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西方文論曾經(jīng)為我國的文科學術研究作出過重大貢獻。1980年代“美學熱”之后，繼而登場的就是西方文論熱。1980年代初張隆溪在《讀書》雜志發(fā)表了介紹現(xiàn)當代西方文論各流派的系列論文，一時洛陽紙貴；后結集為《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1986）出版。此前趙毅衡的《新批評：一種獨特的形式主義文論》（1986）已經(jīng)讓人耳目一新。這部在其碩士論文基礎上改寫的著作超過我們現(xiàn)在很多博士論文的水平。此外讓人至今還記憶猶新的著作還有趙一凡的《美國文化批評集》（1994）與《歐陸新學賞析》（1996）以及盛寧的《二十世紀美國文論》（1994）。1990年代以來申丹關于西方經(jīng)典和“后經(jīng)典”敘事學理論的出色研究和譯介使敘事學在中國成為顯學。與此同時，我國學者也致力于翻譯西方學者有關當代西方文論史的著作。像伊格爾頓的《文學理論導論》、佛克馬和易布思的《二十世紀文學理論》、安·杰斐遜和戴維·羅比的《當代國外文學理論流派》、喬納森·卡勒的《文學理論簡論》以及拉曼·塞爾登的《當代文學理論導讀》等幾部流行的西方文論教科書都已翻譯成中文。這些著作對于中國讀者理解20世紀西方文論的發(fā)展演變具有重要意義。這些書籍為我們構筑了西方文論最基本的認知圖。而此后在這個領域繼續(xù)耕耘的眾多學者，不斷充實和加深我們對西方文論的理解。其專著和譯著可以列出很長的目錄，在此不作贅述。

現(xiàn)在寫一本有關西方文論的著作不是一件易事,更何況近些年來無論西方還是中國關于理論終結的聲音不絕于耳。當然如果進行某些理論家的個案研究，由于國內外信息交流的時間差，還能引起人們的興趣。但是，1980年代理論熱潮時學界提出并熱烈討論的問題，雖然時過境遷，卻仍然難以讓人釋懷。比如文學與現(xiàn)實生活的關系、文本與歷史的關系、作者、讀者與主體性、文學批評的社會功能、美感與社會歷史實踐等等，雖然這些問題似乎顯得有些老舊，但仍然有足夠的吸引力讓人流連忘返。這倒不僅僅是因為這些問題所蘊含的邏輯魅力可以鍛煉人的思維和文學眼光。更重要的是，在資本重新進入我們的生活并以種種審美的面目出現(xiàn)時，這些問題并沒有失去現(xiàn)實意義。全球化時代一日千里的發(fā)展，使我們不可避免地再次面對這些問題，并受其困擾。對這些問題的理解不僅關系到我們如何看待文學和審美在當代的變化，也涉及到東西方文化關系中我們的位置、立場和價值取向。這一新的語境是1980年代所不具備的，因此這些問題期待新的解答。這是后之來者的幸運。

所以，從這些基本問題入手，把握20世紀西方文論的內在邏輯，理解各種理論的發(fā)展流變，繼而對西方文論和相關學科的建構進行探討，是本書的主要內容。本書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討論西方文論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文學性”、“形式”、 “歷史”、“主體”、 “作者”、“審美”，“快感”，并對某些理論家如拉康和伊格爾頓進行探討以期對上述概念進行具體分析。這部分內容除了介紹西方學界的研究成果之外，也表達了筆者對這些概念和理論家的理解和評價。第二部分側重于討論文學研究領域各個分支在中國的歷史沿革與社會建構。所涉及的學科包括英國文學、比較文學、現(xiàn)代文學批評、文化研究以及西方文論本身。把文論諸概念與文學研究各學科放在一起似乎有悖常理：對文學概念的闡釋與闡釋文學概念的學科應屬兩個不同的領域。但是，建立這樣一種聯(lián)系，或從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的角度說明兩者之間的關聯(lián)正是本書的主題之一。

在本書的前半部分筆者試圖說明，關于文學的任何概念，無論是主觀的或審美的，還是客觀的或形式的，都不具有普遍的意義，也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文學研究不可能是純粹客觀的行為，也非價值中立的活動。20世紀初，一些西方批評家，特別是俄國形式主義者與英美新批評家，執(zhí)著于客觀的文學批評與文本闡釋，試圖把文學看作是一門科學，以至于文學研究至今在某些場合仍被看作是“科研成果”。而中國讀者在接受西方文學思潮的時候，更是傾向于把文學性、審美性、人文主義這些西方的價值判斷當作人類共同的文化財富：把文學當作人學，為它編織心靈的花環(huán)。這一傾向在1930年代和1980年代的美學熱中表露無疑。審美作為普遍性的人文價值、文學作為人類普遍生活經(jīng)驗的載體受到熱烈追捧。然而從今天的角度看，并非當年討論的問題，而是當年討論問題的方式和出發(fā)點更值得我們去關注。象黃金分割率、有意味的形式、人類共同美等問題還需要我們殫精力竭地去研究嗎？這些問題與中世紀哲學中研究一個針尖上可以容納多少個天使跳舞有什么區(qū)別？我們感興趣的問題是，為什么當時的學者熱衷于研究天使跳舞、黃金分割、形式結構以及共同美？這種普遍性的訴求是一種什么樣的立場？在全球化政治、種族、階級、性別沖突愈演愈烈的時代，這種“科學研究”到底代表的是哪一個群體的利益？

以這樣的方式提出問題讓我們回想起毛澤東發(fā)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1940年代。從階級的角度看待文學創(chuàng)作與審美接受，這種立場鮮明的政治批評雖然直觀而且機械，但現(xiàn)在看卻更具有當代性與先鋒性。1960年代以降，西方政治批評的復興終結了形式主義文論的批評模式，社會、政治、歷史、文化、階級、種族、性別、意識形態(tài)等術語再度成為學界的流行詞匯。只是這一輪社會歷史文化批評浪潮更深刻、更復雜也更有學術魅力。因為現(xiàn)在我們具備了結構主義語言學和精神分析這兩種強大的理論工具，使得我們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文學與社會生活之間的復雜關系。應該說文學并非是社會生活機械的反映或載體，它就是社會生活實踐本身。⁽¹⁾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言，商品不是物，而是社會關系，是一種以物的形式所表現(xiàn)出來的社會關系。同理，文學本身就是社會關系，是以修辭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的社會關系。

因此,普遍性的文學概念不過是一種理論幻想。 用朱光潛的話說,它 “和真理隔了三層”(柏拉圖語)。把文學看作是社會關系的轉喻更為貼切。所以文學研究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一種社會生活的修辭學。⁽²⁾本書的側重點不是對文學諸概念和流派的介紹，也沒有提供一套完整的文論學科體系。筆者對概念本身的興趣遠遠小于對概念是如何產(chǎn)生、如何建構以及如何應用的興趣。本書討論的是西方文論的某些概念是如何產(chǎn)生并且學科化，又是如何在中國的特定歷史時期傳播并被接受。筆者相信，探討文學觀念背后的社會結構及其兩者之間的關系更加讓人興味盎然。文學的政治性、階級性、民族性、意識形態(tài)性與我們的生活，特別是全球化時代的生活密切相關。尼采關于真理基于立場的觀點、福柯關于話語體現(xiàn)權力的觀點、阿爾都塞關于意識形態(tài)認同構成主體的觀點、賽義德關于西方的注視生產(chǎn)東方形象的觀點、馬舍雷和巴里巴爾關于文學階級性的論述、詹明信關于形式主義與歷史主義相結合的思想，都是本書的理論依據(jù)。正是在這一層面上，西方文論的內容（概念、方法、體系、流派）與文學學科的體制建構的形式（表述、闡釋、接受、應用）聯(lián)系起來了。用弗洛伊德的術語說，我們試圖在夢的顯意的背后追尋夢的隱意。這也有點像?？滤鶑氖碌乃枷胗^念的考古學。

為了便于讀者閱讀本書，現(xiàn)將各章的內容簡單介紹如下：

本書從文學理論的核心概念“文學性”入手。這個問題是文學研究者無法回避的問題；時至今日，學界對此仍然爭論不休。在中國，倡導“文學性”的文章幾乎覆蓋了文學研究的所有領域：文藝理論、西方文論、外國文學、中國現(xiàn)代文學、比較文學?，F(xiàn)在的學者對“文學性”的光彩內涵擁抱者多，贊譽者多，批判者寥寥。本書第一章追溯了歷史上有關“文學性”的諸種觀念，從三個方面概括了“文學性”概念的主要內容：一、作為文學的客觀本質屬性和特征的“文學性”；二、作為人的一種存在方式的“文學性”；三、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實踐活動和主體建構的“文學性”。筆者認為，沒有一個抽象的、永恒的、客觀的“文學性”，只有具體的、歷史的、實踐中的“文學性”。在中國，“文學性”概念是特定社會歷史文化關系的集中體現(xiàn)，是生活實踐中飄浮的能指，是東西方文化關系結構的“轉喻”。

20世紀上半葉英美文學批評領域一個矚目的成就就是形式主義取代了傳統(tǒng)的社會歷史批評。從方法論上講，形式主義批評模式把人的注意力引向文學文本自身，關注其審美與藝術的特征，使文學批評更加專業(yè)化。20世紀下半葉，文化批評逐步進入人們的視野。文化批評是一種新型的社會歷史批評，但并不是傳統(tǒng)社會歷史批評的簡單重復。文化批評揚棄而非拋棄了形式主義的批評方法，因而提倡從形式層面而非內容層面回歸社會歷史?？梢哉f這是恩格斯美學與歷史的批評原則在當代條件下的實現(xiàn)。第二章將討論文學研究領域中這一變革的具體內容與理論方法論意義，以及回歸歷史所需要的現(xiàn)代心理分析的中介。

第三章對現(xiàn)代心理分析的中介進行說明，主要討論拉康的主體理論對文學研究的影響。拉康的思想也使我們對東西方文學關系有了新的理解。由于我們擁有了現(xiàn)代精神分析的理論工具，批評家可以對與文學的社會性問題進行更加深入探討。第四章探討主體性問題在文學批評中的重要表現(xiàn)形式即“作者”概念。通過對歷史上各種作者觀念的梳理，特別是對修辭學作者的討論，進一步說明文學概念乃是社會歷史關系的具體顯現(xiàn)。第五章以伊格爾頓學術研究的發(fā)展脈絡為主線，特別是以他對文學、文學批評、美學和民族文化諸觀念的基本看法來具體說明文學理論的社會性和歷史性。伊格爾頓從文學等觀念產(chǎn)生的社會歷史背景出發(fā)，指出文學、文學批評和美學從來都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性；它們的社會功能決定了它們的存在形態(tài)。任何把文學和審美對象理解為純粹客體的普遍主義思想都是這種意識形態(tài)功能的表現(xiàn)形式。伊格爾頓對愛爾蘭文化深入細致的研究充分揭示了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之間的權力結構關系。他對民族文化問題的真知灼見是解讀拉康無意識理論的最好例證，對于我們第三世界學者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在全球化發(fā)展中的位置也不無啟示。第六章對20世紀西方文論的發(fā)展脈絡進行一個簡單梳理和總結，為文學理論從形式主義發(fā)展為當今的社會文化歷史批評這一過程提供一些背景知識。重點論述了結構主義的基本概念對我們的思維模式由實體轉向關系的理論意義。

下編轉向對文學研究本身和學科體制的探討。把文學和文學批評諸觀念理解為社會文化實踐，必然引起對學科本身的反思。文學研究各個學科在其建構中所反映出的思想意識形態(tài)，是本書后半部分所關心的內容。第七章分析了西方文論在中國的傳播與現(xiàn)代性的關系。1980年代中國對20世紀西方文論的廣泛興趣與中國現(xiàn)代性的發(fā)展有密切關系。特別是在對形式主義文論和審美批評的熱情肯定中，除了表現(xiàn)出對當時流行已久的政治批評的“撥亂反正”之外，我們可以還看到一種對普世主義的追求。作為西方特有的意識形態(tài)的現(xiàn)代性觀念就是以普遍性面目進入中國的。把形式主義當作普世真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幫助中國知識分子克服認同現(xiàn)代性所帶來的自我分裂狀況，但與此同時又在某種程度上引發(fā)了本土知識分子的身份危機。近來在全球化進程中出現(xiàn)的對現(xiàn)代性認同的各種反思，從某種意義上或許可以看作是對現(xiàn)代性的補充。

英國文學在中國的引進也聯(lián)系著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英國文學的翻譯和介紹也從來不是純粹的的學術活動；相反，它是社會改造運動、意識形態(tài)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第八章把英國文學研究在中國的發(fā)展大致分為四個部分：即20世紀上半葉、20世紀中葉、20世紀晚期和當代四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它特定的研究內容與范圍，但是在研究模式與思想取向等方面對以往的階段也有明顯的重復。因此，這四個階段又可以按照西方現(xiàn)代性與反西方現(xiàn)代性、殖民化與非殖民化等價值概念為標準分為兩組。正是在這種學科對象和學術興趣的選擇中可以看出英國文學研究與社會歷史的關系。第九章對近年興起的文化批評和傳統(tǒng)文學批評的關系進行了探討，試圖說明文化批評產(chǎn)生的社會原因。

第十章討論文學與文化批評理論的現(xiàn)狀與未來，包括所謂“理論之死”的論爭有哪些社會歷史原因。本章在簡要回顧近年來學界對理論“終結”的討論之后對批評理論與全球化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關系做了初步探討，認為20世紀60年代以后迅猛發(fā)展起來的批評理論在西方和中國具有重要的社會作用與象征意義。實際上，以批判資本主義體制為主流、以顛覆現(xiàn)代性的基本假設為特征、具有濃厚激進色彩的批評理論，特別是近年來流行于歐美和中國的文化理論，只是對現(xiàn)存體制的必要補充。本章以中國對批評理論的接受與運用為實例，從心理分析的角度概念化并闡述了這一悖論。

附錄是兩篇與友人合作的作品。收錄于此不僅因為它們討論了相同的主題，同時也是一段往事的見證。附錄一追溯了20世紀中國文學批評的發(fā)展。通過觀察文學史上社會學和形式主義這兩種文學批評角度的不同變換，可以把握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批評的興起和嬗變，并對一些批評方法的由來勾畫出一個社會背景。筆者認為，中國文學批評的發(fā)展并不僅僅是中國國內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狀況使然。它仍然與中國知識分子與西方現(xiàn)代性的認同有著密切關系。文學觀念和文學批評方法的更迭代表了不同時期中國知識分子與西方現(xiàn)代性的關系及其態(tài)度取向。因此將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批評史上文學的社會性與文學的獨立性這兩種基本觀點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中探討時就不難看出，本土各種形式的文藝論爭中呈現(xiàn)出來的不同文學觀念實際上是對東西方的文化關系結構的不同表述。文學研究的另一主要學科－比較文學，也并非中立的學術研究，它與作者的立場和民族認同傾向密切相關。附錄二對20世紀中國比較文學的發(fā)展作了一個簡要的回顧之后認為，1980年代比較文學研究中對“文學性”的追求正是民族認同的一部分，而且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這種以審美為歸宿的比較文學觀念源于啟蒙現(xiàn)代性的思想背景。作為人類普遍價值的“文學性”概念實際上掩蓋了當今世界上東西方文化關系中不平等的權力結構。因此，對比較文學研究對象的重新審視，揭示這種權力關系如何通過文化觀念得以運作，是我國比較文學研究應該重視的問題。

綜上所述，本書不僅討論了有關文學理論的問題和方法論，也探討了有關文學研究各個學科的性質和現(xiàn)狀。下編關于學科體制的研究，可以看作是對上編討論西方文論概念所得出的結論進行具體應用的一種嘗試。把文學理解為一種生活實踐，而且它內在于我們的社會文化活動，那么文學研究的對象既非客觀也不可能固定。文學研究諸學科也就不是一種純粹的學術活動。本書對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化研究、比較文學、英國文學等學科的反思也是對我們作為文學研究者的工作性質本身的反思。如前所述，1980年代啟蒙思潮的主要批判對象是國內封閉的政治體系，因此“美學熱”不過是國內政治生活的轉喻。如今在全球化時代，這一純文學或純美學的視角已經(jīng)完全不能讓我們理解當代生活。我們應該在更廣大的空間范圍內重新思考文學的作用與學術的立場。讓我們以英國批評家薩彌爾·約翰遜的詩句作為結束： “要以廣闊的視野看待人類世界: 從中國到秘魯?！?(Johnson, 196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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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1980年代我國理論界已經(jīng)達到這樣的認識。童慶炳在《文學活動的審美維度》一書中指出：文學就是“生活活動”本身。(童慶炳，2001，45－46)

⁽²⁾王一川在《文學理論》中倡導修辭學并從修辭概念的角度理解文學。（王一川，200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