育對于社會的重要性。要振興國家，首要在于人才，而人才之興全在教育。王安石的這種重視教育的思想在他的文章中曾有過明確的闡述，慶歷八年（公元1048年）王安石作《慈溪縣學(xué)記》，其中有“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xué)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一句。

他打破傳統(tǒng)，大膽地把鄞縣供人祭拜的孔廟改成縣學(xué)，并四處找尋名師任教。王安石得知慈溪有一人名為杜醇，字臺石，此人在當(dāng)?shù)氐赖聦W(xué)問名聲頗佳。于是王安石便親自去見杜醇，與杜醇詳談之后，他認為：“而吾所見其邑（即慈溪）之士……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xué)行宜為人師者也?！睘榱苏埗糯汲錾?，王安石先后兩次親自寫信給他。在《請杜醇先生入縣學(xué)書》中，他聲稱：“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臣。……夫謗與譽，非君子所恤也，適于義而己關(guān)。不適于義向惟謗是恤，是薄世終無君子也，唯先生圖之?！弊罱K他的真心打動了杜醇，杜醇答應(yīng)了入縣學(xué)任教。因為王安石的重視以及名師的教導(dǎo)，一時間鄞縣縣學(xué)異常繁榮，人數(shù)多達二百余人。縣學(xué)的開辦為鄞縣培養(yǎng)了大批人才，教化了風(fēng)氣，對當(dāng)?shù)氐慕逃聵I(yè)可謂功德無量。

在醉心于工作的同時，王安石沒有忘記一件事：父親王益還沒有正式下葬。于是，就在他上任的第二年，王安石抽出時間回到了江寧把父親下葬。已經(jīng)去世九年的王益此時才正式安息于牛首山，據(jù)說此地是他生前就已經(jīng)選定好的。安葬了父親后，王安石還請摯友曾鞏為父親作了墓志銘。這樣，多年縈繞在王安石心頭的一件事終于解決了，他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自己的事業(yè)中去了。

在鄞縣任上的三年，王安石兢兢業(yè)業(yè)，以富民強縣為己任，短短數(shù)年間鄞縣地區(qū)的生產(chǎn)、生活面貌已經(jīng)發(fā)生了極大地改觀，社會矛盾緩和，人民的生產(chǎn)積極性相對提高，在浙江一省一枝獨秀，令人贊嘆。這時我們在他的身上似乎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王益。王益早年為官之時總是能夠做到一心為民，所到之處皆有政績，這對早年的王安石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這時的已到而立之年的王安石終于可以對著父親的靈位問心無愧地說一聲：“爹，我終于沒有辜負您的期望！”

多年以后，鄞縣地區(qū)的百姓在鄞縣“東八十步”修建了荊公祠，又名實圣廟，以紀念王安石在此地所做出的卓越貢獻，祠內(nèi)一直香火不斷，至清朝仍存。鄞縣地區(qū)現(xiàn)在還有安石鄉(xiāng)等與王安石密切相關(guān)的一些名稱，可見王安石在當(dāng)?shù)氐挠绊懼睢?/p>

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王安石在鄞縣任期已滿，他回鄉(xiāng)探親并等待朝廷的任命。第二年，即皇佑三年（公元1051年），朝廷的任命狀下來了，王安石被任命為舒州（今安徽省潛山縣）通判，加殿中丞。其實就在這一年，王安石還是有機會任館職的，但是他仍主動放棄，赴舒州上任去了。

潛山圖

舒州，即現(xiàn)在安徽省潛山一帶，地理位置相對比較閉塞，但卻有種當(dāng)年陶淵明筆下“世外桃源”的味道。當(dāng)時王安石坐船而來，上岸以后，漫步走在山間小路上，路兩旁的繁花野草爭相斗艷，樹木郁郁蔥蔥，蜿蜒立于小路旁。遠處霧氣迷漫了整座青山，好似進入了仙境一般。雖已初夏，卻有絲絲涼意，王安石深深吸了一口山間清氣，頓覺沁人心脾。

王安石來舒州時，是以“殿中丞”的頭銜來此赴任的，當(dāng)時，“殿中丞”是從五品。而通判卻是正六品，只比縣令高一品。當(dāng)時的舒州知州，有人說是蔡襄，但據(jù)記載，蔡襄曾在中央歷任一些重要官職，在地方做過福建路轉(zhuǎn)運使，知泉州、福州、開封和杭州府事，卻并沒在舒州做過官。

如果說蔡襄做過舒州知州，王安石肯定會在詩文中有所記錄，但王安石在給他弟弟王安國的一首詩《到舒州次韻答平甫》中卻說：

只愁地僻無賓客，舊學(xué)從誰得指南。

如果有蔡襄在，王安石一定不會有此感嘆，因為蔡襄當(dāng)時無論在文學(xué)方面還是在書法方面，均屬大家風(fēng)范。

《姑蘇志》里的一條史料是這樣記載的，在1051年到1053年之間，舒州知州是王琪。

說到王琪，肯定很少有人知道。據(jù)記載，當(dāng)年晏殊的“無可奈何花落去”寫出來以后，自己無論如何也寫不出下句來，就是王琪，無意間說了一句“似曾相識燕歸來”。

三國時的周瑜就是潛山人。王安石一到，便興高采烈地到處詢問：周公瑾故居在哪里？但當(dāng)?shù)厝烁緵]聽說過這個人，都說不認識，只有一個彎腰駝背的老頭瞪大了眼睛聽王安石問了半天，終于恍然大悟，明白過來了。他急忙拉著王安石衣襟向前指點道：“這里我年齡最大，見識最廣，你算是問著了，除了我知道，沒別人知道。前面再走三里路，轉(zhuǎn)過山梁，那棵老槐樹下面，就是周公井，水好著呢?！?/p>

王安石在舒州，畢竟不是一把手，做什么事情總是要請示一下上級，自己不便越職言事，所以，王安石就偶爾抽出時間去山里轉(zhuǎn)一轉(zhuǎn)，寫了不少詩，今錄其一首《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

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圍。

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

王安石在游玩的同時，還四下走訪，了解山中百姓的生活，發(fā)現(xiàn)他們都很窮困，王安石曾感慨作《感事》長詩，詩中寫道：

豐年不飽食，水旱尚何有？

雖無剽盜起，萬一且不久。

這首詩表現(xiàn)了王安石對當(dāng)時百姓的窮困現(xiàn)狀相當(dāng)擔(dān)憂，并進一步描寫農(nóng)民的凄慘情況：農(nóng)民們?nèi)绱烁F困，官吏們卻為所欲為，到處敲詐勒索。而農(nóng)民們田地里的莊稼沒有收成，肚子都吃不飽，更拿不出錢來，他們一味地哀訴乞求，得到的卻是官吏的鞭打棍敲。冬天天冷少糧之時，許多老弱病殘者就會悲慘地死去。但官府的糧倉卻緊緊關(guān)閉，正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王安石來到這個荒涼落后的州郡為知州的副手，大事不能自己做主，不能替百姓分憂解難，心里常常慚愧內(nèi)疚。雖然對農(nóng)民有哀憐同情之心，卻又拿不出十分有效的辦法。

詩的最后，王安石提出，希望同僚和朋友也與自己一樣，為百姓擔(dān)憂和感傷。盡力為老百姓做一點實事。詩寫的平淡樸實，雖然沒有“大江東去”狂放與豪邁，但卻是王安石內(nèi)心真情的自然流露。面對農(nóng)民窘迫的生活情況，王安石向知州王琪提出在舒州放青苗錢救民，但卻被一口拒絕。

王安石并沒有因此而放棄，官府不愿出面，王安石又想到了另一條途徑，就是請民間有能力的富豪大戶出面借錢救困。因為各地大戶的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良田美地，應(yīng)該有這個能力。

大宋對土地兼并的政策很明確：“本朝不抑兼并?！痹谶@種情況下，富人越來越富，往往“富有彌望之田”，而窮人則越來越窮，“貧無立錐之地”。

王安石在地方工作多年，對這一現(xiàn)象了解很深刻，曾作《兼并》一詩。王安石在詩中建議必須對兼并之家加以制裁和打擊。在《兼并》詩成之后，王安石還寫過一首題作《寓言》的詩。

在《寓言》中，王安石說：如果誰家遇到婚喪嫁娶卻無錢操辦，政府就應(yīng)該借給他錢以解除其憂愁；如果誰家無錢種地，政府也應(yīng)借給他糧食種子以幫助其度過危機，等到萬物豐盈時，再收回本利，物質(zhì)缺乏時我再拿出來幫助百姓；如果做官的不明白這些道理，只是空談抑兼并，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由此可見，王安石抑兼并的本質(zhì)就是救困、扶危、養(yǎng)民。

為了能向大戶借錢救困，王安石到處奔波，但并沒取得什么結(jié)果。有一首題為《發(fā)廩》的詩，記下了王安石所發(fā)出的感嘆：

駕言發(fā)富藏，云以救鰥惸。

崎嶇山谷間，百室無一盈。

就是說，我到處請人出錢用來救濟鰥寡孤獨之家，但卻因這里的人都很窮，沒有人能出得起錢。

然后王安石繼續(xù)大發(fā)感嘆，說看到有人拋棄挨餓的嬰兒，怎么能不痛心疾首，究竟怎么做才能解決這些問題呢？就我個人而言，只能是多愛護百姓。

就在王安石為了百姓到處忙碌，鼓勵農(nóng)民多種糧食，讓他們自救時，突然有一個人來訪，這個人就是后來名聲不亞于王安石的沈括。原來沈括回老家錢塘為父親沈周辦喪事，此次是專門來請王安石為父親寫墓志銘的。

當(dāng)時人寫墓志銘，都要請社會名流，這也可從一個側(cè)面看出，當(dāng)時的王安石官職雖不顯赫，但才情卻早已名滿天下了。我們沒有找到沈括和王安石首次見面的一手資料，但沈括不可能如此冒昧直接找上王安石，所以，極有可能是王安石在游錢塘?xí)r，就已與沈家相識地，因為也就在這一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娶沈括的表侄女為妻，結(jié)果王安石倒比沈括小了一輩。不過這也正說明，王安石與沈家相識已久。

王安石除了四處察訪民情外，其余時間也沒有閑著，而是忙于整理杜甫詩集，他把自己收集到的一些少為人知的杜詩重新加以編訂，編輯為《老杜詩后集》，并親自作序。這對于杜甫詩的發(fā)掘和保存起到了相當(dāng)有益的作用。

一天，王安石正在書房寫字，突然進來一個五十多歲的地方官員。王安石在各縣察訪時見過這個人，正是舒州治下豐南縣知縣陳圣，已經(jīng)做了十幾年知縣，曾經(jīng)因夸大水災(zāi)冒領(lǐng)救濟款而受過處分，所以一直沒能得到升遷，按照當(dāng)時的規(guī)定，官員任滿一屆后，就要進行相應(yīng)的考核，陳圣便花了很多錢，把全州上下的官員們賄賂了個遍，力爭能有機會再升一級。

陳圣見到王安石之后，小心翼翼地從懷里摸出一個布包：“王大人，在下見王大人剛到敝地，生活上頗少照料，這是下官的一點心意，還請王大人笑納。”

王安石當(dāng)時便對陳圣道：“陳大人，我們?yōu)楣僦耍瑧?yīng)當(dāng)上不辜負皇上，下不辜負黎民百姓，你這樣做，如何對得起那些死去的百姓呢？”

陳圣點頭笑道：“王大人說哪里去了，王大人整日辛苦，在下表示一下心意，也是應(yīng)該的。再說，在下這點心意，不單是我一個人的心意，也是我們舒州全州百姓的共同心意啊，請王大人千萬笑納?！?/p>

王安石看不慣官員們的這種貪污腐敗，對陳圣冷臉相對，把陳圣罵了出去，后來在陳圣的考核評語上寫了四個字：“行為有缺。”

陳圣再一次升官夢破滅。從此以后，再沒有人敢找王安石開后門。

在王安石科舉高中直至任舒州通判的這些年中，有幾件事值得一提。

第一件事情是歐陽修上書推薦王安石。王安石的好友曾鞏雖然兩次科舉落第，但是他的才華深得朝臣歐陽修的賞識，兩人的關(guān)系較為親密。王安石中科舉后，曾鞏就曾向歐陽修推薦過他，曾鞏稱：

鞏之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

歐陽修當(dāng)時的態(tài)度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據(jù)常理分析，歐陽修贊賞曾鞏的學(xué)問，而曾鞏又如此抬高王安石，歐陽修自然不會等閑視之。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歐陽修上書推薦王安石，稱其：“學(xué)問文章，知名當(dāng)世，守道不茍，自重其身”。

第二件事情，就是當(dāng)時的有一個叫陳襄的官員本著為國求賢的目的，向朝廷呈上《上薦士書》，書中推薦的人才中就有王安石。陳襄稱其：“才性賢明，篤于古學(xué)，文辭政事，已著聞于世?！?/p>

至和元年，王安石在舒州的任期已滿，在即將離開舒州赴京之時，他沒有了卸任時的輕松之情，有的只是無限的遺憾與感慨，臨別時還賦詩一首：

皖城西去百重山，陳跡今埋杳靄間。

白發(fā)行藏空自感，春風(fēng)江水照衰顏。

不難看出，王安石對舒州一任，是很不滿意的，因為自己沒有實權(quán)，基本沒有做出什么成績來，所以才會“白發(fā)行藏空自感”。

第三節(jié) 短暫京官，屢求外任

剛到京城，王安石就接到了朝廷任命，讓他任集賢院校理。這是多少文人夢寐以求的“清要”之位，通常要經(jīng)過大臣推薦，并經(jīng)過嚴格考試才能任用。一般人在京城候職往往要等上很長時間，有人等了一年也等不到一個官職，王安石卻一進京城就出任此職。其他候職的人看了，難免心生妒忌。更重要的是，一般人擔(dān)任館職，需任滿一年以后才可以轉(zhuǎn)任他職，換句話說，一年之內(nèi)還可以升官，這無疑是最大的恩寵了，換作別人早已受寵若驚了?，F(xiàn)在朝廷卻向王安石許諾，可以不需要干滿一年，就可以調(diào)任他職。

這就等于暗示王安石，先在集賢院里工作一段時間，馬上就會有大用。這無疑使他人的嫉妒心更重了。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王安石卻拒絕出任集賢院校理，寫了《辭集賢校理狀》，說自己“先臣未葬，二妹當(dāng)嫁。家貧口眾，難住京師”，請朝廷收回任命，把他放到地方去工作。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過了一個月，中書再次下發(fā)任命，內(nèi)容與上次相同，仍然要求王安石出任集賢院校理，被王安石再次拒絕。十幾天后，中書再下任命，并附了一個附件，要求不得再推辭。此次，眾人對王安石的嫉妒之情達到了無以復(fù)加的程度，同時也期待著王安石對此會采取何種態(tài)度。

王安石卻再上一封《辭集賢校理狀》。說自己確實是為生活所迫，如果朝廷非要如此任命，“不獨傷臣私義，固以上累國體”，就是說，不但讓我王安石難辦，而且還讓政府難辦，長此下去，若有人借此機會投機取巧，敗壞朝廷，那就是我王安石的罪過了。

但是王安石此舉，令天下文人大受刺激，“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嘗欲授以美官，惟患其不肯就也”。王安石數(shù)辭集賢院校理之職，宰相陳執(zhí)中也為此甚感惱火。

陳執(zhí)中本來還要下令讓王安石就任，但他家里卻出了一件事情。一個叫迎兒的丫環(huán)被活活打死了。陳執(zhí)中怕因此事給自己招惹麻煩，于是上書請仁宗派官員來查自己的案子。不久此事就因種種原因不了了之，各種流言蜚語也就銷聲匿跡了。

所以，受到牽連的陳執(zhí)中心情原本就十分的煩躁，再加上王安石的屢次辭職，這對陳執(zhí)中來說無疑就是火上澆油，心里愈發(fā)的不痛快，就把王安石的辭職信往桌上一扔：“這個王安石，簡直就是倔到家了，別人想進集賢院還進不了，他倒好，一個勁地推辭，晾他幾個月再說?！?/p>

王安石就這樣被晾在京城里了。

恰就在此時，海門縣令沈起前來拜會王安石。

沈起是鄞縣人，王安石在鄞縣工作時兢兢業(yè)業(yè)，給沈起留下了極好的印象，所以沈起借進京的機會特來拜見王安石。

沈起告訴王安石，他學(xué)習(xí)王安石在鄞縣興修水利的做法，正在海門通河疏水筑堤防潮，想請王安石前去指導(dǎo)一下。王安石一向贊成興修水利，聽了沈起的話，十分感興趣，此時朝廷也沒什么新的消息，于是他就隨沈起一起到海門去了。

王安石在海門，先參觀了沈起修的幾處水利工程，又看了看臨海大堤，對沈起的工作很滿意，特意寫了一篇《通州海門興利記》，表揚沈起，并希望其他地方官員都能向沈起學(xué)習(xí)，老百姓的日子就好過多了。

從海門回來，王安石順道去了一趟褒禪山，并寫下了名文《游褒禪山記》。褒禪山地處安徽含山縣，相傳唐代有個叫慧褒的和尚在此修行，死后就葬在山上，可能這個和尚也有點名氣，這個山就被命名為褒禪山。

褒禪山華陽洞

《游褒禪山記》原文：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陽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

其下平曠，有泉側(cè)出，而記游者甚眾，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雖好游者不能窮也，謂之后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游之樂也。

于是余有嘆焉：古人之觀于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游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zhèn)ァ⒐骞?、非常之觀，常在于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于人為可譏，而在己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后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xué)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王安石這種平實的寫法，需要人潛下心來去體會，用心去和作者進行一番心靈上的交流，才能從他的文章中，體會到他當(dāng)時的心境。而且文中一些詞句的用法，初看時，平淡無奇，但如果靜下心來慢慢體味，才知王安石用字之精妙。王安石在這篇文章里表達的思想是：無論做任何事情，都要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即使結(jié)果不遂人愿，但只要自己問心無愧，不給自己留下任何遺憾就可以了。

假使以這種觀點來衡量王安石變法的結(jié)果，那對于王安石本人來說，未必不是一種成功，王安石雖因司馬光盡壞新法而郁郁而終，但是王安石已經(jīng)盡力了，他也沒什么好遺憾和后悔的了。

王安石從褒禪山回來，仍在京城待命。這時歐陽修幫了王安石一把，他對陳執(zhí)中說：“王安石既然不想做集賢院的校理，干脆就再提他一把，讓他做群牧司判官吧。”

陳執(zhí)中一想也好，老把王安石晾在京城也不是個事，于是便再次下命，委任王安石群牧司判官之職。

歐陽修也擔(dān)心王安石還會拒絕，就親自給王安石寫信，并讓王安石的好友韓絳前去勸王安石不要再拒絕朝廷的任命，否則可能會影響到他今后的仕途。

韓絳見了王安石，先拿歐陽修的信給他看，然后對王安石道：“你不要再一味地固執(zhí)下去了，胸懷天下之人，從不拘泥于小節(jié)，凡事都要慢慢積累，你先在這個職位上好好干著，以便等待更大的時機來施展你的抱負?！蓖醢彩妓髁季茫罱K默默地點了點頭，答應(yīng)了下來。

群牧司是真宗朝所設(shè)，專管全國馬政，直屬樞密院，一般情況下由樞密院副使任一把手。王安石所擔(dān)任的群牧司判官是在群牧司下設(shè)的判官廳工作，職務(wù)比集賢院校理高一級，而且待遇比較優(yōu)厚，這樣就可以幫助王安石解決經(jīng)濟問題了。事已至此，王安石也不好再推辭，只好赴任去了。

但任命剛剛下來，卻出現(xiàn)了一個小小的插曲。

當(dāng)時有一位館閣?？泵猩蚩担诔⒁呀?jīng)是任職多年了，聽說王安石被破格提任群牧司判官，一肚子不高興，就直接找到宰相陳執(zhí)中，希望能夠任命自己為群牧司判官。

陳執(zhí)中因之前種種不快而耿耿于懷，恰巧沈康在這時撞到了陳執(zhí)中的槍口上，陳執(zhí)中當(dāng)然不會客氣，便指著沈康道：“王安石辭讓集賢院校理，故朝廷優(yōu)與差遣。而且，朝廷設(shè)館閣，為的是優(yōu)待天下賢才，就當(dāng)以德為先，你卻直接來搶，和王安石比，情何以堪！”

一通話，讓沈康慚愧不已，沮喪地退了下去。

王安石到群牧司任職之后，認識了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陜西人。他比王安石大兩歲，早兩年中進士，也許像是上天特意安排的一樣，北宋時代的兩個大文學(xué)家、大政治家身上有著頗多的相似之處，似乎兩人天生就應(yīng)該是朋友。這兩個人都才華橫溢，從小都博覽群書，文采都相當(dāng)?shù)某霰?。?dāng)時他們只是覺得相見恨晚，彼此非常欣賞，因此很快成為了摯友，經(jīng)常在一起談詩論賦，討論國家大事，若有幾日不見，彼此都會覺得落寞不已，似乎少了點什么。

雖然有這樣的益友為伴，王安石的群牧判官生涯還是十分痛苦。因為這個職務(wù)太清閑了，他覺得自己正處在大展宏圖的好時光，可以為百姓效力，卻不得不在這里蹉跎歲月。而且他感覺和這些京官在很多方面上都格格不入，在官場上有一種被排擠的感覺，遠沒有自己做地方官時的自在與灑脫。

在任群牧判官期間，王安石也曾于嘉祐元年十二月，任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zhèn)公事。這個官職也沒多大實權(quán)，王安石不愿干這些瑣事，因此，寫了一封《上執(zhí)政書》，仍然要求到外地去做官，并說自己一直要求外放，希望朝廷能派他到地方去做一點實事，可以“少施其所學(xué)”。

就是在這個時期，他作了許多詩來排遣自己的苦悶心情。

寒堂耿不寐，轆轆聞車聲。

不知誰家兒，先我霜上行。

嘆息夜未央，遽呼置前楹。

推枕欲強起，問知星正明。

昧旦圣所勉，齊詩有雞鳴。

嗟予以竊食，更覺負平生。

在這首《強起》中，王安石說自己整夜都睡不著，一直想為百姓做些什么，可是他能做什么呢？他有的只是嘆息自己在浪費百姓的糧食，碌碌無為。在這個清閑的位置上，即使是滿腹經(jīng)綸，才高八斗，又能怎樣呢？

他經(jīng)?；貞浧鹱约喝蔚胤焦贂r的日日夜夜，想起那個時候自己整日忙碌于興修水利，勸課農(nóng)桑，雖然很累，但是心里卻很充實。他對南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感情都太深了，他做夢都想回去。

因此，在任群牧判官兩年多的時間內(nèi)，他寫了十多封請求信給朝廷，要求外放為官。他不滿于在京城無所事事，他覺得應(yīng)該為老百姓做些實事。至和二年，他在答《錢公輔學(xué)士書》中提到，中個科甲，當(dāng)個京官，只要不傻，誰都可以做到。讀書之人，重要的是行道，能夠把自己的畢生所學(xué)貢獻給百姓和國家，這才是讀書之根本。如果不能行道，即使貴為天子，擁有天下，亦無所用。

在請求信中，他當(dāng)然不能寫這些內(nèi)容，他只能繼續(xù)以家庭為借口，請求朝廷準予外放。過一段時間之后，王安石又說自己身體不好，這在某些程度上來說也是實情。王安石學(xué)習(xí)時，經(jīng)常苦思冥想，用腦過度，導(dǎo)致頭昏失眠。

最后，他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東南寬閑之區(qū)，幽僻之濱，與之一官，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學(xué)，以庚祿賜之入，則進無所逃其罪，退無所托其身，不惟親之欲有之而已。

在這封信里，他吐露了自己的真實心聲，他太盼望著能為老百姓做些實事了。

在十多次請求之后，朝廷終于批準了王安石的請求。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36歲的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朝廷命他五月離京，七月到任。消息傳來，王安石掩飾不住內(nèi)心的喜悅之情，隨即賦詩一首：

二年相值喜同聲，幷轡塵沙眼亦明。

新詔各從天上得，殘樽更向月邊傾。

已嗟后會歡難忘，更想前官責(zé)尚輕。

黽勉敢忘君所勖，古人憂樂有違行。

第四節(jié) 空負報國之志，難遇知音明君

王安石于五月處理完公事，和京城里的幾個朋友簡單道了別。梅堯臣見王安石仍如此樸素，非常敬佩，曾寫過一首《送介甫知毗陵》送給王安石，對王安石簡約的作風(fēng)進行了贊揚。

……每觀二千石，結(jié)束辭國都。絲韉加錦緣，銀勒以金涂。兵吏擁后隊，劍撾盛前驅(qū)。君又不若此，革轡陪泥烏；欵行問風(fēng)俗，低意騎更駑。下情靡不達，略細舉其麤。曾肯為眾異，亦罔為世趨。學(xué)詩聞已熟，愛棠理豈無。

梅堯臣在詩里抨擊了那些只知向老百姓逼錢催租的地方官員，諷刺了愛擺架子喜好前呼后擁的庸官俗吏，稱贊王安石不隨波逐流，一身清風(fēng)明月，光可照人，實為當(dāng)世之師表。

王安石在奔赴常州路上生了一場病，有一個兒子也夭折了，一路傷心，走走停停，七月才到常州任所。

到常州以后，王安石還是和在鄞縣的時候一樣，大力興修水利，發(fā)展當(dāng)?shù)亟?jīng)濟。當(dāng)時的常州是江南富庶之地，魚米之鄉(xiāng)，農(nóng)民的基本生活還是能得到保障的，所以，王安石并沒有在常州推放青苗錢。

王安石了解到，常州地處江南水鄉(xiāng)，特點就是水多地低，常州要發(fā)展，還是應(yīng)該大力整頓水利，開挖運河，這樣不但可以將多余的水排走，解決一直困擾這里農(nóng)民的澇災(zāi)問題，還可以將大量的洼地騰出來變?yōu)榱继铩?/p>

這個想法，應(yīng)該說，是很合理的，判斷也相當(dāng)科學(xué)，所以王安石在稍作準備以后，就立即著手籌備開挖運河的工作。但這一次，王安石算是初步體會到了改革的艱難與阻力。

說干就干，王安石開始立刻籌劃建設(shè)。但是這條運河很長，要穿越好幾個縣，工程浩大，如果按照在鄞縣時那樣，靠老百姓義務(wù)出工是行不通的，還需要和各縣的官員共同協(xié)商。

然而，出乎王安石的意料，大家都不同意這個計劃，官員們說，開鑿運河是常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事情，開鑿了以后會使一些河流改變原來的流向，是利是害誰也說不清楚。再說，義務(wù)征調(diào)百姓，牽扯的事情太多，不利于與農(nóng)民的關(guān)系，大家都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王安石并沒有以官壓人，勒令大家服從，而是做了許多的工作，大部分知縣架不住王安石苦勸，同意出工。只有宜興縣知縣，也就是王安石變法的死對頭——司馬光的哥哥司馬旦，此人和司馬光一樣，都是頭腦一根筯，出了名的倔，只要他認準的事情，不管你是何許人，他也絕對不服從。對于王安石這一套，司馬旦一直拒絕配合，宜興縣絕不出工。巧合的是，王安石也是個倔脾氣，他并沒有受到司馬旦的影響，也沒有再去和他啰嗦，與其做一些無謂的工作，還不如爭取時間多做點事，于是他決定立即開工。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工程還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難。首先是由于各縣的官員動員不力，并沒有多少老百姓愿意義務(wù)出工，每個縣派出的僅僅只有幾十名百姓，而且多數(shù)還是老弱病殘。司馬旦做得更絕，干脆一個百姓也不出，恰好在這個時候又趕上了連日下雨，生病的人越來越多，工程只好暫停了下來。

對于詩人而言，頗有詩情畫意的江南綿綿細雨，卻著實讓王安石憂心忡忡，奈何老天不幫忙，他也只好等待。因此開鑿運河的工作受到了極大的影響，幾乎沒有進展，待到天氣放晴的時候，又到了農(nóng)忙的季節(jié)了。

但王安石并沒有放棄，他準備等莊稼收完以后，再行開工。但是天不遂人愿，王安石調(diào)任他處的任命很快就下來了。這次的任命是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因此王安石在常州的這項工作只好半途而廢了。

這時，王安石接到了劉敞的一封信，說起這個劉敞，他也算是王安石在京城的一個故交。在這封信里，劉敞勸王安石到了地方以后，沒必要和自己的上官鬧得不愉快，有時清靜無為，也未必就不是一個好官。

王安石給劉敞回了一封信，即《與劉原父書》。在信中，王安石首先說明自己當(dāng)時的心情，對開挖運河失敗表示“愧恨無窮”。王安石繼續(xù)說：“若夫事求遂，功求成，而不量天時人力之可否，此安石所不能，則論安石者之紛紛，豈敢怨哉”。這是王安石深深的自責(zé)，他太希望這件事情能夠成功，所以沒有仔細地考慮到天時人力，以致有此一失，受到大家的批評，但我王安石并無怨言。

但是，王安石對劉敞責(zé)備他“初不能無為”，則不以為然?！按朔前彩衣勔病保醢彩赋?，“今方萬事所以難合而易壞”，也就是說天下的事情，之所以敗壞到如此程度，就是因為有些人常常以“無為”自居。應(yīng)該說，王安石對劉敞觀點的辯解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他對北宋社會的看法同樣是有一定的見解的。這也從另一個側(cè)面反映出了當(dāng)時為官之人的一些狀態(tài)。

宋朝的官員調(diào)動頻率之快著實讓人瞠目結(jié)舌。王安石于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七月到常州任職，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二月就調(diào)任新職，在常州只干了不到八個月，由于任期的短暫，致使王安石開鑿運河的希望化為泡影。盡管王安石心有不甘，亦不想半途而廢，但他也無能為力。為此他親筆給參知政事曾公亮寫了一封信，請求能在常州任滿一屆，但沒有獲得批準。所以就在嘉祐三年四月悶悶不樂地離開了常州。

王安石不愿意離開常州是有眾多原因的。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年老多病的母親。提點刑獄需要他長時間在外奔波，居無定所，他自己對此倒是無所謂，但是卻苦了他的老母親。此時母親正需要王安石在身邊照顧，王安石是個有名的孝子，他實在不愿意看見母親在風(fēng)燭殘年之際還孤單一人。

但是作為一個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王安石深知自古忠孝難兩全，于是又風(fēng)塵仆仆地就任新職了。

巧的是，這里所提到的沈康，就是前面說的那個跟陳執(zhí)中要官的沈康，此時他的職位正好和王安石互換了一下。這個沈康，由于他的能言善辯和善于鉆營，他升官的速度比王安石還快，在江南東路刑獄任上時，此人斷案愚蠢，欺上瞞下，聲名狼藉，諫官陳旭直接上書，請求朝廷將沈康與王安石對調(diào)。

提點刑獄這個官職，說得直白一點，已經(jīng)是一路（宋時將全國分為若干路）比較重要的領(lǐng)導(dǎo)人了。凡涉及雞鳴狗盜，坑蒙劫掠等社會治安方面的問題，都歸提點刑獄所管轄。此外還要監(jiān)察部下官吏，勤政為民的官員，還要負責(zé)向朝廷推薦，職權(quán)算是相當(dāng)大了。提點刑獄往往沒有固定的工作地點，要在屬下各州縣四處巡視，看到哪里有冤案錯案，立馬處理，若碰見有貪贓枉法的官員，提點刑獄也可以將其革職查辦。

任命王安石為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并不是因為王安石的文采，而是王安石早有明斷慎查的名聲。早在鄞縣任職時，王安石辦案就小有名氣。他從來都是秉公執(zhí)法，嚴格按照大宋律法辦事。由于他的嚴謹固執(zhí)，有時還有點鉆牛角尖之嫌。然而，他的邏輯思維比較強，對律法也非常熟悉，因此辦案的時候，總能讓案件水落石出。鄰縣縣令有難案無解的，往往會請王安石幫忙決斷。余姚縣就有一個疑難案件經(jīng)過縣、州、轉(zhuǎn)運使三級審理，都難以決斷，當(dāng)時的提點刑獄特意請王安石前往裁定，王安石毫不費力，裁決一出，上下皆服其精妙，因此王安石更是名聲大振。

古時斷案，有一個原則，叫《春秋》決獄，意思就是有什么案子拿不準的，可以把孔子的《春秋》拿過來仔細研讀，或者根據(jù)董仲舒依《春秋》作出的判例，進行一定的比對，依此來對案件進行宣判。至于法律文書，倒是排到了第二位。這種做法雖然到唐朝就已結(jié)束，但宋朝的法律基本上已經(jīng)做到了“禮法合一”，所以，宋朝仍然受到了春秋決獄的影響，對同一個案子的斷決，不同的文化水平和認知水平，往往會給出不同甚至是相反的判決。

王安石斷過的好幾個案子，都曾引起過巨大的爭議，有的直接驚動了朝廷，其中尤以后來的登州阿云案最為有名，說起這個案子，其實也與司馬光有很大的關(guān)系。

司馬光年輕時“砸缸救人”的故事婦孺皆知，但他用“禮教殺人”的故事卻鮮為人知。

清朝著名學(xué)者沈家本在其名著《歷代刑法考》中重點記錄了中國古代法理學(xué)的重要案例“登州阿云案”。公元1068年，登州婦女阿云因不滿未婚夫相貌丑陋，就趁未婚夫在田里休息時，用剪刀連捅未婚夫三十多刀，但未婚夫未死。事后，阿云向官府自首。案情并不復(fù)雜，但卻因黨爭的關(guān)系，層層上報，最后這么一個普通民女的刑事案件竟然要當(dāng)朝兩位丞相司馬光和王安石親自參與審理，要當(dāng)朝皇帝宋神宗親自加以裁決。改革派王安石等人認為阿云謀殺未遂，又有自首情節(jié)，應(yīng)判30年以上有期徒刑。保守派司馬光等人忽視客觀案情，匪夷所思的將阿云這個平民女子的生死同國家社稷的存亡聯(lián)系起來，認為如果不殺阿云，“夫為妻綱”的天道倫常就要崩潰，而倫常的崩潰將直接導(dǎo)致國家的混亂和滅亡。宋神宗最后支持了王安石一派，親自判決阿云37年有期徒刑。不過，這事還沒完，16年后，宋神宗去世，哲宗年幼，高太后啟用司馬光總理朝政。沒想到，多年來司馬光竟一直對“阿云案”耿耿于懷，上臺后，立刻翻案，將阿云以“大逆”的罪名處死。司馬光這么做完全就是挾怨報復(fù)，草菅人命。而且，此惡例一開，以后歷代，只要是妻子謀殺丈夫，不論動機什么，成功與否，有無自首情節(jié)，都幾乎必死；相反，丈夫謀殺妻子，則往往被從輕發(fā)落（如明大畫家徐渭殺了妻子，只被判刑七年）。毫無疑問，阿云和其他數(shù)不清的女性便因為司馬光的頑固和蠻橫，成為了所謂禮教的無辜犧牲品，而此時的司馬光也由一個“砸缸救人”的小英雄，蛻變?yōu)橐粋€用“禮教殺人”的“魔頭”。

令人尤為沉痛的是，司馬光的名言雖然為“開卷有益”，但司馬光的行為卻與這句話南轅北轍。司馬光在沒有讀書前，尚且知道變通，知道應(yīng)該把缸砸壞，人命更為重要；但他在飽讀史書典籍后，卻變得如此頑固不化，為了自己一個非常片面的看法，竟一定要將一個柔弱女子置于死地。

再者，司馬光雖然飽讀史書并編著《資治通鑒》，是中國歷史上一位成就杰出的歷史學(xué)家。但他本人在實際的政治操作中卻奉行“親小人，遠君子”的原則。他上臺后，立刻重用變節(jié)投靠他的蔡京，而疏遠此前一直支持他的蘇軾?！安叹⑻K軾”誰是小人，誰是君子，飽讀史書，深諳事故的司馬光，不可能分辨不出，那他為什么要這么做呢？因為此時他需要的只是卑鄙下流的政治打手，而不是具有獨立人格的仁人君子。司馬光竟然為了達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故意啟用奸佞，疏遠賢臣。蔡京這個“六賊”之首，直接導(dǎo)致北宋亡國和“靖康之難”的大奸臣，最早竟發(fā)跡于司馬光這個以嚴謹聞名的史學(xué)家之手。從這個角度上說，動不動就拿國家社稷壓人的司馬光，實際上卻是北宋王朝的掘墓人。

阿云案的判決爭議一直持續(xù)千年，中國的近代法學(xué)啟蒙人清朝的沈家本也插手其中，可見其影響之遠。但王安石所判的這些案子，如果以現(xiàn)代法律思想來裁決的話，可以說，他的裁決是完全正確的。平心而論，在當(dāng)時，很少能有人像王安石那樣，在鴻博的儒家思想的背景下，還兼有嚴謹?shù)姆宜枷?，所以，王安石斷案，?yīng)該說是有理有據(jù)，入情入性，情理兼一。

宋時江南屬富庶之地，經(jīng)濟發(fā)達，人情也較為復(fù)雜。王安石在這里就遇到了一些比較難斷的案子。其中最有名的當(dāng)屬斗鶉案。

因為風(fēng)氣使然，所以，在當(dāng)時的城市里極其盛行斗鶉。玩得起這些東西的也多是一些紈绔子弟。如果有誰拿著一只上好的斗鶉從街上走，那應(yīng)當(dāng)是一件相當(dāng)搶眼的事情。

一天，有個富家子弟弄到了一只絕好的斗鶉，于是整天提著斗鶉在街上到處亂晃，見人就說：“此乃上好之斗鶉！”某天正好被他的一個好朋友撞見了，朋友要買這只斗鶉。這個富家子弟對這只斗鶉視如珍寶，說什么也不肯賣。結(jié)果，朋友趁他不注意的時候，就偷偷拿著跑了。這個富家子弟十分生氣，拿著一把刀追到了門外，兩個人一時起了口角，由于年少氣盛，這個富家子弟當(dāng)街就把他的這位好朋友給殺死了。

此事發(fā)生以后，當(dāng)?shù)氐墓俑羞@個富家子弟故意殺人，依律，殺人償命，應(yīng)該斬首示眾。被斬之家當(dāng)然不愿意，就上訴，正好王安石巡回視察，拿到了這個案子。王安石仔細分析了案情，又了解了當(dāng)時的一些情況，對案子進行了改判。

王安石認為，搶斗鶉之人不經(jīng)富家子弟的同意，強行拿走別人的東西，“按律，公取、竊取皆為盜”，他的行為已經(jīng)構(gòu)成“盜”，而根據(jù)律法，“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死當(dāng)勿論”，把富家子弟定名為“捕盜”，依律不應(yīng)該判死刑。不但如此，王安石還彈劾該案主審官犯“失入罪”，也就是說把無罪錯判有罪，或輕罪錯判為重罪，需要處分。

王安石的判決一出，立即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常人都認為二人平時是好朋友，這件事的行為只能算是開玩笑過了頭，不能算是“盜”，因此主審官也不服，案子遂鬧到了開封大理寺，大理寺最后判定以主審官所判為準。這個大理寺的官員就是少有神童之名的大理寺卿韓晉卿，他認定王安石判決有誤，要求改回原判，富家子弟的罪名仍為殺人，應(yīng)將處斬，并且責(zé)令王安石寫書面檢查。要求他承認自己的錯誤。這本是例行公事，但王安石卻拒不認錯，聲辯到：“我本無罪，故不當(dāng)謝罪?！庇谑琼n晉卿便指責(zé)王安石改判和彈劾官員錯誤，上書朝廷，說王安石應(yīng)該受到降級處分，并要求以朝廷名義責(zé)令王安石進行檢討。

仁宗作為一國之君本來事情就多，再加上立嗣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所以仁宗也沒心思管這些事，就下詔免了王安石的罪?；实勖庾铮賳T理應(yīng)上表謝恩，但王安石卻拒不上表謝恩，他對其他官員說：“我本來就沒錯，為什么要謝恩？”估計在宋朝，拒不上表謝恩的，也就只有王安石一人了吧。

此事最終也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王安石在江南路的日子過得并不得意，由于不是主官，他自己又不愿意和當(dāng)?shù)氐墓倭磐骱衔?，所以關(guān)系處得并不融洽。由此很多人對王安石產(chǎn)生了一些誤解，認為王安石做事剛愎自用，聽不進意見。這一說法傳到了曾鞏耳朵里，他還專門寫了一封信勸王安石要隨俗一些，莫不可太過于獨斷專行，否則很不利于仕途的發(fā)展。王安石看后立即回信道：

江東得毀于流俗之士，吾心不為之變。吾之所存，固無以媚斯而不能合流俗也。

倔強之情，溢于言表。

雖然王安石在提點刑獄任上做得盡心盡責(zé)，并且不為流俗所動，但王安石本人對這一工作很不感興趣，所以，在給好朋友王令的信中，就曾提到他一直在請朝廷調(diào)往他地任職。

曾鞏曾寫信給王安石，勸他先把工作干好再說，不要堅持調(diào)動，只有王令支持王安石，讓他一再上書請調(diào)，“要得郡而后止耳”。就是說，王令鼓勵王安石，應(yīng)該向朝廷申請一個地方長官的官職，而不要在乎官位高下。這不但因為王令和王安石之間確實情誼非同一般，而且王令也十分了解王安石，對同一個問題，他們常常能夠不謀而合，達成共識。

說起這個王令，他終其一生，只是一介布衣，而且比王安石小了十一歲，但王安石與王令自相識以后，便書信往來，無話不說，兩人的詩書唱和，使得王令的文學(xué)和政治見解為更多的人所了解并得以流傳后世。王安石后來親自做媒，把妻妹嫁給了王令。

王令對時政的看法有時甚至比王安石還要激進，他自己終生不仕，并且還力勸王安石也退隱山林，如他的《寄介甫》一詩：

天門廉陛郁巍巍，勢利寧無淡泊譏。

誰與跖徒爭有道，好思吾黨共言歸。

古人踽踽今何取，天下滔滔昔已非。

終見乘桴去滄海，好留余地許相依。

明確提醒王安石，“天下滔滔昔已非”，也就是說任何改革都已不可能挽救大宋的命運了，王安石縱然有心濟世，但無力回天。

王令此詩被后人譽為“識度之遠，又過荊公”，當(dāng)然，可能言過其實。王安石與王令在性格上卻迥然不同，王令選擇逃避，王安石則是選擇迎激流而上，要擊水三千。

所以，王安石在給王令的回信中說：我王安石治學(xué)，一是為自己，二是為天下，現(xiàn)在我自己的生活已趨于穩(wěn)定，現(xiàn)在就要找機會為天下百姓做點事情，至于我能否有機會，則“系吾得志與否耳”。如果我有機會而不去做，則“吾恥之也”；而如果我想去做而沒有機會，“吾不恤也，盡吾性而已”。

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王安石的為官之道，對于官位，王安石并不強求，只愿能為百姓做事，所以，王安石對一些不能做實事的無聊官位的一辭再辭，是有其深刻的心理淵源的。

王安石是個出了名的倔脾氣，只要他認準的事情，便會排除萬難，義無反顧，也因為他的剛正不阿，很多有求于他的人都不敢直接找王安石，便去找王令做中間人。王令煩不勝煩，在自家門上貼了一個字條：“來則令我煩，去則我不思”。如此一來，再也沒人好意思上門求王令引見王安石了。

可惜的是，王令身體一直不好，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便因病去世了，只活了不到三十歲。王安石對王令的英年早逝感到非常痛惜，不但親自為王令寫墓志銘，而且在王令死后一再寫詩懷念他，前后計有十多首，即使在退休江寧以后，也沒忘了給王令的遺腹女找個好婆家。

王安石在江南東路提點刑獄任上只干了半年左右，朝廷又一次下達政令，要求王安石于嘉祐三年十月入京任三司度支判官。在離開江南東路提點刑獄任所饒州時，王安石寫下一首《旅思》，其中有兩句：

看云心共遠，步月影同孤。

在這兩句意境幽遠、對仗工整漂亮的詩句下，掩藏著王安石一顆孤獨而堅毅的心。

接到入京這一消息，王安石喜憂各半，喜得是他可以離開江南東路，不再做這個無聊的提點刑獄了；憂的是，他又得進京，做終日無所事事的京官了。為此，他給富弼寫了一封信，要求“裁賜一小州，處幽閑之區(qū)，寂寞之濱，其于治民，非敢謂有能也，庶幾地閑事少，夙夜盡心力，易以塞責(zé)而免于官謗也”。

三司是國家財政總理單位，度支判官是財政部門的官員，盡管王安石一直想在外做官，但王安石明白身處京師，能夠?qū)μ煜吕走M行更全面、更深刻的思考，進而探明國家的困弊所在。所以，王安石雖然仍想到外郡任職，卻也沒有推辭此一任命。

縱觀王安石前期為官的歷程，此時的他在北宋的政治舞臺上，似乎一直都是充當(dāng)著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盡管他胸懷天下，滿腔熱忱，卻始終未遇到一個真正的伯樂，來給王安石提供一個施展抱負的空間，以至于英雄無用武之地。但王安石依舊在等待，他相信終究有一天他會遇到欣賞自己的伯樂，此時他的境遇不正和當(dāng)年姜太公的境遇一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