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功名與機緣

清初褚人獲曾在《堅瓠集》中記載過這樣一件事：師生二人，同時中舉，各立碑紀念，老師題曰“必然”，學生題曰“偶然”。若干年后，“必然”圮毀，而“偶然”獨存。這故事的含義，無非說人生功名富貴，大多出于“偶然”，是一種機緣，也就是所謂“功名富貴無憑據”。范進和馬二先生的遭遇從正反兩方面為這一命題做了具體的注解。

范進考中秀才，與周進的閱卷關系很大。

《儒林外史》“周學道校士拔真才”一節(jié)，寫考官評閱試卷，頗有黑色幽默的意味。周進做廣東學道，第三場考南海、番禺兩縣童生，五十四歲的老童生范進第一個交卷。周學道將范進卷子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里不喜，道：“這樣的文字，都說的是些什么話！怪不得不進學！”丟過一邊不看了。又坐了一會，還不見一個人來交卷，遂再次拿過范進的卷子來看，看完，覺得有些意思。當他將范進的卷子看過三遍后，印象更好了，不覺嘆息道：“這樣文字，連我看一兩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曉得是天地間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見世上糊涂試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筆細細圈點，卷面上加了三圈，即填了第一名。又把魏好古的卷子取過來，填了第二十名。

考生的中與不中，存在極大的偶然性，于此可見一斑。假如周進只看一遍，范進豈不是還得做童生？而只看一遍的閱卷方式，在院試中正是普遍現象。清代流傳有以快、短、明三字衡文的說法。所謂快，即交卷越快越好；所謂短，即篇幅越短越好；所謂明，即文章的意思越明快越好。為什么會這樣呢？原因在于，清代的督學使者，按臨各郡考試秀才和童生，每次須分十多場，往往因公事煩冗，期限太緊，根本不可能從容評閱考卷。為了趕時間，錄取名額一滿，盡管考試還沒結束，錄取名單照樣公布。有些寫得不夠快的考生，或因文章篇幅長而拖延了時間的考生，說來是既可憐又可笑的：他們正伏案苦思，或揮筆疾書時，忽然間聽到鼓吹聒耳，龍門洞開，才知道是公布錄取名單，于是，不等寫完考卷，便踉踉蹌蹌地走出考場。

“定棄取于俄頃之間，判升沉于恍惚之際”，其失誤是在所難免的。范進的運氣好，他第一個交卷，占了“快”的優(yōu)勢，否則周學道連看第二遍都來不及，遑論第三遍？他的文章是否“短”，讀者不甚了然。但可以斷定，絕對不屬于“明快”一類，倒是寫得相當含蓄，需要反復品味，才能體會出其用筆的高妙。

富于含蘊的八股文是不適于應試的。晚清宣鼎的傳奇小說集《夜雨秋燈錄》，其三集卷二《科場》記有吳蘭陔的一段傳奇經歷?！皡翘m陔，時文中之名手也。其門下從學之徒數百人，發(fā)科甲入詞林者甚眾。惟先生落筆高古，屢困場屋，時年已五旬外矣，功名之念甚切。”未幾入闈應試，試題為《鄉(xiāng)人皆好之》。吳蘭陔早先作有此文，但入闈前已為本家吳生某抄去，蘭陔不勝悔恨，說“得意之作既被人錄去，諒天意終身不得售矣”，遂信筆一揮，交卷而出。錄取的結果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吳生歸，不作第二人想，卻居然落第；吳蘭陔已不作被錄取的指望，然“是科竟中”。吳蘭陔帶著舊作去見座師，說那篇信手寫的考場文章實在代表不了自己的水平，請求用舊作換下那篇。座師同意了，但補充說明道：“雖然，此文若在場中，未必中式，蓋閱卷時走馬觀花，氣機流走者，易于動目。此文非反覆數過，不知其佳處，試官有此等閑情乎？”座師的話，直截了當，再坦率不過了。

臥閑草堂刻本《儒林外史》第三回的一則總評說：“周進為人本無足取，胸中大概除墨卷之外了無所有，閱文如此之鈍拙則作文之鈍拙可知?？罩邪酌璩鐾碛鲋剩墓P心細如發(fā)?！鄙钗闹芗{，似于周進過于苛酷。“周學道校士拔真才”，這八字回目宜從正面看，不必認為作者處處心機極深，暗藏針砭(自然，這“真才”是指寫八股文的“真才”)。至少，吳敬梓筆下的周學道，無一絲一毫達官貴人的矜持氣息，不失為讀書君子。比如，他雖也請了幾個看文章的相公，但并不依賴他們。他的想法是：“我在這里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當權，須要把卷子都要細細看過，不可聽著幕客，屈了真才?！闭\心實意地想識拔“真才”，做到這一步并不容易。《聊齋志異·何仙》敘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李生應試的文章，公認為一等，發(fā)案時卻“居四等”，毛病出在主考的不負責任：主考公事繁雜，根本不關心考試的事，一切委托給幕客；而幕客中不少是粟生、例監(jiān)，這些連句讀都弄不清的人，其升降當然是顛倒黑白了。比起《何仙》中的主考來，周進是值得尊敬的。

第三回還有一個細節(jié)：當面黃肌瘦、花白胡須、頭上戴一頂破氈帽、身上穿一件朽爛的麻布直裰、凍得乞乞縮縮的范進走進考場時，“周學道看著自己身上，緋袍金帶，何等輝煌”，同情之感油然而生，迥異于王惠、梅玖的得意、自負、輕狂。吳敬梓把握住周進作為一個有良心的試官的心理基礎，由此切入，寫他細讀范進的文章，筆墨之間，并無憎惡之意。

對周學道的調侃則是有的，滿場考生，才交了兩份卷子，可第一名、第二十名已經定下，這就很難說是恰當的了。此外，他所選拔的“真才”范進，除了堪稱八股行家外，其他方面的才能也不敢恭維。第二十名魏好古，替人作了一個薦亡的疏，“倒別了三個字”，看來學問也有限得很。但這種弊病是伴隨所有考試制度而來的，責任不能由周學道一個人來負。

馬二先生的遭遇也是考察功名與機緣關系的一個有趣的例證。

馬二先生是個有著豪俠氣質的形象?！榜R純上仗義疏財”一節(jié)，寫他有血性，有擔當，化解了蘧駪夫的一場災難，他不愧為儒林的君子。

馬二先生對舉業(yè)的迷信也是以極豪爽的方式表現出來的。他聽說蘧駪夫“不曾致力于舉業(yè)”，當下便交淺言深、傾筐倒篋地開導這位還只有一面之交的朋友：

你這就差了。舉業(yè)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yè)。講到戰(zhàn)國時，以游說做官，所以孟子歷說齊梁，這便是孟子的舉業(yè)?！奖境梦恼氯∈?，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yè)，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馬二先生這番話，數十年來頗為人詬病。說實話，他講得太露骨了，把舉業(yè)和做官的聯(lián)系不加遮掩地擺了出來。為什么要做舉業(yè)？求科第而已。為什么要求科第？要做官而已。連孔子、孟子也被看成利祿之徒，這話該說嗎？

站在朝廷的立場上，這話是不該說的。明清時期以八股取士，朝廷理論上的目的，是引導讀書人多“讀圣賢之書”，通過對君君臣臣等儒家價值觀念的反復灌輸，將讀書人的思想納入官方所期望的軌道，即所謂“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只是，這種理論上的目的往往與生活實際相距甚遠。清中葉乾隆皇帝的《訓飭士子文》就不無惱怒地指斥道：“……獨是科名聲利之習，深入人心，積重難返。士子所為汲汲皇皇者，惟是之求，而未嘗有志于圣賢之道?！?sup>馬二先生不向后學宣示朝廷的理論上的崇高目的，卻毫無保留地鼓勵蘧駪夫為了做官而追求科名，其境界未免太低。

換了秀才王仁這一流人，也不會說這種話。王仁曾情緒激昂地說：“我們念書的人，全在綱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說話，也不過是這個理。”而在冠冕堂皇的言辭遮掩下，他與嚴監(jiān)生正在進行的交易是：嚴監(jiān)生給他一百兩銀子，他答應嚴監(jiān)生將偏房扶正。從這里，我們發(fā)現了王仁的處世技巧：他備有兩套話語，一套話語是“說的行不得的”教養(yǎng)題目的詞藻，那是對外的；一套話語是“行的說不得的”自己內心的隱秘，那是對內的。馬二先生只有一套話語，如何行即如何說，表里一致，言行如一，實在是太單純、太天真了。

作為選家，馬二先生也信守一套哲學：嚴謹、認真、不來絲毫虛假。他認定“文章以理法為主”，“不可帶注疏氣，尤不可帶詞賦氣”，批點八股文時便嚴守矩鑊。且聽他自道家門：

小弟每常見前輩批語，有些風花雪月的字樣，被那些后生們看見，便要想到詩詞歌賦那條路上去，便要壞了心術。古人說得好，“作文之心如人目”，凡人目中，塵土屑固不可有，即金玉屑又是看得的么？所以小弟批文章，總是采取《語類》《或問》上的精語。時常一個批語要做半夜，才肯茍且下筆，要那讀文章的讀了這一篇，就悟想出十幾篇的道理，才為有益。

比較起來，按兩套哲學生活的匡超人便“瀟灑”得多。馬二先生“三百多篇文章要批三個月”，匡超人“屈指六日之內，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至于讀者是否獲益，匡超人是不在乎的。

由于馬二先生的豪爽、天真、厚道，他的形象可笑亦復可敬。正如天目山樵的評語所說，“馬二先生十分真誠”，“言雖可笑，其意卻可感”。齊省堂本評語也贊許道：“馬二先生逢人教誨，諄諄不倦，自是熱腸一片。莫以其頭巾氣而少之也?！?/p>

然而，使我們讀者頗感不平的是，馬二先生這樣一位虔誠的舉業(yè)信奉者和著名的八股文選家，居然未能中舉。他到頭來得到的最高功名竟只是優(yōu)貢。

馬二先生何以不能中舉？

是他不懂八股文嗎？選家衛(wèi)體善確曾菲薄馬二先生：“正是他把個選事壞了！他在嘉興蘧坦庵太守家走動，終日講的是些雜學。聽見他雜覽倒是好的，于文章的理法，他全然不知，一味亂鬧，好墨卷也被他批壞了。”但明眼的讀者心里清楚：馬純上生平最厭惡雜覽。如齊省堂本第十三回的評語所說：“馬二先生論舉業(yè)，真是金科玉律，語語正當的切，足為用功人座右銘，其評選亦必足為后學津梁，豈若信口亂道、信手亂涂者哉！”

是馬二先生不會“揣摩”嗎？高翰林確曾以此作為馬純上不能中舉的理由：

我朝二百年來，只有這一樁事是絲毫不走的，摩元得元，摩魁得魁。那馬純上講的舉業(yè)，只算得些門面話，其實，此中的奧妙，他全然不知。他就做三百年的秀才，考二百個案首，進了大場總是沒用的。

這里的“揣摩”，是指揣摩“風氣”，“讀近科中式之文”，以期投考官所好。這倒真是馬二先生的“短處”。他執(zhí)著地認為：“任他風氣變，理法總是不變，所以本朝洪、永是一變，成、弘又是一變。細看來，理法總是一般。”洪、永指洪武、永樂年間，這是八股文體制初具規(guī)模的時期，文風崇尚簡樸，雖注重對偶，卻沒有幾股的限制；成、弘指成化、弘治年間，這是八股文的成熟時期，文風趨向繁復，對偶工整，體式更加嚴謹；隆慶、萬歷以后，更以機鋒側出和借題發(fā)揮取勝。這表明，風氣的不斷演變是客觀存在。但注重風氣，忽視理法，卻與朝廷的宗旨相悖。馬二先生強調理法，這是他的誠實處；而忽視風氣，也許正是他落第的原因之一。

不過，吳敬梓持另一種看法，他將馬二先生的不中歸結于錄取的偶然性。遲衡山講得直截：“上年他(馬二)來敝地，小弟看他著實在舉業(yè)上講究的，不想這些年還是個秀才出身，可見這舉業(yè)二字原是個無憑的?！边@也就是歸有光所謂“場中只是撞著法”，《儒林外史》開場詞所謂“功名富貴無憑據”。深于舉業(yè)，文章出色，卻照樣困于場屋，這在明清時代并非個別現象。清人諸聯(lián)《明齋小識》卷四《中式有命》記載葉大紳“雄才績學，為世所推。甲午秋試，考據詳核，文更古茂，以為必售。及發(fā)榜，又落孫山”。諸聯(lián)為之嘆息道：如此結局，殆“命矣夫”。馬二先生的“命”，或者說馬二先生的運氣，大概也不怎么好。

話說回來，科舉考試中個人的中與不中，固然有極大的偶然性，但就整體而言，文化發(fā)達的程度，仍是不同地區(qū)錄取人數多少的決定因素。據王德昭《清代科舉制度研究》統(tǒng)計：有清一代，凡屬經濟繁榮、文風興盛之區(qū)，科名亦盛。以全國各直省獲中會元、三鼎甲和傳臚的人數為例，清代以江蘇、浙江、安徽、直隸和山東等五省獲中的人數最多；此五省中，又依次以江蘇和浙江為盛。科舉制度的這種相對公平的競爭性，亦不必抹殺。

1. 林則徐：《請定鄉(xiāng)試同考官校閱章程并預防士子剿襲諸弊折》，見《林則徐集奏稿》，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48頁。
2. 宣鼎：《夜雨秋燈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83頁。
3. 蒲松齡著，張友鶴輯校：《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308—1310頁。
4. 《漢文華語康熙皇帝圣諭廣訓》，見《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xù)輯》61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第31—36頁。
5. 素爾訥等纂修，霍有明、郭文海校注：《欽定學政全書校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1頁。
6. 《皇朝經世文續(xù)編》卷四《學術四·法語》汪廷珍《學約五則》引歸有光語。見《清朝經世文正續(xù)編》第3冊，揚州：廣陵書社，2011年，第38頁。
7. 諸聯(lián)：《明齋小識》，見《筆記小說大觀》第21編第10冊，臺北：新興書局，1978年，第59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