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既沒有屈原的宏偉悲壯，又沒有李白的豪放飄逸，也沒有杜甫的闊大沉雄，陶淵明以他百來篇詩文竟然贏得了與這三位詩國巨人比肩的崇高地位。蘇軾甚至還認為他在詩史上的地位“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1]，王國維也說“屈子之后，文學上之雄者，淵明其尤也”^[2]，一直到現(xiàn)代朱光潛仍然認為：“淵明在中國詩人中的地位是很崇高的?？梢院退葦M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sup>[3]在這三位大作家或大學者眼中，杜甫也許勉強可以和他并駕齊驅，李白似乎還沒有資格與他平起平坐。

美國著名詩人龐德曾慨嘆“成為一個大詩人”之不易，否則，“許多人早就成為大詩人了”^[4]。是哪些因素使陶淵明成為一個大詩人的呢？或者說，是什么奠定了陶淵明在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呢？有的從政治學和社會學的角度解說。由于孔子要求通過詩歌對個體心靈的陶冶塑造，以達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的社會目的^[5]，忠孝后來就成了封建社會評價詩人最重要的價值尺度，“以忠正為高，以伏節(jié)為賢”也就成了判定一個詩人崇高與卑劣的首要標準^[6]。因而，前人對陶淵明的贊美也多集中于所謂“恥事二姓之驗”“眷眷王室之心”上^[7]。史家說他“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8]，一直是后世詩論家的美談；他辭官彭澤躬耕南山，也被說成是“不食周粟”之義，明其“出處之分”，“全其后凋之節(jié)”^[9]；他的詩文更是字字句句被膠繞牽扯到故國君父之思，“動引忠誠悃款以實之”^[10]。封建社會的詩論家拼命把陶淵明打扮成司馬王朝的忠臣，而新時代的許多論陶者又竭力把陶淵明說成是人民的肖子，總是在陶集中去尋找同情人民苦難和反對權貴壓迫的詩歌或詩句。有的從倫理道德的角度入手，根據(jù)詩品決定于人品的古訓，反復稱揚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節(jié)操，贊美他將權貴饋贈的“粱肉”“麾而去之”的骨氣，肯定他寧可躬耕自資也不一傍權貴之門的人格。有的則從審美價值的角度立論，或稱道他那質而實綺、枯而實腴的詩風，或激賞他所創(chuàng)造的那種和諧靜穆的詩境，或沉醉于他詩文那平淡自然而又韻味淳厚的藝術魅力。

然而，義熙前“書晉氏年號”而永初后“唯云甲子”云云，征之陶集多有不合；辭官彭澤在晉亡前十幾年，陶淵明大概不至于提前十幾年便“不食周粟”；他的詩文更“未嘗沾沾以忠悃自居”^[11]，將它們都附會成黍離之悲，連少數(shù)封建時代的詩論家也覺得“幾無復理，俱足噴飯”^[12]。就陶詩的人民性而言，雖然他對人民的苦難具有深廣的同情心，但他現(xiàn)存的詩文很少正面抒寫對人民的同情，也很少正面反映那個時代的動亂與黑暗，在這方面他不僅遠比不上后來的杜甫、白居易，甚至還比不上張籍、王建，于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不少人因此轉臉便糟蹋陶淵明，把其人其詩說得不值一文大錢。這種從政治的角度臧否詩人的研究方式隱含的邏輯前提是：詩人自身及其創(chuàng)作毫無價值可言，其地位和價值完全取決于他與另一實體的關系。然而，每一個詩人都有自己生命體驗的重心，陶淵明顯然不是一個政治詩人或社會詩人，他所關注的是個體存在的終極意義，而不是某朝某姓的興衰；他所探尋的是存在的本體和理想的人格，而不是政治傾軋和改朝換代的是非；他所求的是生命的自在灑落，而不是個人在現(xiàn)實社會中的春風得意；雖然他具有深厚廣博的同情心，但并沒有“大庇天下寒士”那種社會抱負，他只是力圖在“淳風日盡”（《扇上畫贊》）^[13]的世道守護人的真性——陶淵明的意義和價值別有所在。是否主要就在于其詩文的藝術價值呢？藝術標準只能衡量其詩文的藝術性，而“偉大”則必須以超藝術的標準來衡量，僅僅詩藝的高超不過是個高明的詩匠而已。那么，他的偉大就在于其道德操守的高尚嗎？道德操守當然是衡量一個詩人偉大與渺小的重要因素，但對于陶淵明而言這還不是決定性的東西，他為什么要選擇那條飽受饑寒之苦的人生道路？為什么不“安食公田數(shù)頃”而去“種豆南山”？為什么要“復得返自然”？為什么其詩能削盡浮華而獨呈本色？為什么其詩風那般“和諧靜穆”？

對這些問題的追問自然就逗出了本書所要論述的中心主題：左右陶淵明人生抉擇、決定他人生態(tài)度、影響他詩文創(chuàng)作的深層動因是詩人對生命的深度體驗，對人生目的與價值的深微透悟，也正是這種體驗和透悟使他給散文式的日常生活帶來詩性，把晦暗的人生引入澄明。陶淵明是“玄學人生觀的一個句號”^[14]，是魏晉人格理想的實現(xiàn)和完成，他以自己的生命境界展示了魏晉玄學主題的深度，但他又不像許多魏晉名士那樣因沒有生活信念而放縱感性，因人生的迷茫而揮霍人生，因不知道要干什么便什么都干。他在饑寒之憂、隴畝之勤、居常之念中，經由憂勤克己的功夫而臻于灑落悠然的境界，他解脫了一切功利、成敗、貧富、窮通乃至生死的束縛，其人生表現(xiàn)出一種無所利念的灑脫，無所欠缺的圓滿，真正超越了自我并同流于天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形影神·神釋》）。他這種博大的生命境界孕育于中華民族博大深厚的傳統(tǒng)文化，并體現(xiàn)了晉宋之際名教與自然合一的時代特征：儒道兼綜，孔莊并重。我國古代偉大詩人中只有他才達到了一種人生的化境——任真肆志又固窮守節(jié)，灑落悠然又盡性至命。他的詩文便是這種生命境界的完美表現(xiàn)。

全書圍繞以上這一中心論旨展開：前四章分別揭示陶淵明生命境界的特征及其形成，這一生命境界的文化底蘊，他對死的超越與對生的安頓，他在身心沖突中對自我的體認，以及通過體認自我進而把握自我的那種成熟的人性。第五、六章分別闡明他歸隱的本質在于守護生命的真性，其動因在于既超越人際的利害，同時又表現(xiàn)出對人際的深切關懷。第七章闡述他在飲酒中所達到的超塵脫俗、融然遠寄的生命境界。第八、九章分別探討他的詩歌風格、語言特征與其生命境界的內在聯(lián)系。最后兩章論析陶淵明在接受史上的命運——人們對其詩的評價由忽視到重視、由冷落到推尊，對其人的認識，則由對道德操守的贊頌進而到對其存在境界的把握，由仰慕其氣節(jié)品行到接受其存在方式，接受者對陶淵明理解的深度同時也昭示了接受者自身存在的深度。

陶淵明是滔滔濁流中的一泓清泉，是“市朝驅易進之心”的塵世的良心，是“大偽斯興”時代的一位真人（《感士不遇賦》），因而，他對后世影響最大的是他那超脫的人生韻味、那灑落的生命境界，以及展現(xiàn)這種人生韻味和生命境界的詩風詩境。自稱“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的蕭統(tǒng)^[15]，早對他“脫穎不群，任真自得”的為人欽仰不已^[16]。當然，首先對陶淵明其人其詩有精微體悟并作出深刻闡釋的是蘇軾，他不僅把陶的詩文視為藝術的極致，也將陶的為人作為自己人生的楷模；對其詩心追手效，首首依韻而和，對其人更是高山仰止，愧嘆“我不如陶生”^[17]。自此而后，陶淵明才在文學史上享有他應有的地位，而陶淵明研究也隨之成了古代詩論中的顯學，后人對其意義和價值也有了越來越深刻的認識，連理學大師朱熹也極口稱道他不“局促塵?！钡拇嬖诜绞剑骸白髟婍殢奶?、柳門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fā)蕭散沖淡之趣，不免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18]他那沖淡自然的詩語既源自詩人存在的深處，他那和諧靜穆的詩風同樣來于詩人的人生境界，宋元以后的詩論家對陶淵明人生境界與詩歌境界的內在聯(lián)系多有論述：“蓋淵明人品素高，胸次灑落，信筆而成，不過寫胸中之妙爾，未嘗以為詩，亦未嘗求人稱其好，故其好者皆出于自然，此其所以不可及。”^[19]明何湛之在《陶韋合集序》中也說：“晉處士植節(jié)于板蕩之秋，游心于名利之外，其詩沖夷清曠，不染塵俗，無為而為，故語皆實際，信《三百篇》之后一人也?！弊匀?，從黃庭堅到魯迅也不斷有人指出陶淵明為人剛烈豪宕的一面：“彭澤當此時，沉冥一世豪?！?sup>[20]龔自珍在《己亥雜詩》之一二九中說：“陶潛詩喜說荊軻，想見《停云》發(fā)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俠骨恐無多。”^[21]魯迅先生也不同意陶淵明“渾身靜穆”的說法，認為陶詩中“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外，也還有‘精衛(wèi)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金剛怒目’式”^[22]。不過，這只是表明陶淵明超脫俗世而非棄絕人世，表明他真正的人際超越來于他深切的人際關懷。人際關懷是他人際超越的生命動力，假如不執(zhí)著于人間的價值信念，假如不分人間的是非邪正，他怎么可能憎惡人間的是非混淆和價值顛倒？怎么可能因此而遠離官場歸隱園田？怎么可能超脫功名浮囂和利祿貪競？可見，正由于他有對世俗丑惡的“金剛怒目”，才有他超脫塵俗的高風逸韻。魯迅先生在指出“他于世事也沒有遺忘和冷淡”的同時，也充分肯定他“是個非常和平的田園詩人”^[23]。這正是陶淵明獨特意義之所在：既結廬人境又不“局促塵埃”，既充滿人際關懷又不受人際羈絆，因而“陶詩句句近人，卻字字高妙”^[24]。

正是基于對陶淵明的這種理解，我才在本書中從存在論的角度闡釋陶淵明的生命境界，以及這一生命境界與其詩歌境界之間的關系。我的研究是在前人和今人有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行的，既受惠于古哲也得益于時賢。蘇軾對陶淵明其人其詩的理解最為獨到深刻，他最先從存在論的角度論述這位偉大詩人：“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sup>[25]陶淵明這里為“古今賢之”的“真”不是倫理學上的“真”，也不是認識論上的“真”，而是他存在狀態(tài)上的“真”。蘇軾對陶淵明的論述在陶接受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它標志著陶淵明研究已由政治曲解和道德贊嘆，深入到對其存在境界的探尋?，F(xiàn)代對陶淵明闡釋最有深度的是梁啟超、魯迅、陳寅恪、朱光潛幾家，其中尤以魯迅、朱光潛影響最大。早在1935年朱光潛先生便借鑒溫克爾曼關于古希臘雕塑“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的觀點來闡釋陶淵明：“這里所謂‘靜穆’自然只是一種最高理想，不是在一般詩里所能找得到的。古希臘——尤其是古希臘的造形藝術——常使我們覺到這種‘靜穆’的風味。‘靜穆’是一種豁然大悟，得到歸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觀音大士，超一切憂喜，同時你也可說它泯化一切憂喜。這種境界在中國詩里不多見。屈原阮籍李白杜甫不免有些像金剛怒目，憤憤不平的樣子。陶淵明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sup>[26]此說雖稍嫌絕對和簡單，并因此曾遭魯迅先生批評，但無疑道出了陶淵明人生境界和詩歌境界的某種主要特征。幾年后他仍堅持己說：“淵明則如秋潭月影，澈底澄瑩，具有古典藝術的和諧靜穆?！?sup>[27]他這次的論述也比先前周詳縝密得多，《陶淵明》至今仍不失為一篇平實而又新穎、優(yōu)美而又深刻的典范性論文。魯迅先生對古今隱士的精辟洞見，對通過全集以見“全人”研究方法的強調，特別是對“渾身靜穆”說的尖銳批評，迫使我認真思考陶淵明是如何從“金剛怒目”變?yōu)椤胺浅Ｆ胶汀钡?？他何以能既不“遺忘和冷淡”“世事”而又能不“局促塵?！?sup>[28]？“世界上本沒有一個人能夠有持久的寧靜”^[29]，陶淵明同樣也不是天生的“非常和平”，他在《與子儼等疏》中自稱“性剛才拙，與物多忤”，更不可能一直是“渾身靜穆”，他的心靈深處也有過貧與富的交戰(zhàn)、窮與達的煩擾、生與死的焦慮，他的“和諧靜穆”是他長期靈魂搏斗的結果，他灑落悠然的生命境界來于他痛苦而獨特的存在體驗。這樣，我對陶淵明生命境界的特質及其成因便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當代大量有關陶淵明的研究成果也使我獲益良多。近幾十年學術界對陶集編年、?？薄⒆⑨層昧惹谑斋@也不少，此外，先后還發(fā)表了一系列卓有見地的論文和十幾部沉甸甸的論陶專著。我們時代對陶淵明理解的多樣性，正標示了我們時代精神生活的豐富性，它們或從正面給我以啟示，或從反面激發(fā)我思考。

我當然希望自己的闡釋能切近歷史上真實的陶淵明，但同時我也明白自己是在特定的語境中接受陶淵明的，對他的理解因而有著自身的歷史性，這包括不可避免的作為前理解的先見，和可以而且應該避免的屬于個人個性及知識的局限。