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一

自來研究我國古典詩歌的學人，都習慣于以“漢魏”、“六朝”、“唐宋”等等朝代的名稱分別那一時期的作品。這種名稱雖然只是朝代的名稱，但其涵義兼有某種特殊風格體制的意思。誠然，我們?nèi)羰菄栏窈饬?，這種名稱是用得不精確的。例如“唐宋”一詞只是對“漢魏”“六朝”而言，才成為一個有統(tǒng)一意義的名詞。若單就“唐”與“宋”而言，則唐宋之間，區(qū)別仍然很大。不僅如此，唐有“初”、“盛”、“晚”等等區(qū)別；宋有“西昆”、“西江”、“蘇黃”、“北宋”、“南宋”等等區(qū)別。這是一個文學史上的問題。

一般說來，宋詩自元明以至清朝，有時被人提起，有時就被人忘卻。在明朝，有些著名的宋人詩集竟然不曾被所謂“通人”看過。其最顯著的例，如趙孟曾經(jīng)寫過一首黃庭堅的七古馬詩，誤以為是杜甫作。明朝的王穉登就說：“今日杜集中無此詩，可見是遺落了的！”如清朝袁枚批評王安石的詩完全搔不著癢處。這些事實都說明了宋詩至少被忽略的情況。清朝末期，宋詩漸漸有抬頭的趨勢。（清康煕及乾隆間，宋犖刻蘇詩，王文誥注蘇詩，紀昀批蘇詩。那是蘇詩特例，不等于宋詩抬頭。）有一時坊間所刻韻本，選了押韻腳的例子都是蘇詩。蘇詩在那時已成為時尚了。接著有所謂“同光體”的名號出來，宋詩越發(fā)流行了。所謂“同光體”，大概是歸為兩大流派，一派是以晚唐（尤其是李商隱、溫庭筠、李賀、杜荀鶴等）的辭藻色澤作表面，而以有托諷、有內(nèi)容的單行健舉的筆力驅(qū)遣這種辭藻，名之為“宋骨唐面”；一派是專從“江西派”入手，而參之以韓愈、盧仝、孟郊等的逋峭艱澀的音調(diào)，卻在艱澀之中仍存回甘的風味或兀傲的神情?？偠灾?，近五十多年來，說是宋詩復盛的時期，不大會錯的。這又是一個文學史上的問題。

我不想在此詳細敘述以上的兩個問題。這本小書是黃山谷詩選。我只想就宋詩中與黃山谷有關的一些地方，在此略談，作為初學黃詩的讀者引路之助。

為什么呢？因為山谷在宋詩中，是一個特出的大家。他的詩在當時已經(jīng)與蘇東坡隱若一敵國。因之影響所及，學他的人非常之多。而當時呂居仁畫出《江西詩派圖》，甚至推他像個大教主一樣，從而生出了“江西派”這樣的名號出來。名號既立，毀譽遂多。拼命捧山谷的人，未必即真看到他的深處，搔著他的癢處；信口罵山谷的人又往往是不細讀他詩的人。

平心論之，宋初的詩仍然是沿襲了五代以來晚唐詩的馀波，涂澤饾饤，縱極精工也是晚唐的假骨董。當時楊、劉的西昆體，實在是窮剝李義山的皮，爛嚼甘蔗渣。當時優(yōu)人打諢，穿了破衣裝作李義山出臺說：“吾為館閣諸公挦撦至此！”這的確是如實的諷刺。詩風至此，不容不變。所以梅堯臣、王禹偁、蘇舜欽、歐陽修等人出來，或以寫實的手法，或以流暢的筆調(diào)，老實自在的作詩。而舊的作風就逐漸煙消火熄，新的作風就日月經(jīng)天了。從歐陽以后，王安石、蘇軾實在是兩大詩家。由于王氏的政治地位，文名相形得不重要了，遂使蘇氏以在野的反對派，而專以文學大大顯名。尤其蘇軾的詩，在當時傾動天下。文學豪俊之士，歸之如百川赴海。因此，其中特別出色的便成為“蘇門四學士”。山谷即是其中之一人。但山谷雖并列四學士之中，而日久遂居四學士之上。他不能被“四學士”的名稱所限，而與東坡并駕齊驅(qū)，成為“蘇黃”了。很清楚的，革楊、劉之命要數(shù)歐、梅，繼歐、梅而光大起來，就是蘇、黃。蘇、黃的力量，一直使南宋詩家，乃至南宋以后的詩家都直接受其影響。

山谷的詩在文學史上，既然是這樣的地位，而他的詩又被一些捧的罵的鬧得烏煙瘴氣，所以今日，研究它，看清楚它，是我們應有的態(tài)度，也是我們應負的責任。不揣淺陋，試作初探；訂訛補闕，望之大雅！

二

黃庭堅，字魯直，宋洪州分寧（今江西修水縣）人，宋仁宗慶歷五年乙酉（1045）生。他的父親黃庶是慶歷年間的進士。一生都是做府和州的從事官，最后才“攝知”（代理）了一次康州。因此他是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的。他的母親是舒州李常的妹子。李家是一個比黃家地位還要高的仕宦讀書人家。李常不但有學問，并且好藏書。蘇軾曾為他的藏書作過記。此文今存東坡集中。因此，他的外家也是文化水平極高的。

他在幼年即有讀書警悟的聲譽。舅舅李常到他家來，隨便取架上的書問他，他都對答如流。李常非常驚奇，說他真是一日千里。他的少年讀書環(huán)境和基礎是這樣，所以他探求知識的范圍是非常廣闊的，六藝之外，更博涉老莊和內(nèi)典，乃至小說雜書無不縱覽。他生平在文藝方面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他的文章，如散文如古賦都學西漢人，骨力既強，法度更謹。他的書法成為宋朝四大家之一，稱為蘇（軾）、黃、米（芾）、蔡（襄）。他對于古代繪畫的鑒賞力極高。當時的鄧椿稱頌他的評論古書畫，有時比米芾還切實。他的小詞也成為有宋的一家。這些，在此都不想談論了。

宋仁宗治平三年丙午，他兩次以第一名貢于鄉(xiāng)。次年，神宗登極，他也以進士登第。登第后調(diào)葉縣尉。次年為熙寧元年，他赴官。熙寧五年，舉行學官考試。他試中了，除北京（今河北大名）國子監(jiān)教授。他在北京一直留到元豐二年，共計八年。這八年中他作了許多詩。當時的大佬文彥博非常器重他。然而在此期間，對他最重要的，還是他和蘇東坡文字結(jié)好的一件事。在元豐元年，他寫了一封信，并附了兩首詩給做徐州太守的東坡，表示他的欽敬。東坡和了他的詩，并復了信，贊美他：“古風二首，托物引類，得古詩人之風！”這兩位大文學家就是如此締交，以至沒齒不渝的。而他也因為有了這樣的締交，就在當時的政治上決定了他的關系，終身受其影響。

元豐三年，他改官知吉州太和縣（今江西泰和），從汴京（開封）到江南赴官。他在路過舒州的時候，曾游三祖山山谷寺的石牛洞，喜歡那個地方，因取山谷寺名以自名。這就是他別號山谷道人的由來。到太和后居官三年。那時正是王安石新法中的鹽法厲行之時。他在太和行了一些寬和適中的辦法，老百姓很親愛他。到了元豐六年，他被調(diào)監(jiān)德州德平鎮(zhèn)（今山東德平縣），一直到元豐八年的春天。這是他居外六年的一段經(jīng)歷。

元豐八年三月，宋哲宗即位，事實上是神宗的母親宣仁太后高氏聽政。王安石一派的新政勢力跌落了，轉(zhuǎn)移為司馬光以及一切反王的舊派得勢了。這年四月，他被召為秘書省校書郎。因此，他入京了。在京師一段期間，他的主要職務是修《神宗實錄》。這一時期，東坡兄弟都做了朝廷顯要。此外并有許多知友。所以交游文字，頗有樂趣。他初除為著作佐郎，加集賢校理；《實錄》告成，又升為起居舍人。后來他丁母憂，服除，被命為秘書丞，提點明道宮，兼國史編修官。這一段時期，自元豐八年秋至元祐八年冬，一共將近九整年。

次年為紹圣元年，政局又改變了。因為宣仁崩了，哲宗此時已長大親政。章惇、蔡卞等人做了宰執(zhí)得勢了。章、蔡是所謂新政的分子。他們這時乘勢打擊一切舊派的人。紹圣二年，山谷貶官涪州（今四川涪陵）別駕，黔州（今四川彭水）安置（黔州居?。?，后來又移到戎州。這是現(xiàn)今四川瀘、敘（編者按：敘州即今宜賓）邊境一帶的地方，在當時是極邊遠險阻的處所。這一段時期是他生平最艱難困苦的一段光陰，自紹圣二年至元符三年，一共六年。

元符三年五月，哲宗崩，徽宗即位。自此時起以至于崇寧四年的六載時間，政局凡兩次波動。最初情況與哲宗初立時相同，由皇太后向氏聽政。章惇貶了。舊派又有得勢的傾向。但向太后聽政只有七個月，徽宗就親政。新派大起，舊派再落。這一次的所謂新派換了蔡京獨當大權(quán)，目舊派為奸黨，大起黨禍。因之山谷也在這政海大波瀾中初若起復，終于貶死。原來在元符三年，徽宗即位之時，他就被起復為宣德郎，監(jiān)鄂州酒稅。十月又被改奉議郎，簽書寧國軍節(jié)度判官。但他都請辭，并且不曾出川，只在戎州、江安之間。直到次春正月（建中靖國元年）方從江安東下。三月被改知舒州，又召入京。四月，他到了沙市以至過冬，請免恩命，求知太平州（州治在今安徽當涂）。次年（崇寧元年）春，回到老家。六月赴太平州，做了九天的官，又罷為管勾洪州玉隆觀。這樣，他就移到鄂州（今湖北武昌）住下了。這時候，與他同時貶到儋耳去的東坡，也自海外北歸，已在常州逝去了。他在鄂州住到次年，被除名羈管宜州（今廣西宜山）。他的罪名是“幸災謗國”。那時朝廷里有個執(zhí)政的熱官趙挺之和他以前有小小間隙，因之轉(zhuǎn)運判官陳舉為了奉承趙挺之，遂挑剔山谷在荊州所作的《承天院塔記》中字句，鍛煉出罪名來。這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從鄂州起行到宜州去，至崇寧三年二月才過洞庭湖，五六月間方達宜州貶所。次年（1105）九月三十日，這位六十一歲的老詩人長逝了！

綜觀他的一生，以才德而論，東坡為侍從時即曾舉他自代，說他“瓌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以官職而論，卻從來未曾居高位，握大權(quán)；以思想上和文學上的造詣而論，他成就了一代卓特的大作家。在《五燈會元》第十七卷又說他“以般若夙習，雖膴仕澹如也”。這是略舉一個輪廓。究竟怎樣才能明了其中的所以然呢？為了研究他的詩，就不能不研究他的人；為了證明他的人，卻又不能不向他的詩中看。因此在此小冊中除了將每一首詩盡可能地加以說明之外，仍須從當時的政治背景，他的思想淵源，以及他詩中的特點等等方面再加若干探討。

三

在宋仁宗以至于徽宗之初的一段時期內(nèi)，乃至后來南京偏安局勢形成，雖然因果推移，事勢萬變，但其最根本的原因卻早在宋太祖趙匡胤開國之初就伏下來了。我們可以這樣說，作為當時的統(tǒng)治者的趙匡胤定下“國策”，才奠定了兩宋文治的根基，但同時也留下了積弱的必然趨勢。這種趨勢由官僚逐漸造成，而養(yǎng)育官僚的即是趙匡胤自己。

原來他目擊五代以來承襲唐季藩鎮(zhèn)跋扈，武人擁立的禍根，并且他自己也就是以武人竊據(jù)軍權(quán)，組織兵變，導演黃袍加身而攘奪到柴周的統(tǒng)治權(quán)的。對于作為一個統(tǒng)兵官的他，最有利的形勢，換到對于作為一個統(tǒng)治者的他來，就立刻變成最危險的形勢了。因之，他日夜所焦慮深思的中心問題，便是企圖如何根絕這種形勢以及如何保證鞏固他和他的子孫統(tǒng)治權(quán)的問題。他在實現(xiàn)這一大企圖上“成功”了。他的原則是要建立一個中央集權(quán)的王朝，而從幾方面以具體的措施去實現(xiàn)：第一，以兵力對內(nèi)，平定南方取得統(tǒng)一，而對外則放松而取守勢，最后“杯酒釋兵權(quán)”以根絕武人篡位之禍。而“禁旅更代”制度的確立，更使任何地方的兵力都無從叛變。第二，更進一步，再積極地加重文臣的權(quán)力。中央宰執(zhí)既有權(quán)力，而又用“臺諫”鉗制之。地方的首長不僅由中央委任文臣，并且同時還派副手如通判之類實行監(jiān)察。最后中外皆歸大權(quán)于皇帝一人。這種文官全是由地主階級中用科舉、學校等方法選拔而來，成為宋室統(tǒng)治權(quán)的基礎。培養(yǎng)扶持這班地主出身的官僚階級，使之壯大臨民，便是鞏固皇權(quán)的最好保證。第三由于這樣的根絕藩鎮(zhèn)之禍的軍制，和培養(yǎng)地主階級的官制，自然就生出與此相配合的中央集權(quán)的財政制度來，以為營養(yǎng)的命脈。北宋的財賦，除了地方政府必需的經(jīng)費之外，一概是經(jīng)中央派出的轉(zhuǎn)運使悉數(shù)直輸朝廷的。食鹽、茶葉、香類、明礬，以及酒類等等，都是朝廷專賣的。并且皇家、貴族、官僚、世閥、僧尼、道士等等又都是占有大量田地，享受種種特權(quán)的。他們將所有的負擔都轉(zhuǎn)嫁到老百姓身上來。這就是北宋統(tǒng)治者集中財賦、厚待官僚，“思逮于百官唯恐不足，財取于萬民不留其馀”的財政制度的精神所在。

既然北宋的官僚在政治上形成了這樣的一個重要階級，且看他們受到具體的待遇如何吧。一個人只要做了官，朝廷就給他極優(yōu)厚的俸錢，給他綾和絹穿著（例如宰相，春冬綾各二十四，絹各三十匹，絲綿一百兩），給他米吃（宰相每月一百石），給他官房住，再給他“職錢”，再給他仆（傔）人的衣糧，再給他仆人的“餐錢”，再給他“茶酒廚料”，再給他“薪蒿炭鹽”，再給他“飼馬芻粟”，再給他“米面羊口”。巧立名目，愈出愈多。不僅如此，還要供給他歌舞的官妓。（宋太祖在“杯酒釋兵權(quán)”的時候就勸石守信等拿“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北宋的官僚享受歌舞是極普遍的。因此遂產(chǎn)生了文學上宋詞的特色。）不僅如此，他年老退官，還給他優(yōu)厚的干薪，那就是著名的“恩禮”、“祠祿”。不僅如此，他死了之后，還要大量“蔭補”他的子孫親族！此外，還有許多皇帝逢時過節(jié)，郊禮慶典的大小賞賜更不勝枚舉。尤其可詫的是這些官僚縱然犯了貪污不法等等罪行，也很少受到嚴肅的處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加之以對外的屈辱，金幣買和所費日重，老百姓擔負不起了。朝廷財政日益虧空；社會基礎日益動搖。后來費用雖然日多，兵額雖然日擴，而軍隊的素質(zhì)卻愈來愈壞，外侮也愈來愈嚴重。因果循環(huán)，內(nèi)外交迫，到了宋神宗即位以后，這種種危機使得王安石的變法成為必至之勢了。

王安石的變法與清季康有為的“維新”，比勘起來，有許多異同之點，姑不詳論；但在大體上我們今日不能不肯定這一運動在當時的進步性，尤其不能不肯定其有一定的成功。因為這一政治改革是符合當時要求的。

所謂新法，是通過中央總機關“制置三司條例司”的研討、決定，頒發(fā)全國施行的。其中青苗、農(nóng)田水利、免役、市易、均輸、方田均稅等措施，針對了當時的財政，起了解救危機和培育新生力量的大作用；其中的保甲、保馬、軍器監(jiān)、置將等措施，針對了當時軍隊的腐敗、國防的廢弛而起了重振旗鼓、抵御遼夏的大作用。在長期堅決執(zhí)行這些政策之后，社會改革相當?shù)睾侠淼貙崿F(xiàn)了。這使得地主、官僚和商人的特權(quán)利益受到限制。他們不能不也像老百姓一樣地負擔些賦稅，而一般老百姓的負擔未有增加。這樣國庫才充盈了，軍隊才堅強了?？偠灾捎谶@次的變法，趙氏皇權(quán)的命運方能賴以延長。這是毫不夸張的。

但是當時投入政治潮流中的大小官吏，真正公忠體國的人總是極少。若是無道德品質(zhì)做基礎，越是有才干的人越會揀當軸所喜歡的地方，逢迎趨奉，變本加厲地去干，以期達到他自己升官攬權(quán)的最后目的。其最顯著的例，便是蔡京。蔡京本是“新黨”，但他在最頑固的舊黨司馬光當權(quán)的時候，能夠做出使司馬光最高興的成績來！然而樹立元祐黨籍碑的也就是他！至如呂惠卿，原事安石，后來傾軋安石無微不至，更不用提了。

這樣的結(jié)果，便是利用王安石的新法起了極壞的極端相反的作用。剝削聚斂全國老百姓辛苦生產(chǎn)的財富，集中于朝廷，來做奢侈荒淫的消費。這就是后來從紹圣時章惇的執(zhí)政起以至于宣政間的惡劣政治現(xiàn)象。從最無恥的“花石綱”為例，無數(shù)破百姓家要百姓命的“綱”紛紛起來了。以至于蔡京“得君之專”的“豐亨豫大”的口號都出來了。窮天下之力以奉趙氏一家主仆的糜費。

至于在王安石當時，重用呂惠卿、章惇、曾布等人所生的弊病，部分也是實在的。當時反對的理由如青苗取息過重，富人不愿借，貧人不易還，州縣勒借；如丈量奉行不善，豪強阻撓；如均輸保甲的擾民，也不是沒有事實的。老百姓所受的痛苦是不能遮掩的。何況加之以官僚間參雜私人恩怨，因而誣蔑傾軋，報復不已！在這樣公私復雜的情況之下，又安得而不越弄越壞呢？

再看反對王安石的人們，在當時是極多的。他們的反對理由，最初也不是毫無見解的；但到后來便把王安石個人和新法混起來了，把本來的新法和變質(zhì)的新法也混起來了。他們不問是非，不分前后，都只說壞不說好。到了此時，已經(jīng)純是朋黨之爭，不過表面上拿新法作幌子而已。當新法行時，滿朝的舊臣大老，以司馬光為最顯著的例，無不齊聲痛罵的。元祐司馬光再起，把新政不分青紅皂白一切廢棄，新法中的要人一切斥逐。即使同屬舊派，也因意見不同而不得不分為“洛”、“蜀”、“朔”三黨了。呂大防、劉摯的調(diào)停辦法還未奏效，而紹述的局面已來。章惇為相的報復，更甚于司馬光。及至崇寧間蔡京又將曾布擠去獨專政柄，連曾布的一點類似調(diào)停的辦法也廢棄了，舊派在元符徽宗初即位時的一點轉(zhuǎn)機也斷絕了。

現(xiàn)在且不去研究黨爭的細節(jié)，只推尋舊派所以反對新政的原因，大概有如下的幾樣：第一，這一班舊人，或是勛貴，或是大佬，或是名流，不問其表面上有何差別，實際上都是代表大地主和特權(quán)階級的。為了新政正好妨害了他們的利益，一定要反對。第二，在思想上，他們一直自命是正統(tǒng)的儒家，只有他們的傳統(tǒng)守舊是正確的，此外什么都不能動搖其信仰。他們雖然在理論上如此，實際的條理卻往往空疏，其結(jié)果施于政事只好因循。因此他們對于王安石的條理細密，篤實可行，不加研究就已覺得可惡，何況王氏更拿“古”和“經(jīng)”來折服他們，等于拿他們的拳頭打他們的嘴，那就不得不更流入意氣而死爭了。第三，由于王安石的大量斥逐勛舊大佬，這些人在政治上的失勢也必然反對新政。第四，由于新政中的許多壞人作了許多壞事，使反對者也根據(jù)事實振振有辭。

最后還要略為提到蘇軾在這里面的地位。

平心論之，蘇氏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是偉大不朽的，在當時政治上所起的作用也是異常有力的。但推尋他的生平，他對實際政治許多設施上遠不如王氏的經(jīng)緯。他在政治上的見解也是偏于空疏的理論的。但由于他的文學高，胸襟闊，應接一時豪俊，聲名洋溢，附從眾多，所以在當時政界隱然成為一派的領袖。他的領袖地位并非政治才能所造成，而是文學聲望所造成的。以蘇氏那種堅強的個性，加之以風發(fā)泉涌的文筆和風采照人的談論，他在政治上當然是王派一勁敵。但也由于畢竟還是文學高，所以政治上的成績少。

如上文所簡敘的背景，取以與山谷生平的行事相對勘，我們自然就會看出他的真際來。

毫無疑問，他在文學上傾倒、肩隨了東坡，因之在政治上自然被人看成是一個反王派。那時“士君子”交友是講究死生不移貴賤不改的。只要是朋友，哪怕見解不同，到了患難之際，還是慷慨鎮(zhèn)靜與之同禍。即如當時的陳師道因為與蘇、黃交好，就寧可齋宿受寒，也堅決不穿趙挺之的絮衣以至于因此而死。趙挺之還是陳的親戚呢！山谷對實際政治上很少發(fā)表政見。以他的出身而論，自然也是維護舊勢力的。但就他的著作尋檢，他與東坡的見解卻不一定相同。因此可以這樣說，他與東坡的交情是生死不移的；但一切見解和努力的方向卻是獨立的。這一點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